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英夫有些能力，但意识不好，他的材料不能相信。——刘少奇

笔者对雷英夫这位1961年才晋升为少将的军人发生兴趣，源自于1980年11月至翌年1月的“两案”审判。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时称：“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少奇仍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时候，林彪就指使叶群于八月十一日、十二日两次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诬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写的诬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处告诉雷英夫，用给林彪和毛泽东主席写信的形式，附上诬陷材料，由他批转毛泽东主席，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主席”。特别法庭判决书亦确认：“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让叶群把他们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了诬陷刘少奇的材料”。〔1〕

按以上指控，以当时的衡量标准，雷英夫所犯的“诬陷罪”足以判处颇重刑罚。惟据了解，特别法庭对以上指控并未进行过专门的庭审调查，而雷仅被免职而未被进一步追究，日后，还按原级别享受离休待遇，这在被“两案”起诉书及判决书两次点名的人当中，是绝无仅有的特例。个中原因何在？这正是本文力图得以解答的问题。

事情还得从雷英夫此人说起。

雷英夫，河南孟津人，1921年生。据其本人文革后的口述回忆称：“1938年，我进入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受毛泽东的举荐和委派，到重庆叶剑英身边工作。后来回到延安，在统帅部做参谋，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期间我长时间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身边工作。在统帅部核心机关，我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如中央首长军事顾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总参作战室主任、军委战略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等。毛泽东、周恩来主持的一些重要军事决策过程，我都亲身参与了，有些事情由我具体传达落实”。〔2〕

那么，自称是长时间在毛、周身边的雷英夫，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1、仁川登陆的先知？

1950年9月15日，美军七万余人在朝鲜半岛西海岸中部的仁川成功登陆，出奇不意地对前已进占朝鲜南部90％地区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形成了南北合围之势，朝鲜战局突然逆转。

1991年4月，雷英夫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片断》一文中，称其于1950年8月23日即与总参作战室同僚“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得出一个一致的意见：敌人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8月23日夜晚，我从居仁堂总参作战室回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后，把大家研究的结果向总理作了汇报”，周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要周带雷马上到他那里去，又问雷是如何研究这些情况的，雷答“就是按照毛主席历来教导的实事求是的办法，大家解放思想，对抗作业，七嘴八舌，然后得出结论”。雷的文章以后被编入中共军方的正史，随之广为流传。〔3〕1997年出版的雷英夫口述回忆录，对其宣扬的“重大发现”更有新的发挥。雷说，当年8月22日，他所领导的总参作战室已判明美军可能要在仁川登陆，“对美军可能登陆的时间，我们也作了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选择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极大”，8月23日凌晨（不是前文的23日夜晚了），雷随周向毛汇报：“我们对9月到11月的朝鲜西海岸海潮作了研究，发现3个最佳时期内，各有2至3天的好时机，仁川海岸可供靠岸利用的时间，每12小时内只有3小时，如果以9月15日为登陆日，那天的涨潮最高时间共两次，一次是上午6时59分，另一次是下午日落35分钟后的19时19分。9月15日比另外两次时间相对更为可能。所以，我们认为美军极有可能把登陆时间选定在9月15日”。毛听后即令：“立即通知情报部门严密注视朝鲜和美、英、日。立即把我们的看法向斯大林和金日成通报，提供他们参考，希望人民军有后撤和在仁川防守的准备。……”。〔4〕

有论者已经注意到雷英夫前后回忆细节的不同。前者说是“解放思想”、“七嘴八舌”，然后得出的结论，并没有预测登陆的具体时间；后者不仅有具体时间，且还有非常详尽的水文、潮汐资料。令人生疑的是，为什么前者略，后者详？年纪越大，记忆倒越清晰？四十多年前所汇报精确到分钟的时间，也可以从记忆中挖掘出来？

随着近年来国际间关于朝鲜战争档案材料的逐步解密，雷英夫的“发现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质疑。韩国学者、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徐相文根据俄罗斯近年开放的相关档案考证证实，毛泽东其实早在1950年7月2日已预料到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当日，毛对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说：“美国能够调动驻日占领军十二万人中约六万的兵力投入韩半岛，在登陆釜山、木浦、马山等的港口之后，可以沿着铁路向北进攻。因此北韩人民军应加速向南挺进，以便占领这些港口。同时，毛泽东以为有必要在仁川建立坚固阵地，以加强汉城地区的防御，因为美军有可能登陆此处”。罗申即日将毛的判断电告莫斯科。据此电报，徐相文断言：“对于仁川登陆作战最早作出事前预言的是雷英夫，已几乎成为一个定论被公认，直到近年‘罗申7月2日的电文’问世，才表明毛泽东才是最先预见仁川登陆行动的人”。〔5〕

