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翟，是墨家的“头领”；墨家，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其他诸“家”，因为墨家并不是师徒传承的学术团队，而是一个以墨翟为核心头领的侠客组织，兼具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性。《史记》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赴士之厄困”，是一群很义气、很诚信、很卖命、很给力的战斗团队。
整个《史记》，没有给墨翟立传，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提了一下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司马迁似乎在刻意回避这么一位曾经如日中天的历史人物。但是，附在《史记》最后的《太史公自序》中，倒对墨家做了较高且客观的点评：“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赞美墨家承奉尧舜节用俭朴之徳。
司马迁没有给墨翟立传，想必有这么些原因，或是因为墨翟及其组织来自社会下层，不属“名士”队伍；或是因为其主要观点与汉武帝时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冲突；或者是司马迁没能读到墨子的第一手资料；或者是因为墨翟是一位在野的侠客头领……总之，这些疑问还是疑问，只能暂时搁置一边。
其实，墨翟也曾是儒家的信奉者，是周礼文化的弘扬者，他的名声甚至远高孔子。但是，他很快厌倦了周礼的繁文缛节，厌倦了儒家“慎终追远”的奢靡之风，厌倦了儒家将人三五九等区分开来的不平等观。最终，他以一位斗士的形象，出现在儒家的对立面上。
墨翟，身世生卒已经无法考证，推测是出生在春秋末期低微的下层社会，是一名侠客，最终做成了某个侠客组织的一号头领，号称“巨子”。从不完整的历史资料里，可以了解墨翟及其团队概况，虽然尚武，却主张“非攻”。《墨子·公输》中有这样一件事情记载：
宋国遭到强大邻国楚国的侵略威胁。墨翟带领他的军事团队为宋国做好了防御准备。为了避免战争发生，墨子孤身去了楚国，尝试说服楚国放弃军事行动。当时，楚国很自信，因为他们有一位很出色的机械发明家公输般，由他发明了一种新式的攻城武器，据说能战无不胜，敌国防不胜防。按照墨翟建议，楚王让墨翟和公输般在其面前摆开了“模拟战势”：墨翟解开自己的腰带，模拟城墙，又拿来一根棍棒，权当守城武器。接下来，公输般使用他的微型新式攻城装置，用不同方法九次攻城，九次被墨翟击败。公输般所有的方法用尽了，都没成功，而墨翟的防御手段还远远没有用完。公输般无计可施，黔驴技穷，说了一句，“我知道怎样打败你，但是我不说出来”。墨翟回敬说，“我知道你的办法，但是我也不说出来”。在场的楚王，看他俩打着哑谜，便问墨翟究竟是什么意思。墨翟说，“公输般的意思是想杀我，以为杀了我，宋国就没有防御能力了。他想错了，我来这里之前，早已为宋国防御做好了准备。我的弟子禽滑厘带领数百号人，已经手持我的防御器械，等在宋国城头上呢，胆敢侵犯的，来者必诛。就算今天把我杀了，你们也没有任何胜算。”楚王听罢，一脸茫然，连连挥手，大声嚷嚷：“不打了，不打了！这仗不打了！”
一场涂炭生灵的战争，就这样被墨翟智慧地制止了。
“非攻”，在那个群雄争霸血雨腥风时代，是社会成员的集体渴望。就这层意义上说，墨翟，是时代的正义代表。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墨翟决不是一般的侠客或武士，不只是有忠肝义胆，不只是给钱就卖命的那种，而是具有非常鲜明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这个立场，就是支持自卫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墨翟及其团队，既恪守侠客的职业道德，又坚守“非攻”的正义立场。
墨翟时代，儒家还不是显学，但是，已成弥漫之势。墨翟清楚地看到了儒家思想潜伏的社会危害，于是，展开了对儒家的批判。墨翟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首先，儒家不相信天命，“天鬼不悦”。其次，儒家对逝者极尽哀情，坚持厚葬，守孝三年，铺张浪费。再次，儒家强调礼乐，同样是繁文缛节，奢靡铺张。最后，儒家相信命运，并将自己委身于命运，客观上造成了人们的懒惰。墨子罗列了孔子为代表儒家思想的一系列错误：
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非儒》）
这些话，几乎全部击中儒家的要害。唯独指责儒家“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似乎有横加指责之嫌。儒家之“立命”，并不是任由“命运”主宰，儒家的“知天命”之“命”，并不是某种先定的“命运”，不是宿命主义的“命”，而是“使命”的意思，“知天命”，就是知道自己的使命。孔子说，“五十知天命”，意思是说，到了五十岁，已经知道自己应当肩负怎样的使命（上天为什么让我来到这个世界）。因此，儒家学说主张人生应当积极努力，认真“守职”，不可懈怠。即便最终没能获得成功，努力也不会白费。认真做了，就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自己该做的事情。
