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１９４６年７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１９６６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１９６８年４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３９军２４４团政治处主任。１９７６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１９８５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１９８６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１０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１９９２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我真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
我１９４６年出生在山东，最早类似“潜意识”的印象，是坐在船上去大连。那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候，部队就把我们一批家属海路转移到了当时苏联红军控制下的大连。在华东野战军打下济南后，我们才回到山东。
我四岁的时候，家搬到了上海，我被送进宋庆龄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幼儿园。那时我的脾气很倔，不愿去幼儿园。不管大人用什么办法，我就是不吃饭，又哭又闹，居然在幼儿园绝食了三天！最后，幼儿园把我退回去了。她们说，你们家这孩子，我们实在管不了，太倔了。
那时候，我家住在上海兴国路的一座小楼，现在好像是家宾馆。我印象中，父亲很忙不太管我。我早上经常不起床，有时到中午吃饭都不起床。有一天，他不知道因为什么发脾气，吃中饭时又听说我还没起床呢，一下就急了。他冲上楼，说：“养这孩子有什么用啊？”抱起我，就要往楼下扔。当时不仅把秘书们都吓坏了，也真就把我睡懒觉的毛病治好了。后来我一直早起早睡，到现在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我６岁进了上海南洋模范小学，那是所一流的学校，但不是干部子弟学校，当时上海就那么几个共产党干部，所以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学校。我那个班的同学大多是１９４５年出生的，我比人家都小一岁，个子儿也小，所以在学校里，我属于那种“跟屁虫”。在外面和同学玩，我只能跟着别人后面乱跑。一、二年级时，因为在家里学了点儿东西，我功课还好。三、四年级以后，爱打乒乓球，爱下围棋，整天就想这些，学习就差些了。
我家是１９５５年搬到北京的，先住在东交民巷新八号。在那里和罗荣桓、贺龙、张鼎丞住邻居。我起初上的是北京育英学校，大家都住校。我感到和同学们一起玩，特别痛快，特别是星期天。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有生活老师管。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大概十几个人，星期天阿姨放假，他们就撒欢儿了。我小时候虽然不愿意上幼儿园，但这时我却特别喜欢住校，星期六也不愿回家，周末整个校园就成了我们这些不回家学生的天下了。有一次，我有一个月都没回家。母亲不高兴了，说：这孩子怎么老不回家呀？这不行。在育英上了一年之后，母亲就把我转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走读。
在育英学校时，人家问：“你爸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爸叫陈毅，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到了实验一小，同学们有的说，我爸爸是司令，他爸爸是部长。在家里，父母从不跟我们讲什么职务、级别这些事儿。我就觉得他也是个“干部”吧，在政府工作。后来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父亲是外交部长、副总理，是个大干部。我记得很清楚，在第一实验小学毕业时填表，班主任才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他说：“哎呀，我根本没想到，你是陈老总的儿子呀！”
实验一小里有一些干部子弟，但我不大和他们在一起。我经常到小胡同里串悠，和一帮平民子弟们一起玩，也到人家家里吃饭。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过同学到我们家去玩过，因为我知道这会很麻烦。
我从小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这可能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围棋这些。八岁开始学围棋，但不是父亲教的，是我自己看别人下棋学会的。读古文方面，父亲有时管一管，把我抓过来，看看书法，要我背诵古诗词什么的。
◇ 中南海的日子
１９５８年我家搬到了“海里”（指中南海）。我们家是在怀仁堂西侧的一个夹道内，这里据说原来是宦官还是宫女住的，叫庆云堂。这个夹道内有四家。第一家是李富春，他家门的朝向和怀仁堂平行，那个院是标准的四合院，差不多有十来间房子，大约八百平方米吧。正房有七间，比较宽，侧房也有个五间吧。他家侧面是个夹道，我们都走这个夹道。这个夹道第二家是侧面开门，是谭震林家。第三家就是邓小平家，第四家是我们家。我们这四家住得比较近。怀仁堂后边原来是林伯渠住，怀仁堂的东侧是董必武、陈伯达家。
中南海里面分三个区，我们住的这片叫乙区，然后走西门。甲区是毛主席、杨尚昆他们住，中央办公厅在甲区，刘少奇原来也在甲区住。林伯渠去世后刘少奇搬到他那去了。甲区和乙区之间是有岗哨的，好像是甲区可以到乙区，乙区可以到丙区。乙区到甲区要经过登记手续。我当时很规矩，就在乙区和丙区活动。中南海有两个游泳池，据说是毛主席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的。一个室内的和一个室外的。丙区是国务院机关，周总理的西花厅在丙区，还有普通干部住在里面，文化革命中就全给清出去了。
那时候中南海很热闹。夏天的环境很好，可以划船，可以游泳。，一般人中午１２点以后可以去游泳，游到一点半就离开，因为两点钟要上班。毛主席在北京时，一点半后肯定来游泳。他有一个专用的更衣棚子。换了衣服，就下水游泳。一些小一点的孩子们一点半上来以后，换衣服的时候就故意磨蹭，这样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看到这些小孩子们，有时就会招呼：“你们都来游啊！”毛主席说了，谁还敢管？小孩们喊着，“毛爷爷好”！就纷纷跳下水。那时我年纪稍大一点了，比较自觉，不会这样做。冬天，中海结冰了，会铺溜冰场，还有人管理，就在离北海大桥不远的地方，我们就在上面滑冰。
丙区有个紫光阁，边上是国务院小礼堂，经常放电影。原来放电影，一是甲区有个电影厅，给主席看，有时候我们也去看。后来我们主要是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比如像“冰山上来客”等我都是在那里看的。当时童小鹏也住中南海，他不但爱摄影，自己还有个小的８毫米电影放映机。他有些二战的片子，二战那个大海战等，他有时也放电影。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要买票，一般都是外边公演的。偶尔放一些内部电影，但不让我们小孩看。门口会挂个小黑板，只准成年人看，小孩不得入内，那就属于内部电影了。我们看到那个牌子就自觉不去了。有次，童小鹏的儿子不满意了，他就自己写个牌子：今日电影大人不准入内。好多干部都在看，怎么回事啊？就是他在那放他的小电影，不准大人入内，很搞笑。
我们那时还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叫“chua”〔１〕队，这个字在字典上找半天还找不到，最后我们就用“刷”字代替。我们那个球队都是中南海的孩子，当时经常的对手是中南海８３４１部队的各个中队。中队相当于连，一中队、二中队都打不过我们，而且很恼火，因为他们写个二中队，我们写个“刷”队。他们一看就恼火，就想“刷”我们，但是各中队绝对没有一个能赢我们的。不过，８３４１部队有个东风队，有点半专业，他们参加大军区的比赛。我们跟他们也打过一场，输得很惨。我们还跟八一女篮打过一场，在八一体工队。上半场我们打得很凶，她们才赢了两分。后来她们的教练急了，亲自上马，老将出马真是不一样。投篮准得不得了，现在的三米线左右，出手就有。你根本看不住，只要拿到球很快就出手，你扑都来不及。这样赢了我们十来分。那些运动员很不满意，下来跟我们说，早知道跟你们打，上午我们就不训练了，都已经很累了。另外说，跟你们打球，好像进了花果山了，意思是我们动作五花八门。
住到“海里”以后，有时就能见到毛主席了，但大多是离得远远的。因为中南海里有规矩，孩子们不能干扰领导人的工作。当时就是遇到刘少奇、周恩来这些领导人，这种场合我一般也都不问不说，规矩挺大的。中南海的生活环境一开始还比较宽松，有些院里的孩子，可以带同学进海里来玩，登记一下就行。但是我们家的孩子都没有，因为父母交待了，觉得是中央重地嘛，所以我从来没有带任何同学进去。当然住中南海里面各家的孩子经常是串来串去的，这个人家也不管。孩子们相处得都还可以，一般不怎么打架，比较和谐。那里的生活就是大人管大人，小孩自己管自己。原来呢，领导人之间也还互相往来，后来共产党内部情况也是有点紧张，就不太往来了。一般来讲，他们之间也不是经常串门，工作忙嘛，另外估计也是串门怕串出问题、惹麻烦。像我父亲在的时候，一般只带我们到总理那儿串串门，散散步，他们工作关系比较多。
◇ 政治启蒙
住到中南海那年，我上初中，进的是北京四中。也就是那一年，我有点开窍了，关心政治了。
那时小孩子们讲的“政治”，一个是国际大事，另一个就是党史。当时整个中国在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大炼钢铁等。学校给学生们开设了政治课，还经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还以“解放台湾”为题开展过课堂辩论。我当时发不了言，只有听的份儿。四中是干部子弟扎堆儿的学校。对这些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参加辩论的多数是干部子弟，不少干部子弟那时候就比较有政治意识了。比如林立果〔２〕，只比我大一岁，可好像什么都知道，林彪似乎有意让他看中央文件。他也愿意对我们说，就是这帮子干部子弟，在政治上启蒙了我。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姓王的同学，也只比我大一岁，却可称作是我的政治启蒙老师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事，现在我还记得两件事。一件事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下面有个手枪队，谁要不听他的话，他就让手枪队枪毙谁。我听了后，觉得不可思议：不都是共产党，不都是红军吗？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另一件事是，赫鲁晓夫不好，如何如何……当时我也不太懂，听了后，又对另外一些同学说了。结果立刻被一个同学抓住：“好，你反苏！我去告老师。”当时中苏的分歧还没有公开化，社会上还在讲中苏友好。“反苏”就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呀，是严重的政治罪名。这把我吓得够呛，有好几天，都不敢抬头看老师的眼睛啊，以为自己“犯大错误”了。那时起，我就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都是朋友，但是和这帮朋友说的话，那帮朋友可能理解不了；那群朋友说的话，这群朋友可能不爱听。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说说而已。
初二那年，我得了肝炎，后来又得了肾炎，休了两年学。因为老治不好，父亲挺着急，就把我送到上海的华东医院去治。华东医院是高干医院，住院的都是军长、市委书记这类人。他们也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聊天时也不避讳我。经常听他们聊天，也算是另一种政治“启蒙”吧。我记得有人讲到批判彭德怀，那人讲：彭德怀是军阀作风，然后指着我说，他老爸是马列主义作风。我当时听听也就过去了。彭德怀是谁？不大知道。后来知道了有彭德怀“反党集团”这么回事儿，但是他怎么反党，还是弄不清楚。不过我也不问父亲。一是他从小就告诉我们：“我的事，你们不要管，不要多问。”所以我们养成了这个习惯，自觉地不去问。第二个呢，是怕讲错了，可能父亲挨训。
记得有一次他问我们几个孩子：最近中央决定，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了，让刘少奇当，你们学校传达了吗？你们有什么想法啊？我大哥接茬说，感觉“比较突然”。父亲有点不高兴，说：“怎么突然啊？少奇同志很早参加革命，也是党的领袖嘛！”
所以对父亲，我从来不提问题，也不主动说。他要问我什么，我能搪塞就搪塞过去，这样就给他留下一个迟钝的印象。他说，昊苏〔３〕文采比较好，老三（我排行老三）比较迟钝，但是比较忠厚。这是他对我的评价。父亲对我们子女有规定，他写的诗词，我们可以看。但文件，我们不能碰。偶尔听到父母之间谈工作，不能插嘴问。父亲经常说，父母在家里说的话，你们即使听到了，也不能到外面去乱说。我父亲从来不把党内的事情跟我们讲，讲党史都很少，有时候他跟我妈妈有一些交流，就说你们出去吧。
不过偶尔听到父亲在家里讲过的一些话，却对我后来影响很大。当时中国开始批判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排除异己”的时候，父亲有一次说，毛主席讲：苏联党内矛盾比较大，我们党比较团结，没有苏联的那种情况。当时我印象很深，到了文化革命中，这实际成为我怀疑运动的依据了。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一个是“我是我、你是你”，别有什么优越感。他常对我说，你生活、学习的条件这么好，都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你不能有优越感。另一个就是告诫我：“一将功成万骨枯”，意思是讲：他的功劳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党，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今天做大官，不能忘掉老百姓，不能忘掉牺牲的战友，子女更不能以父母的地位去自居。还有一层意思：他确实不赞成子女长大从政，从不在政治上刻意培养我们。他要我们学科学技术，要有一技之长。我哥哥昊苏当时想考文科他就没同意，所以昊苏考的是理科。
父亲反复强调不能有优越感，就是因为干部子弟容易有优越感，因为他知道的比别人多，他父亲的官比别人大，他生活条件比别人好，他可能有自然红的思想。我父亲反对这个。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经过多年熏陶，对我的人生观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总的说，我在少年时代，头脑里人人平等、工作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概念非常强。长大后，和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人，都觉得我没有什么“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老师同学都说，不知道你家庭背景的人，根本就不觉得你是干部子弟。记得休学期间，我在家看古文，看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它一下子就进入我的脑瓜了。我觉得这话太有道理了，和父亲平时教导我的这一套相一致。从那时起，我就逐渐把这句话作为做人的信条了。
◇ 文革前的学潮
１９６３年，我高中上了八中。八中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三分之一知识分子子弟，三分之一是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工农子弟少。干部子弟，家庭里的学习条件优越；知识分子家的孩子家教好；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子弟处于社会底层，受到歧视，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刻苦学习。所以要考入八中的分数都很高。我从四中来的，但考八中时，分数还是稍差了一点，是“照顾”进去的。那时可能只有像我这样的才能得到这种“照顾”吧，父亲太有名了，我的分数就差一点点，学校说，那就让他进来吧。
到了高中，我开始真正关心政治了。１９６５年，社会上正搞“四清”运动。社会上各种渠道都在向我们灌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当时在“四、六、八中”〔４〕，还因此闹过一次学潮。
那年，毛主席和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中，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其中还把学校领导和老师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谈话也许是被有意地记录下来，并流传到社会上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处于心理逆反期，肯定和学校、和老师有些矛盾。来自最高权威的说法，正好迎合了我们的逆反心理。
当时的中学生已经不是小绵羊了，像我们班闹得都出名了，常做一些出格的事。那时，冬天教室都靠生火炉子取暖。我们教室在二楼，有的同学蔫坏，把一个挖煤用的铁勺子，放在炉子上烧烫了，再用绳子把铁勺子从楼上沿窗口吊下去，一会儿提起来、一会儿吊下去。楼下是老师的办公室，靠窗户边的年轻老师，看见窗外勺子一会儿下来，一会儿上去的，他也好奇，就伸手去抓，结果烫得他“哇”地叫起来。老师气得不得了，但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知道如果上来责问，那同学们会说：“没人让你去抓煤勺子呀。”
还有一次，学校的团总支书记给我们班讲团课。大家都在认真听讲，有位同学就不睬，埋头做作业。老师不高兴了：“我在讲课，你不要乱写了！”这个同学说，“你讲你的团课，我写我的作业，我又不是团员。”把老师顶得够呛。老师怎甘示弱：“你不愿意听，可以出去嘛！”同学回答得更绝：“这是我的教室，我为什么要出去？”噎得老师一下没话可说。
那年中学“四清”在四中试点。当时，四中学生在知道了毛主席谈话内容后，就闹起来了。无非是认为校领导贯彻“阶级路线”不彻底，干部子弟觉得受压制。八中有同学了解后，也在私下串联开会。那时八中高三⑷班团支部组织批判一个家庭出身不太好，平常有点特立独行的学生。那个学生认为推动个人进步有“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个人成名成家，另一台是为革命而学，两台发动机都要，可以跑得更快。于是，大家就批判他是“白专道路”、“反动学生”。学校党支部当然不同意批判学生，这样双方就产生矛盾。于是高三⑷班团支部就向各班干部子弟求援。大家都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开始在学校里贴大字报，批评校领导。我还专门去找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他的孩子是我原来的同学，也住在中南海里。张际春对我说：“四清”你们可以搞嘛，但要有部署地搞。你们年轻人，学校有问题，要帮助解决。对此我感到鼓舞。
当时我觉得，学校对我们这些干部子弟是有些压制，对高三⑷班团支部也表示支持。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们，还提出了“为什么陈小鲁不能入团”的问题。大家认为我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各方面都比较优秀，可为什么就是不发展我入团。这时，团支部就发展了我，而且马上就让我当了团支部书记。
我主持团支部后，曾经正式做过一个决议。“决议”认为，我们班出身不好的同学，表现都很好，没有高三⑷班那种出身不好、表现“反动”的学生。在我的主张下，我们团支部还很快发展了一个表现很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对我来讲，实际就有了双重标准：在学校层面，我很“左”，支持高三⑷班团支部，认为那个学生是“反动学生”；在我们本班，并不认为出身不好有什么问题。
后来，北京市委把我们这些学生头儿都召了去，市委副书记万里讲了话。他说，要“内外有别”，不要写大字报，学生还是要读书的。讲完话，学校方面很高兴。之后，学校召开发展新党员的支部大会，就把我们学生中的团支部书记也都叫去参加。会上严厉批评了几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学生，他们因参与了写大字报和闹事，都做了检讨，“归顺”了。实际上我明白，党课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因为那几个学生已经是“顺民”了，而我们这帮人，还不大顺溜，学校其实是对着我们来的。我们不是党员，又没有发言权，只能坐那儿老老实实地被训，当“陪绑”的。我听了当然不舒服，也有口气。
干部子弟那时有点先知先觉，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量比较大，比如说主席对毛远新讲话，与王海蓉的讲话，对教育制度的批判，首先是在干部子弟里传起来的，普通同学就得不到这个信息了。这就激发干部子弟去思考，或者是对现实进行批判。因为这个讲话矛头很明显是对现实教育制度的批判，什么“要考三分”啊，这跟我们常规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干部子弟讲培养革命接班人，认为我们自然就是接班人，谁接班也没我们接班好，有这种优越的思想。还有，他们觉得学校当时的阶级政策是“重在表现”，并没有完全实行阶级路线首先强调的“有成份论”。事实上，应该说政策还是有倾斜的，文革前中学入党的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团员干部多数也是干部子弟，但是总觉得不够。干部子弟还有个特点，互相之间串得比较厉害。父母是战友，子女往来就多些，大家一串知道的情况就更多了。这样，文化革命一开始他们当然就是急先锋了。
