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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锋：让人民友好汇聚成中美关系的汩汩暖流

 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很高兴与大家欢聚一堂，畅叙友谊。你们中许多人亲眼见证、亲笔书写了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对此，我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说：“中国人重情讲义，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自2019年以来，驻美使领馆与《中国日报》连续五年举办《我的中国相册》活动，用图片、视频定格下一帧帧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温情瞬间。过去一年里，我们收集了100多个动人的故事，汇集成这本厚厚的“中国相册”。相册镌刻下我们并肩作战、守望相助的历史。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两国人民为了和平与正义同仇敌忾，生死与共。从不远万里奔赴中国战场的史迪威将军、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到殊死营救美国飞行员的中国军民和毅然加入美军的近2万名华侨华人，中美两国人民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铸就了钢铁般的友谊长城。去年，飞虎队老兵及后代代表团访华，与孩子们共同唱起《友谊地久天长》，让许多人热泪盈眶。今天，103岁的莫耶先生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祝愿老先生健康长寿，祝福“飞虎队精神”代代传承！相册见证了我们以心相交、跨越隔阂的历程。参与相册活动的还有亲历1972年“破冰之旅”的洛德大使。22年的隔绝和对抗阻挡不住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友好相处的期盼。通过一次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两国人民打破坚冰，相知相亲。1985年，三十岁出头的县委书记习近平访美，在艾奥瓦州受到了德沃切克一家、兰蒂女士等的热情款待。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再度访美时，特意冒雪重返马斯卡廷，与老友重聚。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兰蒂女士、奎因大使等老友在旧金山温暖重逢，再度上演“老友记”。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去年夏天，穆言灵等“鼓岭之友”赴华参加“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与中方朋友共同种下两棵桂花树，世代接力延续这段跨世纪情缘。这种友谊足以超越分歧，跨越山海，穿越时空。相册也记载了我们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足迹。1973年9月，费城交响乐团首次访华演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华的美国乐团。两国艺术家合演中国管弦乐作品《二泉映月》，成为中美人文交流史中的经典一幕。2023年11月，在纪念费交访华50周年音乐会上，熟悉的旋律又一次在两国艺术家的合作下奏响，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再续新章。50多年来，作为中美人民的友谊使者，大熊猫给无数美国民众带去欢乐。双方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17只大熊猫幼仔成功繁育成活，为推动大熊猫摘帽“濒危”做出积极贡献。今天的嘉宾中，有为中国茶韵倾倒、致力于传播茶文化的美国学者，有心怀“大侠梦”、前往中国拜师学艺的“武林高手”，有热爱中文、在“汉语桥”比赛中大放异彩的学子，也有通过镜头讲述跨文化故事的华裔新生代。文化最柔软,也最有力，为中美人民读懂彼此打开了窗口，也为民心相通架设起桥梁。朋友们，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中美关系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正是人民的双向奔赴，让中美关系一次次从低谷重回正道。当前，中美关系仍然面临严峻挑战。我们应该拉紧人民的纽带，增进人心的沟通，为中美关系注入汩汩暖流和不竭动力。我们要正确认知彼此，当朋友而非做对手。认知问题如同中美关系这棵大树的“根”，根扎好了，树自然会郁郁葱葱，硕果累累；根扎歪了，结出来的只会是苦果恶果。从中美接触第一天开始，双方就知道是和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都不同的国家打交道，但这没有影响我们打破坚冰建立外交关系、基于共同利益深化合作，更没有阻碍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关上友谊的大门，走回头路呢？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都同样热爱和平、追求繁荣、期盼合作，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中国愿意同美国做朋友、做伙伴，艾奥瓦故事和鼓岭情缘等也都表明，中美人民完全可以跨越制度、文化、语言的差异，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战争年代，中美曾并肩作战；和平年代，中美也应当做合作伙伴。我们只有共护和平的责任，没有挑动对抗的理由。无视中美广泛的共同利益，无视两国人民交流合作的根本愿望，无视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普遍期待，把对方视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和步步紧逼的威胁，最终只能把两国推向对立对抗、把世界推向分裂动荡，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要无惧寒蝉效应，为中美关系鼓与呼。民间友好不应被“政治正确”绑架，人文交流不应被“对华强硬”毒化。我们期待着两国人民多走动、多来往。中方为此不断推出便利措施，包括实行签证免预约申请、大幅优化赴华签证政策、提供更多支付便利等等。在双方努力下，中美直飞航班已从去年年初每周20班增至每周100班，第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即将举行,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合作蓄势待发。与此同时，一些堵点仍未完全解决。与疫情前每周300多个航班往来于中美之间、每年500多万人次跨越大洋两岸相比，现在的航班还是太少了，机票还是太贵了。赴华旅行提醒让许多美国朋友望而却步，中国留学生等遭无端滋扰遣返导致人心惶惶。希望各位朋友发挥影响力，推动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采取实际行动清除路障关卡，推进人文交流新热潮。我们要排除国内政治干扰，停止为中美关系设置新的障碍。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外交的传统，中国不会干预美国大选，同时我们坚决反对美方在选举年操弄中国议题、损害中国利益、消费中美关系。近期，美方滥用301关税复审程序，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键矿产、半导体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打着公平竞争的幌子搞保护主义，真实目的是打压中国新能源等产业，遏制中国高质量发展，通过竞相对华示强捞取选票。美对华贸易战打了6年，结果美贸易逆差不降反升2000亿美元，物价上涨加剧通货膨胀，到头来买单的是美国消费者，吃亏的是美国企业，冲击的是国际经贸秩序。在全球化时代开倒车不得人心，升级贸易战、产业战、科技战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比较优势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不同的国际产业分工，通过国际贸易互通有无、互利互补。如果一国产品和服务优质高效、竞争力强就被称为产能过剩，如果一国生产超出本国所需就被认定为产能过剩，那国际贸易还有什么意义？中国新能源产品广受欢迎，靠的是持续技术创新、完整产供链体系和充分市场竞争，靠的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在全球绿色转型背景下，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中国“新三样”都是稀缺产能、优质产能，既满足中国市场需求，弥补了全球新能源供需缺口，又为实现全球节能减排降碳作出巨大贡献。这样利己利人利大家的优质产能为什么要打压？我们要传承中美友谊，壮大“青春力量”。中美关系未来在青年。青年一代友好相处，中美关系就有希望。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5年愿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为此中方设立“美国青年使者来华专项奖学金”项目。犹他州卡斯卡德小学的小朋友去了中国，马斯卡廷中学、林肯中学、斯特拉孔中学的孩子们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们也去了。他们爬了长城，学会了打中国结，爱上了火锅，结识了中国小伙伴。对于他们来说，这或许就是一段终生友谊的开始。让我们感动的是，许多老朋友身体力行，亲自浇筑青少年友好的根基。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启动“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兰蒂女士推动马斯卡廷中学师生访华。我们衷心希望更多青年赓续中美友谊，做中美友好的新一代使者。朋友们，1972年访华时，尼克松总统给中国人民带去一份特殊的礼物——四棵红杉树苗。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红杉树正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一样枝繁叶茂。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同续写新时代两国人民友好的故事，呵护中美友谊之树茁壮成长，生生不息，造福两国和世界！谢谢大家。 （2024年5月16日，使馆） ...

田文林：破解中东乱局需要新安全观

 5月10日，第十次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这一历史性的决议反映出国际社会的人心所向。新一轮巴以冲突延宕至今，考验着人类良知。加沙地带的血与泪，使得国际社会必须有所作为的呼声日益强烈，有关共识正在不断汇聚。进一步看，中东地区要想由乱到治，还需要反思和批判造成巴以冲突的国际治理模式，并寻求替代性方案。持续冲突导致巴以两败俱伤古罗马学者西塞罗曾指出：“绝大多数人认为，从战争中获得的东西要比在和平环境中获得的东西有价值，其实这是错误的。”用这句话来形容当前的巴以冲突再合适不过。巴以冲突是中东的老大难问题，自1948年以色列在中东建国时就成为地区热点。围绕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至少爆发了5次较大规模的中东战争，巴以之间更是多次爆发武装冲突。但时至今日，巴以问题仍悬而未决，成了难以愈合的巨大伤口。自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时间之久、后果之严重，均前所未有。此前，巴以曾数次爆发武装冲突，以色列均对巴勒斯坦进行了不成比例的报复行动，但持续时间总体较短。例如，2006年6月28日，以军对加沙发动“夏雨”行动，为期4个多月；2006年11月1日，以色列对加沙发起“秋云”行动，为期一周左右；2008年2月27日，以军发动“热冬”行动，为期一周左右；2008年12月27日，以军发起“铸铅行动”，为期三周左右；2012年11月14日，以军发起“防务之柱”行动，为期一周左右。而当前以色列在加沙发动的“铁剑”行动，已经持续7个多月，且没有停歇迹象。这场冲突造成的后果之惨烈，更是前所未有。一方面，加沙地带损失之大前所未有。此前，以色列每次面对哈马斯军事袭扰行动，都会通过不成比例的报复来削弱巴方反抗意志，但此次对巴方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大均远超以往。7个多月来，加沙地区已经有超3.5万巴勒斯坦人死亡，70%以上基础设施被摧毁。此外，以色列还禁止人道主义物资进入加沙，导致平民陷入严重饥饿状态。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加沙地带全部人口都处于粮食危机中。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普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都是一次对平民的严重惩罚。这将被载入史册，成为使用常规武器进行的最惨重的行动之一。”这场冲突持续时间越长，加沙地带的损失就越大。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5月2日报告，此次冲突若超过7个月，加沙地带发展水平将倒退37年；此次冲突若超过9个月，加沙地带44年的发展成果将化为乌有。另一方面，以色列自身也因这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一是经济损失不容低估。为发动此次战争，以色列征召了30万预备役军人，由此导致以色列出现劳动力的巨大短缺，经济发展也受到负面影响，2023年第四季度以色列经济萎缩了19.4%。兰德公司估计，巴以冲突可能导致以色列在未来十年的经济活动中损失约4000亿美元。随着安全形势的恶化，以色列国内制造业、服务业、旅游业等都将遭受严重打击。二是以色列国际形象严重受损。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滥杀无辜，导致以色列精心打造的良好国际形象毁于一旦。据晨间咨询公司调查，2023年9月至12月间，在43个受访国家中，有42个国家对以色列的净支持率出现下降，对以色列持正面看法的比例平均下降了18.5个百分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国公开与以色列断交，智利、南非、约旦、土耳其等国召回驻以大使，南非政府以涉嫌“种族屠杀”罪名将以色列告上国际法院。即便是力挺以色列的美国，同样出现高校大规模反以浪潮。今年1月相关民调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灭绝。以色列外交环境空前孤立。西方式国际治理模式难辞其咎巴以冲突陷入恶性循环，直接原因是巴以力量对比失衡，导致以色列为所欲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阿拉伯世界一直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主要后盾，阿拉伯国家多次为巴勒斯坦“出头”，对以色列进行军事对抗和外交孤立。但经过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如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中东剧变等），阿拉伯世界元气大伤，越来越难以担负起反以统一战线，“阿以冲突”日渐变成“巴以冲突”。而巴勒斯坦又因2006年全民选举内部分裂，出现法塔赫主政约旦河西岸、哈马斯主宰加沙的分裂局面，“以强巴弱”格局日趋明显。势力均衡有助于维护和平，而力量失衡则有利于强势者欺凌弱势者。在“以强巴弱”态势下，以色列肆意侵蚀巴勒斯坦人权益。一是长期封锁加沙地带，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二是大规模兴建非法定居点。自2023年初以来，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及其财产发动了2270多次袭击，导致至少17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超过600所巴勒斯坦房屋和设施被拆除，还有超过1000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三是公开亵渎穆斯林宗教情感。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以色列肆意侵犯巴勒斯坦合法权益，最终导致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从深层次看，对于巴以冲突的产生与恶化，西方大国难辞其咎。以色列在中东建国，与英国的支持和纵容直接相关。1917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明确支持以色列建国，埋下了巴以冲突和中东乱局的祸根。英国支持以色列建国，完全是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一是争取俄国犹太人支持，迫使俄国继续参与一战；二是借助犹太人增强苏伊士运河的防卫力量；三是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壮大。然而，英国维护自身利益的代价，就是中东从此陷入战乱。英国对此心知肚明。1920年，法国驻英大使保罗·甘本曾这样问过贝尔福：“您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这不是在宣示末日降临吗？”贝尔福则回答：“是啊，可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啊。”同样，二战后美国在中东力挺以色列，也是从自身地缘政治目标出发（如遏制苏联扩张、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等），而美国偏袒以色列的副作用，就是中东地区动荡不止。在当前巴以冲突中，正是由于美国无条件为以色列提供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以色列才敢于在加沙地带肆意妄为。中东由乱到治需要新安全模式一些西方国家奉行的国际安全观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本位主义安全观。在这种状态下，各国出于恐惧、利益或威望需求，将“本国利益最大化”奉为圭臬，坚持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和弱肉强食的强权思想，以及以斗求利的行为方式。这种安全观，实际是从局部看整体，只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行为。用这种安全观处理世界事务，看似能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实则很容易导致“合成谬误”，出现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最大化，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最小化的悖论。尤其是西方大国为实现霸权利益，不惜以邻为壑，刻意制造危机和冲突，由此使西方列强主导下的世界充满动荡与冲突，最终塑造出一个以丛林法则为底色的野蛮而血腥的等级性世界体系。当前的中东乱局就是典型例证。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以零和博弈为思维出发点、以强权政治和穷兵黩武为行为准则、以集团对抗和牺牲他国安全换取自身所谓绝对安全的旧安全观，已经越来越不符合时代需要。世界亟须一种立足共同利益、遵循国际法基本准则、强调公平公正的新安全观。2022年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以及中法近日发表的关于中东局势的联合声明，都是这种新安全观的体现。相较于旧式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更强调安全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以及以合作求安全。中国不仅倡导新安全观，还不断将其付诸实践。在中东问题上，2016年中国明确提出“不寻求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真空’”的“三不原则”。2023年，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与伊朗关系缓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国从公平正义的立场出发，不仅积极呼吁双方停火止战，推动用“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还积极斡旋法塔赫与哈马斯的和解进程。这种新安全观显然更有利于推动中东由乱到治，从动荡冲突转向和平发展。 作者：田文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光明日报》（2024年05月19日 08版） ...

王向民：中国政治学的建制性概念及其知识地图

经验世界依赖于我们的理解，理解的概念图式就是知识地图。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形成了一系列旨在描述与解释中国经验的建制性概念。将这些概念纳入一张知识地图，既有助于厘定既有概念，也有助于建构新概念、赋予其理论意涵与定位。 ...

吴志成：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与推进路径

内容提要：历史发展表明，包容共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旋律，交流互鉴是一切优秀文明保持创新活力的重要途径。随着百年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刻调整，不同文明的交汇、碰撞甚至冲突更加频繁，全球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日趋激烈。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性选择，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原则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坚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知，坚持通过传承和创新推动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坚持以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充分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为促进全球文明治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关 键 词：全球文明倡议  文明多样性  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球文明治理 当今世界，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加剧，不同文明的交汇、碰撞甚至冲突日趋频繁。站在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唯我独尊还是平等互鉴，是隔阂冲突还是对话包容，成为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历史性选择。对此，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①习近平总书记以四个“共同倡导”阐释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呼吁各国政党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全球文明倡议是对“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不同文明怎样交往”等关乎人类文明前途命运重大问题的深刻回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明领域的重大创新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成为促进新型全球文明建设、加强全球文明治理的行动指南。一、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文明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源泉。伴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深化，不同主体参与全球交往网络的不对称性和获取影响的不平衡性加剧，②使得多元文明的自身特色逐渐褪色，不同文明被西方定义的现代性及其普遍标准划归为不同层级，世界文明的同一化和西方化成为文明等级格局的逻辑延伸。这一基于西方中心的文明等级观既无视文明多样性的客观现实，也不理解多元文明的价值意义，更无法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正确指引。在全球化深刻调整与百年大变局交织叠加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为尊重多元文明发展的客观性，释放多元文明发展潜力，维护文明多样性提供了方向指引。(一)尊重世界文明差异性的客观现实在历史发展的漫长进程中，处于不同地理和人文环境中的多元主体创造了极具自身特色和标识的多彩文明，共同构成绚丽丰富的人类文明百花园。无论是从多元文明存在发展的逻辑，还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共存共生的趋势看，人类文明多元并存都将长期存在，正视与尊重文明差异性的客观现实也是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与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③第一，文明都有其生成存在的深厚底蕴。“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④无论是起源于黄河流域、两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还是萌生于地中海的海洋文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必然是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深度融合在一起，因而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不同文明反过来塑造了特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理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起到重要的引领推动作用。因此，多元文明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都是人类文明百花园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瑰宝。第二，共生并存是历史发展的常态。历史地考察，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这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就是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不同文明多元共生才是普遍状态。无论是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交相辉映的古代历史，还是现代社会由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等构成的世界文明百花园，多元文明共生共存都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常态和历史发展的主旋律。第三，多元共进是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共生共进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重要特征，也是世界文明存在的客观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⑤人类共同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80亿人口，搞清一色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以智能化和数字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全球多元行为体普遍赋能，从整体上缩小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发展差距。那种企图建立一统天下的单一文明的愿望与企图，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迷思和四处碰壁的幻想，多样性而非同一性、多元化而非同质化愈加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客观趋势。(二)理解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价值意义在人类社会荣损共担的全球化时代，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尤其需要正确理解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价值意义，充分汲取多元文明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智慧和力量。第一，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⑥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不论是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不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图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不同历史、宗教、习俗，彼此交相辉映、相因相生，共同擘画出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⑦第二，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文明存在差异是客观现实，但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同文明要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共同进步，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无论是四大发明全球传播带来的历史变局，还是玄奘等人西行取经推动的文化融合，历史都不断证明：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⑧第三，多样文明是世界发展的深层指引。不同文明是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探索中开拓和发展的丰厚积累，也是当前及未来时期世界各国发展的深层指引。随着当今世界多元主体间相互依赖共生特征不断强化，应对世界性危机和普遍性挑战，不仅需要经济科技等物质性力量，更需要文化文明和精神价值的指引。文明多样性既是人类文明图谱更加绚丽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多元文明前进发展的精神指引。“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⑨(三)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基本原则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客观现实，正确理解文明多样性价值，必须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基本原则。第一，强调文明平等。平等是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基础和前提。不同文明从来都是平等的，世界上没有哪种文明天生具有主宰其他文明的权力。“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⑩多元文明间的互动相处应建立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指引。具体来说，坚持文明平等观就是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11)第二，倡导文明互鉴。文明的传承延续与发展创新都需要交流互鉴。维护文明多样性，就要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各国都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秉持兼收并蓄心态，通过交流互鉴，在思想观念上摈弃傲慢和偏见，共同消除社会现实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心灵互动的错误观念，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2)第三，坚持文明对话。对话是缓和与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矛盾和冲突，进而推动人类文明前进发展的理性路径。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文明对话尤其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地位的平等，坚持在平等基础上对话沟通，有助于释疑解惑，消减隔阂误解，避免冲突对抗，应该将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对话”视为应对人类困境最基本最重要的路径选择。(13)“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14)第四，促进文明包容。包容是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核心要义。“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大家园中，各国虽然历史、文化、制度各异，但都应该彼此和谐相处、平等相待，都应该互尊互鉴、相互学习，摒弃一切傲慢和偏见。唯有如此，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共享繁荣。”(15)尤其是在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动荡变革期，多元文明更应该兼容并包，通过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要倡导交流互鉴，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16)二、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演进过程中，多元文明塑造并发展了具有内在共通性的价值追求与理念共识。“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7)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也是各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美好世界的共同价值信念。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承认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而且主张把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各国人民的价值追求有机统一起来，不断培育具有广泛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的全球共同价值，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最基本最持久的精神力量。(18)(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自身价值共识发展的必然结果价值强调客体对于主体的效能、需要、作用和意义，共同价值则是不同主体间基于共同需求和认同，为维护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价值共识。(19)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共同的需求利益、理想愿望和前途命运，超越国家民族、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人类整体共同追求的价值和意义，包含世界各国人民对一些基本理念、基本价值的普遍认同和重要共识。它贯通个人、群体、国家、区域、世界等不同层面，既反映了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和人类作为整体对安全、稳定、生存、发展、平等、自由的普遍价值共识，也凝聚着国家之间处理彼此关系时应该遵循的价值准则。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共同价值因素即已历史地存在于人类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并在长期实践中不断丰富，成为不同国家的人民交流往来、共处发展的价值观念基础。从本质上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需求，是立足人类根本需求和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所达成的普遍价值共识。(20)(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深化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由于价值是从社会主体对待满足其自身需要的物的关系中产生，是人的思维活动的产物，对同一事物的价值认识也会因时代不同而不同，因人群不同而存在差异。随着全球化的深化，特别是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基本确立，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利益融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如何认识和处理多元价值与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必须面对的时代问题。近年来，尽管遭遇逆全球化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脱钩断链”的短暂逆流，但世界不会退回到彼此隔绝的“孤岛”，全球化和共生合作的时代大势不可改变。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表明，人类变得更加安危与共，后疫情时代人类将迎来粮食短缺、气候变暖、地缘冲突等多重风险挑战的交织叠加，世界各国唯有团结合作方可有效应对全球危机，因而增进国际社会破解集体行动困境、加强协同行动的价值共识显得更为迫切，也更加重要。可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身就是人类解决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加强全球合作治理的价值诉求的体现，也是回应全球化时代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批判超越长期以来，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基于“价值一元论”和“西方中心”的偏狭认知，将西方价值标榜为“普世价值”，将其宣扬为指引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反映了西方国家基于现实实力和先发优势的价值霸权和思想强权。西方国家打着所谓“普世价值”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甚至通过战争、“颜色革命”等方式，向非西方社会推行资本主义文明。他们以“和平”之名挑起冲突，以“发展”之名进行掠夺，以“公平”之名歧视非西方文明，以“正义”之名悖逆国际公道，以“民主”之名维护霸权地位，以“自由”之名搞乱世界秩序，充分暴露出霸凌和唯我独尊的本质，其结果必然将人类社会推向冲突对抗的境地。(21)与之相反，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尊重各国历史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反映不同个体、民族、国家之间的价值共性，不是对某些地区、某个国家自身价值的人为提升和刻意打造，也不强加给别的国家、民族和人民，而是人类在长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同文明求同存异、交流融合的产物，实现了普遍性、历史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四)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力量全人类共同价值赋予人类文明明晰的核心价值，是引领各国人民共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遵循，有助于实现中国价值理念与世界价值共识的对接共鸣。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刻把握了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大势，为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价值方向，也夯实了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世界各国都应该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弘扬者、实践者，以宽阔胸襟包容不同文明的价值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推动世界不同文明共同进步；应秉持平等尊重、摒弃傲慢偏见，坚持开放合作、不搞封闭对抗，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在文明交流中设定“普世价值”，搞自命不凡、高人一等，反对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强加于人，真正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三、传承与创新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文明的发展都必须与时偕行，传承创新，善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种创造性转化就是充分挖掘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深入了解和把握各种文明的悠久起源和丰富内容，撷取百家之精华，融汇各方之优长，根据时代特点和要求改造那些至今仍然具有借鉴价值的文明内涵和形式，赋予其新的时代载体和传播渠道，以时代精神激活其现代生命力，让一切文明的精华造福人类。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把握时代大势，放眼世界未来，按照时代的新进步和新进展，补充和完善文明的内涵，创新文明的传播形式，增强其影响力感召力，让文明保持生生不息，焕发勃勃生机。可以说，当下世界的各种优秀文明，都具有不封闭、不僵化的创新精神，都是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的结晶，都是在尊重传统文明实践积淀的基础上再创新再创造的产物。(22)(一)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现代从传统走来、从历史中孕生。推动文明创新与发展必须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处理好继承传统与扬弃创新的关系。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也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奋发和创新的精神命脉。如果丢掉了传统，抛弃了优秀传统文化，就割断了精神命脉。面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我们要善于守正创新，在继承中学习和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和超越，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特定主体基于特定时期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所形成的价值与理念共识，既包含积极有用的精华，也存在消极过时的成分。如果对传统文化不加取舍、照搬照用，既无助于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可能引发“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错误倾向。因此，科学对待传统文化，既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深入探究传统文化精髓与发展规律，充分挖掘和运用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加强对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又要以能否回应时代需求和全球性挑战、能否转化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财富作为评价标准，(23)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第二，创新发展现实文化。世界文明发展规律表明，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应该立足时代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补充、拓展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创新其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和发展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厚沃土上培植出新时代的文明之花。由于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必然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辩证取舍，而不能简单教条地一股脑儿照套照用。第三，促进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融通。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科学对待文化传统的一体两面。实现传统文化的永续发展需要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共同激发文化的磅礴力量。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24)(二)正确处理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关系尊重和维护多元文明需要处理好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关系，既要传承弘扬本国本民族的思想文化智慧，也要兼收并蓄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精华，通过多元文明间的交流、借鉴，促进世界文明的绚丽多姿。第一，坚持不忘本来，维护本国本民族文明。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与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首先要珍视和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明成果，推动其创新性发展转化，保持自身的理念向度、精神气度和思想特色，这不仅有助于推动本国本民族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对于始终保持人类文明多样性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坚持借鉴外来，尊重别国别民族文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其思想文化也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指引，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和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为本国本民族文明发展注入活力，也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贡献力量。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世界各国都应该坚持胸怀天下，兼收并蓄，多一些相互尊重和包容、少一点居高傲慢和偏见，努力做到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谋求和谐共处、合作共赢。(三)积极促进文明交流与互学互鉴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多彩，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时空地域，我们都应该采取辩证扬弃、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吸取精华、去其糟粕，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第一，秉持学习借鉴的态度。文明开放的内在属性与文明发展的阶段特征，要求不同文明通过交流互鉴实现共同发展。尤其是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时代，人类处于同一个命运与共的地球村，如果各国重新回到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孤岛，人类文明就将因老死不相往来而丧失生机活力。“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25)第二，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面对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绚丽多彩的文明成果，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讲求兼收并蓄、兼容并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人民始终立足本国国情，坚定文化自信，按照新的时代要求和实践需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面协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第三，注重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多元文明共存共生的时代，传播方式与手段的便捷化多元化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更大方便。促进文明互学交流，不仅要秉持多元包容的态度和为我所用的原则，深入了解和把握各种文明的悠久起源和丰富内容，还要提高兼收并蓄的鉴别力，广泛借鉴吸收各国各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剔除其短弊和糟粕，使之为本土文化建设注入新的发展活力。(26)四、拓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外人文交流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夯实中外关系社会民意基础、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27)人文交流合作推动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与共同繁荣，为深化双多边合作扩大民意共识，对于促进经贸合作、政治互信、文化交流、民心相通和改善国际关系都具有基础性、广泛性和持久性作用。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也遭遇严峻挑战。因此，倡导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必须通过加强和拓展人文交流合作，消除文化交往的隔阂与误解，打破文明交流融合的壁垒和藩篱，加深不同国家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彼此认同，促进各国民心相知相通相亲，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共同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一)完善双边人文交流合作机制人文交流是人与人之间情感和心灵沟通的桥梁、国与国之间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是国际人文合作的核心部分，中国始终将国家间人文交往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位置，逐渐建立起宽领域、高水平、多层次的双边人文交流机制，为推动国际人文合作发挥指引作用。第一，织密全方位人文交流合作网络。中国拥有人文交流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古丝绸之路，唐代玄奘西行求法东传佛教，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实行对外开放，不仅有力推动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合作，中华文明自身也在交流交融中壮大辉煌。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将其作为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人文交流工作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发力，与我国建立人文交流机制的国家数量持续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内容更加深入，合作机制不断创新，形成了覆盖世界主要国家、联系多元文明主体的人文交流合作网络。第二，发挥高级别人文交流的带动作用。进入新世纪，我国已建立了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等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些机制不断走深走实，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凸显。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是我国建立最早、级别最高的人文交流机制，目前已召开23次会议，交流合作领域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拓展至旅游、媒体、电影、档案等诸多领域。(28)在这一机制的带动下，中俄先后举办以地方合作、科技创新、体育交流为主题的国家年，开展各类活动近2000项，双方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增加到116个，建成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80个，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29)第三，扩大人文交流合作领域。在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带动促进下，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不同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蓬勃发展，提升了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与感召力。在教育领域，中外留学生成为促进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2019年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超过100万人，(30)稳居全球最大留学生生源国、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和亚太区域研究生教育中心。(31)在卫生领域，医疗合作成为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方面。自1963年中国首次医疗援非以来，累计向非洲派出医疗队员超过2万人次，诊治患者达2.3亿人次，为非洲各国培训各类医务人才2万人次，中国医疗队被誉为“白衣使者”“南南合作的典范”和“最受欢迎的人”。(32)在文化领域，中外文化交流年、文化和旅游年、欢乐春节、合拍影视作品以及“艺汇丝路”访华采风等交流活动持续推进，“欢乐春节”活动已连续举办22年，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共享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33)(二)拓展多边人文交流合作平台中国将人文交流合作融入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发挥人文交流促进多边合作的作用，积极拓展多边人文交流机制，充分利用新手段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提供多元载体。第一，利用好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多边机制是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也是多元主体互动交往的实践场域。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将人文交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合作，有效增强了多元文明主体间的交流互鉴。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丰富多彩的双多边文化交流互动，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图书馆、美术馆联盟相继成立，形成“丝路之旅”“中非文化聚焦”等文化交流品牌，打造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一批大型文化节会，在沿线国家设立一批中国文化中心。(34)这些交流合作增进了沿线各国人民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包容和学习，让沿线各国各民族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努力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繁荣之路。第二，搭建多边交流合作新平台。推动多元文明交流合作，离不开专门性的多边交流合作平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担负推动文明互鉴的大国责任，创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拉文明对话论坛、中欧文明对话会、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法文明对话会、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中非文明对话大会、中非媒体合作论坛等一系列以文明交流对话为宗旨的多边合作平台。随着这些交流平台的常态化、机制化运行，其在推动不同文明主体交流互动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来自亚洲47个国家以及域外其他国家政府官员和相关领域代表2000余人参加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签署一系列多边、双边倡议和协议，发布一批重大项目成果和研究报告，形成了4大类26项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务实举措和合作成果。(35)第三，创新多边交流合作方式。随着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不断深化与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交流合作，向国际社会积极提供人文公共产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传播能力建设，改进传播方式方法，做大做强“互联网+人文交流”，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企业与博物馆、博物院等文博机构合作，巧用云计算、小程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赋予传统文化以更加鲜活色彩。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等文化传播实体打破时空局限，将数字化信息直接传递给受众，实现优秀传统文化数字信息共享，拓展了文化传播的受众空间。故宫博物院利用数字技术开发《全景故宫》等多项数字产品，将数字创意与传统文化深度结合，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取得良好社会效果。(36)(三)构建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外人文交流，将其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一同视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支柱，并逐步形成元首外交示范引领、中央地方统筹联动以及官方民间合作并举的人文交流合作大格局。第一，坚持元首外交引领带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决定了中国外交的最大优势，即元首外交战略引领和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出访40多次，足迹遍及五大洲70多个国家，接待访华国际政要数百位，开展了精彩纷呈的元首外交，为外交全局提供战略引领，我国建交国数量也从172个增加到182个，对外建立伙伴关系从40多对增加到110多对。(37)在国内出席和主持一系列重大主场外交活动，接待来访的国际政要数百位；以电话、信函、视频等方式广泛开展“云外交”。(38)仅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和出席10余场重要国际多边会议，与60多位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举行会谈会见，同近30位外方领导人通电话、视频会晤，就双边关系发展和重大国际问题等深入沟通。(39)第二，促进中央地方统筹联动。在充分发挥元首外交示范引领作用的基础上，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坚持统筹规划、协同发力、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基本形成。进入新时代，中央各部委积极出台推动中外人文交流合作的相关政策，为各领域、各层级政府主体深入开展人文交流合作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便利。随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交流格局的发展完善，地方政府在中外文化交流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地方对外开放也在更广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程度上推进，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为与总体外交相配合相促进，形成了多种模式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地方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对外战略，充分利用具有地方特色的外事资源，在参与国际交往中更加主动。中国已经与五大洲13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629对友好城市和省州关系，增进了民间交流，推动了民心相通。(40)第三，支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随着社会力量在外交决策中影响的上升，对外交流主体的多元化特征日益明显。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从事民间交流的社会力量的作用不断增强，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文艺院团、高校科研机构等参与的积极性和便捷性进一步提高，社会力量成为中外人文交流合作的活跃主体。据统计，2016年至2021年仅中国文联及全国文艺家协会各组织开展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就达480个，组织出访、接待来访5623人次，举办主题展演超过240项，成功举办今日中国艺术周、中国—欧盟文化艺术节、艺术心桥展演、中韩日戏剧节、中华曲艺海外行、汉字之美书法展、中国—东盟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国际美术双年展、“丝路花语”中国民族音乐演奏会、中国瓷器艺术展等品牌活动，(41)精心开展形式多样的对外民间文化交流，中华文化影响力感召力持续扩大。五、结语全球文明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这一重大倡议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顺应世界历史进步潮流，汲取全球文明发展经验，着眼人类美好未来，并以全新文明理念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大国担当，必将促进人类不同文明美美与共，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注释：①《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1版。②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译序第11-12页。③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日报》2021年1月26日，第2版。④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第2版。⑤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⑥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⑦习近平：《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公开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5日，第2版。⑧《习近平复信希腊学者》，《人民日报》2023年2月21日，第1版。⑨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⑩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11)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12)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2版。(13)吴志成、李佳轩：《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析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16页。(14)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15)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3日，第2版。(16)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第2版。(17)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7日，第2版。(18)吴志成：《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光明日报》2023年4月24日，第12版。(19)汪亭友：《“共同价值”不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红旗文稿》2016年第4期，第8页。(20)吴志成：《深刻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丰富内涵》，《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5期，第13-14页。(21)吴志成：《为弘扬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贡献中国力量》，《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7期，第7页。(22)吴志成：《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光明日报》2023年4月24日，第12版。(23)张述存：《新时代如何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光明日报》2019年1月24日，第6版。(24)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5)《〈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日报》2022年7月16日，第1版。(26)张述存：《新时代如何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7)《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2日，第1版。(28)许华：《中俄人文交流合作为大国文明互鉴树立典范》，《光明日报》2023年3月24日，第12版。(29)《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召开》，《人民日报》2022年11月23日，第3版。(30)彭博：《提升国际话语权留学青年当有为》，《神州学人》2023年第4期，第23页。(31)《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我国2020年研究生在学人数预计突破300万——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智慧引擎》，《人民日报》2020年7月29日，第6版。(3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7日，第7版。(33)《2023年“欢乐春节”全球活动启动》，《中国文化报》2023年1月16日，第1版。(34)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人民日报》2019年4月23日，第7版。(35)《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筹委会负责人发布本次大会成果》，《人民日报》2019年5月25日，第3版。(36)叶秀端：《中华文化数字传播：媒介、共享与认同》，《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7日，第A03版。(37)外交部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奋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的思想武器和科学指南》，《人民日报》2023年6月2日，第6版。(38)《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写在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023年3月23日，第1版。(39)《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华章——2022年中国元首外交综述》，《人民日报》2022年12月31日，第2版。(40)孙琪：《地方合作分论坛签署十四项中外地方合作协议》，《光明日报》2019年4月26日，第2版。(41)李屹：《开启新征程 奋进新时代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1期，第20-21页。 ...

