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我们看到了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很多问题上的分歧，但两党的领导人巴拉克·奥巴马与米特·罗姆尼至少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机会平等的重要性。8月，奥巴马在芝加哥的演讲中呼吁：“在美国，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的外貌如何，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姓甚名谁，无论你爱着谁，只要你肯在这里尝试，你就会成功。”当月，他又促使联邦最高法院支持公立大学中的平权法案，来推进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推行的机会平等立法。之后不久，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保罗·瑞安回应了奥巴马的观点，说道：“我们保证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同时，罗姆尼也指出，奥巴马是想要把美国变成一个欧洲式的福利社会，但如果在他罗姆尼的管理之下，他将会保证美国仍然是一方自由而繁荣的机会之地。
两党都选择强调机会的平等性，这并不是偶然。机会平等历来都是美国所推崇的核心价值。在上个世纪的后五十年里，美国取得的最主要的成功之一就是推进了对公民机会平等的实现，使得国内的每一个公民，无论何种性别或种族，都能获取基本相同的发展机会。于是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不仅从大学毕业的女性越来越多，而且她们在工作与收入上都在不断地赶超男性。此外，白人与非白人受到的待遇与获取的机会差异也在变小，虽然还不够显著。
但这项成功却是一把双刃剑。当性别与种族差异对取得成功显得越来越不重要，相比从前，家庭背景的不同却一再成为阻碍人们成功的主导因素。如今，出生卑微的人在生活中拥有的发展机会往往比较少。
当然，我们还没有完美的方式去量化机会的多少。但到目前为止，衡量机会多少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量化结果，包括衡量大学学习的完成情况、是否获得有偿的稳定工作以及富足的收入。社会学家认为，如果一个群体中平均每个人获得的结果远远优于另一个，那么说明前一个群体所获得的机会比较多。尽管结果的不同也往往取决于每个人获取机会后所付出的努力，因此，通过比较结果并不能得到一个完全充分证据来证明机会的多少。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个人所要付出的努力本身，也往往由他身处的环境所决定的。
社会学家一般采用代际收入流动性（relativ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这一工具模型来评估出身不同的人所拥有的机会多少。所谓代际收入流动性就是指子代在收入分布梯度中所处地位相对于父代的变动情况。然而社会学家们往往无法获取他们所想要的充分信息，包括代际收入流动的范围、历史演进以及原因因素等，（以至于无法最精确地推断出家庭出身与机会多少之间的关系）。因为这项评估所要求的数据非常严格，分析师需要先调查收集父代的收入信息以及其他生活环境中的各方面信息，然后再收集他们子代的这样相同的信息，之后再调查收集子代的子代，以此类推。在美国，口碑最好的这一类评估研究是由收入动态长期追踪研究小组（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PSID）进行的，但是它也只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这项研究。
即便如此，社会学家在某些基本观点上还是达成了一致。首先，一个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与80年代中期之间的美国人，如果他出生在一个收入处于最低水平的家庭，那么他在长大后具有30%的机会达到且最多达到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然而，如果他出生在一个收入处于最高水平的家庭，那么他就具有80%的机会最少到达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一般而言，在一个机会完全均衡的社会里，每一个人应当拥有完全相同的20%的机会进入收入分布的每5个梯级，以及60%的机会到达中等以上的梯级。）由这样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出生于不同家庭背景的不同美国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机会不均。
第二，在近几十年来，这样的机会不平等在逐渐扩大。尽管数据不允许密闭的结论，但根据一些可以获得的测试成绩、教育程度、职业以及父母和子女的收入情况等，都强烈地呈现出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被缩小的机会差异现如今存在逐步扩大的趋势。
第三，在一个明显的逆潮流过程中，美国现在的机会平等程度相比其他大多数富有的民主国家都要少。在与美国同等水平的国家中（富有的并且长期实行民主的国家中），有十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表明，美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比其他8个国家要低，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加拿大、丹麦、芬兰、德国、挪威、瑞典以及英国，此外，美国与法国、意大利在这方面处于同等水平。
那么美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美国在这方面后退了而别的国家没有？我们又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一种标准的方法是加强家庭发展本身，另一种最近比较受人追捧的方法是缩小收入不均的差距。同时，所有人也希望可以通过促进和完善教育来改善机会不均。为了找出哪一个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我们有必要去了解这种新的机会不均背后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因素。
机会丧失的成本（The Lost Opportunity Cost）