转眼就到了１９６６年，我也上了高三。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先是批判什么“三家村”〔５〕，很快又批判“四家店”〔６〕，越来越紧张了。到６月份，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了，学校停课，国家宣布取消高考。一宣布不高考了，全班同学都高兴得不得了，把书都扔了。
◇ 文革是场窝里斗
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全国就乱了。一次在家吃饭的时候，父亲和我们谈过一次。他说，“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你们学校怎么样了？”我说，学校停课了。他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他还说：“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问，不要介入进去。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说”。这样，我们就算“划清界线”了。当时我觉得这样挺好。所以，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文化革命开始，我就搬到学校去住了，有时连周末也不回家。后来，我母亲去工作组了，我父亲在外交部也“着火”了，大家都在“运动”中，交流很少。对外交部的运动，我从来不问，有意识地不问，“避嫌”，免得被人抓到，将来出什么事。那时候，对党内斗争问题，我是比较谨慎的。他们也是这样。
我们八中的运动是从前任校长的事情开始的。他原来是解放军少校，大约在１９６０年转业到八中，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部队那套“三八作风”带进了八中，要学生们像士兵一样操练。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学生普遍营养不足，要减轻负担。学校的其他领导因此批评了他，后来他调到六中去当校长了，但他始终对这个事情不满意。八中也有一些老师支持他，对八中后来的领导不太满意。
文革一开始，就有人把这件事翻出来了，认为老校长代表解放军的作风，受到“修正主义黑线”的压制。另外一件事，就是前面说的“高三⑷事件”。北京市委成黑线了，万里他们的讲话，肯定就是“黑话”了。大字报也就一下子贴满了校园。６月９日，又有大字报揭发说，学校有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那在当时是非常“煽情”的。大家觉得学校领导不关心工人的死活，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完全是资产阶级！学生就自发地开大会揪斗了学校领导，会场上，学生情绪都非常激动。
不久，团中央的工作组就来了，控制了局面，并把我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吸收成为工作组成员，并宣布校领导靠边站，检讨。我从一开始就是个学生领袖，还专门给老师们训过话。我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后来这也成为学生运动的一句名言。工作组主政的那段时间，整天就是开会，要求结合八中的实际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很枯燥。大家谁也不知道运动该怎么搞下去，工作组也没谱，一天天混日子。
７月２９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一次我在现场，而且离主席台特别近，印象也特别深。那天，毛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了。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一眼，就过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对头啊！我以前见到的这些领导人碰面时，都不会这样呀。过了几天，有人对我说：出事了！毛主席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可能够呛。
当时我就觉得，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很团结吗？现在怎么不团结了？我还想到，彭真，罗瑞卿都曾经得到重用啊。有一次在北戴河游泳，罗瑞卿还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福啊。可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呀，要搞国际主义”。怎么他们一下就被打倒了？可是中央讲了，他们是反革命，那他们肯定是反革命。可我也“眼见为实”啊，与他们接触过，他们不像反革命啊，真搞不清楚！
当时我还听说，也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还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彭真，并让张洁清阿姨〔７〕在地下爬。我一听，心里特别难受。文化革命，“造反”就是这样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我就觉得心里非常难受，不理解。我真的没法理解，可能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在里头。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对文化革命产生不好的感觉，就是四中的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那是７月２９日大会之前，因为我原来是四中的，有不少熟人。我跑到四中去串联，听说他们正在开会，我就去听听。我进去以后发现，四中的干部子弟学生分成了两派，在吵架。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看到他们对峙，我特别难受。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怎么就闹起来了？自己跟自己斗，朋友和朋友斗，这还有什么前途啊？那天我一宿睡不着，想得特别多。我觉得，这不对呀，这么闹下去，好像就是窝里斗。
◇ 主席说：陈小鲁不提倡打人
７月２９日人民大会堂的会议，等于宣布了撤销工作组。之后，各学校大多模仿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校文革”，来领导学校的运动。八中选举校文革是工作组撤了后，由我们几个学生领袖组织的。
我以前当团支部书记，我知道该怎么干，心中有数。可在工作组干了一段以后，就觉得这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心里很虚。所以我不想进校文革，可选举的结果，我得了１１００多张票，差２０多票就满票了。那时的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也是众望所归。大家选你了，没办法，只得干。
进入８月份以后，红卫兵兴起。八中也有些同学成立了红卫兵，还有的同学宣布“解散共青团”。当时我组织观念挺强。我想，红卫兵是什么啊？三个人一组织就成立了，入团可是宣过誓的。红卫兵要取代共青团，那也得党中央说了算啊！我对他们说，不要胡来，你们要退团就退团，我是不退团的。
接着，红卫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我不同意这样的口号，也没参加红卫兵。很多同学也都不满意，记得有一次学校开大会，高三的一个同学，他父亲是解放军的将军。他上台讲话时，下面有人喊：“报出身”！他故意说：“反革命”！说完，就把麦克风扔掉了，表示对这种极端化的抗议。当时全场人都呆了。
对于对联，我劝他们用毛主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替代那个对联。因为同意对联的，有不少是朋友，我不愿意和他们正面冲突。反正用毛主席的诗总不会有错的，谁也说不出什么，同时我也表明了态度，这是讲策略吧。后来，８月１８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也没去，因为我不是那种“积极分子”，也没人通知我参加。
不过，有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使我对文革的态度有了变化。那是“８•１８”之后，北京市排斥外地学生来北京串联，规定外地学生不能进入北京的学校。外地学生来北京后，没地方住，没地方吃，北京的秩序一下就乱了。于是周总理召集了一个会，有铁道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政府的头头，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领袖参加。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等都参加了。总理讲，请红卫兵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决定的。为什么没搞好呢？因为红卫兵和旅客混在一块儿，北京站很乱。红卫兵抢占了列车。旅客花钱买了票，走不了，意见很大。
说到这儿，总理去接个紧急电话。我当时不知深浅，就跟铁道部的领导说：这件事好办，北京有那么多火车站，专门指定一个车站给红卫兵，把他们和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铁道部的那个领导说，“这不行，你们不懂，很复杂的。”然后说了一大通技术上的事。我也就不说话了。一会儿，总理回来说，“我早就说了，红卫兵和旅客分开嘛。这么多车站嘛，让旅客单独走一个车站。你们为什么就不做？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铁道部的领导态度立刻就变了，说：“是，是，可以。”我当时不懂人情世故，就觉得，我的意见和总理是一样的啊！总理说出来，你们就满嘴的“是，是，是。”一个学生说出来，你们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那么多理由，为什么不跟总理讲呀？你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啊？官僚主义到这个程度了，是该冲一冲了。
总理接着又训我们了，说外地学生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来？我们说，“就地闹革命”嘛。他说，人家是来“取经”的，你们再不开校门，我就下命令“打开中南海接待外地学生！”听总理这么一说，我当场就给当时在八中管广播、管联络的同学打电话，赶快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不然总理就要把中南海打开。这样，北京的学校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了，他们的食宿就有安排了。
在校文革期间，我曾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当时，我觉得搞运动，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既然以前工作组在的时候不批教育部门的领导，我就挑头组织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书记张文松和教育局局长李晨，还有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批判会。我提出后，四中、六中都同意。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开大会。
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啊！我没办法，挡不住的，赶快说，“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就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后来听说，以前在八中当过校长的温寒江，后来在教育局工作，当时是五六十岁的老头了，那天也被八中高一年级的几个学生押着，从八中一路小跑到音乐堂，一路还用皮带打他。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讲了句话“要武嘛！”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要武”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管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对我来讲，文革是我的第一次社会实践。我有错误，我斗争校领导肯定是错误的，我主持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次抄家活动。听人说，在八中附近的一个人家发现了反动的东西，我就跟着一个同学跑过去。一看，确实是有一些国民党时代的委任状之类的东西。当时都说，对阶级敌人要“满腔仇恨”，但是我看到那家里破破烂烂的，人又被打成那个样子，对他就是恨不起来，倒是觉得他挺可怜的，将来生活怎么办呀？那天，我感觉很不好。从那以后，我再不参加抄家了。学校里的武斗什么的，我都没参加。学生们在学校里斗老师，我也坚决反对。有个老师后来对我讲，当年他在学校挨斗，我在旁边站着，有人给他戴高帽子，我就给摘掉。斗完了，赶紧就把他带回教研室。他非常感激，说，要不是当时我在，他不定要挨多少打。看到当时学生随便打人的情形，我对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觉得很迷茫。
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我真管不住。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我也没有办法，守不住啊！包括八中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自杀，也是那样。有一帮学生打人，打得不像话了。我说，你们不要打他，“让他回去反省”。我们专门把那个楼看起来，不让人进，怕出事。最后还是出事了。我当校文革主任的任内，八中也死了不少人啊，自杀的，打死的都有。后来没人追究我，是因为当时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打人。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我父亲告诉我：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 发起成立“西纠”
八月份，“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总理意思是，主持这次“更名”活动的红卫兵联络站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常设机构？八中的红卫兵就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
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太乱了，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那我们就根据《十六条》说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红卫兵自身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为什么是“西城纠察队”呢？因为我的想法是，我们“四、六、八中”都是在西城区，我们最好只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儿，海淀的、东城的，太大了我们管不了。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西纠”成立，马上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西单商场来人了，说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继续卖“米老鼠”奶糖呀？有红卫兵来商场说“米老鼠”是“四旧”，不能卖，要封存起来。天这么热，糖都化了，国家财产受损失啊。我说，那你们换个包装呀。他们说，奶糖都是一块块用糖纸包起来的，怎么能一块块地换呢？最后，我说，这样子吧，我给你们发个“布告”，宣布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你们可以把现有的存货卖掉。以后，你们就别再进货了了。
成立“西纠”，我没有后台。这件事父亲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早就约定划清界限了。当时，八中一些同学曾跑到外交部去“造反”，说外交部副部长们搞“封、资、修”什么的。我父亲自出面解释，并保证将来把处理结果告诉他们。父亲最后问：“怎么跟你们联系啊？”“你告诉陈小鲁就行了。”父亲没有反应过来，就问他们，“陈小鲁是谁啊？”“陈小鲁是你的儿子，你不知道？”他们回来，就和我开玩笑：你是不是假的呀？你爸爸说不认识你？
８月３１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因为上天安门大家都穿“制式服装”，我没有，只好借来一套军装穿上。我还弄了几个编有号码的“西纠”臂章。１号准备给毛主席，２号给林彪，我这个发起人自己戴了个３号，没给总理准备。
我刚上了天安门，下面就出事了。那一次，毛主席先坐车到广场转一圈，然后回到天安门城楼。回到金水桥的时候，一个鞍山的学生，要见毛主席，就扑倒在毛主席车下。一下子就把车队逼停了，群众都向毛主席的车挤去，很危险。不知道谁说，你们红卫兵还不赶快去维持秩序啊？一帮西纠的人就解下皮带，当着毛主席的面就打挤上来学生。据说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当时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了他们在打人。我估计那件事的结果，让毛主席对“西纠”印象很不好。后来还有不少红卫兵，有“西纠”的，在天安门底下闹，说要“揪黑手”，说卫戍区的有关人员失职，把毛主席困在金水桥上了。这么一闹，大会组织者控制不住局面了，让我下去做工作。结果我在天安门上根本就没见到毛主席。
“西纠”是我发起成立，是要纠察红卫兵的，但那时我根本没参加过红卫兵。不过大家都以为我是当然的红卫兵。发起成立“西纠”靠的是我在学校里的威信。但是成立以后呢，我在“西纠”的总部里只呆了一天，以后就再没去那里了。四中的同学就成为主要负责人了，在那里主政。我比较随和，也自觉地不管什么事了。有一次，叶帅、谢富治等来西纠驻地视察，我也没去。那时“西纠”与总理那里保持着密切联系，总理、叶帅都很支持西纠的事。
这之后，我在北京火车站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秩序。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之后，因为北京站比较宽敞，就决定把北京站拿出来专门走红卫兵专列。当时所有的外地红卫兵都在车站广场上，然后打一个牌子，只写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各地红卫兵就在牌子后面站队候车。我们主要是跟北京铁路局配合工作，负责维持秩序，因为上面就怕外地的红卫兵冲击车站，那就乱了。这时乘警什么的都不行了，没人听。有北京红卫兵的西城纠察队守在那，还有点威信，外地红卫兵就不敢冲进去。
我们那一路是三四百人吧，是各个学校来的，都不认识，反正组织起来大家一块干就是了。我们就在北京车站室内大厅睡地铺，然后分配轮流把守各个门。北京车站正门上面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搭了个临时指挥部，可以看到广场的整个情况。然后根据排队的状况，去哪个地方的人差不多够一车了，当场就下指令，说去哪里的到几站台。就把这个队伍带过去，上车以后车就开走了。当然在后台有一个铁路的调度，我们说广场上去哪里的人很多了，他们就马上安排去那里的专列。来北京的人下车就走了，不会在车站停留，主要是往回送的人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紧张的时候我们几夜没睡，困了就躺一躺，起来就调度。我主要任务就是调度红卫兵，把红卫兵纠察队这个轮流值班安排好。维持好秩序，不要发生挤伤人、踩死人的现象。我在的那段时间，受伤的可能有，还没有发生死人的事情。
我当时在北京站也看到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遣送回家，很惨啊。当时我心里也挺难受，也没办法。这些人被扫地出门了，什么也没有了，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呀。人皆有恻隐之心，我总是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还想象过，我要遇到这样处境，会怎么样啊？
◇ 西纠二三事
“西纠”成立之前，八中红卫兵取缔了民主党派，这事儿是我挑头干的。“破四旧”中，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破”掉。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啊，就琢磨，搞点什么呢？于是就想起民主党派来了。我们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有“前提条件”的：一个是共产党政策没有错误——那是肯定的了；第二个就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改造”——我们可以说它不接受改造啊。于是，前提条件不存在了，我们就写个通令，要这些民主党派解散。通令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块凑的。
后来我看到米鹤都写的《聚焦红卫兵》，书里记述了事件的过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商量过，觉得这个事可以干，就发了通令，要求民主党派３天，也就是７２小时内解散。发完通令，就把这事忘了。还没到７２个小时呢，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我就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来车接你们。当时收印的时候，我没去，别人去的，八个大印全部收回来了。