龙春生 袁征：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探析

内容提要：自特朗普政府伊始，美国回归大国竞争战略，将中国视作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格局，中美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数字基建等“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正在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美国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占据全面优势，其对华科技战略采取了“内部自强”和“外部制衡”的双重选项。这一战略在充分发挥美国科技制度、资源和环境优势下，将政府、思想库、新闻媒体、私营企业、科研机构、盟友伙伴等各方力量协同起来，综合运用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动员、外交等手段。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国内外因素的掣肘。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将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等同起来，着力凸显科技的安全属性，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呈现出一种“泛安全化”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将给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关 键 词：美国军事与外交  中美关系  对华科技战略  泛安全化  大国竞争时代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先后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报告》等安全文件，宣称“大国竞争时代回归”，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者”和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者”，①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2018年3月，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拉开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帷幕。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中美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数字基建等“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美国调整了先前的对华科技战略，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从“全政府”“全社会”和“全联盟”三个环节对华进行“科技遏制”。本文聚焦中美科技竞争问题，阐释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逻辑与内涵，进而从不同的视角，探究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实施与制约，最后立足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揭示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泛安全化”趋势。一、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逻辑与内涵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科技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初步探索阶段(1979～1989年)、曲折发展阶段(1990～2016年)和以竞争为主的新阶段(2017年至今)。经过前两个阶段，中美在科技领域建立起了以美国为主导的相互依赖模式，两国科技关系总体上处于合作状态，但从奥巴马政府执政开始，中美科技领域的部分矛盾开始显现。②特别是进入第三个阶段后，“零和式科技竞争博弈”逐渐成为美国对华实施的新战略，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其最主要的科技竞争对手，对华采取了更具进攻性的技术民族主义(Offensive Techno-nationalism)政策，③并充分利用内外各方力量和资源遏阻中国科技进步。从根本上讲，美国调整其对华科技战略的原因是多重的，具体如下。首先，从体系结构层面来看，自21世纪以来，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广泛开展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生产体系和国际关系结构的变迁，国际政治进入“技术政治时代”。④在技术政治时代，科技是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国际战略竞争主要围绕着高技术创新优势和国际规则体系的塑造能力展开，技术权力开始成为其他权力的核心支柱。⑤至少在美方看来，中国的技术崛起使中美在国际体系层面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其次，从心理认知层面来看，美国往往倾向于奉行某种“绝对安全观”和秉持一种信奉技术和力量的工具——技术理性主义思维。⑥随着中美实力，特别是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在二元对立思维的主导下，极端化的国家安全理念和技术民族主义思想在美国甚嚣尘上。作为霸权守成国，美国在“权力流散”和“权力转移”方面的焦虑与日俱增，引发中美之间更严重的不信任甚至敌对。⑦许多美国政客和战略家对中国科技问题的分析变得越来越片面，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全球技术领先优势、科技“领头羊”地位、既有的权力格局和国际秩序均构成了重大威胁。⑧最后，从国内政治层面来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政治在政治理念、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民粹主义再次泛起，政治联盟和政党发生重组，双重极化日益突显。⑨为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美国对华战略中的负面因子显著增强。一个国家的科技战略通常是指该国政府支持并利用科技发展以实现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而制定的战略。⑩由此美国的科技战略可定义为美国政府为支持科技创新发展并利用科技成果以实现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而制定的战略。(11)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和削弱他国实力，在某种程度上保障自身与他国权力的平衡，一个国家通常会采取“内部自强”与“外部制衡”两种选项。(12)根据此逻辑，革新科研机制、鼓励科技创新、增加研发投入、强化人才培引、加强专利保护等举措的着眼点在于维护和提升美国自身的科技竞争力，即对内的“自强”战略，而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市场封锁等举措的主要目的在于削弱外部竞争者，可以视为向外的“弱他”战略。对美国战略界而言，“自强”和“弱他”这两种思维模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直是美国在科技领域与他国展开竞争时所奉行的基本逻辑。一方面，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非常注重通过改革科研机制、鼓励科技创新、增加研发投入、加强专利保护等积极主动的方式来提升美国的科技硬实力和软实力，特别是拜登政府，认为美国科技战略的主要核心就在于增强其自身的科技竞争优势。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强调：“为了维系美国在竞争中的优势，我们将会优先考虑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13)2020年3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美国保护5G安全国家战略》，阐述了美国在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5G)领域的开发、部署和管理愿景；(14)同年10月，又发布了《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旨在推进美国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建设和保护美国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15)而拜登政府上台后，明确将科技置于国家战略的优先地位和中美竞争的首要领域，提出科技战略要与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保持一致。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改革机构、大力投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等举措在国内铸造更牢固坚实的科技发展基础。例如，2022年10月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提到，美国不仅会加强府会合作为研发的历史性新授权提供全额资助，还将加倍利用美国长期以来的不对称战略优势，吸引和留住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16)而后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也指出，美国将加大对人工智能、通信网络技术、太空技术等全球高新技术的研发和试验，在尽早获得所需的新领域关键技术的前提下，建立美国的持久优势。(17)拜登政府的最大关切就在于提升美国自身的科技实力，尤其是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同时，拜登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更好地重建”政策加大基础科研投入以维护美国的科技优势。另一方面，两届政府也非常重视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市场封锁等外部制衡的方式来阻遏中国的科技进步。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科技战略的“排他”特质越来越凸显。2017年颁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公开指责中国“盗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同时还宣称要对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并购”进行严格限制，积极捍卫“国家安全创新基地”(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NSIB)免受“中国的挑战”。(18)随后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和《中国的技术转移战略》也明确指出，“国家间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关切点”，(19)“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技术投资可能带来技术转移的风险。”(20)2019年度的《国家情报战略》又再次强调所谓的“中国威胁”，认为中国正越来越多地利用技术进步对美国构成“新的威胁”，特别是在新兴技术领域。(21)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政界和学界越发担忧美国全球科技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的状况。2020年11月16日，民主党和共和党合作的中美科技关系工作小组公布了报告——《迎接中国挑战：美国的科技竞争新战略》(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A New American Strategy for Technology Competition)。(22)特朗普政府主张对中国在芯片、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光刻机等重点关键技术行业实行严格的限制和打压政策。特朗普政府还以“重振制造业”的名义，对中国挑起贸易战，以推动美国高技术产业链的回流。拜登政府执政后，进一步巩固并强化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定位，试图打造更具持续性和有效性的对华科技战略。拜登政府认为“当前的主要大国正在争相开发、部署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这些新兴技术将有很大可能会使当前各国间的经济和军事平衡被打破，而目前中国是唯一有实力和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技术等各种力量有效结合起来、对稳定开放的现存国际体系构成持续性威胁和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23)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宣称，“技术是当今地缘政治竞争和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24)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实行“全面封锁”政策相比，拜登政府试图在西方“民主”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技术联盟，着手推动一个更具系统性、针对性的对华科技竞争策略——“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25)主张采取更加完善、精准的措施来打压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以在中美两国间建立一种以科技为核心的新型大国竞争范式。二、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实施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科技领域拥有许多国家难以企及的优势。在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全面实施基本上采用了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立法、行政、司法、外交手段开展“全政府”和“全联盟”模式；另一种是充分利用和发挥思想库、新闻媒体、私营企业、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等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以此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一)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实施的优势1.制度层面美国拥有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与资助研究体系、成熟的风险投资机制、系统的科技决策和咨询机制、高效的产学研转化机制以及庞大的情报体系，它们为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首先，完善的科技创新与资助研究体系对推动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至关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就建立了以政府、大学、科研院所、企业有机结合为特点的现代科技创新体系，而制度界变(bounded change)又有效地推动着美国创新系统的整体运行。同时，美国还建立了多元化的资助体系和分工明确的研究体系。其次，成熟的风险投资机制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1946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风险投资机构——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The 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ARDC)，随后有限合伙公司不断发展，一套较为成熟的管理风险资本的有效机制逐渐形成。再次，系统化的科技管理是科技战略践行的基本保障。美国在政府最高层面设有科技政策决策协调和咨询机构——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STP)、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NSTC)和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PCAST)，而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部门和机构主要有6个，即美国国防部(The U.S.Department of Defense，DOD)、农业部(The 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USDA)、卫生和公众服务部(The 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能源部(The U.S.Department of Energy，DOE)、国家宇航局(Th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和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不同部门从不同角度对科技进行管理和资助有利于科技进展的相互促进及协同发展。(26)另外，庞大的情报系统是美国能有效获得科技情报的关键基础，例如冷战时期，完善的情报搜集和应用制度就曾为美国在美苏科技战中创造了优势。最后，美国还有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专门的服务机构和科研成果转化机构以及多元化的国际科技合作模式，这将使美国科研成果的保护、转化以及技术转移的市场化运作都能得到较为有效的实现与发展。2.资源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美国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极具吸引力的高等教育、多元的投资模式，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国际控制力，它们为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作为科技发展的领路先锋和坚实后盾，庞大的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是确保美国科技优势的关键要素，特别是国际科学家、工程师和学生这一人才来源是其他国家难以比肩的资源优势，他们对于保持美国在知识和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在获得诺贝尔化学、医学和物理学奖的美国研究人员中，移民占比达37％。(27)当然，这也和美国向技术移民倾斜的移民政策密不可分。美国大学是美国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由于深受“威斯康星思想”的影响，美国大学与社会建立了全方位的联系，科研服务是它们的一个重要职能。美国大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实用化，通常会根据美国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积极响应。与此同时，美国大学还是高度分离化的竞争系统，在这样一个系统中，研究者可以自主选择他们所感兴趣的研究课，奖励那些做出高质量研究工作的同行，从而形成了一个高水平的“科学共同体”。作为科技再生产的重要条件，高质量的现代教育不仅能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为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知识积累，还能促进科研成果的有效开发与利用。美国的高等教育领先全球，吸引了世界各国留学生赴美深造，留学生的大量流入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科技人才。在美国大学博士毕业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专业海外留学生中，选择毕业后长期留美的比例达到77％左右。(28)科技研发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得以有效开展，由美国政府、私有企业、私人基金会、大学及其他非营利性机构组成的公共投入与私人投入为美国科技研发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持，这种“政府+X”多元投资模式的产学研资助计划有助于激励源头创新和科技持续发展。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掌握着对高技术产业、核心技术、投资交易、消费市场的控制力，而这些优势将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带来较为显著的战略压力。3.环境层面灵活自由的科研环境、两党的反华共识以及盟友和伙伴体系为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内外环境。科研环境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制度设置、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良好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是科技创新与发展的有力保障。美国拥有完备的基础设施、系统的制度设置、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和文化氛围，自由、宽松、稳定的科研环境使美国各类人才的热情和才能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发挥。目前，虽然两党在众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但它们在“中国威胁”的认知上存在广泛共识，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反华共识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而作为美国重要的战略资产，联盟和伙伴体系又为美国实施对华科技战略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美国不仅和盟友和伙伴发展技术、贸易和安全方面的联系与合作，还可以联手遏制中国科技发展。(二)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实施手段1.立法手段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立法受到政府更迭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因而它通常会比行政手段的影响更为深远长久。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实施的立法手段主要是指通过国会制定法律的手段来“夯实”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同时也包括立法过程中举行的国会听证会、议员质询等。近年来，美国国会制定了一系列与对华科技战略相关的法案，它们既有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资本、技术进入和对华技术出口的法案，如《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The Foreign：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The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2021年安全设备法案》(The Secure Equipment Act of 2021)等，也有试图通过优化科技创新机制体制、增加研发投入、加强科技人才培养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旨在提升美国自身科技竞争力的法案，如《国家量子倡议法案》(The National Quantum Initiative Act)、《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The 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芯片与科学法案》(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等，还有涉及中美科技竞争内容的其他法案，如《国防授权法案》(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等。2.行政手段行政手段主要是指由美国白宫及其他联邦行政机构制定、发布和实施的各种指示、规定、措施等，而这些政策和手段通常基于总统命令，其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总统更迭的影响。(29)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各主要行政部门协同合作，基本上都制定了针对中国的科技政策措施。(30)在“自强”方面，美国政府主要通过革新科研机制、增加研发投入、强化人才培养和激励税收等方式提升美国自身的科技创新与能力。首先，在联邦政府的科技决策领导机制中，总统是最高的决策者，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是最高级别的科技政策咨询机构，科技政策办公室下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是协调机构。特朗普执政后，在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内部又设立了专门办公室和委员会，它们的主要职责是对联邦政府内部不同技术部门之间的科技政策进行协调。此外，为了协调13个不同机构在国家量子计划方面的合作，特朗普还专门设立了国家量子协调办公室。而拜登在上任之前，就宣称要把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这一职位提升到内阁级别，这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上台后，为了更好地维护科技安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战略伙伴关系、开发和管理创新技术，拜登政府不仅设立了国家安全总监，分管网络安全与新兴技术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等新的要职，又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下成立了技术、创新和伙伴关系理事会(The 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Innovation and Partnerships，TIP)，在国务院下设立关键与新兴技术特使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Special Envo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司法部和商务部还成立了一个名为“颠覆性技术打击工作组”(The Disruptive Technology Strike Force)的新工作机制。其次，两届政府都加大了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投资力度。在2018年至2020年的年度预算中，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立研究机构的投入明显高于上届政府。拜登政府上台后，更是大幅提高了科技研发资助额度，并将强化科技创新基础作为美国目前紧迫的优先事项。根据2023财年的总统预算显示，联邦研究和开发的总支出为2050亿美元，增幅达28％，其中超过一半的资金将用于基础和应用研究。(31)同时，两届政府也非常重视对军事高科技研发的投入。例如，在特朗普提交的202l财年美国国防预算中，国防研发预算就达到1066亿美元，而拜登政府又加大力度，计划在2023年对网络、超高音速、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军事装备的研发投入史无前例的1300亿美元，(32)而2024财年对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RDT&E)的投资预算又比2023财年的颁布水平增加了4.0％，高达1450亿美元。(33)再次，两届政府都主张对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等人才培养方面加大资助力度。例如，2018年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发布的《绘制成功之路：美国STEM教育战略》和2023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布的“培育下一代网络技术人才”计划，就充分体现了美国政府注重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提升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发展潜力。(34)为了虹吸全球高科技人才，拜登政府改革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移民政策，恢复了发放绿卡。最后，两届政府也都有通过调整企业税收政策来引导企业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只不过选择的思路有所差异。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是减税政策，而拜登政府选择的是增税，主张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扩大和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的税收抵免范围与力度。(35)在“弱华”方面，两届政府主要通过限制贸易、投资、技术转移和人文交流等举措以遏制中国科技进步，加大中国科技“赶超”难度。首先，为了钳制中国的科技创新与发展，特朗普政府采用的最主要的行政方式是向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以强迫中国放弃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推行。(36)而拜登政府是否放宽对华加征的高关税，目前还尚未定论。如果加征的关税长期存在，全球供应链将很有可能被迫重组，中国将被排除在美国科技发展的链条之外。其次，出口管制是美国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军民融合企业和遏制中国技术进步最直接、最常用的政策选项，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Th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是美国技术出口管制的主要负责部门。近年来，大量的中国实体被列入“实体清单”(The Entity List)、“未被核实清单”(The Unverified List)和“最终军事用户清单”(The Military End User List)。截至2023年4月，有600多个中国实体被列入“实体清单”，上百个被列入过“未经核实清单”以及数十个被列入“最终军事用户清单”。(37)从行业类别来看，相关清单实体主要集中在光电技术、航天航空、量子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再次，为了阻止关键核心技术向中国转移，两届政府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加强了在科技领域的双向投资限制。2020年11月12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或个人对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华为等在内的中国公司投资。(38)而后，又将中芯国际等中国公司列入美国投资黑名单。与此同时，从特朗普政府执政开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就对中国资本赴美投资进行了严格的安全审查。而拜登政府上台后，进而采取了一系列升级措施，如设立所谓的“特别关注国”名单、签署新的反垄断法和发布《关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确保充分考虑不断演变的国家安全风险》的行政命令等。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将会审查对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量子计算等产生影响的交易，(39)而这些领域恰好是中国之前发起的《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领域。最后，为了防止中国获得前沿领域的科技教育和研发资源，美国国务院还联合其他行政部门对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设置了诸多障碍。例如，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国务院就曾对来自中国的学生、学者的签证规定进行了调整，对特定理工类院校的赴美中国留学生和专家学者实施签证限制，将某些自然科学和技术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时限缩减至1年，并对其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40)虽然拜登总统上任后，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仍然存在许多有相关学科背景的中国学者和学生赴美签证被拒绝的情况。3.司法手段在美国，司法权归属法院，但执法工具则由联邦政府掌控。具体而言，联邦政府的执法机构主要有司法部及其下属的联邦调查局(FBI)、联邦检察官等。相较于行政手段而言，司法手段更具隐蔽性。美国对华科技战略运用的司法手段主要是指通过美国司法相关部门实行的一系列举措来阻碍和限制中美之间的技术交流、业务往来以及中国的科技创新与发展。虽然美国司法机构对华采取所谓的“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与技术”的打击行为一直存在，但近年来范围更广、频次更多、力度更大。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亚瑟·雷(Christopher Asher Wray)就宣称中国是其反情报收集工作的重点对象。(41)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宣布推出“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旨在打击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和科技合作项目，矛头直指那些参与中国人才项目的专家学者，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以及联邦检察官都有参与其中。(42)在该计划的推动下，美国发起了2000多项调查和20多起刑事诉讼，而与中国有合作和联系的科研人员成为该计划的主要打击对象。根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该计划总共起诉了148人，其中88％的被告是华裔或华人，而定罪的比例却不到1/4。(43)虽然“中国行动计划”已于2022年2月被终止，但是涉华人才案件仍在持续推进，对应对所谓“中国国家安全威胁”的行动并未停止，而是以更隐蔽的“组合拳”在开展。无论是对孟晚舟及华为公司的指控，还是2022年2月指控中国电信公司海能达(Hytera)与摩托罗拉公司前员工合伙谋划、盗窃摩托罗拉公司的数字移动无线电技术，(44)美国所宣称的“盗窃商业秘密”和“中国经济间谍行为”往往是遏制中国科技创新与发展的借口。长期以来，以美国国内法为依据而形成的“长臂管辖”，已经成为美国域外执法的重要武器。在大国竞争时代，联邦检察官与联邦法院以“长臂管辖”等手段，在检察起诉与司法审判等环节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似乎已达成某种政治默契，因而针对中国科技企业而发起的所谓“海外歧视性”的指控和执法也愈加频繁。4.社会动员除了上述提到的立法、行政、司法手段之外，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实施还离不开美国政府对思想库、新闻媒体、私营企业、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的动员和利用。美国的媒体和思想库分别被称为是继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后的“第四权力”和“第五权力”。媒体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决定哪些地区或问题将成为政府和公众所关注的焦点，而其发布的信息时不时在被动地传递政府意在发布的信息，从而受到政府的操纵。美国学者托马斯·博克(Thomas Bork)曾言：“美国民众没有十分可靠的途径去了解真实的中国，美国的新闻媒体和官方舆论总是会设定好相关的认识、思想和解释。”(45)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都报道过关于中国科技实力将会给美国造成巨大挑战的内容，它们经常夸大中国各种科技指标的实际意义，甚至还给中国冠以“硅谷龙”的称号。(46)而美国思想库常常是美国政府现行政策的诠释者与风向标，尤其是那些隶属于政府、受政府资助和与政府签约的智库通常是美国政府制造、夯实、传播“中国科技威胁论”的重要旗手。例如，美国国会研究局与大西洋理事会、兰德公司等知名智库联合发布了一系列中美科技竞争的报告，认为中国是美国及其盟友的“重大威胁”，美国要鼓励科技创新和市场竞争，加强与盟友在对抗中国的“技术主导权”、构建“去中国化”的供应链、技术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合作，以更好地应对来自中国的“战略挑战”和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科技优势。(47)2017年底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一个名为“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概念，强调美国的知识界、学术界、实验室和私营部门要将想法转化成创新，保护和改善美国的生活方式。(48)具体做法就是要在不同的地理区域范围建立不同的科研中心，而这些科研中心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美国的大学、基金会、实验室、私营企业等各方力量的配合与协作。其中，私营部门一直是美国国家实力的重要来源和创新的关键驱动力。美国政府对私营部门创新的依赖日益增大，如2019年私营部门就承担了美国72％的研发资金。此外，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在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不仅是美国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还是限制和制止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例如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就曾在美国针对华为“网络安全威胁”的行动中开展过全面排查与自纠活动。(49)5.外交手段美国对华科技战略运用的外交手段主要是指美国外交决策者拟通过各种渠道协同他国联合研发、制定国际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应用、强化对华的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风险防范、共同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遏制中国关键技术进步、增强美国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性以及引导国际舆论向中国施压等。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主要围绕5G技术展开博弈。美国以“中国华为公司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通过施加压力或加大援助力度等方式，促使其盟友和那些部署了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放弃使用华为的网络通信设备或不与华为公司合作。(50)在2018年至2020年间，美国曾鼓动英、法、澳、日等国公开或委婉地禁止华为公司参与5G建设。美国还联合盟友通过《瓦森纳协定》(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五眼联盟”“敏感技术多边行动”(The Multilateral Action on Sensitive Technologies，MAST)等机制协调出口管制、投资并购审查等政策以限制中国获取高技术，建立了诸如技术侦查旗舰计划(The Technical Scouting Flagship Program)、技术合作计划(The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TTCP)、国家技术与工业基础(The N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Base，NTIB)和国防创新单元(The Defense Innovation Unit，DIU)等技术创新合作机制或计划，并在5G技术、供应链和数据安全等问题上发布了《布拉格提案》(The Prague Proposals)和《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声明》(The Declaration on Responsible States Behavior in Cyberspace)。为了解决所谓的“专制恶意行为者对人权、数据隐私、安全以及原则性合作等方面构成的持续威胁”，特朗普政府又推出了“清洁网络计划”(The Clean Network Program)。(51)总之，在美国的各种威逼利诱下，西方主要国家基本上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了更为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从而使中国在海外获取投资和高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窄。拜登政府执政后，强调运用外交手段来获取对华科技竞争的优势。拜登政府高度重视盟友、伙伴国在重塑美国全球科技领导力中的战略作用，将其视为对华科技竞争的特殊资产。不仅如此，拜登政府进一步强化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主导权，试图牢牢掌握国际科技话语权，从“科技外交”的角度加大对华施压力度。在具体实践中，拜登政府首先以意识形态为由，将“价值观”与科技议题绑定，试图构建由美国主导的所谓“民主科技联盟”来深化与盟友在科技研发、情报、执法、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技术供应链调整、技术转移、国际技术标准、科技伦理规范、贸易与知识产权规则制定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遏制中国关键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捍卫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并构筑遏华制华的国际阵营。(52)例如，拜登政府在其颁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民主联盟能够使我们站在统一阵线，有着统一愿景，并使我们汇集各方力量，推动先进技术的研发，并提出高标准，制定有效的国际规则，迫使诸如中国这类国家承担国际责任。”(53)而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审议通过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也强调，“美国要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8个关键技术领域与盟友加强交流与合作。”(54)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加速布局了许多与科技议题相关的联盟、对话机制和工作组，它们主要包括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he U.S.-E.U.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TTC)、“印太数字联盟”(The Indo-Pacific Digital Alliance)、“芯片四方联盟”(The Chip Quad Alliance，CHIP4)、“印太经济框架”(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55)美日联合工作组(The U.S.-Japan Joint Working Group)、在“四国安全对话机制”(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框架下建立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The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Working Group)等。其次，美国在拉拢盟友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非盟友国家的广泛参与。2021年，国会提出的《民主技术伙伴关系法案》就要求在国务院和财政部下分别设立国际技术伙伴关系办公室和国际技术伙伴关系基金，以更好地推进美国的技术政策和投资。(56)最后，拜登政府还试图加强美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国际电信联盟(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和国际电工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IEC)等全球性标准组织中的主导力，进一步强化在技术标准、规则制定和科技外交等方面对中国的制衡。三、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掣肘因素如前所述，拜登政府在对华科技战略转变和践行过程中采取了很多举措。2022年8月9日，拜登又签署了一个兼顾当下与长远、统筹遏制与竞争的对华科技竞争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的出台表明历经两党和各利益集团的反复博弈，美国最终形成了应对“研究安全”的整套决策和实施机制。不过，拜登政府要想成功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科技联盟，持续增强美国科技竞争力并在中美科技战中获得最终胜利，仍将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掣肘。(一)内部掣肘第一，战略取向的局限性。纵观世界科技史，可以发现，技术转移与扩散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在全球化经历了几十年发展后，技术的研发、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已嵌入全球互联互通的网络中。(57)但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遵循的却是一种地缘政治式的“围堵”和“脱钩”思路，违背了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科技发展的客观趋势。除此之外，历次科技革命与美苏、美日科技竞争的历史也表明，一个国家要想获取或维持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主要依赖的是其自身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58)虽然美国对中国进行“科技遏制”和“科技打压”在短期内会限制中国科技创新与发展的速度，但压榨对手并不能弥补美国国内的不足。(59)从技术全球化的客观现实和科技转移的特性来看，美国将科技问题“政治化”和“武器化”，把中国视为维护科技霸权的“最大威胁”，一味地限制中美科技合作和遏压中国科技进步的行为将增加美国的科技创新成本，而美国政府所提供的补贴资金并不足以抵消巨额的成本差距，并且还有可能引起各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补贴竞赛”，压制科技界和产业界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侵蚀美国科技发展的根基，最终使美国得不偿失。(60)第二，国内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的制约。首先，政治极化严重影响着美国政府的治理和执行能力，拜登将会受到美国国内强硬派、温和派等各方力量的牵制和约束。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政治的极化现象日益明显。(61)为了实现各自利益，两党政客开展表演政治、身份政治和否决政治。虽然特朗普已经下台，但“特朗普主义”在美国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参众两院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保守势力通常“逢拜必反”。从2022年中期选举的结果来看，虽然民主党能够掌握参议院多数席位，但在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权后，民主党将面临一个“分裂国会”，未来与科技相关的立法进程、财政拨款等将或多或少会受影响。同时，民主党内部也正在形成新的派系和小团体，如拜登团队内部已分化为修复派、改革派和进步派等。(62)而这些分野对联邦政府过多地介入科技市场、具体优先事项和“小院高墙”策略的态度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的推行势必会面临来自党内和党外的双重压力。其次，美国的政府机构尤其是美国的文官集团通常很注重自身的势力范围和自主权限大小。换而言之，各政府机构在合作时往往会尽量避免被其他机构控制。随着参与制定和实施对华科技战略的机构、人员越来越多，各政府机构围绕着权限的争夺会趋于激烈，政府内部的分歧也越来越多，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政府管制科技的能力和效率。再次，美国深受经济发展受阻、种族矛盾日益激化、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等问题困扰，亟须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棘手，拜登政府能否处理和协调好对华科技竞争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最后，政党轮替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有效实施。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府角色和治理理念等方面有明显差异，如民主党通常倾向于“大政府主义”，共和党则倾向于尽可能地限制政府的角色，减少政府的干预。目前拜登的任期已过半，随着政府更替的不确定性，关于科研体制革新的有效开展、科研经费的持续性投入以及科技资源的合理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未来能否得以成功解决有待商榷。第三，利益集团的牵制。一方面，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实施需要美国企业的参与和配合，但从商业角度来看，美国高科技企业在中国市场有着巨大的利益诉求。例如，中国不仅是苹果和特斯拉等公司的关键中心，还是美国芯片行业1/3的收入来源国，其中高通、德州仪器、美满电子、博通四家主力企业在中国的营收占比更是大大超过1/3，分别达67％、55％、44％、36％。(63)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等机构的相关预测，对华“技术硬脱钩”政策或将使美国半导体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丧失18％，收入减少37％，特别是最新一轮的出口管制就有可能导致美国半导体公司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损失。(64)根据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仍有45％受访的美国企业将中国视为首要或前三大投资目的地。(65)如果美国继续对华实行“科技脱钩”，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导致美国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产能和利润率的持续下降，政府提供的补贴并不能弥补这种损失，同时还会增加美国相关企业的建设、运营成本，并影响它们对未来的战略规划和发展前景。另一方面，美国的某些企业及行业集团对拜登政府公布的申请补贴规则、审查监督制度和进一步升级的对华禁令等并不十分满意。例如，许多企业对监管部门追踪企业内部资金流向等规定难以接受，美国商会、半导体行业协会(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SIA)等游说团体正在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放开环境审查。根据美国商会的分析报告，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销售下降到零，美国公司每年将面临83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每年的研发支出将减少至少120亿美元，资本支出将减少130亿美元，导致12.4万个工作岗位流失，涉及1240亿美元的相关生产，并影响460亿美元的员工薪酬。(66)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USCBC)表示，中美“挂钩”才能让两国人民真正受益。半导体行业协会全球政策副总裁吉米·古德里奇(Jimmy Goodrich)和高级全球政策经理詹妮弗·蒙(Jennifer Meng)也指出，80％以上的美国半导体都在海外销售，进入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对于美国半导体行业未来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美国政府需要支持开放市场的芯片供应链政策。(67)(二)外部掣肘第一，技术权力主体的分散性与全球创新格局的不确定性。与前三次产业技术革命不同的是，第四次科技革命是在不同领域或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同时开展的，技术创新具有全方位、去中心化和外溢性强的特点。因而，在这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新技术使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分散成为可能，传统的地缘政治格局逐渐被打破，技术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新图景正在形成。(68)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网络技术的加速创新，新兴技术体迅速崛起，技术权力主体正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69)全球创新格局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同时，数字化时代的科技创新与发展需要一个开放的创新文化体系和动态的开放式创新商业模式。(70)中美之间有着极其显著的经济共生关系，中国不仅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商品供应国，也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和仅次于印度的外国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人才和高技能H-1B签证持有人的来源国。基于此，如果美国继续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推行“逆全球化”的各项政策，对华实行“脱钩断链”，构建排华的新标准、新规则，持续刻意压制中国，将很有可能对美国产生反噬作用，如创新、监管、人才与知识技能成本增加、技术人员短缺、创新速度放缓等，(71)从而使其在未来创新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第二，第三方力量的参与度与配合度。拜登政府强调利用盟友、伙伴等第三方力量来应对“中国挑战”，但“科技联盟”的构建离不开盟友伙伴的配合与协作。构建科技联盟虽然在美国国内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最终能否成型还有很多变数。首先，并不是所有盟友与伙伴国都视中国为安全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就目前而言，某些美国合作伙伴现已非常依赖中国的市场和关键技术，而这种依赖性将会使这些国家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产生更多的分歧。(72)很多第三方国家与中国保持着务实的经贸合作关系，它们并没有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是采取复杂的问题导向、利益导向的策略。(73)其次，科技联盟的最终成型及其效能发挥存在着难以攻克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科技联盟需要盟友牺牲它们在中国的市场利益，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给予它们同本国企业同等的经济补偿或资助，同时，它们与美国在科技领域也存在着竞争关系，建立在美国进一步域外管辖基础上的多边协议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加深盟国对依赖美国技术成本的担忧。(74)另一方面，如果科技联盟得以成功构建，这些国家的战略对冲空间和余地也势必会越来越小，这与很多国家所追求的“开放的战略自主权”也并不相容。最后，美国的国内危机及其所奉行的“美国优先”理念和零和式的国际交往准则将会使越来越多的盟友对美国失去信任，美国及其盟友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合作能否最终实现以及合作程度有多深仍需时间检验。虽然冷战时美国伙同其盟友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出口管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当时双方阵营的经济联系并不紧密，这与当今各国在科技创新、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与中国密不可分的情况明显不同。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外国公司有强烈的动机在供应链之外设计零部件，以规避美国的限制，并将其销售到中国市场。(75)如果美国想要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促使其盟友对中国实行科技脱钩最终恐将难以落地。第三，中国科技的进步程度与发展潜力。在美国采取的各种科技遏压措施下，虽然中国的科技创新成本会有所增加，科技发展速度也会减缓，但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动力和潜力将会被不断激发，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实施的持续性与有效性。正如荷兰阿斯麦公司(ASML Holding N.V.)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宁克(Peter Wennink)所言：“越给中国施加压力，中国越有可能加倍努力，以制造能够与阿斯麦相匹敌的光刻设备。”(76)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超120万亿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国家，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庞大的人口基数、市场规模和高效的制度优势能够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创造丰富的用户数据、应用场景和政策环境。(77)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发布的数据，中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以来的创新指数全球排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上升趋势。(78)例如，在2021年全球获批的170万件专利中，中国占39.6％，其次才是北美，占19.9％。(79)另外，近年来，随着高技术移民制度和管理体系的日益完善以及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中国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也实现了规模和质量的双重提升。同时，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盛行又促使许多在美工作的中国科学家选择回到中国，据统计，2021年，超过1400名接受过美国培训的中国科学家选择放弃在美的学术或企业工作，转而回到中国，这一人数比2020年增加了22％。(80)科技人才的持续增长将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与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四、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走向“安全”(security)这一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常与国防、军事等联系在一起。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逐渐兴起，以往经常被忽略的经济、环境、人口、资源等开始成为安全问题所关注的重点领域。(81)20世纪90年代，以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Ole Waever)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一个假设，即安全并不是一个客观事实。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他们又运用“言语—行为”这一语言学建构主义工具来分析和研究安全问题，并将安全概念化，提出了“安全化”(securitization)理论。(82)在他们看来，将某种东西视为安全问题或威胁，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改变了这个问题，并因此开始进入了安全化的政治过程。(83)“安全化”理论不仅打破了低阶政治和高阶政治之间的议程界限，(84)也解释了在安全政治中需要通过构建安全问题来部署非常手段。(85)众所周知，冷战时期，为应对苏联带来的持续的安全威胁和挑战，美国曾将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科技视为其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加强了政府在科技发展领域的主导作用，还针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Th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CoCom)，出台了《出口管制法》，对它们进行了严格的出口管制和高新技术转让限制，其科技战略就带有明显的“安全化”色彩。冷战结束后，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和维护霸权地位的重要力量，科技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科技安全也被纳入美国的国家安全议事日程。