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先生把民国知识分子参政模式概括为三种，一是加入政府，成为职业官僚；二是议政，相当于“独立政论家”；三是组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坛上，涌动了一股“学者从政”的小小浪潮，胡适，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史学家蒋廷黻，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著名经济学家何廉都是个中代表。
一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到了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新的条件下，这一传统又被赋予了新的特色。所谓新的条件，一是国难日深，民族生存的危机渐趋严重，二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已远非过去的士子可比，他们多半接受了西方式教育，在新的视角的观照下，中国政治之污浊民生之凋敝是无法忍受的。所谓新的特色，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更加强烈，具有更强的主体性，丁文江堪作代表。丁文江，中国地质学的奠基者，发表政论文字时常用“宗淹”的笔名，以示对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的崇敬。1923年8月，他在《努力周刊》上发表了《少数人的责任》一文，文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宣称：“只要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1〕据朱家骅回忆，丁文江面对当时混乱政治的看法是：“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他认为“只要有几个人，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会一变”〔2〕。正是基于这一立场，他置众多朋友的劝告于不顾，出任了孙传芳治下的淞沪商埠总办，雄心勃勃地擘划发展“大上海”。
与丁文江不同，胡适一向提倡对政治保持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即书生可以论政，但只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做一个独立政论家。然而形势比人强，日本人步步进逼，即使是抱着低调论的胡适也已看出，一场大规模的为民族争生存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胡适素来自诩“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但在民族危机面前，首要的是有才干的人出来做实干之臣，1938年7月30日，胡适写信给妻子说，过去曾发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那二十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结束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3〕同年，他在出国访问的途中接到驻美大使的任命，给妻子的信中又说：“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4〕就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他在赠给参加中美借款谈判的银行家陈光甫的照片上题诗一首：“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语气有些苍凉，但细心品味，其中是否还夹杂着一种救国救世的自豪感呢？
说到书生出而应世的动机，一种旧的心理定势不能不提，这就是中国士子根深蒂固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翁文灏颇富戏剧性的出仕经历很有代表性。翁文灏，字咏霓，著名地质学家，比利时留学归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并一度代理校长。在和政治的关系上，翁氏和胡适、丁文江都有所不同，他是一个科学救国论者，对政治和做官全无兴趣，即使偶尔写点政论文章，也是应朋友之命而作，所以，1932年国民政府征召他为教育部长时，他坚辞未就。但一场意外的车祸改变了这位书斋学者的命运。1934年农历正月初三，翁文灏赴长兴调查石油的途中，因所乘汽车猛撞到桥栏杆上，汽缸爆裂，致头部受重伤，完全昏迷，病势极为凶险。蒋介石得报后，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并延请国内名医会诊，接来家属照看，终使翁文灏转危为安。这个时候，要翁文灏这样淳厚的君子拿出勇气去拒绝救命恩人的征召显然是不近情理的。“知遇之恩”，“救命之恩”，这些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是过于沉重了，正如傅斯年曾经说过的，他这一辈的读书人虽受西方教育，但安身立命仍然是中国式的。最难消受明主恩，就这样，在感恩情结的驱动下，翁文灏这位被认为是“一国之瑰宝”的杰出学者一步步走到了政治的前台，从国民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到行政院长，演出了一幕“科学家错位”的悲喜剧。
二
