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以及人类史看上去似乎都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而且是单一和唯一的，它从原点出发，经过漫长的“必然性”的旅程来到了今天。我们几乎很难设想，在科学发展和人类成长的某些关键时刻，比如科技史上一个瞬间的恍惚、刹那间的选择、偶然的捕捉；人类史上一次偶然的气候变化，一个原子和另一个原子的偶然结合，甚至于一次地震、火山、海啸的爆发，都有可能彻底改变科学发展方向，彻底改变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的形态，从而造成“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后果。
这就是说，必然性并不必然性地等在人类前行的脚步前，人类在前行中充满了蹉跎和差错，充满了偶然与必然，所以，我们才有理由认为科学史或人类史在客观上或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单纯和清晰，也许有一条或数条与目前我们正在走的道路截然相反的路途与我们擦肩而过，这件事决定性地决定了科学技术发展今天的样态，决定了人类作为唯一智慧生物在这个星球的价值和位置。
我们还可以延伸这种说法：人之所以成为我们看到和经验到的样子，很有可能仅只是偶然性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必然性中的偶然性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群体和个体的样态。
历史何尝不是如此？莫要说离我们很遥远的历史事件，我们就说离我们较近的辛亥革命吧。史家普遍认为，辛亥革命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为先导，他们在理论方面不但缺乏创造性的活动，而且对西方十七、十八世纪启蒙学者和十九世纪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也都没有系统的介绍。当时以推翻帝制作为历史使命的革命派，包括孙中山先生，尽管做了很多社会鼓动，但是因为内容过于简单，同时也没有在理论上作详细的说明，以致未能攻破封建主义的、作为其圭臬的思想堡垒。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可以用封建主义的堤坝发生溃决、倾泻而下的革命洪流导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来形容。在一系列混乱中经历了无数的反复与磋磨，充满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纠缠，以至于我们只能用公约数的观念审视那段历史，任何对历史细节的追究都有可能让我们陷入到盲人摸象的泥淖之中，颠覆我们某方面的认知和想象。
还比如，明清两朝出于维护和巩固皇权的目的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所导致的国家后果，除了国家积贫积弱原因之外，更有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逐渐变得狭小幽闭的原因。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一再强调，专制主义不仅祸国，更可以殃民，它所必然导致的国民精神的病患，要比所有外部条件（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和欺凌）更加损害这个国家的肌体健康。如果我们把所谓的“乾隆盛世”置放到大航海时代的科学大发现、思想大爆炸的背景中去审视，更会感觉到试图“永延帝祚”，为了极少部分人（满族统治集团）的作威作福，为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埋下了多么巨大的伤痛和隐患，以至于我们直到今天——尽管中华民族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走出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之路，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历史所设定的目标，也无法彻底痊愈精神深处的伤痛，无法完全走出那晦暗的阴霾。这也就注定了中国的崛起，绝不会如公园里散步那样轻松惬意，必定经历一个又一个前进与倒退、上升与下降的螺旋，必定经历一场其强度和复杂度不亚于历史上任何极端时期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没有赴死的决心，没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意志力，我们是走不完这个历程也无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即便是二十年前，有几个中国人预想到了美国和西方势力会以你死我活的态势面对中国的崛起？有几个中国人预想到了我们面对的艰难，很大程度上将来自外部的敌意和挑战？当特朗普-拜登政府不惜牺牲美国的国家利益，以恶霸的姿态对中国进行围堵和绞杀（搞集团对抗）的时候；当号称“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步调一致地抹黑和诋毁中国（他们竟然庸俗堕落到发表一幅中国首都机场的照片也要加上滤镜以制造灰蒙蒙效果的程度，更遑论其他），恨不得一竿子把中国打入地狱的时候；当美国怀着霸凌的心态“凭实力地位”跟我们说话，不断对中国进行战略讹诈和战争威胁的时候，中国人才逐步感觉到或者说认识到，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是他们拿着血淋淋的屠刀跳到我们面前，宣布说他们就是我们的敌人——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迷思才逐步破解。