在“安全化”的过程中，行为体通常带有一定的主观建构性，为了实现其特定的政治目的，它们可能会制造或夸大威胁，造成过度安全化。(86)而非理性的安全化行为又会造成“泛安全化”(pan-securitization)的过度安全思维，(87)这种思维定式会人为地强化“朋友”或“敌人”的身份，从而降低一个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上的包容度和灵活度。(88)随着技术政治时代的到来，科技竞争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许多美国政治精英认为当今世界已再次迈入大国技术竞争的关键时刻，中国不仅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制造商，而且正在挑战美国在技术制高点方面的主导地位，是美国21世纪新兴技术和关键技术方面最为强劲的对手。美国国务院前高级顾问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甚至宣称“美国迎来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89)为了维护和巩固霸权地位，美国将中国的科技崛起构建成一个“存在性威胁”，科技安全在其国家安全布局中的地位越发凸显。(90)美国战略界与学界目前已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即未来应着重突出科技政策的安全属性，并以“负责任的创新态度”布局工业5.0。(91)事实上，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就在不断炒作“中国科技威胁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从“全政府”“全社会”和“全联盟”三个环节推出了一系列遏压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举措，毫无根据地指责和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及产品。由是观之，在新的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于自身霸权地位和技术自身的双重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的科技霸权主义思维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发生改变。(92)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将科技纳入安全话语体系，不断强化科技与国家安全的关联度，把中国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夸大中国科技发展对美国的“竞争性”和“挑战性”，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呈现出显著的“泛安全化”趋势。当前，拜登政府明确将中美科技竞争视为两国战略竞争的重中之重，对华科技竞争已进入全面深化的阶段。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美国在华投资实施前所未有的监督和管控，全面禁止美国对中国的某些高科技领域进行投资，(93)并将出口管制的范围扩大到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领域，(94)进一步收紧双向投资审查，阻止美国的关键技术、资本和专业知识流入中国的先进技术领域，进一步限制中国在高精尖领域的发展。与特朗普政府相比，虽然拜登政府奉行“技术多边主义”，更关注与中国的“正向竞争”，特别是如何“让美国跑得更快”，(95)但其对华科技战略更具“系统性、全局性、针对性和阵营性”，呈现出一种“攻防并举、综合施策、精准打压、多边制衡”的发展态势。(96)拜登政府的对华科技战略虽然尚未完全定型，但相关措施和行动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对华战略安排，其“泛安全化”的战略走向不可否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将会继续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扩大对新技术创新与创业的支持，加强对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顶尖人才的培养，对华技术遏制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不断更新其出口管制和投资筛选机制，同时深化、整合其盟伴关系，(97)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行封堵，重点推动包括监控技术、隐私保护、人脸识别技术、金融科技、数据存储等在内的技术规则制定和关键产业的技术标准制定，共同推进国际技术生态系统，(98)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科技发展与规则体系。大国竞争时代的美国极其注重技术权力，试图以“国家安全”至上原则来协调科技与安全的关系，积极推动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的发展，热衷于“拉圈子”“建小群”，不断强化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博弈，将“全政府—全社会”组织原则应用于对华科技战略，并最终服务于国家安全的战略大局。实际上，美国的这些行为是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是美国滥用国家力量将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的一种体现，其实质是以遏制中国来抵制“美国衰落”的隐喻，对多边主义原则、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的世界经济构成了严重威胁。随着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调整，中国将长期面临美国在科技领域的打压和封锁，尤其是在关键技术领域，中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卡脖子”问题，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阻力。如果美国的新科技联盟得以成功构建，再加上美国国内对科技资源投入的不断增加，中国将会与一个科技实力更加强大的美国竞争，中国科技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日益险恶。与此同时，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泛安全化”还会使中美科技竞争更加复杂，中美科技战不再是纯粹的科技竞争，美国会运用其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全方位地对中国进行压制，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和挑战也将更加复杂多元。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遏压的手段和工具比冷战时更灵活、更多样，试图构建的科技联盟的覆盖范围、涉及领域和管辖环节也比当时的技术联盟更具综合性和针对性，但当今的中国已融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拥有相对比较完备的科技工业体系和国家科技创新生态体系，美国想将中国完全“踢出局”的难度不小。面对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泛安全化”趋势，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抛弃幻想，做好长期准备，以谨慎、从容的态度理性地应对美国对华科技战略调整带来的各种挑战。首先，中国需认真审视自身不足，未雨绸缪，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适时地对自身的科技创新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政府与外资企业的沟通机制，加大科技投资力度，完善科技人才结构，深化产学研结合，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创新效率；其次，面对制裁和出口管制，中国需积极应对，尽早完善对外制裁和出口管制机制，对美国的挑战做出有效应对，同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探索并构建独立于美国的高技术产业链、价值链和区域合作网络；最后，中国还要善于利用欧盟、东盟、日韩等“第三方力量”，以共同利益为突破点，加强与它们在经贸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尽力避免让它们在中美科技竞争中“一边倒”。与此同时，中国也要与美国加强战略层面的沟通，积极谋求中美在非安全领域的科技合作交流空间，更加进取地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修改建议，文中疏漏概由笔者自负。注释：①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available at: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s/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2022.10.15;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nuary 2018,available at: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2022.10.15;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Nuclear Posture Review," February 2018,available at: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01872877/-1/-1/I/EXECUTIVE-SUMMARY.PDF,2022.10.15.②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及长期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第34～40页。③Jan Bateman,"The Evolution of U.S.Thinking and Policy," April 25,2022,available at: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Bateman_Evolution_of_U.S._Thinking.pdf,pp.11～12,2022.10.15.④See Hal Brands,"America Enters the Era of Technopolitik," November 2020,available at: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11-06/u-s-needs-australia-sweden-south-korea-to-beat-china-in-ai-batt-le? sref=nmVx3tQS&leadSource=uverify％20wall,2022.10.15.⑤唐新华：《西方“技术联盟”：构建新科技霸权的战略路径》，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期，第38页。⑥参见石斌：《思想·制度·工具：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一种分析框架》，载《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第12页；葛腾飞：《美国战略稳定观：基于冷战进程的诠释》，载《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3期，第64页。⑦Sara Hsu et al.,"The Role of High Technology in U.S.-China Relations," available at:https://www.cartercenter.org/resources/pdfs/peace/china/finding-firmer-ground-the-role-of-high-technology-in-u.s.-china-relations.pdf,p.3,2023.2.13.⑧一方面，许多美国政治精英认为中国科技竞争力的持续提升严重侵蚀了美国的整体实力与国家安全；另一方面，美国政界及战略界对中国在战略意图、经济政策、权力制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质疑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中国及其科技企业的不信任感。参见T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October 4,2018,available at: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2022.12.24; The U.S.Department of Defense,"Summary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America: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2018,available at: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2022.12.24; The Honorable Terry Branstad,U.S.Ambassador to China,"Resetting the Relationship Based on Reciprocity," September 2020,available at: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9/Ambassador-9/Ambassador-Branstad-Op-Ed_Resetting-the-Relationship-Based-on-Reciprocity.pdf,2022.12.24; The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Remarks by U.S.Secretary of Commerce Gina Raimondo on the U.S.Competitiveness and the China Challenge," November 30,2022,available at:https://www.commerce.gov/news/speeches/2022/11/remarks-us-secretary-commerce-gina-raimondo-us-competitiveness-and-china,2022.12.24.⑨参见王浩：《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009～2018)》，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第38～55页；王浩：《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载《当代亚太》，2021年第4期，第4～27页；吴心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如何重塑对华政策》，载《美国研究》，2022年第4期，第30～46页。⑩黄钊龙：《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科技战略解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87页。(11)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可以根据B.A.Lundvall关于“线性模型”的相关解释，从科技政策学视角来讨论科技战略的主要内涵，详见B.A.Lundvall et al.,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Toward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92)；黄钊龙：《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科技战略解析》，第86～94页；贺德方、唐玉立、周华东：《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构建及实践》，载《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3～10页；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还可以从大国竞争、国家安全等角度分析和理解一个国家的科技战略，详见黄琪轩：《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3期，第94～120页；尹楠楠、刘国柱：《塑造大国竞争的工具：拜登政府科技联盟战略》，载《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5期，第109～129页；林娴岚：《技术民族主义与美国对苏联、日本的高技术遏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2期，第130～154页；Sylvia Ostry and Richar R.Nelson,Techno-Nationalism and Techno-Globalism:Conflict and Cooperation(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5); Sandro Montresor,"Technoglobalism,Techno-nationalism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s:Organizing the Evidence," Technovation,Vol.21,No.7(2001),pp.399～412; Yadong Luo,"Illusions of Techno-nationalism," 2022,pp.550～567,available at:https://link.springers.com/content/pdf/10.1057/s41267-021-00468-5.pdf,2022.10.15; Norma Mollers,"Making Digital Territory:Cybersecurity,Techno-nationalism,and the Moral Boundaries of the State," Science,Technology & Human Values,Vol.46,No.1(2021),pp.112～138。(12)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13)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available at: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s/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2022.10.16.(14)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trategy to Secure 5G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23,2020,available at: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3/National-Strategy-SG-Final.pdf,2022.10.16.(15)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October 2020,available at: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10/National-Strategy-for-CET.pdf,2022.10.31.(16)The White House,"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12,2022,p.33,available at: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2022.10.29.(17)The U.S.Department of Defense,"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lates of America," October 27,2022,available at:https://media.defense.gov/2022/Oct/27/2003103845/-1/-1/1/2022-NATIONAL-DEFENSE-STRATEGY-NPR-MDR.PDF,2022.10.29.(18)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available at: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s/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2022.10.29.(19)The U.S.Department of Defense,"Summe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nuary 19,2018,p.1,available at: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al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2022.10.29.(20)Michael Brown and Pavneet Singh,"China's Technology Transfer Strategy:How Chinese Investments in Emerging Technology Enable a Strategic Competitor to Access the Crown Jewels of U.S.Innovation," January 2018,available at:https://nationalsecurity.gmu.edu/wp-content/uploads/2020/02/DIUX-China-Tech-Transfer-Study-Selected-Readings.pdf,2022.10.29.(21)The U.S.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nuary 2019,available at:https://www.dni.gov/files/ODNI/documents/Nation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2019.pdf,2022.10.20.(22)See the Working Group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U.S.-China Relations,"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A New American Strategy for Technology Competition," November 16,2020,available at:https://china.csd.edu/_files/meeting-the-china-challenge_2020_report.pdf,2022.10.20.(23)The White House,"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available at: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2022.10.20.(24)The White House,"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12,2022,p.23,available at: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2022.10.20.(25)关于“小院高墙”的概念可参见"Samm Sacks Testifies Befor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n 'Smart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ay 10,2019,available at:https://www.newamerica.org/cybersecurity-initiative/digichina/blog/samm-sacks-testifies-house-foreign-affairs-committee-smart-competition-china/,2022.10.20。(26)樊春良：《建立全球领先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美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之路》，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年第5期，第514页。(27)Sarah M.Rovito et al.,"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sts,Engineers,and Students on U.S.Research Outputs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MIT Science Policy Review,Vol.2(August 2021),p.15.(28)Jack Corrigan et al.,"The Long-Term Stay Rates of International STEM PhD Graduates," April 2022,available at:https://cset.georgetown.edu/publication/the-long-term-stay-rates-of-international-stem-phd-graduates/,2022.10.31.(29)池志培：《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的实施与制约》，载《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6期，第35页。(30)OMB/OSTP,"Fiscal Year 2019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dget Priorities," August 17,2017,available at:https://www.research.fus.edu/media/4420/fy2019-administration-budget-priorities-2.pdf,2022.10.31.(31)The White House,"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FY 2023 Budget Makes Historic Invest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ril 2022,available at:https://www.whitehouse.gov/ostp/news-updates/2022/04/05/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fy-2023-budget-makes-historic-investments-in-science-and-technology/,2022.10.31.(32)The U.S.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leases the President's Fiscal Year 2023 Defense Budget," March 28,2022,available at: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980014/the-department-of-defense-releases-the-presidents-fiscal-year-2023-defense-budg/,2022.10.31.(33)The U.S.Department of Defense,"Department of Defense Releases the President's Fiscal Year 2024 Defense Budget," March 13,2023,available at: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Article/3326875/department-of-defense-releases-the-presidents-fiscal-year-2024-defense-budget/,2023.3.20.(34)See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Summary of the 2018 White House State Federal STEM Education Summit," June 2018,available at: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8/06/Summary-of-the-2018-White-House-State-Federal-STEM-Education-Summit.pdf,2022.3.20;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 Provides Scholarships Supporting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Next Generation Cybersecurity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s," January 11,2023,available at:https://new.nsf.gov/news/nsf-provides-scholarships-supporting-education,2023.3.20.(35)See "Tax Cuts and Jobs Act," December 2017,available at: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1,2022.10.31; The 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The Made in America Tax Plan," April 2021,available at: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136/MadeInAmericaTaxPlan_Report.pdf,2022.10.31; The White House,"Budget of the U.S.Gevernment,Fiscal Year 2022," May 2021,available at: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5/budget_fy22.pdf,2022.10.31.(36)Enda Curran and Keith Zhai,"Here's What the U.S.,China Demanded of Each Other on Trade," Bloomberg,May 4,2018,available at: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5-04/here-s-what-u-s-demanded-of-china-at-the-start-of-trade-talks,2022.10.31.(37)See the Industry and Security Bureau,"The Unverified List and the Entity List," available at: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search? conditions％5Bagencies％5D％5B％SD=industry-and-security-bureau&p-age=1&per_page=10,2023.4.30.(38)The White House,"Executive Order on Addressing the Threat from Securities Investments that Finance Communist Chinese Military Companies," November 12,2020,available at: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addressing-threat-securities-investments-finance-communist-chine-se-military-companies/,2022.12.24.(39)The White House,"Executive Order on Ensuring Robust Consideration of Evolving National Security Risks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2022,available at: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2/09/15/executive-order-on-ensuring-robust-consideration-of-evolving-national-security-risks-by-the-committee-on-foreign-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2022.12.24.(40)The White House,"Proclamation on the Suspension of Entry as Nonimmigrants of Certain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9,2020,available at: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proclamation-suspension-entry-nonimigrants-certain-students-researchers-peoples-republic-china/,2022.12.24.(41)"FBI Director Christopher Wray Says China is Agency's Top Counterintelligence Priority," CBS News,September 13,2018,available at:https://www.cbsnews.com/news/fbi-director-christopher-wray-china--a-top-priority-in-u-s-counterintelligence-mission/,2022.12.24.(42)The U.S.Department of Justice,"Attorney General Jeff Sessions Announces New Initiative to Combat Chinese Economic Espionage," November 1,2018,available at: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general-jeff-sessions-announces-new-initiative-combat-chinese-economic-espionage,2022.12.24.(43)Eileen Guo et al.,"The US Crackdown on Chinese Economic Espionage Is a Mess.We Have the Data to Show it," MIT Technology Review,December 2,2021,available at: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12/02/1040656/china-initiative-us-justice-department/,2022.12.24.(44)The U.S.Department of Justice,"Federal Indictment Charges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with Conspiring with Former Motorola Solutions Employees to Steal Technology," February 2022,available at:https://www.justice.gov/usao-ndil/pr/federal-indictment-charges-telecommunications-company-conspiring-former-motorola,2022.12.24.(45)[美]托马斯·博克著：《大洋彼岸的中国幻梦：美国“精英”的中国观》(丁伯成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46)Rebecca Fannin,"Watch for China's Silicon Valley To Dominate in 2018 And Beyond," The Forbes,January 1,2018,available at:https://www.forbes.com/sites/rebeccafannin/2018/01/01/watch-for-chinas-silicon-valley-to-dominate-in-2018-and-beyond/,2022.11.1.(47)See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sues in the 116th Congress," February 6,2019,available at:https://sgp.fas.org/crs/misc/R45491.pdf,2023.3.10;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hina's New Semiconductor Policies:Issues for Congress," April 20,2021,available at:https://cre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6767,2023.3.10; The Atlantic Council,"Standardizing the Future:How Can the Unites Sates Navigate the Geo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 October 11,2021,available at: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Standardizing-the-future-How-can-the-United-States-navigate-the-geopolitics-of-international-technology-standards.pdf,2023.3.10; The RND,"Securing5 G:A Way Forward in the U.S.and China Security Competition," available at: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435-4.html,2023.3.10; The RND,"An Assessment of the U.S.and Chinese Industrial Bases in Quantum Technology," available at: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869-1.html,2023.3.10.(48)Celal Sakka and Ersoy Onder,"In the Framework of the Rele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SS) 2017,an Analysis of Donald Trump's Strategic Policies and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Vol.9,No.5(May 2021),p.24.(49)See Heather Somerville and Jane Lanhee Lee," U.S.Universities Unplug from China's Huawei under Pressure from Trump," Reuters,January 2019,available at: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security-universities-insig-idUSKCN1PI0GV,2022.11.2;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Institution Compliance Section 117 of the Education Act of 1965," October 2020,pp.12～13,available at:https://www2.ed.gov/policy/highered/leg/institutional-compliance-section-117.pdf,2022.11.2.(50)See Chris Isidore,"US Reportedly Urges Allies to Block Use of Huawei Equipment," CNN,November 2018,available at:https://www.cnn.com/2018/11/23/tech/huawei-us-government/index.html,2022.11.2; Reuters Staff,"U.S.Won't Partner with Countries that Use Huawei Systems:Pompeo," Reuters,February 21,available at: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uawei-tech-usa-pompeo-idUSKCN1QA1O6,2022.11.2;"U.S.Warns Germany:Using Huawei Could Crimp Intelligence-Sharing Between Agencies," NPR,March 12,2019,available at:https://www.npr.org/2019/03/12/702477741/u-s-warns-germany-using-huawei-could-crimp-intelligence-sharing-between-agencies,2022.11.2; Stu Woo and Drew Hinshaw,"U.S.Fight Against Chinese 5G Efforts Shifts from Threats to Incentiv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14,2021,available at:https://www.wsj.com/articles/u-s-fight-against-chinese-5g-efforts-shifts-from-threats-to-incentives-11623663252,2022.11.5.(51)该计划打着“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自由造成重大威胁”的名义，妄图在运营商、应用商店和程序、云存储和电缆这五个方面清除中国企业。详见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We Call on All Freedom Loving Nations and Companies to Join the Clean Network," available at:https://2017-2021.state.gov/the-clean-network/index.html，2022.11.2。(52)赵明昊：《统合性压制：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新态势论析》，载《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9期，第12页。(53)The White House,"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3,2021,p.10,available at: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2022.11.2.(54)"S.1169-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 April 15,2021,available at: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1169/text,2022.11.2.(55)2022年5月23日正式启动，提出要推进高技术投资审查的标准，争夺高技术供应链控制权，维护供应链弹性，以塑造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非对称技术力量优势和战略环境。详见"Statement o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March 2022,available at:https://www.mofa.go.jp/files/100347436.pdf，2022.11.1。(56)"Democracy Technology Partnership Act Section by Section," March 2021,available at:https://www.warner.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6/f/6f1d16fa-89f4-4836-a535-0c4b54437215/312B681A49F939FDAB28321EC7B2EFD7.democracy-technology-partnership-section-by-section-final.pdf,2022.11.1.(57)Fengwei Yang and Sai Gu,"Industry 4.0,A Revolution that Requires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trategies," Complex & Intelligent Systems,January 27,2021,available at: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0747020-00267-9,2022.11.2.(58)黄钊龙：《“内外兼修”：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载《国际论坛》，2022年第6期，第104页；林娴岚：《技术民族主义与美国对苏联、日本的高技术遏制》，第130～154页。(59)Stephen S.Roach,"The Sino-American Tech Trap," available at: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merica-china-tech-war-no-us-strategy-by-stephen-s-roach-2023-01,2023.2.14.(60)Jenny J.Lee and John P.Haupt,"Winners and Losers in US-China Scientific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Higher Education,2020,Vol.80,No.1,pp.59～70; Rory Truex,"What the Fear of China Is Doing to American Science," The Atlantic,February 16,2021,available at: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02/fears-about-china-are-disrupting-american-science/618031/,2022.11.2.(61)See Thomas Carothers and Andrew O'Donohue,"In the United States,Polarization Runs Particularly Deep," September 25,2019,available at:https://cf.linnbenton.edu/artcom/social_science/clarkd/upload/How％ 20Americans％ 20Were％ 20Driven％ 20to％ 20Extremes.pdf,2022.11.2; Stephen G.Morris,"Empathy and the Liberal Conservative Political Divide in the U.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Vol.8,No.2(2020),available at:https://jspp.psychopen.eu/index.php/jspp/article/view/5209,2022.11.2; Michael Dimock and Richard Wike,"America Is Exceptional in Its Political Divide," March 29,2021,available at:https://www.peewtrusts.org/en/trust/archive/winter-2021/america-is-exceptional-in-its-political-divide,2022.11.2; Yascha Mounk,"The Doom Spiral of Pernicious Polarization," The Atlantic,May 21,2022,available at: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2/05/ns-democrat-republican-partisan-polarization/629925/,2022.11.2.(62)Thomas Wright,"The Fraught Politics Facing Biden's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2,2020,available at: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11/23/the-fraught-politics-facing-bidens-foreign-policy/,2022.11.2.(63)根据2021财年高通、德州仪器、美满电子、博通企业年报整理。(64)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How Restrictions to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Leadership in Semiconductors," available at:https://media-publications.beg.com/flash2020-03-07-How-Restrictions-to-Trade-with-China-Could-End-US-Semiconductor-Leadership.pdf,2022.12.24.(65)AmCham China,"2023 China Business Climate Survey Report," available at:https://www.amchamchina.org/2023-china-business-climate-survey-report/,2023.3.10.(66)The U.S.Chamber of Commerce,"Costs of U.S.-China Economic Decoupling," available at:https://www.us-chamber.com/assets/documents/024001_us-china_decoupling_factsheet_semiconductors_fin.pdf,2022.12.24.(67)Jimmy Goodrich and Jennifer Meng,"Meeting of Semiconductor Associati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Underscores Importance of Global Chip Sector Collaboration," March 2,2023,available at:https://www.semiconductor-associations-from-around-the-world-underscores-importance-of-global-chip-sector-collaboration/,2023.3.10.(68)Ariel Kastner,"7 Views on How Technology Will Shape Geopolitics," April 7,2021,available at: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4/seven-business-leaders-on-how-technology-will-shape-geopolitics/,2022.12.4.(69)黄日涵、高恩泽：《“小院高墙”：拜登政府的科技竞争战略》，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第151页。(70)MinHwa Lee et al.,"How to Respond to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or the Seco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Dynamic New Combinations between Technology,Market,and Society through Open Innovation," Journal Open Innovation:Technology,Market,and Complexity,Vol.4,No.21,2018,p.23.(71)Jon Bateman,"The Fevered Anti-China Attitude in Washington Is Going to Backfire," Politico,December 15,2022,available at: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zine/2022/12/15/china-tech-decoupling-sanctions-000-71723.2023.3.10.(72)The Atlantic Council,"The Top 23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for 2023," December 23,2022,available at: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atlantic-council-strategy-paper-series/risks-opportunities-2023/,2023.2.4.(73)朱锋、王笑天：《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欧洲角色》，载《国际观察》，2022年第3期，第97页。(74)Sarah Bauerle Danzman and Emily Kilcrease,"The Illusion of Controls:Unilateral Attempts to Contain China's Technology Ambitions Will Fail," Foreign Affairs,December 30,2022,available at: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illusion-controls,2023.2.14.(75)Paul Scharre,"Decoupling Wastes U.S.Leverage on China," Foreign Policy,January 13,2023,available at: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1/13/china-decoupling-chips-america/,2023.2.14.(76)Cagan Koc,"ASML Says Chip Controls Will Push China to Create Own Technology," January 26,2023,available at: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cles/2023-01-25/asml-says-chip-controls-will-push-china-to-create-own-technology,2023.2.14.(77)武汉大学中美科技竞争研究课题组：《中美科技竞争的分析与对策思考》，载《中国软科学》，2020年第1期，第3页。(78)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 available at: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en/series/index.jsp? id=129,2023.2.14.(79)The World Economic Forum,"The Number of Global Patent Applications Is Breaking Records.Where Are the Hotspots?" December 19,2022,available at: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12/innovation-patent-filings-intellectual-property-ip-applications/,2023.2.14.(80)"U.S.-China Tensions Fuel Outflow of Chinese Scientists from U.S.Universities," September 22,2022,available at:https://www.wsj.com/articles/u-s-china-tensions-fuel-outflow-of-chinese-scientists-from-u-s-universities-11663866938,2022.11.3.(81)Barry Buzan,People 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Colchester,United Kingdom:ECPR Press,2016),p.14.(82)“安全化”理论宣称，安全是一种社会和主体之间的建构，没有所谓的预先给定的任何意义，它可以是被宣称为安全的任何东西，从某种程度而言，“安全化”是一种激进的“政治化”，关于安全化理论的详细阐述可参见Barry Buzan 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Lynne Rienner,1998)。(83)[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84)Rita Taureck,"Securitization Theory and Securitiz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Vol.9,No.1(2006),pp.55～60.(85)Kathrin Lenz-Raymann,Securitization of Islam:A Vicious Circle(Transcript Verlag,2014),p.244.(86)余潇枫、谢贵平：《“选择性”再建构：安全化理论的新拓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109页。(87)所谓“泛安全化”，是指非安全领域的“安全化”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过度的传统安全化。参见郭锐、陈馨：《“泛安全化”倾向与东亚军备安全风险》，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第41～42页。(88)张超、吴白乙：《“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载《国际展望》，2022年第2期，第29页。(89)Robert Manning,"The U.S.Finally Has a Sputnik Moment with China," available at: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0/29/us-china-sputnikmoment-technology-competition-semiconductors/,2022.11.3.(90)See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January 2018,pp.1～3,available at: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2022.11.3.(91)Vural Ozdemir and Nezih Hekim,"Birth of Industry 5.0:Making Sense of Big Data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Next- generation Technology Policy," A Journal of Integrative Biology,Vol.1,No.22(2018),pp.65～76.(92)关于“科技霸权主义”的相关研究可参见Jonathan D.Caverley,"United States Hegemony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Defense," Security Studies,Vol.16,No.4(December 2007),pp.598～614; Jerry Harris,"Dreams Global Hegemony and the Technology of War," Race & Class,Vol.45,No.2(October 2003),pp.54～67; Robert Neubauer,"Neoliberal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or Vice Versa? Global Citizenship,Technology,and Hegemonic Ideology,"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 Critique,Vol.9,No.2(2011),pp.195～230。(93)Gavin Bade,"Key Lawmaker:Biden Mulling Broad Prohibitions on U.S.Investments in Chinese Tech," Politico,January 27,2023,available at: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3/01/27/biden-mulling-broad-prohibitions-investments-chinese-tech-00079995,2023.2.14.(94)Antonia Hmaidi and Rebecca Arcesati,"Why Europe Struggles With U.S.Export Controls on China," The Diplomat,December 27,2022,available at:https://thediplomat.com/2022/12/why-europe-struggles-with-us-export-controls-on-china/,2023.2.14.(95)Kun M.Campbell and Ely Rather,"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Vol.97,No.2(March/April 2018),pp.60～70.(96)赵明昊：《统合性压制：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新态势论析》，第1～16页。(97)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at the 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 Global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mmit," September 16,2022,available at: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9/16/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at-the-special-competitive-studies-project-global-emerging-technologies-summit/,2023.2.14.(98)See the White House,"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12,2022,p.33,available at: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2023.2.14. ...

