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编撰《老教授风采》一书，我应师兄李其维嘱为左任侠教授撰文。全文如下：
左任侠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是我国教育与心理统计学学科的先驱者、我国心理测量学的早期探索者、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在我国的早期研究者。他的学术生涯，对我国心理学界众多学科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开学术先河、领风气之先作用。
一、崇尚科学精神，尊重科研方法
左任侠教授于1925-1931年留学法国，确定了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的一生，就是实践自己“科学救国”志向的一生。
青年时代的左任侠看到积贫积弱的祖国在落后、愚昧和迷信中痛苦地挣扎，认识到研究科学和宣传科学的重要性，遂决心与好友朱冼一道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朱冼选择了生理学专业，而左任侠选择了心理学专业。左任侠认为，研究生理学和心理学，是提升国民身心素质的两张翅膀。而真正达到运用科学知识拯救祖国的目标，就必须严格按照科学本身的方法来认识世界。左任侠认为，学习和研究心理学，就必须熟练掌握和运用统计学，因为统计学是一种消除误差的方法。只有懂得如何消除误差，才能是实验研究精密化。因此，左任侠教授十分注重向青年教师和学生宣传在心理和教育领域中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和技巧。
20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左先生首先在华东师大教育系开设“教育和心理统计学”课程，并着手编写讲义。根据当时的设想，先编写出版一部关于教育和心理学实验研究中如何进行实验设计和对数据统计分析的教材，然后再编写一部如何在教育和心理测量中运用统计方法的教材，以完成出版全套的教育、心理科研方法工具书的任务，有利于推进心理实验和心理测量按科学规范展开。左先生的课程，对新中国第一代心理学工作者的成长，起到了厚实的奠基作用。这本书最关键的一点是使我们懂得了一条真理，那就是离开了科学程序和科学方法，就谈不上科学化。这是一位诚实的知识分子对党中央庄严号令的科学响应。
今天我们回过头再来认识左任侠教授的精神，不由得为他的赤诚之心所感动。未能逆料的是，1962年，讲稿被窃，所保存的资料又在“文革”中被抄得荡然无存。十年动乱结束后，心理学界又逢春天。左任侠教授重新整理《教育与心理统计学》一书，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内容广泛、学术严谨、语言凝练。在中国心理学界有一个共识，心理学家一致认为左先生的这本书，是我国教育和心理学界《教育与心理统计学》课程的奠基和担纲之作，对中国心理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规范作用和启示作用。
左任侠先生被公认为中国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研究的先驱者。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左先生在留法期间就已关注皮亚杰的研究，并十分敏锐地意识到皮亚杰学说对整个儿童心理学发展的重大意义。这自然是得益于先生既精通儿童心理学，又娴熟于法文文献之故。左先生从法国及西欧留学归国后，致力于向国内同行介绍皮亚杰学说。
文革结束后，左先生在国内率先招收以皮亚杰学说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他鼓励研究生展开皮亚杰学说的实证研究，并且从青少年“形式运算”的发展特点这一较高的起点上展开研究。左先生精心准备研究生教材，亲自主讲皮亚杰理论，并且对研究生提出全面掌握皮亚杰学说所涉及的康德认识论、结构主义方法论、理论生物学、数理逻辑和抽象代数等相关知识的高要求。
左先生还受当时上海教育出版社之邀，主持《儿童怎样学习数学：皮亚杰理论的教育含义》一书的翻译。此书曾被国内外诸多学者誉为皮亚杰著作的“小型百科全书”。此后，左任侠先生又亲自撰文，推介皮亚杰理论在教育实践领域的应用。他认为，学校教育应该着眼于“学生如何学”，而不是“教师如何教”。他尤其推崇皮亚杰的主张：教师应该成为儿童心理学家；任何知识都是由学生主体构造起来的，学习的本质是创造、是发明，而非简单地发现已有的或现存的知识。左任侠先生还与他的学生李其维一起主编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文选》（1991年）。学界公认，此书对皮亚杰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皮亚杰在晚年把他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采用了新的逻辑和数学来刻画认知结构的形式化特点。
