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于战国初迁都琅琊之举，先秦著作多无涉，但至《竹书纪年》、《吴越春秋》、《越绝书》[1]、《汉书》[2]、《后汉书》[3]、《水经注》[4]、《山海经》[5]等却均有述及。就越迁琅琊之具体时间，尽管也见之于史籍，但却不尽一致，且多出自汉代及后人之手，去越颇远，不可盲从，不过各相关诸记载也予我们以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竹书纪年》：“元年癸酉，于越徙都琅琊。”周定王元年即为句践二十九年（前468年）；[6]《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句践）二十五年，从琅琊起关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句践二十五年，即周元王四年（前472年）[7]；《水经注·潍水注》：“句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琊”，越亡吴为句践二十四年[8]；（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据《史记·楚世家》，认为越徙琅琊在楚惠王二十一年，即周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9]差别最大的是《资治通鉴外纪·周纪八》记载：“（周贞定王五年）越王句践薨，子王鼫与立。后越迁琅琊，与淮夷共征战，夷遂陵暴诸夏，侵灭小邦。”[10]

当代诸前辈先生也曾探讨此问题，但一直未有明确定论：吕思勉先生《先秦史》基本认同《吴越春秋》的说法认为越徙都琅琊是在句践二十四年[11]。陈梦家先生《六国纪年》将之定为句践二十五年。已故越史研究专家蒙文通先生观点于此也基本一致，“为句践二十四年”。[12]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越句践元年考》一篇中认为越是在周贞定王元年即句践二十九年徙都琅琊。[13]当代很多相关著作也多采用这一说法：张习孔、田珏主编《中国历史大事纪年》：“（前468年）是岁，越徙都琅琊”[14]；《绍兴市志·大事记》：“周贞定王元年（前468），越徙都于琅琊”；[15]《浙江通史·先秦卷》：“周贞定王元年（前468，据今本《竹书纪年》推算），句践把越国的国都从会稽（浙江绍兴）迁到琅琊（山东诸城县东南）”；[16]刘亦冰著《越国后期历史述要》：“另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周贞定王元年“于越徙都琅琊”，即越灭吴后的第五年(公元前468年)”[17]；孟文镛《关于琅琊地望诸说》：“公元前468年，越王句践为了进一步逐鹿中原，经营北方，迁都琅琊[18]”等等。当然也还有其它的观点，兰新让《关于古代越国霸业兴衰的经济分析》：“2005年8月在公元前473年灭吴以后，越国开始打通了同中原各国的直接联系。到了公元前467年，越国又迁都琅琊，达到了越国霸业的高峰，同中原各国的联系更加频繁和密切。”[19]包括吴越研究专家陈桥驿先生在作于1982年的《古代于越研究》一文中说：“在公元前473年并吞了句吴，并于次年迁都琅琊[20]”，但陈先生的后面的另一篇文章中又修正到：“……勾践于周定王元年（前468年）迁都琅琊，从此称霸北国,，越族的发展达到了顶峰。”[21]

诸说分立，究竟以何为准？根据《越绝书》：“独山大冢者，句践自治以为冢，徙琅琊，冢不成，去县九里。”[22]等文献，《资治通鉴外纪·周纪八》之说已经基本排除。另外除钱穆先生就这一问题予之以详细论证外，其余大多是从某一文献条目出发，虽易达于精切，却终难以顾及整体。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中《越徙琅琊考》、《越句践元年考》及《越绝书吴越春秋记越年》等诸篇，结合文献记载，精心钩沉爬梳，参伍以求，错综以验，予徙琅琊之具体时间以详细论证。拜读后获益匪浅，深受启发，钦佩之余，然又稍嫌不足，自感有几处略欠严密，有待商榷，个人意见还是倾向于《吴越春秋》所述之二十五年前后说。

第一·越以琅琊为都，至何时为止。《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历八主，称霸二百二十四年，亲众皆失，去琅琊徙于吴。”《越绝外传·记吴地传》记载：“越王句践徙琅琊，凡二百四十年。”《越绝外传·记地传》又说：“亲以上至句践凡八君，都琅琊二百二十四岁。”《越绝书》的两处记载：一说240年，一说224年。[23]