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家庭背景而导致的机会差异被稳步地缩小。这是因为之前基于农业生产的美国劳动力在当时逐渐转向工业化生产，许多美国人转向了按劳获取报酬的工作方式，而做出这样转变的美国劳动力比例也越来越高，从而使他们的收入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与此同时，美国普及了小学教育，并且进一步扩大中学教育的覆盖面。之后，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学校废除种族隔离，通过立法消灭大学录取与就业上的不平等，辅之以平权法案等措施的推进，为更广泛意义上的美国人打开了经济之门。
然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大量经济与社会上的变革使得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的机会差距逐渐拉大。首先，至少对于某些家庭来说，他们的家庭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在穷人家庭中，孩子同时与父母双亲一起生活的比例明显下降，然而在富人中并没有发生太多这样的变化。在高收入家庭中，大概有80%的孩子在有婚姻父母的家庭中长大，但相比40年前的96%也有所下降。但相比之下，只有41%的穷人家孩子是在有婚姻父母的家庭中长大，而40年前的比例大概是在77%。这将大大有害于穷人家孩子成功的机会。因为与双亲一起长大的孩子，同时考虑到有双份收入的因素，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也通常能够遵纪守法，与他人维持比较长久的关系，并且这些孩子在长大成人后也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
而正是因为大量的中产阶级以及上流社会的家庭往往更看重对子女的培养，这也加剧了机会不平等的形成。低收入的父母无法花费一样多的钱让孩子上音乐课，去旅游或是参加夏令营等活动来丰富孩子的学识，扩大眼界。他们也因为自身受教育程度的局限难以辅导孩子或是帮助孩子完成课业。不仅如此，他们也很少会教导孩子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或者为孩子设定目标。当然，他们也不太会给予孩子很多的鼓励和期望来激发他们的孩子在学习和工作中的潜力以取得更高的成就。
除此之外，因为在上一代之前，大多数学龄前儿童都只是和母亲呆在家里，（所以每个孩子在学龄前的发展都差不多）。但如今，很多学龄前的孩子都被送到一些类似儿童保育的机构。而这些机构本身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育儿质量。因此，富裕的父母通常能够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国家认可的以教学为主的学龄前学校，相反地，一些比较贫困的父母可能只是能够将他们的孩子托给邻居或是邻近的保姆照看，而这些邻居或是保姆也只不过是把这些孩子放在电视机前照看着，仅此而已。经过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与其他一些学者的共同研究表明，这些低收入与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在认知与非认知方面很多的能力差距在他们进幼儿园时就已经显现出来。
而一旦孩子进入小学以后，这些方面的能力差距并不能够得以减小。在过去，美国不同学区得到的资助往往都各不相同，尽管近几十年来这些资助总体上都变得越来越多，但最好与最差的学校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教育质量差异，而且这些最差的学校往往都是在最贫困的社区。从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肖恩·里尔顿教授（Sean Reardon）编制的研究数据来看，在近几十年中，出生于高收入家庭的中小学生与出生于低收入家庭中小学生，在每个测试中的平均得分差距在逐步地拉大。在1970年出生的孩子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在数学与阅读测试中的平均得分标准差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高出四分之三。而在2000年出生的孩子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平均得分标准差要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高出1.25倍。这样的差距要远远大于白人与黑人孩子之间的差距。
产生这种结果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在高中后期的学习中往往比较落后，另一部分是因为大学教育本身变得越来越昂贵。因此相比其他孩子，这些孩子进入大学并完成大学学习的几率要小得多。经济学家玛莎·贝利（Martha Bailey）与苏珊·戴纳斯基（Susan Dynarski）做过这样的比较——比较成长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人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人的大学完成情况。他们发现，那些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中，成长于六七十年代而获得大学四年学士学位的比例有36%，而成长于八九十年代的则增长到了54%。然而，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中，成长于这两个时间段而获得学士学位的比例基本持平，仅仅从5%增长到9%。
等到就业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依旧没有得到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对帮助孩子找工作上往往只能起到很少很有限的作用。而一些出生贫困的人在找工作时甚至因为英语能力的欠缺而受到阻碍。不仅如此，低收入的群体还面临着其他不利的形势。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很多的年轻男性，哪怕因为很轻微的违法也会被监禁。因此，即使存在那些又稳定，收入也比较可观的好工作，因为这些入狱记录使得他们很难获得这些工作机会。再加上技术进步，全球化等社会发展，导致了制造业的大量失业以及工会的衰落，以至于那些技术要求比较低又能有中等工资水平的岗位需求大大变少。要知道，这些变少的工作岗位却恰恰是最能够帮助比较贫困的美国人跃身变为中产阶级的机会。