而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学者卢建东，则质疑雷英夫所谓向毛汇报的有关仁川的水文、潮汐资料的出处：“当时，苏联和朝鲜方面都不相信美军有可能在仁川登陆，因此不会向我方提供这方面的资料；而我军测绘部门只是一个处级机构，人员很少，也不可能掌握一个外国港口的水文、潮汐资料。倒是近些年来我们从国内外书刊中，看到不少类似的描述”。卢建东引述了由日本军方编写、解放军国防大学1990年翻译出版的《朝鲜战争》一书述及1950年8月23日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美海军专业人员提供的资料，以及1993年5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驾驭朝鲜战争的人》一书引用的美军公布的资料后揭示：“当年美海军专家向麦克阿瑟汇报的材料与同一天雷英夫向毛泽东汇报的材料竟如出一辙，不仅日期、时间分秒不差，而且都特地加注了一个日落时间，甚至连文字表述也相同。可惜，回忆录的作者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在东京美军总部，美海军专家向麦克阿瑟汇报时所讲的‘时间’只能是东京时间，而雷英夫向毛泽东汇报时所讲的‘时间’只能是北京时间。作者把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公布的资料，作为当年在仁川登陆前向毛泽东汇报时所作的‘预测’，却忽略了应当减去一个小时的时差”。〔6〕

雷英夫自翊当时任“总参作战室主任”，连带也受到质疑。据权威相关资料，总参作战部下属的中南海作战室，1950年9月才列编，10月改称总参作战室，换言之，1950年8月尚未成立总参作战室。又，雷英夫迟于翌年1月才离开周恩来处到总参任作战部下属的作战局副局长。其时，作战室的主任还是张清化，张调离后，雷迟至当年12月才以作战局副局长兼任作战室主任。

综上所述，雷英夫所谓准确预测到仁川登陆的谎言，不是昭然若揭吗？

有关雷英夫的“预测术”，延安时代的知情者倒有如下记述：“我的抗大同学中，有一个叫雷英夫的，年龄和我差不多，自称会看相算命，握住女同志的手看手相。起初我笑他占点便宜而已，有人却说他真是准极了。后来抗大不再见到雷英夫了。再后来听说中共很多领导人都接见过他，认为他是一个奇才。1940年我在重庆又见到这位仁兄，他吹得更大了。他说许多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是相信星象的。我说：‘唯物主义者怎么会相信星象呢？’他说：‘星象也是物呀。’雷英夫又说：‘他曾对毛泽东说，星象是一门科学，不是迷信。’毛把他派在叶剑英身边当参谋。叶也相信星象。中共建政以后，此人是周恩来的军事秘书。据说韩战期间他准确判断美军的登陆地点，立了大功，毛和中央军委都表扬了他”。〔7〕

这一“据说”，确实也蒙骗了不少人。雷的谎言长期未能揭破，难道就是因为他的头上还有一圈“周恩来的军事秘书”的光环？

2、不守本份的将军

据权威资料，总参作战部1952年取消了局一级编制，改为部——处编制，作战室亦随之撤编，雷英夫改任作战处（一处）处长。1955年9月，雷英夫授衔大校。翌年7月，擢任作战部副部长。至文革前夕的1965年12月，作战部部长为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李静、王德。雷、李、王资历相近，雷、王均是1961年晋升少将，李1964年晋升少将。

以后的事实表明，雷英夫是一位热衷政治、不守本份的将军。其所作所为，远远逾越了作战部副部长的本身职责。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后来说，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称有“重要情况”向毛报告。及后，叶群在杭州见毛，林彪让叶群随信带交毛十一份材料，除一份是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之外，其余全部是揭发罗瑞卿的材料。

罗点点说：“这些材料里有林彪授意当时在海军工作的李作鹏写的。有当时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在林彪、叶群向他交底之后，他主动写的。但他太迫切地想讨林彪和叶群的欢心，在材料里把自己说成是对爸爸观察了六年，早就独立发现爸爸有问题的人。这使得他在林彪叶群倒台以后颇有一点被动。如果篇幅允许，我在事情进行到那时，也许还会写一点他的故事”。〔8〕