赵怀普：欧盟在中美欧互动中的多重角色与中欧关系

内容提要：作为当今世界上一支战略性力量，欧盟近年来提出并坚持“战略自主”，主动参与国际事务与大国关系博弈的意识不断增强。欧盟参与中美战略博弈，使得中美欧三边互动成为当前新一轮大国关系分化重组过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中美欧关系是一个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动态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非对称性等特点。当前中美欧互动正处于一个激烈的碰撞期，美国是主要推手，中美博弈是主要矛盾，欧盟扮演多重角色并发挥着独特且微妙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美博弈进程及三边关系的走向。欧盟的角色具有三重性，即利益攸关方与权力平衡者、非正式盟友和矛盾的伙伴。这些不同角色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欧盟在中美欧关系中的独特身份与利益取向。中美欧互动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称三角博弈模式，由于欧美间相互关系要比对华关系紧密得多，这就使得欧美共同应对中国成为三边关系的趋势性特征之一。但与此同时，欧盟寻求战略自主以及中欧关系具有的强大韧性，为中国运筹中美欧关系提供了外交空间。面对动荡调整的中美欧关系所带来的挑战，中国应加大对欧外交力度，综合施策以确保中欧关系的合作性大于竞争性，推动中美欧关系朝着相对平衡方向发展，同时重视并探索建立中美欧三边互动机制的可能性，以最大限度降低美欧联手应对中国的风险。关 键 词：欧盟外交  战略自主  中美欧关系  中欧关系  中美关系.美欧关系 二战后兴起的欧洲一体化重塑了欧洲国际关系格局，并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作为欧洲一体化的产物和组织形式，欧盟不仅在欧洲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致力于扮演“全球角色”，在国际经济政治乃至安全事务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近年来，随着欧洲内外形势的变化，欧盟一方面加紧推进内部整合，同时基于“战略自主”推动对外战略转型，彰显其“地缘政治行为体”新角色。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西方与俄罗斯关系恶化的国际战略环境下，欧盟跃跃欲试，谋求作为一支战略性力量参与到大国博弈中，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拜登执政以后，欧盟积极配合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希望“重建”特朗普时期遭受重创的欧美关系，同时加强了与美国在涉华、涉俄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尤其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对俄态度变得愈加强硬，并倾向于将中俄“绑定”，在多个领域加强了与中国的竞争。然而，追求“战略自主”的欧盟毕竟在一些重大国际事务中有其自身的目标与原则，在对华关系上也有着不同于美国的利益考量，因此在参与大国关系博弈时并不完全与美国同步，凸显其在全球事务与国际关系中的独特角色与作用。本文聚焦欧盟在中美欧关系中扮演的多重角色，并探讨其对中美欧三边互动及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影响。一、中美欧关系的特征与当前态势大国关系分化重组是国际政治永恒的主题。当前新一轮分化重组以中美关系、俄罗斯与美西方关系为牵引，带动各大力量战略互动，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涌现出了多个不同组合的大国间三边关系，在全球层面尤以美国、中国和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这三者间的关系最为引人注目。中美欧三方之间的互动频繁且复杂，构成了对国际体系运行与国际格局调整影响最大的一组三边关系。新时期的中美欧关系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征。首先，中美欧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敌对三角，而是充满合作与竞争的三角关系。①中美欧三角关系也可称之为三边关系，构成了国际体系的某种特殊结构。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一种由美国、欧盟和中国构成的三个超级大国体系会是一种对手和朋友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像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以“敌人”为特征的社会结构情形。②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对手和朋友的社会结构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态，中美欧三方在有些领域存在竞争，但在很多的领域亦可形成合作。③其次，中美欧三边关系具有某种天然的不对称性。基于共同的西方价值观、经济和政治模式以及相似的国际政治理念与对华长期战略目标，美欧之间的战略一致性大于分歧，美欧共同性大于中欧一致性，由此使得中美欧三方互动呈现不对称博弈模式，或者说三方维持不等边三角形的关系。再次，中美欧关系并非是固化状态或固定模式，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因此具有可塑性和可变性。总而言之，中美欧三方利益交织，三边关系是一个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动态过程，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非对称性等特点。在“大国竞争”回归的当下，中美欧关系正处于一个激烈的碰撞期。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基于零和思维大幅度调整美国对外政策，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对华展开全面遏制与竞争，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同时亦将欧盟视为“敌人”，并对欧采取压迫式交易政策，致使跨大西洋同盟及美欧关系遭受严重冲击，欧洲对美国作为可靠盟友的质疑前所未有地上升。拜登政府执政后延续了对华强硬政策，2022年10月出台的最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是美国“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但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重视联合盟友尤其欧盟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然而，拜登执政后美欧关系虽然得到了一定的修复，但由于受到国际变局带来的根本性制约以及美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双方关系的修复空间较为有限。至于中欧关系，近年来欧洲对华负面认知上升，欧盟对华政策的竞争性一面凸显，导致双方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但欧盟以接触与合作为核心的对华战略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概言之，当前中美欧关系处于一个激烈碰撞和动荡调整的过程之中，美国扮演推手角色，中美博弈是主要矛盾，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彼此对对方的认知和对两国关系的定位，而在这个方向的确定过程中，两国都会受到“第三方力量”——欧盟政策取向的影响。目前来看，在中美欧三边关系格局中，欧盟不愿“选边站”，三方将维持不等边三角形的关系，而欧盟的对华政策也很大程度上将成为欧美之间接近或疏离的杠杆。作为关键的第三方，欧盟在中美欧关系中的作用独特且微妙。在当前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欧洲提供了一个中美两国均能发挥一定影响力的“缓冲地带”，这既凸显了欧盟之于中美两国的战略重要性，同时意味着中美双方都势必会努力争取欧盟的支持。可以预见的是，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将会继续发力拉拢、胁迫欧盟一起对抗中国，这一点并不会因为美国国内政治变化或中美关系短期回稳而发生根本性改变。而这也警示中国，要打破美国的这一图谋，拉住、稳住欧盟具有紧迫战略性和重大现实意义。二、欧盟在中美欧互动中的多重角色欧盟近年来受到内外多重挑战与危机的影响，虽然软硬实力均有所下降，但在一个“单极霸权”日益衰落的世界中仍是一支重要的战略性力量。在中美欧互动中，欧盟扮演的角色具有三重性，即利益攸关方与权力平衡者、非正式盟友和矛盾的伙伴。这些角色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欧盟在中美欧关系中的独特身份与利益取向。(一)利益攸关方与权力平衡者“利益攸关方”语义中性，指国际关系中的溢出效应。一国行为超越本国国界，影响国际社会，无论其有益或有害，均可称“攸关”。2005年9月，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利益攸关方”的概念，称“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主张应该以务实态度对待中国。④以此为参照，在中美竞争主导的中美欧三边关系中，美国、中国和欧盟均是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对于欧盟来说，其“利益攸关方”角色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认知，即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态势下，美国和中国从各自角度出发都把欧盟视为一个利益攸关方，并且努力争取欧盟的支持。美国视欧洲为传统盟友，将“联欧制华”作为其对华进行有效竞争与遏制的先决条件。正如有国外学者分析指出，美国正以一种更实用的方式来看待欧洲，如果欧洲站在美国一边，美国在对华竞争中占据优势的机会就要大得多。⑤争取欧洲的支持对于中国来说同样重要，中国不仅在与美国的博弈中需要争取欧盟，在与第三世界的交往之中也经常需要援引欧盟的力量，通过增加利益相关方来减少在国际舆论、产业标准、政治环境等方面的阻力。另一方面，欧盟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亦认为自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利益相关者。在冷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欧盟一直将中美两国视为其在国际体系中两个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从其对中美两国实力的认知来看，美国拥有在世界金融和科技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和对国际事务的传统影响力乃至其同盟体系的聚合力量，仍对世界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中国则对世界经济拥有巨大影响力，全球70％的国家和地区都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欧盟希望同时保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和与中国的合作关系。然而，近年来中欧摩擦增多和“特朗普冲击波”导致欧盟对中美两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欧盟认为其在安全、贸易和科技领域面临的来自中美两国的压力显著增加，国际协议和多边机构的权威与合法性受到了挑战，中美以各自的方式破坏了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自由国际秩序”。⑥在此形势下，欧盟对其与中美两国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评估，一方面认为与两国的关系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关系的长期确定性正在消失，另一方面认为中美竞争的加剧使欧洲成为中美两国的关键伙伴和争夺对象，自己因此面临来自中美两国在诸多议题和政策领域日益增大的压力。欧盟认识到中美竞争具有长期性，将给自己带来难以回避的重大挑战，因此忧虑自身利益会受到损害。作为有着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欧盟不甘坐视自身利益受损，而是希望扮演一个权力平衡者角色，主动参与到中美博弈之中。其近年来不断强调的欧洲“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就是欧盟这一雄心的体现。事实上，“战略自主”的提出主要就是为了应对中美竞争背景下的世界变局，表明欧盟欲凭借自己的战略成为大国博弈的参与者和国际权力的平衡者，避免自身在可能出现的新的两极化世界中被边缘化。2016年出台的欧盟《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文件将“战略自主”定位为“在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上设定自己的优先事项并做出自己的决定的能力”，以及“与第三方合作或在需要时单独执行这些事项所需的制度、政治和物质资源”。⑦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欧洲战略自主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他认为欧洲战略自主是全方位的战略自主，是旨在将欧盟建设成国际政治中独立战略力量的战略自主，并特别强调要实现不依赖美国的防务自主，不依赖美国和中国的技术自主，不从属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自主。⑧应指出的是，欧洲战略自主的重大意义在于明确了欧盟自身的战略定位，从而促使其更加主动地参与地缘政治博弈，而这意味着欧盟对外战略思维模式发生了变化，与冷战时期同美国结盟、寻求美国保护的战略依赖不同，如今欧盟希望通过战略自主寻求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大国博弈中找到其自主和独立的空间。在对中美博弈前景关注和感到忧虑的同时，欧盟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本能地希望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寻求平衡。正如有分析指出，由于难以割舍来自中、美两方面的利益，欧盟寻求采取一种被称之为“蛋糕主义”(Cakeism)的平衡策略，即在中美竞争中想要鱼与熊掌兼得，或者说与中美都做朋友，保持某种或可能演变成中间人角色的矛盾立场。⑨马克龙在2022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欧盟不愿在中美之间做选择，而是致力于促进自身的发展，并成为大国政治中一个“自治极”。⑩他还指出，要在一个地缘政治竞争上升的世界中增强法国和欧洲的主权和战略自主，就必须建设一个强大的政治化的欧洲，法国和欧洲不能被迫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成为任何一“极”的附庸，法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强大的战略自主的欧洲对于实现国际关系的再平衡，建设一个平衡的多极世界至关重要。(11)2023年4月，马克龙在结束访华之旅后又对媒体表示，建立战略自主性对于防止欧洲国家成为附庸国来说至关重要，欧洲可以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第三极”力量。他还说，欧洲必须拒绝做美国的附庸，并且应当避免卷入涉台问题。(12)马克龙的一系列言论反映出法国和欧洲力争在国际上成为独立的一支力量的强烈意识。简言之，“战略自主”已然成为欧盟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和应对大国竞争的战略工具。对于欧盟来说，在中美之间寻求战略自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为了尽可能地保全来自中美两方面的利益，也是为了借此在中美之间扮演平衡者甚至调节者的角色。战略自主性与调节者角色相辅相成，只有坚持战略自主，才有可能在中美关系中发挥平衡者与调节者的作用；反过来，有效的平衡与调节作用将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破裂，从而避免欧盟自身陷入被迫选边站的窘境。由此不难看出，寻求“战略自主”和发挥平衡调节作用与欧盟以往在应对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也包括在大西洋联盟内部处理欧美关系)时采取的被动反应模式有着明显的不同。(二)非正式盟友“非正式盟友”角色主要体现在欧美关系中。在西方内部与跨大西洋关系范畴内，美国与北约欧洲成员国在北约机制内是正式盟友关系，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政治同盟。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则不属于正式盟友关系，因为双方之间未订立同盟条约。但由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同时也是北约成员国，(13)加上欧洲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价值观方面同美国具有相似性以及军事上仍依赖美国的保护，因此双方事实上形成了某种非正式盟友关系，属于经济、外交盟友。欧美之间的非正式盟友关系对中美欧关系的影响较为复杂微妙。应指出的是，虽然欧盟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单边主义行为持批评态度，但双方在对华关系中存在根本的利益交集，即对自由市场经济、所谓“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和“普世价值”的共同坚持并将其视为关键利益。在当前中西博弈加剧以及美国和欧盟均强化对华竞争的形势下，出于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及双方对华政策的“共同利益”的需要，美欧之间对华战略协同与政策协调的动能明显增强。回溯历史，美欧早在21世纪初就建立了应对中国崛起的二轨对话和官方磋商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西实力消长加大了美欧的危机感，推动双方加强了涉华战略互动，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二轨”、“1.5轨”对话和官方“一轨”外交彼此间紧密交织、相辅相成的多层次互动框架。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和影响力扩大，美国和欧盟更明确地将中国视为经济、技术和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并且重新审视和评估彼此对对方的价值。美国试图拉拢欧盟以加强其对华竞争优势，欧盟则将欧美协调作为维系大西洋联盟和促进自身在亚洲和中国利益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值得一提的是，中美经贸科技竞争加剧凸显了欧盟作为第三方参与中美博弈的潜力，因为欧盟在科技、金融和市场监管领域拥有强大实力。也正因为此，欧盟近年来在加强与美国的涉华互动方面较以往显得更加主动。在欧盟提议下，美欧于2020年10月建立了“中国问题”对话机制，从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到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的转变，表明美欧涉华互动的内涵正在进一步深化。2021年12月欧盟提出《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称重新制定跨大西洋和全球合作新议程是“一代人难得”的可以结成新联盟来对抗中国崛起的机会。(14)拜登执政以后，美欧关系得到了一定的修复，这刺激双方进一步加强全领域对华政策协调。除了重启“中国问题”对话外，美欧还新建了一个带有对华技术竞争色彩的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与此同时，美国、欧盟和北约之间的涉华互动与政策协调也在加强。总之，与特朗普时期相比，如今美欧涉华对话与政策协调的议程进一步扩大，合作更加广泛深入，概括起来就是，经贸科技领域对华竞争与打压，投资、出口管制领域对华设限与防范，价值观与人权领域对华干涉与“制裁”，安全合作以及应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美欧“印太战略”协调。但另一方面，非正式盟友意味着欧盟与美国之间存在距离，其背后反映出双方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冷战终结和经济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环境，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美欧的身份特性、利益和政策关注点均有所不同。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美欧涉华经济、安全利益的不对称尤其突出。经济领域的利益不对称主要体现在欧盟的经济主导观点与美国的地缘政治视角之间的冲突。尽管欧盟近年来加强了对华经济竞争，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欧盟依然具有吸引力。2020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21年中欧贸易额突破了8000亿美元，2022年双边贸易额进一步提升到近8500亿欧元。(15)由于中欧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欧盟不赞成美国倡导的对华经济“脱钩”。美欧在涉华安全领域的利益不对称更加明显。美国渲染中国在东亚地区构成的“安全威胁”，希望欧盟参与对华军事威慑，而欧盟则始终视俄罗斯为主要威胁，不愿意在亚洲卷入美国对华军事威慑。2021年6月七国集团举行峰会期间，马克龙就公开警告美国，欧洲不愿“回到冷战的逻辑中”，不愿追随美国的意愿将中国视为西方的新敌人。(16)在此之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 Borrell)也指出，欧盟与美国不同，既不追求“新冷战”的战略对抗，也不支持广泛的经济脱钩，欧洲必须走自己的道路，按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行事。(17)2023年4月访华期间，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思(Ursula von der Leyen)重申了反对对华“脱钩论”的立场。马克龙在向法国在华企业界代表发表讲话时指出，欧洲必须抵制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的想法，并表示自己从不认为“脱钩”会出现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在举行中法欧三方会晤时，冯德莱恩表示，欧中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彼此经济高度关联，同中国“脱钩”不符合欧方利益，不是欧盟的战略选择，欧盟独立自主地决定对华政策。(18)总之，由于欧美利益并不画等号，双方在对华政策上有合有分，随时随事而定。欧盟在利益重叠领域同美国保持一致、在有相同关切的涉华问题上同美国合作，但不会因此放弃战略自主和完全隔断对华关系。马克龙表示，在与中国关系问题上，欧洲将保持独立性，“既不成为中国附庸，也不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结盟”。(19)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所长沃尔克·佩茨(Volker Perthes)认为，面对中美竞争，欧洲国家既不愿意二选一，同时也难采取等距离政策，因此欧洲正在加大努力定义自身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利益和优先事项。(20)2021年3月，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的《对华计划：跨大西洋战略竞争蓝图》报告承认，虽然欧洲国家愿意与美国联合应对中国、捍卫共同利益，但它们不希望引发另一场冷战，也不希望切断与中国的所有联系。(21)今后，如若中美关系不可逆转地走向进一步恶化甚至敌对化，欧盟将会面临来自美国要求“选边站”的更大压力，在此情况下为维护自身最大利益，可能会被迫选择更多地与美国合作，但即便如此，欧盟仍会避免使中欧关系完全走向对抗，并在对华政策上和美国拉开一定距离。从根本上讲，美国的霸权护持与欧盟战略自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双方涉华利益的不对称，限制了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深度。未来美欧会进一步加强针对中国的协调联动，欧盟可能会更加靠拢美国，但却难以完全倒向美国，美欧只能形成有限的战术联盟，无法形成整体对华的战略联盟，更不会出现类似冷战时的阵营对抗。(22)马克龙访华之旅结束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表示，欧洲领导人愈发支持马克龙推动的、旨在让欧洲远离美国的“战略自主”政策，他还表示，欧盟对与美国的联盟关系确实存在着“巨大的依恋”，但是“如果与美国的联盟意味着欧洲在所有问题上盲目地、系统地遵循美国的立场，那就错了”。(23)(三)矛盾的伙伴欧盟的第三个角色主要体现在中欧关系中，即欧盟和中国互视对方为矛盾的伙伴，这是近年来双方关系调整呈现出的一个新特点。从欧洲方面看，随着中美博弈的加剧，欧盟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较大变化，战略取向呈现保守性。2019年欧盟提出对华“三重定位”(合作、竞争、对手)，突出了中欧关系的竞争性，特别是首次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从行为表现来看，欧盟除了加强对华经济科技竞争，还强化了价值观外交，甚至对华实施所谓的“人权制裁”。新冠疫情加深了欧盟对国际形势日益陷入竞争和对抗的认识，尤其是抗疫合作中出现的“叙事之争”加剧了其对华战略疑虑，质疑中国“政治化”疫情以谋求地缘政治优势。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在制裁俄罗斯的同时加大对华施压力度，从而使得中欧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博雷利称，如果中国不能为俄罗斯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军的政治解决方案做出贡献，欧盟与中国保持信任关系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将是极为困难的。(24)冯德莱恩2023年4月在欧洲议会发言时强调，欧盟未来的中国战略核心必须是“经济去风险化”(economic de-risking)。但尽管如此，欧盟并未放弃维持和发展中欧双边经贸关系，以及寻求中欧全球治理合作。尤其是欧洲当前正面临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冲击，对中国仍有着巨大的经济合作需求，这一点从2022年11月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访华以及马克龙近期访华均有一个庞大的商业代表团随行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出。从中国方面看，随着欧盟对华认知的变化及其对华政策的竞争性一面上升，欧盟在中国眼中也越来越像是一个矛盾的伙伴。针对欧盟干涉中国内政及实施所谓“制裁”等一系列错误做法，中国进行了坚决斗争和必要的反制。同时中国仍重申并强调，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认为欧盟对华“三重定位”相互矛盾，相互抵销，(25)希望欧方跳出这一“三重定位”的思维定式，坚持对话合作的主导面。(26)习近平主席在同马克龙、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三方会晤时强调，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欧关系，对欧政策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希望欧方形成更为独立、客观的对华认知，奉行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对话协商聚同化异。(27)总之，当前中欧关系正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其重要性将更为突出，但同时复杂性、矛盾性也愈加明显。(28)中国在欧洲眼里复杂化了，欧洲在中国眼里也矛盾化了，这使得以往性质较为单一、发展较为平稳的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调适期。中欧关系似乎正显现出一种经济上竞合兼备、全球治理上谋求合作、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趋于中欧版“政冷经热”的新常态。(29)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在对华政策上正试图把保持经贸、全球治理合作与拥抱价值观、地缘政治竞争结合起来，尤其是在对华新认知中强调与中国进行竞争和对抗，因此中欧关系的调适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碰撞期。冯德莱恩访华前夕在布鲁塞尔就欧中关系发表“原则性讲话”，称欧盟不希望与中国“脱钩”，但需要平衡与中国的关系，降低欧盟对华关系的风险及对中国的依赖。(30)欧盟计划于2023年6月推出的新对华战略将如何定位中国和中欧关系，颇值得关注。三、中欧关系的发展前景欧洲历来是中国外交战略方向之一，在当前中美竞争主导的中美欧三边关系中，中国外交的欧洲重心日益凸显。自2022年11月以来，德国总理、欧洲理事会主席、西班牙首相、法国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等欧洲领导人密集访华，既反映了欧洲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强烈意愿，同时也体现出中方对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近期出席英国查尔斯三世国王加冕仪式并访问葡萄牙、荷兰以及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访问德国、法国和挪威再次证明了这一点。鉴于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基本态势以及欧盟在中美欧关系中的多重角色，中国加大对欧外交力度意义重大。中国应当坚持“拉欧稳美”的战略思维，通过综合施策确保中欧关系的合作大于竞争，推动中美欧关系朝着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以最大限度降低美欧联手应对中国的风险。从战略上运筹塑造中欧关系，首先应厘清欧盟在中美欧互动中的复杂角色，把握新阶段中欧关系的特点与实质，避免将欧盟与美国“绑定”。在当前中美欧互动格局中，欧盟既是关键第三方，又并非完全独立和中立。尽管其角色多元而复杂，但欧盟总体上仍是一支值得争取的建设性力量。应当看到，在当今中国的外交布局中，“西方”的内涵已经多元化了，至少欧洲和美国有了很大的不同。对“西方”认知的这一变化是中国外交更加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运筹塑造中欧关系的基础所在。经过建交48年来的发展，中欧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战略重要性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对此有着基本共识。中欧之间没有根本战略分歧和冲突，有的是广泛共同利益和长期积累的合作基础。中国始终视欧洲为全面战略伙伴，支持欧盟战略自主，支持欧洲团结繁荣，支持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31)欧盟方面认为，欧中双方相互依存度之高前所未有，在众多领域深度融合，也在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全球治理的很多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中欧当前关系的实质是，欧盟仍坚持美国过去奉行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对话与合作仍是其对华政策主流。冯德莱恩认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她在结束访华之行后向欧洲议会议员表示，与中国的关系“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们需要制定欧洲自己的对华战略和原则”。博雷利也称，欧盟需要重新调整对华战略，并表示“必须继续与中国开展对话”。(32)对于中国来说，大变局时代的中美欧关系中，欧盟并非中国的战略对手，而是应当继续求同存异的战略伙伴。(33)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多次重申支持欧洲战略自主，支持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欧盟也应当认识到，中欧之间是一种有其自身发展逻辑和惯性的互利互惠的关系，损害这种关系，实质上是在损害欧盟的自身利益。近一时期中欧之间的高层互动不断，中欧关系经历了一系列挑战而呈现出强大的韧性。多位欧洲领导人相继访华被认为是中欧关系的“再确认”，确认中欧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之下的战略意义和历史责任。(34)2023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保持和加强中欧战略合作对于中欧双方意义重大，对于全球战略稳定也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考虑到欧盟对华政策的独有特性，中国在处理与欧美的关系时，应避免将欧盟与美国“绑定”。欧盟与美国虽同属西方政治、经济、价值及安全体系，但欧盟没有明显的霸权利益，在对华关系方面不视中国为切实的“安全威胁”。欧盟与中国虽非盟友，但也不是注定的敌人。相对于中美竞争日益走向固化，当前中欧关系仍处于动态的变化与调整中，具有正向发展的可塑性。或者说，与中美之间竞争性甚至对抗性的关系相比，中欧之间仍是一种总体竞合的良性关系，至少良性特征仍然明显。未来的中欧关系或难以避免波折和起伏，但争取其朝正向发展仍然是可能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欧关系具有很强的韧性，双方之间的强经济互补性与高相互依存度、国际政治中的彼此需要与相互借重以及强大的全球治理合作需求等，既支撑了中欧关系的韧性，也决定了欧盟对华包容力要比美国强得多。鉴于美国在中美欧关系中的推手角色以及激烈的中美博弈，中美关系的状态与走向对欧盟及中欧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应统筹对美对欧外交，进行综合施策。就策略而言，应坚持对美“斗而不破”，支持欧洲战略自主，促使欧盟在中美之间保持相对中立。中国要拉住稳住欧洲，需首先在战略上管控好中美关系。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美国业已确立的以遏制与竞争为中心的对华战略不大可能改变。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导致美国财政状况恶化、通货膨胀加剧，由此使得美国对华焦虑感进一步上升。美国除了继续对中国进行军事威慑与制衡外，今后会重点在经济和科技领域采取行动，加快产业链、供应链结构调整中的“去中国化”，其目标是通过重修规则、重定标准、重立区域贸易集团、改造国际机制、封锁关键技术和产业“脱钩”等做法，借“去全球化”实现“去中国化”。因此，中美竞争格局有进一步固化的风险，这一点并不会因为美国政府的更替而有根本改变。但是，中美竞争乃至对抗短期内不会演变成冷战式的两极对立或阵营对垒，一则因为中美利益交融格局深厚(2021年中美贸易额达到了创纪录的7500亿美元)，彼此都无法承受长期对立的代价，美国寻求的对华“脱钩”更有可能是局部的，完全“脱钩”短期内难以实现。二则因为美国目前已不具备影响国际事务的绝对强势地位，也缺乏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号召力掀起一场对华全面战略围堵和意识形态围攻的世界浪潮。在世界处于动荡变革、国际秩序正在重塑的背景下，尽管美国的一些盟友和伙伴也在不同程度上调整了对华政策，但是其大部分盟友不愿与中国为敌，特别是欧美对华政策并不同步。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承认，“鉴于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新冷战’斗士们是无法遏制中国的，其他国家不会加入我们的阵营”。(35)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增加，甚至存在军事摩擦上升乃至擦枪走火的潜在风险，对此中国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但同时也要看到，中美关系发展仍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中美互动的基本原则应是寻求建设性结果而非走向对抗，应以理性务实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中的问题、矛盾甚至冲突，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而不应放弃管控分歧的努力，任由彼此的敌意无限制地发酵和扩大。中国应继续坚持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在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保持对美“斗而不破”，并争取中美关系大体稳定。同时要看到，美国在加强对华遏制与竞争的同时，也有与中国保持建设性接触、“管理竞争”的需求。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印尼G20峰会期间举行了会晤，就双边关系及国际地区问题进行了坦诚和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就加强双方在多个领域的沟通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这对于两国管控分歧、推进互利合作、避免误解误判具有积极意义。不久前中美高层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实质性的讨论，向世界释放了积极信号。应指出的是，对美“斗而不破”不仅是管控中美竞争的需要，同时也是助力欧盟在中美间不选边、获欧信任感并进而防止美欧合流的基本前提。欧盟在中美欧关系中的最大利益在于避免出现其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局面，如果中美“斗而不破”，欧盟会设法利用中美之争获取自身利益，并不会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反之，若中美关系走向完全破裂，则欧盟将很可能会被迫或主动加入美国一方同中国对抗。面对激烈的中美竞争，欧盟当前的策略是展现其自主性与独立性，避免“选边站”，同时希望在中美关系中发挥某种平衡和调节作用。中国应把握欧盟的这一心态和利益取向，尽力争取其在中美之间保持相对独立和中立。运筹对欧外交的一个重要抓手是支持欧洲战略自主。欧洲战略自主诉求的背后固然有应对中美竞争的考虑，但实际上也离不开大国的支持。欧洲战略自主意味着欧盟对外政策能力与自主性增强，就其对中美欧关系的影响而言，既有助于增强欧盟对美独立性，从而对美国霸权具有一定的牵制作用，也意味着欧盟将加强同中国的竞争，但是总体上有助于欧盟在中美之间保持某种相对中立的地位。欧洲战略自主能力越强，欧盟就越有能力在中美间不选边站，也就越不愿意与美国结成“反华联盟”。欧洲防务一体化是欧洲战略自主的关键一环，它并不以中国为目标，事实上更有可能对美国产生某种形式的“制衡”。(36)2019《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将欧洲防务一体化视为欧盟“变得更加独立”的一种方式。(37)应当说，中国支持欧洲战略自主并不仅仅是出于中美博弈背景下缓解自身战略压力的需要，同时也是因为一个战略自主的欧盟符合中国对多极化世界的愿景。而这根本上是由于中欧关系本身已超出双边和中美欧三边范畴而具有了全球性意义，故此，一个战略自主的欧盟依然是中国在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方面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应抓住欧盟战略自主建设的机遇，突出中国在欧盟战略自主建设上的积极意义，成为欧盟战略自主的伙伴。(38)当前俄乌冲突持续跌宕，大国竞争愈益加剧，世界处于变乱交织、动荡不定之中。俄乌冲突虽然令欧洲更加重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发展，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开始意识到欧洲与美国的利益并不相同，欧洲有必要与美国的对外政策拉开距离。从马克龙总统访华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战略自主的欧洲能够在世界上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39)运筹对欧外交，中国还应考虑稳步扩大对欧开放，并把扩大和深化双边合作作为稳定和加强中欧关系的根本途径。当前中欧关系的稳定性受到挑战，亟须妥善应对。应防微杜渐，积极采取措施稳定中欧关系大局，防止中欧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滑向全面竞争对手。应坚持长期与短期、宏观与微观视角相结合，通过综合施策和主动作为应对风险，提高中欧关系的韧性，确保中欧关系的合作性大于竞争性。首先，双方应加强沟通，在宏观和战略层面就事关双方关系的战略问题进行全面梳理与讨论，在确认彼此制度与文化差异，相互尊重、互不威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积极的相互认知，在欧方主张的“经贸对等”及中方追求的“政治平等”之间建立双方可以接受的相处方式，确认不以改变对方根本政治制度为发展相互关系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一项关于中欧未来关系的联合声明，以加强双方关系的全面性、长期性和战略性内涵，将双方关系牢固维系在合作与良性竞争的轨道上。其次，稳步扩大对欧开放，把扩大和深化双边合作作为稳定和加强中欧关系的根本途径。合作是中欧关系的最大推动力，同时也是对冲和降低欧盟对华竞争消极影响的关键所在。随着中欧经济相对实力的变化，双方需要调整彼此认知并达成新的共识，通过实现利益平衡挖掘更多合作动力。中国仍应以推动中欧经贸关系为重点施策领域，以深化经贸投资合作为主要抓手，用经济合作成果抑制价值观冲突对中欧关系的伤害。当务之急是要创造条件，推动欧盟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内部批准程序，促使该协定尽早实施。在此基础上，应以双方共同关切的数字化、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合作为重点，通过双方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拓展中欧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增强中欧经济关系的可持续性。再次，中国应完善优化“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挖掘新的利益汇合点和合作增长点，推动欧盟机构、各成员国和各地方政府以及欧盟企业等多层次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中欧教育与人文领域的长期交流合作推动中欧“一带一路”多方面的对接合作，比如中欧可以联合起来，为双方中小企业创新与合作建立更有效的平台。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重视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地方合作，将双方合作框架下不同类型的地方合作平台进行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机制，从而发挥出更好的整体效应。最后，中国应积极拓展中欧在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合作，支持欧盟在全球事务和国际治理体系改革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加强同欧盟在20国集团等多边机构中的沟通协商，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支柱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稳定，维护联合国在促进国际稳定和推进全球多边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其中，在高政治领域探索安全合作是未来中欧关系亟待开发的新领域。中国应积极与欧盟就安全问题进行对话，寻求双方安全利益的汇合点，建立安全对话机制，探索在有共识的领域(打击海盗、军事护航)或共同利益的地区(中东、北非)开展安全合作的可能性，以拓展中欧共同利益基础。2018年中国发表的第三份对欧盟政策文件呼吁扩大“人员培训和交流计划，联合演习以及在人道主义救援和援助，维持和平与护送任务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40)此外，还可考虑与北约建立适当的联系(专家学者交流和二轨对话)，重点是争取北约欧洲成员国对中国国防战略的理解，减少军事误判，牵制美国和北约遏制中国的行为。毋庸讳言，当前处于碰撞期的中美欧关系对中国的挑战性一面有所上升。面对欧盟强调对华竞争以及欧美加强对华协调联动，中国应敢于斗争，并以斗争促合作。应当灵活运用两手策略，防止欧盟一致对华，防范欧美联手制华。针对欧盟寻求协调并统一对华政策的努力，中国应以软硬两手策略应对，把握合作与斗争的平衡，既要坚持合作导向，又要敢于斗争。尽管成员国一致支持欧盟对华“三重定位”，但在具体处理对华关系方面仍存在分歧，其背后反映出各国在对华关系上的利益不一致。中国应区别对待欧盟内部的不同势力、因国施策，采取激励与威慑相结合、经济政策与外交政策相联系的策略，孤立顽固派、团结中间派、支持友华派，稀释欧盟一致对华的意愿和能力。德国和法国在塑造欧盟对华政策和引领中欧关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是值得中国重点争取的对象。虽然近年来德国的对华态度出现了一些变化，但鉴于中美贸易科技“脱钩”将使德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加上德美之间存在“信任赤字”，德国的对华政策仍体现出理性与务实的一面，在对华竞争方面会保持合理克制。维持中欧经济关系的正常运行对欧盟和德国至关重要，在美欧关系并不十分稳定的情势下，欧盟和德国不愿同时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承担更大风险。中国是法国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等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法国谋求战略自主也需要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以拓展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空间。法国虽然也强调对华竞争，但其对华不会采取美国式激烈对抗的做法，而是会继续保持对华接触与合作。马克龙访华时表示，法国不仅致力于继续与中国保持商业联系，还渴望与中国重新建立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同时，中国还应当把握当前欧盟整体上的几种心态，即自身因面临多重挑战而产生的危机感、地区冲突背景下面对俄罗斯的不安全感、“特朗普主义”长期影响下对美国的不信任感，以及由此在客观上存在的对华需求，加强对欧工作的策略性思考，增强工作的预见性。近年来，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效应外溢，使得欧美共同应对中国的可能性增加。欧盟虽然对美国大搞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抱有一定警惕，但双方在对华关系中存在根本的利益交集，或者说双方在对华政策方面并非原则性不同，只是方式方法的区别。当前美国正以意识形态为牵引，试图推动中美矛盾转化为中国与欧美的矛盾，塑造欧美群体对抗中国模式。在此背景下，欧盟在对华关系上与美国协调配合的意愿和行动越来越明显。未来中国可能会面对美欧更大的联合压制，美国会更强硬，欧洲会缓和一些，但压制将是主旋律。中国应未雨绸缪，一方面要做好自己内部的事情，坚定走中国道路，不断提升自身综合国力和前沿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继续对外开放尤其是扩大对欧开放的同时，要对美欧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在这一过程中，要重视并善于利用欧美之间的矛盾，牵制其涉华互动节奏，压缩其协调与合作的空间。欧洲是美国最大盟友基本盘，但欧洲的情况又较为复杂，美国的北约欧洲盟友、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对华政策方面各有特点。除个别国家外，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属于美国最有向心力的盟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它们不愿意在对华关系上与美国完全绑在一起。2015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许多欧洲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了中国创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当时国外有分析指出，“在华盛顿大声抗议下，中国通过吸引美国最亲密的朋友加入新的集团，证明了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有限，而且中国能够影响美国盟友的政策”。(41)应当说，这一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处理中美欧关系仍具现实意义。大变局时代的中美欧关系错综复杂，对中国的发展形成一定的挑战。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厘清主要矛盾和问题，妥善处理对欧美的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平衡者，欧盟寻求战略自主、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为中国塑造中欧关系提供了外交运作空间。应当看到，拜登执政后美欧对华战略协同与政策协调虽然有所增强，但是中美欧互动的基本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美欧关系变化更多的是形式，双方关系看似较特朗普时期融洽了不少，但实质性合作仍有限度。中美关系很难根本好转，但至少可预期性有所增加。中欧关系的竞争性一面虽然有所上升，但欧盟不会放弃与中国的接触政策。欧盟目前在中美之间保持自主性摇摆、战略模糊姿态，并希望发挥平衡与调节作用，从中美竞争中获得双重利益。鉴于此，中国既要将美欧作为紧密合作的整体进行考量，又要在具体议题上区别欧盟、具体欧洲国家和美国。在综合施策以拉住欧盟并促进中美欧三边关系朝着相对平衡方向发展的基础上，还应重视并积极探索建立中美欧三边互动机制的可能性，以最大限度降低美欧联手应对中国的风险。本文主要观点及部分内容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注释：①Robert Ross,Oystein Tunsjo and Zhang Tuosheng,eds.,US-China-EU Relations:Managing the New World Or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1,p.1.②巴里·布赞：《美国与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③王毅：《中欧美互动及三边合作的可能性》，《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第45页。④Robert B.Zoellick,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New York City,September 21,2005,https://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⑤Sven Biscop,"EU-U.S.Consensus and NATO-EU Cooperation," in ,ed.,New Perspectives on Shared Security:NATO's Next 70 Years,Carnegie Europe,June 29,2020,p.4,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NATO_int_final1.pdf.⑥Mark Leonard,et al.,"Redefining Europe's Economic Sovereignty," Bruegel,June 25,2019,https://www.bruegel.org/2019/06/redefining-europes-economic-sovereignty.⑦European Union,Shared Vision,Common Action:A Stronger Europe,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Brussels,June 2016,http://eeas.europa.eu/archives/docs/top_stories/pdf/eugs _review_web.pdf.⑧"La Doctrine Macron:une Conversation avec le Président ," Le Grand Continent(《马克龙主义：与法国总统的对话》，《欧洲大陆》),November 16,2020,https://legrandcontinent.eu/fr/2020/11/16/macron.⑨Mario Esteban and Miguel Otero-Iglesias,et al.,"Europe in the Face of US-China Rivalry," The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January 2020,p.29,https://merics.org/en/report/europe-face-us-china-rivalry.⑩Sven Biscop,"1919-2019:How to Make Peace Last? European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Order," Security Policy Brief,No.102,January 2019,https://www.egmontinstitute.be/app/uploads/2019/01/SPB102.pdf?type=pdf.(11)"La Doctrine Macron:une Conversation avec le Président ".(12)《“拒绝做美国的附庸”，这是欧洲战略自主的开始》，中国日报中文网，2023年4月15日，https://china.chinadaily.com.cn/a/202304/15/WS643a57c1a31053798936fe00.html。(13)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2个同时也是北约成员国，包括2023年4月加入北约的芬兰。目前，瑞典也处在加入北约的过程中，若被批准加入，将有23个欧盟成员国同时是北约成员国。(14)European Commission and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the European Council and the Council: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Brussels,December 2,2020,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joint-communication-eu-us-agenda_en.pdf.(15)Josep Borrel,"My View on China and EU-China Relations," April 13,2023,https://www.eeas.europa.eu/eeas/my-view-china-and-eu-china-relations_en.(16)Riel Roussopoulos,"Internet Reportedly Shut Off as G7 Leaders Squabble With Biden Over China-The Daily Beast," June 13,2021,https://www.ourgeneration.ca/2021/06/13/internet-reportedly-shut-off-as-g7-leaders-squabble-with-biden-over-china-the-daily-beast.(17)Sven Biscop,"Act As if It Does Not Matter Who Wins," November 3,2020,https://www.egmontinstitute.be/act-as-if-it-does-not-matter-who-wins.(18)郑立颖：《马克龙、冯德莱恩同期访华，为何中欧在一起能“大有可为”？》，《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4月11日，http://www.inewsweek.cn/world/2023-04-11/18132.shtml。(19)Riel Roussopoulos,"Internet Reportedly Shut Off as G7 Leaders Squabble With Biden Over China-The Daily Beast".(20)Barbara Lippert,VolkerPerthes(Hg.),"Strategic Rivalry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uses,Trajectories,and Implications for Europe," SWP Research Paper 2020/RP 04,June 4,2020,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strategische-rivalitaet-zwischen-usa-und-china.(21)Hans Binnendijk and Sarah Kirchberger,"The China Plan:A Transatlantic Blueprint for Strategic Competition," Atlantic Council,March 1,2021,pp.1-5,https://www.jstor.org/stable/resrep30709.3.(22)《默克尔“不站队”，美国“联欧制华”方案难成》，中国新闻网，2021年3月30日，https://www.chinanews.com/gj/2021/03-30/9443471.shtml。(23)《“拒绝做美国的附庸”，这是欧洲战略自主的开始》，中国日报中文网，2023年4月15日，https://china.chinadaily.com.cn/d202304/15/WS643a57c1a31053798936fe00.html。(24)Josep Borrel,"My View on China and EU-China Relations," April 13,2023,https://www.eeas.europa.eu/eeas/my-view-china-and-eu-china-relations-en.(25)《王毅同马耳他外长巴尔托洛举行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1年7月23日，http://www1.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450/xgxw_679456/202107/t20210723_9183043.shtml。(26)王毅：《中国和欧洲有必要为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中国日报网，2022年2月19日，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202/19/WS6210f6b9a3107be497a06f57.html。(27)《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三方会晤》，新华网，2023年4月6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4/06/c_1129500095.htm。(28)冯仲平：《欧洲对华政策变化与中欧关系的强大韧性》，《国际论坛》2022年第2期，第20页。(29)赵怀普：《国际格局调整与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演进》，《当今世界》2022年第3期，第20页。(30)青木、白云怡：《冯德莱恩访华前就中欧关系“隔空喊话”，专家：想影响中欧双边议程》，《环球时报》，2023年4月1日，https://3w.huanqiu.com/a/de583b/4CJ97VcuDNq。(31)《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人民网，2023年3月4日，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23/n1/2023/0304/c452482-32636413.html。(32)唐炜妮：《冯德莱恩访华后谈中国：中欧关系太重要了!》，中国新闻网，2023年4月19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3/04-19/9992639.shtml。(33)赵怀普：《国际格局调整与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演进》，《当今世界》2022年第3期，第20页。(34)孙兴杰：《马克龙、冯德莱恩今日访华，中欧关系“再确认”有何意义》，腾讯网，2023年4月5日，https://new.qq.com/rain/a/20230405A0447000。(35)钟声：《煽动意识形态对立违逆时代大势》，《人民日报》2020年7月4日，第3版。(36)Scott W.Harold,"Chinese Views on European Defense Integration",MERICS China Monitor,19/XII/2018,December 19,2018,https://www.merics.org/en/china-monitor/chinese-views-on-european-defense-integration.(37)《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38)严少华：《欧盟战略自主与中国对欧战略新思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135页。(39)冯仲平：《中法战略合作意义重大》，《经济日报》2022年4月15日。(40)"China's Policy Paper on the European Union,"《北京周报》(英文版)2019年第4期。(41)D Twining,"China's Trans-Atlantic Wedge," Foreign Policy,March 23,2015,https://foreignpolicy.com/2015/03/23/chinas-transatlantic-wedge. ...

