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吴法宪最早于9月29日、叶群于10月12日各自作了一次书面检讨。延至次年3月中，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分别作了书面检讨。4月9日，吴法宪、叶群又分别作了第二次书面检讨。4月11日，毛泽东批示予周恩来而非林彪称：“恩来同志：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4月15日，黄、李、邱的书面检讨和吴、叶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在中央批（《吴faxian回忆录》封面）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印发。“九一三事件”后，又于1972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与吴、叶的首次书面检讨一并再次印发，并为各省、市、自治区大量翻印，以供批判。
上述书面检讨材料，是从一个侧面较为真实地反映了1970年间中共高层政治斗争内情的原始文本，颇有史料价值。而其中吴法宪1971年4月9日的第二次书面检讨（以下简称《检讨》），又为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种。
一、《检讨》文本对《吴faxian回忆录》的勘正
《吴faxian宪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无疑为近年出版的极受文革史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著述。未可否认，该部回忆录在诉说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心声的同时，也澄清了一些历史疑团。然而，在追寻历史真相的求索路途上，给予我们最可靠帮助的应该是原始文本而非回忆文本。况且，原始文本更可勘正由于各种原因而产生的回忆文本的失实与偏差。
以下，我们试以《检讨》中涉及1970年8月13日一天内的活动为例，对《回忆录》个别失实与偏差处作些必要的勘正。
1、《回忆录》：“一九七○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吴faxian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页780-781。下文仅注明页数。）
《检讨》：“去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在康生同志召开宪法工作小组讨论修改宪法问题的会议上，我采取了极其错误的做法。”
吴法宪在写回忆录时应未能参阅自己当年的检讨，但在《回忆录》之前早已公开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毛泽东传》、《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均已明确指出这一天为8月13日。这一天对吴来说理应十分重要，不应记错，不知为什么偏偏记错了。
对照《检讨》，《回忆录》同样记错了日期的，还有“八月十五日晚上”，（页783）据《检讨》应为“八月十四日晚”；《回忆录》“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晚上，我来到陈伯达的住处”，（页795）据《检讨》应为“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回忆录》“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陈伯达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那里去一下”，（页802）据《检讨》应为“八月二十六日黄昏，陈伯达打电话给我，说他到了主席那里，主席要他找我和作鹏、会作同志谈谈。”
2、《回忆录》：“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页781）
《检讨》：“在宪法讨论稿的序言部分有这样一段内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同志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
根据《检讨》，吴法宪与张春桥有争议的是在序言中写不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后来在宪法修改草案定稿时从序言部分移至第一章总纲第二条内），而不是《回忆录》所称吴提议在国务院“这一章”（实际上国务院在草案中只是一节而非一章）中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而且，提出异议的只是张春桥一人而非康生和张春桥两人。
3、《回忆录》：“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页781）
《检讨》：“后来又听张春桥同志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我情绪就更加激动。”
根据《检讨》及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西南组的发言，张春桥在当时并没有提及赫鲁晓夫。吴在西南组发言中的说法也仅是“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张在当时提及赫鲁晓夫，吴会气得比发抖更发抖，在发言中不会不大批一通。
4、《回忆录》：“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追问他：‘毛主席在那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页781）
《检讨》：“当时张春桥同志非常冷静，没有反驳我。”
看过张在两案审判时的表现，我们就会相信《检讨》的说法。张此时只会不动声色，深藏不露，他既不会去反驳吴，也不会急，根据《检讨》，更没有透露他“所说的那句话的来由”。
5、《回忆录》：“我按照陈伯达的意思，首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周恩来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我又告诉总理，‘张春桥说，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周恩来问：‘他是这样说的吗？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还告诉我，‘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出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页782-783）