俗语曰：看人挑担不吃力，知识分子也许论政是一把好手，可真要他进行实际运作，他就会立马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和胡适一起列名“好政府主义宣言”并一度入阁从政的汤尔和在内阁垮台后对胡适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5〕从“有点道理”到“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中间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其责任是否全应由知识分子来负呢？
这一时期从政的学者中，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其依赖的资源惟有专业素养和学术声誉，政治生活远远不如在学术领域得心应手，胡适即为显例。蒋介石选中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看中的只是胡在海内外的巨大声望和其对美国社会的熟谙。胡适并不具备外交天才，上任之初，也无外交经验，除了标榜“诚实与公开”的外交风格，就只能靠他的演说才能和在学术界中的清誉了。应该承认胡适在大使任上竭尽了全力，他在致王世杰信中说四个多月里，“演讲百余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讲。胡大使的廉洁和不辞劳苦即使是在最讲究权变的外交领域也赢得了朋友和对手的尊重，他所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汉沦陷后不久，促成美国政府给予我国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当时这算是国际间相当大一笔借款，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民心，须知斯时的美国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制，连老资格的外交家王正廷多次向美交涉借款均未获成功呢。后来胡适与美方又签订了“滇锡借款”的合同。然而富于演说才能、不辞劳苦和个人廉洁是否就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呢？1940年，宋子文以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赴美国活动，当面对胡适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6〕说起来这并非全是宋的偏见，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一封长信中也曾转述了“所闻各种对胡适大使工作的反应”，计有：馆中人员始终未组织好，效率不高；只注意拉拢同情中国者，而不与反对党接洽；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等等。〔7〕
除了胡适这一类型，从政学者中自然还有另一类极富行政才能的人。一般公认丁文江、翁文灏除了科学天分，其处理实际事务的才干也是当时学者中少有的。丁、翁二人在从政之前都领导过地质调查研究部门的工作，那时已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行政才干。可是像丁、翁这样的技术专家都有一种泛科学主义的倾向，他们参与政治，也容易将政治简单化、技术化，以为只要按照一套科学的方法管理政治，就可以药到病除，马到成功。他们往往注重行政，却不谙熟政治游戏，容易模糊政治与行政的不同，始终将政治的问题看作是一个行政的问题，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政治识见。其直接后果就是他们往往在具体事务上甚为精明，却缺乏大局眼光。从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从政生涯看，他们充其量始终只是一“行政人才”，只是一个优秀的技术官僚，而非政治家。尽管像丁文江以政治家自诩，他也无法逃脱这一定命。他做淞沪商埠总办，虽只有八个月的时间，但确有其抱负和实绩，胡适后来为他作传记就评价说，回看过去，丁氏任内有两件事值得记载，“第一是他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那个”大上海“，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在他的总办任内才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第二是他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尤其以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为最成功〔8〕。可是书生丁文江毕竟没有看清大势，随着孙传芳的很快倒台，他这个商埠总办的治绩也随之风流云散了。丁文江是抱着改良政治的愿望投到孙传芳门下的，据傅斯年分析，丁以为改良政治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所以他想借孙传芳试验一回，然而一到里边去，知道事实不如此简单，孙传芳要做的事，大者并不与他们这些智囊商量〔9〕。傅斯年揭出了尴尬的“智囊”二字，因为“智囊”者，哪儿还谈得上独立人格呢？
“志士凄凉闲处老”，在一个政治不上轨道的国度，“衙门”注定是一个最消磨人的才华和锐气的地方。1947年，胡适在致傅斯年的一封信中说：“十月里我有一次到行政院去看翁咏霓，秦景阳也来了，他们坚留我坐，这是他们聊天的聚会，每次都是聊天，无一事可办。我坐了一点钟，听他们聊天，心里想：‘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10〕1947年对国民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个可以悠闲的年头，可是像翁文灏这样的官员，不论做到哪一级，如果不“闲处老”，对军国大事又能操上多少心呢？他只要不贪不私，每天按时处理公文，定期召开某种会议，就算得上是“能吏”了。
