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口味偏爱“胜利的神话”或者“灾难将至的寓言”，但民主的真相是既不注定成功也不注定失败。不如说，民主的成功总是可能打开通向过度自信和自满的失败之门。
曼德拉未竟的理想
纳尔逊·曼德拉于12月5日与世长辞。他的悼念仪式成为各国政要汇集的峰会和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这个充满纷争的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政治家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敬仰与赞誉（可以对比的是，2013年去世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或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难以计数的文章缅怀他在狱中不懈斗争的光辉岁月，追忆他终结种族隔离和争取民族和解的丰功伟绩。然而，伟人的辞世也是一个反思的时刻。纪念曼德拉更恰当的方式，是清醒地认识他的道德与政治遗产，而不是将他送上神坛来颂扬和祭拜。
《纽约时报》网站12月6日刊出了齐泽克的文章，赞赏曼德拉的道德人格，但将目前南非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判定为“曼德拉的社会主义失败”。人们会记得老的“非国大”（ANC），“它承诺的不只是种族隔离的终结，而且也是更多的社会正义，甚至是某种社会主义”。而曼德拉在终结种族隔离制度后却放弃了社会主义。但齐泽克提出的问题更加尖锐：我们能就此批评他吗？“他真有选择吗？走向社会主义是一个真实的选项吗？”文章引述了右翼思想家安·兰德的观点：支配与剥削无法消除，区别仅在于直接还是间接。齐泽克请读者注意兰德的意识形态论述中暗含的一点“真理”：“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重大教训实际上就是，直接废除私有财产与市场规制交换，若对生产过程缺乏社会规制的具体形式，必然会复活直接的奴役与支配关系。”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废除市场（连同市场剥削），而没有代之以一种恰当的生产与交换的共产主义组织机构，那么支配将会猛烈地卷土重来，并伴随着直接的剥削”。于是，对激进的解放政治而言，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不屈从于‘极权主义’诱惑的大灾难走出下一步”。
在齐泽克看来，曼德拉的“社会主义失败”有情可原，因为他被困于尚未开启的未来（“恰当的共产主义组织机构”）与不可接受的现实之间。似乎在现存的世界中，除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老路和资本主义的邪路之外就没有任何选项（齐泽克到过中国，但他从未积极理解和评价正在展开的“中国模式”，否则他或许不会那么悲观）。但是，以“路线分野”来诊断南非的现实是不得要领的，因为无论以传统社会主义（比如冷战时期的东欧）的标准还是现存资本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南非都未达到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的水平，在某些方面甚至低于种族隔离时代。
《纽约客》发表文章指出，二十年以来，南非实际上变成了一党执政的国家，腐败猖獗，犯罪率居高不下，艾滋病威胁严重。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虽然遭到西方国家的经贸制裁，却仍然是非洲大陆唯一的发达国家。近二十年来，南非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是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少数黑人进入精英阶层，但资源分配仍然与肤色线大致重叠。《经济学人》此前的一篇报道认为，在曼德拉卸任总统之后，南非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在滑坡，而“非国大”的无能与彻底的腐败是主要的原因。《新共和》的文章指出，民众对接替曼德拉的政治领导人感到极为深刻的幻灭。姆贝基曾公然否认艾滋病的流行，称之为西方编造的谎言导致三十万人的死亡。而祖玛政府的执政能力与道德表现都令人失望。仅在曼德拉去世前几个月，前任大主教图图发表文章，表示他很遗憾地不再投票支持非国大。“我们真的需要改变。‘非国大’善于领导我们为摆脱压迫而斗争……但似乎难以转变为一个政党。”
那么，在何种程度上，曼德拉要对他卸任之后的政治与社会乱象负责？在曼德拉去世之后，图图赞颂他是“一颗钻石，几乎完美无瑕”，但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非国大”过于忠诚。长期驻扎南非的著名记者在《卫报》发表长篇讣文，认为曼德拉没有付诸努力来阻止裙带关系和腐败，在执政能力上乏善可陈，也从未运用他的影响力来驯服穆加贝，抑制非洲大陆许多人为的灾难。也许，正如《时代》周刊的讣告所说的那样，曼德拉已经完成了一个种族和解与和平民主转型的奇迹，而希望他为良好政府和共同繁荣再创造另一个奇迹，是非分的奢求。一个种族平等、和睦团结与共同富裕的“彩虹国家”是曼德拉的理想，这仍然是南非未竟的事业。
斯诺登风暴