皮亚杰的这一重要学术转向和学术成就，当时并不为心理学家们所深刻理解，而左先生对之已有明确的认识。他的学生李其维后来主持翻译了皮亚杰的晚年著作，乃是延续了左先生的早年工作。左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皮亚杰理论十分红火的时候就已冷静地指出：皮亚杰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会经历一个“发展——沉寂——再发展”的逐渐向深、向上的发展轨迹。左先生相信并期待国内重新掀起学习皮亚杰理论的热潮这一天终会到来。理由无他，根本原因在于诚如皮亚杰所言：他的全部工作对其所设定的目标来说“只是一个开端”，发生认识论的最终任务还没有完成。事实上，皮亚杰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状况完全印证了左先生的远见。
左任侠教授在介绍和推广皮亚杰理论的时候，不仅关注着概念的准确和体系的完整，更重要的是提倡学习皮亚杰引领学术潮流的大无畏精神。皮亚杰的学术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左先生告诉我们，皮亚杰早年，是一位经验论者，后来受进化论影响，成为机能主义者，后来又变成了结构主义者。当结构主义在欧洲社会科学领域盛行时，皮亚杰又放弃了结构主义，用走向意义的新逻辑和态式与范畴的新数学开辟新的研究，成功的解决了生命与智力之间是如何延续、日常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如何延续的两大困惑。左任侠教授教导我们要像皮亚杰那样，坚持走在时尚的前面，不断探索，不断修正自己，做一个富有创新意识的学者，而不要满足于人云亦云，成为毫无建树的学匠；更不能“盲人骑瞎马”，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庸俗之辈。
左任侠教授十分重视心理科学的实证研究，重视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同时，他也十分注重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的活动。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运用心理测量技术，发表对考试制度改革的建议。他提出了口试与笔试并重的基本出发点，并详细论述了口试考试方式的误区和改进办法，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问一个理论性的问题、一个记忆性的问题、一个应用性的问题”，又如“口试考试不能要求涉及教学大纲规定下所有章节的知识要点”现在看来也极具启发意义。
对于皮亚杰理论，左任侠教授不仅看到了它的理性价值，也看到了它的实用价值。他认为，皮亚杰理论对我国的教育实践同样具有指导意义。首先，是知识观方面的指导意义。过去，我们的教育理论界过分强调传授给学生的知识要定型化、系统化。而皮亚杰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的知识是一条流动的长河。任何一个具体的知识，只是人类认识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随着认识的发展，现成的知识必然会发生变化，包括被否定。因此，要树立发展的知识观，防止僵化和教条。在教学方法上，皮亚杰理论告诉我们应该适应儿童发展的水平和需，多运用活动法、自我发现法、冲突法以及同伴影响法，改变我国教育长期使用的一刀切、满堂灌的消极方法。
1982年，左任侠教授欣然接受了《大众心理学》主编的工作。他明确提出了“《大众心理学》须为‘大众’为要”的宗旨。他认为，《大众心理学》的创刊，“显示在神州大地上科学春天的来临，心理学告别了多灾多难的过去，迎来了复苏盛世”。他要求编辑部的同仁使《大众心理学》突出心理学的学科特色，加强与相邻学科的联系，做好心理学的普及工作，尤其是对儿童教育方面的问题多加心理学的科学宣传和指导。为此，他明确指出，刊物一方面要反映大众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过程中所频繁接触到的心理学问题；另一方面，要处处考虑到大众的接受能力和理解水平，做到让大众喜闻乐见，因为，真理总是朴素的。让心理学从学者的实验室和高校的课堂中解放出来，成为大众手中的有效工具，促进大众的心理健康和发展。
左任侠教授一生的学术生涯，实践着自己年青时代“科学救国”的信念，用科学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为中国的社会服务，为中国的大众服务。
二、诲人不倦，教书育人
左任侠教授不仅自己学术视野开阔，始终在引领着教育、心理统计学、心理测量学和发生认识论研究的前沿，而且把自己的爱国情怀和毕生精力都倾注在对年轻人的培养上，真正达到了诲人不倦和教书育人的境界。
