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孤帆远影：陈岱孙的1900-1952》，这是一部关于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教授（1900-1997）前半生——清华生涯的传记。陈岱孙教授18岁就读清华学校，20岁留学美国，26岁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27岁归国任教于清华大学，至52岁。
陈岱孙教授是中国知识分子“家国共命运”的典型代表，他早年求学的经历，以及作为清华大学早期主要领导者之一的从教经历，无不折射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历史中的一段独特经验。
民国34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了，西南联合大学照理说也可以结束了。但由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平津的校园被日军破坏得十分凄惨，需要时间修缮，加上当时几乎半个中国都在忙着搬家，交通工具极其匮乏。鉴于这些情况，9月20日，蒋中正亲临由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要求各校不要匆忙搬移，“准备愈充足愈好，归去愈迟愈好，政府不亟亟于迁都，学校也不应亟亟于回去”。于是，联大决定推迟北返，在昆明多上一学年的课。同时，三校各自派出人员先回平津接收校园、整理校产。
11月7日，清华大学第五十八次校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北平校产保管委员会，委员五人：经济系教授陈岱孙、外文系教授陈福田、化学系教授张子高、哲学系教授邓以蛰、庶务主任毕正宣，以陈岱孙为主席。
民国26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清华大部分教职员在北平校园内，8月中，确定疏散办法，并安排人员留守以保护校产。为使日军有所忌惮，教授们特意选出两位人高马大、金发碧眼的外籍同事——外文系温德（R. Winter）、历史系噶邦福（J. J. Gapanovich）——参加留守。但是，这一点用也没有。
9月12日，日本宪兵来校。校长办公室、秘书处、庶务科、学生自治会会所、外籍教员住宅均被搜查，学生自治会及噶邦福教授住宅被查封。
10月3日，日本特务机关人员及竹内部队长来校“参观”，临走前将土木工程系图书、气象台图书，以及若干仪器、打字机、（机械式）计算机等，用卡车装走，这是日军公然劫掠清华财物之始。从此每天“参观”，每天攫取，留守人员交涉无效。
10月13日起，日军牟田口部队开始强占校舍，陆续占据工学院、办公楼、工字厅、甲乙丙三所、女生宿舍、二院、大礼堂等处。留守人员被逼退至四院。
民国27年（1938年）2月初，日军进驻科学馆、生物馆、化学馆。继之，日军复强令校内员工一律迁出校门，留守人员退驻照澜院。自此，校门以内情形便不堪言问。
8月中，日军驻清华园部队超过三千人，又将各处住宅区悉数占去。留守人员无处容身，也无任何校产再可留守，遂撤离，星散。
清华园中，图书馆、化学馆、科学馆、北院、四院、五院等，尽被日军用作伤兵医院——“第一百五十二兵站病院”，新体育馆、生物馆用作马厩，西区体育馆用作伙房，新林院各家小院被用作“俱乐部”（即慰安所）。各馆的图书仪器被任意取用（工学院全部机器被运往南口修理厂以供日军修理军械）以及携出变卖，不会用、不好卖、搬不动的，则随意抛弃或者干脆付之一炬。
图书馆书库内的藏书，有四万多种被日伪各单位瓜分，各种中文期刊悉遭焚毁，其余超过二十万种中西典籍被划拨给了伪北京大学。钢质书架（每列十格，每格钢板七层十四块），伪近代科学图书馆分得十列，伪新民会分得三列，伪北大取走十八列以及全部目录柜外加六千多个书档。
图书馆被改作伤兵医院本部。大阅览室为普通病室，研究室为将校病室，办公室则为手术室、诊疗室、药房之类。手术室地面凿有大洞，用以向地下室倾倒秽物。
民国32年（1943年）秋，梅贻琦亲手核定各院系以及行政部门汇总来的清华大学战时损失统计表。截至制表时为止，清华校产损失法币4876869400元（合战前币值24384347元，按贬值200倍计算），教职员个人财产损失法币189951800元（合战前币值994759元，按贬值190倍计算）。这是根据教育部的要求而上报的估算数字，完备性和准确性是不大谈得上的。即使当时有条件作精确统计，这笔账也是不可以用金钱数目来衡量的。
民国29年（1940年）夏，日军华北派遣军在清华大礼堂外广场举行第二届全华北军犬比赛大会。数十名中国战俘和平民，被日军华北各部队选送参赛的、专用“中国人肉”喂养出来的“优秀”军犬活活咬死，血流成河。裁判官宣布的本届最好成绩为三分钟。