据以上罗点点的转述，自罗瑞卿1959年接任总参谋长那天起，雷英夫就对罗进行了“观察”，“早就独立发现”罗有问题。这是我们这位“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在“预测”了美军仁川登陆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可惜，翻遍了罗点点全书，再没有找到雷英夫后来的故事。我们也无缘知晓雷英夫1965年12月揭发材料的内容细节。但可幸的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雷英夫参与揭发的有关罗瑞卿问题的另一份材料，这就是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三人在1966年3－4月间召开的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上的联名发言——《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9〕

该联名发言材料指称：“罗瑞卿同志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复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罗瑞卿同志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很多同志已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讲得很好，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罗瑞卿同志不论如何狡辩，也是抵赖不了的。

“罗瑞卿同志不但在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犯有严重错误。最严重的是他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多年来，他目无组织，锋芒毕露，横行霸道，个人独断。他不尊重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对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许多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阳奉阴违，任意歪曲，就是公开唱反调，拒不执行。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不传达，擅自决定，一意孤行，对上对下实行封锁，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特别阴险恶劣的是，他公然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仇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计地反对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党伸手，逼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至于他工作上极不负责，作风上横行霸道，压制民主，愚弄群众，指手划脚，欺侮人，等等，就更不待言了。大量事实说明，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

联名发言举了众多事例，对罗瑞卿“在组织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夺权等”九个问题作了“分述”：

（一）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

（二）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反调。

（三）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批示。

（四）不准传达总理和军委常委关于检查昆明军区作战问题的指示。

（五）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

（六）封锁。

（七）撤谎、造谣、挑拨、抵赖。

（八）伸手。

（九）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的联名发言，与叶剑英、谢富治、肖华在同一会议上的发言，构成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报告的主要框架。1966年5月16日，在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5?16通知”下发的同一天，该报告及作为附件的叶、谢、肖、杨等的发言，亦由中央同意批转下发。

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是一个不对称的组合。未取消军衔前，杨是上将，王为中将，雷不过是少将，雷与杨之间，级差颇大。令人纳闷的是，当时副总长有五位（张宗逊、张爱萍、彭绍辉、李天佑、王新亭），杨为什么不拉上他们其中的一两位联名，而要纡尊降贵，拉上下属二级部的一位部长和一位副部长？总参下属的二级部不下十个，为什么单单就要找作战部？而当时作战部的副部长除雷之外还有两位（李静、王德），为什么仅仅就找雷一人署名？

以笔者推测，那是因为自翊“洛阳才子”的雷英夫，才是联名发言稿的真正执笔人。但无论如何，这样联名发言的形式总显得有点儿怪怪的。叶、谢、肖的发言，就没有采用与部属联名的方式。

3、总参“8·25事件”

根据相关资料，1966年3－4月间，总参作战部再提拔增加了六位副部长，即：徐芳春、谭旌樵、张桂文、王强、孟平、成学俞。这样，文革前夕，作战部的副部长人数连雷英夫在内共达九人之多。

当年8月25日，总参发生了有名的“8·25事件”，半年前的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这一总参批罗的“左派”组合，产生了裂痕。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这一事件较为详尽的描述，当为陈虹的《总参“八·二五”事件真相》。陈虹时为总参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又在总参文革办公室工作，该文的资料来源应具相当可靠性。〔10〕根据陈文，“8?25事件”的大致经过如下。

8月22日，总参党委在京西宾馆礼堂召开机关师以上干部会议，杨成武作了机关开展文革的动员报告。随即机关就有人到旃坛寺（笔者注：总参机关所在地）贴大字报，说杨的讲话是压制革命运动。“随后，总参的一些部、局，也贴出一批大字报，其矛头大部分是对着总参领导的”。

8月25日上午，毛泽东按照预定安排，要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笔者注：经核对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接见的时间应是当日下午），陪同的有周恩来、杨成武和彭绍辉，国防部外事局（笔者注：即总参外事局）局长潘振武为引见人。“陪同和引见的人还没有到场，外事局参谋孙启祥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他代表革命群众，要求毛泽东不要让潘振武参加接见”。徐业夫将他接到孙电话事告之杨，杨请示了周恩来，周同意了杨为照顾群众情绪，不要潘参加接见的建议。

当日下午，总参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和具体部署机关文革事。外事局一些干部得知总参党委在开会，即冲到北楼6层总参党委会议室，质问杨成武，同时向总参党委提出抗议，“说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支持了外事局革命群众要求，同意不让潘振武参加接见外宾活动，杨成武压制群众罪责难逃等等”。

