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名教授林损(林宰平)讲解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居然称此诗类同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杜甫认为这位卫八处士很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老朋友，杜甫大不满意，所以，结尾处明确表态:“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从此之后，你卫八走你的阳关道，我杜甫就走我的独木桥。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明明是一首充满儒家人文关怀的好诗，可郭沫若先生居然能将它说成是反映杜甫反动地主立场的作品，大加鞭挞，无端指责，而且吹毛求疵到了这样的程度:“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三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
在动笔写作这篇小文之前，我曾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踌躇和纠结，是不是放弃才好，毕竟下面我文章中将涉及的人，都是些享有海内外盛誉、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术前辈。更重要的，是他们早在多年以前已经驾鹤仙逝，我如果不慎而写得有偏差、有缺陷，他们也无法加以纠错指谬，从学术讨论平等立场而说，“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并不公允。
但是，心灵煎熬、思想长考的结果，我还是决定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原因无它，就是建立在事实上陈说，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是学术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前提，是尊重内心学术良知的基本要求，同样也是对前辈学者学术贡献的最好纪念。
与当今学术界急功近利之风甚嚣尘上、愈演愈烈，学术成果的水准江河日下、滥竽充数，学术品格的尊严斯文扫地、惨不忍睹相比，我们的前辈学者，无论是知识的广博、学养的深厚、识见的卓荦、品味的高雅、视野的开阔、成就的杰出、影响的巨大，都是令人高山仰止、追慕无已的。
清人赵瓯北诗云：“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话说得既对，又不对。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学术高度政治化、文化极端商业化的社会里，这些学术大师的成就业已无法复制，那里还可能有几个人能做到“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呢？能稍稍认真地捣鼓出几份不太离谱的“文化快餐”，已属于难能可贵了。然而，这些学术大师的精神理应秉承弘扬，重振国学，再铸国魂，当是这方面的初步努力。无论什么时候，在我们这些后学者的前行过程中，他们的学术贡献，永远是一面具有引领意义的光辉旗帜。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对前辈学者以及他们的贡献，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敬仰不等于盲从，推崇不等于迷信，若是在其面前画地为牢、亦步亦趋，那么，学术文化的发展也就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像杜甫所说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更何况，前辈学者是“人”而不是“神”，“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受政治环境、学术资源、专业局限等外在因素或内在条件的影响，他们也可能出错，也可能闹笑话，甚至于闹匪夷所思的笑话。我们今天也应该秉持孔夫子的教诲，“当仁，不让于师”，实事求是加以指出，这才是对待学术事业应有的正确态度，也是对前辈学者和他们的贡献的真正尊重。
前辈学者中，的确有不少才高八斗、学贯古今的大家名流，但是，学问大的人，往往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棱角，甚至有一些怪诞的言行，这同样会在他们的教学与研究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张中行先生在其回忆文章《红楼点滴三》中曾提及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名教授林损(林宰平)在课堂教学上的趣闻，说这位林教授上课时常常是发牢骚，讲题外话，讲解诗歌，一学期不见得能讲上几首，就是这么寥寥几首，也经常喜欢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如讲解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居然称此诗类同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杜甫认为这位卫八处士很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老朋友，杜甫大不满意，所以，结尾处明确表态：“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从此之后，你卫八走你的阳关道，我杜甫就走我的独木桥。将一首歌颂真诚友谊的诗讲成这般模样，也称得上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了。怪不得，到后来林公铎先生会让北京大学给解聘了。