最后，择偶标准的变化也加剧了机会差异。根据社会学家克里斯汀·施瓦兹（Christine Schwartz）与罗伯特·梅尔（Robert Mare）的调查研究表明，那些出身优越的人往往不仅能够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找到高回报的工作，而且他们也更倾向于和像他们一样的人结婚（或是同居）。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美国贫富之间的机会差异在近几十年来变得越来越大。如果任其发展，这样扩大的趋势不仅会抵消美国在性别与种族平等上取得的成就，而且会在未来使得美国的阶级分化变得根深蒂固。
有人可能会就此轻描淡写地得出结论说，美国这样巨大而又在加剧的机会差异虽然不幸但也是经济与社会转型中的必然结果。但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却能够在机会平等上做得更好，而相反地，历史上被称为“机会之地”的美国，却在失去她原本区别于他国的优势。
弥足珍贵的家庭（Valuable Families）
一个简单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得到更多的钱。教育政策专家Greg Duncan，Ariel Kalil，与Kathleen Ziol-Guest研究发现，对于成长在美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孩子来说，一旦他生命的头五年里，家庭收入增加仅3000美元就能够使他长大后的收入增加近20%。这项发现表明就算政府只把几千美元的现金转拨给最需要的孩子，就能让他们终生受惠。大多数其他富裕的国家，包括那些在机会平等上表现得更好的国家，都在做这样的投入，为国内的每个家庭提供一个普遍的“儿童补贴”。以加拿大为例，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可以每年拿到3000美元左右的补贴，而对于那些收入较低的家庭，如果也有两个孩子就会拿到至少6000美元的补贴。相比之下，美国现在对这方面的投入还很少，只有一项儿童税务抵免（Child Tax Credit），这样的抵免每年对每个家庭来说，每有一个孩子最多只能带来1000美元的抵免。即便如此，要拿到这样的抵免还必须凭联邦税务申报而定，但不是所有低收入家庭都能够达到联邦税务申报的条件的。
华盛顿方面，也包括其他一些地方，都采取过其他的解决办法。例如通过介入家庭生活本身。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美国，由亲生父母一起带大的孩子数量要比在任何一个其他富裕国家都要少。为了解决这样的家庭关系问题，负责鲁特格斯大学国家婚姻项目的芭芭拉·达佛·怀特黑德（Barbara Dafoe Whitehead）、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等一些社会学家建议通过促进婚姻来达到维系家庭的效果。然而，根据社会学家凯瑟琳·艾丁（Kathryn Edin）、莎拉·麦克拉纳汉（Sara McLanahan）、保拉·英格兰（Paula England）与其他一些学者的调查发现这项政策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现代女性对婚姻的需求变小，反而对婚姻的要求变高。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出身优越的女性更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打拼自己的事业，然后找到更好的伴侣。她们认为这样可能会拥有一段更长久的婚姻（或同居生活）。由此，她们也就推迟了自己生养孩子的时间。相反地，对于那些比较贫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来说，她们没有过多期待充实而又高回报的工作。对她们来说，二十出头或是更早的时候就有了孩子仍然是很平常的事情。这些女性往往很少会与自己的丈夫一直生活在一起，因为她们选择配偶时还不够成熟，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包容她们的丈夫。此外，通常来说，她们的丈夫不仅不太可能有相当可观的经济实力，而且会比较习惯和偏好传统的性别角色。因此，一个孩子的出现不仅会增加他们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同样会加剧家庭成员相互间的矛盾。由此看来，让更多年轻的低收入男女结婚生子并不能够促成很多长久的家庭关系。
要让这样的问题得到切实的改进可能只有依靠让贫困或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晚生晚育，而这种选择终究是会自然发生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年轻人生养孩子的比率已经开始下降，尽管变化很缓慢。就这一方面而言，华盛顿方面（或其他一些地方政府）很难再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快它。而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政策学家罗恩·哈斯金斯（Ron Haskins） 与伊莎贝尔·索希尔（sabelle Sawhill）所言，最好的方式可以是发起一场教育宣传活动，重点宣传人生规划中“成功序列”所能带来的好处。而所谓“成功序列”就是指“先接受好的教育，得到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再生小孩。”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的问题就是）如何优化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呢？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将对他们的成长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没有一个美国人会愿意让政府过多地插手他们的家庭生活，但像华盛顿方面和其他一些州政府仍然可以尝试一些可能可以被接受的方法去优化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例如政府出资聘请一些护士、咨询顾问等上门服务，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或低成本的育儿课程。当然，试图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这些方法的效果必然不会太显著。尽管如此，社会学家弗兰克·弗斯滕伯格（Frank Furstenberg）从近期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有证据表明对孩子正在接受中学及其以下教育阶段的父母进行育儿辅导与培训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更好地做好孩子入学准备的工作，并有益于提高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