大概过了一两天，我在中南海见到李富春。我回家时，从他家的门前经过。他正走出来，把我叫住，问：解散民主党派，是不是你们八中干的？我说是。老头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擅自作主？我们党、我们中央，对民主党派有统战政策，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批了我一顿。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把大印都收回来了，再还给他们吗？老头半晌才说：“你们以后做事，要多动动脑筋，不要轻举妄动！”
文革后那位派车接我们的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一个同学，当年我们发了通令以后，民主党派非常紧张，不知怎么办好。后来总理知道后出个主意，就是“先发制人”，先“缴枪投降”。投降了，红卫兵就不会再找麻烦了，民主党派就保护起来了。事情真相可能就是这样。
１９６６年９月，我出去串联了。回到北京，“西纠”总部的人来找我，说他们也要去串联，但“十一”要有活动。我说，那我来负责这个活动吧。“十一”的庆祝活动是白天游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联欢。我们的任务是在金水桥前组织红卫兵纠察队，维持秩序。那次我也和东纠的、海纠的红卫兵头头联系过。大家都同意，这次就由西纠挑头全部负责，以后如果需要，几个区的纠察队再联合行动。
当时西纠调动了５００多人，来自西城区的５０多所中学。大家在六中集合时乱哄哄的一大片，别人都束手无策了。我就拿起麦克风，喊：请各校红卫兵带队的人到前面来。来了以后，我根据他们报告的人数，把这５００多人编成了５个方队。每队推选出带队的人。这样，这个队伍就算组织起来了。然后，我带队来到公安部的一个礼堂，和卫戍区的一个师长联合调度。他先讲话，政治动员，提要求。他讲了４５分钟，大家听得都不耐烦了。然后，让我讲话。我就喊了三个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帮学生“轰”地一下情绪就起来了，热烈鼓掌。那个师长没想到，动员就这么简单，一下就把大家调动起来了，直说：“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然后我就带着队伍来到在金水桥前，任务完成得很圆满。
◇ 困惑和迷惘
１１月份以后，风向就很明显了，中央已经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当时觉得比较迷茫，而且那个时候揪斗我父亲也开始了。一个朋友告诉我，谢富治嘱咐自己的儿子，他是四中的红卫兵，以后不要到“西纠”那里去了。听了这个以后，我就明白了，上面对“西纠”不满意了。我们成立的时候，给我们又送车、又送东西，“西纠”的办公地点都是中央给的，领导还去驻地去看望，没几天又不满意了。于是我产生了为“西纠”善后的想法。
我召集西纠的人说，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坚持下去，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中央也不太支持了，而且里面的矛盾也很大。“西纠”面临三个选择：一是“散摊儿”；二是“倒旗”，三是对着干。我用的是“散摊儿”这个词，不是解散。不过，“散摊儿”心有不甘，我没做错事，干吗解散？顶着干，风险太大，上面不支持了嘛。我主张“倒旗”，就是停止办公。纠察队本来就是大家集合起来的，我现在停止办公，但是随时都可以树旗再干，卷土重来。但是，这时“西纠”又换了一茬人主政，他们不干，说，你们这帮人当“官”过了瘾了，我们还没干过，我们还得干呢！结果西纠停止办公的想法没有实现。
“西纠”的作用，从我的想法来讲，就是当时红卫兵有点出格了，打人呀抄家呀，中央怎么认为我不知道，至少我认为已经出格了。所以我们组织起来，红卫兵要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我的想法。它在整顿社会秩序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它是斗争的产物，以后变成斗争的工具。那时，造反派冲击这个部、那个部，西纠都出去制止嘛，这才引起和三司、中央文革的矛盾。当然这个作用有多大也不一定，只不过是我们这一群小青年在文化革命中的一个实践，这里头也可能有对左倾路线的抑制或者是抗争，但是西纠本身也有人打人啊，后来取缔西纠就是因为六中搞了一个集中营之类的，实际上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知道。
这时，文化革命搞得国家已经面目全非啦，斗来斗去，父亲也受冲击了。我更加迷惘了。我们这边，“西纠”也解散啦，八中有的同学成了“西纠造反派”，就是“哪里摔倒了，哪里爬起来”那种。中央文革认可了，还让他们在大会上发言。然后呢，另一部分人转而对抗，就参与了“联动”。“联动”的事，我是知道的，但跟我没什么关系，没有参与。此后，我更觉得没意思，就主动下工厂劳动。我们去了大山子那里的７３８厂，我当时用的名字是“陈卫东”。我们在那儿劳动了一段时间。也是在那儿，听到了谣言。有一天突然听工人们讲：哎，昨天晚上出事了！公安部把陈小鲁抓走了。
当时关于我的谣言特别多。这可能主要跟我父亲有关。因为中央这些领导人里，我父亲性格爽直，爱“放炮”。大概是在１９６７年１月，父亲也当我面发过脾气，我记得特别清楚。父亲有次对我说，现在社会这么乱，陶铸是中央常委嘛，是四号人物，说打倒就打倒了，连我都不知道！共产党还有没有组织原则啊？说倒就倒？
当时，社会上有“两个俱乐部”的说法，说陈毅在这两个俱乐部之间联络。我父亲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一定是在国务院这边开会听到些“天下大乱”之类，然后到军委那边会上讲一讲。军委也受到了压力，所以他到国务院这边，可能就跟谭老板〔８〕他们又讲一讲。
１９６７年“二月逆流”，他又首当其冲，几个老帅的讲话中，他讲的比较多，而且敢讲些实话，当然人家附会的东西也比较多。陈老总的威望比较高，他的谣言也就多，那么他的儿子也会如何如何。另外，也有人打着我的旗号，到处去惹事。
◇ 销毁黑材料
１９６７年的三月份，学校就军训、复课闹革命了。接着，红卫兵分成“四三”、“四四”两派。我们学校“四四派”红卫兵，是我组织起来的。这次我参加了，但是后来又退出了。我说，为了你们的安全，我退出，因为我父亲的影响毕竟比较大，别连累你们。正因为这样，军训团对我就比较信任，让我当了军训团的政治保卫组组长。
文革初期，因为工作组、校文革整了一些老师和同学们的“材料”，这时群众闹得很厉害。我原来是校文革的负责人，所以人家说这些材料是我整的。我解释，我参加校文革的时候，这些材料都已经在那儿了。不过大家可以一起开个会，我建议把那些材料，就是所谓的揭发材料烧了。当时有几个老师挺激进的，要求公布这些“黑”材料。这些材料我都没看过，但是据说有些是涉及什么“生活问题”的，还有秘密揭发的材料。这些东西拿出去，不就乱了嘛！所以我也急了，我说，你们代表谁？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所有人讲这个话？他们就蔫了。有人就说，他不代表我们！我说，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我负责保存，然后公开销毁。这件事最后处理得让这些老师同学都感到满意。
我还记得有个事儿：大概是大串联的时候，师大女附中的一个女生来找我。我跟她讲到林立果、毛远新。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么年轻，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将来还是要接受实践的考验。没想到，她都写到日记里面去了，而且还写上是陈小鲁说的，并在他们的名字上打了Ｘ。后来，这日记被人家抄出来，她被打成了“反革命”。女附中的人就跑来调查陈小鲁。谁知我就是保卫组组长，我往那儿一坐，一报名，他们一听就傻了！看看我没什么事，他们就走了。估计是各学校军训团之间有一些交流，而我和我们学校的军训团关系很好。所以以后也没找我的麻烦。
军训团来后，就面临春雨季节。当时，学校房顶多年失修，要漏雨，但又没有工人修。军训团长很着急，说怎么办啊？我说，好办，我们自己干。我就找了几个同学爬上房去，干了一天，把漏雨的瓦全都换了。换完了以后，军训团团长感动得恨不能流泪，他说：“红卫兵小将真好啊！”他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家庭背景，但他没想到，高干子弟居然也能干这个。他说，你们适合去部队，将来当兵去吧！
◇ 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
１９６８年，总理真的送我当兵去了。送我当兵，一方面是保护起来，另一方面也是监管起来，免得我出事。因为在外面，实在是谣言太多了。我属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二月逆流”过后不久，有个朋友，是个干部子弟，他跟我讲，你们老爷子这次够呛。我说，我不知道，因为父亲没给我讲，我也没问过。朋友说，你好自为之吧。这时，我每星期六都回家，主要看看父母还在不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需要给我们交代的事。那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大上班了，平常就在家里呆着。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有没有人找你谈话？我说没有。他说，没有就算了。后来他才告诉我，总理那两天跟他讲，关于小鲁谣言很多，你们俩互相影响。所以总理说要把我送到部队去。其实，我跟我父亲互相之间没什么联系。我父亲可能跟他讲了，说我住在学校，星期六才回家。
４月１４号是个星期日，我刚回到家里，总理就把我找去谈话。他首先就问：你有没有“联动”思想？我说，我有。总理很高兴，说：你很坦率。你应该到部队去，到工农兵当中去，要去和工农“结合”。你父亲现在犯了错误，你们不要互相影响。总理还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心里说，不是总理个人意见，还有谁呀，就是毛主席的意见呗！总理还问了一些事，包括什么我携款到香港去啊，什么我杀了人的事儿啦。我说，对我的安排我坚决服从，但是这些事儿我都没干过，都是谣言，我希望中央做一些调查。总理说，我没有时间调查，所以安排你到部队去，如果表现好，你可以在那里成长起来，如果表现得不好，我们就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谈话中，总理对我父亲也有些批评，这些话我回家后都没跟父亲讲，怕增加父亲的负担。第二天，总理的卫士长杨德中就把我送到３９军去了。不过在这样的误解中离开北京，还是心有不甘，我给八中的同学留了一个条子，写到“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临行前，父亲深情地对我说：我们当年都是这样走出来的。你母亲１６岁就参加新四军了，我也是１９岁就到法国了。你就做好准备，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就靠自己奋斗！
◇ 从监管到入党
我刚到部队的感觉，就像到了天尽头了。坐火车到沟帮子，从沟帮子再坐汽车，后来干脆都成了土道。视野所见，只是一片泛着白的、长着野蒿子的大碱滩。团部也只是一些平房，有些连队还是半地下的地窨子。全团一共只有１０辆卡车，两辆吉普，那时候“战备”，只能让一辆车动，其他车只能定期保养保养。
我去的连队是个步兵连，军训不多，当时主要是种水稻，很艰苦。驻地开始还点煤油灯，干活儿全部是靠肩挑手抬。连里的北京兵就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我到部队不是入伍，是所谓“锻炼”，有被“监管”的意思，也有保护的成份。我和外界被完全隔离，跟家里也不准通信，不能戴领章、帽徽。按现在的说法，有点“双规”的味道。后来见到团政委，我说，不戴领章、不戴帽徽，在部队不是很特殊、太显眼了吗？政委往上请示后对我说：可以戴领章、帽徽，但是不准照相。
在连队，我是编制外的，没有我的口粮和津贴，开始连军装都不发。我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慢慢也不觉得什么了。这次我没改名字，他们也都知道我父亲是谁。最后班长、连长都跟团里提意见了。他们说，这个人怎么办呢？表现还不错，挺好的，也得为人家进步着想啊。我记得大约一年多以后，团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问我一年多花了多少钱？我说我带了１００块钱到部队，到那时才花了１４块钱，就买点儿牙膏什么的？，差不多一个月一块钱。他很感动，后来部队给了我２００块钱的补助。团里的干部们都觉得，我还真的不错。
我是１９７０年３月８号入的党，记得挺清楚。我入伍以后表现不错，三年里，我年年被评上“五好战士”，因为抗洪抢险“表现优异”，还荣立了三等功。他们也到学校调查了，反映非常好，不但一派反映好，两派、三派的反映都好，老师的反映也很好。之后，部队专门给中央、给总理打报告，问我能不能入伍？能不能入党？能不能提干？总理批示说，如果他表现好的话，可以。等这个报告批回来后，副指导员跟我说：“支部准备发展你入党，你写份申请书吧。”我就说，指导员，你也知道，我没主动写入党申请书，是不想给连里添麻烦。现在入伍问题解决了，我也有入党的要求。他说，你就写申请书吧，我做你的介绍人。
党支部讨论我入党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陈小鲁这个人不交心，他有话不说，不暴露思想。指导员说：你让他暴露什么思想？他的经历跟我们不一样，他知道的事不能跟你们讲。再说，他跟你讲能讲清楚吗？团里交代了，你们就看他入伍这两年的表现，过去的事情，组织上管。这些干部的大度让我很感动。
就在这之前，我妹妹要入党的时候，人家就问她：你对你父亲什么态度啊？你对“二月逆流”什么态度呀？这些怎么回答呀？这等于逼着你得批判你父亲。所以我们部队还比较好。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对我说，“那时候，每个礼拜我都向军区打报告，我把你写得跟雷锋一样啊。”
◇ 军史和野史
我们连是３９军１１５师３４４团３营７连。７连是在大比武时“突出政治”出的名。大比武中很多人作假，比如从全连各班挑出来的尖子凑成一个班，那比什么成绩都要好很多。当时的指导员比较正派，不搞弄虚作假，在部队威信挺高。他有自己的想法，反而把连里的炊事兵、号兵、通讯员这些后勤兵组织起来，参加大比武。大比武的时候他不出众，但后来一突出政治、批判单纯军事化思想，翻过来他就是“硕果仅存”的了，成为突出政治的典型。
那时候部队以军为单位讲军史。我们军长讲３９军的军史，是从红１５军团开始，第一任徐海东，第二任刘志丹，第三任黄克诚……，先说一遍我们的历任军长，到当时的朱军长，也不知道是第九任还是第十任了。他数完了说，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现在好的就剩吴法宪了”。其实吴法宪只当过政治委员，还不是军长，听着挺寒心的。
讲完概况后，就要讲一些战斗英雄。我们团最出名的叫赵旺，是一个“孤胆英雄”。他这个人就像农村讲的二愣子，有点缺心眼，一打仗老睡觉。抗美援朝中，我们连有次守一个山头，前面山头还有一个连。晚上大家在“猫耳洞”里睡觉，后来紧急集合撤退。没有灯，也不能出声，大家就是掏洞子，摸到一个洞子里的战士，抓起来，摇一摇，把他摇醒，拉起来就走。到他这儿，一掏，摇一摇，这小子没醒。大军撤了，他还在那儿睡觉。我们连撤得快了点，前面的连还没撤出来，美国鬼子就已经占领了我们连的阵地，把前面连队的后路切断了。赵旺这时醒了，一看不对啊，隐隐约约的光线下有钢盔，是美国鬼子！他拿起枪，乒乒乓乓就打。其实就他一个人，可美国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黑灯瞎火的怕中埋伏，就撤了。前面那个连队一听打起来了，加紧往后冲，就这一会儿工夫撤出来了。
两个山头挨着很近，那个连的指导员撤出来说，山上还有我们的人，就带着通讯员跑到山根底下接应。赵旺打了一阵，美国兵一听，哎，没多少人！就又往上冲。这下赵旺就招架不住了，抱着枪从山上滚下来了，正好被那个指导员接住了。回来，他就成英雄了。因为没他，那个连就被敌人切断了，肯定完了。那时领导当然不是这么讲，讲的是赵旺如何是“孤胆英雄”。散了会，就有老兵叫我们：“过来过来，给你们再讲讲”，其实是这么怎么回事儿。我记住的，就是这个老兵说的。领导讲的是写在军史上的，老兵讲的是口口相传的口述史。
赵旺回国以后，就被提为干部。他没文化，不能带兵，就专门派文化教员教他，可教也教不会。有记者问他：“你怎么这么英勇啊？”“那怎么了？我不打他，他还不打我呀”。记者问他，你身后有什么？“山呀”。山后有什么？“还是山呀”。记者是想让他说身后是“祖国”，他就说不出来。后来派他去北京参加志愿军英模会。开完会了是宴会，他还跟毛主席碰了杯。回部队后，军长特别问他：“你见到了毛主席了吗？毛主席怎么样？”“毛主席呀，好胖啊！”他六十年代转业了，他从来没有以英雄自居，就是种地。这就是真实的中国农民，中国士兵，中国社会的中坚。
我们还有一个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是个号兵，外号叫“吹破天”。军长不让他转业，说英雄全转业了哪行，“传统”哪去了？他当时是连队的号兵，这个连队全部打光了，他也没有弹药了。他就藏着。鬼子冲到前沿了，他突然就站起来吹号，“哒哒哒”一吹。美国鬼子知道这是中国的冲锋号，突然一下子，吓坏了，马上就退了。愣是一个号就把一个连的敌人给“吹”下去了。吹下去以后，没打呀。鬼子跑了半天，觉得不对，“共军虚张声势”！又上来了，而就这几分钟，我们的后续部队占领了山头，鬼子刚快到山顶，一顿子弹打下来，美国鬼子就又下去了。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否则，如果是美国人占了山头，我们在山底下，那不知道死多少人才能夺回来。多有戏剧性，但这就是真事。
这些英雄和老兵都很有特点。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听这些经历，就是传统教育呀。
◇ 一死何须万岁泪
部队都是搞正面教育，就是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二月逆流”的事是团政委亲自传达的。传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家的事。毛主席讲得很严厉，但是政委在我们连传达，就比较委婉，讲得轻描淡写：“‘二月逆流’嘛，就是几个老同志犯错误，也不是什么大错误，就是发发牢骚，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所以就放炮嘛。”“这些老同志经过革命锻炼，还是能够改正错误的。毛主席说了嘛，‘他们说一说也是可以的’”。
后来，１９７１年传达“庐山会议”〔９〕，当时有个“二陈合流”的说法。政委传达的时候就说了一句：“陈老总爱放炮，他跟陈伯达不一样，他一点火就着。”据说别的部队传达，这两次讲得都比较严厉。我这人容易安于现状，即使在“监管”期间，觉得能够到部队锻炼，内心感觉也挺好。我也没有提心吊胆，因为我自信没犯什么事。当时我最关心的还是父亲，当时规定不让我通信，只能在报上看父亲活动的报道。终于在１９７１年五一节，他又上天安门了。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来，那就说明他没倒。
突然有一天，连长告我：军区首长通知，让你赶快回家。等我到了北京，因为一直被隔绝，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还在中南海？我就先去中南海的小南门，报了名字，问：我们家还在这儿吗？他们说，你父亲还在老地方住，你还走西门。这样，我到了西门，我父亲的秘书出来接我，说，哎呀，指导员回来了。我说，什么指导员？他说，听说你都当了指导员了嘛。我说，没有啊，你看我的军衣，两个兜儿啊〔１０〕。
后来听父亲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１９７１年初开批陈整风会的时候，父亲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就问了一句，“陈司令啊，我一个儿子还在你那儿当兵呢，怎么样啊？”“哎，表现很好啊，现在已经提干部了，当指导员了。”“他三年没有消息了，没有回过家。”“哎，我立刻让他回家。”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我回家。实际上我探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发现是癌症了，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动的手术。他想见见我。
我回来以后，跟父亲讲起当时我们团传达“二月逆流”的问题和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他挺受感动。但是，我大哥他们带给他的消息，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负面的多。后来，父亲跟母亲讲了一句话：“小鲁可能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不跟我们讲，他怕我们伤心。”我当时对父亲，确实是只讲比较好听的。不过实际上，我们部队批“二月逆流”，态度也确实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动。
后来父亲又见到陈锡联，说，我儿子回来了，谢谢你啊。不过他还是战士嘛，没有提干部呀。陈锡联反应快，连忙说，噢，还没提？报告我已经批了啊，可能还需要一些手续。他回去打电话就问军里，陈小鲁的工作，你们怎么考虑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么搞的？这样，不久就给我提了排长，一两个月后就当了副指导员，等于是陈锡联下了命令的。
不久，林彪就出事了。“十一”以后，一个排长收到家信。他把信给我看了，信里说：“你还不赶快回来？你们国防部长都跑了！”这是我最早得到的关于“９•１３”事件的消息。我们３９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号称林彪的“三只虎”之一。当时我有一个思想疙瘩没有解开，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反毛泽东？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实际上，以前“四野”的干部可能都有所疑虑，但是不敢说。最后说他是因为等不及了，想“抢班夺权”。但是这还是不足以服人。