“在那个会上，群众未来冲击之前，杨成武就将25日毛主席接见潘未参加的情况向到会的同志讲了。当外事局冲击会场的同志退出后，杨成武又向到会的总参党委委员和列席的部、局领导重复了一遍。王尚荣是总参党委委员，参加了这次党委会。杨成武两次叙述潘未参加接见的经过，他都亲自听到了的”。但“当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报贴出来了，作战部连夜开会，支持外事局群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等带头签了名”。作战部是总参第一部，位置显要不言而喻，“当作战部的大字报一贴出，各部、局马上响应，纷纷贴出了大字报，表示对外事局部分人的‘革命行动’的支持。总参机关的形势，发展异常迅猛，使人有‘乌云压城’之感”。

按照军委和总政的指示，“那时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各单位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总参的运动才开展两三天，就发生了冲击总参党委的事件，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当时，周总理知道了很生气，很快给杨成武打来电话，询向情况，要杨提高警觉，并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周随即亲笔写了一信说明事情原委，徐业夫也于27日写信给总参党委说明当时情况，总参党委收到两信后，第二天公布于众。作战部的人看到周、徐两信，立即翻了过来，说他们受骗了，上了外事局一些人的当。“他们群情激愤，集合队伍，摩拳擦掌，要去冲外事局，有的甚至几乎要动手打起来”，杨成武当即制止。

总参近乎乱了套。8月30日，叶剑英在三座门（笔者注：军委办公所在地）召开会议，“肖华、张爱萍、王尚荣、雷英夫和杨成武都参加了。叶剑英主持会议并作了指示。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也讲了话，指出王尚荣、雷英夫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说，杨成武有什么缺点，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但不允许这么搞。张爱萍副总长也讲了话，批评了王、雷二人。王尚荣、雷英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陈虹说，本来事情到此已处理完，“可是林彪知道了，却抓住不放，他说此事一定有后台，要撤作战部长、副部长的职”。“第二天，林彪亲自召集军委会（笔者注：据有关资料，军委第56次常委会在9月1日举行），老帅们大都参加了，贺龙副主席也到了会。林彪讲了对‘八二五’事件看法后，坚持要撤掉王、雷的职务。他的意见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认可，于是会上决定撤销王尚荣、雷英夫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职务，交代问题。随后军委给各大军区和军兵种发电，宣布了王、雷被撤职的事，作战部掀起了对王尚荣、雷英夫的揭发批判。总参各部局的同志也到作战部参观大字报。这就使总参机关的局势得到了控制，变得较为平稳”。

陈虹又说：“客观地讲，林彪当时利用了‘八二五’事件，对王尚荣等人进行了迫害，并借这个事件整了贺龙同志，这件事的平反是完全应该的。但这不等于说这个事件就是正确的。就这件事本身来看，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不能说成是对的”。

笔者十分同意陈虹最后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却难以同意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对总参“8·25事件”的定性，周恩来早在林彪之前已认定是王、雷要夺权，周不是说了“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吗？林彪后来坚持要对王、雷按原则处理予以撤职，并没有什么错，否则，作为军队中枢的中枢——总参机关的局势难以稳定。而且，这一处理意见得到了军委常委会议全体与会者（包括贺龙）的一致认可，不能说是林彪一人对王尚荣（陈虹此处没有提雷英夫）的“迫害”。陈虹文章还多处为杨成武开脱，认为杨并无意要处理王尚荣，这恐怕也有违当时事实。总参大院内发生的事，杨成武不主动去汇报，周恩来、林彪怎会这么快就知道？以杨的脾性，周、林对事件的性质都已表了态，维护了杨的权威，杨高兴还来不及，还会为王尚荣说什么好听的话？

对“8·25事件”，毛泽东本人也是知情的，对王、雷的处理，毛表示过支持。1967年2月3日毛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现在流行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头上了，不行了。不过斗来斗去，错误的人总是站不住脚的。街上有打倒杨成武的大字报，打倒肖华的大字报就更多了。杨成武是代总长，管好几个部，作战部要打倒他。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来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

雷英夫在其以后的口述回忆录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进述了他在文革前夕及文革中如何“三次得罪康生，康生欲置我于死地”，“江青把矛头指向我，在毛泽东面前告了我的御状”，“一次与林彪无法避免的接触，便我得罪了林彪”（雷所有的这一类说法，人们都难以得以证实），却只字不提自己在文革前期过分突出的表现。关于“8?25事件”，雷只有一句“1966年8月25日，我和王尚荣被林彪等用莫须有的理由突然逮捕了”，闭口不谈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如此假话连篇，难道又是号称“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应有的道德承担？〔11〕