爱德华·斯诺登，一个三十岁的电脑技术员，在2013年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当选了《卫报》年度人物，在《外交政策》评选的“2013年引领性全球思想者”的榜单上位居榜首，在《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弗朗西斯教皇），并获得了德国“检举者奖”等多个奖项。斯诺登的“棱镜门”事件，接续了三年前“维基解密”造成的风暴效应，引发了热烈的公共讨论。在西方社会的政治传统中，公民对自由与隐私权极为敏感，为国家安全而牺牲个人自由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恐怖主义袭击突出了安全问题的优先性。近十多年来，政府以反恐为由逐步扩张和强化对公民的监控，公民也比以往做出了更多的让步。但这种“国进民退”趋势是否已经走向极端，越过了适度平衡的界限，以至于威胁到宪政民主政体本身？
《经济学人》8月3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自由丧失的十年》，指出“反恐战争仍然笼罩着美国，但美国应当恢复其最为珍惜的某些价值”。斯诺登和曼宁都不是争取自由的完美代表，他们泄露了自己曾宣誓要保守的秘密而违犯了法律。但他们的作为也表明美国对安全与自由的权衡中过多地倾向于前者。国家安全局（NSA）的行动照理说是受到一个“国家安全法庭”的审查，但这个法庭是秘密操作的。除非这个法庭能对公开质询开放，否则司法功能就可能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庸，无法发挥制衡的作用。的确，“每个民主国家都需要自己的秘密。但要揭露不可避免的权力滥用，每个民主国家也都需要泄密”。
安全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在原则上并非无可解决，公民可以通过民主秩序来决定两者之间的平衡——愿意牺牲多少自由来换取多大程度的安全，并通过立法和司法机构来监管行政机构的作为。但这里的悖论是：情报工作要求的机密性如何可能服从民主政治要求的透明性？《卫报》是最先披露“棱镜门事件”的媒体，其主编罗斯布瑞杰（Alan Rusbridger）在《纽约客》上发表长篇文章，回顾了事件的始末，也讨论了媒体面临的困境：“你怎么可能将某种必须保密的事情与某种必须被公开讨论的事情相调和？”《卫报》在此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他们顶住了来自安全部门的压力，决定公开报道，因为他们获得的证据显示，“在大约过去十年间，美英两国政府展开紧密合作，试图将全体人口置于某种形式的监视之下。”将这种境况的严重性告知公众是媒体的责任。与此同时，《卫报》也兼顾安全考虑而精心选择和编辑所披露的具体内容。
加图研究所的一份政策报告认为，斯诺登事件应当让人们重新思考美国政体的基本原则。早在美国立国初期，麦迪逊在围绕着宪法的争论中曾告诫人们：缩减人民自由的方式不只是通过暴烈而突然的篡夺，更多地是通过“那些掌权者逐渐而静悄悄的侵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叛国者”斯诺登会被许多人视为坚持美国自由原则的英雄。
斯诺登事件也显示，信息技术的迅疾发展带来了人们始料不及的政治后果。一方面各国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集、监控和分析情报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情报汇集的网络化，任何一个终端用户都有可能越权进入更高层的机密，使得泄密成为防不胜防的隐患。新技术“赋予国家巨大的新权力，而同样的技术也增加了在其内部的个体抵制能力”。也许，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个人没有隐私，政府没有秘密”的透明世界。
民主的真相：在必胜与失败之间
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最初几年，西方社会普遍陶醉于“民主的胜利”。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历恐怖主义袭击和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关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悲观论调逐渐压倒了当初的乐观自信。2013年，反思民主的议题再次成为热点，其中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润斯曼（David Runciman）的新著《信心的陷阱》引人注目。作者先后在《高教纪事》和《卫报》上发表两篇文章，表达了他独特的见解。
2013是民主国家的“不祥之年”：有斯诺登事件的波澜，有美国政府“停运”的恐慌。而在应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的问题上，奥巴马、卡梅伦和奥朗德都踌躇不已，最后是普京站出来解决问题。普京在《纽约时报》刊文，谈论“成熟的政治才能”优越于“民主的反复无常”，这不只在是羞辱西方政客，而是对民主制度的嘲讽。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政客难以抑制的“对独裁者的羡慕”：不用太多顾忌选民的纷乱要求或者国会的压力，“独裁者”能够将断则断，有效地行使领导权。西方的政客和民众未必真的愿意生活在非民主的体制下，但他们总希望民主制能有那么点决断力。以眼下的种种困境来看，自由民主制真有所谓优越性可言吗？