也就是那时候，对毛主席的怀疑，也慢慢大了。父亲去世时，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当时毛主席哭了。对此我很感动，但也有点儿想法。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因为林彪事件一出，大家很明确了嘛，林彪才是你信任的人啊。
我当时写了一首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岁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这个牢骚诗我没敢发表。“何须万岁泪”，当时太那个什么了，所以改成“何须万人泪”了。后来，赵朴初去看我母亲，也看了我的诗。朴老说，这个诗写得不错，但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叫“何须”呢？我说，那就改成“难得”吧。他说好，就改成“难得万人泪”。后来这首诗就改成了“一死难得万人泪”。
◇ 部队生活
我真正接触工农兵，就是在部队这个时候。当时觉得部队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特别在危急时刻，都能够顶得上。有一次辽河决堤了，我们团去堵口子。平常干活的时候，当兵的扛着锹在水里干，当官的都是指指划划、溜溜达达的。但抗洪救险最后堵口子的时候，军长亲自来了。军长往前一站，师长、团长在旁边陪着。营长以下的，全部一个人扛一个麻包，干部带头上。我想，连长平常那么神气，真到了关键时刻，营长带头，然后连长，再后面才是我们小兵，挺有意思。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才是部队战斗力的真正体现，说动就动得起来。
再有那时我们跟老百姓的关系，绝对比现在好。遵守群众纪律，我们走到哪儿，都是“缸满地光”。另外比较强调官兵平等，我就给新兵洗过衣服，做思想工作什么的，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跑官儿”的。那时候部队整体比较单纯，也还有点民主。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份，部队搞整党。那些“后进战士”“讲评”指导员，真是很厉害。我们指导员当时在营口“支左”，连长主持整党，指导员也得回来听战士讲评。全连都坐在地窨子里头，一个平常老泡病号的“后进战士”说，指导员平常要我们讲自己的思想，都讲得很好，我就想问他一下子：为什么他到营口，要搽雪花膏？为什么在盘锦就不搽？这是什么思想啊？“你知道不，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讲的一针见血，指导员脸红耳赤，说不出来话。
我当了团里的干部以后，政委就跟我讲，你表现很好，就是对部队管教不严。我说，我可能是在北京看的事儿多了，觉得这些事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他说，我也认为你是这样。但是你想，我们团里有什么大事啊？这个小事你都不管，这个部队就不叫部队了嘛。政委讲了以后，我注意了许多，但在实际中，我还是经常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处理问题。
当时，有一个干部闹家庭纠纷，女方怀疑他有外遇什么的，闹翻了，就告到军里，说他反“中央文革”。上面把这问题交给我处理。我觉得，文革后期大家对文革有不满情绪很正常。我对女方说，你们打架，有些事情也不能乱告状。我问你：他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她说有两年了。我又问：那你怎么现在才告他呀？这些事绝对不能轻易上纲上线的，后来调解调解就算了。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排长路过北京，把所见所闻到处乱说，结果把他追查出来了。我找他谈话，我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说的那些东西啊，就说你是听来的，不要说是你自己看到的。传谣能把你怎么样啊？
部队里工作都是讲按资排辈的。我是年轻干部，我当团政治处主任的时候，我原来的指导员、我的入党介绍人，反过来给我当干事。当时，我们团的连级干部，最老的有１９４５年入伍的，比我出生还早。营职干部普遍是５０年代入伍的。我在政治处当副主任时，正主任姓杨，是６４年的兵，我是６８年的兵。我们当时的老教导员，１９５６年的兵，到我们那儿开会什么的，我就提前在门口等着。来了以后，让进来坐下，我就说，教导员啊，现在有一些什么事儿，找你来请教请教。可是我们主任呢，教导员进来，他屁股都不抬。所以军政治部、师组织部来调查的时候，教导员就讲，杨主任不行。你看陈小鲁，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我们到那儿，他都出门迎着我们，非常客气，非常谦虚，而且他能力挺强的。其实，有些主意可能就是教导员给我出的，可是他说陈小鲁什么事都办得挺好。
我当时当了团的干部，我就跟他们说，我当团政治处主任，不见得我比你们就高多少，我是有机遇，我们老爷子或者领导关注什么的，这不等于我的水平比你们高。我就是这个想法，可能和我的秉性相关，但是充分表示了对老领导的尊重。
后来军区组织部长来考察我，考察完专门跟我谈话。他说，我们在军区调查这么多年轻干部，像你这么反映好的，没有。他说，不但战士说你好，干部说你好，关键是老同志都说你好，这就非常难得。你的老上级、你的营长、你的老连长，都说你好，一般的青年干部做不到这点。军长也跟我说，沈阳军区１９７６年对全军区的青年干部做调查，你是表现最好的。所有老干部都说你好。
◇ 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是１９７５年结的婚。我跟粟裕的二儿子粟寒生很熟。１９７１年我父亲去世之前，我第一次探家，寒生也从部队探家。他可能有意，约我出去玩儿时，把他妹妹也带着一起去了。我当时没意识到这点，可能她看完我以后，觉得还挺满意。后来寒生就给我讲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我结婚前后，老邓重新出来工作了，大家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没多久又开始“批邓”。当时对毛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在部队比较闭塞，总是听说毛主席身体很好，没有这些小道消息。我后来听说，毛参加我父亲葬礼以后，感冒了，后来得了心脏病。但是当时毛主席在我们心中，确实是“神人”的形象，从来没往这上面想过。总理去世后，老岳父跟我讲，总理去世了，今后斗争更加复杂，你们也要做准备。老邓当时已经下台靠边站了。这时忧虑的是，“四人帮”今后是不是会比较得势了。结果，华国锋上台，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不是王洪文、江青上台。但是我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作为团政治处主任，我将来在部队怎么办？
沈阳军区当时比较左，毛远新是政委。我们那个团是“学习小靳庄”典型。沈阳军区对抓典型挺重视的，搞大批判、搞文艺演出，后来还有“批邓”什么的。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副团级，２８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这些事情都归我管，但是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就接受不了，干不下去了。我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他说，当兵，还是要从部队提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野战军的团级干部，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那儿干。但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表明了我的意思。
我老岳父一下就理解了，他找了伍修权〔１１〕。伍修权就让总参二部给我下了调令。下调令以后，军长找我谈话，说你干嘛要离开呢？到总部有什么好处？你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去当参谋，就会老死在部里，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这些话语重心长，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就说，老岳父身体不好，我爱人也来不了，家庭问题没法解决。
我回到北京，关系已经到总参了，但是还没报到上班。这时毛主席刚刚去世，我感到后面有戏看了。记得有次和几个朋友聊天，我说，要“动外科手术”了。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接触高层，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我当时有这个感觉，觉得当时那个局面不会再僵持下去，要最后见分晓了。没几天，“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老岳父跟我讲：“你看，着什么急呀？你要不着急，现在不就好了吗？”他意思是说，你应该还在野战军，因为已经有基础了。当然，谁也想不到会那么快翻盘。
◇ 我眼中的领导人
文革一页翻过去４０多年了，当时我对中央的一些人和事，还有些影影绰绰的印象。
江青得势以后，使我们对毛本身也有看法了。江青是他的老婆啊，这就有点问题了，跟共产党的规矩不一样。像我母亲，她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最后是１４级干部，级别很低。为什么呢？我父亲压着她。这是传统，我很理解。邓颖超，那么老的资格，不显山不露水，就是个中央委员。为什么？总理不让。江青这么张扬，“中央文革”和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是什么关系呀？她凭什么指手画脚呀？到后来，打击面越来越大，把“联动”的小孩子都抓起来了。当年“陈谢大军”时，谢富治是陈赓的老战友，结果谢把小涯子〔１２〕都抓起来了。小涯子才几岁呀？小学六年级。他们怎么这么做呀？这是当时很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对江青，无非就是对她的言论、她的一些作为，以及那种嚣张态度的不满。我们以前学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焦裕禄是什么样的形象？你那个是什么形象？我们觉得不满，因为这和党的传统不一样。另外，我们历来强调“团结干部”，现在这么多干部被打倒。对江青的怀疑是逐渐产生的，她的很多东西是和我们党的传统相违背的。
林彪跟我父亲交往不多。他那个人比较孤僻，工于心计，对事情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线斗争。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时，省市一级的领导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夺了权；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 受批判，靠边站了。第三次是以林彪、陈伯达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也可以说是老干部的一部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抵制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帮，打张春桥。前两次的案子都翻过来了，如果林彪不跑，这第三次应该也就翻过来了。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两次整老干部，林彪都站在老干部的对立面，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面这两拨老干部，对他就不满意。最后他跑了，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万劫不复”了。
现在看“５７１工程纪要”，越来越明确。确实有很多东西，林彪不知道。另外，“５７１工程纪要”当时是传达到基层每一个人的。“纪要”提出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指向当时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论据，当时讲都是“右派”言论，现在看是正确的。后来批判“四人帮”，用的无非也是这么一套东西。所以，现在“５７１工程纪要”反而变成“绝密文件”，不能外传了。
我小的时候和总理接触多一点，他见到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比较亲切的。我还跟总理打过乒乓球。有的时候，总理也来我们家这边看看，我近距离接触总理，包括以后他送我走，实际上就有四次。我们都是很尊重他的，总理说什么，我们就去办。
总理那个人，比较平和，脑瓜特别好使。总理知道我，而且还知道得很多，有些事他都记得住，还知道我得过肝炎。他让我去东北的时候，还问道，你不是得过肝炎吗，好了没有？如果没好，可以换个地方，换个方式。他日理万机，还记得我得过肝炎，这是多小的一件事，真是有心人呀。
１９７１年５月我回家探亲，总理知道了，让我去西花厅。总理见了我就说：你表现不错，我们过去有约定，你也确实没给家里写信。后来沈阳军区打报告，说这个人怎么办，能不能参军？入党？提干？我给他们的答复就是，为什么不能参军？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只要表现好，都可以。他还问我，去了部队以后，是怎么想的。我们没谈政治问题。这和我跟父亲一样，父子之间也没有政治方面的交流。就是谈谈原则，自己管自己，自己努力。
总理去世的时候我比较悲痛。他去世那天，我正好在探家回部队的路上。火车途经唐山车站，停车１０分钟，我在站台上突然听到新闻报道：周恩来总理去世。我拿上行李就下了车，赶快回到北京。我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仪式，遗体告别。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也去了，一直送到八宝山。那天人真多，我很震动。我那时总觉得总理去世以后，好像国家缺了主心骨，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文革前期，我对总理没有质疑。现在知道他也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对，他做的许多事都是违心的。当然了，责备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文化革命那样一个形势下，毛主席又那种态度，谁又能怎样？一直到今天，我都能理解他的做法。他处理这个事、那个事，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那为什么非要强调总理应当去对抗毛泽东呢？
◇ 文革遗产
中国革命最大的遗产，建国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是两笔最大的遗产，我是主张进行认真研究的。十年动乱，把我们体制上所有的弊病全都暴露出来了，但没人总结，所以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还在走老路。本来从共和国的角度也好，从共产党的角度也好，都应该通过文化革命得到新生，但现在是有所改进，但没有得到新生，还是保留很多旧体制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阻碍着发展，而且矛盾越来越大。
文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苏联有“大清洗”，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必然产生这个。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搞文革有“合理性”。文化革命没有合理性，但是它是“必然”要来的，是共产党走到这一段必然要犯的错误。因为它里面有专制的、从封建社会下来的传统。在毛主席，还有我父亲他们身上，都带有封建的烙印。
就文革本身而言，毛主席还是有他的追求，就是追求他的“毛式的共产主义”。且不论它目的的对错，但他为了这个目标，不择手段这点起码是不对的。比如说薄老这个“叛徒”问题。在延安时，为这个问题，薄老跟毛主席谈过８个小时。“七大”的时候，毛主席提出，要薄一波当中央候补委员，党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为此，刘少奇、张闻天都讲过话，意思是说这是中央让他做的，填自首书是“履行手续”，不是变节。包括安子文等，他们都写了自首书，都跟毛主席谈过。所以，毛主席对此是了然于心的。我很反对他这种出了问题就从头算账的做法。这些已经有结论的事情，不能再重新算账。但是，为了把别人搞臭、搞倒，就从头算。从批彭罗陆杨，到批刘、批邓，到批林，都是这么算账的。那人家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提刘少奇当第一副主席呀？为什么你让林彪当接班人呀，为什么又让邓小平当副主席呀？所以我觉得搞政治不能不择手段。现在管理社会，一个政党，一定要讲手段，讲过程，都要经得起推敲。实用主义的做法，就是以丧失原则来实现目标。这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扭曲。
我父亲对党内斗争，他是主张“和为贵”。所以毛老爷子对我父亲恼火，老说他“折衷主义”，“和稀泥”。但是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种下的因。这样就造成党内的民主作风被破坏，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就越来越少。领导人喜欢什么，就讲什么。有些“左派”提出，难道这些冤案都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他们说得对，这些冤案当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很多人也参与了制造这些冤案。但是主要责任是谁呀？根子是谁呀？使这种思想方法、斗争手段主导党内和社会的提倡者、支持者，是谁啊？是毛主席。要是否认这点，那共产党就没有任何进步。
严格来讲，共产党的这些错误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也不是全部是哪个个人的原因。比如说全推到毛泽东身上也不行，他只是个代表而已。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四人帮”，都推到林彪身上。共产党如果真正走民主法制道路，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体制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不解决是不可能的。
我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就是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这个光谱的左边是江青“四人帮”，中间有谁，右边可能有谁谁。所有这些合起来，才是白光，太阳光——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文革前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阶级”要颠覆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刘少奇也好、彭德怀也好，是代表国民党。你说刘少奇搞修正主义，他代表谁？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或者是他个人的、或者是一批人的想法。反过来，你说江青夺权是为复辟资本主义？说她代表了资产阶级？肯定是胡说八道，这只是党内不同意见间的一种斗争。可这些问题，我们当时并不理解。
所谓共产党的“光谱学”，就是这样：没有左，就没有右。这是毛主席讲的。实际上，大家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目标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说，我上台就是要把天下弄乱。所以，“运动就是一切”，你只能在道路上做选择。道路上的选择就是党内斗争的主要内容。文革前后的权力更迭，都体现在这个“光谱”上。
恩格斯有个观点，认为社会的运动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如果这儿有一个力，那儿有一个力，它们合起来，合力就是它们的对角线。这对我非常有启发。就是说，毛泽东有这么一条路线，他的“力臂”很长，那么整个运动轨迹就偏向他。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干部，每个人想法也不尽相同，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跟他一样，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跟他不一样。毛的力在这个方向，而你的力在那个方向，所以社会永远不会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去做，只不过有时候比较偏向他一点。那么毛泽东一死，他的“力臂”没有了，老邓的“力臂”大起来了，就从原来偏左，到现在开始偏右一点。但是实际上，大的方向，都是朝那个方向走。
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他的动机恐怕还不全是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江青可能带有以权谋私的部分。反过来说，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就没有以权谋私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文化革命也好，所谓的政治也好，就是党内斗争，就是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有一套想治国富强的方法，毛泽东有一套方法，江青可能有一套方法，赵紫阳有一套方法，邓也有一套方法，陈云有一套方法……每个人都有一套方法。合起来，交织斗争，就变成了共产党的轨迹。合起来，从左到右，就是共产党的光谱学。
