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题的提出

权力与道德扯得上关系吗？一般来说扯不上关系。

权力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恶，就像无法对杀人放火的强盗做道德评价一样，很难把权力之恶归拢到道德范畴。还可以想象再具体一些：强盗把一个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全部杀光了，那个人非但没有泼出命向强盗复仇，反而站在亲人的血泊之中质问强盗：“你丫是不是太缺德了？”这显然不对头，因为如此严重的罪恶完全不是什么缺德不缺德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权力的道德问题呢？

这是因为，历史与现实之中有一种独特的景象，一个政治集团经由暴力方式夺取政权并拒绝给人民选举权以后，总是怀有一种不断向人民夸耀权力道德的本能，甚至不惜伪造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先知先觉。

这方面突出的例子，当属斯大林为了建立一种恶魔式的个人独裁统治，大肆屠杀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阶层优秀分子，动用国家宣传机器撰写《联共（布）党史》之类的所谓“历史教科书”，在这类由虚假历史材料构成的“历史教科书”中，历史不过是强权者意志的碎片，与真实发生的事件风马牛不相及，正是“强权者意志”把斯大林美化成了苏联党、国家和人民的拯救者，一个在道德上占据最高点的“神”，这个代表最高善的“神”，把国家变成了个人或者政治集团的工具，“神”不仅是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裁决者，同时还是所有人灵魂状态的价值尺度。

这种由强权意志和恐怖手段结构而成的“斯大林体制”——后来获得了“极权主义”的名称——干预和取消社会过程，干预和取消个人生活，是一种比中世纪更为黑暗的现代宗教，它那漆黑的脉流不断在大地上蔓延，后来甚至结出了红色高棉之类的恶果——即使红色高棉这样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犯罪团伙也大言不惭宣称自己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所谓“完全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代表着人类的前进方向，在道德上是完美无缺的。

当代独裁者金日成、金正日之流更是利用国家权力千方百计掩饰骄奢淫逸的奢华生活，用种种卑劣的宣传手段把自己塑造成为道德高尚的救世主，此一干人竟然把事情做到了一旦出现在人民面前，人民就痛哭流涕手舞足蹈幸福得要死的程度。恰恰是这样的独裁者，把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变成了与外界绝缘的密不透风的铁桶，在这个铁桶中的人民饥肠辘辘，却还要经常对独裁者表示感恩，似乎或者真的以为自己在“慈父般的领袖”领导下，比地球上其他所有人都活得幸福，活得风光，活得尊严。

我们这里如何呢？不好意思，在很多方面与我们上面说到的情形竟然没有多大差别——我们不是经常听到权力者把自己说得慈眉善目，就像救苦救难的菩萨一样吗？“菩萨”把人民从苦海中救出，让人民翻身得解放，是人民的“大救星”，更是“照到哪里哪里亮”的“红太阳”；她给人民吃给人民穿，“用甘甜的乳汁”把人民养大，而她自己却没有任何私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经常被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她“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简直就是圣洁的天使，人世间每一个苦难的角落都有她迷人的身影。

无论古今，无论中外，所有这些被汉娜·阿伦特归结为“极权主义的宣传与灌输”的行为都在试图让善良的人们相信，权力好极了，权力是大公无私的呵护人民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道德楷模。

果真如此吗？

2、权力的历史足迹

人类进步在思想史意义上体现为对权力本质的认识。

被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期”的时期（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人类智慧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出现”，“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渊源。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经迈向通往普遍性的道路。”在这个人类精神发展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尽管“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也在“殚精竭虑地寻求人类能够和睦地共同生活、实行最佳统治管理方法”（上述引文均出自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尽管在他们的哲学探讨中也同样发现了人，但是他们在对人类本质和统治人类的那种力量——权力——所做出的解释却与西方哲学家却迥然不同，这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人格，甚至也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状态。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3）很早就区分了政府权力的“反常形式和正确形式”，认识到好的统治者谋求所有人的利益，而反常的统治者则只为自己捞好处。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作为社会压制力量无止境侵犯人民的利益，就会酝酿革命，而“革命情绪普遍的和主要的原因是平等的欲望，人们要求与那些比他们拥有更多的人的平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这种对于权力本性的直觉，成为西方政治伦理最重要的基础。

