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小组按】近日，习近平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消息见诸报端。
有人认为，总书记兼任这一身份是挤了总理的位置，不合“循例”，由此还引申出诸多猜测。而事实上，由总书记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的惯例，江泽民、胡锦涛等都担任过这一小组的组长。有媒体报道指曾有总理担任组长，但这个传言并不正确。
另外，不少分析认为：习近平担任多个领导小组组长，是个人的担当，也是时势的要求。作为小组长，习近平就是改革第一责任人，荣辱成败一肩挑。
近日，小组收到组员“薛溪祖”的一篇文章，他对中国的小组治国模式、习近平总书记的魄力和担当进行了分析。今天推荐组员阅读。
6月，据媒体披露，习近平又多了一个小组长头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加上之前已经披露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与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习近平理所当然成为中国最有实权的“小组长”。
在这么多习近平担纲的小组中，除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是崭新成立的机构外，其他都延续了中国正常的政治安排（其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则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进化而来）。有境外媒体指出，习近平以总书记的身份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是挤了总理的位置，不合“循例”，由此还引申出诸多猜疑。
据查，外界关于财经小组组长由总理兼任的传言并不正确，财经小组组长一直由最高领导人亲自担任。而分析人士指出，所谓“惯性”的思维判断也不合时宜，应与中国整个大的深化改革谋略结合后才能读出其中味道。
资料显示：现在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至少可以追溯到1979年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80年，当时作为最高财经决策机构的国务院财经委改为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院总理担任。1987年，时任总理赵紫阳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未卸下财经小组组长职务，直至离任。1989年，江泽民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继续担任财经小组组长一职。事实上，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以后，官方媒体再未披露过关于财经小组组成人员的信息。有媒体报道指朱镕基、温家宝两任总理先后担任。但这个传言并不正确。财经小组组长一直由最高领导人亲自担任，江泽民担任财经小组组长直至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胡锦涛2002年接任总书记后同样担任财经小组组长。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经济发展一直是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首要任务。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就对全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总结，这是其全面接掌经济工作总结权和评判权的标志。作为中国的“一把手”来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理所应当。
在中国的政治序列中，领导小组是个独特的议事协调机构。常常因某一个领域要改革攻关而临时设立，有些变成常设。可以集中相关部委力量，由更高层的领导出任组长协调各部。相比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科层制，这些小组的决策更为灵活机动，效率也更高。但因为领导小组不在正常的党政机关序列中，因此，多给人以神秘的印象。
其实，领导小组是非常常见的工作攻坚模式。早在革命时期，中共就有著名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决策小组”。中共建国后，这类小组成为政治常态。有外国研究者认为，后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政府将面临不确定的公共行政环境，而应对不确定的有效手段就是弹性治理，其特点是小型化、灵活化、服务化、团队化。这种临时性组织，美国著名组织发展理论专家沃伦·本尼斯称作“特组织”，美国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称作“任务小组结构”，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称作“专题工作班子”，在中国，它被称为“领导小组”。
所以，中国的领导小组制是历史经验，也是国际惯例。在需要大力破除既得利益，深入推进改革的重要关口，习近平更加倚重领导小组的力量，也是历史和现实逻辑的延续。
稍加分析，不难发现，习近平领衔的小组，是中国当下最急迫要改并且最难改的领域。财经改革、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军队改革等，无一不是急难险重。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领衔多个改革小组，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的改革真是到了生死关头。正像习近平在上任不久考察改革开放前沿广东时所表述的：“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从经济领域入手，逐步放开社会和政治活力，保持了社会稳定和发展。但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矛盾，在近些年正逐渐显露出来。用中共的话来讲，就是容易改的都改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进入深水区。
在这点上，总理李克强深有体会。
前不久，中国坊间传闻李克强因为国务院系统的慵政懒政震怒地拍了桌子，指责底下各部门推诿塞责，“政令不出中南海”。作为中国经济的大管家，李克强深知中国的经济依然处在市场经济的完善阶段，必须捋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所以，李克强上任伊始，便大力推动“简政放权”，但实施一年多以来，阻力重重。连国务院也在6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间接承认“不少政策措施落实的力度不到位、效果不明显”。从权力的牙缝中夺肉，谈何容易？庞大的官僚机器在保证国家正常运行的同时，也在不断因循守旧，消磨改革锐气。
这就是习近平推进深改面临的“严峻生态”。他所面对的敌人，是不适应时代的体制，是中国庞大管理者中的腐败分子、懒惰分子，还有更难捉摸和根治的干部作风问题。他要不断与这些事情作斗争，同时还要团结起更多他的同事，一起努力向前。
比如之前多年未能突破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在习近平视察北京，召集三省一把手开会后，实现了突破性发展，京津冀一体化方案预计6月底出台。由此可见，在棘手的痼疾上，依靠总书记的政治影响力推动，是最有效的方式。
因此，习近平担任多个领导小组组长，是个人的担当，也是时势的要求。作为小组长，习近平就是改革第一责任人，荣辱成败一肩挑。
这个是中共政治迥异于其他国家的地方，中共长期执政地位，决定了这个政党和他的总书记永远是中国的第一责任人。不像多党制执政的国家，上一任执政党留下的烂摊子可以甩手给下一个政党收拾，中共不行。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说：“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政治责任是最最重要的……没人承担责任的话，那你的政治制度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恰恰来源于老百姓的口碑，所谓的“民心”。
环顾历史和世界，在任何一个政体中，领导人的素质往往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最基本的就是要有担当意识。领导人愿意负责任的国家和民族，充满希望；领导人之间，政党之间互相“踢皮球”的国家和民族，往往精力内耗，错失改革良机。对中共来说，乌克兰、埃及、伊拉克等等国家的遭遇，可谓殷鉴不远。
因此，习近平喜欢引用的中国古代典籍《诗经》的话来表述自己的治国心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至于某些人对领导小组权力集中的质疑，其实也大可不必。
领导小组既然是小组，自然是集体决策，这期间就体现了民主。无非就是在最后拍板的时刻，要有个敢决断、敢负责的小组长。习近平身为中共党员，必然受到中共纪律的约束，身为小组长，也不可能凌驾于整个体制之上，他必须要尊重并充分听取小组成员的意见。所以，领导小组的运作方式就是民主集中制，效率自然远胜过七嘴八舌、为反对而反对的“扯皮民主”。
前不久，即将卸任的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对记者感慨说，如果阿富汗能再来一次机会，肯定会选择中国模式。这是一个领导人对自己国家错过的历史机遇的惋惜，也是对中国成就的赞赏。
经过近两年的党内整风和大力反腐，以及在反恐、领土及外交上的一系列布局，习近平正在掌控局面，进一步显出“智、信、仁、勇、严”的统帅风度。面对未来十年的战略机遇期，相信中国的“习组长”也会自信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准备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