三
胡适很喜欢杨万里的一首绝句《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大概取其明快和阳光吧？窃以为用“万山不许一溪奔”这一意象来概括民国学者从政中的现实处境倒也堪称允当。
蒋廷黻被人许为“民国学者从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见岳麓书社版《蒋廷黻回忆录》“译者序”），不过我估计这种立论是以1949年后蒋氏的“事功”为基础的，至于1949年之前，蒋的主要角色是驻苏联大使，在这个位置上，似乎看不出他有何了不起的创获，而蒋之做驻苏大使实则还是受排挤的结果呢。当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时，蒋介石要蒋廷黻尽快提出改革中央政府的意见，“首先我向他口头报告我的拟议。他很高兴，要我正式提出建议。当我草拟建议时，南京有很多议论”，各个部门各色人等利益所在，对蒋廷黻的方案提出了各种要求。因为反对者太多，蒋为免夜长梦多，用最快的速度把他的建议稿满怀热望地交给了蒋介石，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最高领袖把他调离了岗位〔11〕。技术官僚想的是效率，而最高领袖却不能不为通盘“大局”考量，不能不照顾方方面面的关系。蒋廷黻对此有无不满？其回忆录中只有极为隐晦的表示，而胡适遇到类似情况则激动得多，胡适在驻美大使期间的日记中感叹做事的困难“稍增加了”，因为来了一群“太上大使”〔12〕。1942年5月的日记中说“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外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记此一事，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13〕胡适有历史癖，他有心留下这一点“史料”，也许是要后世读者对他们这群迫于时势到公门修行的学者多一些同情和理解吧？
从本质上说，国民政府仍然是个前现代政府。一群具有现代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的人要想和谐和融入其间不仅困难，而且几乎注定要爆发冲突，何廉的从政经历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何廉耶鲁大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留美归国后曾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任。抗战中，何廉一度任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农本局总经理、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他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如成立农业合作社，建立农业合作金库，为农民恢复生产提供贷款等等都取得了一定成效，而他为稳定战时后方粮价所作出的努力及其失败则充满了悲剧意味。何廉是个经济学家，他当然看到了米价上涨甚至出现米荒的重要原因不是缺米，而是执行了错误的金融政策，这仍然还是个经济问题，随着战争的持续，大米供应、分配和价格问题会继续存在，不仅一个小小的农本局无法全部解决，中央政府也难有善策。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员则习惯于用威权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砍掉几个人的头就能够威慑大多数人”，从而稳定粮食市场。政府后来果然为此杀了不少人，包括成都市长，而危险的境况却并未获得改观。政府转而要求何廉动用农本局仓库的米投放市场平抑物价，受到了何的抵制，因为这些米属于农民，要征用须得按市价付款，政府却不想这样做，政客们唱起了国难时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高调。何廉面临着空前的压力，最高领袖也表示不满，直至农本局被裁撤。战后重建中，本来对政治心灰意冷的何廉不好意思拂老友翁文灏的面子，出任经济部副部长，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建设的观点根本未得到尊重，他认为政府应立即将接收的轻工业交给私营企业经营，努力限制官僚资本及政府干预，他仿佛懒得理会经济政策制定后面的利益集团的庞大阴影，当然又是无功而返，后来国统区经济崩溃的结局已经埋下了……这是一场现代和前现代的冲突，窃以为那一代学者名流从政的悲剧底蕴也就在这里。满怀救世热忱的何廉在回忆录中难抑悲愤：“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14〕“装饰品”云云堪称一语中的。但正如何廉所觉察到的，蒋介石“看重”翁文灏、蒋廷黻和他自己也许是真的，但可能从未真正信任过。像何廉这样没有党内派系背景的技术官僚在政府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几乎是注定的，制度，上司，同僚，还有官场上种种无声无臭却又无处不在的东西，都形成了强有力的掣肘，“有劲无处使”、“有理说不出”便成为何廉们一种普遍的状态。何廉后来回忆这段从政经历时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他的失望是很深的。
四
