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历史研究的着眼点从政权转到人权上来

2003年底，隋唐史专家胡戟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交流中心作了一个报告，他提出“把历史研究的着眼点从政权转到人权上来。”他提出“把人民的满意度作为检验一个政权好不好的标准。”

我认为胡戟先生这两条原则提得很好。

过去几十年历史学的着眼点，主要是政权兴替的历史。政治学的着眼点，主要是争夺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游戏规则。因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因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其实，真正的历史应该是人的权利和人的素质成长发展的历史。

衡量一个政权、一种理论、政策好不好，过去也有一些权威的标准。譬如生产力标准，就是看一个政权是推动还是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却不问发展生产力是为了维护君权，维护国权、党权还是维护民权。再如综合国力标准，就是看一个政权是增强了还是消弱了综合国力，而不问增强综合国力，是为了争夺地区霸权或世界霸权还是保障人权，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质量。还有实践标准，检验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政策是否正确，当然要靠实践。但是，实践的主体不同，例如：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利益集团的实践，又有全体人民的实践；实践的内容也不同，有维护党权的实践，有维护国权的实践；有维护一部分人特权的实践，又有维护人权实践。只有以全体人民为主体，维护民权、民利为内容的实践，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实践。因此，以人民的满意度为标准来衡量一个政权、一种理论、一项政策的好坏，才是最根本的标准。

二、中国人的价值

一次出游，导游小姐讲了一个笑话：中、美、日三国朋友在海上遭遇风暴，需要减轻轮船的负荷。美国人把贵重物品扔进大海，并且说：“美国有的是钱，扔掉这些物品不算什么。”日本人把电脑、电视机、数码相机把进大海，并且说：“日本有的是电子产品，扔掉这些东西不算什么。”中国的上等人把几个普通中国人扔进大海，并且说：“中国有的是人，扔掉这些人不算什么。”这个笑话形象而又不免夸张地描述了中国人轻视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以至人的生命的劣性文化传统和至今仍然存在的社会弊端。

我向两位考古学者转述导游小组所讲的笑话。考古学者向我提供了中国不重视人的价值的历史证据。例如：就古代器物纹饰来说，在希腊罗马文明中，人物数量最多也最精美；在伊斯兰文明中，几乎是清一色的植物纹和几何变形文；中国文明介于二者之间，植物纹最多，动物纹次之，人物纹最少。就绘画来说，中国的人物画远不如西洋人物画精巧和有价值。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史，也可以说是战争史和杀戮史。孟子说的“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是记实而不是艺求的夸张。历史学家葛剑雄的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远远超过统一时期，战争年代远远超过和平年代。战乱必然伴随着灾荒和瘟疫，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中国人战死、饿死、病死。以陕西地区为例，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口40万—50万。西汉末年，全国人口5000余万，陕西340万。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期间，陕西和河南成为各民族暴君争夺地盘和角逐皇权的最大屠场，到公元529年的北魏时期，只留下20万人口；元代有1312万人，明初又降至40万人。宋元话本常常引用当时的一句民谣：“宁作太平犬，不作乱离人。”当人的追求底线已经降到犬的时侯，那里谈得上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呢？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不过是变了颜色的龙，换了招牌的中华帝国、中华官国；普通中国人仍然处于无价值、无权利的境地。正象当代诗人江婴吟咏的“民国何曾民有国，九州自古一囚城。”“天翻地覆狂欢后，总把新奴换旧奴。”

在当代中国，毛泽东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宝贵的。”似乎很重视人的作用。但是，他重视的是人的什么作用呢？毛泽东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可见，他重视的只是人手，而不是人口，更不是人脑。人，除了有一双能劳动能生产的手以外，还有一张口和一个脑袋。人的口有两大功能，一是吃饭，二是讲话。人的脑有一大功能，就是思想。人之异于禽兽者，就是能够思想，并且能够通过口讲、手写，把思想表达出来。只有解放了人的脑袋，解放了表达思想的口和手，人们才能创造性地出主意、发议论，创造性地进行生产和工作，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如果给人的脑袋戴上紧箍咒，给人的嘴巴贴上封条，给人的手脚戴上镣铐，那是不可能发挥人的积极作用的。

所以，我们说尊重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不是只讲人手论，而是要讲人口论、人脑论、人身论。要保障人身的生存权、安全权、发展权、医疗保健权。要保障人口的吃饭权和讲话权，要保障人手的劳动权、工作权和休息娱乐之权，特别是要保障人脑的思想自由、表达自由、信仰自由。