于此，笔者再次感到纳闷的是，当时作战部九位副部长，为什么仅仅雷英夫一人与王尚荣写了批杨的大字报？这是否再一次证明了雷英夫此人确实非同一般的热衷政治，不守本份？

4、“诬陷刘少奇”的材料

总参“8·25事件”之后，雷英夫被关押多年，对此，人们本应予以同情。惟每念及此人文革前夕及文革初期主动献身的“左派”行迳，似乎又觉得他是有点儿咎由自取。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7月26日，华国锋以军委主席名义批准任命雷英夫为后勤学院训练部副教育长。此时的后勤学院，以原军政大学后勤系为基础组建，经军委批准，执行大军区级职权。雷的职务，大致相当于正军级别。〔12〕

后来有人说，当时的后勤学院院长陈漫远、政委李聚奎很欣赏雷的才干，多次写报告要雷到后勤学院任副院长，后经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批复，只能任学院副教育长，并在工作中继续考察。经笔者查证，罗瑞卿于当年7月15日离京到西德治腿伤，雷的任命是7月26日由华批准的，中间有十一天的空档期。罗是否确有那样的批复？雷的任命是否在华之前已经出国前的罗批准？今天已难以考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雷是绝对不可能回到总参谋部的了。

长话短说。转眼到了1980年8月，“两案”审理进入“取证”阶段。“办案人员在浩繁芜杂、数量惊人的案卷材料查阅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份‘有关少奇同志的材料’，上面有‘雷英夫’的签名及日期。这就是1966年8月林彪批给江青，经江青圈阅的诬蔑刘少奇的材料原件，也是林、江勾结制造全国最大冤案的一个罪证”。〔13〕

“细心的办案人员对这份材料作笔迹鉴定，发现正文不是雷的笔迹。全文共九页，前后字迹不同，大家对字迹进行了反复辨认。具有过目不忘能力的取证人员突然想起他见过林彪办公室一位秘书的交代材料上的字与这字体相同，找来那位秘书的字进行对照鉴定，果然没错。办案人员找到那位秘书，此人证实了1966年8月13日原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来找叶群，叶群拿了一份材料让他誊抄。他抄了两页，另一个工作人员抄了七页。叶群让雷英夫在材料上签了字。这是雷英夫写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这个秘书为此写了证词”。

“两案”办人员随后还找到了雷英夫1966年8月关押后被抄走又辗转移交的五个笔记本，其中一本记载了当年8月11－14日林彪、叶群与雷的谈话梗概，这就是本文开头“两案”起诉书所指控林、叶、雷的主要内容。惟起诉书没有引用叶群对雷英夫所说的其中一句关键性的话：“1965年12月上海会议中，少奇约她去谈罗的问题。叶说了一半，刘就不听了。并说：‘雷英夫有些能力，但意识不好，他的材料不能相信。’林总说，这实际上是说他”。

参与“两案”审理的图们，后来写了一本书，全文转录了这份“有关少奇同志的材料”。本文转录如下：〔14〕

一、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从不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传达执行主席的指示。例如少奇同志一九六四年九月给江渭清同志的信，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宣传毛主席指示的集中表现。他借口是江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没有蹲点，不了解情况，手里没有真理，实际上是说王光美桃园大队的经验是真理。而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个十条却不是真理。因此，大家应该学习王光美的经验。不应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这是何等恶毒的作法。

二、自以为可以和主席“平起平坐”，可以当最高领袖。这里我印象最深的有四件事：1、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罗瑞卿想在人代会上讲“以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事前，彭真亲自定了调子。2、一九六五年九月，朱德同志在会议上提出，将来打起仗来，“最高统帅是刘少奇同志”，根本不提毛主席。少奇同志和朱坐在一起，不加反驳，还很得意，看来很听得进去，使人吃惊。3、近多年来，每逢十一、五一等节日，报纸上都是刊登毛主席、少奇同志两张一样大小的照片，从未见少奇同志有谦虚的表示。4、九评中提出，“以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此事由来如何？不清楚。