北院12号曾是伤兵医院的“手术室”，经常强捉中国人进来，“利用”他们的鲜血、皮肉，甚至内脏，供皇军伤员手术所需。被“利用”后的中国人的尸体有不少被埋在原回民食堂附近、化学馆附近、生物馆后小河沿、“荷塘月色”西南的山坡等处，或者直接送进图书馆后面煤厂上专设的焚尸炉。
战争期间留在北平的清华工友也各有一部血泪史。大礼堂的阎长海嘴被打歪；校卫队的田玉丰被绑在树上饿过三天三夜，还给打得死去活来；明斋锅炉房的徐锡增被打得浑身青紫，奄奄一息，还让日军宪兵队拉到颐和园陪斩两次；杜永宽因为不肯向校门口的哨兵敬礼而被刺刀挑死；另有两人从校外抓回，被强制一再输血，终至死亡。
抗战胜利后，民国34年（1945年）11月，北平校产保管委员会主席陈岱孙等先期回到清华园，梅贻琦同机前往视察。当飞机在西苑机场上空盘旋时，他们从舷窗向外俯瞰满目疮痍的校园，心如刀绞。在北平熬过了八年亡国奴岁月的老职员、老校工闻讯赶来，见到久违的梅校长、陈院长（陈岱孙时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长兼经济系主任）时，许多人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他们在校门口首先将“国立清华大学”的竖匾重新挂好，然后全体肃立，升起国旗。经过八年离乱，清华园终于又回到了清华人的手中。
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政府立即制定《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向各大城市派出接收委员或特派员，接收敌伪资产。这班家伙苦了八年，人人视接收为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到了收复区后干脆就是“劫收”，所作所为十分不堪。用蒋中正本人的话说，便是“恣意游宴，崇尚浮华，一掷万金，视若尘土，而其私邸，壮丽无伦，陈设铺张，备极奢靡，甚有私藏日妓，纵欲闺房，鸩毒自坏，罔知其害”。骂归骂，对于人性的弱点不是光靠骂娘就能改变的。收复区的百姓反正只知道，中央对日抗战八年，抗到最后竟成了和日本鬼子同样的货色。
不过，接收大员里也有少数穷的，陈岱孙就是一个。
“北平校产保管委员会”是清华校内的一个临时办事机构，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学校授予陈岱孙的一项使命。同时，陈岱孙另有一个由教育部颁发的对外官方身份——“国立清华大学接收委员”，他因此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接收大员。
陈岱孙握有“国立清华大学接收委员办事处”关防，理论上有权直接从日军有关单位手中接管清华园一切财产，包括缴获对方除了枪炮弹药以外的装备、被服等一切物资为战利品，以及命令其在规定时间内集结并在国军看押之下滚出清华园。11月下旬，保管委员会很快组织起来，有三十来名正式工作人员。昔日的职员、工友，凡有来归者，无论老少，宅心仁厚的陈岱孙都给安排工作，恢复各自原职。
等待遣返的日军首先让出了万泉河南岸的校舍，双方划河为界。保管委员会人员在白天工作之余，每晚分批值班，在防区巡逻，与日军士兵隔河相望。接收工作很不顺利，不是日本人不配合，而是国军手太长。在陈岱孙他们到来之前，国军第十一战区接收委员会卫生组早已抢先接管了清华园内的日军医院，封存了所有物资，不久后又移交给了后勤司令部第五补给区。所以，保管委员会的主要交涉对象不是日军，而是国军。
第五补给区声称清华园内的一切均要听从其发落。梅贻琦只好致电参谋总长何应钦，要求军方遵守教育部的指令，让校方接管校内一切普通物资，何应钦复电表示同意。接到消息，陈岱孙兴冲冲跑去第五补给区准备办理移交手续，谁知对方却借口从来没有收到过何总长的任何命令，根本不与他商量。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陈岱孙嘴皮子磨破，仍然一筹莫展。拖到次年2月底，昆明师生返校之期日近，他只好再次给梅校长写信求援：“与第五补给区在校内之交涉，至今仍是无进展，区方面仍是口口声声以一切应由他们接收再发还清华。何敬之（何应钦）先生前复先生之电，区方总说未曾收到，故卫生器材要，被服要，凡是没有油漆之床桌椅要，交通工具、马牛木料、煤也要，而言语之间日人所修之tatami木料亦认为应为彼接收。在校病院主持者为郭某，此外有一军需主任廖某——此人态度甚坏，一切接收事俱归其管，其现在作风，就是迁入校内，直接向日人接收物资，接收后，即认为他们已接收，我们无权过问，以后他们走时，自是一切运去也。现在他们一个藉口就是，何总长之令未曾收到。如何总长在渝，不知先生能否抽空与之一会，告以前此之电，学校方面收到，而北平军政郭特派员未曾收到；可否请其再来一电与五补区——仍照原电之意——以便再与交涉也。”