现在，人们常说中国国情、中国特色，讲得最多的国情和特色，就是人口众多，居世界第一位。善于体察中国这个最大的国情，善于发挥其积极作用和避免其消极作用，就能促使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繁荣，并为人类作出最大的贡献。

除了坚持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以外，首先要把不尊重人改变为尊重人，尊重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人价值、个人权利、个人尊严，彻底解除对人脑、人口、人身的一切不合乎人性、不合乎国际公法、公约和中国宪法的禁锢与摧残。

同时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要普及义务教育以扫除文盲；普及公民教育以扫除不懂和不会维护公民权利的法盲；普及最必需的科学技术知识以扫除科盲；在三个普及、三个扫除的基础上，发展卫生保健事业，发展高等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现在，国家在教育保健和科学普及、科学研究方面投入太小，不如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商业化严重，不利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受教育、学科学和接受医疗保健，这是很大的失策。今后，应该争取把教育、科学和医疗保健方面的国家投入提高到初步发达国家的水平，真正实现“科教兴国”的国策。宁可少建一些豪华街道豪华商厦和豪华住宅等“面子工程”，也要把教育、保健和科学技术搞上去，追赶发达国家的水平。

总之，尊重中国人的价值，争取和保障中国人在思想、言论、劳动、工作和人身方面的合法权利，全面提高中国人的素质，让中国人都能手脑并用，手口并用地发挥其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人口众多就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生产力，是维护世界和平、保护人类生态和政治、文化生存环境、促进人类共同发展进步的最强大的积极力量。

三、历史文物有二重性

一切历史资源，都有二重性：既有对后代启迪、借鉴的作用和经济、文化价值；又是妨碍后代创新进步的历史包袱。

文物古迹自然也有二重性。中国人以拥有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明清故宫和300余座帝王陵墓而引以自豪，因为这些文物古迹，气势宏伟，工程浩大，工艺精湛，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文化水准；在现代和未来还是旅游观光的资源，能够继续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可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历代统治者剥夺和奴役人民，使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的见证。鲁迅曾经呐喊：“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长城为什么可诅咒呢？鲁迅说：长城“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他又说：“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指的是长城对国门的封闭和对中国人精神的禁锢。他告诫后人不要为长城增加新的砖瓦了。中国的奴隶们对万里长城的情感和权势者不一样。他们创造了一个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凄美的故事。清朝有人在山海关孟姜女庙上题写了一付对联，上联是“万里长城筑怨”，“筑怨”二字，非常精辟，非常深刻！至于秦始皇陵墓及其兵马俑，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羸政和他的儿子秦二世胡亥，用严刑峻法驱赶70万“刑徒”，做了十几年惨绝人寰的苦役修建起来的，据说在秦始皇下葬以后，还有三万多名妃嫔宫女和知道墓道秘密的工匠被活埋在陵墓之中。

总之，不论是万里长城还是北京的明清故宫和南京的石头城，西安的明城，不论是秦始皇陵、汉武帝陵、武则天陵或是明代的十三陵，这些文物古蹟中都安排过人肉的筵席，都抛洒过几十万、几百万奴隶们的鲜血和白骨，都飘荡着几百年、几千年屈死的冤魂。

现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和旅游出版物只讲长城、故宫、帝王陵墓的伟大和辉煌而不讲那些文物古蹟中凝结着专制暴君的残酷和奴隶们的苦难。这不仅愧对鲁迅，连正确记载和批判法西斯历史的德国人和德国政府都不如，岂不悲哉！！

四、野蛮征服文明

历史并不像庸俗进化论者的推理———直线前进，而是有进化、有退化、有返复的。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许多次是以野蛮征服文明。第一次，就是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中国。

在战国末年，统一中国是必然趋势，问题是由谁来统一中国。就当时文化的先进性来说，齐国和楚国有多元文化的态势：儒、道、墨、名和温和的法家乃至纵横家、阴阳家，都有它们活动的空间，继续进行百家争鸣。齐国设稷下学宫，聚集各个学派讲学、争辩，异见选出，富有创造性和包容性。楚文化有自由精神，而且浪漫、华美，富有想像力。只有秦国实行法家一家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法家以耕战立国，压抑工商业和文化事业；钳制思想，以吏为师，除了政府法令和耕战、医药知识，没有其他学问；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独创了籍没、连坐、凿颠（用金属凿脑壳）、抽筋、车裂（五马分尸）、鼎烹（下油锅）、磔（千刀万剐）、灭三族等惨绝人寰的刑罚。总之，秦文化在当时是最为惨酷的反人道的文化。可是，秦国却依靠都江堰和郑国渠建成后关中和川西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当时最锋利的武器（如秦俑坑出现的镀铬的箭镞），加上以人头计功封赏的军功令调动起来的杀人狂，离间六国各个击退的“合纵之术”，用数十万虎狼之师横扫六国，以野蛮战胜了齐、楚的文明。假如不是秦国，而是像屈原设计的齐楚联盟统一了中国，中国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蒙昧主义，也许不会像秦汉以后二千余年那样严重呢？