学者从政不可避免要直接与中枢打交道。如果仔细留意，一个学者选择入谁的幕，除了客观之机缘，很大程度上常常与中枢的个人魅力如何有关，当然这种魅力往往是言人人殊的。丁文江在众人的侧目中毅然入阁孙传芳，与他对孙的评价是大有关系的，他对朋友们说：“孙在军人中，很有才，很爱名誉，很想把事情办好，只是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识太缺乏了。”这句话是丁经常用来批评一切中国历年来当政的军人的。他以为这些人中很多有才的人，有天生的才，只因为他们的知识不够，故不能成大事。〔15〕
而到了蒋介石独掌乾坤时，学者名流对其观感不仅各各不同，而且常常前后会有相当大的变化。陈寅恪抗战中赴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蒋介石宴请到会诸先生，陈寅恪归后曾赋七律一首，其中有“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之句，据吴宓注云，“看花愁近最高楼”云云是陈寅恪对初次见面的蒋介石之观感，“深觉其人不足有为”〔16〕。揆诸史实，对蒋介石从有所希冀到大失所望的学者颇不乏人，最典型的是闻一多，蒋的一篇《中国之命运》让这位“五四”之子嗅出了强烈的反“五四”的气味，从此走上了激烈反蒋的道路。陈寅恪也好，闻一多也罢，毕竟与蒋介石本人甚少接触，而从政的这批学者就不同了，他们的记述和评论更真切和真实。
谈到从政学者与蒋的关系，将两个学养、声望相埒而且私交很好的学者蒋廷黻和何廉拿来对比是颇有意思的。说来何廉从政，与蒋廷黻还颇有关系。何、蒋二人曾是留美的同学，1926年至1929年又成为南开大学的同事，据何廉的自述，“我和蒋廷黻十分友好，对他的意见我总是感觉尊重的”，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当蒋廷黻1936年在国难日深的情况下，劝何廉接受国民政府的邀请，出任他自己曾经担任过的行政院政务处长一职时，何廉再一次尊重了蒋廷黻的意见。而在此之前的1934年，何、蒋二人同上庐山拜见蒋介石的一幕也很有意思，二人事后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追忆自己与这位当年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初次见面的情景，都“印象颇佳”。《何廉回忆录》中写道：“他注意听我讲，看来十分耐心，又非常礼貌，印象中他迫切想听独到的见解。”蒋廷黻则说：“他的态度极为得体，使我既不感到拘束也不致完全放纵。……看得出他有坚强的意志，对于重要工作，能够全力以赴。”《蒋廷黻回忆录》中难得地记下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因蒋廷黻和何廉是湖南人，蒋介石在谈话的开始便恭维说“湖南是出大人物的地方”，而蒋廷黻显露了他的外交家潜能，立应曰：虽然湖南过去出了一些伟人，但是现在的中国伟人却多出自浙江。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上，《何廉回忆录》和《蒋廷黻回忆录》在惊人相似的开端之后，很快渐行渐远。此后我们在《蒋廷黻回忆录》中几乎再也读不到他对蒋介石的评价，也许这是因为口述历史中的蒋廷黻虽然已退休，但多年的职业习惯还是使他有意无意地要字斟句酌吧。而何廉则在自述中对蒋所下的判断则越来越多，而且越到最后，负面评价越多。如果蒋廷黻不是出于有意淡化口述过程中主体意识的目的，那我们得说，何廉在这场学者从政运动中似乎更加投入，他深深地被裹挟进了一部巨大的官僚机器中，感同身受分外真切，看问题也深入、切实得多。《何廉回忆录》中专列一章讲作者本人看到的“中国权力内幕”，《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论述“南京政府的结构和运作”时特地引用了何廉的回忆：“总司令走到哪儿，政府的真正权力就到了哪儿。就权力而言，他主宰一切。”何廉所在的行政院本来是最高行政机构，而何廉发现，几乎每份重要的报告，都首先到了蒋介石的驻地办公室，决定是在这些办公室作出的，行政院等着的只是去“采取正式和公开的措施”。何廉在此处用了“发现”一词，透出的书生气让人感慨。据何廉观察，蒋的作风是“办什么事，作什么变动，只要他认为怎么方便就怎么办。……他随身总带着一支红铅笔和一叠纸，如果他认为该作出决定或给哪位来访者一笔钱，他会立即签发一项有关的手谕”。何廉和蒋接触不久便给蒋下了这样的断语：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办事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何廉在回忆录中回顾了他对蒋介石从寄予期望到最后失望的过程：“1936年冬，他从西安回到南京时所受到的欢迎，完全表明了我们对他寄驰多么大的期望，……然而战争一开始，政治政策的施展，却给我们许多人带来了失望和幻想的破灭。……”
五
1935年，也就是丁文江弃世的前一年，他写了一首七绝《麻姑桥晚眺》：
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出山要比在山清”，这显然是反用杜甫“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诗意而抒发怀抱。丁文江文弱中不失强项，尽管他的“出山”饱经挫折与误会，他还是始终秉持着那份自信。不过，在局外人眼中，丁文江等人“出山”的清清浊浊还真是个见仁见智纠缠不清的问题。同为“出山”者，先为学者后长期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朱家骅虽然认为丁文江任淞沪商埠总办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热诚爱国”，但也说这一段事迹是丁“最受批评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生平的耻辱”〔17〕。朱家骅也是个有趣的人物，抗战中曾闹腾着要给“劳苦功高”的最高领袖献鼎，为士林所笑，他为什么不先反躬自省却偏要以丁事孙传芳为耻呢？依我看其中未必能说出多少道理，无非是一种正统观在作祟而已。