朱锋：“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是和平之路、发展之路、开放之路、合作之路。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个重点合作方向取得了重大成就，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对于中国国际经济竞争力、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囿于“一带一路”国际规则标准较碎片化、共建国家地缘政治安全风险、投资营商环境欠佳、美西方的打压和遏制等限制性因素，“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和高质量发展还需做出政策调整和升级，以适应新的国内外环境。展望未来，我们需要持续加强“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开创互联互通新模式、扩大国际融资合作、增强参与企业的国际化和法律化营商能力、深化人文交流、强化海外非军事安全存在，推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建设宏伟蓝图。关 键 词：“一带一路”倡议  十周年  共建“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  互联互通  全球经济治理  高质量发展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和贸易相关，开放合作共赢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强大。而“丝绸之路”正是古代中国强大贸易能力和经济能力的象征。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在对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审慎考量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创新和理论发展。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过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需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带动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机遇，推动我国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从而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所指出的，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②“一带一路”倡议是和平之路、发展之路、开放之路、合作之路，体现了中国的发展观、秩序观和安全观，它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旨在通过拉近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信息距离和文化距离，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动发展，促进全球化进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而为持久的世界和平与稳定提供经济、社会和人文基础。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理念化为行动，从愿景变成现实，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新平台，为各国发展和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力。同时，共建“一带一路”还面临国际规则标准较碎片化、地缘政治安全风险、投资营商环境欠佳等影响，以及美西方的打压和遏制等限制性因素。“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和高质量发展，还需做出政策调整和升级，以适应新的国内外环境。一、“一带一路”建设十年成就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四国期间，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同年10月，习主席在访问东盟国家期间，在印尼又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共同构成“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历经十年实践，中国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个重点方面积极构建合作平台、签订合作协议、推进项目建设等，整体取得了重大成就，实现了与共建国家在多方面的互联互通，推动了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③(一)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大家庭不断扩容作为中国为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是借助“丝绸之路”文化内涵打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平台，目前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认同。自2015年“一带一路”构想完成规划并启动实施后，共建“一带一路”的大家庭不断扩容，在全球经济与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经同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④很多国际组织已经将“一带一路”倡议同自身的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如2016年联合国安理会第S/2274号决议、联合国大会第A/71/9号决议，使“一带一路”进入国际话语体系。除了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不断增多之外，“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内容不断优化、升级，通过与公共卫生、能源、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和技术等新议题相结合，“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升级转型不断获得新的动能。⑤(二)跨国、跨境基础设施联通和国际贸易运输能力实质性提升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方向，近年来各参与国设施联通的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六大经济走廊、铁路、公路以及港口等方面的建设均取得了长足进展，一个更加便捷且促进跨区域资源高效流动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特别是中欧班列的成功运营，对于促进基础设施联通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全球疫情期间，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抗疫物资运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3月，重庆成功开行首列中欧班列，后续慢慢发展成为沟通中欧以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重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钢铁驼队”，截至2022年底，中欧班列已经连接中国境内108个城市，通达欧洲25个国家共208个城市。此外，我国还推动了郑州、重庆、成都、西安、乌鲁木齐等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的建设，以促进中欧班列的运行从“点对点”转向“枢纽对枢纽”。欧洲方面，目前波兰、德国均有专门的物流集散中枢，从而大大提升了中欧班列的运输能力和效率。2013年以来，中欧班列已经从年运行不到100列，发展成为每月1000列左右的庞大运输队伍。截至2022年底，中欧班列已经累计运行6.5万列。⑥运行列数快速提升的同时，运送货物的数量和价值也在不断上升。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2020年中欧班列共发送了113.5万标箱货物，2021年为146.1万标箱，2022年为160万标箱，整体呈现出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⑦(三)共建国家贸易联系更加紧密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投资贸易的合作亦取得长足发展。我国与合作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与共建国家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中，货物贸易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以美元计，2013-2022年，我国与共建国家的货物进出口贸易额由1.04万亿美元增长至2.07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7.1％，累计贸易金额超过13万亿美元。同期，我国整体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金额复合增长率为4.25％，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金额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由2013年的25％增长至2022年的32.9％，累计提升7.9个百分点。⑧特别是2020年全球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提升了3.9个百分点，货物贸易往来对我国的贸易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此外，根据商务部《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2022》的统计数据，2015-2021年，中国与共建国家的服务贸易累计达6700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全部服务贸易的比重由12％提升至14.7％，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贸易往来得到了极大的深化。⑨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与组成部分，我国数字经济近年来获得了长足发展。2017-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27.2万亿元上涨至45.5万亿元，同比上升68％；占GDP的比重，也从32.7％上升至39.6％。而作为数字经济的大国，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数字贸易也得到蓬勃发展。自2017年我国首次提出共同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以来，我国与共建国家不断加强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经济的合作。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经与17个国家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23个国家建立了“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在相关的电商贸易、数字货币等方面的合作亦广泛展开。⑩(四)投资规模和资金融通渠道不断扩大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我国与共建国家的资金融通方面的合作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是我国对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额逐渐上升。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我国对共建国家的投资金额为126.3亿美元，2021年我国对共建国家投资金额为241.4亿美元，八年间共增长91.1％，同期我国对外投资总额增长幅度为65.8％。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方面，2021年底我国对共建国家的投资金额为203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37％，占全部比重为17.9％。投资结构方面，根据商务部《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2021年我国对共建国家的投资主要是制造业(39％)、批发和零售业(13.8％)、建筑业(10％)，三项合计占比超过60％。总的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与实施，促进了我国对共建国家投资快速增长，且主要集中于非服务类行业。二是我国与共建国家相关的金融投资政策合作程度不断加深。2017年5月，我国与阿根廷、白俄罗斯等27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重点加强对相关领域的资金支持。此外，还与20多个国家建立了双边本币互换安排，并签署相关的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三是相关的多边合作机制与融资渠道不断拓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相关金融机构与共建国家合作不断加深，各类创新的金融产品也不断涌现。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成立和丝路基金的运营，更是为相关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亚投行成立于2015年12月，并于2016年1月开始运营，意向创始成员国有57个，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中国出资50％，为最大股东。亚投行成立七年来，成员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23年1月31日，亚投行共有成员106个，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覆盖了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GDP，是全球第二大国际多边开发机构。截至2022年底，亚投行已经累计批准205个建设项目，融资总额超过390亿美元，其中能源和交通行业分别占比27％、18％，是占比最高的两个行业。目前，共有33个成员国获得相关的融资，其中域外国家项目占比38％。在成员国中，印度获得资助项目数量最多，占比为19.6％。在项目选择标的上，亚投行也积极参与到全球绿色经济发展中，其中期发展战略将绿色基础设施列为四大业务重点之一，并加大了对气候融资的支持力度，2022年气候融资占比已经达到55％。(11)丝路基金是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而成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于2014年12月在北京注册成立，首期资本金为100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通过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分别出资占比65％、15％、5％和15％。截至2022年底，丝路基金投资项目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诺的投资金额折合美元超过200亿美元。此外，丝路基金还与印尼投资局、非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三期进行了相关合作，并完成了对沙特阿美天然气管道收益权公司49％股权的收购交易。(12)(五)人文交流不断深入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根基，民心相通的背后是“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广泛的人文交流。一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人员往来便利化措施不断优化升级，双方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以民航业为例，截至2021年末，我国与100余个共建国家签订了双边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与其中54个国家保持定期客货运通航，与东盟、欧盟签订区域性航空运输协定。(13)我国已经与57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订了各种类型的互免签证协定，并与多个国家达成了相关的简化签证手续协定。在这些便利措施的推动下，共建国家来我国旅游人数的占比在2015年后迎来了连续增长，其中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成为来华旅游的主要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文化交流也不断密切。中国在共建国家建立了数十个中国文化中心，并与印尼、缅甸等国签订了文化遗产合作文件。此外，我国还在共建国家合作举办了超过200所孔子学院，并建设了23个鲁班工坊，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图书馆等联盟成员单位超过500余家。(14)中国政府还设立了“一带一路”奖学金，鼓励共建国家学生来中国留学，加深双方的文化交往。二、“一带一路”建设对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贡献“一带一路”倡议在美国实施“重返亚洲”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其本身所体现和蕴含的政治经济因素和使命，可以说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起源和动力。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服务于中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内部发展需求，更是为应对国际格局演变、大国战略竞争的顶层设计，对于中国国际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的掌控、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一)增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区域性建设构想的最新亮点和成果，是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构建开放型新经济体制提供了良好机遇。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以寻求在对外开放中的突破，可以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构筑与周边国家和区域互通互联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密切与共建国家在贸易、投资等方面的联系，增加与各国的文化、政治往来，促进以我国为龙头的区域分工合作体系的建立，确立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培育我国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确保我国海陆对外交往线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例如，雅万高铁等项目将有助于增强区域内外的连接性和经济合作程度，从而加强我国在印尼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15)(二)助推中国参与重塑全球经济和金融规则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由欧洲和海洋而起，因此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东方从属于西方、陆地从属于海洋的不合理格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为亚欧非经济走廊创造了互利、包容、开放和共赢的新框架，从而打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各国站在平等的基础上，追求共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扩大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市场空间，也降低了对传统贸易伙伴的依赖。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各种自贸区和合作组织的建立以及合作程度的加强，中国在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实质是对全球贸易格局的重新构建和平衡，打破了既有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这不仅有助于丰富全球经济治理的多样性，也为中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提供了机会。在实体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之外，我国国有交易所等机构在金融领域通过提供投资机会、改变投资者结构、塑造投资规则等方式，促进“一带一路”共建经济体的金融互联互通，铸造我国与共建国家的相互依存和权力关系，从而强化了我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位。(16)(三)扩大人民币国际结算，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于20世纪70年代初解体，但由于美元一直扮演着国际货币的角色，长期形成的用美元进行国际交易、支付和储藏的功能仍在不断强化，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面并没有随之瓦解。而在失去黄金约束之后，美元的扩张冲动却丝毫没有减弱。在美元霸权的支撑之下，美国依赖自己的国际信用，不仅享受着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同时也把自身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风险转移给其他国家。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充分暴露出现有美元本位制下全球经济失衡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所有与美元挂钩的经济体都遭受了严重冲击，充分揭示了美元霸权是威胁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创造超主权储备的呼声空前高涨。美元独大的货币体系已经不能较好地反映近些年全球实际的经济格局，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正式成为全球货币体系重构的重要拐点，多元化货币体系将成为未来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人民币也力争在此历史潮流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多元货币体系的构建周期下，人民币国际化必将长期推进，而“一带一路”建设将是重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重要契机。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发展的优先领域，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将得到进一步扩展。人民币作为区域内计价货币的重要地位将相应得到进一步巩固，而更广大的使用者所带来的更大的投资需求，最终将倒逼人民币金融市场规模的壮大。例如，通过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与中东国家接触的新阶段，有助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也有益于我国成为全球海洋强国和货币强国的努力。(17)(四)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助力中国发展理念走向世界国际话语权是衡量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国际战略竞争的新的制高点，提升国际话语权是维护国家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在当今国际话语格局下，我国对外发声往往受到各种限制，这导致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误解与不信任。这些误解涉及我国的发展意图、国家身份等方面，反映在外界对中国产品、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等偏见上。这无疑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利益。“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推动文化交流和贸易合作的国际平台，展示了我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与共建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日益增多，有助于外界更好地了解我国在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方面的积极意愿和负责任的态度，扭转外界对我国的偏见，特别是扭转那些被西方媒体歪曲放大的负面印象，使得国际社会更愿意倾听中国的声音，理解中国的发展理念，从而为中国提升话语权创造有利环境。三、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问题与美西方的打压在2013-2023年十年间，“一带一路”建设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但在推进过程中，由于一些客观存在的瓶颈以及美西方的敌意与打压，也掣肘和制约着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和高质量发展。(一)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受到制约1.地缘政治潜在威胁性因素的干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涉及中亚、东南亚、南亚、欧洲、非洲等全球多个大洲的广大地域，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传统思维、政治形势、宗教信仰存在着巨大差异。特别是中亚、中东、东南亚等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战略资源，是全球大国开展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地带。这些地区呈现出国内局势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恐怖主义猖獗、政策缺乏连续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高企的局面，成为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突出风险。而且，近年来国际形势愈发复杂，乌克兰危机爆发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空前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18)比如，中欧关系方面，在经济科技问题不断被“泛安全化”、中美战略博弈激烈化、乌克兰危机长期化之际，欧洲多国不愿派主要领导人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9)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增强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加剧了同日本、印度等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区域局势增加了不稳定性。(20)2.营商环境欠佳，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收益回报不足“一带一路”建设投资面临营商环境欠佳的诸多挑战，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收益回报不足甚至成本收回困难。一方面，这是因为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本土化经营能力有待提高，体现在我国企业不熟悉国际市场、缺乏海外投资经验，以及会计、律师、咨询等中介机构发展程度低、风险评估能力弱等短板。另一方面，共建国家缺乏有效的商务纠纷解决机制。这导致在与合作伙伴或当地政府发生纠纷时，我国企业尚难获得公正、及时的解决方案。尤其在涉及合同纠纷、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共建国家的法律制度尚难提供充分保障。(21)除此之外，当地政府治理能力不足、法律监管障碍等问题，也提高了中国企业开办的成本和增加了业务扩展的难度。3.国际话语权滞后于“一带一路”项目的拓展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相对较弱。要实现与共建国家的制式规格标准相衔接、相融通，需要推动中国标准规范“走出去”。“一带一路”国际规则标准较为碎片化，企业参与“一带一路”项目遵循相关国际规则标准协调成本高、纠纷多、仲裁难，缺乏统筹“一带一路”国际规则标准“软联通”的专门机制，而中国规则标准尚不够国际化，且与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对接与联通的系统规范的前瞻性研究不足。(二)美西方的敌意与打压近年来，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单极化世界格局恐难维系。2022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了美国的72％，考虑到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未来十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有望超越美国。尽管中国反复强调要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之路，但美国以己度人，臆断中国“国强必霸”，认定已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一定会挑战其霸主地位。自2016年明确中国为“头号竞争对手”以来，美国动用军事、外交、经济、科技、舆论等多种手段与中国进行对抗，以遏制和牵制中国的发展，同时想方设法加强对各地区控制，谋求全球经贸规则的主导权。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自然也成为美国予以扼杀的主要对象。外交层面，美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不断进行战略制衡，以遏制“一带一路”建设，挤压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空间，甚至尝试将中国“踢出”当前全球产业链。美国先后提出“繁荣非洲”倡议、“蓝点网络”计划、“美洲伙伴关系网络”等一系列“去中国化”的区域发展战略，试图将中国孤立于全球化发展进程之外。同时，还相继提出在“印太”地区建立一系列“去中国化”的经济政治联盟，试图纠集西方重塑全球产业链，如美日澳印韩越“经济繁荣网络计划”、美日“印太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融资合作关系、美日澳印“四边机制”等。(22)2021年6月，在美国的主导下，七国集团国家达成“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共识，提出与盟友伙伴探索推动“印太经济框架”，试图联合“两洋盟友联动”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23)2022年5月，“印太经济框架”启动，在此框架下，美国将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在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为东道国提供“一带一路”的替代性方案。(24)同年6月，美国牵头联手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共同宣布发起“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2023年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印度、沙特、阿联酋及欧盟领导人宣布，将共建“印欧经济走廊”，试图在更广阔的范围进一步挑战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25)此外，在美方的政治渗透和拉拢下，我国与“一带一路”部分共建国家合作的不稳定性提升。(26)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在亚洲地区和东欧地区的渗透和控制，缅甸、巴基斯坦等地政治局势动荡，安全风险增加，给共建“一带一路”带来隐患。2022年8月，继立陶宛之后，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正式宣布退出中国主导的“17+1”合作机制，加速向美靠拢，“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变数增多。(27)经济和科技层面，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甚至不惜牺牲自身的利益和信誉。一是发起贸易战。2018年3月，美国以中国知识产权问题为由，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并实施投资限制。(28)此后，美国又多次升级关税措施，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约5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贸易战，给中美两国和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不确定性。二是科技封锁。美国利用自身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和影响力，对中国的科技企业和机构进行多种形式的限制和打击。例如，美国将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其出口或提供技术、软件、设备等产品或服务。(29)美国还对用于人工智能和芯片制造工具的半导体出口实施限制。这些措施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发展，造成了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产业缺口。三是人才打压。美国通过各种方式阻碍或干扰中国人才在美国从事科研、教育、创新等活动。例如，美国对来自中国或与中国有关联的科学家、学者、留学生等进行无端审查、调查、起诉甚至逮捕。美国还限制或取消了部分中国人才赴美签证或工作许可。这些做法严重侵犯了中方人员的合法权益，损害了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舆论层面，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持敌视态度，宣扬这是中国寻求全球霸权的计划，是21世纪的“马歇尔计划”。为了遏制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广泛动用舆论武器，从环境、债务、人权等角度，在全球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抹黑和诋毁。如从环境角度，美国媒体声称，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大规模基建项目中，忽视环境保护问题，导致当地环境污染严重。此外，有些国外研究者针对“债务陷阱论”展开讨论，指责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向共建国家提供资金带来了负面影响，包括不可持续的债务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的缺乏，中国在近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债务问题上也需负部分责任。(30)美国媒体还声称，在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口项目中，中国公司在施工过程中违反合同条款，导致斯里兰卡政府无法偿还高额贷款，最终不得不将该港口出租给中国。(31)美国媒体广泛渲染炒作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概念，声称“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经济殖民主义”的工具，旨在通过向共建国家提供大量贷款和援助来扩大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并将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附庸。(32)美西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刻意抹黑、诋毁和破坏，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使共建国家一些人轻信而产生误解。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阻力和问题不容忽视。四、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风物长宜放眼量。“一带一路”建设成就毋庸置疑，前景无比光明。尽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伊始便遭遇美西方的敌意和打压，项目推进落实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但国际力量格局“东升西降”、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推动世界共同繁荣的中国方案，未来发展空间仍然充足。(一)“一带一路”建设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一是数字经济合作空间广阔。“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很多都是欠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数字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不均衡情况较为严重。虽然当前非洲发展面临着相当的困难，但是考虑到非洲地区人口结构较为年轻，相关的数字化进程仍具有相当大的潜力。目前已经有中国企业在积极推进非洲的数字化设施搭建。二是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将持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内容，这不仅包含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包含绿色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将会为相关的行业与公司带来可持续性的业务增长。三是贸易规模预计将保持较高速增长。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贸往来愈发密切，即使是疫情期间，相关的货物贸易往来仍然逆势增长，后续随着“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逐渐完善成熟，我国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有望通过航空、港口、铁路等多种方式保持较高速的增长。四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加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5.42万亿元，同比增长19.6％，并在八个共建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33)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与俄罗斯以及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能源、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人民币国际化预计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二)调整完善体制机制，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综合性、长期性、全局性倡议，未来对我国在政策协调、跨部门合作和创新央地互动模式等方面都提出了新要求，也对现行对外工作模式提出了新挑战。为适应新的国内外环境，我国要致力于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完善。1.加强“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不能仅仅依靠中国中央政府的推动和政策优惠，要建立一套常态化机制来维护其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处于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维度交织而成的国际性网络之中，蕴含着多样的、不确定、不可预测和互相关联的风险，因此亟须加强市场、规则、标准方面的“软联通”，创新和完善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经贸规则。(34)这可以从官方合作机制、半官方合作机制和民间合作机制三个层次着手构建。官方合作机制。一是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既有国际机制的融合嵌套。通过依托现有国际或区域组织架构，既可以建立更为广泛的多边对话机制，加强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也可以享受制度红利，避免制度间竞争甚至冲突。二是定期召开高层会议，让各国领导人就合作议题进行直接对话。一方面，高峰论坛常态化、机制化，并采取轮流主办的模式；另一方面，可考虑成立“一带一路”倡议理事会，由共建国家代表组成，以充分尊重各参与国的利益诉求。三是在政府层面，签署双边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等文件，明确合作方向和目标。半官方合作机制。一是在能源、交通、矿产、金融、税收、海关、贸易、投资、教育等特定领域设立专业工作组，由各国政府代表和专家组成，共同制定合作计划、政策建议等；二是针对特定领域制定共同投资计划，并设立合作机构负责项目管理和执行。民间合作机制。一是建立商业联盟。鼓励不同国家的企业和商协会组成商业联盟，共同探讨商业机会，促进投资和合作。二是推动人文交流。通过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比如建立学术机构合作、举办文化节庆等活动，促进民间的交流和理解。三是设立跨国合作基金。成立私人和公共基金，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项目。2.探索对外经济合作新路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势必要打破传统互联互通的旧模式，在与现有国际结算和经贸互动规则深度交融的基础上，开创互联互通新模式，寻找对外经济合作的新引擎，从而探索出一条“共商、共建、共享”的新路径。一是创新贸易方式，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结合“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济现状，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先实现不同国家间企业的全面对接，这将为国家间产业合作的深入推进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发展跨境电子商务还能有效地拓展共建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与潜在机遇，使它们能够更加充分享受共建“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实际效益。二是推动建立资金多元、利益风险共担的投融资模式。“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求量大，未来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缺口还会存在。缓解融资问题的关键在于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强国际合作。因此，要着重加强与国际多边金融组织合作，特别是与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地区金融机构一起开展项目合作；牵头组织国际性银团对“一带一路”大型建设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加强与当地大型银行合作，共同投资项目。三是制定中国基建标准，塑造合作典范，打造示范项目，从而为未来高质量建设提供参考。这需要在借鉴国际先进规则标准的同时，兼顾标准涵盖的诸多方面，包括主权保障、财政可持续性、透明度、环境友好度、反腐、地方参与等。四是做好基础性风险防控，筑牢安全保障根基。应搭建更加完善的、包含对东道国投资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分析等内容的大数据平台，全面评估参与国经济、金融、政治、社会、对华关系等各维度投资风险，向有关企业和公众公布各国投资安全环境变化的相关信息。同时，还要针对每一个重大项目建立“一带一路”建设风险防范体系，完善风险事前防范、事中及事后处置体系。3.提高文化软实力，深化人文交流“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仅仅局限于物理联通和经济合作，最终目标是通过加强人文交流，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认同与合作，从而实现更加深远的发展。为此，“一带一路”建设要从经济合作不断向人文、教育等领域拓展。一是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和丰富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开展各种体育交流，互办艺术节、电影展和图书展，共建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以及进行志愿者服务等。二是加强文化旅游的推广。文化旅游对于扩大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交流，促进中国文化元素走出国门，实现文化与经济利益的有机结合，具有特殊的意义。三是深化教育合作与交流。加强人文和教育互联互通，完善中国同共建国家人文、教育交流合作平台，建设软环境平台。例如，继续在共建国家开办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孔子学院、鲁班工坊及其他文化教育机构。四是增进“一带一路”智库交流。智库交流是中国与共建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可以在推动各方人文交流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五是促进民族交流。“一带一路”沿线生活着众多民族，发展程度不同，文化各具特色。有些民族是对象国家的主体民族，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而有些民族虽然不是对象国家主体民族，但在国内政治生活的某些领域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切不可忽视。4.增强中国海外安全利益的应对与保障能力中国在海外活动的安全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短板，目前我国应对地缘政治安全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提升我国安保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一是通过维和行动来增强安保能力。我国于2014年派遣700人的维和步兵营参与联合国在南苏丹的维和任务，以维护当地和平稳定，同时保障了我国员工的安全和石油开采活动的顺利进行。二是依托中资企业的投资活动，推进安保力量的国际化。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活动增多，安保需求也随之增加。这为我国安保力量“走出去”提供了契机，可以增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能力。目前，我国已参与中巴经济走廊的安保活动，为相关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支持。三是国际活动也为我国安保力量的提升提供了机会。大型国际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和领导人峰会，为我国安保力量提供了实践的平台，使其在国际事务中能够展现专业能力。四是借海外人员加强安保。我国已与多个国家达成协议，派遣安保人员参与当地的巡逻工作，以确保海外中国商人和游客的人身安全和重要利益。5.弘扬三大全球倡议治理理念，做大做实做强发展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所提供的发展援助，既是一种“经济外交”，也是一种“发展安全观”。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以视频方式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系统阐述了中方促进世界安危与共、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立场主张，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35)共建“一带一路”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全球发展、安全与治理理念，蕴含了三大全球倡议的深刻内涵。2023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南非金砖国家首脑峰会时，再度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建设“发展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无疑是将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不断深化、普及的强力纽带。面对提升中国影响力、感召力和动员力的战略任务，今后的“一带一路”建设要充分调动中国社会的巨大热情、奋斗精神和聪明才智，走向海外实操的企业、组织和个人更需要着眼21世纪的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角力，展现更加国际化、法律化和规则化的参与，保持“一带一路”建设的互惠性、开放性和规范性。互惠性是指“一带一路”项目的展开是通过双边甚至多边协商达成，而非中国的单方面构想，它的目标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服务中国自身的需求。开放性是指“一带一路”倡议向全球所有国家敞开大门，不分共建与否，不论是否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都鼓励积极参与其中。规则性是指中国在海外的“一带一路”建设，要同国际规范、所在国的文化与社会认知等因素结合起来。多一点“国际化”，应该是中国企业、组织和个人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更有力手段。尤其是考虑到中美地缘经济战愈发激烈，美西方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舆论打压还会持续强化，未来应突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接受度和安全价值，而非简单拘泥于中国项目和中国利益，方能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企业、组织和个人在海外赢得更大的影响力空间。五、结语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这一倡议已经成为中国推动全球经济合作和发展的重要平台。在过去的十年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贸易合作、加强人文交流等途径，取得了显著成就。大量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如铁路、公路、港口等，改善了共建国家的交通和物流环境，促进了贸易畅通。共建“一带一路”也为参与国带来了投资机会，加强了跨境贸易，推动了区域内外的经济融合，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也加深了共建国家之间的认同与友谊。当前，共建“一带一路”也面临不少挑战。如美西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抹黑、诋毁，项目工程的实施存在的资金、技术、管理等问题，部分项目涉及环境保护和社会影响等纠纷。特别是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和乌克兰危机长期化等国际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威胁。对此，需要适应国内外环境，适时做出有效应对和政策调整。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建设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由前期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向资金融通转变，向规则、制度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而加强资金融通是深化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一招。人民币国际化是“难而正确的事情”，丰富离岸人民币金融资产，推进人民币国际循环流动，是共建“一带一路”必须攻克的难关。除此之外，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领域将成为未来合作重点，也将为共建国家提供更多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要加强共建国家彼此的沟通与协调，建立更加开放、透明和规范的合作机制，完善风险防范体系，从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和高质量发展。 注释：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3版。②参见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4月27日，第3版。③参见苑希、孟寒、祁欣：《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成就、经验与展望》，《国际贸易》2023年第4期，第69-80页。④参见《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中国一带一路网，2023年6月26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2023-07-30]。⑤参见史泽华：《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十年成就与未来发展》，《国际论坛》2023年第3期，第22-36页；信强、文少彪：《“健康丝路”视角下的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6期，第19-27页；余晓钟、白龙：《“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能源通道合作机制创新研究》，《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6期，第77-93页；于宏源、汪万发：《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进展、挑战与深化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4-119页；李海敏：《“数字丝路”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重构》，《国际论坛》2019年第6期，第15-29页。⑥参见《十年来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08个城市，累计开行突破6.5万列》，新京报，2023年3月16日，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7894575014685.html[2023-07-30]。⑦参见《新华每日电讯：点击四大关键词，看中国铁路发展画卷》，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网，2023年1月4日，http://www.china-railway.com.cn/xwzx/mtjj/xhs/xinhuanet/202301/t20230104_125012.html[2023-07-30]。⑧参见《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23年春季)》，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网站，2023年6月19日，https://www.caitec.org.cn/upfiles/file/2023/5/20230621091049654.pdf[2023-07-30]。⑨参见《报告：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1.8万亿美元创9年来新高》，中国经营网，2022年11月7日，http://www.cb.com.cn/index/show/zj/cv/cv135185001260[2023-07-30]。⑩参见《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创造新机遇》，《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10月10日，第10版。(11)参见《开业运营7周年亚投行“朋友圈”何以越来越大？》，新华网，2023年1月17日，http://m.news.cn/2023-01/17/c_1129291516.htm[2023-07-30]。(12)参见《投资动态》，丝路基金网，http://www.silkroadfund.com.cn/cnweb/tzdt/tzgl/index.html[2023-07-30]。(13)参见《国家统计局：“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已基本形成》，中国发展网，2022年10月9日，http://www.chinadevelopment.com.cn/news/zj/2022/10/1801797.shtml[2023-07-30]。(14)参见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ydyljzn.htm[2023-07-30]。(15)Karl Yah,"The Railroad Economic Belt:Grand strategy,economic statecraft,and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2,pp.262-279.(16)Johannes Petry,"Beyond ports,roads and railways:Chinese economic statecraft,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9,No.2,2023,pp.319-351.(17)Maha Kamel,"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1,No.1,pp.76-95.(18)参见黄仁伟：《乌克兰危机对“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1期，第26-30页。(19)Chun Han Wong,"Europe Avoids China's Belt and Road Forum,Keeping a Distance From Xi and Put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28,2023,https://www.wsj.com/articles/europe-avoids-chinas-belt-and-road-forum-keeping-a-distance-from-xi-and-putin-14f6253b[2023-07-30].(20)Hidetaka Yoshimatsu,"New Dynamics in Sino-Japanese Rivalry:Sustain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7,No.113,2018,pp.719-734; Zahid Shahab Ahmed and Md Ziaul Haque Sheikh,"Impac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regional stability in South Asia,"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Vol.17,No.3,2021,pp.271-288.(21)参见孔庆江：《“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经贸规则创新和完善》，《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2期，第63页。(22)"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The Spirit of the Quad'," The White House,March 12,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2/quad-leaders-joint-statement-the-spirit-of-the-quad/[2023-07-30].(23)"Carbis Bay G7 Summit Communiqué," The White House,June 13,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3/carbis-bay-g7-summit-communique/[2023-07-30].(24)"In Asia,President Biden and a Dozen Indo-Pacific Partners Launch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The White House,May 23,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in-asia-president-biden-and-a-dozen-indo-pacific-partners-launch-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2023-07-30].(25)参见《G20峰会上，美印等国提出“印欧经济走廊”，以抗衡“一带一路”》，搜狐网，2023年9月10日，https://www.sohu.com/a/719357523_121450400[2023-09-10]。(26)"Memorandum on the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The White House,June 26,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2/06/26/memorandum-on-the-partnership-for-global-infrastructure-and-investment/[2023-07-30].(27)"Down to 14+1:Estonia and Latvia quit China's club in Eastern Europe," Politico,August 11,2022,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own-to-14-1-estonia-and-latvia-quit-chinas-club-in-eastern-europe/[2023-07-30].(28)"Tariff wars-Duties imposed by Trump and U.S.trading partners," Reuters,August 2,2019,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trade-tariffs-factbox-idINKCN1UR5Y5[2023-07-30].(29)"US Puts 3 Dozen More Chinese Companies on Trade Blacklist," U.S.News,December 16,2022,https://www.usnews.com/news/business/articles/2022-12-16/us-puts-3-dozen-more-chinese-companies-on-trade-blacklist[2023-07-30].(30)Terry Mobley,"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Insights from China's Backyard,"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Vol.13,No.3,2019,pp.52-72; Conor M.Savoy,"The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Agenda and the G7 Hircshima Summit," CSIS Briefs,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May 2023,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2023-05/230503_Savoy_Development_Finance.pdf? VersionId=5EerOrjXQfk.OBN8RA6a6OfaUBm_o8c1; Julieta Contreras and Adnan Mazarei,"Korea has increased its lending to emerging-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but faces risks if their debt problems grow," Policy Briefs 23-12,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uly 2023,https://www.piie.com/sites/default/files/2023-07/pb23-12.pdf[2023-08-11].(31)Maria Abi-Habib,"How China Got Sri Lanka to Cough Up a Port," The New York Times,June 25,2018,https://www.nytimes.com/2018/06/25/world/asia/china-sri-lanka-port.html[2023-08-11].(32)参见姚立兴：《十八大以来海外学界对“一带一路”的研究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第165-172页。(33)参见《外媒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结算增多》，中国一带一路网，2022年10月8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info/iList.jsp? cat_id=10005&info_id=282610&tm_id=126[2023-08-11]。(34)参见孔庆江：《“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经贸规则创新和完善》，《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2期，第56-74页。(35)参见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第2版。 ...