到了晋朝，没有文化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又以强大的骑兵征服了农业文明相当发达的西晋，长期占领了北中国，而且使偏安于江南的东晋和宋、齐、梁、陈处于弱势。北宋以后，文化落后的辽、金、元、清又先后征服了文化先进的北宋、南宋和明朝，一再地实现了野蛮征服文明。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野蛮征服文明的现象？这是由于：在古代，政权的兴替，决定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而落后民族，由于其生存环境的恶劣，“穷则思变”，改变生存环境的欲望能够刺激他们侵略文明地区的蛮勇和铤而走险的精神。

由此看来，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的地区差异、民族差异和阶层差异，都是对社会安定和文明发展的威胁。努力实现地区、民族、阶层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相对平衡，尽量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要反对和防止一切形式的暴力革命、暴力专政、暴力侵略，坚决制止国家和非国家的暴力恐怖活动伤害人类，破坏文明的事件。

五、郑和与哥仑布 康熙与彼得大帝

明年（2005年）是世界上第一个远洋航海家郑和首次下西洋的600周年，国内外都有一批人现在就在宣扬郑和的丰功伟绩，估计调子是会越唱越高的。

至于宣扬和美化清朝皇帝、太后的清宫影视剧和历史小说经久不衰，尤其是对康熙皇帝推崇备至，把他和唐太宗看作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皇帝。

带领世界上第一个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的郑和，当然值得我们给以高度的崇敬。对中国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康熙皇帝也值得我们尊重。但是，把郑和与同他从事同一事业的哥仑布加以比较，把康熙皇帝和与他同时代的俄国彼得大帝加以比较，我们在崇敬和尊重的同时，就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惋惜！

先说郑和与哥仑布。郑和当年拥有的条件和实力远比哥仑布优越十倍，可是，他取得的成果却远不如哥仑布。

第一，郑和早于哥仑布。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在1405年，哥仑布第一次西航在1492年，郑和早87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在1433年，哥仑布第四次西航在1502年，郑和早64年。

第二，郑和所处的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中国人口约有七八千万，统一了现代中国除新疆、西藏以外的全部版图，还是朝鲜、安南、缅甸等国的宗主国。而西班牙、葡萄牙都是人口不过百万左右的小国。

第三，郑和所率领的船队，在船只数量、质量和船员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哥仑布的船队。

郑和第一次、第六次和第七次远航的规模相当。船只少则100艘，多则200艘。每艘船，最大者长44丈，宽18丈；中型船长37丈，宽15丈；小船长13丈，宽15丈；桅杆，大者九桅，小者二三桅。舰队共有将士27500到27800余人，郑和为正使，挂元师印，副使挂副元帅印，其下属有水监、火监、内监，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舍人、户部郎中、鸿胪寺户班、阴阳官、医官、医士、旅校、勇士、力士、军力、买办、通译、书手等等。郑和等人在南京绘制的《郑和航海图》，标明了航线所经过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里程，以及航道方向的牵牛星高度与礁石浅滩，途中对船队经过之地都给以命名，其中外国名300多个，最远的在东非曼八撒湾，就是现在的肯尼亚的蒙巴达萨。显然，这在15世纪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先进的舰队。