润斯曼的著作考察了“从‘一战’到今天民主陷入危机的历史”（著作的副标题），指出在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民主失败论”比“民主必胜论”更为普遍和流行。“羡慕独裁”的论述反复出现于二十世纪的历史。1915年10月，当英国在土耳其战败，丘吉尔被视为平庸之才，远不如专制政体选拔的“重量级选手”鲁登道夫。到了1917年，英明果断的列宁似乎也让举棋不定的威尔逊总统望尘莫及。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年代，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具有决断力的领袖，相形之下民选的政治家是优柔寡断的“可怜侏儒”。这种恐慌一直延续到冷战时期，甚至在1980年代末里根执政的白宫中，人人传阅着一部出自法国知识分子之手的灰暗著作：《民主何以衰亡》……
然而，“羡慕独裁论”的反讽在于它是反历史的。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民主显示出比独裁更强的优越性：“更好地应对了任何政治体制都必定会面对的最为严重的危机。”民主政体赢得了多次战争，从历次经济灾难中获得复苏，适应了各种环境的挑战。而独裁者恰恰是因为能够一意孤行地决断行动，才会最终犯下灾难性的错误。
润斯曼论证民主的长程优势，并不是要为浅薄的“民主必胜论”背书。相反，他指出民主的困境在于“信心的陷阱”：胜利时刻“无根据的自满”，危机之中“无益的急躁”。如何走出自满与急躁之间反复摇摆的困境？润斯曼邀请人们重温几位被严重误解的思想家：托克维尔，以及二十世纪的凯南（George Kennan）、哈耶克和福山。他们从来不是“民主必胜论”者，而是民主的警策论者。他们彼此不同却共享着一个特征：在失败感蔓延的急躁中，提醒民主的长程优势；而在公众普遍自满的时候，发出“悲观”的警告：“民主政体并没有从其长程优势中获得正确的经验，因而它们变得疏忽和傲慢，而不是更为强健和聪慧。”但这些思想家对于民主复杂的关切与焦虑往往被淹没，让位于“民主最终胜利”的口号。公众的口味偏爱“胜利的神话”或者“灾难将至的寓言”，但民主的真相是既不注定成功也不注定失败。不如说，民主的成功总是可能打开通向过度自信和自满的失败之门。
《美国利益》12月发表福山的文章《美国政治制度的衰退》，选自他即将出版的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为润斯曼的论点做出了一个佐证。
重访《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2013年上映的传记片《汉娜·阿伦特》，在艺术院线获得相当好的票房并受到许多评论者的赞誉，也激发知识分子重新回顾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激烈争论。焦点问题仍然是：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的判断是正确的吗？以所谓“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来把握这名纳粹高级军官的暴行是恰当的吗？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里拉（Mark Lilla）在《纽约时报书评》上连续发表两篇长文，评论了多部与纳粹大屠杀相关的电影和书籍。在《阿伦特与艾希曼：新的真相》一文中，里拉指出了影片“最严重的问题”：关于真相。这个故事赞颂了一个思想家为自己立场辩护的勇气，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立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阿伦特若还健在也会不得不承认”。里拉的批评很明确，阿伦特当初的判断是错误的。最近十多年以来的相关研究和文献表明，艾希曼并不是一个罪恶机器上平凡的“齿轮”，或者简单服从、无力思考的官僚，而是主动、积极和自觉地参与并影响了纳粹的种族灭绝战略。
艾希曼在1960年被捕之前匿藏于阿根廷，其间他写了长达五百页的回忆录，并接受了一名纳粹同情者的长篇采访，在大段的独白中骄傲地谈论自己“为了我的血液和我的人民”去消灭“这个世界上最狡诈的人群”，并为“总体灭绝的想法未能全部实现”而感到遗憾。由此可见，艾希曼是一个“狂热的纳粹”，而“恶之平庸”只是外表和掩饰。里拉认为，阿伦特写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有两个不同动机，一是公允地处理所有造成“终极解决”的因素和成分，并理解它们如何影响了施暴者和牺牲者。在这个主题上阿伦特是一位先驱，当初她受到攻击的许多观点如今已成为学者的共识。另一个动机是想要提出一个解释模式，使那场暴行成为可理解的，并使判断成为可能，但阿伦特在这方面是失败的。她被艾希曼的面具所欺骗，因为她的判断受制于自己的思想先见前提，源自海德格尔的影响（本真性、匿名的大众，作为机器的社会，以及被现代哲学抛弃的“思”），最终使她的判断走向了一种“过度复杂化的简单化”。