相对于亚里士多德以及在他之后的无数思想家，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表述得更极端一些，他说：“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阿克顿没有对权力进行任何区分，譬如我们在意识形态语汇中经常使用的“党的领导”的权力、“人民政府”的权力以及“三个代表”所代表的权力等概念，相反，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振聋发聩地告诫人类：“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这句广为流传的话道出了人类社会普遍的规律，是被我们不屑并加以嘲笑的西方“普世价值”的支柱。有了这个支柱，人类在漫长的成长史中从来不与权力商谈道德问题，总是用全部力量乃至于鲜血和生命与权力进行殊死斗争，其过程甚为惨烈——对人类思想史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无数思想家和志士仁人将生死置之度外，经过长期血雨腥风的斗争，才最终经由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给权力野兽带上了镣铐，把它关在了笼子里。也只有在这时候，人类才长吁一口气，对曾经以神自诩的权力说：“现在你终于成为我们的服务者而非残害者了。”

我们这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景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浩如烟海的典籍绝大部分是诠释统治者合法性的工具，是对奴役民众的精神枷锁，在这些典籍中，很少有人从人性的角度质疑皇权，相反，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在论证皇权（权力）不是恶，而是最大的善，是人类社会须臾不可相离的东西。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前，就有人孜孜不倦地鼓吹王权：“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北山》）虽然有人考证说这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下层官吏无意说出的话，但我们仍旧不难看出，在这个抱怨自己命运不济的官吏头脑中，一种神圣的秩序统治着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那是“王”的世界，除了“王”，其他人都是“臣”，都是“王”的统治对象，他并没有对这种秩序提出怀疑，反而确证了它的合理性。

讲究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忍的儒家在鼓吹和赞美王权方面是集大成者，皇权专制主义的各项主张在儒家思想中都得到了充分论证，历朝历代皇帝都可以捋着胡须笑眯眯地说：“知我者，儒家兄弟也！”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子“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孔子：《论语·颜渊》）

我用今天的话复述一遍：孔子的弟子颜回请教孔子：“老师，如何才能达到爱党爱国的境界呢？”孔子说：“努力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党和国家的要求，你如果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很崇高的理想境界了，这是要靠自己你去努力，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要讲政治，颜回同学，提高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颜回又问：“学生明白了，那么，我应当具体怎么去做呢？”孔子想了想，说：“我告诉你吧，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要去看，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要去听，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要去说，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要去做，这样就可以了。”颜回频频点头，对孔子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我有决心按照老师您说的话去做，当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宋代学者朱熹同志在推崇儒学方面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认为“克己”就是战胜私欲，狠斗私字一闪念，那么“礼”呢？就是天理，既然皇帝是“天子”，所谓天理自然就是皇帝之“礼”了，在这里把“礼”字理解为皇权更为简捷准确一些。与孔子齐名的孟子所言“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孟子·万章上》），说的就是这种神圣不可动摇的皇权专制主义的政治秩序。孟子还进一步强调说：“君臣，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荀子·王制》）更是把这种强加给民众的权力主张提到了吓人的高度。

儒家学说被历朝历代皇帝所欣赏，老祖宗孔子甚至获得了“文圣尼父”、“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等许多谥号，直到今天，我们还拿着纳税人的钱到世界各地到处建立形迹可疑的“孔子学院”，谓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可见老人家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占有何等重要位置。

在我印象里，道家是很不俗气的，所谓“仙风道骨”者也，但是在王权理论方面道家并未免俗，并且话说得很直率：“道大，天大，王亦大”（《老子·二十五章》），在世俗的算计上比其他什么“家”都来得更残忍：“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三章》）老子很好地履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职责，不但第一个揭露“法轮功”是邪教组织，还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思想，麻痹人民的斗志：“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德经·六十五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熙熙攘攘的全是傻瓜该多好啊！该多好统治呀！