◇ 反思
红卫兵这一段对我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传统教育有两个好的方面：一个是中国几千年传承的道德传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这一套政策传统。继续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这两个传统是冲突的，矛盾的。在这矛盾中，我取的是传统这边。所以我没有那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造反中去，也做不出那些太绝情的事情来。比如对学校领导被打倒，总是有些恻隐之心。当然，我也不敢说“同情”他们，只是到我这儿，能够宽容的就宽容宽容。学校当时的主任挨斗，他说，哎呀，我咳血了，身体不好。我说，那你回家休息吧，在家里反省。有事我们去家里找你。我批准了他，他就躲过了一劫。但是当时毕竟年轻，我如果主动让他们都回家，那就可能会更好一点。
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人生无非就是选择嘛。整个文革，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还算比较清醒一点儿的，不是忽左忽右的。当然，对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我也不敢公开反对，总是心存疑惑。我不大想做的事，因为肯定都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事，起码我不积极去做。我的选择是我自己做的，我主持的活动都是我自愿的，当然做错了也在我。比如前面谈到的批判校领导、批判北京教育局领导等，都是错误的。这里有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线的影响，没有这个环境我们这些人不可能去批判领导。话讲回来，我之所以不主张打人武斗，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不是讲不要虐待俘虏嘛，十六条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嘛，这是中央的政策啊。当然他后来又说了“要武嘛”。我做得对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独立的社会实践的结果。
有些人参加“文革”目的比较明确，“造反”啊、“夺权”啊。我始终没有上升到那个程度。在多数场合，我是随波逐流，但是也有自觉的成份。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觉得“反修防修”这个观点对。另外，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感到需要改变。所以，毛主席的讲话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因为我们是他培养出来的嘛。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对这方面我试图不断地让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毛主席的想法。但是，我没有绝对地盲从，还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你讲老师有错误，我承认；你讲他是“黑帮”，我就打个问号。你讲刘少奇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承认；但是你那么对待人家，我觉得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你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当然支持；但是你又说“要武”。这么一来，不就乱套了吗？
从思想根源来讲，即使我们的父辈，还不都是带着传统的烙印？他们对毛主席的那种忠诚，是不是有点像对封建帝王的那种忠心？没有人敢当面去忤逆毛主席，这里面有种种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当时的环境，也有自身的考虑，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面，确实是服务于他们的一个“棋子”而已。
关于红卫兵暴力问题，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事实上是一种思潮的结果。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清华附中的三个造反精神就出来了，造反歌出来了，对联也出来了。这些东西，你看他的语言，你就知道了，就是打打杀杀，语言是可以变成行动的，处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下，结果那么多人被打死。其实我们整个中学教育没有去教育打人，但是我们有一个阶级斗争的教育，不断给你紧那个弦，刘文学〔１３〕不是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嘛，雷锋不也讲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吗？这样培养起来的阶级仇恨，植根于青少年的心中，虽然你没有教育打人，但是在更高的阶级斗争的层次上，就不是这样了，暴力这个东西就爆发出来了。
另外，在我们国家，人们对于人道主义，对于人性，人权，从来没有足够的教育和认识。而暴力却是人类的基因，政府、法律、监狱，其实就是要遏制人类本身的劣根性，所谓暴力倾向、弱肉强食这些“自然法则”。人类社会的发展充斥了暴力，进入理性社会以后发现这样是不行的，就要限制暴力。但是，一旦社会秩序崩溃、法律废止和政府失职以后就暴力就会出现，文化革命实际上也是这样。而且青年人本身就有一种逆反心理，有种偏激的态度，暴力因素在青年人身上就表现得最突出。不光是中国，法国“红五月”的青年运动、洛杉矶的暴乱、海地地震后的抢劫，都是政府失控后的暴力行为，所有国家都一样。在我们这个社会，由于长期宣扬阶级仇恨，文革中政府和法律又采取纵容的态度，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公安局不进中学嘛，中学打死人了问都不问。你不能说他鼓励你打人，但是打人不犯法，那就叫纵容。这是一种宣泄的情绪，在疯狂的阶级斗争指导下，这每一条都能做出很大的文章来。
这种事文革并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共产党从红军时期的肃反、延安整风就有，类似的运动绵绵不绝，一直到现在都是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对这些事情进行解剖，而不仅仅局限于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认为这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又来一次，台湾叫“族群分裂”，然后制造出新的矛盾。我觉得大家都要对文革这个民族灾难反思，如果真正的目标是推进社会的进步，是为了民族的启蒙，大家讨论可以，但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好。我认为不能用文化革命的那种方式来研究文化革命。人的记忆没那么准确，今天追究几十年前过多的细节，就没办法了。
海外的一些学者有这个条件，在研究，在总结文革，应该说还是有担当责任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事，是个好事。国内的学者当然不能说没有责任感，但官方的学者回避这个问题，民间的学者没有这个条件，第一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第二他得不到丰富的资料。还有就是多数人，都采取一种漠视甚至忘却的态度，这也是很自然的。他不愿意再回顾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这个伤疤不愿意揭。时间是思想的最好避难所，时间可以让一切抹平消失，实际上就是这样。
文化革命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认识了社会的体制，之所以后来积极参与改革，包括现在对共产党体制的认识，包括现在希望它改革的认识和行为，如果要寻根呢，还是寻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前我们对这个社会觉得好得不得了，一直没有质疑过。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是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一直到后来，我到部队，做外交工作，参加政体改革，到下海，一直到今天，始终就是文化革命的记忆烙印在我身上。比如说１９７５年批邓以后，我就决心不说违心的话了，我很强调我的个性和人格，我觉得共产党干部现在就缺少个性，缺乏人格，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着官大的说。而这个差别就在于是否认真对文革进行了反思。
◇ 武官训练
打倒四人帮之后那几年呢，就觉得思想上有点儿开放了，各种思潮也有了，包括“西单民主墙”啦，这些东西都有了，有一些冲击。我这个人比较认死理儿，所以对处理西单民主墙，不大满意。既然是西单墙把你们捧上去的，怎么你后来又把它封掉？这有点太实用主义了吧？如果是我的话，当初你支持我的时候，我就把你封掉，对不对？你不能说，噢，支持你就是好的，不支持你就不好？当时我有这个想法，现在还这么想。这个事情说明，共产党的作风啊，就是马列主义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不过没多久，我就到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了。当时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准备开展军事外交，贯彻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１４〕的“团结一条线”，主要是“联美抗苏”的观点。因为文革十年形成一个断档，就从全国调了一批团职以上、比较年轻的部队干部，到南京外语学院学习。然后准备外派武官，开展军事外交。我们等于是调干轮训，除了英文，还有一年的武官业务。当时我们的英文课本，内容还是《为人民服务》什么的，没有什么国外的教材，只能是自己找点书看一看，听听“灵格风”什么的而已。那时候还比较“左”，听“美国之音”还算偷听敌台呢。不过里面教“英语九百句”，我们有时候也听。
严格讲武官是代表军队的，而军队是国家一个非常特殊的部门，所以也是代表国家。武官业务，就是军事外交，然后就是情报。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武官业务的课，一个是学我们的战争理论，军事知识等等。另外，学一些外军的情况。还请一些老武官给我们讲授一些经验。
当时，一个以前驻老挝的武官给我们讲课，讲怎么做工作，特别生动。他正好赶上越南南北统一、老挝革命胜利那一段动荡时期。那时候，美国人已经跑了，老挝的右派势力也衰弱了，大变在即。很多旧政府的老挝军人，属于中间势力，就向中国使馆靠拢。中国的武官工作很方便，想要了解军事部署和动向，人家就把他直接带到作战室里，说，我们这点玩意儿，对你们来讲没什么，随便看。到最后，左派要进城了，这些中间派的朋友感到害怕，就来问他，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也要走？他当时劝人家留下。这些中间派的老挝军人在当时权力真空的时候，出面维持了社会秩序，然后把国家政权交给了巴特寮，应该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可后来这武官非常后悔，因为留下来的那些朋友，都被清洗了。他讲课的时候就这么讲的：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都是老朋友了。
当时他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解放以后，国民党降将还有做政协委员的嘛。老挝革命胜利，也应该这样，这些军人还是有贡献的嘛，也应该善待。他没想到：老挝胜利是越南支持的，越中当时已经有矛盾了嘛。第一，这些军人是旧政府的人；第二，他们是中国人而不是越南人的朋友，人家忌讳。第三，这些国家革命胜利以后，心气儿很高，他也不一定能学习和接受中国的那一套。反过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上台以后，过河拆桥的事儿还少啊？文化大革命不是也整死了一批人嘛，“降将”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所以当时就应该劝他们走，起码能保住身家性命。
老武官们的经验之谈，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的。武官的主要业务则是军事外交和情报。军事外交好理解，情报嘛，我们有个说法，就是“戴白手套”和“戴黑手套”的：白手套就是武官系统，公开的。武官是公开收集情报，通过交朋友，通过只言片语了解点情况。另外就是从他们的报纸等公开资料上，进行分析。黑手套就是谍报系统。谍报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系统，是机密的，需要掩护的，需要以特殊身份进行的暗中收集情报。也包括通过技术侦查，比如监听、卫星。再有就是情报交换。不过这个系统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也不能知道。
◇ 外交生涯
在南京学了三年之后，１９８１年１月，我抵达英国做驻英的武官助理。我首先感到困惑的，就是怎么认识资本主义？当时总参来了一个代表团，和英国一家大公司谈一笔生意。代表团是星期六到的，公司都休假，是那家公司的老板去接的他们。寒暄过程中，英国人说到：现在英国在整顿国企，要把煤矿私有化，于是煤矿工会发动全国大罢工。煤矿工会是非常凶的，坚决不退让，就和政府顶着。我们代表团的领导，就有点教训的口吻说：你们要关心工人啊，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啊。人家也不争什么，然后大家吃饭，聊聊天。代表团的领导说，我们明天开始谈判，请你们把合同准备好。对方说，行。星期天谈判，对方就老板一个人，带着合同来了。我们的翻译一看，说，老板，这是谁给你打的，错别字这么多？老板说：礼拜天，秘书休息。没办法，我自己打的。代表团的领导当时就很火：哎，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呀？他们就不能加班吗？老板说：这不行，有法律呀，你们昨天不是也说了，要照顾工人的利益吗？我付他双倍工资，他也不愿加班儿。这是人家的权利呀。所以我只好昨天晚上自己打，很抱歉，我打字技术太差。这件事说明这个社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对此，大家深有体会。
刚到英国时，他们对中国外交官还是有限制的，不过它是对等的。当时，国内对外国人的限制是开放的城市外围２０公里，２０公里以外就不能去了。我们是对所有外国人，画一个圈儿。所以英国对我们是对等的，也有限制，不过是３５英里，比我们宽得多。出了这个圈，你要写明目的，干什么去？什么时间回来？住在哪儿？走什么路线？都要报。我们的大使曾经出过一个事。他参加一个活动，于是报了路线，到什么地方去，走哪条高速公路。后来呢，中途下高速公路吃了顿饭，再上高速公路回来。人家就抗议，说你违规：为什么不按路线走？中间在哪儿吃饭也应该报告，很严格。但是它并不设禁行的牌子，因为它只是和中国对等限制。
我也出过一个事。当时有一个代表团到英国的工厂去。英国国防工业署突然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那儿有一个工程师，心脏病发了，你们得派人去。其实我们去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他怕负责任，万一死在这儿，要出事。所以要我们去。哎哟，我赶快就给英国外联处打报告，说我开车去看病人。获得批准后，给了路条。我车开得极快，就超速了。结果后边来了一辆警车，打警灯，没办法，我靠边停下来。他一看，是外交使馆的车。他说，“你超速了。”我说，“对不起，我有急事。”我赶快把路条拿出来，上面写的是看病号。警察于是说：那你爱开多快开多快，只要安全，我们规定医生是可以超速的。但是这小子不死心，怕我造假，于是他立刻打电话给考文垂的警察局。我刚到，那边就来人了，估计是反谍报系统的。他很客气，一进门就说：“中国代表团的人在吗？听说你们有个病号？”我说是啊。“听说还有人来看他？”我说我就是。然后他说，“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愿意提供。”两天后，该代表团经过伦敦回国，就跟我讲，说那个工厂后来被警察局询问，说“为什么共产党中国来了人，你们不报告？”这个厂商也算违反了“外事纪律”，没向有关部门报告。可见，当时的中国外交的确很受限制的。
我去英国之前，英国远洋舰队每年都要到远东来训练，一般都在香港停靠。后来英国执行紧缩财政，就取消了远东的军事训练。１９８２年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１５〕打败阿根廷之后，英国、香港就有一派鼓噪：“大英帝国还是实力强盛嘛！”军方就筹划恢复远东的训练科目。这时正好赶上中英谈判香港的回归，这就带来个大问题：英国“恢复”远东训练，还要在香港停靠，如果把这个跟中英谈判联系起来，是不是“挟福岛作战胜利之威”，向我们施压？或有点“武力保卫香港”之类的涵义？这是个大事，大使亲自过问了。我的看法是，这是“例行”的，英国军队内部在这次作战之后，发现它这个远洋能力的训练，还是很重要。因为它过去就有，所以不好说它跟香港谈判有直接的联系。大使说，那不行，此时此刻，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呀！于是我们开始运作。
第一个管道，我正好参加一个英国军方的活动。见到他们英军海外援助——就是管理“军援”的一个少将。我跟他聊起来，我说，听说你们舰队要去香港啊？他说，是啊，要去。我说，“你们的军舰要停靠香港？”“当然要停靠香港了。”因为军舰停靠是要交钱的，停靠香港就不要交钱了。我说，“你们考虑过后果没有？”“什么后果？这是例行训练啊。”我说，“可是现在，中英间正在进行香港归属谈判，你们没考虑这对中英谈判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很在乎吗？”我说，“当然在乎啦！”到最后，我讲，“我希望你把这个信息转达给你的上级：我们很在乎这个事情，希望你们妥善处理。”
这是第一个信息传过去。接着，我们的武官直接找了他们的空军元帅，总参谋长，军职最高的，希望他们不要停靠香港。外交就是要传达信息，缓解矛盾。我们是国家在最前沿的触角，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问题一蹦出来，就会变成势不两立，谁也下不来台。外交是很讲面子的，我们要给人家台阶下，人家也要给我们台阶下。所有的外交冲突、军事冲突，都是一样。我们这些人，就是要想法找出共同能够接受的台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来好像是他们做了一些让步，只派了补给舰什么的，我记不清了。总之这个事，经过处理，对中英关系和谈判，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 枪和枪的区别
我还遇到一件事，挺有意思。有一年，英国一家国营的军火公司，向我们推销一种新型防暴枪。所谓防暴枪，就是打橡皮子弹的，橡皮子弹打到人身上，会打你一个跟头，不打到要害打不死人。这种枪像信号枪这么大的口径，子弹有拇指粗，单发的。但是这枪瞄不准，大致对着一个方向就发射了。那一次是刚做了改进，装了一个转盘，可连发五发子弹，而且可以瞄准，打得很准。在英国的外交中，盟国是“第一档”。中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列入“第二档”，属于友好的国家。当时，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算“第三档”。这一次，他们也邀请了第二档国家的武官。会上，他们做了个表演。看过以后，我挺感兴趣。正好公安部副部长陶驷驹到英国访问。我就介绍说，英国现在有这么个东西，照片我也给他看了。陶驷驹说，好啊，我们买点样枪。你给我采购，送回去。还留下了一万多英镑。我说，好，应该没大问题。然后我就打电话找邀请我们去的那个董事长，这个人还是个爵士。我提出了购样枪的要求，结果等了半年还没消息。我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部长还在等着呢。你们把我弄了去，看了表演，向我们推销，等我们真有兴趣了，怎么没消息了？我就再找他。后来弄得那个董事长很尴尬，亲自跑来请我吃饭，向我解释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枪不能卖。我说，为什么不能卖呢？他就说，哎呀，这个、这个……这个枪呀，不能卖给“独裁国家”。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呀？他说，这个枪啊，是镇压性武器。是“镇压群众”用的。就是说，卖给你们，拿去就“镇压群众”了。我就反问，“那我要买Ｍ１６〔１６〕呢？” 他说，“Ｍ１６可以。”我说，那我拿Ｍ１６不也可以“镇压群众”吗？他说：“噢，那不会的。Ｍ１６是步兵武器，是战场上用的，你们政府也不会用这个向老百姓开枪的。——遗憾的是，后来“六四”，不还是用步兵武器开枪了？
他还跟我讲：“而且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个枪，不但不能卖给你，也不能卖给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警察。”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因为这个枪的性能太好了。他就给我举例子说，现在北爱尔兰也有暴民，有的时候警察要使用那种单发的、老式的防暴枪，也会致伤、致残，碰巧打到要害就打死了。但是我们政府有个说法，说我不是有意为之，是偶然碰到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表演那天你们都打了，都试验了。我这枪打得这么准。用这种枪，到时候如果有打伤打残，你就不能说你是偶然碰上的，就必须承认你是有意打的。这样呢，是法律不允许的。后来我一想，他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原来是瞄哪儿不打哪儿，就是说我即使瞄你，也可能打不到你；而打到你，则完全是偶然的。可现在我打死你，肯定是瞄哪儿打哪儿啊。他这个枪等于白研制了，任何国家都不能用。因为它超出防暴枪的概念了。防暴枪，不是要打死谁，是要驱散群众，它不能伤人，至少是不能有意伤人。按这个逻辑一想，他这道理对啊！后来我只好写个报告，也就随他去。