林公铎先生的奇谈怪论，还是属于在课堂上信口开河的范畴，大概连听讲的学生也不会把它太当回事情。可是有的学者的研究虽说没有像林先生“高论”那样出格，可是其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颇有商榷的余地的，更为要害的，它们还堂而皇之地刊诸于论文或专著，广泛传布，徒增纷扰。究其原因，发表这些观点的先生都是有大学问的专家，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则就免不了纵才使气，率尔操觚了，以至于导致观点有所偏激，结论有所乖戾。
像童书业先生天资之高、功底之厚、学问之大，乃是名闻整个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的。作为历史学的权威学者，童先生专长于春秋史的研究，著有《春秋史》、《春秋左传研究》等鸿篇巨制，其在这一领域的造诣之精深，直到今天也无人能出其右。此外，童先生在中国古代手工业史、中国绘画艺术史、中国陶瓷工艺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领域中，也是研究精湛、成就卓著的专家，相关论著都是后学者必备的案头参考书。敝人母校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数代人，至今提到童先生以及他的学问、他的逸闻，依然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引以为荣幸和骄傲。
可就是童先生这样的天才型学者，其个别的学术观点也一样难免是过度的标新立异，似乎颇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众所周知，《春秋史》是童书业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属于典型的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可是，就是这样严肃的学术论著，也可以发现其论证不够严谨、创意过于大胆，天马行空，自说自话。
譬如，该书第二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形”，设有“娼妓制度的猜测”一节，娼妓在春秋时究竟存在，是可以“猜测”的，但是，童先生所依靠的重要论据，居然是《诗经》中的《郑风.出其东门》等等，这多少有些离谱，不够审慎了。童书业先生所征引的《出其东门》的文字，是该诗的第一节：“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这里，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任何“娼妓”的影子或痕迹。
大家都知道，《出其东门》是一首歌颂坚贞爱情的诗篇，余冠英先生《诗经选》一书中有关此诗的题解，是一般人的普遍认知：东门游女虽则“如云”“如荼”，都不是我所属意的，我的心里只有那一位“缟衣綦巾”、装饰简朴的人儿罢了。
可就是这样一首普通的“爱情诗”，让童书业先生将它与娼妓制度联系了起来，还滔滔不绝引申开去，说它“隐约有娼妓制度的存在”，理由是“东门外为何会有如云的游女……他们和她们怀着什么目标，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恐怕也太求之过深，离题万里了。可它的的确确是写进了严肃学术著作当中，白纸黑字，立此存照的。这不能不说是童书业先生的小小疏漏，也是《春秋史》一书中的软肋。
其他像童书业先生在其《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一书中论说庄子与杨朱为同一个人，断言庄子为儒家孔子弟子颜渊一脉的“后学”，同样也是没有充足证据的推理，在学术上恐怕是难以让人所苟同的。治学严谨的童书业先生尚且如此，当时更多的学者或许也就更下而等之了。
在诸多学术前辈中，比童书业先生走得更远的，可是多得去了。随便举上一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学界还曾流传过“墨子为印度人”之类的观点，发明者可不是普通人，而是颇有名望的大学者胡怀琛，他在《东方杂志》、《中国学术周刊》上发表《墨翟辨》和《墨学出于印度辨》两篇文章，后又出版《墨学辨》一书，石破天惊地提出“墨翟出于印度”、“墨翟为印度人”和“墨翟为印度婆罗门教徒”等说法，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一时骚动。
更令人惊诧的是，赞同此说者居然是大有人在，如有一位名叫金祖同的学者，就曾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墨子为回教徒考》，更提出墨子为阿拉伯人。这些名教授所申述的理由，就是《墨子·贵义篇》有墨子“色黑”的记载，所以他们就论断墨子是印度或阿拉伯人，这纯粹是一种臆测，怪诞荒谬，实在是太夸张了。如果以皮肤“色黑”来推断墨子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那么就干脆将墨子说成是非洲人算了，因为他们的肤色更加黝黑。
近些时间来，社会上怀旧情绪漫延，不但向往毛泽东时代，而且更对民国时期充满遐想，说什么“民国范儿”。学术文化同样以民国为尚。但是民国没有那些人所想象的那么美妙，同样的道理，民国时期的学术文化也没有优秀到高不可攀的地步，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固然出过很多的第一流精品，但也不乏胡言乱语的垃圾，一样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我们在今天，实在没有必要将当时的学术文化成就加以神秘化，神圣化，更是用不着因此而丧魂落魄、顶礼膜拜。