三、少奇同志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外，在历史上也犯过很多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他虽然背着“一贯正确”的包袱，但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懂毛泽东思想。例如：1、一九四六年所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和政策，使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工作受到了损失。2、一九四七年在西柏坡土改时提出，“家家冒烟，村村点火”。使土改发生了大偏差。3、一九五○年在天津蹲点时，提出了资本家可以管理企业的政策，有严重错误。听说当时就是在王光美的哥哥在天津所开工厂蹲点得出的结论。4、一九五六年八大时，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去掉了，少奇同志说七大时有必要，现在可以不说了。5、一九六二年赞成陈云等同志的右倾意见。6、一九六四年农村社教中搞了桃园大队那一套完全不相信群众和广大干部的政策。这是资产阶级神秘主义和《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中的一套做法。少奇同志负责搞的后“十条”也是形“左”而实右的。7、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二日，少奇同志和越南黎笋的谈话，是和主席的谈话精神完全相反的，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主席多年来一再说，越南人在南方打的很好，对游击战、人民战争有发展；少奇同志却说越南人民军没有学会打歼灭战，不会打仗。主席历来说，我们要向越南同志学习，并说他要到越南南方去；少奇同志却说，越南同志要先承认自己不会打歼灭战，然后才肯学习，或者，越南派旅以上干部到中国来学习，或者中国派韦国清同志到越南去教。主席历来说，要防止大国沙文主义，不要盛气凌人，干涉别人内政，越南的事归胡志明负责，我们做后方和支援；少奇同志却以老子训儿子的方法和人家谈话，并干涉人家内政，说什么你们两次歼灭战，都是陈赓和韦国清代替你们指挥的，这引起武元甲的不高兴，我这些话只能告诉胡志明、范文同同志，其他人不能讲等等。主席从来不愿多讲自己，一谈到自己总是很谦虚。少奇同志却相反，他说“从一九四九年我就过问越南问题，陈赓、罗贵波、韦国清、乔晓光等，都是我派到越南去的。”8、一九六六年二月，少奇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可以考虑派代表团到苏联参加二十三大，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了解情况。（这个会上总理等多数人，是主张不派代表团的）

四、少奇同志的组织路线方面也有很多错误。

1、不传达不执行主席的指示；（如文化大革命）

2、对主席不请示不报告，搞独立王国；

3、安插私人，有宗派圈子；

4、包庇坏人（如彭真包庇罗瑞卿，对小型会所定的清规戒律，都请示过少奇同志），彭真在刘的支持下，非常狂妄，例如在65年彭德怀调离北京时去西南前，竟对彭德怀说：“如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你还是国防部长。”

5、打击镇压革命左派，实行白色恐怖；（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例子）

五、思想作风

1、惟我独尊，一言堂，但又拿不出什么办法；

2、经常拿帽子、棍子压人、打人，很多人说他是阎王；

3、吹棒老婆，达到非常庸俗、低级的地步。如王光美在桃园大队蹲点后，少奇带着她到全国各地去作报告，要中央批发了她的报告，并加上很多按语，说她的经验“带有普遍意义”。要全国县以上各级常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少奇同志给江渭清的信中又提出要“学习王光美同志的报告”，因为她手里有“真理”。王光美作报告时，少奇同志也当众大肆吹棒，很多话说的肉麻。

4、少奇同志的岳母是资本家老婆，常住在少奇同志家里，享受常委的待遇，少奇外出时，也带到各地游山玩水。这是丧失立场的事，影响很坏。

六、攻击养病的老同志。

一九六三年五月底，少奇同志在昆明说：“不作工作比什么错误都大。”又说，“这些人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了，现在他们已经有产了，有产不只是有钱，老资格、名义、地位、功劳、文章写得好都可以成为资本”等等。这些话中有无影射攻击林彪同志之意，值得怀疑。

肖思科的《超级审判》，是采访了图们以后写的。但以“图们、孔弟”署名的《共和国最大冤案》与肖著所述有更多交待的是，图们、孔弟说，雷当时写了一封致“林副主席并报主席”的亲笔信，“有关少奇同志的材料”，是附在信后的。图们曾看过雷英夫亲笔信的影印件，发现林彪在雷信的天头批道：“江青同志此件请阅。并请酌转主席阅。林彪8月14日”，江青在信上面圈阅了。毛泽东也圈阅了。〔15〕

官方舆论多数认定，“诬陷材料”是林彪、叶群找雷写的，但也有认为是雷主动送上门的。笔者认为，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惟“诬陷材料”为什么会出自雷英夫之手？令人好生疑惑。以现有材料来看，雷与刘勉强可以扯得上有些关系的，仅是1940年代中期雷在北平军调部，刘后来的夫人王光美亦在此时参加军调部中共方面工作，与雷短期共事过，而中共建国后雷与刘、王便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难道真的是叶群告诉他的那一句话起了刺激作用？况且，雷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当时尚未对外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高层的变动，以及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他揣测得如此迅速、准确，政治嗅觉如此灵敏，真是匪夷所思！