教育目标的完成（Making the Grade）
由于考虑到改变家庭生活的难度，进一步完善学校教育仍然是美国帮助弱势儿童最主要的办法。针对于这些学生所有的不足，公立学校应当通过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来进一步实现机会的平等化。在暑假，相对那些原本就有优势的同龄人，这些低收入家庭孩子的认知能力会有所倒退。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上学，他们的能力发展会滞后甚至更加落后。
因此，一个普遍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与学龄前教育体制能够有助于克服在儿童早期成长中可能会扩大的能力差距。并且，它能够促进父母的就业从而增加家庭受益。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是一举两得。我们可以借鉴北欧国家的经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北欧国家引入了带薪产假制度，并建立了公共的学龄前儿童发展基金。到了现在，它们的早期教育老师与小学老师一样能够得到相当的培训与报酬，而早期教育的成本顶多只占家庭收入的10%。正是如此，所有的这些国家相比于美国，它们国民的认知能力，高中、大学的完成率以及就业的成功都不会像美国这样过多地依赖他的家庭财富与组成。
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的一些州其实也在各自推进当地的儿童保育与早期教育体系规模。大多数这样的州现在都建立了全日制的公共幼儿园，有一些还为四岁的孩子创办了公立的学龄前教育学校。但这些进展都十分缓慢，甚至在近些年，因为政府收入不足而有所倒退。如果华盛顿方面能够在这方面提供帮助，那将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最后，大学教育对个体发展的机会平等化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出生于收入水平最低家庭的美国人中，有53%的人最终能够达到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这已经十分接近于机会完全平等情况下应当有的60%的比例。所以，华盛顿方面需要更进一步帮助出生于弱势家庭的孩子负担得起大学教育。在美国，每个州内的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要高于8000美元。而在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这些四年制的公立大学完全是免费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提供的数据，在这些国家，即使一个人的父母没有能够完成高中教育，但他能够上大学的几率会在40%到60%之间，而美国在相比之下却只有30%。
就业与收入（Working on Labor）
就业是接下来一个重大的挑战。首先从最容易实现的着手——由于入狱记录会阻碍就业，美国应当重新考虑对非暴力毒品犯罪的惩罚方式。社会学家布罗斯·韦斯特恩（Bruce Western）指出，那些在过去十年里减少使用有期徒刑并转而使用罚款、社区矫正等其他刑罚方式的州与那些增加使用有期徒刑的州相比，刑事犯罪率同样有所下降。如果其他这些州也愿意跟着这样做，那么美国就可以让大量弱势家庭中的年轻人避免不必要的就业机会损失。
另外，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劳动力市场扩大的趋势伴随了一些更加棘手的问题产生。中等及其以下水平的计时工资收入，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并未有所提升。然而在八九十年代之间，美国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因此在当时尽管工资水平没有提升，但这些就业机会使得更多的女性得到工作，从而也能帮助家庭增加收入。但是在本世纪初期，就业率也不再继续增长，接踵而至的经济大萧条以及缓慢的经济复苏又狠狠地打击了那些弱势的低技术劳力。从2007年到2010年间，25岁-54岁没有完成高中教育的男性就业率下降了整整10个百分点。
虽然最终美国经济回到正轨，但也无法自然而然地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或带来更高的工资收入。而单单在二十世纪90年代末这段特殊的时期，中等及其以下工资收入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升。这段时期的特殊在于美联储使得失业率下降到了4%，这比许多经济学家预估的在通胀影响下可能会加速增长的失业率要低得多。如果美国真的是想要回到这么低的失业率，那么就需要在美联储喊停以前，再一次愿意允许工资大幅度增长。
但指望美联储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国应当要考虑其他一些替代性的策略。比如，劳动所得税减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可能会有助于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当下，劳动所得税减免为年收入少于5万美元的家庭提供了高达6000美元的年度补贴，这是十分丰厚的。但是对于没有孩子的人，减免优惠最多只有500美元。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没有孩子，收入又低的年轻人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成长在弱势的环境下。既然如此，如果在美国，人们的工资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那么政府完全有能力而且应该更大幅度地提高人们的收入。