我们寄以厚望的法家怎么样呢？也不怎么样，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把人民放置到适当位置，总是尽一切可能歌颂王权，美化王权，说什么“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慎子·佚文》）；韩非同志在《韩非子》一书中为皇帝提出的驭民主张，真可以用“阴森森，恶狠狠”来形容，为了节省篇幅，我不做引用了，我们打一个比方来说吧——如果我们倒退回去学习韩非同志的重要思想、践行韩非同志的治国主张，那么，城管队伍的执法恶行和权力与资本沆瀣一气对民众房屋的野蛮强拆，也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事情了，“唐福珍？刁民耳！”

伟大的改革家商鞅同志极而言之：“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治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君书·画策第十八》）什么意思呢？一个君主要想控制天下，必须首先利用手里的权力制服人民，想方设法削弱人民的力量，谓之“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弱民的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商鞅同志说得很明白：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商君书·弱民》）只有让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他们才不易对抗国家和君主，才能老老实实听从统治阶级的摆布，这样，国家才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能够牢固。

至于愚民的手段，古往今来各朝各代煞有介事五彩缤纷姹紫嫣红千变万化，归结起来无外乎钳制人民言论、出版、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的自由，利用国家力量垄断思想传播的途径，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将皇权专制主义人格化、道德化。在汉娜·阿伦特所归纳的“宣传与灌输”的过程中，一身华丽的衣衫遮掩了极权主义的野蛮本性，权力变成了“照到哪里哪里亮”的“太阳”，饮食男女的肉眼凡胎突然有了“圣人”的品相，未经人民同意的权力竟然成为了让人民箪食壶浆栉风沐雨顶礼膜拜的道德楷模。

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就是这样延续和发展过来的。

3、权力在近当代中国

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主要体现为人民对专制权力的冲击，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土壤中含有毒素，在国家政权大树倾覆的地方生长出来的东西总是十分可疑，叶子不像叶子，树干不像树干。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之类的野心家窃取了——袁世凯演出了“洪宪帝制”的闹剧，袁世凯死后，政局不稳，军阀混战，人人都想当皇帝，相互之间大打出手，弄得神州大地狼烟四起，国父孙中山先生慨叹曰：“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471页，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孙中山先生绝对没有想到，“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孙中山：《建国方略·自序》）犹如西方谚语所说：“我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混乱结局悲剧性地说明了，相对于历史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再强大的政治力量也自叹弗如。国民党政府正是为沉重的历史文化所累，同样没有跳离专制主义独裁和腐败的窠臼，在外敌入侵和国家内乱当中手忙脚乱地走到1949年，国家政权终于鬼使神差一般土崩瓦解，不得不溃败到台湾，从此，权力落到了中国共产党手里。

共产党怎样呢？

1945年，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1878-1965)先生参观延安，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应对自如，气沉丹田，高屋建瓴，英姿飒爽，胸有成竹，怡然自得，声情并茂，振聋发聩，满面春风，荡气回肠，慷慨激昂，手舞足蹈，绘声绘色，神气活现，信誓旦旦，言之凿凿，振振有辞：“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得多好啊！

然而事实如何呢？

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史证明，毛泽东和他所代表的那种政治力量并没有真的找到新路，也并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至于原因，就隐含在毛泽东对黄炎培先生的谈话当中：一个沉湎于当“人民的大救星”的领袖，怎么可能对人民实行“民主”呢？一个刚刚夺取政权就从人民手中劫掠去土地、工厂和任何形式的私有制财富的国度，难道会为“自由”预留容身之所吗？一种把政党利益置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制度安排，人民又有何途径“监督政府”呢？一个不被人民监督的政府，推行的又是一种人民无法对其国家“起来负责”的社会机制，其社会后果不言而喻。