《吴越春秋》、《越绝书》二百二十四年或二百四十年说，显然有误。《战国策·齐策》载：“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前推二百余年，即在齐王建二十年前后，此时，越在今山东、苏北之领土，早已为楚、齐所占。钱先生对之也表赞同，“越绝之误决矣”[24]，今多采《竹书纪年》记载：“翳三十三年(公元前379年)迁于吴”的说法，不过在此时，琅琊仍被越国控制，“大抵越人王翳徙吴，而淮泗地犹未全失，其后或居吴，或居琅琊，南北不厥都。自无强去琅琊，淮泗之地，始不为越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楚围徐州。钱穆先生经考订认为《越绝书》、《吴越春秋》：“其谓二百二十四年者，特为一百二十四年之字误”，此说疏证合理，与事实比较相符，具体内容可参阅钱先生原文。倘将徙都之年前推124年，恰恰是楚围徐州前后。《水经注·浙江水注》云：“越王无强为楚所伐，去琅琊。”根据《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索隐引《纪年》：“越子无颛薨，后十年，楚伐徐州。”《今本竹书纪年》：（显王二十二年）“楚伐徐州”。不过显王二十二年（即前347年），后溯124年，恰为句践二十五年（前472年），而非钱先生所说的二十九年。

第二·就越都琅琊的地望，历来也有讨论。查琅琊，史书记载有五处，分别是位于山东胶南、山东临沂、山东诸城、安徽滁县、江苏赣榆等。据《汉书·地理志》：“琅琊郡，秦置”，它是至西汉才移至东武（今天诸城市），东汉改为国，移至开阳（今临沂市北），隋废。安徽滁县之琅琊更是始称于晋，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载，系因两晋所封琅琊国王曾游历于此，故名此，更非越之琅琊。所以临沂、诸城、滁县等几处“琅琊”可以确定不是越迁都之“琅琊”。钱穆《越徙琅琊考》则认为句践所徙琅琊在赣榆。《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海国赣榆，本属琅琊。”最近，还有专家认为勾践的迁都地琅琊在江苏连云港的锦屏山九龙口古城址[25]，但此说缺乏文献资料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论证。近年经过考证和实地调查，现在基本认可越都琅琊应是以今山东省胶南市南之琅琊为确，其位于胶南县城南稍偏西，地处黄海之滨，现存有琅琊台故址，并有相当数量的越式兵器出土。具体的讨论，因为有专文述及，此不详述。[26]

笔者曾写过有关齐国地面防御工程遗址齐长城方面的论文，诸多史籍记齐长城东起之地恰为今胶南琅琊。《水经注》：“山上有长城，西接岱山，东连琅琊巨海，”《正义》引《括地志》：“……东至密州琅琊台入海。”《正义》引《太山郡记》：“……至琅琊台入海。”不过事实上，齐长城东端起点并不在琅琊台，“然论其实际，齐城实不至此，后人解说，谓此其著者而言。”“诸书所谓至琅琊台入海，或指地之著者而言，其实相距尚六十里也”。[27]近年来，经过实地的勘察测量，齐长城东端入海处应该位于今青岛市黄岛区于家河村东北，东径120度11分，北纬59度，西南距离琅琊台九十华里左右。[28]据《汉书·地理志》：琅琊郡条下颜师古所注：“《山海经》云“琅琊台在琅琊之东”，可知，齐长城入海处距琅琊应在百里之上。

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齐之国土：“聊(在今山东省聊城市西北)、摄(在今平县西)以东，姑、尤以西。”杜预注：“姑、尤，齐东界也。”姑、尤指姑水、尤水，今山东中部的大沽河、小沽河。即今烟台市、荣成市一带。由此可以知道，齐国领土在春秋末仍未东至沿海，齐是趁越吴争霸时，吴无暇北顾，而将疆土东扩至琅琊一带的。《史记·田齐世家》载：“田常专齐国之政，割齐自安平(今山东省青州市西北)以东至琅琊，自为封邑。”是年为句践21年，即前476年。可知，在此时琅琊一带已纳入齐国版图。但姜、田交接之时，国势较弱，是不可能动用如此巨大之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筑长城巨防的。只有“齐国之政皆归田常，”之后，尽诛鲍、晏、阚止及公族之强者，国势稳定，才足以建此工事，即为前473年前后，就此笔者曾有专门文章讨论[29]。而长城巨防，工程浩大，远非短时间之内就可完成，按常规保守推算，一两年内完成端头一带的修筑较为合理。