在过去的一年里，很多评论家，尤其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已经建议，如果美国能够逆转收入不平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将会提高美国经济的流动性。要知道，在那些与美国有可比性的国家里，收入差距越小往往会产生较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上一代之前，美国已经处在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位置，而自那以后，她甚至在往更高的位置发展。然而这些要求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普遍呼声并没有能帮助决策者去识别应当推行哪些政策。而我们现在可能有以下三种可能的路径方式来减小收入不均的程度。第一，华盛顿方面通过立法来大幅度减小对不同类型工作的报酬差异。（因为在北欧国家，较小的机会差异有一部分应当归功于较小的劳动报酬差异。）这样的立法必然会降低收入不均的程度，也就会由此来降低机会不均的程度。至少对于处于这样立法时期的一代人来说，即使他们的能力完全与他们的父母相当，但他们的收入不会因父母收入的多少而有太大的差异。但事实上，这样效果却不太可能会发生，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几乎没有美国人会支持这样的立法通过。第二，假定美国可以对收入最高的前10%的家庭提高收入所得税率，同时降低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所得税率。那么这样一来的确也可以降低收入不均，但是这一做法并不会有助于增加那些低收入家庭孩子所能拥有的各种机会。第三，假定美国提高每个家庭的收入所得税率，然后把增加的税收通过财政支出来资助孩子们的早期教育，这样的做法虽然对减少收入不均没有太大的帮助，但却能够对扩大这些孩子所能拥有的机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正如政治学者安德烈·坎贝尔（Andrea Campbell）曾在书中写到的，大多数其他发达民主国家会将更多的税收收入投入到社会项目中去。）综上所述，对减小机会不均来说，仅仅降低收入分布不均，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条件。
“机会之地”的经验（Land of Opportunity）
美国在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经验时，当然也要从自己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过去到现在，在解决机会不均的问题上，华盛顿方面采取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引入平权法案。平权法案并没有被很多其他富裕国家所采用，但美国长期以来的实践能够证明它是十分有用的。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以来，美国通过平权法案计划为女性与各种弱势群体增加了大量的大学入学与就业机会。
如今，很多观察家，无论属于哪个派系，包括代表左派的世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理查德·卡兰伯格（Richard Kahlenberg）以及代表右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在内，都提倡将平权计划的重心从种族与性别平等转向家庭出身上的平等。如果过多强调种族和性别，那么这将继续对非洲裔与拉美裔的美国孩子产生机会不平等，因为这些孩子往往都来自低收入或其他方面处于弱势的家庭。实际上，相比于传统的基于种族的平权法案，将平权重心转向家庭出身将更有益于非洲裔与拉美裔的孩子，尤其是这些弱势群体中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将会是最主要的受益对象。
为了响应法院司法与选民公投下所倡导的入学上的种族平等，包括加利福尼亚州与德克萨斯州在内的一些公立大学已经在采取措施来保障入学的机会平等。拿其中的一项保障来说，对于毕业于任何一所公立高中的最优秀的前10%的学生能够直接被该州的公立大学录取。这些措施在某些时候还是非常有益的。尤其是在那些几乎所有学生都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学校中，毕业班最优秀的前10%的学生中必然也就包含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除此之外，高校可以采取的更直接的方式应当是要将申请者的家庭出身作为一项弱势因素考虑进去，并将其纳入申请者排名的标准因素中去。
但如何促使雇主去采用这样直接的方式来帮助解决社会机会不均的问题呢？半个世纪以前，联邦政府在公共机构以及与政府有协议关系的企业中强制推行这样的平权法案。而现在，为了解决国内这种新的机会不平等，政府依旧能够继续这么做。
在上个世纪的后五十年里，美国已经大步推进经济发展的机会平等。这样的进展不是它自己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靠政府来推动的。然而在近几十年里，不同家庭出身的美国人所面临的机会差距却又被逐步地拉大。但所幸的是，在面对经济与社会变革时，美国以及其他富裕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并不是无路可走。即使我们没有一次性解决的高招，即使我们可能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与社会的转变才能逐渐从实质上改善机会不均的问题，但至少我们能够看出，问题的修复与解决仍然是在这个国家可掌控的能力范围之内的。
注：本文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思想库报告》项目组织翻译，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得用于商业使用。非商业转载请注明译者、出处，并保留文章在思想库网站（think.sifl.org）的完整链接及上述说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成立于2002年，是中国目前最为活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之一，其网站“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www.sifl.org.cn）向政策制定者、实业界和学者广泛介绍来自上海金融法与律研究院的期刊、书籍、会议、活动及其他信息资源，为政府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分析方案，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
文章选自《外交事务》杂志，作者是亚尼桑那大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