此外，人们也许会问，雷送刘少奇的材料是在8月14日，为什么相距不到半个月，又因“8?25事件”被林彪下令撤职查办呢？笔者认为，让刘少奇靠边站，是毛泽东本人的“战略部署”。在雷英夫材料的上报过程中，林彪只不过扮演了一位中间人的角色。林彪将雷的材料送到毛处之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结束，刘的靠边站已属必然，雷的材料对此过程并不会起到什么大的作用，更多的只是成为林的一种政治表态。而“8?25事件”突然发生，林彪一旦要在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之间作出抉择，他无理由不支持前者而支持后者，　不管他雷英夫是否在十多天前还有“功劳”。

5、“我那个问题是毛主席批准的”

雷英夫1978年10月到后勤学院任职，时训练部教育长是李汛山，副教育长除雷外，还有周复，董荆玉，翌年又增加了北沙，尤继贤。〔16〕

李汛山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四方面军老人，1955年的少将，颇具资历，建国后曾历任军事学院后勤工作教授会主任，高等军事学院后勤教研室主任。文革前，为后勤学院副院长，文革中又任总后军政干校校长。雷虽很得后勤学院某些主要领导器重，但李汛山却不卖他的帐。其中原因，除李看不惯雷经常“握住女同志的手”陋习不改及两人在工作中或人事问题上的分歧外，更重要的是，李认定雷并无吸取文革的教训，在干部中拉一派打一派，一心想坐上教育长的位置（教育长相当于兵团职。笔者注意到，在雷口述回忆录的作者简介中，亦自称“离休前任解放军后勤学院训练部教育长”。顺便说一句，雷在此简介中还将曾任周恩来军事秘书一职，提升为“军事顾问”）。

李汛山不满后勤学院主要领导对雷的偏袒，于1980年6月越级向军委纪委去信，反映雷英夫的问题。信中说：“我今年已经七十岁了，应该让贤了。但是如果让给雷英夫同志这样的人，我是很不放心的。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后勤学院的建设，我不得不写信反映上述问题”。〔17〕

雷英夫得知李汛山对他的态度，背着李汛山于当年9月28日签发训练部党委向学院党委的报告，借其他党员干部的名义，“建议院党委报请上级党委免去李汛山同志教育长的职务，另分配适当工作，这是刻不容缓的”　。并建议“院党委要立即调整训练部领导班子”　，“现在训练部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没人抓总，别人代理又说是夺权，建议快点调整，否则爱莫能助”　。〔18〕

非常值得庆幸的是，就在雷英夫的目的眼看就要达到之际，其“诬陷刘少奇”的问题暴露。9月29日，军委命令将雷英夫隔离，10月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免去雷英夫训练部副教育长的职务。〔19〕

这回，雷英夫是彻底地完了，李汛山以为。但他完全没有想的是，事情的结局是那样地出乎所料。

“两案”办在“林彪指使雷英夫诬陷刘少奇”此一案例的查证起诉过程中，触犯了一个“潜规则”？——毛泽东本人批示同意或圈阅过的文件，是万万不能拿来作为“罪证”的。雷英夫签名的上报材料虽然没有经毛圈阅的字迹，但毛已圈阅在雷报送材料的“亲笔信”上。而所谓“圈阅”，从某种角度上说，完全可以视同毛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更或者可以视同为毛已默然同意。如果把这一材料作为“罪证”并公开审理，岂不将“伟大领袖”也牵涉其中？

“两案”办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本来不应发生的差错？笔者推测（仅仅是推测而已），可能因为找不到其他林彪“迫害”刘少奇等更好的材料，一旦发现了这一份，欢喜若狂，如获至宝，以致有欠周密，只注意了材料本身而没有注意到雷的信。而在起诉书的起草阶段，没有发现这一漏洞，待重新过滤一遍“证据”以及再三质询过雷英夫本人后，漏洞显现，对此一指控，已不能再进行所谓的“庭审调查”，但在最后的判决书上似乎又不能不提及起诉书上已有的这一“最大冤案”的最主要案例，最后只能一笔带过，草草收场。

据说，在起草起诉书前，“两案”办已找过雷英夫核实情况，雷已说过：“我那个问题是毛主席批准的，总理和叶副主席也知道”，但雷的话没有引起“两案”办人员的重视和警觉。

说到这里，其实已经表明了存在两个标准——同是“诬陷刘少奇”的事实，如果没有毛的“圈阅”，那就是“罪”，毛圈阅了，就仅是“错”了。所以，雷只是犯“错”，没有犯“罪”（而转信的林彪，横竖都是罪）。