前辈学者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学术根抵至厚实，知识积累之丰盈，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望其项背的。可是，为什么，有些今天看来属于常识层面的东西，他们也会犯迷糊，闹笑话的呢？这中间一定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我想，这中间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于两点。一是“趋时”，二是“自大”。
先说“趋时”。
中国是一个拥有长期专制集权政治传统的国度，在这种统治模式之下，读书人与政权之间就很自然地形成了所谓的“毛”与“皮”的关系。读书人没有独立的人格，这就很难坚守有“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读书人个人奋斗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进入体制，依附于体制，服务于体制，即所谓“学成百般艺，售于帝王家”。
这样的主仆依附关系，决定了读书人一切唯上是从、唯书是从、唯官是从。“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这在其学术研究中同样要得到鲜明的体现。于是，必然会削学术研究独立性、科学性之“足”，去适当局的意志和好恶之“履”，必然会导致学术研究结论上的理性价值与文化公信的被扭曲甚至消失，这是不以学者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郭沫若就是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的例子。
在我们那个青少年时代，郭沫若无疑是整个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龙头老大。郭先生是真正的天才，才华横溢、聪慧绝顶，在近现代中国，除梁任公之外，恐怕无第二人了。他搞什么，都能臻至第一流。写新诗，写出《女神》，让其他新诗人黯然失色；研究甲骨文、金文，捣鼓出《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名山之作，荣登甲骨“四堂”之榜，“堂、堂、堂、堂，郭、罗、董、王”(甲骨文研究领域的最著名四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研究历史，则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奴隶制时代》等鸿篇巨制面世；客串戏剧，笔下风云，便有《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高渐离》、《南冠草》、《屈原》等历史剧引领风骚、独占鳌头。这种才情，这种气概，他人是望尘莫及的。胡适等人，虽与他政治立场不同，但是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时，仍积极提名了他，可见郭沫若的学术水平与成就的确为举世公认，实至名归。
然而，郭沫若先生的品行似乎颇不为人们所欣赏，鲁迅当年曾以“才子加流氓”之形象比喻，加以讥讽。撇开生活私德方面的毛病不说，郭沫若先生的最大问题，是政治上跟风太紧，缺乏文人的应有风骨，投机钻营，是典型的“歌德派”，颇为正直者所不齿。看看他在“大跃进”中推出的《百花齐放》诗集，就可知道一个文人学者如果突破了做人的底线，那真的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郭沫若先生这种政治投机心理，也一定会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有充分的表现。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事例。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大浩劫期间，中国学术界可谓是万马齐喑，一片肃杀。整整十年中，除了评法批儒的东西，比较正经的纯学术著作只有两本书，一本是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另一本就是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可是，你看看这部风靡一时的《李白与杜甫》，真的会教人感叹政治竟然能这样的折腾学术，也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观了。
据说，毛泽东比较欣赏的唐代诗人是“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对号称“诗圣”的杜甫则不怎么感冒(当然，在“文革”前，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对杜甫也存在着过度拔高的现象，像萧涤非先生那样推崇杜甫为“人民诗人”就大可不必)。毛泽东的看法只不过是他个人的爱憎取向，可是在惯于揣摩上意的郭沫若先生那里，却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圣旨”，于是，他就在自己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极尽贬损、咒骂、污蔑杜甫之能事，斥责杜甫的地主阶级反动立场这就奇怪了(难道李白就站在了劳动人民的立场)。对杜甫的诗歌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为此，他对杜诗不惜罔顾事实，曲解诗意，任意栽赃，全盘否定。
看看他设的标题，就可以他为了迎合毛泽东的旨趣而对杜甫大泼脏水、发泄莫名其妙的深仇大恨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嗜酒终身”。有的说法真的是过于夸张，到了匪夷所思、令人喷饭的地步。例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明明是一首充满儒家人文关怀的好诗，可郭沫若先生居然能将它说成是反映杜甫反动地主立场的作品，大加鞭挞，无端指责，而且吹毛求疵到了这样的程度：“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三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这样的论断，如果不是强词夺理，那什么才是强词夺理呢！