我当时跟使馆各个部门都比较熟悉，关系都不错。所以那段工作应该说，心情比较舒畅。再一个我当时是受军队的教育，或者说是雷锋精神的影响，在哪儿都要干好。我后来被评为外交部的先进工作者，驻英国使馆就评了我一个，而且是大家评的，不是领导定的。那段经历对个人来讲也很不错，看了很多东西，包括对科技、对股票的了解。在海外的眼界开阔了，可是又赶不上国内的变化了。我四年中探了两次家，每次和朋友见面，他们都说，你是月球上回来的？你讲的话，都是十年前的、甚至还是文革以前的！我任期满了以后，本来要我再到美国去当武官，我没去。国内变化很大，我有点落伍的感觉，不了解国情不行啊。后来我就到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学会做副秘书长，主管日常工作。
◇ 参与政治体制改革
不久，中央正好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有个同学问我，你想不想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件大事，值得参与。后来他就向鲍彤〔１７〕和陈一咨推荐了我，把我从二部借调出来。
陈一咨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秘书长，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当时他比较红，思想比较开放，上面也信任他。他跟我谈了话，互相感觉还可以。我的优势是在国外工作过一段时间，对西方政治毕竟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
当时，政改研讨小组是一个临时机构，是１９８６年９月根据邓小平建议成立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担任小组负责人，在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政改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七个专题组，记得有党政分开组，党内民主组，社会主义民主组、机构改革组，人事制度组等，抽调了一些理论工作者和相关机构的实际工作者共同研讨。
我是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到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简称政改办，当时耀邦还在台上。但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发现是赵紫阳牵头，耀邦没有参加，感到这很奇怪。１９８６年学潮是在１２月份，这时候还没发生学潮。等于说学潮之前已经内定耀邦下了，由赵紫阳接总书记，所以中央指定这个事由赵紫阳牵头。你想，耀邦是总书记，但是他不管政治体制改革；而赵紫阳是总理，主管经济，他牵头搞政治改革？这个大家马上都感觉到了。
赵紫阳开始不愿意干总书记，最后是老邓把他硬推上去了。而且赵紫阳原来还有个想法——这是老鲍跟我们讲的，赵紫阳不主张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块，因为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还很重，要集中力量。但是老邓有这个想法，而且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中，党政分开是主要的。我们后来体会，他认为当时扯皮比较多，两套班子掣肘。党政分开，实际上他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老邓最后归结到“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党政分开”，“核心就是党政分开”。按照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党政真能分开吗？挺难的。
有句话现在不大讲了，可那一段特别强调：执政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就是共产党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后来我们提出过一个建议，就是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这样，他就有了一个社会身份，是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监督政府。我们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好像不应当是党政分开啊，而是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法制。我们当时奉为圭臬的，就是老邓１９７９年关于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１８〕。当时他说得很对：不能人治，要有制度保障。到后来，政治体制改革有点儿行政改革的味道了。
当时大家都觉得李瑞环在天津搞的不错，威信也挺高，他搞一些现在看就叫“民粹主义”的东西，跟老百姓搞对话什么的。但是他是一身二任，书记兼市长，所以他没有矛盾。可是别的地方不行。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要么分开了，书记、省长闹得不可开交；要么分不开，就是书记一人说了算，中间形态都没有。
◇ 台阶式上行是最佳方式
１９７２年，我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见毛主席，他说了这么一句：“你们不懂世事，要２０年”。对于认识社会，对于人才培养也确实是这样。社会的复杂性，不是初出茅庐就能认识的。
我当初在政改办，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高级干部的培养，需要时间，需要台阶。３０多岁的人，你要想当国家领导人，不可能的。革命时期可能，因为你造反嘛。但是和平时期，你一定要走台阶。我们不主张搞“三个梯队”提拔干部，没有意义。人为的，反而会造成坏影响。所以我们讲，干部一定要在基层搞个几年，在县一级搞多少年，然后在市一级搞多少年。而且，在市一级不能光搞一项工作，不同的部门，你都要搞一搞，才能了解社会，才能了解我们这个官僚体制如何运作，然后到省里。说老实话，这样到了省部级，５０岁就是比较快的了。中央领导人就是６０岁上下，最好干一任，到６５岁或者７０岁就下来。最高领导到７０岁，普通领导一般到６０多岁就下来。这是正常的循环。
对此，我曾经举过两个例子：一是我们３９军提了一个副总参谋长。他当副团长的时候，我是政治处主任。他资格比较老，当时已经要转业了，要他去搞军史。后来可能是陪过胡耀邦，被发现了就提起来了，提到军长。他刚到总参的时候，你想，他从一个野战军，没有经过军区，直接就提到总参。野战部队很单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就完了。但他对总参的运作、对总参的机构，没有任何了解和认识。这时正好碰上一个事件，一个登陆艇叛逃，跑台湾去了。对这样一个突发事件，怎么安排？他都不知道给那个部门批、批给谁来处理。另外，有没有预案，他也不知道。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说，缺乏必要的经历和台阶。
二是我们在英国调查英军干部的提拔，那一定是一级不落，而且在三个部门中转换：一线部队，指挥机关和训练院校。在一线部队，你当连长，当完连长，可能调到司令部当个参谋。以后，你要到军事学校去受训。然后再过来，可能到营里或者团里，再当指挥员。然后你就到上一级机关当参谋。这样子慢慢转到最高的军衔，就是总参谋长或者元帅。你当元帅的时候，你肯定在总部机关，包括军务部门，作战、指挥部门、院校都干过。这样，他不但对作战系统了解，对军务部门了解，对装备部门也会了解，包括训练和人才培养。
所以毛主席说，我们要２０年才能懂事。就是说，你不用２０年时间，你怎么去了解国情？怎么了解我们这个体制运作的优、劣？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阅历。这是看书是看不出来的，特别是看中国的报纸和书更看不出来。
◇ 积重难返的臃肿
另外一个是机构臃肿问题。臃肿是怎么来的呢？１９４９年，我们是全盘接收了国民党的文官系统，曾提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１９〕。大批的旧政府职员，加上我们五百万军队下来，往哪安排？还要把军队转化成工作队，变成干部。然后按照苏联这套系统设这个部门，设那个部门。但就是苏联的机构，也比我们精简。
可以说，臃肿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文革时毛主席下那么大的决心，“煤炭部改成煤炭科”，当时真撤掉了，但是后来不是还得恢复吗。我记得薄老听汇报时曾经有一次插话，他特别清楚，说：解放战争时，一个县委就七八个人，带个板凳，就是书记，有一个通讯员，就完了嘛。哪有那么多人啊？他说，外国那些执政党，它都靠党费嘛。他那点儿党费，根本不够开个会。当时大家都笑了。当时薄老爷子还讲，实际上，满清政府的效率很高。县太爷，就管办案治安，不管别的，所以也没有那么多人。我们现在组织机构就五大班子，还什么都管。最后弄得困难地区的税收都抵不上开销。
军队可以说是最统一、最整齐划一的了。可是老邓搞了百万人的裁军，过两年却又恢复了。你现在看我们的官兵比例，官的比例奇高，各个国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你还要考虑一条：我们的兵还并不都在第一线啊。一个离退休老干部，他就占了两个兵的名额，这全国又多少万。这都是吃兵额的啊。还有一个机构，叫“老干办”，干休所，它下面也有些战士，还配了设备什么的。你说你的作战能力还有多少？真正能够在一线使用的有多少？你是“军队办社会”呀。
再和外国军队比：
第一，我们有一个政治系统，是三分之一这一块的官，这就多大？人家国外没有。中国军队体制最早是学苏联红军的。我们分析过，政治委员制度产生于苏联红军时期，因为当年红军是新生的，它有很多将领是从白军倒戈过来的。所以说不可靠，需要派一个政委帮助他呀，比如像夏伯阳〔２０〕这样的。军队政治部门的存在就是因为他不放心嘛。但后来情况变了，苏军也是“一长制”了，只有个政治副团长，没有政治委员了，也没有政治部的机构了。而我们反而发展成为传统了，所以军队最大的臃肿就是这一块。
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讲得很清楚：基层干部伤亡很大，有的是俘虏的白军士兵，第二天就当班长，一个月以后就当排长、连长。那怎么办呢？他要哗变怎么办？所以要有政治委员，要“支部建在连上”，看住他。就是你听我的，可以让你指挥打仗，你要是有异心，我就可以制约你。但是到后来，这就变成毛主席制约权力的一种方法了。就是说，同一部门他就得放两个人，放一个人他不放心。一个人搞鬼怎么办？你们俩人儿有点矛盾，我才放心。封建社会传统也这样，明代的东厂派监军，就是看住你，怕你造反。我们现在的军官，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制度呢？
第二，我们副职多。国外没有副职，或者只有一个副职。英国部署在西德的莱茵军，５万多人——相当于我们一个军的架子，它只有一个司令，一个参谋长。要是我们得安排多少官啊？其实八路军的时候没有这么多，解放战争时候也没那么多，就一个副职，哪有那么多副司令啊？哪个野战军，也只有一个人是说了算的。比如三野打孟良崮，有个纵队司令说伤亡很大，叫苦。指挥作战的粟裕是副司令。他打电话，那个纵队司令就不听。我父亲接过电话说：“你们几个都上去，要不惜伤亡，损失多少我给你补多少！一定打下来！”他一看我父亲讲话了，就没话说了。我父亲讲，战争年代，基本就是这样。你不行，就被淘汰。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规矩。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战争时期的制度，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这个权力高度集中，慢慢就造成了臃肿，自己就动不了了。几次机构改革，是越改越多呀。当时我们也觉得，整个中央、国务院系统，人并不是太多，但是吃预算饭的加到一块儿，不得了！我记得前几年有个统计说，满清政府，好像是２８个人养一个人；到我们，是十几个人养一个人。当然，这个计算包含的人员不一定准确，但是它确实触目惊心。我记得还是１０年前在宁夏调查，他们就讲，县太爷的儿子、姑娘，六岁的小孩就是公务员，一个月２００块钱，吃空饷。到了这个程度。这牵扯到一个改革的命题，自己改掉自己是很难的。自己砍自己一刀，不容易呀。
◇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起草十三大报告的前后，我们提了一个重要建议，就是“基本路线”。我说，毛主席曾经有一个基本路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管它对不对，但是这种形式让人记忆深刻。十三大报告，也应该写基本路线。我们当时提出的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因为真理都是简单的，毛老爷子就讲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八个字，就讲清一个道理，内容多深刻。“打土豪、分田地”，这就是纲领，老百姓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搞“文革”，也是“造反有理”四个字。要动员和深入群众，你只能用这种办法。老邓也是：“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很明确。搞得很复杂的，人们反而记不住。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现在有几个人知道？所以我说，口号就是要简单。十三大报告也好，将来政治体制改革也好，也要有核心的东西，有个基本概括。这个大家都很同意，觉得有道理。
对于体制问题，当时十三大报告是有论述的。就是说，一个就是战争年代、战时的体制。我们的体制最主要的问题，前面说的臃肿问题还不是第一位的，权力过分集中是主要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一个人说了算，“人治”大于“法治”这些东西。我有个朋友当市长，他就讲：“我是给书记打工的。”我心想怎么这么说啊？这反映了一种什么心态？但是没有办法，就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一把手说了算。
当时政改办和后来的政改研究室的气氛是比较开放的，有什么感想就说什么。所以我们也就提出了很多问题。胡启立还专门讲过，研究室内可以放开讲，不打棍子，但是不要流出去。我们探讨嘛。
十三大开完以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央宣布成立政改研究室。它是从政改办脱胎而来，成为中央的一个正式的部级机构。老鲍就当了主任，我在政改研究室的社会改革局当局长。整个这期间，我的关系都在总参，还是借调。１９８８年底，老鲍跟我谈，是不是把关系调过来？我说，我还不想调过来，准备干一段还回部队。他就说，要不要给你调一下级，让紫阳给你们二部写个信，把你的级别解决一下。因为我在部队是副师级，而我在政改研究室是正局了，地方的正局长比军队的正师职还要高。我说，算了，这也不方便。他说，你老不到职，部队怎么提拔你呀？他意思是说紫阳办公室可以写这封信。我说，算了。当年对当官儿的事，真没往心里去。
政改研究室成立后，我们主要就是搞一些调研。当时，我参加过工会改革的研究，改革中的工会就有一个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不能老是“御用工会”，不能光收会费、看电影就完了。你能替工人讲话吗？但当时又怕出现波兰“团结工会”〔２１〕的问题。我当时也参加了工会的一些会议，我们主张，工会应该要有不同的声音，要尊重、维护工人的利益。因为实际上如我们看到的，而且到现在越来越明显，就是很多地方的党委和资本联系在一起了，他是为资本家而不为劳动者讲话。谁为劳动者讲话？没人为劳动者讲话，所以会有“黑工事件”、“黑窑事件”〔２２〕。很明显，这么多年，那么多警察、官员或者是装作不知道，你别跟我说，我不听；或者说就是有意的，只要别出事，你怎么干我不管；还有就是麻木不仁，混我的官饭。就是一种默契吧，最后发了财大家分。我们那时调研就有这个端倪了，很多工人说，你们这个工会，不能保护我们工人的利益。当时江泽民在上海当书记的时候，上海有一个工会副主席，也是个老干部，资格跟老江也差不多。他就说，我不是为难你书记、市长。我是“小骂大帮忙”。你不能要求我跟你完全一样，明明有些东西侵害了工人的利益，你不让我讲，那我、我的工会，在群众中就毫无威信了，这不行啊。其实他讲的是不错的，可当时的领导就觉得他这个人炸刺儿。
我们那会儿还研究了“危机处理”，就是对当年社会动乱的可能性进行分析。这个课题好像是室里、老鲍他们提出来的。主要是１９８８年要“过物价关”，物价飞涨，经济不稳。当时也不像改革初期那种万众一心搞改革的局面了，思想比较动荡。而且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社会也比较动荡。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已经到了“起飞阶段”，是最动荡的时期。十年改革有成就，但是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矛盾比较集中。当时我估计，从老鲍的角度，也是要大家看一看，摸摸情况，研究研究。这样，我们就去着手搞些调查，跟团中央的领导交流过关于学校的问题，跟工会谈过工人的问题。还没调查完呢，就出事了。
不过在“六四”以后，这件事对政改研究室反而有“好处”。因为调查组来一看，哎，这帮小子从１９８８年的１０月份，就开始做“动乱”方面的研究了。
◇ 民主先从１０００人开始
那时，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共产党的权力从哪里来的？是宪法来的？还是人民选举来的？我提出一点，叫“武装选举”。为什么？天下是打下来的，就是武装选嘛。当时可以选蒋介石，他兵多枪多，甚至有中央政府。为什么选了毛泽东？他就是用枪杆子打下来了。问题是，这个“武装选举”，枪杆子只能选一次。选了２２年（１９２７－１９４９）选上你了，能保你多少年？是不是能永远保着你？
改革开放，则是“经济选举”，就是能不能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１９７６年老百姓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在向领导示威呀！怎么办呢？老邓就得修改，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改善民生、发展经济。老邓讲：如果你搞不过资本主义，你的生产效率不高，最后你就垮台嘛！这话是很明确的。我们当年就说这个，现在得还是这个。那么今后呢，这种来自于经济的“选举”，或者这种成就，能够保证你的政权多久？也不是一劳永逸吧？
所以，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我就觉得孙中山民主三阶段论：军政、训政、宪政，〔２３〕还真有点道理。关于国家体制，我们可以画个图表示：
纵轴是国家体制——目前最高的就是“多党制”，下面是“一党制”。这里头如果再细分，多党里可以两党强，像美国；一党强，像日本自民党那样，一党长期执政，但是其他党骂我都可以。我们名义也叫多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但实质是一党制，而且你不能骂我；你骂我，就把你打成反革命。再下面呢，是“寡头制”，就是领导集团的几个头目参与。最底下，是“独裁”，就是基本上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纵轴。
横轴就是时间。我们这个国家运行的状态，你可以画出一条横向曲线。比如说１９００年，肯定是皇权啊，那还是在“独裁”和“寡头政治”之间啊，因为当时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慈禧太后，她是“政由己出”，“乾纲独断”。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领导集团。然后下来，到孙中山时代，到袁大总统时代，就稍微宽松点儿了。因为袁世凯虽然独裁，但是革命党也很厉害啊，他可以公开不听。包括蒋介石时代，他也没有绝对的权力，共产党就不听他的。
１９４９年的中国是什么状态呢？它也不是一个“党”来领导的，它是寡头政治，就是几个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这些人。作为一个党员，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利。普通党员甚至连建议权都很少，只有执行的权利。但是由于从战争年代过来，还有一个民主作风。我看民主这个概念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一种理念；二是一种制度安排；三是一种工作作风。我们通常讲的“民主”是最低层次的民主作风。可以说，１９４９年在这个图表上，是在一党和寡头之间这么一个状态。慢慢随着权力集中，这个曲线向下走。到文化革命，降到了独裁这条线。就是老毛一个人说了算。等老毛一去世，改革开放一开始，这就不一样了。老邓是强势，但是别的老同志也不软啊，又变成集团、寡头政治了。
到现在，我们是在集团和政党之间。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一个政党统治。政党统治，就是党组织要起作用。现在的党组织能起什么作用？选举还是形式，党员和党组织完全是一个人身依附关系。
我当时的概念，武装选举不能长久，经济选举也不能持久，必须找到一个治理的方法，才能长治久安。政改研究室当时的结论是，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先从党内民主做起。因为别的不太现实，而且阻力会更大。当然实际上，党内民主也很难！因为我们“一元化”惯了，什么事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说行动上保持一致，还可以；但思想上保持一致，那就是有意见、有问题不能提呀。这就不好说了。