再看哥仑布，他第一次西航，只有三条帆船和1000多名船员。第二次西航，才有17艘帆船。第四次西航，遭遇部下叛乱和暴风雨的袭击，处于缺衣少食的困难境地。

可是，哥仑布第一次西航就发现了新世界的土地瓜拉哈尼岛；第二次西航就在多米厄加北部海岸建立了新大陆第一个欧洲人的城市伊萨贝拉，并发现了牙买加；第三次西航，发现了特立尼达，并登上南美大陆；第四次西航，发现了提尼克岛。这些发现创造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而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收获仅限于：把中国的政治势力扩展到东南亚和南亚，使旧港和马六甲成为藩属，孟加拉成为盟邦；锡兰岛在中国遥控之下；印度洋上诸海港和东非的忽鲁谟斯、木骨刺遣使朝贡。这些都是明朝在政治上的收获。在经济上却是得不偿失，得的只是可供皇室享乐的珍宝和特产，失的是“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不能获得哥仑布开辟新大陆的巨大成果呢？恐怕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在文艺复兴以后，继承了希腊、罗马开拓、进取、冒险的精神和商业文明、海洋文明。西欧国家连续派遣达?伽马、麦哲伦、哥仑布远航，是为了从海上开拓殖民地和寻找新的通商地区。中国自秦朝以后，就实行重农抑商、重大陆轻海洋的政策，五代十国以后，又丧失了汉唐盛世开拓、进取精神，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一不是为了开疆拓土，二不是为了和海外通商，而是为了宣扬大明朝的声威，扩大称臣纳贡的范围，同时搜寻奇珍异宝，供皇家享受。我认为，历史上中西对外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政府是求实利，中国政府是争虚荣，也就是争“面子”。所谓争“面子”，就是只要外国国王、酋长称臣纳贡，承认我是天朝上国，我是王中之王就行了。至于开拓新大陆，我们天朝够大了，不感兴趣；说到通商贸易，我们天朝万物皆备，只需要一些奇珍异宝；只要外国、外地称臣纳贡，我们可以“赏”给外国人远远高于贡品价值的金银、丝绸、瓷器、茶叶。这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和对外政策的支配下，即使西方有的学者考证出郑和的船队到过美洲，也不可能完成发现和开发新大陆的伟大历史任务。

再说，清朝的康熙皇帝玄烨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

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1——1722）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符合儒家“内圣外王”标准的明君。中国历代君主得到“圣祖”庙号者，恐怕只此一人。中国史学会所编的《中国通史》对玄烨有一段结论式的评价：“康熙帝在位61年，殚精竭虑，勤于政事；用兵临敌，无所畏惧，定三藩，统一台湾，亲临噶尔丹，进军西藏，业绩可嘉。平日力戒骄奢，节用爱民，不尚虚文，力行实政。在位期间，社会经济相对发展，文化政策以怀柔为主，提倡程朱理学，兼容西方科技，整理文化遗产，对清代文化影响卓著。”

彼得大帝一世（1372——1725）是俄国沙皇。他比康熙皇帝迟生21年，迟死3年，大体上是同时代人。他和康熙都是才智超群大有作为的君主。但是，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治国之道却大异其趣。康熙是儒化，彼得是欧化。1697年，彼得化名为米海伊洛夫下士，随同“大使团”到西欧，他用4个月时间在萨尔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造船厂学习造船技术；又到英国德特福德皇家海军船场作工，并参观工厂、学校、博物院，到英国国会旁听。回国以后，彼得把迅速赶上西欧发达国家作为奋斗目标，进行了涉及行政、商业、工业、文化和科学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他创建了各种学校，提倡翻译西欧各国书籍，创立了俄罗斯科学院，创办了俄国第一家报纸，改造了陆军，建立了海军。他还取消了国家机构中按门第升迁的旧规，代之以按照官员实际表现晋升的制度。他为俄罗斯近代工业、教育、科学和海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康熙皇帝自己懂7种“夷语”，精通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物理学。可是，他却不能像彼得大帝那样，发展近代工业，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发展航海事业。这就不能不从文化传统方面去找原因了。中国以儒学为主体，融合佛、道、法思想的文化传统太强大了。康熙只能认识到，人口不过100万的满人要统治百倍于满人的汉人，只能“运用绵延2000多年的孔孟儒学。俄罗斯就不同，他们没有中国这一套压大严整，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容易接受西欧的先进文化。所以，康熙皇帝和同时期的彼得大帝根本不能相比。康熙同创造盛唐文明的唐太宗和唐玄宗也不能相比。唐太宗和前期的唐玄宗并不是一个只会以儒求治天下的儒君，他们有世界眼光和大国胸怀，兼容国内和国外的各种文化，各种宗教，实行“华夷一体”、对外开放的政策，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和最先进的文明。

六、乾隆非盛世

近十余年，一些历史小说家和影视剧作者把清朝的帝王将相炒作到狂热的程度，美化到颠倒历史是非的程度，流毒全国，贻祸子孙后代，急需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们出来拨乱返正，正本清源。影视和小说炒作得最多、最厉害的是乾隆皇帝。

炒作乾隆的人，无非由于他有“十大武功”，而且在乾隆中期经济发展、国库充盈，这都是从国家主义立场出发的，如果从人权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在他的“十大武功”中，两讨金川是对国内少数民族小题大做的残酷镇压，征缅甸、征安南是对弱小国家的武装侵略，只有讨平准噶尔和回疆，使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国家主义、大民族主义的立场来说，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是有利的，从人权的角度也难说是好是坏。大兴文字狱，绝对是反人权、反文明的罪恶。据统计：清朝从康熙到乾隆三朝共制造“文字狱”160余起，仅乾隆一朝就制造了130余起。还有六次下江南，为了个人游乐，大肆劳民伤财，正像《红楼梦》中说的“银子花的淌水似的，甚么罪过也说不得了。”