《检讨》：“我完全忘记了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主席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圈了，也没有搞清楚张春桥同志所说的那句话的来由，……直到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以后，经总理指出，才弄清楚张春桥同志的那句话，是主席在接见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讲的。”
这一段，我们要质疑的主要是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周恩来支持他的坚决态度。根据《检讨》，吴在陈伯达家确实给周恩来打过电话。但：（1）既然争论的不是“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周有没有说过“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就很值得怀疑；（2）吴说自己完全忘记了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毛将三个副词圈去了，周恩来也忘记了吗？而且，三个副词是“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吗？周在1970年会称邓为“邓小平总书记”且会对别人说邓“很英明”吗？（3）周恩来“从来没有听到毛说过这样的话”吗？吴在晚年似乎忘记了他当年检讨时已知道，周恩来告诉过他毛是说过类似的话的。
毛接见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的时间，是1970年6月11日下午。据新华社电讯，毛与罗客人“进行了长时间亲切友好的谈话”，陪同接见和谈话的，是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虽然我们今天还不能见到这次谈话的全文，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毛在谈话中借批赫鲁晓夫对林彪进行了又一次隐晦的敲打。毛类似谈话记录，按惯例事后都会发至政治局成员。张春桥看出了毛话中有话（所以他才那么有底气），吴法宪没有看出来，但在现场的林、周、陈、康、黄难道也都听不出来吗？周抑或听出来了却另有所图？（所以他在吴法宪打电话当日没有表态而在“九一三事件”后的1971年10月才“指出”来？）
6、《回忆录》：“当时还想和林彪、叶群通个话，但是夜已经很深了，所以电话没有打。”“第二天下午，我才和叶群通了电话。”（页783）
《检讨》：“因为时间很晚，打完电话很快就回到家里，又急忙用电话把我的错误意见报告了叶群同志。”
据叶群1971年4月9日检讨，吴法宪给她来电话反映的时间也是“八月十三日晚”。
二、《检讨》并无任何涉及“国家主席”的只言片语
《检讨》主要“检讨认错”的，是对张春桥的“错误情绪”与自认为“陷进了陈伯达的圈套”，上了陈伯达的当。
关于张春桥，《检讨》称在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由于平时对张“积累了一些成见”，所以对张提出可以不将“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写进序言很反感，后来又听张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情绪更加激动，对张进行了“顶驳”，给张扣上了大帽子，把会议气氛搞得很紧张，会后，将情况向周恩来、黄永胜、叶群作了反映，在九届二中全会8月24日下午西南组发言时，又把矛头对准了张春桥。《检讨》称对不起张，已向张认错道歉，“由于我主观武断地反映了错误的情况，影响军委办事组的几位同志在庐山犯方向、路线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
关于陈伯达，《检讨》称8月13日会后陈“抓住我的错误情绪，乘机挑拨”，“经他这么一挑一捧，就中了他的毒，更加头脑发热”，“到庐山之后，陈伯达利用我八月十三日对张春桥同志这个错误情绪，更进一步进行挑拨和煽动”，“总之，我违背了‘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站到陈伯达反‘九大’路线一边，给陈伯达当了帮凶和义务宣传员”。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陈、吴等与张春桥的矛盾与论争，是庐山会议前夕及庐山会议期间双方斗争焦点之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该《检讨》，还是吴的第一次检讨、叶群的两次检讨及黄、李、邱的检讨，都没有任何涉及“国家主席”问题的只言片语。我们不但从《检讨》中看不到在庐山会议上吴法宪、叶群等在“国家主席”问题上与张春桥等有过争议，而且也可以由此想见“国家主席”问题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也并不是林彪及黄、吴、叶、李、邱的罪名，否则，毛怎么会御批“我已看过，可以了”？“国家主席”问题成为一个罪名，当在“九一三”之后。
首先被利用的，还是吴法宪。吴在1971年10月21日即“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到四十天就“亲笔交代”称：“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七○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有了吴的所谓交代，官方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罗织罪名：“林陈反党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权力再分配’的会议，阴谋利用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他们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要设国家主席。他们反党的理论纲领，是坚持天才的观点。核心的问题，是要设国家主席，是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