这时候，陈岱孙对于物资的要求已经十分可怜。“现在我们并不多要东西，只要所有家具（白木床应有两千余，我们可让他们取一千），被服则于毯子（共一万六千余条）中我们只要已为我们保管者两千余条，被单三百余条，乳牛二十余头，已接收之大小汽车五辆而已。其余物品在可有可无之列。惟若何先生能再来一电，切实说一切普通物品由校接收，或可藉塞军需人员之口也。”
第五补给区在占有了清华园内全部医疗器械和药品、大部分车辆和被服之后，继续得寸进尺，为了长期赖着不走，竟然动议将那个日军医院就地改编为后勤司令部第二十八兵站医院。清华大学立即致电第五补给区司令部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要求军方尽快迁出，以免“滋生误会”，“敝校自敌人盘踞八年有余，破坏特甚，修缮维艰。又复员期迫，刻不容缓”。
及至4月中旬，最后一批日军伤兵已全部遣返回国，但驻扎清华园的第五补给区人员仍无迁让之意。迫不得已，清华大学只好将军方的行径公布于众，并向全社会呼吁，“甚盼其能本维护教育之旨即行迁让，不再延宕，否则不惟摧残教育，责有攸归，而军令不行，纪律何存？”又拖三个月，国军实在没脸赖下去了，只好离开清华园。
经受了过去八个多月的各种干扰，清华校舍修缮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但一刻也没有停止。战后重建时期的北平，工料皆极昂贵，好在法币在收复区的贬值速度暂时还不如大后方，陈岱孙怕夜长梦多，于是从民国35 年（1946年）新年一过就开始招标、备料，气温一解冻就全面开工。他来不及和施工单位过多讨价还价，一旦谈妥，立刻签约，严格依进度付款，只求工程保证质量、按期完成。经费虽少，时间更宝贵。
教育部拨给西南联大三校的复员费（不含交通运输费用），北大十亿，清华十二亿，南开八亿。而根据梅贻琦此前开列的最低预算，法币比战前按贬值2000倍计，清华修理校舍至少需六亿八千万元，添置家具设备至少需三十五亿元，购买图书仪器至少需十亿元外加一百万美元。教育部的拨款可谓杯水车薪，只能优先用于校园整修工程，其余的则必须另想办法。
保管委员会接手的时候，据统计，图书馆、体育馆、大礼堂、化学馆、生物馆、气象台、电机工程馆、土木工程馆、机械工程馆、水利工程馆、航空研究所、一院、二院、工字厅、古月堂、校医院的损坏达40%，三院损坏75%，甲乙丙三所、北院、南院、新林院、新西院损坏50%，南院、西院、新职员住宅损坏80%。陈岱孙一周工作七天，事无巨细，从进料验货到工程验收，均亲力亲为。数月之间，建筑、门窗、水管、电路、暖气、家具等更新或修复各项，竟无一遗漏，全部告成。
陈岱孙力求恢复清华在战前的原貌，无奈许多设施已被日军破坏殆尽，一时又拿不出原始图样，只好凭记忆督造。图书馆阅览室里那种扶手上带有小桌板的椅子，只剩下一把没有被鬼子当柴禾烧掉，陈岱孙如获至宝，立即指挥木工照样先打两百套。校园里丑陋的碉堡工事，保管委员会花钱请了国军工兵部队进来逐一爆破清除。道路渐次修复。经过整理、补栽，数十种花草树木随着天气回暖也陆续有了颜色，清华园慢慢露出生机，静待故主。
至于图书仪器，一穷二白的保管委员会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略尽人事。陈岱孙要求众人在有空的时候多到城内外各处旧货市场逛逛，看看有没有被日本人盗卖的东西，一旦见到带有清华标识的便悉数购回，加以修葺之后，物归原处。
8月，师生开始从昆明大批返回，这时候，保管委员会一干人等已是筋疲力尽。
经历了八年浩劫的清华园，元气大伤，图书和实验条件远不如战前。但校园的气象则是基本恢复了。看到一切安排就绪，潘光旦叹道，“九年噩梦，已成云烟，今日归来，恍若离家未久，一切如故”。
民国35年（1946年）10月10日上午10时，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相约同时开学。保管委员会为清华全体师生准备了新学期的礼物，他们把库房里日军和国军遗留下来的杂物混装打包，抽签分配，每人一份。经济系学生蔡麟笔抽得清酒一瓶、呢制军大衣一件、胶鞋一双、肠胃药一盒。他留下军大衣，其他则送给了本宿舍楼的工友、有近三十年清华工龄的老刘。
老刘一直没舍得喝这酒。直到有一天，二十多年前被他照顾过的毛头小伙子、滇缅抗战大英雄、国军新一军中将军长、清华学生偶像——孙立人校友，轻车简从来到清华园访旧，时近中午，特地找到老刘共餐。老刘掏出那瓶抗日战利品，两人抚今追昔，一饮而尽。孙军长从不白喝人家的酒，临别时将一瓶从东北带回来的高度老白干送给老刘，另赠款项若干，并合影留念。下午，孙军长到处溜达，在图书馆敲门进入法学院长办公室，向陈院长敬礼报到，感谢岱孙学兄对老刘的一直照顾。
11月1日，保管委员会结束各项报告，光荣完成历史使命，宣布解散。
陈岱孙也参加了开学时的那次抽签，得到一条军毯，此后一直垫在床单下当褥子用，相伴终生。这是他担任整整一年保管委员会主席的唯一纪念，也是他亲历八年抗战的唯一纪念。
（本文选摘自《孤帆远影：陈岱孙的1900-1952》，刘昀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