马丽蓉：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及其学术话语权提升路径

内容提要：历经十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历了从政策宣示到共建实践再到讲好故事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也形成了由政策解读到学术话语构建再到话语权建设的三个阶段。当前，美欧日等国企图在舆论上围剿“一带一路”，围绕“一带一路”的大国话语博弈已经展开。面对“一带一路”学术研究中“美欧领跑而中国失语”的窘境，本文运用丝路学视域下形成的新阐释框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进行了现状考察和分析。本文发现，中国学界尚未形成“一带一路”阐释合力的根源在于仍未澄清“谁来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这三大疑惑。提升中国“一带一路”首倡国的学术话语权，应确立研究“一带一路”的新理念、提升阐释“一带一路”的新能力以及阐明“一带一路”的“中国路径”。关 键 词：中国“一带一路”研究  丝路学  大国话语博弈  学术话语权 一、研究问题与阐释框架自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的各方实践大体经历了从政策宣示到共建实践再到讲好故事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当然，三个发展阶段的时间线相互交错、叠加运行，十年来形成了各有侧重的三个不同实践历程。与共建“一带一路”实践的阶段性演进相呼应，中国学术界的“一带一路”研究也形成了由政策解读到学术话语构建再到话语权建设的三个发展阶段。在中西方话语博弈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美欧日等国企图通过把控学术话语权来消解中国作为“一带一路”首倡国的话语权。由此，围绕“一带一路”的大国话语博弈已经形成，其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一带一路”引发全球丝路研究热。“截至2016年底，内容涉及‘一带一路’的图书超过1000种……有关‘一带一路’与相关国家的报道超过1000万篇。全球各大智库超过3000份研究报告与书籍聚焦‘一带一路’”。①尤其是《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因其去“欧洲中心论”的全新叙事而成为全球丝路学转型的扛鼎力作。其二，中国学界产出了一大批“一带一路”研究成果，相关成果涉及历史文化、学科建构、机遇挑战、中国路径、中国逻辑、战略阐释、沿线国情、国外反馈、共建成效、风险评估、对策建议等不同维度。②其三，近年来关于“一带一路”的国际智库报告和主流媒体报道越来越负面，主要炒作债务陷阱、透明度不足、投资环境污染、跨境腐败、威权主义、疫苗外交等问题。与此同时，中文期刊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发文量在2015年有1万多篇，到2017年达到3万多篇，而到2021年降至2017年高潮时期的1/3，甚至少于2015年。③由此，全球“一带一路”研究出现了“国内转冷、国际扭曲的消极现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变化。国内的研究实际上没法去对冲国际的扭曲，对‘一带一路’的国际投资、跨境贸易、中外合作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形成了舆情干扰”。④总之，各方对“一带一路”的负面和争议性内容的关注折射出围绕“一带一路”的大国话语博弈已成不争的事实，“一带一路”国际学术前沿出现了“美欧领跑、中国失语”的学术窘境，凸显“一带一路”首倡国话语权建设中学术话语权提升的重大问题，这既是学术问题，更是现实问题。针对上述情况，本文拟从丝路学视阈来构建一个基本阐释框架，该框架要求学术共同体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丝路学研究与“一带一路”研究有何关联性？中外上百年共研丝绸之路的学术传统，可否带动形成中外共研“一带一路”的新态势？(2)丝路学涉华认知功能与“一带一路”的全球认知现状有何关联性？中国丝路学振兴对破解美西方对华认知战这一新挑战的意义何在？(3)丝路学话语权与“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有何关联性？中国作为“一带一路”首倡国，其话语权建设中学术话语权的学术与现实意义何在？综上，通过溯源丝路学共研丝绸之路的学术传统、“借路识华”的认知功能，以及揭示美欧日等国欲通过把控丝路学话语权攫取“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的霸权性目标，本文得以建构研究“一带一路”学术现状及提升话语权路径的全新阐释框架。因此，本文旨在研究中外上百年共研丝路的学术传统，探讨形成中外共研“一带一路”的可能性；研究丝路学涉华认知功能，廓清优化“一带一路”国际认知的学术逻辑；反思中国丝路学碎片化所致“失语”窘境，提出建设“一带一路”话语权的“中国路径”，由上形成述论策的基本逻辑，凸显本文阐释框架与问题意识的创新之处。二、中国“一带一路”研究的三个阶段性特征“一带一路”共建实践历经三个重要阶段，而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也呈现出相应的三个阶段性特征。第一，在政策解读阶段，中国学界存在“学术运动化”现象，使得中国“一带一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十分有限。中国政府自2013年9～10月间分别在哈萨克斯坦与印度尼西亚两个丝路沿线重要国家完成了“一带”与“一路”的政策宣示后，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明确了立足周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政策。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政策话语体系的正式成形，也成为中国学界研究“一带一路”的政策文献。但是，在政策层面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界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中出现了“学术运动化”现象，其主要表现为：“打旗圈地者多、研究与调研者少”“务虚式宏论多、务实性研究少”“政策解读多、问题探究少”，尤其因问题意识不强而无法提出“接地气”的对策建议。正如傅莹在《人民日报》发文指出的：“研究界对‘一带一路’一窝蜂地做宏观诠释，而决策迫切需要有数据支撑的实在研究，包括物流、安全等具体问题和国别认识……智库学者应……以严谨、客观的方法进行课题研究，沉下去搞调研，静下心做数据，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⑤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尽管“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列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⑥在这一阶段，国内学界值得称道的务实研究当属对国外涉“一带一路”舆情的梳理。仅在2016年的不完全统计中，全球大约有1200余家智库和1000余名学者专门研究中国问题，他们的研究报告和研究成果可能左右或引导着各自国家的对华政策、媒体舆论、民情民意的走势和走向。因此，了解、掌握国外智库的关切，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首先要做的必备功课。⑦比如，王灵桂主编的《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曹卫东主编的《外国人眼中的“一带一路”》，及王辉等主编的《国外媒体看“一带一路”》等，是中国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后国际社会政界、学界、媒体等反馈信息的重要评估，意义重大。中外须在知彼知己中研究“一带一路”以搭建统一认知区间来开展平等对话，尤其要重视国外涉华研究报告和研究成果在影响对华政策、媒体舆论、民情民意的走势和走向的重要作用，由此形成中国学界由内向外与由外向内双向进路的“一带一路”研究新格局，在中外比较视野中发掘问题、深化研究。第二，在学术话语构建阶段，中国学界一方面逐渐增强了研究“一带一路”的区域国别问题意识，另一方面越来越重视探究“一带一路”的立学之路，由此形成两路并进的学术态势，表明中国“一带一路”研究走出政策话语解读阶段，开启了构建学术话语的新阶段。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周年、5周年和8周年之际，中央分别于2016年8月17日、2018年8月27日以及2021年11月19日召开了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2017年5月14日和2019年4月25日，中国政府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9年9月27日，中国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围绕“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中国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发展起来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等问题，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发展成就、发展道路、发展走向，深入阐述了“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了解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五次有关“一带一路”的重要会议上均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世界怎么了”的时代之问，阐明“我们怎么办”的“中国路径”，强调消除中外“互信赤字”的至关重要性，为中国学界深化研究“一带一路”提供了思想依循与行动方向，尤其增强了问题研究意识。《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的发布，又为中外学者重释“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提供了现实依据，激发了中国学界探讨“一带一路”立学之路的学术自信。近年来，中国学界跨学科聚力探讨“一带一路”的“立学”之路。2019年8月，习总书记呼吁敦煌学要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讲话，成为中国学界跨学科研究“一带一路”的新动力。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一带一路”新实践的丰富程度与中国理论学术的实际阐释力并不匹配，中国学界的问题意识日益增强，且集中探讨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符号的“一带一路”，探讨如何通过多主体、多介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传播和发掘其所蕴含的普适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以构建一套西方可以接受的知识体系；二是有关“一带一路”国际传播与国际认知研究确证了中外仍存话语鸿沟，探讨如何“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⑧来扭转因“中国国际学术话语缺位与乏力”所致“一带一路”国际学术前沿“中国失语”的窘境；三是因我国学术领域的话语不够充分，使得“一带一路”国际话语缺乏综合的理论支撑⑨来助力中外“一带一路”国际学术对话。这些研究从概念、理论和问题等不同维度，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一带一路”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的立学要义，在立足“一带一路”新实践中逐渐释放出阐释潜力。第三，在话语权建设阶段，中国学界面临如何使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来构建“一带一路”学术话语体系，以扭转“一带一路”国际学术前沿“美欧领跑与中国失语”的现实窘境。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与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的战略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这些都成为中国学界研究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的理论遵循与努力方向。目前中国学界主要从四个维度展开探讨：一是宏观维度，如“一带一路”的全球传播叙事、如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升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等；二是话语维度，如“一带一路”术语国际传播实为政治概念跨语应用与传播的过程，⑩有关“一带一路”术语国际传播与接受状况的国别研究确证了中外仍存话语鸿沟，需要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来提升“一带一路”术语国际影响力；三是认同维度，如研究推进“一带一路”的国际认同和“民心相通”；四是学术传播维度，聚焦“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效果和话语权提升路径。上述几类研究从概念、理论、问题等不同维度，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一带一路”学科话语体系构建这一立学要义。这表明中国“一带一路”研究已经完成了与政策话语的剥离，已进入用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展开全新叙事的学术新阶段。综上，中国倡建“一带一路”十年来，大体历经从政策宣示到共建实践再到讲好故事的三个主要阶段，引发中国“一带一路”研究也呈现出由政策解读到学术话语阐释再到话语权建设的三个阶段性特征。不过，与中国政府层面共建“一带一路”政策体系的逐步完善相比，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仍然呈现出碎片化特点。不同学科和不同理论路径皆从自身视角出发，其概念、路径、论证、主题等仍缺乏系统性，这表明中国学界尚未形成“一带一路”研究合力。这阻碍了中外“一带一路”的学科对接与学术对话，也不利于学界形成强大力量以建构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首倡国地位相称的学术话语权，以抵御西方学界对“一带一路”的扭曲。三、中国学界尚未形成“一带一路”研究合力的究因分析造成中国学界尚未形成“一带一路”研究合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研究的主体、客体、方式三个维度切入分析后，集中体现为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历史上，中西方学界从以碎片化方式研究丝绸之路到以碎片化思路研究“一带一路”，使得中国学界没有处理好固本与创新的关系，造成“一带一路”由“谁来研究”这一事关研究主体的问题并不清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在军事入侵中国的同时，也展开了文化殖民掠夺，作为多元文明汇集之地的西域自然难逃浩劫。同时，在文化殖民利益驱使下，“西方列强在西域探险问题上，也如同在争夺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中一样，始终都勾心斗角，互相倾轧”，(11)丝路西域地段“变成了盗宝者的乐园。俄国的科兹洛夫、奥布鲁切夫、克里门茨，德国的德兰、范莱考克，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国的华尔纳”等，以“探险、考察、游历”为名，“到处发掘、盗取地下文物，剥取石窟壁画”。(12)其中，斯坦因所盗文物数量最多，伯希和盗走了最有价值的文物，并成为西方学界起步探究“中国与世界古代丝路关系”的最初佐证。但是，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应辩证地看待起步于西域探险研究的丝路学创建者：既要严厉谴责其劫掠和盗窃我国文物文献的行为，也要介绍和吸取其中的研究成果。(13)其中，李希霍芬在西域语境中首次界定了“丝绸之路”概念并衍生而成了丝路学，且与西方汉学家所主导的东方学、敦煌学、西域学等，形成了一体多面性，在中外丝路学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欧洲汉学家在“西方中心论”阐释框架下对丝路展开总体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形成西方化与全球性两类丝路学话语体系，并造就了欧洲学派的西方化特征；美国汉学家在“地缘政治博弈论”阐释框架下展开丝路总体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形成政治化与学术化两类丝路学话语体系，并造就了美国学派的政治化特征。欧、美这两派不同的研究特征，对除中国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丝路学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塑造力，丝路学一体多面性带给中国丝路学派的最大影响是碎片化。中国丝路学源自西北舆地学。自1927年中国丝路学先驱黄文弼等参加中瑞西北科考活动起，形成北京大学四代学人坚守丝路研究的传统。黄文弼、向达将考古引入丝路研究，引发后来许多沿此进路的研究，包括宿白于2012年编写的《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林梅村于2006年编写的《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等。中国丝路学历经中西交通史研究到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再到中外关系史研究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直至1979年季羡林发现“国际显学丝绸之路学”后，于1983年创建学会机制，并于1997年展开“立学”大讨论。2009年王炳华、周菁葆、韩康信等推出《丝绸之路研究丛书》20册并定义“丝路学”等，由此形成研究丝路与建构“丝路学”双轨并举的学术生态。但是，中国的丝路学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中国学者抢救式研究中国境内丝路地段的历史与现实，形成了敦煌学、吐鲁番学、龟兹学、西域学、郑和学、喀什噶尔学、长安学等学派分支。中国丝路学派的碎片化，与欧洲学派的西方化、美国学派的政治化共同构成全球丝路学“三化现象”，且在美欧把控丝路学术话语权的百年变迁中处于“失语”窘境，结果造成“美欧领跑与中国失语”的全球“一带一路”国际学术现状。总结起来，造成中国丝路学派碎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三点：一是“对李希霍芬的分歧性认知，体现了中国精英对西方丝路学者爱恨交加的复杂的民族主义情感，且形成了避谈丝路学的一种集体潜意识”；二是“‘中瑞西北科考团’在动乱中开启了中外丝路学术合作的新模式，但却在日本侵华的严酷背景下被迫中断并诞生了中国丝路学这个‘早产儿’”；三是“受斯坦因、伯希和等‘盗墓贼’所致‘学术殖民创伤情结’的影响，中国学者抢救式研究中国境内丝路地段的历史与现实，进而形成了分支学派发展活跃的学术现状”，(14)并存在学派分支间既彼此区分又相互渗透、既聚焦丝路特定发展阶段又得兼顾丝路整体历史、既聚焦丝路特定问题又得兼顾丝路宏观维度，既想独立研究丝路某一领域又得兼顾丝路相关主要领域等方面的冲突，表明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难以有机结合。但是，从斯文·赫定到黄文弼直至弗兰科潘，中国学派与欧美主导的全球丝路学实际上共享了统一的“丝路学认知区间”。在世界著名丝路学家布尔努瓦看来：“研究丝路史，几乎可以说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欧亚大陆，也涉及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圆)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近25个世纪。”(15)故她的《丝绸之路》一书“对丝绸之路沿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重点研究的是丝路的历史宏观和丝绸贸易史”，《丝绸之路两千年》一书“从赛里斯国讲到了汉唐丝绸之路，从元代的草原丝路讲到明清间的海上丝路的诞生，最后讲到西方探险家们的东来”。这两部著作从宏观到微观、从全球因丝绸贸易而联通到中外因丝路联通而共处，成为真正学术性的、具有严谨限定意义的丝路学专著，引发全球学者借丝路观文明的治学积极性。确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倡的那样：“丝绸之路是对话之路”。1990～1995年间教科文组织发起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综合研究”框架下的五次丝路国际考察，包括西安到喀什的沙漠丝绸之路(1990年)、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丝绸之路(1990/1991年)、中亚草原丝绸之路(1991年)、蒙古阿尔泰游牧丝绸之路(1992年)，以及尼泊尔的佛教丝绸之路(1995年)，为探讨丝路申遗的可能性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借丝路观文明提供了新的研究佐证。丝路多元文明共处之道是关乎人类历史、现实及未来的密钥，这是中外丝路学家的研究范畴，也形成了大历史思维下中外丝路学家共建的统一的认知区间，且被季羡林等中国学者切实感受并共享了这一“丝路学认知区间”，可惜尚未完成丝路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有机结合，使得丝路学分支学科异常活跃但却因缺乏联动性而以碎片化发展态势坚守至今。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的核心思想，就是立足丝路来总结历史经验、着力现实合作、着眼人类未来的大历史观的“中国方案”，势必要求中外学界跨学科展开“丝路学认知空间”的交流、碰撞后逐渐形成共识，故应尽快扭转中国从碎片化研究丝绸之路到碎片化研究“一带一路”的研究惯性：既要借鉴美欧日等丝路学术大国基于大历史观思维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研究丝路的理论与方法，也要发掘中国丝路学派专题性研究成果中的宏观性意义，处理好固本与创新的关系，更要正视丝路学术大国舆论围剿“一带一路”的学术挑战，助力中国丝路学派尽快摆脱碎片化研究惯性的牵绊，打破学科壁垒、形成学术跟进的合力，多主体、全方位研究“一带一路”，切实落实习总书记要敦煌学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殷切希望，最终打消究竟“谁来研究”“一带一路”这一研究主体不清的疑惑。第二，从丝路学核心议题阐释到“一带一路”核心思想研究，中国学界没有完成现实问题向学术问题的转化，结果造成了“一带一路”该“研究什么”这一研究客体不明的疑惑。如果说，中外丝路学家在借丝路观文明的研究范畴内形成了“丝路学认知区间”的话，那么中外丝路学家在丝路场域探究人类文明兴衰奥秘时难以绕开“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这一问题。如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描述了“所有国家的商人都通过陆路和海路携带各种商品云集而来”(16)入华交往的盛况，生动诠释了形成中国与世界丝路关系的最初样貌。此外，从李希霍芬于1877年《中国》巨著中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到2015年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肯定中国“一带一路”是谋求“人类未来”之举，折射出丝路学家上百年聚力丝路学核心议题研究的学术传统。其中，斯文·赫定毕生探究“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不仅框定了丝路学核心议题研究传统，还肯定了中外丝路历史关系中的中国贡献，强调了现实中新疆在复兴丝绸之路中的重要性，以及预言了中国政府复兴丝路之举定会“对人类有所贡献”与“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的可期前景。而且，斯文·赫定对黄文弼等中国学者的影响意义更是不同凡响，尤其是参与了中瑞西北科考活动的黄文弼，被斯文·赫定赞誉为“博大的学者”，其丝路考察已超越考古学而涉及丝路学核心议题研究范畴，标志着中国学者起步研究“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新阶段。习总书记强调“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把握当下”并“更好走向未来”，(17)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和“一带一路”核心思想，可以得出如下认识：“丝路精神”是塑造“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历史优势与现实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深化“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现实动力与未来愿景；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则是重塑“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伟大新实践。为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宣示重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中国立场及对外政策：重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大国外交方针；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以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引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通过构建中非、中阿、中拉等“命运共同体”，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18)但是，在目前围绕“一带一路”的大国话语博弈中，美西方蓄意污名化中国。在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看来，美西方采取如此消极立场的原因在于“中国被简化成了中共，西方看不到中国的历史与文明”，“在2000年至2016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人们试图了解中国，对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兴趣日益浓厚。而现在，人们几乎只关注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在他们眼里已经消失了。中国被简化为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又被等同于苏联共产党。”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之际，“最重要而且迄今为止最困难的问题是，西方根本不了解中国为何不同，以及到底哪里不同”，故要“想办法向西方公众解释中国，教给他们有关中国的知识”，“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语调，凝聚共识，展开对话”。(19)习总书记指出，“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20)从某种意义上讲，“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的大问题。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的文物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21)亦即，丝绸之路不仅为研究人类文明交往提供了“场域”，还为探究“中国与世界关系”提供了“思路”。丝路腹地的西域则因“多民族色彩浓厚，加之宗教文化的丰富性，使之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学界争相关注的重要对象”，(22)并成为创建丝路学的“产床”，且逐渐形成如下影响：丝路学家探究丝路学核心议题的研究历程伴生了丝路学家认知中国的心路历程，丝路学家涉华认知又不同程度地影响其所在国的涉华民意与对华政策。因此，唯有促成中外丝路学家共研“一带一路”，才能促成中外丝路学界共研“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这一核心议题，才有可能优化西方知识精英涉华认知，助力形成良好的涉华民意与友好的对华政策。但是，目前中国学界尚未完成从丝路学核心议题阐释到“一带一路”核心思想研究的研究重点转化，这造成“一带一路”该“研究什么”这一研究客体不明的疑惑。故应将“一带一路”纳入丝路学核心议题阐释框架下展开全方位、多层级、成体系的研究，尤其要立足于丝路精神价值认同基础上开展三方面转化：以包容互鉴的文明交往理念研究“一带一路”沿线“民心相通”的历史基础与经验、“心联通”的现实挑战与机遇，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未来诉求与动力，以阐明“中国与世界古今文明关系”；以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形成“天然伙伴关系”的历史基础与经验、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现实挑战与机遇，以及打造“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未来诉求与动力，以阐明“中国与世界古今国际关系”；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研究“一带一路”沿线难题治理的历史基础与经验、难题治理的现实挑战与机遇，以及全球化进程中难题治理的未来诉求与动力，以阐明“中国与世界古今治理关系”。通过丰富概念、修正理论实现以上三方面的议题转化，助力构建包容性的丝路学核心议题阐释体系，切实为丝路学由西方化向全球性蜕变发挥“中国作用”，使“中国倡议”完成世界性表达。第三，中国学界没有形成包容性的“一带一路”阐释策略，结果造成了“一带一路”应“如何研究”这一研究方法无效的问题。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被总结为如下几个观点。其一，一些研究认为当前不少“一带一路”研究“止步于‘复述’政府文件的论述，忽略了对这一战略进行‘学术’的思考”，特别是忽略了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历史、‘中国特色’文化政治”历史与理论关联的深入阐发。(23)其二，“一带一路”虽“成为世界认知和认同中国价值观的重要议题”，但却出现了“公众、媒体和精英的舆论场分化”，一些学者因此建议“加强智库合作和智库外交，积极回应负面评价，主动传播研究成果，影响精英阶层”。(24)其三，有研究注意到沿线国家一些媒体对“一带一路”存在“重经济、轻文化”的认知误区并“定位于经济乐观与政治悲观的”话语两极。(25)其四，一些人倡导“重建丝绸之路在东西方学术交流中的话语意义”，(26)即“回到‘丝路’的文化记忆和历史传统中探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路径”，(27)以扭转中国长期以来国际学术话语的“断层”和“失语”现状。(28)其五，一些人主张，受“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抹黑、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质疑以及中国自身相对孱弱的国际话语权等因素”(29)所致，“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有共识，更有区域差异、国别差异、群体差异、时代差异”，“有影响力的个人尤其是知名学者、专家在推广‘一带一路’倡议、理性分析‘一带一路’进程中的成绩与问题、创造新的‘一带一路’知识和话语等方面无疑是重要力量”。(30)其六，有研究指出，“一带一路”的“国内视野相对分散且缺乏与外部的交流互动，经常呈现自说自话的情况”，“而境外视野表现出认知匮乏且理解缺位，缺乏能体现实践性的质性研究”。(31)习总书记于2019年8月亲赴敦煌研究院考察并确立了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大方向，认为“敦煌学是当今一门国际性显学”，故要“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要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中“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以“引导支持各国学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32)习总书记的此次重要讲话，为中国学界研究“一带一路”指明了方向：明确大历史观的研究思维、对标国际显学开展中外共研、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打造学术高地、在中外双向交流合作中掌握话语权、在中外共研丝路文明共处奥秘中传播“中国倡议”。此后，中国学界加快了协同共研“一带一路”的新探索，力求“完善和增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话语的时代性、通约性(普适性)和包容性，努力把‘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话语转换为世界话语”(33)，以及通过“基于丝路学视角的‘一带一路’学术话语研究”(34)来传播“一带一路”的本质与意义，探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符号的“一带一路”，如何在“多主体、多介质和多方式地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发掘其所“蕴含的普适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35)，力求构建“一套西方可以接受的知识体系来支撑”(36)的包容性话语体系，避免中国作为首倡国落入“中心主义的叙事方式”而“对其他国家产生压制感”(37)。“一带一路”已“推动丝绸之路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此新阶段，“丝路学不仅包含对古丝绸之路的研究，而且也应包括对近现代的新丝绸之路，特别是当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同时，“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一些热门学科，如藏学、敦煌学、吐鲁番学、西夏学、蒙古学、边疆学等，也将丝绸之路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其理论和方法也将引入丝路学研究，促进丝路学的发展和创新”(38)，助力形成中外共研“一带一路”的良好学术生态。事实上，阐释“一带一路”是一个系统工程。应以习总书记在中央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讲话精神为理论依循与行动指南，尽快形成包容性阐释策略，以消除中国学界存在的“一带一路”应“如何研究”这一研究方法不灵的疑惑。敦煌学的引领学界、丝路学的美欧再盛以及代表丝路学未来的“一带一路”学蓄势发轫等，均表明中外学界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与切实努力，这也使中外学者在统一的话语体系内开展学术对话成为可能。故应发掘敦煌学的显学影响力、重构丝路学话语体系、激发“一带一路”学的现实动力，构建包容性研究“一带一路”的阐释策略，助力中外在重释“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中开展学术对话，在价值沟通与增信释疑中实现共建“一带一路”的“心联通”。综上，中国研究“一带一路”呈现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仍未澄清“谁来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三大疑惑，但习总书记敦煌讲话为中国学界解惑答疑并擘画方向，中国学界正努力探索，以加快形成研究“一带一路”的学术合力，助力提升“一带一路”首倡国学术话语权。四、提升“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的中国路径选择2023年是践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恰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目前，中国已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已成为深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公共产品与国际合作平台。但是，“一带一路”话语权建设已成为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因此，提升中国研究“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成为核心要义，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努力：首先，应确立研究“一带一路”的新理念。丝路学研究与“一带一路”研究有何关联性？中外上百年共研丝绸之路的学术传统，可否带动形成中外共研“一带一路”的新态势？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引发全球丝路研究热，但由欧美学派的西方化与政治化所致的话语霸权、中国学派的碎片化所致的学科壁垒使得中外上百年共研丝绸之路的学术传统，难以带动形成中外共研“一带一路”的新态势。因此，应确立研究“一带一路”的三个新理念：一是立足于重塑“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一带一路”新实践，确立将“一带一路”纳入丝路学视阈研究的新理念，在聚焦“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这一丝路学核心议题研究中凿通中外“丝路认知区间”，在中外共研丝绸之路中夯实“丝路精神”的价值认知基础，以及在研究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主义治理理念及其实践中形成中外共研“一带一路”的新态势；二是立足于“一带一路”国际学术前沿“美欧领跑与中国失语”的背景，确立跨学科研究“一带一路”的新理念，在发掘敦煌学作为丝路学基石的显学潜力中切实回应敦煌学如何服务于“一带一路”的现实诉求，在“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中统筹京甘陕新沪等丝路学研究重镇的学术资源，并在聚合基础学科、应用学科、新兴学科、冷门绝学于“一带一路”研究中形成学术合力；三是立足于美欧上百年把控了丝路学话语权的叙事基础，确立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话语体系的新理念，在重估“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新现实中厘清包容性话语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在非西方国家“去西方化”理论重构与丝路沿线国家原创性话语发掘中修正丝路学的霸权话语体系，以及在消解美欧丝路学霸权话语影响、统合中国丝路学碎片化叙事中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话语体系，助力形成由西方化向全球性蜕变的丝路学话语体系。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中国研究“一带一路”的新理念，成为提升其学术话语权的行动指南。其次，应提升阐释“一带一路”的新能力。丝路学话语权与“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有何关联性？“一带一路”首倡国话语权建设中学术话语权的重大学术与现实意义何在？研究发现，美欧学派将“一带一路”纳入丝路学视阈展开研究，体现了其欲将把控丝绸之路研究话语权向把控“一带一路”研究话语权演进的霸权学术本质，且为美西方对华霸权政治提供了学理支撑，使得“一带一路”国际学术前沿的话语权博弈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主阵地。因此，在“一带一路”首倡国话语权建设中，学术话语权提升具有重大学术与现实意义。应加强阐释“一带一路”的三种能力建设：一是在理论建构方面，“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传统理念及其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从郑和“宣德化、柔远人”的丝路外交，到新中国成立后“睦邻友好”的人民外交，再到近年来“亲诚惠容”的大国外交，其中蕴含由包容型人文观、互惠型经济观及合作型安全观所构成的“丝路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结伴不结盟的新中国外交理念，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等，这些都需要在理论高度上予以系统总结和提炼，形成“中国视角”的理论分析和判断；二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应对丝路外交、人民外交、大国外交的同构性做案例研究，对“海丝”与“陆丝”的异同做案例研究，对朝贡制度与睦邻友好政策的关联性做断代研究，以及对中巴经济走廊、中欧班列、中哈吉丝路申遗、中蒙俄经济走廊等一批“一带一路”示范性项目做案例分析，旨在对中国外交理念与实践做溯源性与多学科的实证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提供历史经验与现实佐证；三是在对策建言方面，应在扎实的政策研究基础上对“一带一路”共建中所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做评估、提对策，从政策实施、项目合作、风险评估到有效应对等全方位解读“一带一路”，以回应如何将“一带一路”建成深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公共产品与国际合作新平台这一重大现实命题。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中国研究“一带一路”新能力建设的要义，成为提升其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抓手。最后，应探寻阐明“一带一路”的新策略。丝路学涉华认知功能与“一带一路”的全球认知现状有何关联性？中国丝路学振兴对破解美西方对华认知战这一新挑战的意义何在？研究发现，美欧日丝路学术大国学界研究“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学术历程实为其涉华认知历程，且通过著书立说与建言献策两种途径，能够影响所在国的对华政策和涉华民意，可能产生正面与负面两类后果。只有了解了共建“一带一路”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丝路学研究动态，才能摸清其知识精英的基本涉华认知，进而评估这些学者影响所在国涉华民意与对华政策的现状，了解全球“一带一路”学术动态、涉华认知现状、对华政策环境等三项联动性指数，为优化“一带一路”软环境提供了有力佐证。但是，“一带一路”的全球认知难以摆脱美欧日丝路学术大国的牵制，且受制于大国战略博弈的霸权干涉，围绕“一带一路”的大国认知战将是提升中国“一带一路”研究话语权的最大阻力。因此，应从三方面探寻阐明“一带一路”的新策略：一是应精细化研究丝路腹地与中国新疆周边地区与国家。因为共享丝路的历史能在创建今天的信任、合作和贸易形式上发挥重要促进作用，“西域治理”之于当下的全球治理命题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涉疆议题既是美欧丝路学派持久关注的议题，也是美西方政客和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抓手。中国学者应对集“一带一路”核心区、示范区、风险区于一体的中国新疆周边地区与国家展开丝路学视阈下的精细化研究，以抓住阐明“一带一路”的难点；二是应联动性地研究“丝路天然伙伴”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上千年的丝路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促成了“地通、路联、人交往”的“丝路天然伙伴”关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资源与现实动力，使中国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思想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彰显出建设性作用。中国学者应对“丝路天然伙伴”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展开丝路学视阈下的联动性研究，以抓住阐明“一带一路”的关键；三是应持续地构建丝路学术共同体以催生中外共研“一带一路”新态势。自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引发世界各地学者持续研究丝绸之路上百年，且通过西域探险与研究、丝路跨境调研与考古，以及丝路跨国联合申遗等，已然形成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区性教科文组织—丝路沿线国家文旅组织”所组成的三层级丝路学术共同体机制体系。中国学者应立足已有机制体系基础持续性构建丝路学术共同体，使中外学者在统一的话语体系内开展学术对话成为可能。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中国阐明“一带一路”的新策略，成为提升其学术话语权的破局关键。注释：①王文：《“西方神话”走下神坛，“一带一路”如何重塑国人的世界观》，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7/0619/2132444.shtml。②相关成果包括：刘迎胜：《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赵声良等：《丝绸之路与敦煌文化丛书》，江苏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马丽蓉：《丝路学研究：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马丽蓉：《丝路学研究·国别和区域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王义桅：《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王义桅：《“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的天下担当》，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王灵桂主编：《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赵可金：《“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赵磊：《“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冯并：《“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曹卫东主编：《外国人眼中的“一带一路”》，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王辉、贾文娟主编：《国外媒体看“一带一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刘卫东等：《“一带一路”战略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翟岜、王继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2017)》，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③王文：《从全球思想价值链角度看“一带一路”研究情况》，http://www.cssn.cn/qygbx/202301/t20230124_5584319.shtml。④同上。⑤傅莹：《国际战略智库期待“转型革命”》，《人民日报》2015年4月15日，第5版。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⑦《国外智库如何看亚投行、TPP及一带一路》，http://world.people.co..cn/n1/2016/0630/c1002-28511909.html。⑧陈亦琳、李艳玲：《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中国政治话语传播研讨会综述》，《红旗文稿》2014年第1期，第27页。⑨丁一：《提升“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的路径研究》，《对外传播》2019年第9期，第28页。⑩时闻、刘润泽、魏向清：《政治话语跨文化传播中的“术语滤网”效应与术语翻译策略反思——以“一带一路”话语传播为例》，《中国外语》2019年第1期，第79～88页。(11)耿昇：《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世界汉学》2005年第1期，第98页。(12)[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13)耿昇：《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世界汉学》2005年第1期，第17页。(14)马丽蓉：《全球丝路学派比较研究》，《新丝路学刊》2017年第2期，第151页。(15)耿昇：《法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第2页。(16)[古阿拉伯]马苏第著，耿昇译：《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4页。(17)《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的演讲》，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6/23/c_1119094900.htm。(1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http://www.xinhuanet.com/2019-09/27/c_1125047331.htm。(19)马丁·雅克：《中国被简化成了中共，西方看不到中国的历史与文明》，https://www.guancha.cn/Ma-Ding-YaKe/2021_12_20_619141.shtml。(20)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25/c1024-25729181.html。(21)沈福伟：《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09-12/30/nw.D110000gmrb_20091230_2-12.htm。(22)马建春等：《法文译史巨擘耿昇先生西域史译著的贡献》，《暨南史学》2020年第1期，第257页。(23)冯妮、王大可：《历史与比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评邹磊著〈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江南论坛》2017年第8期，第57页。(24)周亭、程南昌：《全球多语种媒体视野中的“一带一路”传播研究》，《国际传播》2017年第5期，第15页。(25)甄巍然、刘洪亮：《“民心相通”：基于文化交往的共同体图景——“一带一路”中文化认同的困境与破解》，《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3期，第8页。(26)姚慧：《重建丝绸之路在东西方学术交流中的话语意义——〈美国民俗学刊〉“中国和内亚活形态史诗”专号述评》，《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23页。(27)赵永华、刘娟：《文化认同视角下“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路径选择》，《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2期，第80页。(28)王祯、李包庚：《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问题探论》，《理论导刊》2019年第6期，第57页；汪晖、臧小佳：《走进“一带一路”：跨体系的文明交汇与历史叙述——汪晖教授访谈》，《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52页。(29)王祯、李包庚：《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问题探论》，《理论导刊》2019年第6期，第55页。(30)钟新、令倩：《从塑“强国”形象到讲“好国”故事：“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重点转向》，《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7期，第11页。(31)李唐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当今世界跨文化传播的启示》，载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编：《中国传媒大学第八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9年10月。(32)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1/31/c_1125497461.htm。(33)刘文波：《新时代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塑造力的进展与路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158～159页。(34)马丽蓉：《基于丝路学视角的“一带一路”学术话语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62页。(35)胡开宝、韩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英译在英美印等国的传播与接受》，《外语教学》2020年第4期，第86页。(36)郑永年：《中国正在面临西方的知识围堵》，https://www.guancha.cn/ZhengYongNian/2021_06_05_593256_s.shtml。(37)张旺斌：《推进“一带一路”国际认同的路径探析》，《前线》2021年第3期，第10页。(38)周伟洲：《中国丝路学理论与方法刍议》，《西域研究》2021年第1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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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淼 刘婷婷：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大变动中的世界社会主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变，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愈加明显，各种危机与冲突爆发的几率也大为增加，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复杂的调整变化。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动态势，正确应对挑战和机遇，并从中深刻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以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中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中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底层逻辑资本主义自产生起就是一个世界性的范畴，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并形成以来，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几次较大的变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着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大变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就有一次大的调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会随之产生大的变化发展。构成国际社会的有诸多国家、多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国际格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稳定与否，是由几个主要力量、主要国家的经济政治态势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博弈决定的。在帝国主义阶段早期的旧殖民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全球化尚未完全形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采取赤裸裸的殖民占领方式来控制和掠夺南方国家，获取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大国还经常采取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激烈的矛盾冲突。正是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特别是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大的变化，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激化，乃至表现为战争的形式，使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动，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可以乘势而起。列宁曾经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发挥“后发优势”，后来居上，超过老牌的资本主义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又必然会导致政治乃至军事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了，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矛盾斗争的激化，就必然要爆发“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也就是世界大战。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剧烈变动和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时刻往往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比较严重的时刻。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国家之间的矛盾。一些资本主义大国为了转嫁危机、走出危机，进而会发动殖民侵略战争或者是列强之间的争霸、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马克思指出:“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1848年的革命是这样，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不错，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称霸世界的列强和它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乃至剑拔弩张……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所以，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的根源，而战争又必然要加剧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在矛盾最为尖锐复杂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是“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无产阶级革命不但必然要发生，而且完全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之内的率先胜利。（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中巴黎公社的产生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6世纪初期到19世纪中后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萌芽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也被称作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在这个阶段，欧洲资本主义开始了早期殖民侵略和扩张的历程，把世界上的落后国家卷进来，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广大亚非拉国家开始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这一时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法国、德国、美国等几个主要国家也先后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使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动，这个过程伴随着战争与革命。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这是普鲁士王国为统一德意志并与法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而爆发的战争。法国在同普鲁士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建立了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1年3月，巴黎人民又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权，成立了巴黎公社，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到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列强加紧对外侵略扩张，使亚非拉许多国家和地区沦为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这一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宁作出了“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结论”，并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客观上必然要异常加速和空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要转变为各敌对阶级间的国内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帝国主义链条中出现了薄弱环节，这些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国家实力较弱，国内矛盾比较集中和尖锐。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激烈争夺和斗争，特别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国内经济极为困难，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严重恶化，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出现了严重危机。这从整体上削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也使帝国主义链条中薄弱国家的矛盾更为突出，这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获得成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如果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坚强有力，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得到锻炼，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较高，那么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取得胜利。俄国就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列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世界大战在俄国所造成的危机，果断领导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三）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政治和军事发展不平衡的再次加剧，军事实力发展较快的德、意、日三国要求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爆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和鼓舞下，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世界上很多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壮大，越出了一国范围，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两极格局的形成，结束了西方列强独霸全球事务的历史。这一时期，受二战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开辟的地区，而且在原有地区也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不仅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压迫和剥削，必将引起这些国家的反抗，民族解放运动也日益兴起。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也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最终卷入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潮流中去，去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秩序，促使资本主义世界旧殖民体系的瓦解。在两极格局之间，新生的民族独立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逐步形成了新兴的政治力量—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和联合第三世界国家持续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独立之后，所处的国际环境依然是严峻的，既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反扑，又面临着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自身发展的束缚。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进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独立自主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其中，20世纪50年代的亚非会议、6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是民族独立国家联合斗争，成为第三世界的三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些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发挥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例如在亚非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带领下参加了会议。面对帝国主义的破坏，周总理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会议顺利召开，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第三世界作为一种新兴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逐渐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促进了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国际力量，是世界社会主义最重要、最广大的同盟军。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中大国之间矛盾斗争的方式、强度与世界社会主义（一）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间国际关系、国际矛盾斗争的发展变化二战以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由于争夺殖民地、投资场所和市场，时常爆发战争，战争是大国之间矛盾斗争激化的最高表现形式，促使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动，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二战之后至冷战结束，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中大国矛盾斗争的方式、强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逐步构建了全球霸权，与西方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同类别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合作竞争为主。这种时代和国际关系变化的深刻经济政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进入到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大规模的资本跨国运动与资本国际循环的展开，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在此基础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新殖民主义的全球统治方式，综合运用全球经济、金融、科技、军事、规制规则等霸权，流动的资本就可以获得巨额垄断利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用进行武力征服和直接的殖民统治，就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尤其是隐蔽的方式进行间接支配、控制、干涉与掠夺落后国家和地区，以使这些国家继续充当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因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即使已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但依然受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国际不平等关系和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的制约。同样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经济金融霸权、投资场所、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虽然也激烈，但一般不会发生直接武装冲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另一方面在于美国为了维护其超级霸权，采用各种非战争手段如用经济金融、贸易等手段打压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即可以达成战略目的。二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与美国有着巨额贸易顺差，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债权国。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压力下，日本被迫签订了“广场协议”，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日元快速大幅升值，损害了日本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冲击了日本经济，使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停滞期。对于欧洲国家，美国同样如此。美国认为统一的欧洲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经常在欧盟内部制造分歧和摩擦，对英国的脱欧行为给予了支持;挑起新欧洲和旧欧洲之争，利用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去分裂欧盟，削弱法德;反对欧盟建立独立的安全防护体系，在军事上防范欧洲构建防务一体化。特别是极力警惕其他西方国家挑战美元霸权，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宣告诞生，挑战了美元的霸权地位。随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进行了轰炸，之后科索沃战争打响，欧元汇率下跌，在各种手段打压之下，欧元直到现在也很难挑战美元的地位。（二）二战后两制关系、矛盾斗争的发展变化二战后，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社会主义国家自诞生以来，就一直遭到资本主义的敌视，资本主义国家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围攻和绞杀。在二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用武力来进行的。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攻不下，便采取“智取”的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即西方在政治、经济、思想、外交等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和影响，企图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尤其是执政党内部发生合乎它们需要的变化，把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与此相适应，以美苏为主的两个阵营之间也主要以“冷战”的形式，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进行博弈斗争。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对抗双方都尽力避免导致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世界大战)爆发，其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代理人战争，以及科技和军备竞赛、地缘博弈等“冷”方式进行。苏联解体，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例子。苏联解体的种种原因，时至今日，仍然值得研究总结。其中，美国精心策划的经济战可谓“功不可没”。苏联解体前，美国经过经济情报分析得知，苏联是石油出口大国，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所赚取的外汇大约占苏联全部硬通货的70%，假如没有这笔钱，苏联经济将失去一条重要的支柱。于是，在美国的操纵策划下，国际油价在苏联解体前的十年内持续下跌，从而加剧了苏联经济形势的恶化，促使了苏联解体。苏联的解体，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国际经济政治格局虽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却不是以大规模的战争的形式。由于苏联的解体，影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的大国之间的斗争博弈主要发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之间。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继续把战略重点放在对社会主义力量进行围追堵截上，中国是其主要目标。苏东剧变之后，俄罗斯虽然实行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但美国仍然对其实行了“削弱、遏制和防范”的战略。这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势力需要一家独大，要将东欧和苏联地区的国家完全纳入到它们的控制之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削弱俄罗斯的势力。这最终造成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俄罗斯也开始了反击。俄罗斯不仅强化了与中国的战略协作关系，与伊朗保持密切关系，在反对北约扩张方面采取强硬立场，而且在一系列问题上开始对美国采取了不合作政策，加剧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全局性的外交困境，使全球战略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俄罗斯有社会主义留下的强大的综合国力和种种战略资源，有和美国抗衡的资本，其它国家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压榨下也有了喘息的机会，这也是社会主义为世界和平和发展留下的丰厚战略遗产。（三）两制关系中战略竞争重心和斗争方式的新发展变化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没有爆发战争，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进行经济建设，由于资本主义的新殖民统治方式，由于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由于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对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统治和影响世界的新方式准备不充分，没有完善的破解和防备之道，没有妥善应对好挑战，以致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了重大挫折。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认为中国是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因而中国已经成为西方敌对势力进行西化、分化和遏制的主要战略目标。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但西方仍对中国有着深深的战略疑惧，仍然坚持在接触中逐渐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而且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迫切需要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以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威胁。此外，还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以提高制度吸引力。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趋缓慢，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和人民的信心。因此这一时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表现方式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建设，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战略重心和斗争方式主要表现在经济竞争、制度竞争方面，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方面在于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军事威胁、“和平演变”等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另一方面就在于如何以较快的速度提高以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增强制度竞争力和吸引力。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并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落后国家有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而落后国家跨越的实现必须是以充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为条件。同时，落后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世界社会主义尚未获得整体性胜利，资本主义也还在发展，也即是说，世界历史进程中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仍然是全球性的运动。在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不仅存在着纵向发展的继承替代关系，而且还存在着横向扩散的互动互补关系，落后国家要吸收的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既往的先进成果，而且还有其在当代所创造的先进性成果。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些落后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和利用，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交往、国际关系中，虽然面临着防止西方和平演变以及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打压的重大挑战，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与西方进行正常的国际交往，学习西方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从而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三、当今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加速演变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一）当今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加速演变的总体战略态势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的终结，标志着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2008年以来，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一个长波周期的衰退期。新冠疫情的暴发，又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得全球经济增长的恢复与发展前景更加难以预料。由于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周期的下降期，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这也引发了各种经济、社会、政治和地缘矛盾，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全球进入了一个比较动荡的时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化。两极格局终结之后，美国及西方之间的裂痕也在逐渐加大。在西方国家内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地位对比也在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三个实力中心（美国、西欧和日本），其他西方国家则力图摆脱美国的控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发生作用的新情况。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实力相对衰落。美国的霸权地位在相对下降，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仍居主导地位，并且仍然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支柱。在欧洲，美国不断推动北约东扩，企图以北约取代欧盟，重新整合欧洲，构建欧洲新地缘政治架构，挤压俄罗斯生存空间，甚至将俄罗斯彻底肢解，为美国谋求欧洲霸权和世界霸权服务。在国际力量对比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的力量不断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也在不断发展。世界上社会主义力量和国际上爱好和平正义的力量为反抗资本主义旧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而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重要的力量。以往，美国及西方主要采取新殖民主义的方式来影响世界，一般不直接出面对大国进行武装干预、发生武装冲突，而且有国际上追求和平发展的正义力量和诸大国间矛盾斗争的牵制，也使世界和平、发展与稳定虽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但还保持着总体上相对和平的状态。但面对当今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全球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随着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总量的不断上升，特别是其深陷危机之中，其维持运转、追逐利润、转嫁危机所需的剩余价值、输血量越来越大，只能促使其采取更加冒险的行为。北约的持续东扩，对俄罗斯的战略紧逼，终于导致了俄乌冲突，这预示着今后的国际经济政治局势将会处在加速演变之中，全球和平、发展与稳定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加速演变中中国的战略环境与战略自信在一般的国际环境中，由于美国及西方采取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全球掠夺和统治方式，美国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在各条战线上展开，围绕地缘安全、经济金融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渗透与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干预与反干预等方面的斗争一直存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尤其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面临着美国更多更紧迫的战略压力和安全发展挑战。美国统治阶层已经将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进一步加大了战略围堵中国的力度，对中国的地缘遏制、经济打压、金融攻击、科技贸易制裁和意识形态的攻击越来越激烈和公开化。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强调“民主价值观联盟”，“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特别在亚洲，声称“重返亚太”，强推“印太战略”，在传统的“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等同盟基础上，力推“美日印澳”四国联盟和“美英澳”同盟，意图形成新的“环太平洋公约组织”军事同盟围堵中国。总之，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着日益不确定不稳定的战略环境，我们要及时关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中国际矛盾斗争强度、烈度和方式的变化，作出充分战略准备和妥善战略应对。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时与势”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步伐不可阻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日益增强。总之，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自信自强敢于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精神力量，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所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就能用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期，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三）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加速演变中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俄乌冲突带来国际局势深刻演变，资本主义危机深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运动既面临着发展机遇，也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处在低潮中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大多数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并没有沉沦下去，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经过理论与政策的调整，进入了重新酝酿发展期。在国际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从容应对霸权主义国家的挑战，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由于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遭受重创，新兴国家异军突起，大国之间矛盾的制约，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也在不断回升。国际金融危机后，社会主义再次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西方发达国家，据民意调查，向往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了。原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越来越怀念社会主义时期的种种美好，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思潮也重新活跃起来了。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拉美左翼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1998年查韦斯赢得委内瑞拉大选为标志，之后拉美一批中左翼力量崛起，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查韦斯去世之后，拉美左翼经受挫折。但拉美右翼社会治理失灵，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现象加剧，近年来，拉美又出现了新一轮“粉红色”浪潮，这也反映了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的韧性。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振兴增添强大的力量，极大地鼓舞了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也注重合作与联合，促进左翼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获得了新发展。许多国家共产党积极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这样的国际论坛。“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是影响力最大的、较有成效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联合、交流的平台。各国共产党还注重区域间的联合。如在希腊共产党倡导下，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这是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合作的组织，该组织于2013年成立，但于2023年解散。不过，在此基础上，一些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又于2023年11月成立了“欧洲共产主义行动”。各国共产党和左翼组织还积极参加和组织抗议、罢工等社会运动，不断扩大左翼力量的影响力。近年来，随着欧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持续演化并向各领域蔓延，欧美政坛政治动荡不断加剧，抗议、罢工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力量有了一定的发展机遇与空间。西方国家共产党积极参与其中，以扩大自身影响力，赢得新的发展。但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的发展中也面临着右翼的挑战，美西方蔓延的政治经济危机本应为左翼力量的复兴提供了社会基础，西方国家共产党本应趁此机会获得大发展，但却因为各国共产党力量普遍弱小，影响力有限，导致右翼势力反倒在一些国家政坛上逐渐占据优势。许多国家共产党指导思想、理论主张不统一，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多个共产党，力量不凝聚、碎片化问题严重，党的纲领和政策、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不能很好适应各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些国家共产党组织选举联盟、采取议会道路掌握政权的方式也收效不大，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亟待提升。对于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力量而言，需要进行理论创新，不断统一思想，进一步增强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要积极投身到世界上广大劳动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活动中，加强世界左翼力量和政党的领导和代表性，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要进一步加强联合、加强交流和沟通，进一步加强组织功能、运行机制建设，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和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政党层面、工会组织层面、左翼学者学界层面等多个方面展开联合，并提升团结联合的效力，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可以这么说，“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有效联合行动”。来源：《海派经济学》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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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国际关系学“三大体系”建设与未来发展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就国际关系学而言，学术界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方面均做出了相应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国际关系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成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聚焦国际战略环境、大国博弈、“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等领域，不断建构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取得新进展，提炼和发展了一系列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标识性概念，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安全领域几乎都与外部安全有关，这也就自然使得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分量明显增加，国家安全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交融度日趋提升。就学科体系而言，围绕着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最为突出。到目前为止，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初具成效，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培养单位纷纷设置国家安全学专门的研究机构，从理论构建、课程设计、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不同层次进行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总结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践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全过程合作”理论并深入分析了全过程合作的理论内核，揭示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质的规定性。从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实践来看，全过程合作是贯穿合作协商、合作实现和合作分配三个环节的合作模式，体现了合作理念、合作行动以及合作功能的全过程性。“孔子改进”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个彰显中国外交理念的原创性概念。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汀阳将这一重要思想概念化为“孔子改进”，以对应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帕雷托改进”，其含义是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哪怕只有一个人的福利得到改进而同时没有人福利受损，这个社会便实现了福利改进。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固然好，却不足够好，理由在于没有使所有人获益。换言之，作为社会追求的目标，“孔子改进”与“帕雷托改进”相比又上了一个层次，处于更高的境界，实现了对零和博弈的超越，契合当今时代发展需求和趋势，为中国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提供了理论与价值支撑。在研究“利益—制度”的关联性过程中，中国学者提出了“国际制度非中性”范畴，即同一制度对不同的利益主体意味着不同的成本与收益。如今，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安全、货币金融、投资贸易、气候变化、国际发展与合作等领域国际制度的研究，从而深化了国际关系研究对制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从上述几个事例可以看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间既有区别又关系密切。从相当意义上说，概念本身既是搭建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基础性砖石，又是浓缩的理论，同时概念的意义与价值又只能在整体理论架构中得到体现。国际关系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提出切中时代脉搏，恰逢其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国际关系学者解答的问题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问题日趋严峻，大国博弈强度升级、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其原因、过程、结果、趋势，既有待学术界的深入研究，更是为今天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提供了肥沃的学术土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就意味着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许多新问题是现有理论难以解释或覆盖的。典型例子之一就是全球治理。对全球变暖、生态环境恶化、人工智能和货币金融武器化等问题的研究，目前都分散在不同的学科和领域，缺乏统一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面对这些新变化、新问题，西方学者也在努力寻找学术思路与答案。这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与西方并跑甚至领跑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自2016年以来围绕“三大体系”建设，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取得了许多理论成果，但这些成果与党中央的要求还有明显差距。以新近成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为例，尽管对区域与国别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着，但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属于自身学科特有的概念或概念体系也未建立。区域国别研究涉及的范围甚广、领域甚多，如何做到专与精、广与博的有机结合，显得尤为重要。非洲、东南亚、西亚、中亚、拉美、欧洲等区域研究与美国、日本等国别研究，在理论、方法等方面肯定存在一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从政治、经济、语言、历史、社会文化等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关注的问题肯定也有所差异。这就要求有顶层设计，做到葆有张力，合理配置资源，既要突出重点，对于国家急需的研究给予必要的倾斜，又要不留死角，在人员分工上要顾及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而言之，如何扎实有效地建立起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外交实践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研究“三大体系”，是摆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面前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国际关系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未来着力点对国际关系或更一般的国际问题研究而言，未来“三大体系”建设的重点在于基础理论和实践总结。首先是要加强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习、理解和阐释。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处理国际问题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进行学科理论建设的指导思想。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这就是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历史观就是我们的研究不仅要看现在，还要看过去。大局观就是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角色观就是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中国一如既往，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努力为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既是我们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也是我们构建国际关系学科“三大体系”的实践遵循。其次是以实践和现实为基础，在批判吸收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构建新理论。如前所述，提出新概念不是为了提概念而提概念，而是要在新的环境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概括和综合，精准描述和说明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构建一个理论体系。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辅相成，绝非水火不容。“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加现实了”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再次是要坚持跨学科研究。我们今天面临的国际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哪一个能够通过单一学科来获得完整的解释与应对。随着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我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博弈方，面对的现实问题日益复杂。这一方面凸显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对权力与利益等追求多重目标行为的注重，另一方面又为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更高的、需要不断拓展其视野的新要求。最后是要加强“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科来说，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一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二是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智慧。两千多年前孟子所谈的“交邻国之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时至今日仍在显现出巨大的价值。我们今天的外交实践已经在诸多方面延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及我们倡导的“正确义利观”等，都体现了延续千年的中华智慧。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国际关系学科的“三大体系”建设是其中重要一环。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的全面推进，一定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

林兆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回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显著特点、历史意义等，有利于我们准确认识、全面把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具有重要意义。 ...