伯科威茨（Roger Berkowitz）是巴德学院阿伦特研究中心的学术主任。他致书《纽约时报书评》对里拉的文章提出两点批评。首先，里拉像许多人一样误解了“恶之平庸”的概念，阿伦特的要点是将可怕的暴行与艾希曼的无能力思考相对照，“平庸”指的是艾希曼其人，是他“无言的浅薄”，而不是他犯下的恶。其次，阿伦特当时已经掌握了部分（大约八十页）艾希曼的回忆录与访谈资料，而这些证据支持了她的判断。里拉在回应中指出，阐释“恶之平庸”的概念一直是个难题，但阿伦特主要将艾希曼描述为一个“符码”，一个资质平庸的“无目标的人”，认为他“完全没有动机”，也“从未认识到他的所作所为”，这是阿伦特的著作给大多数读者的印象，这与新文献证据所揭示的那个自觉自愿的“狂热纳粹”形象相当抵触。阿伦特当时掌握的只是相关文献的极小一部分。如果认定阿伦特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而且认定她考虑了这些证据之后才得出艾希曼“从未认识到他的所作所为”的判断，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就会让阿伦特“显得更为愚蠢，甚至超过她最尖刻的批判者所以为的程度”。伯科威茨的这种辩护会适得其反。实际上，每个人都会犯错，连阿伦特钟爱的圣·奥古斯丁也是如此。
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与冲突
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是西方知识界持续关注的议题。从8月开始《新共和》杂志为此展开一场辩论，主要参与者分别是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品克（Steven Pinker）与《新共和》文学部主编维塞提尔（Leon Wieseltier）。
品克在《科学不是敌人》一文中指出，启蒙时代的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关注科学的最新发展，甚至提出自己的科学理论（包括休谟、笛卡儿、洛克和康德等），而当代的人文领域完全改变了这种传统。虽然几乎每个人都欢迎科学带来的好处，但科学进入人文领域却遭到了很深的怨恨。比如，在宗教研究中运用科学推论，就会遭到严厉的反驳，断言“科学不适宜介入这一最重大的问题”。科学的闯入者常常被指控为陷入了“决定论、化约论、本质主义、实证主义，甚至（最坏地）被称为某种‘科学主义’的东西”。品克对这些攻击感到不满，他热切呼吁，科学不是人文的敌人，人文学者应当理解我们时代的科学，就像洛克或柏拉图熟知他们时代的科学一样。他同时声明科学不能代替人文学科，但人文需要科学的新知。
维塞提尔的反驳文章题为《反人文罪》，副标题是“如今科学想要侵入人文学科，别让它得逞”。在他看来，科学在知识中的位置问题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科学在道德、政治和艺术中居于何处，不能由科学说了算。”人类生存有多种不同的领域，也有研究这些领域的多种学科，其间的差异是决定性的。而品克之类的“科学化论者”（scientizers）无视这些领域的差异和边界，“他们要逾越这些边界，为了将所有这些领域都纳入某个单一领域，纳入他们的领域。他们不是多元论者”。他们否认对自然世界与对人类世界的研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
在最后的第三轮对话中，品克再次重申，他从未主张科学能取代人文，而是相信有可能寻求“对人类事务的综合性理解”，在其中科学知识并不是取代而是有助于人文学科，但这种综合理解的可能性“对于维塞提尔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同时，他以自己的研究为例表明，人文的知识也有助于科学研究的进展。他批评维塞提尔坚持要让科学待在原地别动，而将重大的问题都留给哲学。科学并不是一系列经验事实的罗列，哲学也从不局限于非经验问题。“科学的潜力是让人文学术的思想工具丰富充实和多样化，而不是消除它们。”好的想法可以来自任何源头，而评价的标准是其说服力，而不是职业帮派。维塞提尔在最后的回应中承认，科学与人文的交流在一定条件下是有益的，但坚持维持彼此的疆界同样重要。
《锋利》（Edge）网站邀请著名哲学家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对这场对话做出评论。丹尼特对维塞提尔的观点和文风予以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的确有一些过度自信的科学家，缺乏对哲学和人文学术的精致理解，冒失地讨论大问题。但应对这种冒失闯入的建设性方式，是“协力教育他们，而不是宣告他们越界了”。而最好的一批“科学化论者”比许多鄙薄他们的人文教授更了解哲学，也更能够中肯而细致地做出论证。复兴人文学科的最佳方式是向闯入者学习，并重新习得对（曾经与科学分享的）真理的尊重。
新老左派的交锋：乔姆斯基对垒齐泽克
乔姆斯基与齐泽克都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具有十分相近的政治立场。但两人年龄相差二十一岁，中间隔着老左派与新左派的“代际线”，此前从未有过实际的交往或对话。2013年，这两位好战善辩的左翼斗士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交锋，时而出言讥讽几近羞辱，引起大量围观。有幸灾乐祸的暗笑，有“亲痛仇快”的哀叹，也有严肃的思考。