毛泽东不愧为大政治家，把话说得很圆满很漂亮：“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问题是，人民的“监督”和“负责”如果仅仅是一句不见踪迹的空话，政府除了“松懈”和“人亡政息”之外，难道还会有什么另外的结果么？

不可能有另外的结果。

一个严重的事实是，即便是1949年，权力也并没有因为权力者号称“人民民主政权”而改变它的天然属性，它是带着最蛮横的原始冲力来到中国人民中间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随后几年、十几年、几十年里，为什么会连续不断地发生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政治事件和社会灾难，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一个据说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人民为什么会被国家权力褫夺去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人民为什么会一次次被谎言欺骗和愚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人民为什么会瞬间失去世代祖居的房屋；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人民为什么会无力保有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人民为什么会居无定所今天被驱赶到这个地方明天被驱赶到那个地方。

权力越是野蛮，越是要把自己装扮得文明，结果就出现了我前面说的那种情景：权力总是想把自己装扮成道德楷模。当我们无法忍受这个谎言的时候，我们也就不能不直面权力的本性问题，我们必须拷问权力——

你真的是道德楷模吗？

如果是，你怎么解释你在行为中塑造的自己呢？

4、权力乎？道德乎？

“2003年至少要与56个女性发生性关系，确保有2名为良家妇女。”安庆某事业单位科室一位负责人王成(化名)因受贿落马，他的几本日记和一个移动硬盘暴露其先后与500多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随着调查的深入，办案人员发现王成的生活十分糜烂，从2003年起，受贿多少钱、玩弄多少女人都有年度计划。他还在日记中透露：“总的目标是600个至800个不同女性。”（援引自2010年4月7日《人民网》）

面对这样的讯息，我常常产生一种恍惚的感觉，宛若梦中。我不敢相信这骇人听闻的罪恶与糜烂就发生在21世纪而不是奴隶制时代或者中世纪，不敢相信它就发生在据说是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更不敢相信它就发生在权力者信誓旦旦说自己“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今天。

这不是偶然事件，我随手还可以举出另外的例子：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146位；重庆市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海南省纺织局原局长李庆善有性爱日记95本，标本236份；四川乐山市原市长李玉书拥有的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安徽省宣城市原书记杨枫“用MBA知识管理和有效使用”77名情人；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为22名情人共办群芳宴，设30万元的佳丽奖……我没有提到疯狂玩弄妇女的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没有提到记述宣淫日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局销售管理处原处长（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烟草局原局长）韩峰，有了上述林林总总的“事迹”，我觉得不必要再提了。

为了说明权力者是怎样一个群体，我们还可以援引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1999－2003年报告中的相关数据：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而号称民众仆人的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却达到1/200，被称之为“社会天枰”的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犯罪率竟然达到1.5/100，即100个人当中就有1.5个人是犯罪分子！这个结果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中国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以上，司法人员的犯罪率是普通民众的6倍！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3月的“两会报告”透露，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增幅为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为13.3%。这些数据表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不仅是现阶段高发性的犯罪群体，也是未来具有确定性的最危险、最需要防范的犯罪群体。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权力者是怎样一个群体，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披露：中国的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的“三公”消费就高达9000亿元，占国家全部行政开支的30%。这就是说，我们伟大祖国每年每个人都要花700元供官员公款吃喝、出行和出国考察。最近又有好消息传来：宝马和奔驰轿车将首次入围2009年-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名单，这意味着两大顶级豪华车品牌将入围中央政府公务车行列。此消息灼伤了公众的敏感神经，引起了强烈的质疑和争论，我们的公仆什么态度呢？2010年6月15日，作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下设机构，负责中央国家机关的集中采购工作的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办公室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宝马和奔驰都是经过正常招投标和谈判程序才成为政府采购的协议供货商，现在引起这样的争论，我们感到非常意外。”