熊光清 王瑞：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网络主权：历史演进、国际争议和中国立场

摘要：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和去中心化等特征对传统主权观念形成了严峻挑战，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临而产生的网络主权呈现出全新的内涵和特征。不同国家对网络主权的看法与立场并不一致，主要存在理念之争、模式之争、权力之争和规范之争。国际网络安全局势与网络系统的相互依赖性要求国家之间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协商与对话，推动网络国际合作治理。中国在网络主权问题上的立场是：坚持并推进实施网络主权原则，并将网络主权视为互联网国际合作治理的基本原则；倡导以国家为中心的网络空间治理模式，促进全球互联网健康发展；推动互联网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革新，加强网络安全治理能力；主张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化解网络空间中的安全困境和信任赤字。关键词：网络主权；互联网治理；互联网国际合作治理；网络命运共同体作者：熊光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概念，涉及国家在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的自主权力。在传统国际关系领域，主权通常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行使和维护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传统主权理论及实践所依存的清晰明确的领土与疆域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对传统主权观念带来了严峻挑战。在互联网时代，国家需要保护本国网络不受外部干扰和攻击，维护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同时，国家也需要维护网络数据与信息的合法合规流动，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在主权观念发生深刻变革的同时，网络主权概念产生，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国际社会对网络主权的认识并未达成一致，这就需要提高对网络主权的理解与认识，以便有效推动互联网国际合作治理。一、从传统时代的主权到互联网时代的网络主权：主权内涵与特征的变化一般而言，主权是国家在其领土内行使管辖和治理的专属权力，是国家保证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不受其他国家干涉的最高权力。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运用对传统主权观念提出了新挑战，与传统主权观念相比，网络主权的概念、内涵和特征都出现了新变化。（一）网络主权的概念与内涵在人类历史上，主权观念并不是伴随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这一点，古代西欧与中国都是如此。近代以前，西欧与中国都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主权观念。在中世纪时期，西欧国家的最高权威没有统一，权力是分散的，国家并非一定领土上唯一的最高权威，相反，在一定领土之上存在多个最高权威。教会在宗教和精神领域享有最高权威，国王在政治上是名义的最高统治者，而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是最高主宰。中国古代宗教势力没有西欧强大，宗教不是国家的最高权威之一，中国只存在唯一的最高权威，但是，中国古代对领土界线的认识十分模糊，没有明确的领土界线的观念，这从其“天下观”对天下的界线没有清晰界定可以看得非常明显。与近代主权意义上界线明确的领土概念相比，中国古代统治地域体现的更多是基于文化和政治上的影响力与辐射力。主权是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逐渐形成的。16世纪，一些西欧国家开始强调自身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独立性，以对抗其他宗教团体的影响，维护自身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同时，民族主义思潮也开始兴起，各个民族开始强调自身的独立性，维护本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顺应时代的变化，1577年，法国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定义；1625年，荷兰思想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将主权的内涵从国内层面扩展到国际层面。17世纪初，欧洲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威斯特伐利亚系列条约确立了主权原则与政教分离原则，承认国家主权平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此后，主权观念逐步被许多国家接受。主权的产生带了两个重要的理念，即：第一，主权为国家的属性。主权概念的核心是国家对自己领土内事务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即使是国家主权的掌控者也不能完全代替国家，也不得损害国家的利益；国家是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具有管辖权和自卫权，可以在自己的领土内独立行使主权。第二，国家的边界具有稳定性。边界是国家主权的物理界限，主权的范围由边界所圈定，国家边界不能因王朝战争和主权掌控者个人原因而重新或随意划定。这就为民族国家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使得西欧国家边界变得清晰确定，各个国家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从而为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所指的主权概念与地理边界相互关联，这种地理边界是相当明晰且确定的。主权包括国家对内部事务的控制权和对外部事务的自主权，这意味着国家可以自主决定并实施政策，制定法律，管理国内事务，并与其他国家开展外交活动。主权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它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在主权观念产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权属于君主或统治者，他们拥有对领土和人民的绝对控制权。封建君主通过封建制度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领土和权力基本上是由君主继承或通过联姻等方式获得的。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主权逐渐转由国家控制，国家通过建立法律体系和行政机构来行使主权。国家主权的出现与国家权力的整合密切相关，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拥有最高的权力，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和维护社会秩序。在领土主权观下，管辖权与位置、疆域和领土边界有着非常强的内在联系。传统主权观将主权视为不可侵犯的原则，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平等地位和独立地位，主权在国际关系中成为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和平等交往的基础，国家可以自主参与国际事务，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签订条约，保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应当说，在国际关系中，主权的绝对性并不是特别完全的，它受到国际法和其他国际关系的多重制约，国家之间的互相依存和国际合作也会对主权的绝对性产生影响。此外，国际社会对于有损主权的国际干涉行动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认可的，如人权保护、人道主义干预等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主权更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家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得国家在决策和行动上面临更多的制约；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等，也对国家主权提出了新的挑战。尽管在不同时期主权的具体内涵有所不同，但主权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主权在面临新的挑战和变革时，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时代要求。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的疆域界线变得十分模糊，基于清晰明确领土边界的传统主权观面临严峻挑战。简单地说，传统主权观就是要求界线明确，分你我，分彼此；而网络时代，界线变得非常模糊，难分你我和彼此。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将主权分为了四类：国内主权(Domestic sovereignty)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公共权力的组织，以及掌握权力的人实施有效控制的程度；相互依赖主权(Interdependence Sovereignty)，是指国家控制跨界流动的能力；国际法制主权(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是指国家间的相互承认；威斯特伐利亚主权( Westphalian Sovereignty)，是指将外部行为者排除在国内权力配置之外的权力。克拉斯纳认为这四个主权概念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并不是所有四个概念都必须同时存在才能存在主权。[1]3-4在网络空间中，互联互通的互联网挑战了国家控制跨境行为的能力，国家的相互依赖主权受到影响。刘晗、叶开儒提将网络主权进行分层建构，提出了网络空间新的主权形态——相互依赖的主权。[2]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独特性，网络空间存在不受地理边界限制的特性，这样，网络主权概念面临着深刻变革。美国、欧盟和中国等国家或国际组织对网络主权持不同的主张和立场，网络国际合作治理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博弈。随着互联网对人们生产生活的深度介入，网络空间越来越多地受到复杂、危险、大规模网络行动的影响，尽管存在否认网络主权的观点，但是，许多国家开始承认网络空间需要国家主权进行规制。沃尔夫·海因格（Wolff Heintschel von Heinegg）指出，领土主权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各国有权对其领土内的网络活动和网络基础设施行使不受外部干涉的领土管辖权。[3]《塔林手册1.0》对网络空间中主权的界定表明了网络主权原则是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中的运用。其认为：“主权意味着一国可以控制入境，且依据条约和习惯国际法在其领土上享有管辖的排他性权力和最高权威。” [4]3《塔林手册2.0》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其认为：“一国在遵守其国际法义务的前提下，对其领土内的网络基础设施、人员和网络活动享有主权权威。” [5]59 “一国在其对外关系中可自由开展网络活动，除非对其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作出相反规定。” [5]61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网络主权仍然是国家在互联网时代参与网络国际合作治理的基础和保障。中国学者一般认为，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和逻辑并没有完全颠覆传统主权。网络主权对外表现为国家在网络空间的平等权、自主权、独立权和自卫权，对内表现为国家对网络空间的最高管辖权。[6]在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一些研究机构联合发表了《网络主权：理论与实践（4.0版）》。其中指出：“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是一国基于国家主权对本国境内的网络设施、网络主体、网络行为及相关网络数据和信息等所享有的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 [7]可以认为，网络主权是指国家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和拓展，国家可以在网络空间中行使领土主权、政治主权、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所赋予的主权方面的权力，从而保护本国网络空间的安全和稳定，保护本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网络空间中所享有的权益；同时，国家及相关治理主体应参与全球网络治理事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意味着，国家有权独立自主选择本国网络发展道路和互联网治理模式，有权对本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数字资源、网络活动实施管辖权，有权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保证本国网络空间的安全和稳定。但是，网络主权不仅是一种权力，而且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如国家应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不纵容、不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行为，需要承担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合作从而维护网络空间秩序与安全的义务。（二）网络主权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和网络空间的发展对传统的国家边界理念和主权原则提出了严峻挑战，开放、互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打破了国家地理疆界的“硬边界”，网络主权展现出与传统主权不同的特征。1.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全球性使得网络主权的边界变得模糊和不确定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原则是基于领土来说的，其要求的国家领土疆界是清晰且明确的。但是，互联网的显著特征是开放性，这使得传统主权观念下地理空间的边界概念受到挑战，因为互联网没有实体的地理边界，信息和数据可以跨越国界相对自由地流动和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于网络空间的管辖和控制受到了影响，传统主权观念面临重大挑战。网络空间没有明确的线性边界和连续区域的领土范围，“网络空间中的领土是非排他性的、重叠的和交叉的结构，其形状和特征不断被重新构造。” [8]互联网不是个别国家专有的，进入跨国网络空间既不需要申请、也不需要领证盖章，互联网所创造的全球互动空间与国家的领土管辖区域存在重叠也存在错位。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全球性，国家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和复杂，也使得传统的主权边界模糊化。一方面，网络空间没有确切的疆界。“网络空间挑战了法律对领土边界的传统依赖，它是一个由屏幕和密码而非物理标记限定的‘空间’” [9]。在这个空间中，物理位置的重要性被削弱了，因为网络空间中的“地址”与物理空间的“位置”并不重叠，网络空间的位置标识只是由信息和信息路由机器的“地址”组成的虚拟地址，这个“地址”并不一定代表其实际位置。另一方面，信息的传播完全不受制于国家边界限制，不会因为地理位置的远近发生信息折损。信息从网络上的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信息传输成本和速度完全不受物理位置限制，信息本身不会因为距离或位置而发生退化、衰减或明显延迟，世界各地的网络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信息交流。[10]网络空间模糊了领土边界，塑造出来一个开放共享的信息空间，网络空间主权边界的重叠和错位是其区别于传统主权的显著特征。2.互联网的兼容性和共享性使得网络主权的独立性减弱而相互依赖性增强主权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但在网络空间，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对主权的绝对性和独立性形成了重大挑战。互联网是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空间，具有非独占性、兼容性和共享性。互联网的发展催生出了新的经济活动交易模式，数字平台的全球化大大降低了跨境通讯和交易的成本，国际互动推动了商业转型和经济现代化，国际经济和贸易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联系更加紧密，国家的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面临新的挑战和调整。互联网使得国际经济贸易更加复杂和多元，需要各国采取更加灵活和开放的政策，以适应新形势的挑战。网络作为一个共享平台，呈现出一种扁平化特征，这对主权的存在和行使方式产生着影响。在网络空间中，权力主体呈现多元性，主权的排他性被削弱，而相对依赖性增强。同时，网络空间多元文化融合交织，互联网信息和用户在几乎没有政府监督的情况下呈指数级增长，这种增长创造了一种崇尚自由并且不信任传统政治机构的网络文化。[11]这种网络文化对传统主权观念和国家认同提出了挑战，也对国家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网络信息传播使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特征变得十分明显和突出，在保护本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同时，需要各国采取开放、包容和严谨的态度来应对这些变化。3.互联网的去中心性和互动性使得网络主权的绝对性削弱而相对性得以提升互联网的去中心性指的是在网络信息传输和资源分配方面，没有一个中央控制机构或单一实体能够掌握和操纵整个互联网的管理和运作。互联网是由大量相互连接的计算机网络组成，每个计算机都可以在网络中进行通信和交互，形成分布式的系统。互联网所采用的这种分布式设计原则，使得每个连接到互联网的计算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和平等地位。信息在互联网上通过分散的路径进行传输，计算机之间通过协议和路由机制相互通信。这种去中心化的结构有助于维持互联网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并难以被单个实体控制，使得主权依赖的具有绝对性的地理空间和边界受到挑战。传统主权观念是基于明确地理空间和边界的概念，它强调国家对于其领土内的空间拥有最高的管辖权和控制权。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或数据能够不受地理边界的限制自由传输，互联网空间不是由国家边界所框定的有限地理空间，而是无界的虚拟空间，传统的主权观念在这样的空间下面临诸多挑战。互联网的互动性指的是互联网用户之间能够进行实时、双向的信息交流和互动。它允许用户在互联网上主动参与、共享信息、展开互动、进行合作。互动性是互联网的核心特征之一，它使得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递的媒介，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参与度高的平台。互联网互动性的重要性在于它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这种互动性也促进了知识的分享，推动了互联网的演化。网络主权绝对性和排他性减弱，权力等级关系弱化，国家很难对无形的信息与数据资源进行排他性占有和绝对性控制。4.网络空间结构的复杂性使得网络主权在结构层面表现出与传统主权不同的特征网络空间兼具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形态，网络空间的主权形式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事实上，网络主权问题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各国政府都会采取实质性管辖行为。基于网络自身的特点，学者们倾向于将网络空间的主权按照网络的结构性特征进行分层。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的成果文件《网络主权：理论与实践》（4.0版）指出，应从物理、逻辑、应用和社会等四个层面去架构网络主权。[7]郝叶力的“网络主权的三视角理论”认为，网络主权可以分层描述，他将网络空间分为三层结构，分别是基础设施层、应用程序层与核心层。其中核心层是不可侵犯的，基础设施和应用层是可共享可转让的，并且主权的可转让性与排他性是灵活的，随着国际规则的发展而变化。[12]网络主权的结构性特征是其区别于传统主权的突出特点。如果对网络主权的结构进行横向划分，网络主权的结构层次可以包括但不限于网络经济、网络治理、网络文化、网络安全等方面。网络经济是指基于互联网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模式，包括电子商务、网络支付、互联网金融、云计算等方面。网络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需要国家在保障网络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和引导网络经济发展。网络治理是指对互联网空间的管理和监管，包括对网络空间的规制、对网络数据的管理、对网络内容的监管等方面。网络治理需要在保障网络自由和开放的前提下，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权益，促进网络空间的安全和稳定。网络文化是指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形态和表达方式，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播国家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渠道。网络安全是网络主权的重要内容，包括对网络基础设施安全、网络系统安全、网络数据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国家采取措施加强保护。应当说，网络主权的结构层次比较宽泛和复杂，需要各网络行为主体尊重和维护网络主权，共同促进网络空间的安全和稳定，同时积极参与和引导全球网络治理和网络发展。二、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网络主权：国际争议网络空间是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新的空间领域，围绕网络空间中秩序的构建、权力与财富的分配，国际社会展开了激烈争夺。当前，不同国家基于各自的网络技术水平、利益需求、治理理念，对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网络主权存在理念、模式、权力和规范等四个方面的争议和分歧。（一）理念之争：关于主权在网络空间是否适用的分歧主权概念是否适用于网络空间是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各国对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的适用性并未达成统一意见。美国秉持“互联网自由”理念，认为网络主权会导致互联网的封闭与碎片化，只有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才能保证信息的自由流动，促进社会和市场长期的和平、进步与繁荣。“互联网自由”是奥巴马政府网络空间战略在公共外交和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反映与投射。2011年5月，奥巴马政府出台《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奥巴马政府认为网络空间战略的三个核心原则是基本自由、隐私、信息的自由流动。该战略称，其他国家的安全措施如过滤器和防火墙只是提供了一种安全的幻觉，是对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可互操作、安全和可靠的交换媒介的阻碍。2023年，美国担任自由在线联盟(Freedom Online Coalition)主席。该联盟支持“互联网自由”理念，致力于维护互联网自由倡导保护全球网络人权。美国称，在担任主席期间将优先保护基本网络自由、反对数字威权主义和数字技术的滥用、推进有关人工智能的规范、原则和保障措施并加强数字包容性。但是，许多国家主张在网络空间行使主权，即由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中行使管辖权、司法权和防卫权，对网络行为及其主体进行规制和管控，国家之间尊重彼此的互联网政策，不干涉他国内政。这些国家认为，网络空间是“主权领域”，不是“全球公域”，网络空间需要主权。中国坚定支持网络主权原则，认为过度的互联网自由会为网络攻击和网络冲突打开方便之门。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强调要“尊重网络主权” [13]532。他指出：“《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覆盖国与国交往各个领域，其原则和精神也应该适用于网络空间。” [13]532 201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其中第一条明确指出其立法宗旨是：“为了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可见，中国是网络主权原则的坚定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近年来，欧盟陆续提出了数据主权、数字主权和技术主权等概念。欧洲在网络技术上高度依赖美国，欧洲本土信息通讯企业在规模上和市场上都处于劣势地位，为摆脱对美国的“数字依赖”，2018年，欧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GDPR通过惩罚性制裁强化对在线个人数据的管理。根据GDPR的条款，任何国家或组织与欧盟国家进行交易时必须遵守其数据管理规则。欧盟对数字主权的定义“超越了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主权定义，承认权力也可能由类似欧盟的国际组织或超国家机构持有。” [14]这些对数据的管控措施是欧盟数字主权的重要体现。为减少对美国网络信息技术的依赖，欧盟提出了《2030年数字十年政策方案》等一系列发展战略，保障欧盟的网络安全与发展权益。（二）模式之争：多利益攸关方与多边主义“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是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推进互联网商业化过程中所推行的互联网治理模式，美国政府奉行“网络空间例外论”，认为互联网空间应实行“去中心化”、“自下而上”的治理。2022年，4月28日，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即《互联网未来宣言》(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该宣言由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由61个国家签署，旨在为民主国家如何使用技术参与网络活动制定规范和行为准则。宣言提出了对互联网的愿景：渴望促进促进开放、自由、全球、可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互联网、捍卫网上基本自由和人权、确保公平的经济竞争、设计安全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多元化和言论自由，鼓励采用“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进行互联网治理。在“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之下，技术精英通过ICANN等非政府组织直接参与并主导决策，国家的作用十分有限。这种互联网治理模式实质上代表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中国主张以“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治理模式推动网络国际合作治理。国际法是国际社会通用的话语体系，多边主义是对这种通用性的有力支撑。真正的多边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是对丛林法则、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超越和革新，开辟了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15]互联网“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是指由三个或三个以上主权国家，依据各自的国家利益和需求组建政府间国际组织，实行自上而下的治理机制，对网络事务实行管理，强调主权国家在互联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联合国的主导作用，支持以平等协商方式，对互联网技术的标准化、数字资源的分配等议题进行讨论。[16] “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形式，有助于保证治理主体的广泛性和多元性，保障大多数国家的正当权益，提高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协同治理能力。（三）权力之争：数据的收集、管理和控制权的争夺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已经成为国家间博弈的重要领域，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共享性、无限增长的特性。跨境数据流动涉及大量敏感信息和个人数据，确保数据在跨境传输和处理过程中得到充分保护至关重要。数据的累积效应、结合效应以及未来技术和算法的进步使得任何跨境流动的数据都有可能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个人隐私的重大隐患。[17]在这种背景下，就需要推动跨境数据的国际合作治理。目前，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总体上处于探索初期，国际社会对此尚未形成共识。例如：美国和西欧关于数据治理在价值理念和规制模式上存在很大差异，在隐私保护、境外管辖权和数字服务税等问题上也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不仅美国与欧洲联盟之间在跨境数据治理理念与原则上存在分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跨境数据治理理念与原则上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并且，不同类型国家之间也因此存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冲突。国家之间对跨境数据流动的政策存在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不同国家和地区使用的技术标准、数据格式和网络基础设施存在差异，导致跨境数据流动面临严重的技术障碍和互操作性问题。在数据跨境流动与监管方面，美国采用的是“宽进严出”策略。美国支持跨境数据传输，但又以国家安全和保护公民隐私为由严格限制本国的数据出口，不断扩张美国在国际上的数据管辖范围。一方面，美国通过系列法案确立了对域外数据的使用权和管辖权。2018年3月，美国出台《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简称CLOUD Act，即《云法案》）。《云法案》规定了美国政府调取美国数据服务者所占有、保管和控制的数据的权利，确立了美国对域外数据获取的数据控制者标准，为美国执法机构请求访问存储在美国和美国境外的数据提供了重要规范依据。欧盟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措施是“对内自由，对外严查”，即在促进欧盟内部国家间的数据信息资源自由流动的同时严格管控跨境数据流动。GDPR对数据传输提出了严格要求。该条例旨在协调所有成员国的数据隐私法，对个人数据采取严格的安全保护措施，使其免遭“未经授权或非法处理”以及意外丢失、毁坏或损坏。该条例对违反其隐私和安全标准者处以严厉罚款，罚款金额高达数千万欧元。对于跨境数据流动，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原则，既要保障数据出境的安全又要促进数据的自由出境。在数据治理方面，中国出台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文件，高度重视网络主权和国家安全。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中国政府倡导各国在互联网治理中发挥平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隐私保护和数据流动等全球性挑战。当前，中国急需建立健全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按照一定标准对数据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并采取分级差异化保护措施，这样，通过对数据的分级分类以区分不同的保护力度，在数据处理活动中既能提高处理效率，又能保证数据安全。[18]（四）规则之争：技术标准和数据规则在网络空间中，美国具有技术优势、市场优势、规则优势和人才优势，在技术标准和数据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在此基础上以意识形态划线，以民主价值观组建民主科技联盟，与西欧等国在国际技术标准、数字经济规则、技术标准与应用等方面实现利益绑定，以“阵营化”、“军事化”的方式排除其他国家参与网络国际合作治理。美国与西欧等国非常重视强化其在技术和行业的领导地位，在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基础上展开合作，深化基于民主价值观的跨大西洋关系。他们希冀能够长期作为互联网技术标准的制定者而引领技术标准制定，保障其在互联网技术标准制定方面的领导地位。当今世界，不同区域或不同类型的国家在信息技术领域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其网络技术优势转化为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力优势和经济优势，在网络空间推行霸权主义，意图实现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最大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标准与规则制定方面具有先发优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是西方国家主导“规则圈”的被动参与者。但是，互联网是开放、自由和包容的，不应由个别国家或某些跨国公司主宰和控制。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网络空间治理应追求公平而非霸权。中国呼吁应以互惠合作取代技术封锁和制裁，主张通过推进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减少数字鸿沟，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网络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中的参与能力，从而促进各国在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合作、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三、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网络主权：中国立场网络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作用，中国坚持并推进实施网络主权原则，主张通过变革互联网治理模式，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网络空间秩序，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共同繁荣。中国政府主张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呼吁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各方普遍参与的多边、民主、透明的网络国际合作治理体系。（一）坚持并推进实施网络主权原则，并将网络主权视为网络国际合作治理的基本原则网络主权是中国参与和推动网络国际合作治理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中国对网络主权的立场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国家安全的考虑。当前，中国面临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但是，安全泛化可能阻碍互联网的全球合作，阻碍新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协调和处理好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可以运用网络主权这一理论来维护国家在互联网空间中的主权与安全，尽管网络主权这一理论只是提供了一种思想观念，并不能解决很多现实问题。从中国立场看，网络主权被视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是国家主权的延伸，国家在网络空间中应该拥有自主权和管理权，维护网络主权是确保国家信息安全、防范网络攻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这意味着各国有权制定和实施网络管理政策，以保护国家的信息安全，防范网络攻击，并维护社会秩序。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对等原则下强化我国以《反外国制裁法》为基础，加快建设以外资安全审查、网络安全审查等制度为重要内容的反制裁、反干涉制度体系。[19]在国际社会领域，网络主权是网络国际合作治理的基础和前提。虽然国际社会对网络空间主权理念存在争议，但目前各国实践中大多在采取措施加强对网络空间管理，各国都有维护网络空间和平与安全、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应加强协商和沟通，达成关于网络主权原则的共识，推动建立网络国际合作治理体系，以确保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全。中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推进实施网络主权原则。2010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中提出了“互联网主权”的概念。2015年12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其中首要原则就是尊重网络主权原则。[13]532 2016年12月，中国在《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国网络空间主权”。中国积极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向国际社会推广中国的网络产品、技术和基础设施，积极推动中国技术公司参与到西亚、非洲、中东和欧洲等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中去，扩大在宽带、云计算、5G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高新技术和技术标准（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其他高新技术）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借此提升本国高科技公司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扩大本国高科技公司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鼓励更多国家成为全球技术标准的关键参与者。此外，中国通过国际会议、区域性论坛，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在《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中非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议》等文件中不断发出中国声音，为国际网络规则的制定贡献中国智慧。（二）坚持在网络国际合作治理中奉行多边主义原则，倡导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讲，维持网络主权是一种全球性行为，这要求国际社会进行沟通合作，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全。[20]中国政府主张通过多边机制来解决互联网治理中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网络安全的维护需要主权国家发挥主导性作用，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网络安全问题是全球性挑战，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国强调坚持多边主义原则，主张采用由主权国家及政府间机构主导的治理模式，增强主权国家在互联网治理中的话语权。习近平指出：“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 [21]他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 [22]各国应在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共同推动互联网治理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提高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效能，实现互联网治理的包容性和民主化。中国致力于推动互联网治理模式的变革，以应对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网络环境。网络安全是互联网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主权国家在这一领域承担着主要责任。中国倡导主权国家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更主导性的作用。主权的一个基本内涵是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平等，但是各国在网络空间数字资源的占有与其在网络空间施加影响、进行控制与管理的能力和权力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应弥合数字鸿沟，平衡国家间话语权，加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技术交流与文化沟通，兼顾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共享数字时代红利。（三）推动互联网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革新，主张加强网络安全治理能力建设中国积极推动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以推动互联网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革新。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互联网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从而提高互联网治理的效能和效率，为用户提供更安全、便捷和可靠的网络环境。中国加强互联网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完善，为互联网治理提供法律依据和规范，明确互联网治理的原则和规则，保护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权，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这有助于提高互联网治理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为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传统主权观念认为应该由国家对网络空间实行独立的管辖和控制，然而，由于互联网的跨境特性，跨境网络攻击和网络犯罪行为明显增多，这使得单一国家无法解决网络安全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协调和合作，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和稳定。网络系统的连通性导致网络活动产生的影响也是相互关联的，受到影响的是众多国家，而用来管理这些网络行动的人员和法律却是有明确属地限制的，网络活动的调查取证工作往往需要得到相关国家的承认和帮助。跨境网络攻击产生的影响及后期对恶性网络攻击的调查都显示出跨国合作、共享情报和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国家间应加强沟通与信任，凝聚全球共识，加强各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各国应该在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共同参与互联网治理的决策和实践，共同推动互联网治理规则的制定和改进，建立更加平等、公正和包容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四）主张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化解网络空间中的安全困境和信任赤字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新全球化时代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项观念性公共产品，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在于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促进网络空间的繁荣和安全。2015年12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习近平指出：“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13]532 “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21]534习近平还提出了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2019年10月，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以“智能互联开放合作——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为主题，大会组委会发布了《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文件。此项文件从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等四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实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味着要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共同发展与合作治理的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化解网络空间中的安全困境和信任赤字。各国应该加强信息沟通与共享、共同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加强网络安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等，从而有效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与稳定。通过加强网络安全合作，构建一个安全、可控的网络空间，保护各国的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数字技术标准与规则制定问题存在争议，但对网络安全的需求是相似的，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首要目的是要解决双方乃至全球共同面临的网络安全、网络失序、数字鸿沟等重大问题。网络空间的底层技术和协议标准使网络恶意活动成为可能，攻击者可以利用系统漏洞创建具有巨大破坏力、能够摧毁系统的恶意软件，进行机密信息窃取等网络犯罪行为。面对网络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和网络攻击等安全威胁，主权国家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存在重要的利益交叉点，这是互联网国际合作治理的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应化解分歧，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发展。 参考文献：[1] 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4.[2] 刘晗、叶开儒：《网络主权的分层法律形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3] Wolff Heintschel von Heinegg.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Neutrality in Cyberspace”,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Vol.89, No.1, 2013.[4] 北约卓越网络合作防卫中心国际专家小组：《塔林网络战国际法手册》，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5] 北约网络合作防御卓越中心特邀国际专家组：《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2.0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6] 朱雁新：《国际法视野下的网络主权问题》，《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7]《网络主权：理论与实践（4.0版）》，https://cn.wicinternet.org/2023-11/09/content_36955448.htm.[8] Daniel Lambach.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Cybersp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2, No.3, 2020.[9] Davi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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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俄中关系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即使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两国关系仍在持续加强。当代俄中关系独立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局势之外。双边关系的多层次发展是自觉的战略选择，这种选择基于两国广泛契合的根本利益、深入的互信、强大的民意支持和两国人民真挚的友谊。我们共同努力维护主权、捍卫领土完整和安全。 ...

卢昊：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安全战略突破禁区

 2023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运用指南，大幅放宽武器出口规则，首次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2024年3月26日，日本政府再度修改相关规则，放宽对外联合开发武器限制，允许日本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研发下一代主力战机，这也是二战以来日本首度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实施大型军工合作。短短三个多月，日本政府两度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驱动国家安全战略“突破禁区”，在军力建设及武器出口问题上姿态日趋激进，成为地区安全稳定的负面因素，同时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两度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日本“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2014年由安倍政府出台，它对1967年基于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制订的“武器出口三原则”进行了根本修改，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对外出口武器，并以“防卫装备”概念替代“武器”，以“转移”概念替代“出口”，试图降低该举措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敏感性。2023年12月日本政府敲定的规则解禁涉及外国授权日本生产的武器，以及日本自主研产的武器，主要内容包括：允许日本将外国授权其生产组装的武器出口到该国；事先征得日方同意情况下，上述武器还可经授权国出口到其他处于非战争状态的第三国；日本所生产的杀伤性武器，在救灾、运输、警戒、监视、扫雷等五种“非战斗目的”且用于正当防卫时被允许出口；构成杀伤性武器、但“单独无法发挥武器机能”的“非杀伤性零部件”，如战机发动机及机翼等亦被允许出口。2024年3月，日本政府敲定的规则解禁涉及“国际共同开发装备”出口第三国事项，日英意联合开发的下一代战机被允许出口到与日本签署《防卫装备与技术转让协定》的国家，目前日本已与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印度、瑞典、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及阿联酋等15国签署了该协议。日本近期两次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实质上为日本在武器出口及相关技术合作方面“突破禁区”大幅扫清了障碍。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积极投向美西方阵营，不仅主动向乌克兰提供所谓“非杀伤性武器”，还借此推动修改相关政策法制，谋求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政府强调，在授权国要求向第三国提供授权武器，以及下一代战机向第三国出口时，需在执政党内部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审议通过后实施，这意味着并不需取得国会认可。而且，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过程本身就严重缺乏透明性，不仅在野党提出质疑，构成执政联盟的自民党与公明党之间亦有立场差异，最终经过内部协调才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口号下勉强弥合。未来，日本武器出口相关项目的实施过程大概率会充满独断专行及暗箱操作色彩。在政府方针的推动下，日本武器出口及军事对外技术合作进程显著加速。2023年12月相关规则修订后，日本立即决定向美国提供美方授权在日本生产的“爱国者3”导弹，并且声称近期日本政府不断接到其他国家咨询，希望从日本进口“爱国者3”导弹。2023年12月14日，日英意三国正式签署“全球空中作战计划”（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GCAP）即下一代战机研制项目，这也是日本首次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签署武器开发协议。日本防相木原稔近期称，该战机开发已进入设计阶段。在日本政府推动下，2023年10月，日本三菱电机向菲律宾交付首座警戒雷达，这也是日本首次出口国产成套武器。同月三菱电机与澳大利亚国防部签订武器开发协议，将激光技术配备到澳军的战机及车辆上。这是日本企业首次与外国政府直接签署军工协议。该公司还计划参与制造美海军舰船搭载的雷达关键零部件。2024年4月8日，美英澳三国防长宣布，将与日本就美英澳三边安全框架（AUKUS）第二支柱的先进能力技术项目，如高超音速武器、反潜作战及军事利用人工智能方面开展合作，日本将在提供项目资金及技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图谋振兴军工产业与对外出口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再度映射出当前岸田政府驱动安全战略转型、强化自主防卫力量建设的企图。2022年底出台的日本新版“安保三文件”强调武器装备及技术“就是防卫力本身”，明确提出强化防卫装备技术、防卫技术基础，并扩大推动武器装备出口，以支持打造“跨域综合防卫力量”，乃至具有先制性的“反击能力”。2024年3月底，日本政府敲定2024年度国防预算为7.9496万亿日元，连续12年增长并再创历史新高，用于先进武器采购、技术研发及扶持军工产业的开支也同步增加。2023年6月，日本政府发布《防卫技术指针2023》，将无人机、网络防御、新能源、网络、虚拟现实技术能力等12项作为“坚决守护日本的重要技术领域”，并提出参考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设立新的研究机构，推动武器装备创新开发。同月，日本国会通过《生产基础强化法》，确定由政府负担用于提升生产效率及强化供应链的经费，包括必要时直接出资收购生产线以维持关键武器生产，鼓励国内企业，特别是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参与军工生产。在财政支持下，防卫省增加了给企业的订单并上调产品订购价格，力争使其利润率从目前的8%达到最高15%，并建立更有效机制评估产品质量及缩短交货期。日本防卫省官员称，期望通过官民合作共建“强有力而且可持续发展的防卫产业”，同时促进技术革新、经济增长以及国防力量的切实增强。路透社称，日本的军事生产及出口政策正经历冷战结束后最显著的转变，“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日本安全保障战略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目前，在岸田政府积极策动下，日本军工产业的衰退趋势有所扭转，其技术基础与发展潜能再度被激活。《日本经济新闻》称，在政府支持下，日本企业纷纷重返或加强军工相关业务，三菱重工宣称将积极投资导弹及战机组件制造，并预计在2024年至2026年期间实现销售额翻番。川崎重工、石川播磨岛重工亦上调销售额目标，并增雇员工以扩大生产规模。日本政府还推动企业参与在国内外举办的武器装备展，协助联络有合作需求的外国政府及企业，以推动日本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融入全球军工供应链。2023年和2024年，日本防卫省两次举办“防卫产业参与促进展览会”，参会企业数量持续增加，无人机、网络通信、电磁波、人工智能领域的新产品引发关注。2023年5月，在日本政府组织下，日本企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与马来西亚兰卡威国际防务展。2023年11月，日本企业首次参加在澳大利亚举办的“印太”地区防务展览会。《日本经济新闻》称，日本大幅增加防卫费吸引了全球军工巨头，它们纷纷把亚洲业务的重心转至日本。比如美英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BAE公司均已将亚洲总部分别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搬迁至日本。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军工企业已在或计划在日本设立分公司。有俄罗斯专家称，日本以高质量的军工体系为后盾，并有发达经济及技术作为支撑，“除核武器外，就军事潜力而言，日本已大幅超越英法等欧洲国家”。突破禁区行动引发争议在国家战略安全化、安全战略外向化的趋势下，日本竭力打破军事出口限制，强势振兴军工产业，力图迅速提升军事能力，拉动对外防务合作，增强与美国为首的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的战略紧密度，同时也持续推动国内相关法律、政策的修订进程，为安全战略进一步“突破禁区”创造条件。基于对华警戒心态与竞争定位，日本不仅依托大型化、远程化作战平台开发海空监视体系、加强反导反潜能力建设，以及太空等高新边疆军事利用，力图对标并抗衡中方军力，增强对华博弈的“实力后盾”，还通过出口武器给中国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中方存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的国家，扶持其军事能力增长，促使其联合遏华。此次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日本政府明确称，允许对“遭受违反国际法侵略”以及“遭受武力威胁”的国家出口自卫队认定的相关武器装备。有观点指出，这一规定不仅针对当前的乌克兰危机，还将矛头指向所谓的“台海有事”。日本上述政策的涉华针对性，显然无益于中日缓解矛盾、修复互信，同时其强势扩张军备的做法也将催生军备竞赛、激化安全矛盾，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日本突破武器装备及技术出口限制，将导致日本进一步偏离和平发展路线。尽管执政集团一再以“捍卫国家安全”“应对严峻外部挑战”为由强调上述政策的合理性，但如此强化军工体制能力、公然对外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做法，在日本国内也引发较大争议。日本一些政治家表示，日本民众不能接受日本制造的武器在国外用于战争，输出武器只能加剧冲突，“所谓日本为国际和平作出贡献的说法将沦为笑谈”。《朝日新闻》等媒体社论称，强化防卫能力不应与日本战后以来所主张的和平主义相矛盾。日本还需要反思，军工产业为何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成为内幕交易与钱权腐败的温床。此次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做法再次证明，政府可以肆意利用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未经国会审议与国民监督的“密室协商”，这显然与所谓的自由民主相距甚远。（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 ...

陈锡文：农村改革与制度创新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九十年代初期，党的文件里明确它是农村一项基本制度，是和其他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是在其他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形成是以若干更为基础的农村基本制度为支撑的，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农民作为集体组织成员权利制度等。 ...

马周扬：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法律审视

虽然目前欧盟仅根据贸易法发起反补贴调查，但不排除欧盟委员会认定补贴事实存在后，进一步对在欧盟拥有经营实体的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开展FSR调查。届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不仅将面临惩罚性关税，还将面对其欧洲实体采取的各类结构性措施，这些措施可能比海关关税更具破坏性。 ...

李国杰院士：大力出奇迹的背后是什么？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大大加速了人类向智能时代迈进的步伐，知识自动化的普及已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机器涌现理解能力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可低估。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应该一分为二，也就是“两点论：一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层面已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二是它在科学上尚未成熟，还需要做深入的基础研究。 ...

成林：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强调，我们要“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还要“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提出：“‘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针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提出来的，“全人类”在其现实性上是分别属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密切，客观上已成为互相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必然追求价值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各国人民共建美好世界在价值理念方面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这为我们准确把握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内涵，提供了准确指导。和平与发展是共同事业和平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是一切进步和正义事业的基础，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首要之义。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的和平，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和平，是“协和万邦”和“万国咸宁”，最终达成“天下一家”和“世界大同”，而不是只有一国和少数国家和平，却以邻为壑，把别国推向战争和内乱。当今世界战云密布，战争仍然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因此，中国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对中国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和维护者。中国人民既热爱和平，也有能力保卫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珍爱和平，我们决不搞侵略扩张，但我们有战胜一切侵略的信心。和平为了发展，发展促进和平。发生战争的原因很多，世界各国发展极不平衡，很多国家依然极度贫穷，是其中重要一条。因此，发展是第一要务，任何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都需要不断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说的发展，是世界各国互惠互利的共同发展，是“协和万邦”和“与民同乐”，是“兼相爱，交相利”的众乐乐而不是独乐乐，不是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独享发展，始终占有和消耗地球上最好和最多的资源，并以不平等的所谓国际贸易规则，制度性地把别国锁闭于永久的贫困落后之中。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并提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充分表明中国从未止步于独善其身，而是始终秉承守望相助、兼济天下的精神。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施，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中国致力于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特别是致力于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事业，行而不辍，履践致远。无论是中美洲还是南美洲，无论是非洲还是亚洲，到处都有中国帮助建设的道路、桥梁、水电站和学校，到处都是中国建设者挥汗如雨的身影。中国真正践行了自己提出和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发展理念，是实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公平正义是共同理想公平正义的内涵不像和平与发展那样简单明了。但不论有多少不同的理解，平等肯定都是公平正义的核心要义。平等可以指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平正义主要指国家之间的平等，习近平主席指出：“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以“崇高目标”和“共同理想”指称公平正义，一方面说明公平正义是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的重要价值共识，一方面也说明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远未实现，国与国之间实际上还很不平等。国家之间的平等首先体现为国际地位的平等。世界各国不分贫富、强弱、大小，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都应受到同等的尊重，对国际事务都有同等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如果个别或少数国家凭借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国际上盛气凌人，大搞一言堂，或拉帮结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行径就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的公平正义格格不入。其次，国家之间的平等还体现为发展权利、发展机会、发展道路的平等，每个国家都不应被排除在全球发展红利之外，都应共享全球资源和发展成果，都有按照自己的国情和历史传统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那种把国家分为三六九等的所谓国际规则，导致有的国家高高在上吃肉，有的国家只能分到一些残羹剩饭，更有甚者，居高临下对别国发展道路横加指责，这些都从根本上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华民族信奉“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具有“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中国文化主张的“贵公”“去私”“法不阿贵”的政治公正、“贵义兴利”和“均贫富”的经济公正，等等，都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平正义相契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两段话旗帜鲜明，阐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平正义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是对公平正义价值内涵的最好诠释。民主自由是共同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民主，是指“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国际事务理应各国平等协商，各国努力建设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切实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而不是凡事由一国或少数国家说了算，一言不合就祭出制裁、脱钩等手段，搞政治霸凌和单边主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自由，是指世界各国都有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应彼此尊重，各美其美，而不是对别国的自由选择指手画脚、横加干预，实在干预不了就把别国污名化、妖魔化。这种意义上的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崇高价值。中华民族具有坚持民主、热爱自由的文化传统，也有自己对民主自由独到的理解。民主方面，中国文化首先强调国家有义务保障民众的生活福利，孔子讲“富之”，孟子讲“养民”，都是讲满足人民物质需要是国家生存的命脉；其次强调民心民意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得民心者得天下”，主张“天下为公”，“立君为民”。自由方面，儒家强调道德能动性，孔子讲“为仁由己”，“由己”不是随心所欲，“由己”是自由的，即“克己复礼”，这和康德的道德自由异曲同工；道家主张“逍遥游”，即摆脱对外物的依赖，向世界无拘、无蔽地敞开自己，勿“以心为形役”，对后世的精神自由传统影响深远。中国反对定西方民主自由于一尊，反对把西方民主自由绝对化、形式化。习近平主席指出：“通向幸福的道路不尽相同，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这本身就是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民主同样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一国是否民主并不取决于某种特定的西方民主形式，一国人民是否自由，衡量标准也不是西方价值观热衷的原子式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少数国家企图垄断对民主自由的理解，贬低并污名化别国的民主自由，以西式民主自由价值观为标准分割阵营，搞小集团干涉别国内政，这种行径与真正的民主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迟福林：打造中国-东盟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

 当前，面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复杂变化，构建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在海洋牧场、海洋旅游、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能源开发等领域全面合作，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合作的优先选项。由此，合力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合力推动“南海经济合作圈”进程，合力实现从陆地到海洋一体化合作的新格局。第一，以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实现合作引领治理的新局面。一是以合作引领海洋治理。适应未来10年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大势，寻求南海治理的根本出路，核心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合作。单纯就争议谈争议、就治理谈治理，不仅不适应当前的发展大势，也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二是海洋经济合作的需求明显增强。东盟国家30%的GDP来自海洋，有6.25亿人依赖海洋维持生计。在打造“经济增长中心”的共同目标下，推进中国与东盟涉海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将释放蓝色经济合作发展的巨大潜力。中国与东盟海域拥有世界1/3的红树林和珊瑚礁，水产养殖占全球的80%、渔业捕捞占全球的60%，还拥有世界90%商品的海运贸易通道。如今，面对海洋可持续性发展遇到阻碍和冲突风险明显上升的双重挑战，需要尽快构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蓝色经济合作框架，并带动形成开放、包容、共享的蓝色经济与海洋治理格局。目前，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例如，2022年，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仅占双边贸易总额的1.4%。中国与东盟需要在完善蓝色经济发展政策基础上，破除蓝色经济合作的政策壁垒，分国别、分产业开展差异化开放合作，以推动实现蓝色经济合作的突破。第二，以一体化为重点推进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进程。具体而言，一是海洋渔业产业一体化。例如，支持域内外龙头企业合作设立海洋牧场、跨境渔业加工园区，合理布局捕捞、加工、保鲜、运输等产业链；深化中国-东盟渔业技术合作，合作发展远海、外海、远洋捕捞和现代化养殖。二是海洋旅游一体化。例如，联合打造“一程多站”式国际邮轮旅游航线；合作共建跨境旅游合作区、边境旅游试验区等多种形式的旅游园区，逐步形成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网络。三是海上可再生能源资源合作开发一体化。例如，合作缩短海上风电涉及的原材料、高级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过渡期，扩大东盟可再生能源领域市场开放，形成集风电机组研发、装备制造、检测认证、施工安装、运营维护等于一体的海洋风电产业链。四是以海洋生物医药为重点的海洋高新产业一体化。例如，合作设立海洋生物医药研发成果转化飞地，打造“中国研发+东盟制造”产业链；吸引香港、新加坡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中介机构，开展中国与东盟间成果转化、技术转让、交易等服务。有国际机构统计数据显示，南海的海洋资源已经下降到1950年水平的5%-30%；南海海域珊瑚礁数量以每10年16%的速度在减少，得到有效保护的海域不足5%。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十分迫切的重大任务。这就需要采取若干重要举措，合作开展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如设立跨海域海洋特别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共同制定海洋产业能耗标准与绿色转型规划，并对不发达国家给予特殊待遇；鼓励发展中国-东盟海洋碳汇交易市场，建立区域内蓝碳监测和调查研究的技术方法和标准体系。条件成熟时，建立中国-东盟蓝碳交易市场。第三，以政策衔接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务实推进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一体化进程。依托RCEP推动实现蓝色经济商品与要素便利流动。释放关税减让政策效应，在既有承诺基础上，尽可能缩短海洋工程装备等重要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的“零关税”过渡期，着力增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弹性和韧性；释放“服务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效应，尽快落实涉海投资开放承诺与服务贸易开放承诺，统筹制造业合作与服务贸易发展，推动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延伸；释放“规则对接”效应，实现中国与东盟涉海产业市场准入、竞争政策、产权保护等领域的规则对接互认等。以港口合作为重点推进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目前，东盟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不适应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65%依赖海运的实际需求。适应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快速增长趋势，建议中国加大对东盟欠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援助，合作开展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升级；以企业为主体，共建中国-东盟港口联盟，实现海上航线联合开发、物流信息互通与资源共享；共同开发“海关跨境合作平台”，实现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信息互认、交换、共享，合作共建智能港口等。总的看，东盟各国蓝色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需以差异化、分领域的单边开放政策实现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分国别、分产业的开放合作，推动共建蓝色经济合作网络。例如，对缅甸、柬埔寨等率先放开海产品进口市场；对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放开海洋旅游市场，推动实现设施共建、技术共享。（作者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

朱汉民：中华文化的基因谱系

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而“道”本质上就是天人合一的体现。中华文化蕴藏着这些独特的思想要素和文化基因，既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上得以生存、延续、发展的内在原因，也是中华民族能够迎接现代化挑战，能够在近百年的近代化洗礼之后，获得凤凰涅槃式新生的根本原因。 ...