上世纪60年代，系领导派遣刚刚毕业不久的李绍珠担任左任侠教授的助教，要求她一方面协助左先生教学和科研，一方面跟左先生学习专业知识。左先生多次对李绍珠说，做学问不能搞运动，要一步一步地深入，就如同王国维描述的三境界一样，要靠积累和发现，不能急于求成。左任侠教授为她制定了10年发展规划，要求她先花5年学习心理统计学，再花5年学习心理测量学，最后再学习皮亚杰理论。这样，李绍珠就能在学术上全面地传承左先生的学识。此外，他了解到李绍珠的数学基础较好，而语文基础尚欠，就为她准备好《中华活页文选》，指导她学习古文和现代文学，提高李绍珠的语文水平。
左任侠教授经常告诫李绍珠，做学问，首先是做人。人做得清白，学问也才能做的认真。任何不清不白的人，学问也不可能做得认真的，因为这些人受干扰太多。左先生勉励李绍珠向荷花学习，中空外直，不枝不蔓，既要虚心学习，又要有批判性思考。他说：“勇于思考，学会思考，这是做学问的根本。”“什么是会思考呢？那就是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统计也好，测量也好，其实都是告诉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既是科研的原则，也是做人的品格。李绍珠清晰地记得，文革前的一天，她到左先生家里去请教问题，左先生指着书桌上的一份《参考消息》对她感叹道：“腐化会败家，僵化也会败家。”左先生已经从当时的政治气氛中觉察到了某种危险。今天，当我们经历了动乱的苦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后，重温左先生的这句话时，怎能不为他拳拳爱国之心和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忧患意识而折服呢！
文革期间，左先生首当其冲，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冲击和羞辱。但他的表现十分平静。多年之后，他在为金瑜赴美国进修送行时，说出了自己的心迹：“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镇静。”十年动乱结束后，左任侠教授依然是平静的重操旧业。跟他学习心理测量学的一位中年教师，文革中曾是个造反派小头头。左先生不计前嫌，依然接受他的学习要求，并一如既往的帮助他提高业务水平。左先生说：“年轻人是没有错误的，应该教育，而不是指责。”这位教师在左先生的指导下，成功的掌握了心理测量的知识，并出版了专著，完成了左先生在写完心理统计学后再出版心理测量学的学术夙愿。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时年78岁的左任侠教授，担当起发展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生导师的任务，第一届就招收了4名硕士研究生。左先生一方面根据专业特点开设迫切需要的课程，一方面又根据各人的学习背景和学术兴趣，制定不同的研究方向和培养方案。左先生为这一届研究生开设的第一课是《儿童心理发展的遗传生化基础》。当时，美国出版的《普通心理学手册》和《儿童心理学手册》都从不同的角度将遗传的生化知识引进了心理学范畴。因此，学习心理发展的遗传生化基础是十分前沿和重要的基础知识。
左先生在第一堂课上引用地藏王的名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来表达主讲这一课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那时，他患有哮喘病，经常是一边服药，一边为研究生讲课，从来没有延误过一节课。同时，左先生还把研究生推向科学研究的第一线，派遣他们参加上海市遗传学会组织的双生子身心特点的研究课题，用智力测验的方法探索双生子的智力发展特点，使研究生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学会如何研究。
对于远离自己身边的学生，左先生也是十分关注他们的每一点进步。1988年2月，左先生特地给当时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王振宇写去一信，肯定他出版的《儿童心理学》一书“取材精当，毋庸词费”，鼓励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弟子们总能在精神上得到他及时的关怀和激励。
左任侠教授一生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生活简朴。每年冬天，左先生总是穿着一件褪尽颜色的老棉袄，又板又硬。1980年1月，左先生80大寿，发展心理研究室的教师和研究生决定为左先生做一件新棉袄，作为生日礼物，才换下了那件老棉袄。南京师大的一位博士生为了研究一个课题，打算拜访左任侠教授。临行前，王振宇告诉他：“你不妨注意一下，左先生家里最现代化的家用电器是天花板上的一盏25瓦的电灯泡。”那位博士生从上海回到南京后不无感慨地证实了这句话的真实性。就是这么一位在生活上没有特殊追求的老教授，在学术领域中孜孜不倦研究、思考，始终带领弟子们不停的探索在心理学的学术前沿，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不朽的学者榜样。
大象无形。对于左任侠教授这样的榜样，最重要的是铭记在心里，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