郭沫若先生对该诗的抨击并未到此罢休，还在继续：“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得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欢喜，自己就住破房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
诗解释到这种程度，哪里还剩下什么学术性，只有泼妇骂街式的霸道，典型的诛心之论，学者文人紧抱政治大腿的结果，就是折腾出这样的“奇葩”！
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性的，只是程度有别而已。如有一位著名学者研究《诗经》的著作，虽说是在十年“文革”大浩劫结束后才出版的，但成稿当是在“文革”期间，因此，也多多少少带有时代的烙印。
如《诗经.陈风》中“月出”一诗，居然让这位先生读出阶级斗争、奴隶起义的内涵，这也太让人佩服了。“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这些诗句意思很浅显，也就是一张在皎洁月光之下的绝色美女的素描画像，首句摹写月色之美，次句写该女子的容色之美，第三句写该女子投手举足的姿态之美，末句写诗人自己因爱慕该女子而怦然心动、情不自禁的感觉。可谓是后世曹植《洛神赋》的先声。可是，按这位先生的说法，“僚”当为“镣”的通假，而“窈纠”明明是形容女子行动时的曲线美（参考余冠英说），却被这位先生诠释为“五花大绑”之类。于是，该首诗的含义就被引申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奴隶起义失败了，奴隶主阶级反攻倒算，在月光皎洁的夜里，将戴着脚镣手铐、五花大绑的起义领袖……“佼人”押上刑场，准备处死。我揣度，当时这位先生作此解之时，脑海里是一定浮现起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英勇就义的情景。这同样是政治氛围窒息学术研究，最后弄出令人遗憾的“成果”的产物。
这不是郭沫若先生等学者个人的遗憾，也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共同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讲，“趋时”对学术良知的压抑，对学术公信力的打击，其后果的严重性，乃是毋庸置疑的。
“自大”同样是前辈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出秕漏、留缺陷的重要诱因。这里我们所说的“自大”，不是指作为学者他个人的“自大”、目空一切，自鸣清高。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情况下的“天朝中心”，民族自大。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曾长期在世界上占据领先的地位，这一点，只要不是脑残的人都承认。然而，“风水轮流转”，进入近现代以后，中国的确是被欧美先进国家所超越了，落后挨打了。这让做惯了老大帝国的臣民，当然包括学者在内，心里老大的不爽，心理失衡，郁闷得要命。在“天朝中心”意识的强烈驱使下，一些学者就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找回文化的自豪，寻得心理上的平衡。这中间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借助于研究的方式，来证明西方的发达的政治文明、先进的思想文化，等等，不是起源于中国，就是与中国固有的文明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从而为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说，找到学理上的依据。在这种民族“自大”心态的基础上做学术研究，其得出的观点与结论，当然免不了捉襟见肘，破绽百出了。
例如，近现代不少有关墨子学说方面的看法，就充斥着这一类自娱自乐的特色。随便检索一下，我们就能够领略到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大堆“高论”。
“西学中源”是近代不少学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命题，说法有很多，如西学源出《周官》说、西学源出先秦诸子说、西学源出《大学》说，等等，五花八门，不胜枚举。今天那些倡导新儒学一群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实际上就是近代“西学中源”主张者的衣钵传人，拾人牙慧、鹦鹉学舌而已。
而在西学源出先秦诸子说当中，又以西学源出墨学说最为声势浩大，最为博人眼球。
这中间首先是所谓的西器源出于墨学，一些人通过对《墨经》与西方科技的比较，大言不惭地得出：西法、西方器械“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邹征君遗书》卷一），大名鼎鼎的黄遵宪也大放厥词，声称“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余绪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上下篇。”（《日本国志》卷三十二）
这些学者文人觉得仅仅是西器源自墨学尚不过瘾，于是进而阐发西教源自墨学说。薛福成论断“余常谓西耶稣之教，其原盖出于墨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而陈炽则更为夸张，干脆将摩西与墨子等同为一个人：“阅《旧约》、《新约》诸编，知西教源流实根于《墨子》。摩西者，墨翟之转音也；出埃及者，避秦之事也。”（《陈炽集》，第140页，中华书局）能够如此异想天开、牵强附会，的确称得神奇！