余东晖：中美建交45年 中评十问傅立民

 52年前，担任尼克松访华美方首席翻译官的傅立民（Chas W. Freeman）在翻译打破美中关系坚冰的《上海公报》时，曾经就parallel一词的中文译法与中方翻译官有过争论。中方翻译为“并行不悖”，但傅立民认为“异途同归”更合适，因为他相信美中双方可以用不同方式追求同样目标。52年后，中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接触交往，正走向愈演愈烈的战略竞争，像52年前那样因为有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成为奢望。尽管合作越来越难，但傅立民相信，“异途同归”依然适合于处理当今的中美关系。因为他认为，虽然两国制度不同、道路不同，但在很多方面仍有共同利益，双方仍可为了自身利益，主观上各自努力，客观上利于彼此。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美国前资深外交官、著名“中国通”傅立民最近通过ZOOM接受中评社记者独家专访。在40分钟的对谈里，中评社记者向他提出了有关中美关系的十个问题。今年82岁的傅立民以见证者和亲历者的过来人身份，回顾中美打开关系坚冰的艰难历程，相信“求同存异”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历史经验，不要让分歧成为两国务实合作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谈起中美关系的现状，傅立民认为两国处于敌对状态，并对此深感困扰。他觉得现在的中美关系在某些方面与50多年前的中苏关系类似，敌对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有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尤其是因为美国恢复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台湾的立场，中美关系正笼罩在台湾问题的阴影下。不过傅立民相信，中美两国在经历多年的关系恶化后，终归会发现合作才是出路，将重新建立所谓的接触。问题在于，如何在没有直接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管控好台湾问题在此尤显关键。在俄乌战争、中东、朝鲜半岛，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中美双方其实也有共同利益，需要合作。曾亲身见证和参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认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敏感性和严肃性的傅立民警告：台湾可能引发美中冲突，这是愚蠢的，因为任何台海冲突的唯一必然结果将是成为战场的台湾的毁灭。他希望赖清德520上台后要小心谨慎，否则美方有可能再次如当年小布什与温家宝达成共识那样，认识到需要共同努力防止台湾问题爆炸。1979年到1981年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主任、1981年到1984年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公使的傅立民指出，美中双方已经制定了管理台湾问题的框架，这在1979年1月1日的建交公报和之前的讨论中得到了表达。其中有三个要素。首先，美国不会再与在台北的中国政权保持官方关系。第二，台湾岛上不会有美国的军事存在。第三，美国不会对台湾做出防务承诺。这是美国同意的三个条件，前提是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能够建立某种未来双方都能接受的关系。现任布朗大学访问学者的傅立民承认，现在这个框架被打破了。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关系，虽然名义上是非官方的，但看起来很像官方关系。军事存在不仅到台湾，而且首次扩大到金门、马祖，这显然是属于福建省而不是台湾的一部分。至少拜登相信美国对台湾有防务承诺。1993年到1994年担任五角大楼区域和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防长的傅立民表示，不相信美国人民有任何兴趣或愿望因为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与中国生战。但在中国人看来，台湾已成美国的势力范围。这对中国民族主义而言非常具有挑衅性。虽然美国认为美军是在威慑中国，但实际上却产生了挑衅中国的效果。因此，这里产生了安全困境，美中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双方没有重大的军事沟通，不能正确理解彼此的目标。傅立民认为，北京仍然非常有兴趣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问题是，现在有没有和平解决的途径？如果没有，那么我认为中国将感到有义务采取武力行动，正如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所规定的。”傅立民说道。专访进行时，正是在马英九宣布二访大陆之际，傅立民强调，台海两岸的分歧要由两岸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而不是由美国等外国势力强加，但美国要设法支持两岸的谈判进程。但他承认：“我们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场等着要发生的悲剧。”台湾问题激化的大背景是美中激烈的战略竞争。傅立民指出，当前美国政治领导人的基本关切是保持美国在全球层面，特别是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亚洲正在崛起，尤其是中国实力在壮大。这是现实，美国还想保持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是不合理、不可持续的。他强调，各方需要合作在该地区创造一种让各方安心的力量平衡，但这将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在美国政治中发生一场地震。展望未来45年的中美关系，傅立民表示不相信中美一定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因为这种论调太机械。他也不认为美国应当有对中国进行“政权更替”的企图，美国不能指望把中国变成美国的翻版。但他怀疑美国领导人是否真的现实地意识到，对华“政权更替”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美国政治家仍渴望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战争。以下是中评社记者余东晖对傅立民进行独家专访的十个问答全文：余东晖：您如何评价美中关系现状？过去几年美中关系动荡不定。在特朗普政府后半期，这个关系急剧下坠。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曾表示，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但现在他们谈论与中国重新接触。那么美中关系现在的状态怎样？傅立民：我认为较量（rivalry）实际上应是一种良性竞争，意味着每一方都试图提高自己的表现，从而超越对方。这不是美中关系当前所处的状态，现在是敌对的（antagonistic）。如果你想到体育，在田径场上与对手赛跑是较量，而敌对就是试图绊倒你的对手，试图让你的对手摔倒，这样你就能赢。不幸的是，我认为这就是美国现在对华手法，这当然引起了中国的反应。我们的关系深受困扰，在某些方面与中苏分裂期间中苏关系的状况相似。造成这种敌对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但这种敌对是真实存在的。正如我们在中苏分裂的案例中所看到的，它可能导致武装冲突，黑龙江的乌苏里江和新疆的伊犁发生过中苏武装冲突。我们有可能在南海进行类似的交手。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还有台湾问题，美国恢复了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台湾的立场。余东晖：您谈到了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当时美国和中国有一个共同的对手，那就是苏联。但现在战略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将中国视为其首要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两个大国未来是否还有可能建立一种正常甚至更好的关系呢？或者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差？傅立民：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适当的时候，我相信两国将找到合作解决共同问题的基础。这些问题并不像苏联扩张主义对中国和美国构成的军事威胁那样引人注目或令人兴奋，当时这种威胁导致美国决定向中国提供保护，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存在是全球稳定的一个基本要素。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就是如此。随后，我们发现彼此合作的好处越来越多，这种关系得到蓬勃发展。我认为这些好处至今仍然是可能的。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发现它们。我再次提醒你，想想发生在1960年左右的中苏分裂，直到25年后的80年代中期，两国才开始重新发现合作关系的价值。我们正在谈论在经历几十年糟糕的美中关系之后，我们将重新建立以前所谓的接触。我认为我们会这样做。问题是，我们能否在没有某种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度过这段时期？这并不容易。我认为，南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这可能是偶然的，而不是故意的。我们这个关系中有第三方，即台湾，在此运作。他们在选举中做出决定，选出的领导人对华盛顿与北京合作的兴趣非常有限，如果不说完全没有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处于破坏这个关系的地位，他们可能会引发一场冲突。这是愚蠢的，因为任何台湾冲突的唯一必然结果将是台湾的毁灭。它将成为战场，它的民主和繁荣都将消失。我们必须记住乔治·W·布什和温家宝当年的共识：我们需要谨慎处理台湾问题，以避免冲突的时刻。我们离那个目标相当远，但我想我们可以回到这一点。余东晖：您是中美关系正常化整个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在此过程中，哪些故事或经历让你印象深刻？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来处理中美关系？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美国和中国面临着比现在更困难的局面，对吗？傅立民：让我用《上海公报》的一些独特之处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它并没有掩盖我们的分歧，我们公开讨论了分歧。如果你看公报，它是最不寻常的，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它一开始就列举了我们在各种非常具有刺激性的问题上的分歧，如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克什米尔等问题。显然，我们没有隐藏我们的分歧。但我们接着说，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尽管我们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差距，但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更基本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好处。特别是这是苏联扩张主义的问题，这是日本在亚洲的角色问题。换句话说，反对霸权。我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仍有非常明确的共同利益。例如，在处理没有中美合作就无法处理的全球问题时，或者至少在我们不能合作的情况下，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协调的平行行动。平行（parallel）的意思是，为了同一目的而分别行动。这些问题包括核不扩散、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也包括在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保持力量平衡，还包括管理一个有利于所有方面繁荣的全球经济体系。在台湾问题之外，我们在一些具体的地区问题上也有共同利益。我们在管理潜在冲突方面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正处于一种更加对抗的状态，非常危险。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中东的安全问题，现在受到加沙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战争的威胁，涉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以及以色列人和伊朗人之间的敌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合作的问题。我还要加上乌克兰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因为俄罗斯显然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即使是乌克兰事业最忠实的信徒也很难否认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那里实现和平？因为必须由和平来取代战争。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合作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我列举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很难。我要说，我们从复杂的历史中学到的主要教训是，中国成语“求同存异”中的智慧，不可调和的分歧留待以后解决，不抛弃分歧，不隐藏分歧，但认识到它们不应成为在更重要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余东晖：关于平行(parallel)行动，我还记得以前您说过在为《上海公报》翻译时，将之翻译为“殊途同归”，有这样的故事吗？傅立民：那是我与中方翻译官讨论如何翻译parallel，中方翻译为“并行不悖”，我认为那是数学上表示平行的定义，在外交上更好的表达是“异途同归”，意思是通过不同的道路追求同样的目标，是理解这种可能性的更好方式。如果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就像今天因为各自国内政治因素，我们不能直接公开合作，也许我们双方可以进行平行合作。各自做它相信有利于自己利益的事情，但也充分意识到，另一方也在走一条类似的道路，并寻求同样的目的。余东晖：但从我的理解来看，“异途”意味着两个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无法互相迁就。“同归”意味着就像你说的，目标是一样的。但现在，两国有着不同的战略目标。那您还相信两国还能走平行道路去追求同一个目标吗？傅立民：我相信这一点，但它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处理。美国政治领导人的基本关切是保持美国在全球层面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亚洲。这种主导地位的出现是偶然的，因为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希特勒愚蠢到向美国宣战。我们反应的主要任务在欧洲前线，但我们对日本进行了漫长的战争，最终占领了日本。日本帝国的扩张驱逐了欧洲的影响，但美国对冲绳的进攻和对广岛和长崎的核攻击推翻了日本的影响，天皇投降了。于是出现了一个真空，我们填补了这个真空。这在当时至关重要，因为当时的亚洲国家贫穷落后，饱受战争摧残。不过，从那时起，亚洲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亚洲国家有力量、有能力保卫自己。越南在越南战争中决定性地证明了这一点。有几个国家比朝韩两国更有力，它们都不受任何人的侵犯。认为仍有某种真空需要美国填补的想法是不合理的。我不认为这个目标是可持续的，因为它不符合现实。美国的适当角色是协助亚洲形成一种力量平衡，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各方都放心，没有人威胁到他们的安全。这意味着美国将成为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的一个因素，但这不一定会导致敌对，因为中国人甚至会看到这样做的好处。事实上，在冷战期间，当美国在亚洲真正处于主导地位时，中国就看到这种好处。而在后几个阶段，中国发现这种安心对中国是有帮助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找到了一条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我们可以回顾这段历史，然后说事情已经改变了。美国保持首要地位的目标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实力和财富正在增长，这让中国的邻国感到不安，他们不知道中国会用它的力量做什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基础来澄清这一切，让美国和中国从直接对抗中后退，并合作在该地区创造一种力量平衡，让每个人都感到安全。这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将需要在美国政治中发生一场地震，但美国政治目前充满了地震，所以这不是不可想象的。余东晖：您已经提到台湾问题。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台湾问题是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今天台湾问题仍然是美中关系中最危险的问题，正如您所说有可能颠覆整个关系。但根据最近的新闻报导，美国特种部队的训练人员已经驻扎在台湾和金门岛，美国正在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您是否认为台湾问题正在成为美中大国冲突的一个引爆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赖清德将执政，美国进入大选年。在此背景下，美国和中国应该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以防止两国之间可能因此发生战争？傅立民：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管理它的框架，这在1979年1月1日的建交公报和之前的讨论中得到了表达。其中有三个要素。首先，美国不会再与在台北的中国政权保持官方关系。第二，岛上不会有美国的军事存在。第三，美国不会对台湾做出防务承诺。这是美国同意的三个条件，前提是使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能够建立某种未来双方都能接受的关系。这种关系并没有发生，有很多原因。我认为其中一些涉及美国政策的错误，还有其他因素。现在我们面临一直形势，这个框架被打破了。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关系，虽然名义上是非官方的，但看起来很像官方关系。正如你所指出的，军事存在不仅扩大到台湾，而且首次扩大到金门、马祖，这显然是属于福建省而不是台湾的一部分。我不认为多数美国人意识到这些岛屿实际上是福建的一部分。最后，很明显，至少拜登总统相信我们对台湾有防务承诺。现在在美国政治中会发生很多事情。我不相信美国人民有任何兴趣或愿望因为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问题而与中国生战。我们正式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不同意的是，北京的管辖范围延伸到它。事实上，这就是它被单独治理的状况。我明白这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这是对1911年革命和1949年革命目标的反驳。这些革命的目标是统一中国，消灭军阀割据，即不受中央政府统治的地区，消除外国势力范围。在中国人看来，台湾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所以这一切都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这是非常令人讨厌的，非常具有挑衅性的。这让我想到，虽然美国认为美军是在威慑中国，但实际上却产生了挑衅中国的效果。因此，这里有一个政治学家喜欢描述的安全困境：一方采取了它认为是防御性的行动，另一方将其视为进攻，并加大力度。因此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双方没有重大的军事沟通。我们不和对方说话，不能正确理解彼此的目标。我们把可能没有的目标和可能不是政策决定基础的考虑因素归咎于对方。在这方面，我想说的是，至少我和其他一些有与中国政府官员打交道经验的人都不认为，北京有任何卷入台湾战争的愿望，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仍然非常有兴趣寻求和平解决这一问题。问题是，现在有没有和平解决的途径？如果没有，那么我认为中国将感到有义务采取武力行动，正如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所规定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美国和中国需要坐下来，找出处理这一问题的另一种方式，着眼于恢复一条解决台北和北京之间分歧的道路。这要由两岸自己来解决，而不是由美国等外国势力所强加。这是需要中国人解决的中国问题。美国应该设法支持台北和北京之间的谈判进程，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场等着要发生的悲剧。余东晖：您对台湾人民有什么建议吗，特别是对即将上台的赖政府处理三角关系有什么建议？因为台湾在两个巨人之间是一个较小的角色，他们该怎么处理？傅立民：我希望赖先生上任后会比他在竞选活动中更加谨慎。我知道他的前任蔡英文经历了一个喷火的阶段。事实上，当年她去了华盛顿，受到了冷遇，因为当时在美国看来，她具有挑衅性。如果赖先生同样具有挑衅性，我认为美国人有可能再次认识到这一点，就像我提到的温家宝与乔治·W·布什之间的共识，即台湾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共同努力防止它爆炸。我希望赖先生会非常小心。实际上，他已经公开接受李登辉的“两国论”，这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宣言”。北京对此的反应相当紧张，它确实在前所未有的层面上拥抱军事现代化。“两国论”是中国针对台湾问题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直接原因。因此，语言很重要。如果赖先生排除了在某种理解的基础上与大陆进行和平讨论的可能性，就像新加坡的共识那样；如果那样的共识得不到尊重，那就会有麻烦。余东晖：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您认为这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如果拜登赢得第二个任期，美中关系将会怎样？如果特朗普卷土重来，将会发生什么？傅立民：这两个问题我都无法回答。目前，我认为特朗普先生很可能是大选的赢家，因为多个原因，我就不费心去解释了。特朗普先生只因一件事而出名，那就是不可预测性。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将有一群非常专注的人与他一起就职。他们中的许多人非常反华，这将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另一方面，我不认为特朗普有任何意愿像拜登那样，让美国致力于保卫台湾。我相信如果特朗普履行他的竞选承诺，做了他说要对国际贸易做的事情，美国不仅会被全球南方孤立，甚至会被欧洲盟友孤立。美国将不处于安全地位上。所以我不知道会怎样，我怀疑现代院的朋友们也不知道，我知道他们正在努力弄清楚这件事。我祝他们好运。余东晖：您也是中东问题专家，您曾是驻沙特阿拉伯大使。乌克兰战争让美国更加担心中国是否会与俄罗斯结盟，以巴冲突让美国担心自己困于中东。与此同时，中国促成了沙特与伊朗的和解，并呼吁加沙停火。您如何看待中国在中东和欧亚大陆地缘战略中的作用？美国是否应该担心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傅立民：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北京在这些问题上的定位非常巧妙。首先，美国采取将中国和俄罗斯同视为对手的政策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促使北京和莫斯科走到一起。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感情是有限度的，因此这不是一个明智的政策，但我们遵循了这一政策。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发展了相当重大的关系，这是一个事实。乌克兰战争和加沙战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的种族灭绝战争，对美国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乌克兰战争产生了迫使全球南方大部分国家，这些以前的西方殖民地脱离美国的效果。尽管他们同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非法和不正当的，但他们认为是美国和北约挑起了战火，他们并不支持西方孤立或惩罚俄罗斯的努力。这是一件严重损害美国国际地位的事情。加沙战争则是致命一击，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你无法为种族灭绝得以进行而辩护，而这正是美国一直在做的。这都是美国国内政治的结果。它不仅将我们与全球南方分离开来，甚至与我们的许多盟友分开，还从根本上分裂了美国人。3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很好的文章，作者是皮特·贝纳特（Peter Beinart），是关于加沙战争对犹太裔美国人和左翼美国人的影响。这篇文章非常值得一读，如果它没有出现在《参考消息》上，它应该转载。余东晖：最后一个问题可以作结。拜登政府已经意识到，改变中国的政权或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能的，他们似乎正在寻求与中国的长期共存。您认为未来45年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美中脱钩或新冷战是不可避免吗？两个大国能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吗？傅立民：我不相信“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它太机械了。人类不能被简化为接线图，我们更复杂，虽然有时这对我们不利。如果美国真的发现我们不能把中国变成美国的翻版，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美国化，但必须接受中国是中国人的，那是提前的想法。因为从19世纪早期开始，我们与中国的大部分关系都在试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改变中国。这是家长式作风，有时它很有帮助，有时它并无助益。经常它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误解，它没有产生一个中国版的美国。所谓“接触失败”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实际上，接触在中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中国人管理，满足中国人的期望，而不是美国的期望。我认为如果我们真是现实的，这很好。但我对我们是否真的达到了那种现实主义水平的判断有所保留，因为我们的许多政治家仍然渴望与中国进行一场意识形态战争。（此专访为中评社2024年中美建交45周年深度系列专访之一） ...

乔新生：治疗美“中国焦虑”慢性病需当头棒喝

 《纽约时报》5月6日发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学者的文章。作者认为美国患上了“中国焦虑”慢性病，凡是带有中国字眼的东西，几乎都会引发政治体系恐惧反应。作者举例说明，美国佛罗里达州参议员提出，要立法禁止从中国进口大蒜。美国参议院提出应当立法禁止国防部与设立在美国的教育培训公司签订合同，理由是该公司的总部设在中国香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种焦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对华裔美国人采取歧视性政策。执法官员反复盘问那些往来中美之间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理由是他们可能是中国政府的特工。这位学者观察非常到位。当前美国国内出现了反华浪潮。它既不同于传统的麦卡锡主义，也不同于战争时期对待日裔的做法。即使在美苏争霸期间，美国对待苏联公民，也没有采取如此严格的限制性措施。这一方面充分说明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已经到了颠狂的地步。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美国试图利用自己的霸权余威，将中国彻底打倒在地。在这场世纪大博弈中，中国处于守势，不愿意和美国正面相撞。无论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还是中国对美国制裁低调回应，都充分说明，中国希望中美两国关系步入正轨。可是，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如何对付中国方面早已形成共识。尽管美国政客意识到，对中国实施制裁，必然会导致美国利益受到损害，但是，美国朝野普遍认为，只要能够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惜一切代价。著名未来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参加中美学术界对话，访问北京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避免冲突并且在可能的时间和地点确定合作领域，符合两国利益。这位学者在2024年5月6日世界报网站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中美合作几个潜在领域：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核武器、人工智能、人员交流等。不过只要瞭解中美关系现状，人们就会发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根本不打算履行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中美气候合作只能是“纸上谈兵”。在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上，美国缺乏合作的诚意。重大疫情期间，中国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对美国重点实验室进行调查，可是，美国一方面把责任归咎于中国，另一方面拒绝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调查美国的重点实验室。这说明美国仍然居高临下，试图以势压人。在核武器问题上，美国多次要求中国加入美国与俄罗斯的裁军谈判。中国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认为除非美国公开自己的核武器数量并且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否则，中国不会参加毫无意义的裁军谈判。在人工智能领域，双方似乎存在共识，美国已经承诺，在制定人工智能国际规则方面，与中国开展合作。不过，考虑到美国正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中美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究竟能开展怎样的合作，人们不得而知。在经贸领域，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不断对中国出口产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在人员交流方面，美国歇斯底里，无论是在机场还是在大学，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反复纠缠中国留学生和交流学者，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限制中国科学家的人身自由。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中美合作基础脆弱，中美合作前景暗淡。解决中美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治疗美国的“焦虑症”，防止美国在恐惧和焦虑中，作出危险的举动。美国意识到自己手中已经没有多少牌可打。贸易战争、科技战争、外交战争、舆论战争，美国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前美国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在中国周边地区寻衅滋事，试图发动代理人战争，将中国拖入战争的泥潭。另一方面，在中国内政问题上大做文章，不断渲染中国经济问题，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上制造事端，编造谎言，试图破坏中国社会稳定，制造动乱。美国等西方势力在中国香港制造的骚乱，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试图在外部施加压力，在中国内部制造矛盾和冲突，拖延中国现代化发展步伐。但是，很显然，美国所作所为均以失败而告终。正因为如此，美国试图在军事领域对中国发起挑战。宣布向台湾出售武器，支持菲律宾在中国南海问题上制造事端，所有这些都是美国破坏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举措。中国希望和平统一，不愿意看到兄弟阋墙。中国期盼南海地区风平浪静，南海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之海，成为周边国家经济的增长点。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既然美国在中国台湾问题、在南海问题上制造事端，那么，中国必须迎难而上，必要的时候采取断然措施，给美国以当头棒喝。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应当改变策略。首先，在关键问题上，坚持立场，主动出击。中国领导人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多次阐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迫使美国总统不得不多次承诺不支持“台独”。如果美国言而无信，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继续制造事端，那么，中国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以执法巡逻方式，彰显出中国的主权。中国决不会允许美国得寸进尺，也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在中国内政问题上继续大做文章，严重损害海峡两岸人民的切身利益。其次，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中国占据主动。美国采取的策略是，持续不断地制造事端，消耗中国执法力量。借助于菲律宾政府的错误立场，在国际社会损害中国的形象。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采取断然措施，警告菲律宾，如果继续挑衅、中国有必要采取果断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处理中美关系，中国不会把中美关系改善希望寄托在华盛顿政客身上。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加强民间交流，争取美国企业经营者按照市场经济规则，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中美经贸关系可能会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民间热络，官方冷漠。中美企业界通过各种方式交流，包括通过第三方开展合作，但是，两国政府很难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华盛顿的政客们始终相信自己的实力地位。只有等到他们认清形势，真正意识到，美国的“实力地位”不足以遏制中国的发展，他们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才会有所改变。第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绕开美国政府设置的各项障碍，将美国禁止令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有关出口禁止清单，美国企业反向出口，将相关原材料运送给中国合作伙伴，让中国合作伙伴加工新的产品，绕开美国进口限制措施。第三，依靠科技创新，实现“换道超车”。中国科研人员已经生产出光子芯片，其运算速度超过传统的芯片。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有可能会后来居上。总而言之，处理中美关系，必须抛弃幻想，坚持底线思维，以大无畏的决心，直面矛盾，及时处理中美关系。回避矛盾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妥协退让只会让美国得寸进尺。最好的方法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迎难而上，接受挑战。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成就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中国始终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与支持。这是世界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路径，也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共同未来。 ...

李义虎：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及其困境

自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始，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先后以极限施压和“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实行了两轮全面遏制打压，造成中美关系深度恶化。这是霸权国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的最新案例。由于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逆转和对美实力占比跨越3/4线，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 ...

国纪平：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历史长河波澜壮阔，时代大潮浩浩荡荡。2023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这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多中国人民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阔步向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202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10周年。10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2023年，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扎实推进。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主动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多更大贡献。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关系发生新的深刻变化。2023年，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全面运筹同各方关系，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当地时间3月20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午后，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莫斯科。这是习近平同志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作为最大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关系在各自外交全局和对外政策中都占据优先地位。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关系如何发展关乎全球战略稳定与安全，关乎未来世界格局演变。两国元首会见现场，俄罗斯总统普京诚挚地说：“世界各地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历程，我对你们的发展成就深表钦佩。”习近平主席回应道：“感谢总统先生历来对中国发展建设给予的肯定、赞扬。我们两个国家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的共同奋斗目标，我们都为了各自国家的发展繁荣而努力。中国下一步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可以通过合作来促进目标的实现。”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对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作出规划和部署。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共同抵御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图谋。中俄双方共同努力，不断丰富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涵，必将为两国发展振兴注入更强动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当地时间11月15日，美国旧金山斐洛里庄园见证大国关系史上又一个重要时刻。在全世界的关注下，中美元首会晤在这里举行。习近平主席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内涵意义，以及中国的发展前景和战略意图，指出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律，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也不搞意识形态输出。习近平主席的话语意涵深刻。近年来，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根源在于美方抱持冷战和零和思维，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和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实施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厘清认知谬误，行动才不会走偏。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但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更是谁都无法承受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避开暗礁浅滩、穿越狂风巨浪，不偏航、不失速、不碰撞？”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演讲指出，“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历史和现实共同表明，中美合作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旧金山会晤中，习近平主席高屋建瓴地指出，中美要共同树立正确认知，共同有效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互利合作，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共同促进人文交流。“五个共同”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浇筑起五根支柱，开辟了中美关系面向未来的新愿景。在历史关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取得重要成果，为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确定性、提升稳定性。中欧关系关乎亚欧大陆繁荣和世界格局稳定，需要双方共同维护好、发展好。从4月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在广东省广州市松园同马克龙总统举行非正式会晤，同马克龙总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三方会晤，到11月同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视频会晤，再到12月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习近平主席同欧方领导人就中欧关系中的战略性、全球性议题深入交流，为中欧关系指方向、画蓝图、提信心、增动力。一年来，中欧关系呈现全面复苏和稳中向上的良好态势，再度表明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双方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欧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双方以更深入、更广泛合作拉紧中欧利益共同体的纽带，将为双方发展增添动力，有助于双方更好应对各自发展面临的挑战。中国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愿将欧盟作为经贸合作的关键伙伴、科技合作的优先伙伴、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可信伙伴，追求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作为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两大市场、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中欧坚持做互利合作的伙伴，将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注入强大正能量。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中国意志坚定、步履从容。世界看到中国的清醒与定力、自信与智慧，也看到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大国格局与担当。弘扬亲诚惠容理念，坚定不移走长期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当前，亚洲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推进地区合作需要有新担当、新作为。中国坚持将周边视为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首要位置。一年来，中国坚定不移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既为自身发展创造良好周边环境，也让中国式现代化更多惠及周边，共同推进亚洲现代化进程，使中国高质量发展与良好周边环境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中国将继续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同地区国家携手构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共生的亚洲家园，共同谱写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向纪念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表书面致辞，总结中国积极践行亲诚惠容理念的丰硕成果，阐明亲诚惠容理念的新内涵、新发展，擘画中国同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新愿景，为新形势下全面发展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5月，古都西安，中国—中亚峰会的成功举办，树立起中国—中亚关系史上一座新的历史丰碑。习近平主席主持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指出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繁荣、和谐、联通的中亚，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要做到坚持守望相助、坚持共同发展、坚持普遍安全、坚持世代友好，强调将中国—中亚合作规划好、建设好、发展好需要加强机制建设、拓展经贸关系、深化互联互通、扩大能源合作、推进绿色创新、提升发展能力、加强文明对话、维护地区和平。这是新时代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完整、集中、系统地向国际社会阐述对中亚外交政策，得到了中亚各国元首的高度赞同和热烈响应，也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包括《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中国—中亚峰会成果清单》等在内的7份双多边文件，签署了100余份各领域合作协议，成果之丰、内容之实、影响之大前所未有。《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宣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继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后，中国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也宣布在双边层面构建命运共同体，实现命运共同体在中亚的全覆盖。这是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在地区多边和双边层面全落地，为中国—中亚关系提质升级、合作换挡提速提供了战略引领，进一步彰显了六国在更高水平、更高标准、更高质量上开展合作的意志和决心。“同志加兄弟”，中国和越南有着特殊的深厚情谊。12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同阮富仲总书记进行长时间深入战略沟通，就治党治国经验开展同志式的谈心交流。两位总书记为新形势下的中越关系确立了“六个更”目标，即政治互信更高、安全合作更实、务实合作更深、民意基础更牢、多边协调配合更紧、分歧管控解决更好。两位总书记确定了两党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宣布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这是从中越关系长远发展大局和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团结的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历史性决策。中越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标志着中国同中南半岛国家在双边和澜湄合作多边层面实现了命运共同体建设全覆盖，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的重要实质性进展，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力生于团结，事成于和睦。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地区国家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将始终做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的中流砥柱，为地区国家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共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强劲动能。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有关“全球南方”的讨论增多。“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体现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群体性崛起。有关讨论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追求独立自主、团结合作的意愿日益强烈，越来越成为国际格局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主席的铿锵话语，表明中国致力于加强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鲜明立场。非洲，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8月下旬，习近平主席赴南非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此访立足金砖，放眼非洲和世界，传承中非传统友好，汇聚南南合作新共识，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这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访问，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努力取得重大进展。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实现历史性扩员；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携手各方构建发展共同体；访问南非，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携手构建高水平中南命运共同体；出席中非领导人对话会，提出中国助力非洲一体化和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举措……两天半时间，近30场双多边活动，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中国以行动诠释承诺，是国际风云变幻中推动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合作共赢的关键力量。2023年，中国与洪都拉斯建立外交关系，同十几个国家建立或提升伙伴关系，不断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积极推动金砖扩员，进一步汇聚金砖力量，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金砖扩员的意义：“这次扩员是历史性的，体现了金砖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决心，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这次扩员也是金砖合作的新起点，将给金砖合作机制注入新活力，进一步壮大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力量。”中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团结协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把牢正确方向，增进团结互信”“维护地区和平，保障共同安全”“聚焦务实合作，加快经济复苏”“加强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建议，为上海合作组织在新形势下团结发展凝聚共识、指明方向、注入动力。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坚持开放导向、坚持绿色发展、坚持普惠共享，以高质量增长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让各国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我多次讲，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我们要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共同解决全球发展赤字。”习近平主席道出中国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让各国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的真诚愿望。中国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坚定支持非洲提升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习近平主席2022年11月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强调，中方积极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倡议。在今年8月举行的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中方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是属于“全球南方”的高光时刻，生动展现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彰显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中国是全天候的朋友，更是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可以依靠的朋友”“非洲人民向往中国，非洲各国都希望和中国朋友合作”“感谢中国，让我们共同繁荣，我们的友谊一定会像河流一样生生不息”“中国始终尊重我们，我们也坚定支持中国”……一个始终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国，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朋友遍天下。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金秋十月，来自151个国家和41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北京，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2023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也是“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最隆重的活动。10年来，各方坚守初心、携手同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10年的历程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作出不懈努力。在本届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首次围绕世界现代化深入阐释中国主张：“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脉相承，提出了携手实现世界现代化的宏伟愿景，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中国是坚定不移的行动派。共建“一带一路”，这个当今时代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正是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世界现代化的具体行动。“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在本届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即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开展务实合作、促进绿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支持民间交往、建设廉洁之路、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八项行动既有具体目标，也有重要合作倡议和制度性安排，为共同开创繁荣发展前景注入了信心和力量。一年来，在遍布全球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现场，新的合作成果不断涌现，新的发展动力不断迸发。共建“一带一路”这一世纪工程，正不断帮助共建国家打破发展瓶颈，为各国共同走向现代化带来新机遇。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形成的458项成果均在推进落实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各国加速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数十亿民众以及我们共享的地球带来希望和进步”。共建“一带一路”不断结出丰硕成果，让“中国好，世界会更好”的发展逻辑在国际社会更加深入人心。尽管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中国始终强调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务，始终主张国际社会将发展作为优先任务。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临近岁末，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纷纷调高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各方普遍认为，中国是全球增长的最大引擎，今年将贡献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1/3。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中国不断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动能，为全球发展合作汇聚力量。“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道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中国也是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引领性力量。当前，全球发展事业面临严峻挑战，发展鸿沟加剧，弥补发展赤字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艰巨任务。中国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汇聚全球发展合力，展现大国担当。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已经成立总额40亿美元的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中国金融机构即将推出100亿美元专项资金，专门用于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从“打基础”“搭框架”到“强合作”“显实效”，全球发展倡议以行动为导向，全面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紧扣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民生需要，在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数字时代互联互通等重点领域推进合作平台和伙伴关系搭建，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发展知识分享，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认为，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加强合作“是实现我们为人民和地球设定的共同目标的关键”。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一年来，乌克兰危机延宕不止，巴以冲突再度爆发，个别大国企图强推零和博弈、阵营对抗，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更趋突出。没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实现发展。弥补和平赤字、安全赤字，世界需要的是正确安全理念和负责任行动。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一年多来，中国携手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3月10日，一则重磅消息轰动世界：沙特和伊朗北京对话取得重大成果，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4月6日，沙伊两国外长在北京举行会晤，在中方见证下，沙伊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这是一个轰动事件”“震惊了外交世界”“‘北京协议’具有历史意义”“中国奠定了新的里程碑”……这场举世瞩目的斡旋外交，鼓舞了中东地区的和解潮流，为各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提供了重要典范，是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埃及《金字塔报》认为，沙伊“北京协议”的达成，预示着基于和平与理解的中国方案的诞生。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对欧洲乃至全球和平稳定形成冲击。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应该”、“四个共同”和“三点思考”，为推动政治解决危机指明方向。访问俄罗斯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越是困难重重，越要为和平留下空间；越是矛盾尖锐，越不能放弃对话努力”。普京总统主动谈到中国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表示俄方“认真研究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立场文件，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欢迎中方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应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为和平发声、为和谈尽力，中国担当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10月，巴以爆发新一轮冲突，不断升级的局势牵动全球视线，大规模平民伤亡和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考验人类良知。关键时刻，中方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国际法一边，站在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重点阐释了中方关于巴以问题的立场主张，指出当务之急是立即停火止战、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安全畅通、防止冲突扩大，强调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11月轮值主席期间，发布《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推动安理会就巴以问题通过2016年底以来也是本轮巴以冲突以来首份决议。兼顾当前和长远，中国方案为有效解决巴以问题明确方向。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长期秉持公正立场，高度赞赏中国为保护平民、缓和局势、重启和谈、实现和平付出的艰辛努力。一年来，面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加强全球安全治理。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期间，双方就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加强合作达成共识，有力提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全面深入参与各议题磋商，与主席国及其他各方密切协调，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并就谈判关键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推动各方聚同化异，为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着眼推动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清晰地阐述了中国路径和中国方案，就各方普遍关切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问题提供了建设性解决思路，为相关国际讨论和规则制定提供了蓝本。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英国哲学家罗素这样评价中国文化中的和平传统：“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今天，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年3月，全球150多个国家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云”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系统阐释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议意蕴深刻、内涵丰富、体系完整，是对当今各国推动文明发展进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潮流的真挚响应，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和独特的时代价值，一经提出就引发国际社会积极反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尊重时代现实、尊重不同文明”“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推动世界合力应对急切的全球性挑战，减少冲突和对抗，通过平等互鉴对话实现人类和谐相处”“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具有包容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国际人士纷纷表示。中国不仅是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者，更是积极践行者。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念兹在兹、亲力亲为，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一封封真挚信函从北京发出，送到了匈牙利青少年、中亚留学生、孟加拉国儿童、南非德班理工大学师生的手中；一句句亲切话语饱含深情，直达希腊学者、阿拉伯艺术家、比利时友好人士、美国友人、古巴科学家的心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首届“良渚论坛”、“2023从都国际论坛”……习近平主席通过贺信向国际人士讲述中华文明、介绍中国式现代化，倡导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极大丰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年来，中国共产党同各国政党交流互鉴现代化建设经验，帮助各方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和生动实践，凝聚加强合作、共创未来的信心与共识。柬埔寨、阿尔及利亚、巴拿马、哥伦比亚等多国干部考察团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为本国发展振兴探寻启示借鉴。各方从中国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现代化道路没有固定模式，每个国家都应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多哥执政党保卫共和联盟执行书记阿克莱索·阿朝力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国家可以在尊重自身传统和文化特性的基础上，规划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中华民族是一个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以开放胸怀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携手各方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新时代十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创了新局面，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中国已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展望未来，中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征程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纵使乱云飞渡，我们坚定相信，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坚持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公道正义、合作共赢的方针原则，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历史担当、更加富有活力的创造精神，继续书写人类命运与共的中国答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为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作出不懈努力。来源：《人民日报 》 2023年12月31日第1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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