除了“非攻”和批孔，墨翟的一系列其他言论，同样具有极为强烈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针对性。
墨翟也使用“仁”“义”等等儒家常用的概念，不过，其含义有别于儒家。墨翟的“仁义”，是“兼爱”。“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兼爱”，本身就是侠客职业道德内涵的逻辑展开，相当于后来所说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兼爱”，是指每个人都应当平等地、无差别的爱其他所有人。实施无差别爱人（兼爱）的人，墨翟称之为“兼士”。还有另一些人，也爱别人，不过，是有差别地爱别人，爱中分亲疏远近，做不到爱的平等。墨翟把这些有差别爱人的人，称作“別士”。墨翟发问：兼士、別士，究竟谁是对的？
为此，墨翟提出了“三表”原则，用以判别是非。“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者?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三表也。”(《墨子·非命上》)三表的第三表最重要，是判定一切价值的最终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是否符合“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一切为“刑政”的，必须遵照这个标准。第一表、第二表则是解答“怎么思想”的问题，墨子的回答是：思想“必有所本”，“必有所原”，即思想一定要有客观根据，思维一定要合乎逻辑。所谓“古者圣王之事”和“百姓耳目之实”，便是墨子为人的思维确定的两个逻辑前提，凡离开这两个前提而进行的思维，即是无效思维或错误思想。墨家还按认识来源将知识区分为“亲知”(直接经验知识)、“闻知”(间接经验知识)和“说知”(由推理得来的知识)三类。
根据这个标准，墨翟展开了辩论：
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
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与？……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今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别非而兼是者。”
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墨子·兼爱下》）
这一组铿锵激扬的文字，从历史到现实，从自然到社会，不断发问，自问自答，以证明“兼”的正确和“别”的错误。仁人志士，为天下除害兴利，必须做到“以兼为正”。 “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同上）按照墨翟的说法，通过兼爱，天下安定，百姓的民生，不成问题。
墨翟的“兼爱”理论，基本上在借用儒家语词，不过含义发生了变化。儒家具有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地方，被墨翟涂上了一层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
墨翟学说完全可以定性为功利主义的。所谓功利，是指事有所图，为利益做事，利益很骨感，很现实。于是接下来，人们会问，怎样让人们主动去“兼爱”呢？或者说，人们有什么理由应该去兼爱呢？每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去“有利天下”呢？墨子断言：“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显然，这是一种“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统都报。也就是说，爱别人，并不是只有付出，而是有爱的回报的。这种爱，其实就是投资，有投资，就有产出。长期投资，就有长期回报。当然，有时投资，会遭遇失败。但那是暂时的，终究会有回报的。
不过，“爱”的回报需要等待，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等待”的，因此，“兼爱”的动力依然不够。世俗的道理不够用，墨翟开始使用“超验”的东西来加力。《墨子》有几篇名为“天志”“明鬼”的文字：
然则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四海之内，粒食之民，莫不（牛＋邹的左半）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于上帝鬼神。天有邑人，何用弗爱也？且吾言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杀不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则天也。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姓，则何故以人与人相杀，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