这位公仆“感到非常意外”的是不是也包括下述事实呢？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警示道：中国的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经成为官僚特权阶层。该报告披露，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倍—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倍—85倍。中组部调查，中共高级干部家属和子女最近几年移居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人数达到108万人，以每人带出去3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00万元）计算，这些人总共带出去2.16万亿元人民币。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

联想到前面说到的那些制定玩弄妇女计划的官员，如此这般的人竟然麇集成为了一个执政的政治集团，麇集成为了一个在人民面前人模狗样指手画脚的烂污人群，这样一个烂污人群手里竟然掌握着武警、警察等镇压力量，掌握着各种形式的社会控制机构，掌握着从报纸到书刊，从电影、戏剧到电视、网络等所有宣传机器，这个社会将会呈现出怎样的一种状态，还用说吗？

不要再对人民说“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了，也不要再说什么“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了，更不要再利用你们控制的宣传机器说什么权力天生道德高尚了，人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傻瓜，他们心中的秤秤得出权力的分量，秤得出道德的分量，原因很简单：他们就生活在你们这个烂污人群造成的权力罪恶和社会罪恶之中，任何谎言都无法欺骗他们了，哪怕你控制到报纸上的每一行字，控制到网络上的每一条发帖，你也决不能控制人民从生活中得来的见解。千万别以为人民在“维稳”高压下的沉默就是“和谐”，千万不要这样以为，原因同样很简单：正是你们这个烂污人群亲手造就了一个没有喷发的火山。

5、权力光环下的道德谱系

又出现了新的需要解答的问题：如此腐朽糜烂的人究竟是怎么成为权力者的？是官员行列专门收揽此类社会渣滓，还是只有社会渣滓才能够进入官员行列？这里究竟存在着怎样一种社会机制？

现在，让我们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来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假设权力者群体是一个人，既然是人就应当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好呢？思来想去，还是省事一些，用我在《权力状态下的人性扭曲》一文中使用过的“毛净”这个名字吧！

我曾经做过描述，毛净出身卑微，饱尝了人间冷暖。出身卑微、饱偿人间冷暖的人一般有两种后果：一种是成为坏人，犹如托尔斯泰听了高尔基讲述苦难经历之后所言：“你有理由成为一个坏人”；一种是成为一个好人，下决心不再让其他人像他那样过没有尊严的生活，犹如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

不幸的是毛净没有成为好人，而是成为了坏人，并且是一个很坏的人。

很坏的人在当代中国常常表现为被强烈的权力欲驱使，去做正派人所不齿的腌臜事情。毛净是崤阳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干部，和所有带“副”字的官员一样，毛净面前最严峻的问题是怎样去掉“副”字。为此毛净简直到了不思茶饭的程度，小脸儿变得焦黄，他知道，他必须审时度势，为自己的政治谋求寻找一个支点。

在中国，政治谋求或者说权力之源不在选民，因为我们没有选举程序，民众只“是个屁”，所以权力的来源也就绝非民众，而是权力之上的权力。毛净凭直觉也能够判断，能不能去掉“副”字关键在县委书记赵财。不幸的是，赵财并不是那种“立党为公”的人，此人就像他爹给他取的名字一样视财如命，崤阳县委、县政府机构所有行政职位都成了这个人攒钱的砝码。毛净没费多大功夫就摸清了本县何种职位何种价码，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潜行到赵财家中，对赵财的夫人说：“中秋节，给赵书记送盒月饼吧！”

赵夫人摁了摁月饼盒，说：“哟，小毛，你跟咱老赵还客气呀？！”

“这叫啥客气？”毛净认真地说，“等我有条件客气了，再好好客气一下。”

赵夫人抿嘴笑道：“老赵常说，小毛可聪明哩！”

聪明的小毛知道赵书记在卧室看电视，适时告辞。赵夫人门刚把门关上，赵财就从卧室踱出来，笑吟吟的。

“我还以为狗日的不来了。多少？”