虽然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声称，关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句话，“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页788）但令人十分奇怪的是，在《回忆录》中吴却又多处提及林彪、叶群及吴自己在庐山会议前夕及期间多次坚持设国家主席。如：“我们坚持了林彪的意见：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国家主席，考虑到毛泽东不便出国访问，可以设国家副主席，总之要设国家主席；康生和张春桥则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顶牛了。”（页779-780）“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赞成你和李作鹏的意见。要说服他们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元首，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名不正，言不顺。”（页780）“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论不下。”（页781）“不到一小时，叶群的电话来了。她说：‘林彪同志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即以毛泽东思想为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坚持设国家主席）。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页783。据叶群检讨，吴向她反映的只是有人不同意写“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及说什么“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林彪听了电话内容以后，只是说要给毛写信，并没有说对吴支持的话，而林要给毛写信一事叶从旁劝阻了）。
可以肯定的是，《回忆录》中上述有关“国家主席”问题的“回忆”，是与《检讨》的内容对不上号的，我们相信，与当时的事实亦大相径庭。但是，吴法宪为什么在《回忆录》中自己要再次把水搅浑呢？为什么要林彪、叶群再次背上“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黑锅呢？这却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
三、毛泽东袒护江青之一例
《检讨》中提及一件事：“去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永胜、作鹏、会作同志和我两次在一起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永胜同志和我一起向主席作了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
黄永胜在1971年3月21日晚的检讨中也有类似说法：“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涉及的人和问题比较多。当时，我们感到问题较大，所以法宪、作鹏、会作同志和我曾两次在一块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我和法宪同志便到主席那里去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问题也没有说清楚。两次四个同志在一起商量，而德生同志没有参加，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
吴、黄检讨均语焉未详。此事内情究如何？为什么吴、黄在事情过了几近一年之后还要在检讨中再次提及？
其实，这是黄、吴、李、邱与江青一次未算成功的斗争。
官方编纂的《周恩来年谱》，对此事经过作了如下简要的表述：1970年5月17日，“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人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同时吹嘘自己是很成熟的领导干部，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会上，江青还说黄永胜等人在搞军党论。会后，黄、吴、李、邱分别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江青的言论，认为她要抓军权。毛泽东批评了江青。”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详细述及了5月17日这件事，但他把日期记错为“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上午”了（页753）。另《回忆录》说江青一共召来了六位政治局委员，据黄永胜检讨及《周恩来年谱》应为七人，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姚文元、谢富治、李德生。
据知情人称，黄、吴、李、邱从江青处回来后感到问题较大，商量由黄、吴到毛家湾向林彪汇报（后林办来电话召李、邱也去），林听了汇报后说：“江青把政治局大多数都攻击了，今天是直接攻击了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经毛同意，黄、吴从毛家湾直接到中南海向毛作了汇报。他们以为毛会大发江青的脾气，未想到毛只说了三句话：“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是可以的”，“江青也是一霸”，“你们今天到这里来，不要叫江青知道，你们今天和我说的这些问题，也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同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
《周恩来年谱》说毛批评了江青，是为毛作掩饰。毛表面应付说说“江青也是一霸”是假，实质上其实认为江并没有什么错（“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是可以的”），甚至还有一种可能，没准这一次是毛利用江放出的试探性气球？毕竟三年之后，不是毛领着批周的吗？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几近一年，为什么庐山会议之后在黄、吴的检讨中又被翻了出来？毛不是说不要叫江青知道吗？一检讨，江青不就知道了，黄、吴、李、邱不就“不好混了”吗？是黄、吴在此际主动公开（似有向江青示意以请求原谅之意。吴的《检讨》开头就有“在林副主席、总理、康生、江青同志多次严厉批评和耐心教育下”的话，将江的位置放在其他政治局成员之上），还是在某种压力之下被动公开的？向毛反映事情经过为何说成是“干扰”了毛？因当事人已全部离世，我们也再难追寻其缘由了。但无论如何，毛的态度十分清楚地表明，他是袒护江青的，袒护江青，也就是袒护着如张春桥之类的文革极“左”派。1970年5月17日向毛汇报的结果完全出乎黄、吴、李、邱等的意料之外（事后还被认为是干扰了毛），但他们似乎未有看透毛的内心世界而未能认真吸取教训，直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吴法宪向张春桥叫板而败下阵来之后才发现，毛其实是可以不要林彪这个接班人却不能失去江青、张春桥之类他的真正的思想继承者的！惟这一发现，对于吴法宪等人来说，为时已晚。
2009年4月稿
2012年6月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