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义政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力政者则与此异，言非此，行反此，犹幸驰也。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不利无所利，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墨子·天志上》）
今执无鬼者曰：“鬼神者，固无有。”旦暮以为教诲乎天下，疑天下之众，使天下之众皆疑惑乎鬼神有无之别，是以天下乱。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当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以为将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无之别，以为不可不察已。”《墨子·明鬼下》
在这里，墨翟表达了几层意思：首先，“天”、“上帝”“鬼神”等等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的力量远远大于大于人类。其次，上帝鬼神之间，也是兼爱的，它们的兼爱范围更广，除了相互兼爱，它们还兼爱人类。再次，它们在监视人类的活动，尤其是监视人类中统治者的活动。再次，不只是监视，它们有自己的奖惩标准，顺其则生，逆其则灭。善恶必报。违背天意，必然受罚，顺从天意，一定受赏，不会遗漏一个人。最后，这只“监督”队伍，除了天帝，还有许多小鬼，要知道，“小鬼难缠”啊！
据上所说，人们之所以需要“兼爱”，实际上是因为受到双重控制，一是人间的功利要求，另一个呢，则是来自于超验的神的监督。你的选择，不再是“你应该如何如何”，而是“你必须如何如何”。这也相当于康德式的“绝对命令”。
当然，墨翟很清楚，这些还不能保障人们去兼爱。因为，“报应”论的功利性，不能即时体验；“上帝鬼神”论，只对信者才有效，没有普遍性的实际威慑。主动“兼爱”，理由还不充分。
墨翟，不得不把他的理论，从浩渺神界，拖入凡尘。不得不把“兼爱”与人们的切身利益联系一起，并作互为因果的理解。这一理论的高妙之处在于，它证明了利他主义原来也是利己的，并且就是为了利己。墨翟说“兼相爱”，是因为能“交相利”。人们需要交往，通过交往，可以相互获得各自需要的利益。因为相互利他，所以才能共生，真的是“谁也离不开谁”。人际间，需要相互利用，获得各自利益，如此一来，与其相互争斗，不如和睦互惠。“兼爱”，是因为爱自己，所以才爱他人；爱他人，是因为能从爱中收获利益。“他爱”的本质和目的，不是别的，正是“自爱”；“爱”的内涵不只是奉献，而也是收获。
这一功利主义学说，让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获得了逻辑一致，也使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人生博弈中融通一体。
在《墨子·尚同》中，墨翟表达了极权主义的国家观。所谓“同”，就是天下“一义”而无有“异议”。“一义”和“异义”，出自于下列这段文字：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
按照墨翟的说法，远古时，没有国家政权。那时，人们活得跟禽兽没有两样，社会非常混乱。混乱的重要原因，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义”（可以理解为各有各的主张和利益），而又排斥他人的“义”，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义”，各有各不同的“义”，是谓“异义”。因为“异义”，所以人际间不是“交相利”，而是“交相非”，是互相加害。为了解救人民于水火，结束这种原始的混乱局面，必须实施“一义”，统一意志，统一权力，成立代表所有人民意志的政权。“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同上）如此说来，国家和统治者，完全是按照人民的意志而产生的。既然如此，统治者的“义”，就是所有人的“义”，只能服从，不能反对：
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上以此为赏罚，甚明察以审信。（同上）
“上同而不下比”，这是墨翟的政治名言。意思是，永远服从上级。因为，国家的设立不仅是“民意”，也是“天意”。 “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故古者圣王之为若此。”（《墨子·尚同中》）天意不仅代表了民意，而且完全为民众谋取福利，天意可遵不可违。最高统治者，因此贵为“天子”。他号令天下，不能违抗。
一国只能“一义”，不得“异义”，必须服从统治，完全是出于人民“交相利”的需要。国家政权不是凌驾于人民头上的异己力量，而是解救人民结束混乱的最好手段。墨翟的这一政治学说，既是极权主义的，也是蒙昧主义的。在这里，再一次可以看出墨翟的侠客“巨子”身份。侠客团队内部，必须要有严格的管理、严格的纪律和绝对服从乃至献身精神。在他那里，国家，不过是侠客团队的放大罢了。同时，墨翟所处时代，本身就是社会混乱不堪，几乎是无政府状态，那个时代，需要集权出现，哪怕是专制独裁，似乎也好于混乱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