在乾隆晚年，据户部奏报，全国各州县的府库已经空虚，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吏治也越来越坏，乾隆宠幸最隆用事最久的的古今第一大贪官和珅私人财产的一部分就值银二亿二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家三年的财政收入；全部财产估计有八亿两，相当于国家十余年的收入。白莲教教的大起义和海盗的猖獗，就发生在乾隆末世，到嘉庆时期酿成大乱。

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在他执政初期，一度纠正雍正的**，实行了一段“以仁德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乾隆后期，**很多，弊政也很多，算不上什么“乾隆盛世”。

七、诸葛不足法

自唐宋以来，中国的文人学士把诸葛亮美化为智慧和道德的化身，士丈夫的完美典型。其实，按照人文主义的标准，诸葛亮的智慧和才能是可取的，道德和事功是不可取的。

当时，在魏、蜀、吴三国中，蜀汉的国土相当于曹魏的1/3，孙吴的1/2。蜀汉的人口，在刘备称帝时只有90万人，相当于曹魏的1/5，孙吴的2/5。而且，蜀汉大部分地区开发的程度远不如魏和吴。诸葛亮治理蜀汉的主要任务应是发展生产，增殖人口并改善其生活和素质，也就是孔夫子说的“庶之”、“富之”、“教之”，可是，诸葛亮却把主要力量放在战争上面。公元222年，刘备以倾国之兵在夷陵大败。诸葛亮在大败以后三年225年就出兵南中，七擒孟获。226年又率领10万大军进驻汉中，伺机出击。228年3月12日，一年之内两次北伐。229年三次北伐。231年和234年四次、五次北伐。10年之内打了6次大战，而蜀军实力薄弱，而又山高路险，千里运粮，打不起消耗战，或以无功退兵，或以粮尽退兵。

诸葛亮为什么要不自量力地频繁北伐呢？他在《后出师表》中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让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量，惟坐而待亡，塾与伐之。”

从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中可以看出：他所以连年兴师北伐，是为了维护刘汉政权的正统。他明知刘汉大势已去，是否北伐都无法挽回由偏安到败亡的残局。但是，为了作刘汉政权的大忠臣，他不惜大量牺牲人民的生命财产，也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诸葛亮的这种精神，按照正统的君权至上国家至上的道德标准来看，是伟大而崇高的，按照人权至上的人文主义道德标准来看，是愚昧的甚至是有罪的。

诸葛亮虽然是1800年以前的人，可是，他在现代中国仍然是受到崇拜的。从对诸葛亮的评价中，容易看到旧的历史观的荒谬和可悲。所以，我想起了这个人。

八、中国经济的4次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25年高速增长，这当然值得肯定和欢迎，但也不应该自满。其实，在近代史上，中国经济已有4次高速增长的时期，但都没有走上整个社会全面现代化的道路。

第一次，是1901年到1910年，经过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庚事国难”，慈禧太后被迫实行“新政”。在这十年中，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平均以每年15%的速度成长。财政收入由7000万——8000万两增长到1910年的2亿余两，增加了2倍。与此同时，废除了科举制度，开始建立现代教育制度；进行了法律改革，制订和颁布了现代性的民法、刑法、公司法、破产法和《著作权章程》。

第二次，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及其部属北洋军阀掌握全国政权的时期。袁世凯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推动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法规。同时实行银本位制，由中央政府铸造银币，初步统一了币制，银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证券交易开始在各地出现。袁世凯死后，继起的北洋政府，继续支持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据陈旭麓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记载：1912—1919年，中国新建工矿企业投资加上原有企业扩建，新增资本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辛亥革命前50年投资的总和。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主的轻工业增长最快。1913年至1912年，纱锭总数增加了2倍多，面粉产量增加了3倍多。在教育方面，大学和专科毕业学生由1912年的490 人1926年增加到2300人；小学在校学生则由280万人增加到1922年的660万人。在思想文化方面，北洋政府尊重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程度，是以前的清朝政府和以后的政府都不能比拟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在1915年至1918年，“五四”政治运动取得了胜利。这在以前和以后80余年都是办不到的。

第三次，是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的最初十年（1927—1937）。在这个时期，收回了关税和海关自治权；实现了币制统一；废除了厘金。国民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9%。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时期，实现这样高的成长速度，是难得的。

以上这三次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都没有改革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以致整个社会不能实现代化转型，而且晚清、北洋军阀、国民党三个政权自取败亡。

由此可见，单靠经济发展，不能带动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和转型，也不能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