琅琊地理位置志重要已是不言而喻。是“联系海岱地区与三江五湖之重要港口”，琅琊虽近齐地，但水、旱两路四通八达，南通海道可达吴、越，西可到莒，西北可以很方便的到达齐、晋等国，还可以向南取道莒直达鲁、宋、陈、郑等中小国家。取道沂水、泗水，再经过邗沟可至吴越故地，当时为全国五大海港之一。[30]除东临海外，琅琊西、西南及北均是群山环绕，大珠山、小珠山、铁橛山、马耳山、五莲山等成一天然屏障，南通北达，易守难攻。

倘若真如钱先生所言，那样齐国修筑长城时放弃如此一重要位置，反而向东北方后撤百里有余来作为国境护卫工程的起点，便有些解释不通了。其中可能的原因便是在句践二十五年前后，越已经将都城迁到琅琊了。

第三·根据文献记载，越在句践二十五年后的数年内与东境鲁国交往非常频繁，据《左传》载：句践二十五年（前472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诸鞅来聘，报叔青也”[31]；句践二十六年（前471年），“闰月，公如越，得太子适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32]；句践二十七年（前470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庚子、孟武伯逆于五梧”[33]；句践二十八年（前469年），“夏，五月，叔孙舒帅师会越皋如、舌庸、宋乐筏纳卫侯，文子欲纳之”[34]；句践二十九年(前468年)，“春，越子使舌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骀上。二月，盟于平阳，三子皆从”[35]。

如吕思勉先生所言：“越迁都琅琊才有可能干与邹鲁之事。”倘若句践29年前，越一直都于会稽（浙江绍兴），距鲁远隔千里，往来必颇费时日，如此频繁之活动且又来去迅捷，实有不通。另据《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句践二十九年四月）“八月，哀公如陉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前后不过四个月，鲁哀公就从容行走于陉氏、卫、邹、越都城之间，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此越决非是南方会稽，而应为琅琊。蒙文通先生曾指出：“哀公之辗转如越，又自越返鲁，前后不过四、五月，亦证哀公之所往者是琅琊之越而非会稽之越也。”[36]这也可说明，当时越已经迁都将琅琊，所以才能这样来去匆匆。

《淮南子·齐俗训》：“（句践称霸后）然而胜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泗上十二诸侯，据《史记·田仲敬完世家·索隐》“谓边近泗水之侧，当战国之时有十二诸侯，宋、鲁、邾、莒之比也”。这些国家都在今山东南部，没有涉及其它国家，而是仅有东方沿海诸国在越“胜夫差”后齐率九夷以朝，也可作证明越亡吴后不久便北上徙都琅琊的旁证。

第四·此外，钱先生文中分析认为越灭吴后，国力受损，句践应正忙于收拾残局，整治国土，以奠定基业，匆促迁都有悖于常理，所以应采纳《今本竹书纪年》所记“于越徙都琅琊，在晋出公七年”的说法。但根据文献记载，在句践二十三年，越就“聘于鲁又聘于齐,越始通于中原诸国”，而欲称霸于诸侯。既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37]由此可以知道，越在灭吴后，国势并未受到大的折损，而是携灭吴余威，不断拓土掠地，远征北国，震惊海内。“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38]“号令秦、晋、齐、楚以尊辅周室，歃血盟。”[39]称霸之心昭然若揭，并非如钱先生所言，是兵力耗损，一盘残局，无力迁都北上。

此外，还可设想，倘越都当时仍是在会稽，就算兵力再强，若是不远万里开赴中原，也肯定兵马劳顿而成强弩之末了，肯定难同齐晋较量，更不用说挟制莒国，与诸侯会盟徐州，尊辅周室，号令中原诸强了。所以，钱先生的推断也有待于进一步的商榷。