赵夫人还在一沓一沓地数，暂时没有回答。

“多少？”

“三十，老赵，三十万，可不少。”

“是啊！”赵财耐心地着下巴说，“小毛聪明得很，他知道没这个数拿不掉正主任，他也就上不到那个位置。”

赵夫人说：“我早就说过，小毛不错。”

赵财说：“当然。”

于是，毛净当上了崤阳县委办公室主任。两年以后，赵财违背国家政策特许洛泉市委书记的弟弟在崤阳县西部的西蒙山开金矿，结果赵财如愿离开本县，到洛泉当了市委副书记，临走把毛净提成了县委副书记，毛副书记报答赵副书记的方式是，把崤阳县旧城改造项目全部交给了赵副书记的小舅子。

虽然有两个老百姓点火把自己烧死了，甚至动用了武警，把16个老百姓抓到了派出所，旧城改造项目进展基本上还算顺利，于是，已经成为洛泉市委书记的赵财就把毛净提拔成了县委书记。

成了县委书记的毛净添了搞女人的毛病，在宾馆搞，在办公室搞，甚至在玉米地搞庄稼人的小闺女，他的理想是本年度“至少要与56个女性发生性关系，确保有2名为处女。”“总目标是600个至800个不同女性。”

结果引得群情涌动，告状信雨点儿一般飞向市委、省委。

市委赵书记抽空儿对毛净说：“把你那鸡巴管住，别成天给我添乱。”

毛净无辜地说：“就是耍耍嘛！”

为了抑制民愤，赵书记就让洛泉市委机关报《洛泉日报》的记者同志赶赴崤阳县，赶写了一篇名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自崤阳县的报告》的报道，全面记述了县委书记毛净同志为崤阳县百姓过上小康生活日夜操劳的感人事迹。这篇报道同时还在省报和全国性报纸发表，作为“我们的干部队伍健康纯洁”的佐证；洛泉市电视台和省电视台还以专题的形式连续报道崤阳县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取得的惊人成就。

不要小看宣传，它不仅可以遮蔽事物真相，更可以对民众形成震慑——你抗得过全国性报纸都在宣传的权力者么？你抗得过成天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权力者么？你抗得过今天到这里视察工作明天到那里指挥救灾的权力者么？在遮天盖日的宣传（这同样是一种暴力）中，不要说普通民众，即使是被权力直接侵害的人，也不免会对自己产生怀疑：我的控告对吗？如果对，为什么国家的见解和我不一样呢？为什么警察要把我抓起来呢？除非是一些视死如归的人，才会拿起刀冲上楼为自己“讨一个说法”，而这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一般人都会选择妥协，选择隐忍，选择沉默。

权力者可以无限度地为所欲为的权力错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毛净仍旧在进行肮脏的权力勾连，仍旧在玩弄妇女，仍旧在强取豪夺，仍旧在做“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报告，仍旧在想方设法攫取更大的权力，至于这个人是人是鬼，道德是否洁净，是否有资格代表人民，完全退出了这个社会的政治过程，人民的评价也完全不在这个过程之中。

一个生命肌体机能羸弱，看上去病病怏怏，形容晦暗，其生命过程一定是被某种病菌或病毒侵扰了；社会肌体也是一样，如果它浑身腥臭，到处都是溃疡，其社会过程一定是被某种社会病害侵扰了。社会病害在我们今天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权力的道德光环遮蔽下的专制和集权，就是权力高度垄断，就是拒斥民主，就是拒绝人民进入政治过程。

毛净的事例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要人民没有选票，被排挤在社会政治过程之外，你就无法反对更无法阻止毛净之流进入权力者行列；只要权力者垄断着宣传机器，人民没有思想表达权，你就无法揭露更无法阻挡毛净之流为非作歹；只要权力者手里掌握着随时用来对付民众的准武装力量，你就无法拒绝更无法反抗毛净之流纠结成为犯罪群体；只要这个犯罪群体仍旧行使执政的功能，你就无法抗拒更无法反击他们无止境地制造权力罪恶和社会罪恶。