出山清还是在山清？政治中人的许多行事即使符合历史的必然性，可是清浊与否毕竟由外人判定，一扬一抑，简直要看定数了。曾国藩晚年办天津教案，他的种种布置现在看实在没什么大错，可是当日人言鼎沸，老于世故的曾国藩禁不住都要承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心灵煎熬。政治人物的清清浊浊岂是白菜豆腐那样能够一语道断的？
说到政治人物的清，普通人最易想到的是其个人操守。像丁文江，其淞沪商埠总办本来是一肥缺，但从他卸任后一度生活困窘竟至要靠一位并非知交的人救济看，说他为官清正是没错的。蒋廷黻和何廉的回忆录中也有为各种请托苦恼最终拒绝之的记载。他们回忆这些经历时并没有特别渲染，在他们这种教育背景下的人看来，这也不值得渲染。当然在一个系统性腐败的社会里，他们只能保证个人的操守，尤其是当腐败成为国家机器正常转动的润滑剂时，他们不做事则已，要想做出一点事情，就仍然不得不遵守“潜规则”。曾经在何廉手下做事的鲲西忆及何廉一事：“那时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农本局治下川中各县都有合作金库，有四川最好的柑橘运来，是时必以一筐送往孔府，这是我在局内亲见的作为学者的何氏也不得不照官场上的陋习行事。”〔18〕
一般的人迈进权势网络是很难避免这种网络与生俱来的腐蚀性的。章清先生近著《“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就有一段谈到了这一问题，他的答案是：“权势集团所具有的腐蚀性，即便落在以‘独立’自诩的自由知识分子身上，同样不能避免”，“既已加入政府，或既已与权势集团有了紧密的联系，那么在意气上和人情上，也不好公开和政府对抗；有话要说，也无须选择公开的舆论。这就是权势集团的腐蚀性。”〔19〕章先生还专门举了胡适的几个例子，一个是：1933年12月，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因受国民党压迫，被封锁邮电，不能公开出版。与胡适谈话时大为不满，并说凡反对国民党的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共鸣和同情，胡适在日记中批评罗此语是“不能划清公私之界限”，认为这是“政论家之大忌”；另一个是胡适曾经在日记中记述他向蒋介石献言，“说的都是逆耳的话”，而蒋“很和气的听受”。章先生据此认为“不难看出，胡适不经意间所说的这些话，愈益表明这群自由知识分子处在一个十分危险的位置。这不单是指他们逐渐背弃‘大众’而选择‘当局者’表达他们的意见，更主要的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惰性。胡适等只能满足于‘说得都是逆耳的话’或者当局者‘很和气的听受’，而对于发言能否产生实质意义，已越来越放在第二位。这样一来，他们与当局者之间也逐步形成了‘同舟共济’的关系。”〔20〕
“出山要比在山清”，仔细品味丁文江的这句诗，自信者少，给自己打气者多。毕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刚刚体验了自由职业者的趣味，学界班头、士林领袖的成就感决不亚于做帝王师，时乎命乎，突然要他重走前人学而优则仕的老路，难免要有几分迷茫的。胡适还在做大使之前，因为和当局者的接近就多次痛感说话没有了以前的分量，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们这一边”。〔21〕清乎浊乎，得乎失乎，真是一言难尽。
高唱“出山要比在山清”的丁文江曾经很感慨地对胡适说：“从前许劭说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22〕这当然是责之过严了，严厉得差点要让我这个后辈读者落泪！一个有专业背景、现代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而且具有强烈用世之心的人，最后仍不免做一个“政治装饰品”，甚至自嘲为“饭桶”，这其中多少还是有些悲凉况味。
1940年11月，胡适在驻美大使期间，不知所为何来，某一日突兀地在《日记》中抄录了这样一段话：
《封神》十九回妲己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23〕
注释：
〔1〕〔2〕〔17〕王仰之编：《丁文江年谱》，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27、37页。
〔3〕〔4〕〔7〕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268、290页。
〔5〕〔8〕〔9〕〔15〕〔22〕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第59、93、96、97、119页。
〔6〕〔12〕〔13〕〔23〕《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423、478、418页。
〔21〕《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7～478页。
〔10〕《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3页。
〔11〕《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88页。
〔14〕《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16〕《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9页。
〔18〕鲲西：《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9〕〔20〕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58、368页。
《书屋》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