第五·钱先生《越句践元年考》[40]一文，认为按《左传·哀公二十年》越灭吴，为句践二十四年，《越世家》所云亦与一致。而“《吴越春秋》系之句践二十一年，盖误以鲁哀二十年越围吴为句践之二十年”。“又《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吴越春秋》系哀公奔越事于句践二十四年，是又误以鲁哀年为句践年也，其事遂前后相差五年。”因此《吴越春秋》所记徙都之年应该后推五年，即为二十九年，这便与《竹书纪年》所记的一致了。诚然《吴越春秋》一书浅妄多误，如所记越亡吴：“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复悉国中士卒伐吴,会楚使申包胥聘于越。”根据《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可知这里的纪年错误，不过据此就将《吴越春秋》中所述事实因此就均增加五年，逆推前面句践生时诸年号均存五年之误，并不一定完全合适。如《吴越春秋》又说：“二十六年……鲁哀公以三桓之逼来奔越”这便与《左传·哀公二十四年》“闰月，公如越，得太子适郢，”所述史实吻合，可见事实并不见得如此简单，钱先生对此认为：“疑是后人疑其误而妄增入者”，笔者因学疏识陋，加之时间和数据所限，未对之作详细考证，是否是后人增入，尚需进一步的商榷。《吴越春秋》自不足当信史，然则条目“亦往往各有依据来历”，也含有含“未误之真相”。

虽然当时越迁都琅琊究竟是以之为都城、陪都，抑或仅仅是一小的都邑，目前还尚有些争论，但越灭吴后，北上图谋，以“四分天下而有之”的形势，于春秋末年势力达到琅琊一带是毋庸置疑的。结合上述论证，个人认为，不管是都城还是所谓的小都邑[41]，越迁都琅琊在句践二十五年前后的说法仍是较为可信和合理的。

[1]《越绝外传·记地传》云：“句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句践大霸称王，徙琅琊，都也。”《越绝书校释》，李步嘉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2]《汉书·地理志》琅琊郡琅琊县条：“琅琊，越王句践尝治此，起馆台。”《汉书》第六册，班固撰，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97年。

[3]《后汉书·东夷传?序》:“及楚灵会申，亦来豫盟。后越迁琅琊，与共征战，遂陵暴诸夏，侵灭小邦。”《后汉书》卷八十五，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2001年。

[4]《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山海经·海内东经》郭璞注：“琅琊者，越王句践入霸中国之所都。”《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6]《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辑校》，（清）朱右曾辑、（民国）王国维校补，黄永年评点。《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7]《吴越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8]《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9]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

[10]子鼫，《史记?越世家》索引引《纪年》作鹿郢。

[11]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2]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2年。

[14]《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张习礼、田珏主编，朱学西、张绍勋、张习礼编着，北京出版社，1987年。

[15]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绍兴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16]徐建春：《浙江通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17]刘亦冰：《越国后期历史述要》，《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8月，第21卷第4期。

[18]孟文镛：《关于琅琊地望诸说》，《绍兴文理学院报》，2006年第16期。

[19]兰新让：《关于古代越国霸业兴衰的经济分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第25卷第4期，2005年8月。

[20]陈桥驿：《古代于越研究》，《民族研究》1982年第去期。

[21]陈桥驿：《越族的发展与疏散》，《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22]《越绝外传·记地传》，《越绝书校释》，李步嘉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23]《越绝书校释》，李步嘉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24]林华东：《越国迁都琅琊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25]袁华明：《越国迁都之“达芬奇?密码》”，《观察与思考》，2006年第14期

[26]可参考孟文镛：《关于琅琊地望诸说》，《绍兴文理学院报》，2006年第16期。

[27]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第12～13页，中华书局，1979年。

[28]《齐长城》：路宗元主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年。

[29]任会斌：《齐长城建置年代初考》，《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30]另四为碣石(今河北秦皇岛)、转附(今山东烟台)、会稽(今浙江绍兴)、句章(今浙江宁波)。

[31]《左传?哀公二十三年》：《春秋左传注》，杨伯峻编着，中华书局，2000年。

[32]《左传?哀公二十四年》：《春秋左传注》，杨伯峻编着，中华书局，2000年。

[33]《左传?哀公二十五年》：《春秋左传注》，杨伯峻编着，中华书局，2000年。

[34]《左传?哀公二十六年》：《春秋左传注》，杨伯峻编着，中华书局，2000年。

[35]《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春秋左传注》，杨伯峻编着，中华书局，2000年。

[36]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

[37]《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史记》，（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2002年。

[38]《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史记》，（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2002年。

[39]《越绝书校释》，李步嘉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40]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2年。

[41]施放：《越国有没有可能在琅琊建都》，《海峡两岸越文化研究》，费君清、王建华主编，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