从国外看，要说克林顿是多聪明的人？布什是多有能力的人？都不是。但是他为什么能治理一个国家？实践证明，所有西方国家就是靠制度的力量。我们呢，像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一时之选的人物。毛泽东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出问题？你只能归结于制度，不能归结于个人。个人的缺点，在这里面都不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制度在支持他，对他的个人崇拜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吗？因此，中国需要制度的变革。
实现党内的民主，是我一个长期的想法：从党内开始民主。因为“人民民主”这东西是个口号，现在没法实现，１３亿人没法实现民主。何况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文化程度问题、政治力量的配比，等等。当时我们设想的是，我们能不能就在中央委员这一级、在１０００个高级干部里首先实行民主？不要一讲话，市长就说“我为书记打工”这种话！
１３亿人事实上做不了主人，可以先从１０００人做起。而且这１０００个人，都是共产党自己多年培养起来的，经过考核的，不是从哪个地方蹦出来的。这些干部当部长之前，起码有２０年的工作经历，起码１５年的党龄吧。他不是老百姓选的，而是共产党自己选的啊，而且已经给了他一定的权力。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再提高一个层次，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呢？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 军队经商和“小舰队”
我那时还提过一个重要意见。当时，上面公开或半公开地允许部队经商。为这事，我直接去找了鲍彤。我说，你看看，世界上从最落后的军队到最先进的军队，没有一个允许经商的。经商，部队就垮了呀，这个不得了呀！我说，咱们搞商品经济，不能说部队也搞，那不行。我说，我就知道，我们卖给外国的武器，要收百分之一百的回扣啊！这个不得了哇！军队是国家的，不是闹着玩儿的！别的我可能不太懂，但是，这个我有研究，我毕竟是从军队出来的。这个事，你得考虑考虑，跟领导说一说。最好说一说。如果现在是权宜之计的话，要赶快收口。老鲍当时没表态，因为这事儿不归他管……我这次算是郑重地向上面提出这个意见，其它的问题我都没有个别交流过，都是在会上。
政改研究室１９８８年年终总结时，领导要听意见。秘书长就说，开个会，大家提提意见。当时我提了三条。第一条是说，我们是中央的一个政治机构，不能光为紫阳一个人工作。大致是这么个意思，讲得比较委婉，没那么直白。因为当时政治局一位常委到东北调研，当时决定中办派一个人，政改研究室再派一个人。可是，这位常委没带我们室的人，退回来了。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就是认为你们是紫阳的人。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老鲍平常跟赵紫阳是单线联系。赵紫阳经常出题目嘛，这样我们就好像成了一个直属赵的机构，这就不太正常。
第二条是讲，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不是一个写作班子，不能光给领导写讲话，我们得研究点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么大的课题，我们现在是流于应付。
第三条就讲，弄不好啊，我们就成了“小舰队”〔２４〕了。我当时就用了“小舰队”这个词。因为当时确实已经有人说我们是“小舰队”了，而且不是一般人，是党内一些高层人士、一些权力部门说的这种话。这就是党内矛盾的反映。
应该讲，政改研究室的空气比较民主，老鲍这个人也比较民主，听得进不同意见，所以我们也比较敢说。平常大家关系都不错，也一起打打桥牌。当然，我讲这些，一是有分寸的；二是当时老鲍不在。这里面，我算年纪比较大，资格也比较老的，开会的就是我们这帮人，大家就是坐在一块儿聊。所以我就说了这些。后来呢，秘书长就报告老鲍了。
报告以后呢，估计老鲍可能有点火，他没有直接跟我谈。我这个话说得还是有点重，尽管语气很缓和，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里都是人尖子，“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没有听不懂的，你瞒也瞒不了。后来老鲍说，那好，我们再开个会。他亲自到会。这个会上，我也讲了，但没有讲这些，因为上次已经讲过了嘛。我就简单点了点，意思是说，我们还是多做点研究工作，多为常委服务。结果有人觉得不过瘾，就出来把那些意见重新讲了一遍，最后还来了一句：这不是我的意见，是陈小鲁的意见。弄得我十分恼火！当然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大家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感觉。
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学生游行、绝食……当时我们很忧虑，一方面怕打乱改革开放的部署。你本来是逐步开放，这么一来会不会有一个强硬的反弹？另一方面也怕社会真搞乱了，社会、经济的各种难题就更难对付了，老百姓就倒霉了。这么一闹起来，社会一乱，“左派”势力就会起来，这个矛盾不可化解，社会动荡，改革就会受挫，赵紫阳的地位就危险。当时虽然还没到这个程度，只是担心，但后来它果然就来了。矛盾被激化了，激化到出来“六四”。
◇ 不再做违心的事
中国历来的政治运动中，人们都是随风倒，甚至于落井下石。
文革初期还好，我因为在基层，没有官位无所谓，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算了。私下骂骂江青，骂骂林彪，也无所谓。但是到“批邓”时候，我就不好办了，因为我是团政治处主任了，你得执行命令，就是违心你也得说，没办法呀。所以我只好来了一个“道不同不相与谋”，溜之大吉，起码躲开了风口浪尖。“六四”这样一个大的风波，就不一样了。尽管我们处于被攻击的地位，但是我们毕竟所处位置不同，听到和看到很多事情。另外在这件事情上，我自认为，我还是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没有随风倒。这是我聊以自慰的。
“六四”过去以后，紫阳已经被罢官、软禁了。然后中央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吧，来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当时中央有一个１９号文件，讲动乱的。这个文件我看了，当然不是通过正式渠道看的。看完以后，这么说吧，其中一半儿是不公正的，一半儿是假的。别的我不好说，就说其中多处提到政改研究室的事，都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来的东西。可能是有这个事情，有这么点儿影子，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当时，工作组被派进政改研究室了。牵头的老金，是中直机关党委的老干部。他人不错，比较客观。他们来了以后，就四下调查。当时，我们单位已经抓起来两个，老鲍一个，高山一个。上面的的确确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小舰队”，而且“黑”得不得了，“深”得不得了，“坏”得不得了。但是调查完以后，工作组最终的结论是：政改研究室“基本上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上面就翻脸了：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论？！政改研究室这样一个机构，跟赵紫阳那么密切，老鲍直接抓的机构会没事？那“六四”从何而来啊？然后上面就二次改派中直机关党委的副书记亲自来调查，同时还调查前任工作组。后来，工作组的人跟我说：你看看，我们搞了俩月，现在来查我们来了！当时情况就是这样。
对中直机关党委调查组，我说了三条。第一条呢，赵紫阳不支持动乱，他是反对动乱的。他是想用和平的方法，去平息、化解，但他并不支持动乱。第二条，赵紫阳没有反老邓。我当时原话就这么说的。第三条，当然，背后的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整个运动当中，我没有见过赵紫阳。我们一般是老鲍来传达给我们一些东西，是不是欺骗？我不敢肯定。我举个例子，就是耀邦下台后，左派们一度要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比如关于在“经济上反自由化”的问题，赵紫阳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３号有一个“刹车”的讲话。老鲍给我们传达完以后说，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邓看过的，是小平支持的。所以我的第三点说，我揭发：老鲍告诉我们，五一三讲话是邓讲的。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赵的右倾，所以你们可以调查，如果老邓没讲，那说明老鲍给中央领导人造谣。其实，这些观点就是老邓讲的！我就是“将”他们一军而已。
调查的这些人也不是坏人，但是我真是有气。我说，你们跟“四人帮”搞得一样嘛。他们说，“哎呀，不能这么说呀。”我说，我就是打个比方而已。还好，人家觉得我讲话比较直，不和我计较。我说，这次动乱当中，我和室里一半以上的干部谈过话，不要上街。这你们可以查。他们查了确实如此。我又说，我们单位没有上街的，个别人去，那没办法。就是说没有以我们单位名义上街的。当时很多单位，打着团中央旗号，中组部旗号上街都有，我们有吗？他们查了也没有。那你还要怎么样？
◇ 捕风捉影的文革遗风
在对政改研究室重点审查期间，杨尚昆也找过我，也是要我揭发。中组部的一个领导先跟我谈，他一开始还说，哎呀，你今后的工作问题，我们一定要好好安排什么的。我心想，什么安排不安排的？无非就是想要我讲讲“内幕”嘛。我们开会都是公开的，十多个人参加，另外全部有文件，我们的研讨结果也都是有文件的。我们没什么内幕，有什么内幕啊？
跟杨尚昆谈话时候，我也讲上面说到那三条。首先，我认为赵紫阳并不支持动乱。你要是说，他处理动乱不力，这可以，但是他绝对不支持。支持动乱，就等于反党啊，他显然不属于反党。其次，赵紫阳没有反对老邓。他可能对老邓的某些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主要是他的“五四讲话”。他提出，学生有爱国主义热情，是爱国的。他这是一个诠释啊。这个诠释对不对另说，你不能就因为这个说法可能跟老邓的初衷不一样，就说他反对邓小平。不能这么说，对吧？再次，我说，赵紫阳我很长时间就没有见到他。后来的事情，都是老鲍传达的。如果老鲍传达的有什么问题，那是老鲍的问题，我不知道赵紫阳本人怎么说，我没法评论。但是我所得到的信息，正式交代过的，是上面要求我们“不要介入这个漩涡”，“不要去支持学生，不要跟学生接触”，“遵守党的纪律”。后来杨尚昆还找我谈过话，主要是要我揭发鲍彤。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他介绍了一些情况，说老鲍有“情妇”。我说，据我所知那个女的无非就是陪老鲍去养蜂夹道游了两次泳。这些事，反正你们有“手段”嘛……杨尚昆没有表态。事后有人传给我一句话，说杨尚昆“很失望”，白费了一个多小时。我说，那没办法，我只能讲我知道的。后来听说有人杜撰我在这次谈话时痛哭流涕什么的，我一不利欲熏心，二不卖主求荣，有什么可哭的？无稽之谈。
但是，在１９号文件当中，却实实在在地利用了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一些内容。那还是１９８９年５月８号，我在中南海里遇到他。当时的局面是学生又开始绝食，矛盾趋于激化。这个朋友就问我，怎么样啊？我说，形势不太好。他问我，紫阳倒不了吧？我顺口就说，难说，紫阳手上不过就“三、四张牌”。第一张牌，说紫阳是“大管家”，他虽然不当总理了，但他还是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这点与耀邦不一样。这是老邓给他的任务，还要管经济。可是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大家抢购。你看，起码他没管好经济，他这张“牌”没了吧？第二，说他政治上比较稳定，这是跟耀邦比较。现在“稳”什么呀？２７万学生大游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张“牌”也没了吧？第三呢，就是用人的问题上，赵紫阳没有自己的人啊。谁是紫阳的人啊？人家耀邦还有“团派”〔２５〕呢，紫阳有什么派？他现在等于是孤家寡人。我说，现在唯一的，就是他能够和平地平息这次学生动乱，也许才能保住自己。我说，现在必须得和平地平息这个事，否则就是动了武平息，他也得被人当作替罪羊踢出去。所以这时候呢，他可能在策略上，需要在一些地方和老邓保持点距离呀，或者怎么唱个白脸红脸的。因为大家是很熟的朋友啊，大致就聊了这些内容。后来，这个朋友就给上面报告了。
人家“通天”啊，这些话就让上面抓住了。这倒没成为我的罪状，跟我倒没什么关系了，他能拿我怎么样？这却成了赵紫阳的罪状！１９号文件上面讲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高参”给赵紫阳出主意，要反对老邓。后来我说，我人在北京呢，你们至少可以到我这儿来核实这件事呀，怎么能就这样写入中央文件了呢？这件事，就是议论赵紫阳要下台，我没有、也不敢跟鲍彤说，鲍彤都不知道这个事，更何况赵紫阳呢？怎么是给赵紫阳出主意？说我“犯自由主义”，这我承认。我在政改研究室，跟少数人说过，跟几个朋友说过，确实也不该这样议论中央领导。可这跟赵紫阳有什么关系啊？你怎么能把这个作为赵紫阳、或者我们政改研究室的罪状呀？这个文件，大多数是这样的内容，捕风捉影。我当时就觉得，真没多大意思。何必呢？
我跟杨尚昆谈话中也说了这件事。当时我声明一点：“三张牌”的话是我说的，没错。这是我要检讨的，自由主义、妄议上面。但这个话，我从来没跟赵紫阳讲，也没跟鲍彤讲过。很明显，我没傻到那个程度，赵紫阳还没出事、还是总书记的时候，我去讲这个？我就是私下议论了而已。我说，中央可以调查。但这个东西，不足以变成赵紫阳的问题吧。这是我负责任的话，不能像文件上写的，好像是政改研究室研究了这么一个策略，建议赵跟老邓保持距离，绝对不是这么回事。
不过，杨尚昆也好，特别是老邓，可能真是认为“六四”的内幕非常“黑”。当然我不能确定老邓是不是，但是清查的时候，就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最后处分我们室的几个人，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有个同事就是跟一个朋友发了几句牢骚，就给个处分。还有个同事在福建私下说了几句话，无非就是说这个形势啊，赵紫阳怎么怎么样啦。中央不表态，大家都上街游行了，思想比较混乱。这种话，在别的单位太普遍了。但是他被人揭发了，在我们单位就责令他做检讨。很能干的人，后来在使用上始终被压制。
当时，我的态度很明确，我说，要说有错误，赵紫阳肯定有错误，下台都应该。这么大的事儿，你总书记要负政治责任嘛。但是你不要给他编造别的东西。我就是这个观点。比如后面那个工作组找我谈话，我就公开说，听说有些人要批赵紫阳的经济政策？赵紫阳的经济政策哪里来的？不就是老邓的改革开放吗？谁批，谁将来要负这个责任，肯定是错误的。
现在想想，他们也没别的办法。我们没有法律上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且老邓有个讲话〔２６〕嘛，没有这个讲话，还有退路。紫阳讲话无非就是说，学生是爱国的，你的动机是爱国的，但是你的做法不对。但是老邓讲了，这就是动乱，就没有退路了。那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 善后和转业
“六四”清查和整党结束以后，政改研究室被撤销。我没有受处分，当时还是留守的党委书记，负责这帮弟兄们的遣散、善后。工作组找我谈，说，现在这些人都各回各单位了，你的情况，不归我们管。但是我们愿意给你出个证明，证明你表现不错，你是正局级，如果部队需要的话，你还是应该争取一下，级别应该动一动。我想，也对，我们“六四”后就被当成赵紫阳的人了，我也不想在部队干了，也别给领导添麻烦，提你不是，不提你也不是，转业算了。
所以，我当时就找二部副部长姬胜德，提出转业。我说，我想转业。他说，“转业好啊。部队，没劲！我都想转业。”我说，我转业，你能不能给我调一级？我１９７６年调到总参二部的时候，我已经是副团职了。到现在还是副师。我在政改研究室，中组部给我出函证明我是正局。如果你给我调到一个正师，我转业在地方工作，还能多领俩钱儿吧。
结果他说，“哎呀，很困难呀，这个东西很复杂。”我说，“好吧，实在不行就算了。那就还是副师吧，我只是提出我的想法，不行就算了”。其实，我１９７６年到二部任副团职的时候，熊光楷当时还是正连职；姬胜德还是副连职。他们这时已经提到了正军和副军职，蹦了多少级？我还是副师，常理上我是比较亏，不过我这一辈子，对当官没什么更多的想法。
我当时为什么转业呢？也是对整个“六四”的情况很不满意。一个是开枪。我在英国，前面提到的人家处理防暴枪的态度，不能随便拿枪去打人的，是有底线的。另外呢，党内斗争比较激烈。中央开会批赵紫阳的时候，那份１９号文件怎么说呢？一半是假的，一半是扩大的，我不敢说别的，政改研究室这一块基本上没有真的。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经过文化大革命，真的没有接受教训。到了现在，还是搞这种手段。赵紫阳下台，不是很容易吗？老邓一句话就行了。你何必非要把一些不是他的事情，不是他的问题，栽到他头上？还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政改研究室这段经历，就是知道了中央决策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我有点心灰意懒了，没法奉陪了。我下了个决心，就是从此不在体制里干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不能再说违心话了。
◇ 在国外讲学
１９９２年１月，政改研究室正式解散。全部工作做完，财产封存，文件封存，人员全部安排了。因为我是借调的，没有什么安排，我就回原单位了。回部队以后，通知我去学袁木〔２７〕讲的什么三套——“三代”领导班子。当时我讲，第一，我要学，就学马列著作，学小平著作，他那个不是马列主义；第二，他讲的错误很多；第三，我现在已经要求转业了，要找工作，没功夫。
当时，外国专家局的局长是我的朋友。在英国的时候，他是三秘，我是武官，大家谈得来。他一听说我要转业就说，“哎，到我这儿来吧，你太适合干这个活儿了，有外事经验，思路又开阔。”我当时说，我不想做具体的，你给我个虚职，把我从部队转出来就行了。
中组部赵副部长亲自找我谈话，对我还不错，问我去哪儿。因为外专局那边要，我就说去外专局。他说到局里安排比较困难。我说，我不要求到局机关，就想到挂靠外专局的人才交流中心、协会什么的。另外，我对级别无所谓，副师就是副局级，我到那儿也不当什么局长、秘书长，给我个研究员什么的就行了。过段时间，我就下海。他说，那问题不大。
结果还是不行——换人了，外专局新来的局长坚决不要我。后来赵部长没找我，他秘书打电话告诉了我。我说，我很理解。换了我，我也不要。因为我这个身份，干好了不会添什么彩；干不好他拿我没办法，还是大麻烦。我说，我太理解了。感谢赵部长，我自己再找吧。
我就找体改委贺主任，他给证监会打电话。那时证监会正在搭班子筹建中，刘主任那边说，欢迎！要做哪个局的局长随便挑。我说，哎！老贺，我真是对官场寒了心了。这样吧，你就出个函，我把档案放体改委下面的联办〔２８〕。后来老贺看我挺坚决，就说好吧。他后来就向部队发了文，就把我从总参调出来了。我把档案就没往体改委放，直接就放到联办的人才交流中心去了——自由啦！
后来阎明复〔２９〕找我，说民政部彩票中心缺个主任，要我去。我说，官方、半官方的，我都不想干了，我下海。阎明复说，那你就给找个人过来吧。我就把原来政改研究室的办公室主任推荐过去了。我开玩笑说，你知道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委吗？中顾委、中纪委，还有一个知道吗：“中募委”——“中国福利彩票募集委员会”，这个可厉害，钱也不少。怎么样，去吧。结果就把他推荐去了。他去了，干的还不错，跟老阎也搞的挺好。
这时，美国华盛顿大学邀请我做冷战史研究，是访问学者。因为我当年在战略协会的时候，有朋友找我参加一个中美学者的讨论会，他说，这是中美双方学者第一次交换对朝鲜战争的看法，讨论会缺一些军界的人。我当时还有军衔，所以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们谈了谈，大家感觉挺好的，我就参与了。然后我就为此采访了杨尚昆、乔木、师哲等人，还有一些军界的学者，写了一篇文章《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的中国对美政策》，参加这个会。好像在陶然宾馆，开了五天，和美国学者面对面的交流。李慎之参加了，他算领导，下面是一些青年学者。这第一次，大家还交流得不错，挺高兴的。以后我就介入这个圈子了。后来，美国方面邀请我去访问，因为在部队的身份去不了，我就没去。
这时我是自由之身了，也没去过美国，我就答应了。我以个人身份，去了三个月。我的研究课题就是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同一年，我还去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去讲了一次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六四”后，我是下决心不在体制里干了，不能再说违心的话了。所以我讲话也没有顾虑。我讲的主要观点，就是改革开放肯定要继续下去，而且中国的发展前途很好。
当时听众也有很多问题，与学者们交流也谈到一些观点。比如美国的奥森伯格教授，很有名的汉学家。他对中国很熟悉，他说，你看，毛泽东怎么样，邓小平如何，说到江泽民，他说nothing——什么也不是。我说，你说得对。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nothing的领袖。因为这个社会的体制在转换。当时我有个观点，“六四”当然是个悲剧，但是也有“好处”。它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人人关心政治，恨不得大家都要来管天下大事，这就乱了。实际上，分析所有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和最不民主的社会，“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所以不可能有那种理想中的大民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政改研究室就讲的，没有那种纯民主，什么都投票。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美国也一样。当然了，它的形态比你高一点。“六四”后，中国人迅速地世俗化了。所谓“世俗化”，就是关心自己，然后去发财。这样一来，社会就有一个稳定器了。另外呢，它也打破了对共产党的幻想。大家知道自己努力了，靠组织，靠不住了。那个组织有它自己的利益。