很多与我同代的人都曾经怀着极大的憧憬遥望过太平洋彼岸那座“人类自由民主的灯塔”，曾经用很大的精神力“幻构”那个并不真实存在的世界的图景，更沉迷于美国建国者来源于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的建国理念……只有到那个陌生的世界潜沉几年，切实看到这个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终于被金融垄断资本掏空实体产业、与中国相比处于战略劣势，这些道貌岸然的谦谦君子们终于“不再装”，在紧张焦虑中露出凶恶残忍丑恶嘴脸，恨不得即刻就将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置于死地的时候；尤其是活生生看到美国社会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瞠目结舌的病态——隐含着反智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主义（白人至上）基因的民粹主义甚嚣尘上、政治家群体（这里主要指参众两院议员）超乎想象的愚蠢无知与狂妄野蛮，金融资本、军工利益集团通过政治家和媒体得心应手地操纵民意、操纵选举，极端到变态的个人主义，诸如社会冷漠、文化贫困、机会绝对不平等、社会治安恶化、枪支暴力泛滥、公开鼓励的性选择自由、毒品泛滥成灾、大麻合法化、大比例家庭乱伦……的时候，才蓦然惊醒，那个“彼岸世界”的所谓“美国梦”，与我们“幻构”出来的精神图景竟如此风马牛不相及！那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不真实到了荒诞的程度，诚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克斯·布特所言：“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倒退的民主国家……我们似乎正在梦游般走向灾难。”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轮回啊！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推想那个彼岸世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另外一种样子吗？我觉得不可以。
我们还是以中国历史上的辛亥革命为例来说这件事吧！我们当然可以设想，如果当时最彻底的革命党组织同盟会成员有更广阔的视野，对社会历史有更深刻的洞悉，那么革命党人就会获得更清晰更契合当时实际的革命纲领，就会做出更符合历史发展趋向的策略选择。或者说，如果当时有一个像样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或者在此之前，像英国那样在清朝社会内部孕育出一个足够与皇权对抗的贵族阶级，那么，辛亥革命所走的路径就会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推翻帝制（清廷让位）以后，孙中山先生也许就不必要向袁世凯妥协，辛亥革命就不会以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走向共和”的夙愿终于碎裂瓦解而告结束，它所经历的坎坷与反复，所付出的生命代价也会少很多很多，它的后果更会与既定的历史结果大相径庭，它甚至会深刻影响和改变中华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生存方式。
这就是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假设的历史不是历史，仅只是人们的一种寄望，一种幻想。偶然也罢，必然也罢，所有的历史后果都必然地落到我们这些后人身上；而我们身在其中的现实，也总有一天会作为历史后果，落在我们的后人身上。历史永远具有独立于人们愿望与目标的专属于它自己的偶然与必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这个无情的过程或者说规律。从这个角度我们甚至可以说，历史很难不“虚无”，在它漫长而曲折的延展过程中，你不知道何时有何种极为微弱的偶然性因素会突然介入其中，进而改变或者折返历史已经选择了的方向。
是啊！历史确实不能假设，对于所有已经发生的，不管合理不合理，你都只能作为必然性接受下来，美国人应当比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我看到美国一些有眼光的学者，把对美国当下衰败命运的反思追溯到了二战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国策上，这种对历史必然性的痛苦接受，我认为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强调历史必然性，并不意味着有理由无视窜游其间的偶然性，反之，我们应当时时注意到，偶然性就像精灵一样跳跃在必然性之间，在更广泛的历史范畴，在很多重要的历史关头，它甚至会突然改变必然性的轨迹，使其出现大幅度的折返甚至逆转。
正如鲁迅先生从历史中看到“吃人”二字一样，我从历史中看到的是“无常”。这既是“有常”中的“无常”，又是“无常”中的“有常”。该来的会来，不该来的也会来，没有人可以阻遏这一进程。美国人想得到他们会如此迅速地从睥睨世界的“山巅之国”滑落到不知所以、不知所为的荒腔走板境地么？《尚书》有“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的章句，这是不是人们经常说的所谓“悖论”呢？谁能逃得脱这种“悖论”呢？从这个角度说，黄炎培先生1945年夏天在延安说的那番话——“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真乃是大有深意的振聋发聩之语啊！
还是一位哲学家说得好：“历史没有完成，历史进程中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所有将历史塑造为一个已知整体的尝试都会失败。”（雅思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年）我们看过往的历史是这样，同样，我们看早晚也会成为历史的现在与未来，也一定是这样。
2024-5-29
本篇连同上一篇《在哲学上这是一个没有偶像的时代》（2024-5-25）以及将陆续发出的另外几篇文章，原本纳入“陈行之思想小品辑录”第27辑《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之中，编辑好以后，发现篇幅太长了，我担心读者没有耐性阅读这么长的文章，因此决定将所有10篇以小标题命名的文章分拆开来，改变格言警句式的行文，不再强调篇章之间的内容呼应，在较为放松的条件下——写作者对自己一般都会有纯技巧性质的主观约束——将一些意犹未尽的东西再充填进去，再将一些我认为不太合适的东西抽取出来，各自独立成篇，呈献给大家。当然，对于一些从整体上说就不便发表的篇什，我也就只能全篇舍弃了。鉴于本辑的主题是关乎哲学的，话题本身就比较枯燥，因此我将尽可能节制自己的笔触，缩短篇幅，并且尽可能写得耐读一些，好看一些。
——作者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