是的，人民的缺位必然导致社会过程成为权力者之间打情骂俏的游戏，人民只能眼睁睁看着被更高权力者欣赏的獐头鼠目的家伙们兴高采烈地进入权力者行列，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家伙们麇集成为执掌老百姓命运的特殊利益集团，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烂污人群在权力大纛遮掩下袍笏登场，为虎作伥，呼风唤雨，脑满肥肠，狼奔豕突，似虎如狼，豺行蛇迹，养尊处优，党同伐异，道貌岸然，醉生梦死，藏污纳垢，敲骨吸髓，翻云覆雨，声色犬马，鸡零狗碎，作奸犯科，放浪形骸，卖官鬻爵，朋比为奸，狗苟蝇营，金迷纸醉，搬唇弄舌，挥金如土，徇私舞弊，指鹿为马，骄奢淫逸，为非作歹，得陇望蜀，甚嚣尘上……正是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人民不过是台子下的看客。

这就是权力光环遮掩下的道德谱系，一个肮脏的谱系。

“陈行之同志，话别这样说，这样说不好。”

怎样说呢？如果一年一度“两会”99%的代表都是各级行政官员，如果另外0.9%都是大款（企业老板和高收入艺人），如果剩下的0.1%都是找来的花瓶，如果10亿农民所占代表比率几乎为0，话就只能这样说；如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这样的素质，说“在会议上举手表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因为我热爱这个国家”，话就只能这样说；如果一个人连续五十多年都可以作为人大代表参加会议，五十多年来竟然从未投过反对票，话就只能这样说；如果一个国家本应当体现人民意志的严肃政治过程滑落为一场花花绿绿的表演秀，话就只能这样说；只要权力来源于上级权力而不是来源于人民的选票，话就只能这样说。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也曾经这样说：“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让我们延续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呼声，吁请权力者——

把人民的权力还给人民吧！

让人民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吧！

让人民通过公正程序清除掉那个未经人民同意占据权力宝座的烂污人群吧！

否则就太晚了，太晚了！

6、多余的话

让我们重新回到学术范畴。

“当文明的进程发生出人意料的转折时，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前进，而是受到与野蛮时代类似的种种威胁时，我们一定会纳罕不已：我们不是遵从自己的信念在奋斗吗？无数优秀思想家不是在为建立美满世界废寝忘食地工作吗？我们不是希望得到更多自由、公正和更大的繁荣吗？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结果与我们心中的目标如此不同？如果奴役和苦难仍旧困扰着我们，那么，邪恶势力一定是摧毁了我们的理想，我们成为了它的牺牲品。”（[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这是不是一种解释呢？

“当代发生的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回溯既往，我们可以评价过去事件的意义，追溯它产生的后果，但是当历史正在进行之时，它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历史，它带领我们进入的是未知之境，我们很难窥见前面将要发生什么。”（引文同上）

是的，我们不知道前面将要发生什么。

我们愿意相信社会具有一种自愈功能，愿意相信我们伟大祖国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完成历史性转型，我们也愿意相信有一天权力者也会接受“普世价值”，让我们的祖国回到“正常国家”行列，我们更愿意相信有一天我们不再弓着腰“摸石头过河”，而是站起身子理直气壮地走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走的那条现成的自由民主之路……但是眼下，谁能阻止权力骄奢淫逸腐朽糜烂呢？谁能阻止权力专断虚伪唯我独尊呢？谁能阻止权力植党营私占山为王呢？谁能阻止权力文过饰非好大喜功呢？谁能阻止权力蝇营狗苟排斥异端呢？谁能阻止权力择肥而噬贪得无厌呢？谁能阻止权力簪缨世胄巧取豪夺呢？谁能阻止权力狐假虎威色厉内荏呢？谁能阻止权力与资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呢？

哈耶克能为我们做出解答吗？

（2010-9-22，中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