讲完以后——他说，咦！你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当时美国总统是克林顿，我说，克林顿是什么？克林顿也nothing。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列宁那句话，“持常人见解”的路线。“常人”就是平常人，不是像毛主席那样的“神人”。神人有很多思想，但是他脱离实际。老江离实际会更近些，体会到普通人想什么，所以他说，发展经济呀，让大家生活有所提高啊。他就求实了嘛。
◇ 改革开放变不了
我的想法是一贯的，认为应该由制度来代替领袖。要发挥制度的作用，领袖不能老改变制度，那不行，那样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比如改革，老邓有他的想法，换个人可能想法就变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要政党去做呢？我认为政党代表制度，领袖代表个人。
当年耀邦下台时，很多人看到耀邦就这么给搞下去了，觉得比较忧虑和悲观。我当时就讲，不要着急。现在老邓在，老邓靠什么起家？靠得是改革开放。老邓跟毛老爷子，有什么不同？就是在改革开放上不同。老邓的观点我们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其中，讲“四个坚持”，那毛老爷子比老邓在这点上要坚决得多。讲四项基本原则，列宁就是呀，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也是，直到江青还是。我说，老邓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就是改革开放。所以，老邓奋斗这一辈子，就整出个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开放拿掉，就没有邓小平了。这是他的旗子，他能这么扔掉吗？不可能的。可能是我看到事物的本质了，或者，我看到他的人性了。这是从最高领导的思想来看，他不会改变的。
“六四”以后我还这么说。第一条，不说别的，看看这些领导人的子女，他们在想什么？看看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能够回去吗？不要说“右派”了，就看看那些“左派”们的子女，他们能回去吗？他们要真是“清如水，明如镜”，倒让人害怕了，那很可能还真要回到五十年代了。第二条，江泽民当时讲什么：小商贩，要“把他罚得倾家荡产”，这是文件上写的。但是过两天他就不说了，“倾家荡产”？当时两千万个体户，一亿人口，你赎买下来？你养不养？你给他解决就业问题？你解决得了吗？你还得允许他，甚至还要发展他。李鹏那时候讲，乡镇企业是和国企争资金、争人员……我说，他懂不懂，乡镇企业当年怎么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干两年就知道了。
很清楚，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你收不回来了。老邓厉害就在这个地方。比如搞股票，他表态说，“允许试”、“不行就收”嘛。其实，允许试是真的，不行就收是假的。他早想清楚了，别人可能没想清楚。允许试，就试呗。反正后边有句话，不行就收。收？怎么收？靠行政命令收？收得了吗？你发了那么多股票，要花多少钱再把老百姓的股票买回来？你花钱买，正好给大家“解套”。再者，你有这笔钱吗？你政府要是有钱，何必搞这个呢？所以没法收！老邓这个人，比较聪明。战略上他想透了，后一句话，就把那些反对者的嘴堵上了。别的老头一听，啊，允许试，可以收，好啊。可一试，就“开弓没有回头箭”。
《反杜林论》的那一段话，非常精辟：“平行四边形”。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他的意义，只要有一个“力臂”，社会运动轨迹就要改变一点点。老邓的思想符合多数群众的利益，获取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所以成功了。毛老爷子开始也是，文化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啊，多数人都支持他。可慢慢的，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他再坚持也没有用。最后，老邓往这边一偏，就整个“打左转灯向右转”了。
这个笑话它有点道理。搞改革开放，老邓的想法，无非还是要搞社会主义，要把中国搞强。毛老爷子和邓老爷子的想法，都是这样的。江青的想法就是搞“穷社会主义”吗？也不是。她是为了打倒对立面，即使“宁要社会主义草”也行。这是手段，就用这个把你打倒。其实那一段，四人帮在上海搞得相对还比较好。因为他们已经控制和巩固了上海这个地方。
◇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他的种种东西，应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甚至也包括“民主派”，包括西单民主墙。特别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读的是《毛选》，学的是“雷锋”。我们的思想方法就是这个方法，你得出的结论能走出多远啊？说实话，当年在党内没有人敢跟毛主席辩论，不论谁都说不过毛主席，都会折服于毛主席的雄辩。毛主席批彭德怀，多“精彩”，别管他有没有道理。
过去有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愿意反思的话，文化革命就不是历史吗？就红军长征是历史？说起来，红军长征是不错，延安精神是不错，但它们毕竟是在夺取政权当中创造的这种传统。现在是建设时期了，这期间我们党内最大的财富，应该说，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这笔财富难道不要了？本来应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全党，防止文化革命的再生。
我们汲取文化革命的教训，现在就要建立一种机制，要能不断地调整政策，另外要容忍对手。过去的政治斗争，每个人在反对对手的时候都打出一个“崇高”的旗号，说对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自由化”等等，无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就是不能达到一个共识，容忍对手。西方的政治理念，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护对方的权利。所以对老百姓来讲，民主党、共和党不论谁上台，对美国都不是灾难。我们则不是这样，而是只有我上台，中国才能好；其他人上台，就是灾难、就是“复辟”、就是“自由化”。所以斗争变成“你死我活”，就要采取极端手段，动不动就要动用军队等“专政”手段。
我们需要宽松的机制，我就不明白这个：他们为什么老说，中国“国情”不适于搞这个。这是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在阻碍。所有当权者都一样，他都不愿意跟别人分权，与虎谋皮是做不到的。那么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一种制约、一种限制，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力。但这些东西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否则做不到这点。现在你看不到这种改变。
当然，新的变化也是有的，比如领导人终身制的结束，这是从老邓开始的。这只是进了一步。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不能总是自我copy（复制）。两个党竞争，它们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我们现在是自我copy，这就造成血缘上的“近亲繁殖”。结果，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就弱化。现在就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因为在共产党的体系里，在权力中泡得太久了，就形成一种非常大的历史的惰性。毛主席讲“最聪明的人是战士”，就是说，可以从不同的地方选拔人才，来打破这种惰性。所以，文化革命的所谓的“合理性”呢，就是毛老爷子想要探索出这样一个体系。他当时对官僚体制很不满意了，想改造这个体系，所以他把王洪文从工人中选拔起来。但他不是从搞文官制度、搞政党竞争这个思路来做的。
◇ 商场上的洗礼
大约１９９３年，海南三亚市要开发亚龙湾。原来有一个亚龙湾开发公司，资金也不够，没搞起来。后来由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股份制的公司，我也参加了，是这家“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借着发法人股，当时想多敛点钱吧，按两块钱一股，发了３亿人民币的股。敛了一部分钱，然后把开发的土地征下来了。
但我在那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一个就是１９９３年底，朱镕基那时正在搞“宏观调控”，钱不让进海南，由银行把口，钱就是不让进。另外，我们那儿有个失误。就是一开始想搞点综合经营，搞了块地，投了一个多亿，结果因为一调控，就没钱了。而那个项目又是海南旅游的重点项目，“国家旅游度假区”，当时是国家旅游局搞的，但是计委不同意，所以有矛盾。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当时香港有一个中粮集团下属的鹏利国际，一方面他们有钱，另外当时度假村的理念在国内还不清晰，而他们比较明白。既然我们没有能力，就交给他们做吧。于是我们就扩股，转让了股份，鹏利拿钱进来，当了大股东，当然我们就要退出了。
１９９４年３月份，我们离开了。他们继续搞下去，就有了非常大的成果。有人后悔，但是我说，要是我们接着搞，没有钱，也难以为继。那么大个项目，我们当时把规划搞完了，但效益是人家的了。我当时也有点儿烦。特别是在亚龙湾那儿，看见的事也挺黑的。就说派出所借摩托车吧，他们找我说，我们派出所要帮着你们拆迁，需要交通工具。我说那好吧，送你们个摩托车吧。他们不要，说借用吧。我觉得他们还不错，只借不要。下面的同事说，什么呀，陈总，你不懂，他当然不要，因为摩托是借的，所以坏了你得给他修，汽油你得给他加。你要送给他，我们就不用管这些了。哎哟，人家想得真精。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感觉真不好。
后来我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说，海南太黑了，叫做“天天过年，夜夜兴奋”。我难受，干不了。后来这话被传到海南的领导耳朵里，他很不高兴，说我，“陈小鲁才黑呢！他发股票，一块钱卖两块”。我不否认这点。但是，发股票的钱是给海南开发用的，还不是给你海南弄钱？我又没有拿这个钱。我当总经理，当时的工资是两千块钱，仅此而已。
从海南回来以后，一些朋友就拉我出面，搞一个投资咨询公司。我说，行啊。就向朋友借了十万块钱，成立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标准国际”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几个项目的海外上市做顾问。当时，第一期的海外上市公司刚刚准备起步。由于做投资顾问的都是老外，一些领导不大信任，就想找个中国顾问，心里有底。这样子，我们正好就找到了客户，就担任中方的顾问，去搞些撮合啊，咨询啊。不过这个赚不了多少钱。而且我们这种人，就不是经商的料。
比如，广深铁路Ｈ股在海外上市，我们做它的顾问。他们上市收入了５亿美金，当时我们的上市顾问费是３０万人民币。可是由于铁道部内部的矛盾，我们被拖了两年。关键是有两个问题要我们协调。一个问题是火车票定价问题。当时，铁路价格是国家统一制订的，车票由计委物价局统一定价。可是要没有自主定价权，在海外就等于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人家凭什么买你的股票啊？为这个，我就找计委的副主任。那时候正好闹涨价呢，计委主要怕涨价。我说，按现在的情况，它不会涨价，可能还要往下调。因为它面临着高速公路和飞机的竞争。最后，由我们公司写了报告给计委，他批示，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浮动”，但是不“放开”，但给它一定的定价权。这样子在国外还有卖点。
这是一个难度多大的问题啊，等于要改变一个体制的事儿啊！这个最后我们帮他拿到了。这价值多少钱？没法计算。但是计委给它的这点儿权力，公司就募集了５亿美金。
此外还有一件事。它那条铁路有个特点，是从广州到九龙，所以它有外币收入。公司把这些外币打包，给了一个中资的金融公司，等于给卖了。国家规定，外汇进、出都是要报告的。这样，一千多万美金的外汇就没了。一年半以后，铁道部内部矛盾解决了，又重新启动上市了。人家一看，财务报告又不对了，每年的一千多万美金收入没了。这就没法上市了。于是他们决定回购。这一回购，又麻烦了。有钱有贷款，但是没有外汇指标。为了让它能上市，这又成我们顾问的事了，我就出面找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我说，你批给它一千万美金的额度，拿这个回购外汇。这样，它上市后能拿回来５亿美金的外汇。外管局领导说：但是它违规。我说，两边都是国家的事，这事铁道部也着急。外管局领导说：就这样吧，但是我们得罚它。最后给了它指标，但罚了８万美金，问题解决了，它就上市了。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企业觉得我们做得不错，加倍给了６０万人民币。有人说我们发财了，我们五六人个人，干了两年，还要解决难度这么大的两件事，就挣了６０万人民币，发什么财？不过，这件事儿，我们总算做成功了。
◇ 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
下海几年，感觉也不好。所以我觉得挺没意思的。除了文化领域还没有介入过，不论军事、政治、经济，我感到我跟这个社会整个地不适应。就是说，这些现实和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和我理想中的社会理念，和我心目中的那个共产党，太不一样了。我是有点理想主义化，我不能接受我认为是不对的东西，除非你说服我。你说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但是有一条，我这个人也不愿给人找麻烦。如果老接触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挺难受，大家都会挺难受。我不行，我离开还不行吗？１９９７年，我身体不好，后来高血压。主要还是觉得特没劲，所以我就退下来了。
这十年，我自己不去找事。有些朋友找我，请我当个独立董事啦，另外有些朋友搞个项目，邀我参加呀。我有一条，我可以出主意，也可以充充门面，但是不参加管理。而且我也不问待遇，愿意给多少给多少。所以大家都觉得处得挺好。
我现在是博时基金和江西长运两个上市公司的独董，都是朋友邀请的。因为是邀请我去，不是我主动去找的，这样我就比较超脱，可以好好考察一下这个公司。我不是一般的股民啊，而是要当它的独立董事啊。所以，我就调来资料看，发现这两家公司还不错，比较规范。就做了它们的独董。独董，就是代表小股东监督大股东，让大股东不要做危害小股东的事。在基金，就是对基金持有者的责任。另外一个是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要合规经营，并不是说赚的钱越多越好。你不合规，你赚的钱多，你反而越容易出问题。当然，独立董事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因为你不在公司里，要想蒙骗董事，那太容易了。
从我做独董的这两个公司来讲，应该都还可以。博时基金非常不错的，在基金中排前三名。“长运”也是一个不错的搞交通运输的公司，非常稳健，号称是中国交通第一股。其实，一个公司的关键最终取决于其管理层怎么样。
多年来，我有三个座右铭：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于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为人处事一直在遵照这三个座右铭，没有做那些违心之事，也无愧于这个社会。孔子还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孔子是圣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顾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别人看是好是坏，也无所谓。
注释：
１．读chua，篮球进篮的象声词。
２．林彪之子，文革中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３．陈毅长子，后任对外友协会长。
４．指北京市的第四、第六和第八中学。
５．指文革初期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黑帮”。
６．指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四人的“反党集团”。
７．彭真夫人。
８．指谭震林副总理。
９．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１０．当时士兵的军上衣两个口袋，排长以上干部的军上衣四个口袋。
１１．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部长
１２．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的小名。
１３．１９６０年代，一个少先队员刘文学，发现地主分子偷盗生产队的蔬菜，与之斗争而被杀害。当时被广泛宣传。
１４．“三个世界理论”：指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对当时世界战略格局的说法。“三个世界”即：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非、拉美及其他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构成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
１５．英国称其为福克兰群岛，英阿两国均称对此群岛拥有主权。
１６．一种美制自动步枪。
１７．鲍彤，当时任赵紫阳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
１８．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谈到：“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３２０－３４３页。”
１９．指新中国成立后，对接收下来的旧政府人员实行酌量减薪，作为稳定物价、克服财政困难推出的主要措施之一。见《陈云文选》，第二卷，第１５页。
２０．前苏联长篇小说《夏伯阳》，描写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红军指挥员夏伯阳足智多谋、顽强勇敢，但政治上不成熟，作风散漫。政委克雷奇科夫到任后，把他引上了正确道路。１９３４年《夏伯阳》拍成电影，在中国曾影响广泛。
２１．“团结工会”：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成立，当年发展到１０００万会员，瓦文萨当选为主席。１９８１年团结工会的《纲领决议》明确提出要改变现行社会制度，且不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同年１２月，波兰当局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团结工会随后被取缔，瓦文萨等数千人遭拘捕。１９８９年４月团结工会再度成为合法组织。随即投入大选，在议会和参议院选举中获得成功。翌年１２月，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
２２．“黑工事件”、“黑窑事件”：２００７年５月，山西省洪洞县警方破获一起黑砖场虐工案，解救出３１名民工，其中有部分童工。之后，数百失踪儿童的父母在网上联名发帖寻子。案件引起中央震动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２３．“军政、训政、宪政”：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提出的建立“民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或称三步骤：⑴在军政时期施行军法，实行军事统治，既以兵力统一全国，又训练人民接受三民主义。待一省之内秩序完全安定后，就可停止军政，开始训政时期。⑵训政时期施行约法，由政府派出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进行运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一省之内全部的县已实行自治时，就可以结束训政，开始宪政时期。⑶在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宪法颁布后，即“还政于民”，举行全国大选。民选政府成立，就是建国大功告成。《辞海》
２４．“小舰队”：文革中，林彪之子林立果建立的一支以效忠林彪为宗旨的武装力量。
２５．“团派”：指在共青团系统、特别是在团中央工作过的党内领导干部。１９５７年至“文革”前，胡耀邦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２６．指邓小平１９８９年“４.２５讲话”，认为学生上街是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２７．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六四”前后曾兼任国务院发言人。
２８．全称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为中国最早引进股票市场设立的机构。
２９．阎明复，“六四”前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六四”后改任民政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