一些学者还是意犹未尽，于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来了更为了不得的西政源自墨学说。皮嘉祐(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之子)著《平等说》一文，颇有勇气地认定，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中的平等观，源自于墨子的“兼爱、尚同”之说：“夫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阐义于释氏，立法于泰西……佛法之平等，即出于墨子之兼爱尚同；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己，亦出于墨子之兼爱尚同。”一切都来源于中国的墨家那里，毋怪乎，在他们看来，世界政治已是“墨政”之一统天下，就像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所宣称的那样：“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能说出这样的昏话来，你真的不能不佩服说话者的勇气！
由于“西学源出墨学说”也实在太捕风捉影、信口开河，缺乏起码的学术公信力，所以，在学术界风光一段时间后，后劲不足，渐渐地有些难以为继了。但是国人们的自我文化优越感是雷打不动的，不会放弃自我中心为特色的文化“自大”狂热。于是，到后来就变化着花样，悄悄地改“西学源出墨学说”为“西学与墨学相合说”。
梁启超、吴虞等学者乃至孙中山、蔡和森等政治人物，都很热衷于倡导这类观点，什么墨学精神与基督教精神基本相一致，什么墨学精神与西方民主精神息息相通，什么墨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有实质相同处，可谓天花乱坠，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神不守舍。
尤其是墨学精神与西方近代民主精神相通之说，由于有梁启超这样的学术大师阐发，在当时的确极具影响，其一些重要观点，如“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墨子的国家起源说，“与霍氏、陆氏、卢氏及康德氏之说，皆绝相类者也”、“二千年前吾墨子之学说，与二百年前彼霍布士之学说，何其相类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等等，在今天的墨学研究中，依然受到人们相当的重视，较之于那种徒托大言的“西学源出墨学说”，似乎更显得以学术为本位。
但是，无论是“西学源出墨学说”，抑或是“西学与墨学相合说”，说到底，还是过于强烈的民族优越意识和文化本位心态，渗透并影响于学术研究的自然产物。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不可一概否定，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在这种本位中心观的文化心理驱动和制约之下，学者也同其他国人一样，顺乎自然地进入自我陶醉、舍我其堆的“太虚幻境”之中，这样一来，学术就很容易沦落为民族主义的婢女，而失去客观公允的立场，与理性的科学精神时不时处于一种紧绷的矛盾对立状态，这走到极端，就会制造出诸如墨子与摩西为一人之类的神话。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了。
当然，我们在今天检讨前辈学者在学术研究事业上的是非功过，应当遵循孟子“知人论世”的教诲，抱有“同情之理解”的态度，能够做到“换位思考”，注意到他们当时所处的特定语境。
换言之，指出他们研究中的局限与不足是简单容易的，也是轻松自在的，可是，假设我们与他们相处在同一个时代，我们难道会有截然相反的表现吗？我想，答案恐怕多半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作为学者，而生活在内忧外患迭至、亡国亡种迫在眉睫的近代，所面临的是“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那么也一样会暂时搁置学术的科学性，而去强调突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学术理念……当然也可能走向胡适、陈序经等人所倡导的“全盘西化”之路；如果我们作为学者，而生活在自“反右”以来、乃至“文革”浩劫的岁月里，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我们也很有可能是步郭沫若先生的后尘，一样写那些溜须拍马、歌功颂德，缺乏学术的东西，毕竟天地之中，只有一个顾准。
所以，我们没有资格轻视和嘲笑我们的前辈。他们的成就是令人羡慕的，而不足与失误却是微不足道，就如子贡所讲的那样，“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我们在今天指出前辈学者学术研究上的某些不足，无非是要唤起自己的自警和自觉意识，知道追求学术真理的道路并不平坦，前人的成功固然是鼓舞我们前行的动力，而前人的遗憾，也是可用来对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尽可能的少走弯路，尽可能的少留遗憾。同时，也可借此来提醒我们自己，学无止境，连饱学如前辈，尚且还会出差错、留下遗憾，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学术“素人”，那么就更是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半点的侥幸！
总而言之，“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这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