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卿一个重要理论，是他的天人观。所谓天人观，其实是“天道观”和“人道观”的统称。
荀卿之前，诸子百家，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墨家等在内，各家具体主张虽然不同，然而宇宙观上，却基本相同，都持天人合一的基本信念。荀卿是第一个打破这一信念的人。他主张把“天道”和“人道”分开，人是人，天是天，各行其道，各有各的凶吉，互不相干。荀卿进而言之，人和天，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可以通过自己的主动作为，改变客体，让客体为主体所用。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
荀卿明确告诉人们，自然（“天”）有自己的生成和运行法则，完全不依赖人的意志，人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自然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运动变化的。它不会因为人们不喜欢冬天的寒冷，就帮助人们把冬天拿掉。同理，人类社会，也有自己的独立于自然之外的运行规则，它的治乱、凶吉，都是由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与自然如何无关。把人事的“凶”，解释为天的“惩罚”，把人事的“吉”，解释为天的“奖赏”，都是胡乱联系和无稽之谈。
一句话，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两“道”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荀卿认为，天地人，各有各的职分或职责：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同上）
自然（“天”）的职责，“天职”，是自己成就自己，“不为而成，不求而得”。自然，不是神灵创造的，也不是人为施与的，是自己造化自己。自然万物各得其所，和谐生存，是自然本有的力量造成的，是自然本身的“神”和“功”，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相互区别又相互联动的万物世界。
人们对自然的疑惑和恐惧，是源于对于自然的无知：
星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同上）
自然界既有许多日出日落的事情发生，也有很难遇见的奇特怪异事情发生，这都是自然本身的事情，“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不是某种人事的征兆或者预警，跟人世间的祸福凶吉没有关系。因此，对这些事情的发生，人们感到奇怪，感到难以置信，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感到恐惧，感到害怕，那就大可不必了。
在神鬼问题上，荀卿坚持了儒家一向的立场，不相信鬼神的存在。而在祭祀问题上，他的姿态则有些动摇不定了：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同上）
但凡天象异变，日食月食，或是气候不顺，洪灾干旱，人们为了躲避灾难，预防灾害，传统的做法是占卜祭祀，以沟通天地，讨好神灵。荀卿明确表态说，这种做法，其实是没有多大实质作用的，只是走走形式罢了。但是，“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意思是，尽管“形式”，但有的“形式”还是要走的。“君子”设坛祭奠，是“形式”，但也算是一种文化活动，尽管没有鬼神可以讨好，但可以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让他们不至于陷入对鬼神的恐慌。
墨家指责儒家“执无鬼而学祭礼”，荀卿代表儒家第一个主动做了反驳。无神论者为什么要搞祭祀这样的宗教活动？荀卿回答说，祭祀，不是跪拜鬼神，而是为了安抚百姓，安定人心，跟清明节祖坟前烧些钱纸没有什么两样。“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搞点带有文化性质的仪式活动，不是什么坏事，是好事（吉）；一旦让百姓以为真有鬼神，真有上苍报应，从而陷入集体恐惧，那才是真的坏事（凶）。
尽管承认祭祀的必要，荀卿还是站稳了儒家不信鬼神这一立场的。把“鬼神”从天地间赶跑了，也把它们从人间赶跑了，那么这个世界大局中，只存在天和人了。“天职”，上面说了；那么“人职”又当如何？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同上）
“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成事要件，在荀卿这里，被表达为“天时、地财、人治”。“人职”，实际上就是“人治”（“天下大治”）。尽管，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两者不同，但不等于天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对于“人治”来说，“天时”和“地财”，非常重要。如果天不时，地不财，结局只能是，人必乱。对于靠天吃饭，农民占人口压倒性多数的国家来说，没有天时、地财，还能不乱？