争论缘起于乔姆斯基在2012年底的一次访谈，他在答问中抨击齐泽克、拉康和德里达等时尚理论家使用“华丽的术语”，不过是“装模作样的江湖骗子”。表示自己对这类理论完全不感兴趣，因为在他们著作中“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找不到“可以推演出结论的原理，在经验上可检测的命题”，也找不到什么东西超出了“能在五分钟内向一个十二岁孩子解释清楚”的水平，并指名道姓地说“齐泽克是此类的极端范例”。今年6月这次访谈视频被公布在YouTube网站上，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烈讨论。一周之后，另一段视频在网上公布，取自齐泽克7月在伦敦会议上发言的问答部分。齐泽克在表达了对乔姆斯基“深刻的敬意”之后，从两方面抨击了他“政治分析的经验主义”。首先，乔姆斯基本人没有达到他自己宣称的经验主义标准，甚至说，“我还不认识一个人比乔姆斯基在经验上错得更频繁”。第二，经验主义方法本身是有局限的，在列举了乔姆斯基为红色高棉大屠杀背书的例子之后指出，如果离开了意识形态批判，仅仅凭借所谓经验事实可能会错得离谱。
此后双方以公开信的方式继续展开辩论。7月21日，乔姆斯基发表题为《妄想家》的公开信，首先矢口否认自己当年对柬埔寨的论述有什么经验错误，并认为齐泽克的指控不过是复制了美国政府的宣传论调。乔姆斯基坚称，他自己一直投身于揭露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指控他忽视意识形态批判完全是“齐泽克的妄想”。7月25日，齐泽克发表题为《一些困惑的澄清》的长篇回应。他首先澄清自己从不否认经验证据的重要性。举出自己因为错误引述而道歉的例子，表明“一旦我在经验上犯错，我随时准备承认错误”。其次，他批评乔姆斯基没有真正理解“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意思，也未能意识到他自己立场的意识形态背景。实际上，即便看似最为客观的分析，也总是涉及一系列隐形的偏见、假设和背景过程。乔姆斯基“忽视了意识形态如何运作，也忽视了他对事实带偏见的处理方式的可疑性质，这经常导致他会犯下他指责其对手所犯的错事”。最后，齐泽克指出：“我们之间的冲突……不过是所谓大陆哲学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之间无尽争斗的一个新篇章。”黑格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等等都无数次受到过同样的责难：“非理性、空洞的装模作样，玩弄华丽的语词。”乔姆斯基的批判毫不鲜见，引人注目的只是他“盲目的残暴”。齐泽克坚持主张，大陆哲学的传统虽然晦涩，但在其“思想模式的核心有着自身的理性，包括尊重经验数据”。为了把握今天的复杂困境，我们应当借助各种大陆传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到法国的“解构”。但乔姆斯基在处理大陆思想时，他的心智功能是否就像十二岁的孩子一样，“没有能力将严肃的哲学思考区别于空洞的装模作样与玩弄空洞的词藻”？
英国哲学教授汤普森（Peter Thompson）和美国批判理论教授克劳夫（Joshua Clover）都对这场交锋做出了评论。汤普森在《卫报》发表的文章，主要辨析了双方分属的不同知识传统，特别是在理解“实在”问题上的形而上学与经验论的分野。而克劳夫刊登在《国家》杂志上的文章聚焦于政治分析，指出乔姆斯基与齐泽克同处于反抗资本主义的阵营中，前者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反帝倾向，而后者怀抱着“大写的共产主义”，仍然闪烁地向往“中央组织”与政党。但在今天针对“垂而不死”的资本主义的多样化斗争中，他们可能都过时了。反而是那个（在争论中用作羞辱符号的）十二岁孩子所象征的年轻、叛逆、活力和实践能力，才是新政治的希望。
经济学家的争议：巴格沃蒂挑战森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目前任教于哈佛大学；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国际贸易与全球化理论领域的权威学者。他们曾是剑桥大学的同学，也是西方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两位印度裔经济学家。两人年纪相仿，如今都是约八十岁的年迈之士。他们出现严重的分歧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争论的核心是关于印度应当采用何种经济政策。
2013年两人先后出版了新著。4月，巴格沃蒂及合作者出版《增长为什么重要》，副标题是“印度的经济增长何以减少贫困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7月，森及合作者的著作面世，书名是《一种不确定的荣耀：印度及其多种矛盾》。《经济学人》6月29日发表的一篇书评介绍森的新著，文章提及巴格沃蒂的著作，认为他们主张通过劳动力和土地市场的改革来加速增长。但书评作者认为森的著作想要“走得更远”。这句话令巴格沃蒂颇为不满。他致书《经济学人》（7月13日发表），声称“问题的真相是，森先生只是近来才学会了在表面上支持增长，而长久以来一直指责增长为拜物教”，他从不明确提倡任何支持增长的政策（如贸易开放和直接外国投资），也没有认识到如果缺乏增长，向穷人的再分配是不可行的政策。森一直断言“再分配政策导致了亚洲的迅速增长”，这是本末倒置的没有现实依据的主张。巴格沃蒂认为，“增长使得再分配具有可行性，而不是相反。”一周以后《经济学人》刊登了森的回应。他指出，“我一直拒绝回应巴格沃蒂在过去持续的和单方面的攻击，但这一次粗暴的歪曲有必要得到纠正。”森随后列举了他从1960年起的一系列著述，表明自己一直在研究经济增长（“作为手段而非目标”）的重要性。他明确表示，更快的经济增长必须与其他措施相结合：减少文盲、疾病、营养不良和其他贫困问题。这些措辞不只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早先对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持，这种认识依据了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正面经验，而不是什么本末倒置。此后巴格沃蒂连续发表文章继续批评森，而森则不再予以回应。