1981年春，雷英夫经总政批准解除隔离。夏天，雷在青岛疗养后回京路过济南时，有人请他吃饭，雷说：“我是受冤枉的，军委要派人给我平反，我揭发刘少奇是周总理叫我揭发的”。还说：“现在院里将取消教育长，训练部设部长，回去要我当训练部长。”〔20〕

回京后，雷倒没当上训练部长，后勤学院将其列入了“待分配干部”名单中，编入待分配干部支部过组织生活。1985年7月，雷离职休养。

雷英夫未能入罪，几乎被雷整倒的李汛山很不甘心，多次整理雷的材料在军内上报，但均无回音。李汛山转而以其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国家权力机关提议对雷“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此，1982年1月28日，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致函最高人民检察院，函件全文如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

转来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汛山要求追究雷英夫刑事责任的提案已收到。现将我们向有关部门了解的关于雷英夫的问题报告如下：

一九八○年中央领导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过程中，除查明雷英夫按照林彪、叶群授意写了诬陷刘少奇主席的材料外，未发现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其他阴谋活动，也没有发现雷英夫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证据，因此，没有认定雷英夫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从犯。鉴于发生问题时的特殊历史条件，诬陷刘少奇的主要责任在林彪、叶群，根据中央对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的人要区别对待的政策，没有追究雷英夫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涉及的人，有的也没有追究刑事责任，如王宏坤等。对雷英夫的上述问题，总政领导已责成后勤学院党委在党内要进行严肃处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一九八二年一月廿十八日

该函当然没有道出因为有毛的圈阅故此对雷难以入罪这一事情的真相，但所传递的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事情到此为止，请李汛山闭嘴。〔21〕

翌年1月，李汛山被令离休。

时间飞逝，有如白驹过隙，“两案”审判距今已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雷英夫已于今年1月9日在北京离世，其与早些年已去世的夫人刘革非两人的骨灰，现合葬于京郊万佛华侨陵园。至今，尚未见官方媒体对雷的离世有任何报道。

国人讲求盖棺论定。其实，有时未必要待盖棺，方可论定。刘少奇早在四十年前，就对雷英夫作了非常精当的论定——“雷英夫有些能力，但意识不好”。笔者始终认为，刘少奇此言，一针见血。

在上世纪中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雷英夫不过是一个小小人物，本不应值得我们如此关注。但人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的是，由于雷英夫身处的特殊环境，在这么一个小小人物身上，不仅可以反映了人性中极其丑陋的一面，而且，还可以相当程度地折射出当时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波谲云诡。（2005年6月）

注释：

〔1〕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页5、45。

〔2〕雷英夫口述　　陈先义执笔：《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雷英夫将军回忆录》（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引子。

〔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总参谋部　回忆史料（1927－1987）》（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页357－371。

〔4〕同〔2〕书，页145－152。

〔5〕［韩］徐相文：〈关于“毛泽东预言美军仁川登陆”的时间考〉，《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3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3）。

〔6〕卢建东：〈对雷英夫有关抗美援朝回忆若干问题的质疑〉，《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北京：《党的文献》杂志社，2001．2）。

〔7〕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纽约：明镜出版社，2004），页565。〔8〕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页180－181。

〔9〕《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附件四（1966．3．23），见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268号。

〔10〕陈虹：〈总参“八二五”事件真相〉，《党史博览》总第63期（郑州：党史博览杂志社，1999．9）。〔11〕同〔2〕书，页213－236。

〔12〕〔16〕〔19〕见后勤指挥学院编：《后勤指挥学院大事记》（1997．4）。〔13〕本段及下段文字引自肖思科：《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

〔14〕图们　孔弟：《共和国最大冤案》（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页22－25。

〔15〕同〔14〕书，页21。

〔17〕李汛山：《致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1980．6），原信复写件。

〔18〕雷英夫签发的中共后勤学院训练部党委（80）训党字第11号文件：《训练部讨论团以上党员干部大会情况报告》（1980．9．18），原件复印件。

〔20〕李汛山：《关于雷英夫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至今不认罪和后勤学院领导对雷英夫的重用包庇以及雷英夫来后勤学院后的阴谋活动的情况》（1983．2．22），原件底稿。

〔21〕与一般的正式公函不同的是，该函是手书的，不是打印件，而且没有编文号。另函中所举的王宏坤一例，与雷英夫也有所不同。王宏坤只是起诉书点了名，判决书没有再提及。王政治上、生活上均降了待遇，雷待遇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