因此，“人职”，或者说“人治”的第一要务，就是“能参”（参与、配合），能主动抓住“天时”，能积极用好“地财”，发挥好天地的积极作用，为“人治”夯实基础。如果不主动积极实施“人职”，一味等待天地施舍，则是十分不明智的（“惑”）。为此，荀卿提出了自己鲜明的看法：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佑）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同上）
从这一系列的排比句中，依稀可以听出当年荀卿情绪的激烈。他饱含激情告诉人们，在这个世界面前，我们不能懈怠，不能被动，不能等待，不能只是仰天长叹。而要主动，要以这个世界主人翁的身份，发狠力，尽“人职”。其中，“大天”、“思天”、“因物”等等，是在强调告诉人们，应当尊敬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要尽人职，但不能蛮干乱来。“制之”、“用之”、“化之”等等，从客观上来说，就是要把天时地财的作用发挥出来；从主观上说，就是把人的作用发挥出来。综合来说，就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让人从自然中，获得利益最大化。
“制天命而用之”，这个论断，穿越两千多年时间，至今依然回声荡漾。儒家走到荀卿这里，已经不再是书斋里的理论学说，而是社会实践的教科书。这个论断，已经把人的位置，抬到了新的更高的层面。从听任自然摆布，到利用自然，再到改写自然，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人化自然”。“人化自然”中的“人”和“自然”，不再是它们分别获得自身含义的那个意思了。这里的“人”，已经是主宰自然意思上的“人”；这里的“自然”，是被人不断深入扩大利用意思上的“自然”。儒家，没有“生产力”这样的哲学概念，如若按照荀卿的“用天”思路走下去，那么，距离获得这个概念的路途已经很近了。
天命“无为”，人可有为；天命“有常”，人能利用。荀卿把儒家局限于伦理领域的“有为”，扩大到了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把道家的“无为”主张，限制在“天命”的范围内，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应当“有为”。“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同上），意思是，老子学说，重于妥协，不思进取。某种意义上说，荀卿这样批评老子，不是没有道理的。“制天命而用之”，让“相绌”的儒道，有了合作融通的可能，是“无为”和“有为”的有机统一，同时，入世精神和出世精神，于此也找到了某个接点。
有必要补充的是，后世诟病荀学，一条重要“证据”是，荀学主张“人定胜天”，把人放到了高于自然的位置，无限夸大人的力量，这是唯意志论的思想。顺着这种思想去做事，一定要遭到客观规律和大自然报复的。其实，查遍荀学，并未见到“人定胜天”这样的或者类似的字句，也没有见着荀学中有这种思想。这种指责，完全是后世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解。
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克尽“人职”，需要国家的统一。荀卿明确表达了天下统一的历史要求和趋势。治理国家，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谓两手，一手是“隆礼”，一手是“重法”。隆礼，“隆礼尊贤而王”，这是儒家的一贯主张，这里不再赘述。
“重法爱民而霸”，这是荀卿全新的说法。一般来说，孔孟讲“爱民”，却拒绝“重法”；法家讲“重法”，却不讲“爱民”；“霸道”讲权力，重在君威天下，以区别“王道”的仁德。将“重法”与“爱民”相提并论，且以此成就霸业，是荀卿独创的政治学说。后来，他的学生韩非子将这一学说发挥到了极致，让法家大旗高扬于百家之林。
荀子认为，治理国家，礼乐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道德的教化作用，是有限的，对君子尚且有用，对小人则作用不大。
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
“士以上”阶层人士，基本是知书达理的，约束其行为的手段，主要是“礼乐”；而“众庶百姓”，基本是文盲，不识“礼乐”，“必以法数制之”。荀卿同时认为，“礼”和“法”的关系，是纲与目的关系。“礼”是制定“法”的总思路，总纲领，总的指导思想；“法”，则是根据“礼”的思路制定出来的具体条文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是具有强制力量的“礼”；“礼”，是道德意义上的“法”。这两样东西，总的精神是一样的，只是适用范围有区别，可以相互补充着用。
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荀子·性恶》）
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同上）
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 今当试去君上之埶，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同上）
这些文字，反复将“法”与“礼”相提并论，奉为治国之不可或缺的重典。这已经明显超出了儒家框定的治国理政思想。
荀卿，高举儒家旗帜，带领他的队伍，最终走向了法家道路。他总结了早期儒家学说，也以其特殊的方式终结了早期儒家。他的另一贡献是，将“儒家”政治化、实践化，成为“儒术”。“家”到“术”的转身，只一字之差，却在后世掀起了巨大的历史波澜。“外儒内法”，成了两千年大一统中国的基本政治格局。当然，那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