获奖与辞世
2013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奖金约合七十九万美元）由法国科学社会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获得。他在科学与技术研究领域贡献卓著，代表作有《我们从未现代过》等。颁奖辞称赞他对于现代性的非凡分析和重释，“挑战了一些基本概念，诸如现代与前现代、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区分”。2013年坦普尔顿奖（奖金一百万英镑）的获得者是南非社会权利运动领袖、前任大主教图图（Desmond Tutu）。他一生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倡导爱与宽容的精神原则，曾在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013年1月9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Buchanan）去世，享年九十三岁。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创立人之一，他“发展了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契约论与宪法基础”，因此获得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月14日，八十一岁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法理学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逝世。他将抽象的哲学观点和法律、道德和政治之日常关切的具体论辩相结合，发展出了一套富有原创性、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律理论和政治哲学。他的自由主义平等观认为国家须给予所有公民平等的关切与尊重。他在法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都留下了个人独特而深刻的印记，被授予2007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4月4日，美国著名影评人埃伯特（Roger Ebert）逝世，终年七十岁。他为《芝加哥太阳报》撰写影评专栏长达四十六年，是第一位获得普利策批评奖的影评人。他与吉恩·西斯克尔联袂主持的电视节目《西斯克尔和埃伯特电影评论》闻名于世。5月12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的创立者沃尔兹（Kenneth Waltz）离世，享年八十八岁，代表作包括《人、国家与战争》等。
7月30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Bellah）去世，享年八十六岁。他致力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代表作有《美国的公民宗教》和《心灵的习性》等。鉴于他“唤醒人们对民主制核心价值的认识以及对个人主义之危险的警惕”，2000年被授予“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章”。8月30日，七十四岁的爱尔兰诗人和剧作家、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尼（Seamus Justin Heaney）辞世。代表诗集有《一位自然主义者之死》等。他的诗作富有抒情之美和丰厚的伦理深度，被称为“叶芝以后最重要的爱尔兰诗人”。9月2日，美国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逝世，享年一百零二岁。他在《社会成本问题》这篇著名论文（1960）中所提出的产权理论，数十年后得到学界重视，因此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1月17日，英国女作家、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莱辛（Doris May Lessing）去世，享年九十四岁。12月29日，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辞世，享年九十二岁。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做出富有开创性的分析和评价。
[本文是笔者自2003年起所作的同题系列年度报告之一。议题的选择与述评受到作者阅读与学识的局限，仅作为资讯供读者参考。未作删节的完整版（包括注释）将在《学海》2014年第1期刊出。前十年的综述已结集收入《纷争的年代》，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出版。]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