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文字族又出了一件大事，那是章诒和女士写了若干民主圣徒的回忆，它们的传播引起了震撼。诒和的父亲章伯钧先生和母亲李健生女士，在那为人类不齿的背信弃义（“引蛇出洞”）的事件中，双双被“邪恶”的铁钳夹住，钉上了十字架。在旋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年仅二十六岁的诒和，也于一九六八年被囚入了大牢，判了二十年徒刑，在川西的一间劳改农场受难。次年，名人章伯钧就在中国“第一号大右派”的位上，郁郁而终。
然而，“邪恶”万万没有料到，那个被提前释放，却已被折磨了整整十年的女囚，胸中竟藏有一支不世的锐笔。今天，这位自称“无父、无母、无夫、无后”的孤女子，竟拿它来为父母和他们的友人立传，那“无畏、无惧”的正气，再一次败坏了“邪恶”的名声。早知章、李夫妇有此豪杰女，“邪恶”也绝不敢把他们打做“右派”的。既然天下冤怨相报，当初没有拿她开膛，今天就得要在她的笔下煎熬。
章诒和写的故事一篇篇地传来，以优美的文字，贯通的情理，诉说那个时代人性的残忍和文明的堕落，人们大都一气读完后才喘息。有人说，女囚徒的才气来自父母的高贵或家境的优裕，我说那都是蓄积已久的洪水，冲决牢笼的思想，是没有力量能阻挡的。她说：“人怕伤心，树怕剥皮。”“邪恶”在中国“关管杀斗”了无数无辜的人，也戳破了章家两代人的心，她的文字，就是从那些心洞里喷张出来的鲜红的血。
《越是崎岖越坦平》是回忆她的父亲章伯钧；《一片青山了此身》和《正在有情无思间》，分别是未成眷属的罗隆基和史良的故事；《最后的贵族》是康有为的次女康同壁和她的女儿罗仪凤；《斯人寂寞》着的是铁骨铮铮的诗人聂绀弩，《君子之交》中的君子，是执著而淡泊的文士张伯驹。这些回忆是一群“可杀不可辱”的人们的屈辱，是从骷髅般可怕的中国现代史的骨架上，剥下来的血和肉。
章伯钧是政治家，一九二二年在柏林大学攻哲学，由室友朱德介绍入了共产党，而朱德又是周恩来亲自介绍的，说来章伯钧应该是个真资格的“二手货”。受哥哥的影响，章伯钧的两个弟弟也都是共产党，长弟操劳早逝，次弟在斯大林清洗中被枪决，都没有尝到共产主义的甜头。章伯钧本人完成学业回国参加北伐，后来又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失败后，追随国民党激进派邓演达创建“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
至于，章伯钧为何脱离共产党？诒和说是“大革命失败后，我的父亲对当时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路线极为不满。对第三国际亦大有看法。他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适应” 。这大概都是事实，那时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也都对第三国际很反感；而且中国共产党内斗成风，很不成气候。那个激烈反对第三国际的何孟雄，就是被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王明告了密，操了国民党的刀，杀了自己的人。而中共永远也不敢去追究这件大白事，因为王明的后台是斯大林。
章伯钧有进出共产党的背景，罗隆基则是个“白丁”；他是一个锋芒毕露的“政治学者”，美式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台北《传记文学》是这样为罗隆基立传的：“[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出任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民盟代表；十一月，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民盟’决不参加国大。三十六年一月，发表演讲，赞成共党提出之和谈先决条件；二月民社两党斥罗为中共辩护之演讲；七月，与‘民盟’黄炎培、张东荪、章伯钧三人访晤美国杜鲁门总统特别代表魏德迈将军，表示反对内战，为共党张目；……三十七年二月，逃往香港，公开宣布参加共党叛乱，其后北上投共。”说来，罗隆基很帮了点共产党的忙，国民党因此很记恨他。
一九五七年，共产党说要民主党派帮助它整风，主张开“政治设计院”的章伯钧，建议设“平反委员会”的罗隆基，和说共产党搞“党天下”的储安平，是出洞的三条大毒蛇。说来真正刺激了毛泽东的，可能还是储安平的“党天下”；但他名声地位都不如章、罗，于是毛泽东就亲自罗织了“章罗联盟”的罪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诒和女士回忆，读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章伯钧立即“从文笔、语调、气势上一口断定，这篇社论必为毛泽东所书” ，还说“老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国家的困难了”。
而与章伯钧不融洽的罗隆基，却不知内情，两次来到章家，质问：“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章伯钧答：“我也不知道，我无法回答你。” 诒和女士回忆：“[罗隆基]第二次去我家的时候，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临走时，发指眦裂的罗隆基，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父亲的面前，拂袖而去。”
此般的淋漓痛快，亦使我们可以想及，当初罗隆基被周恩来统战于股掌之间，骂起蒋介石、国民党来的掷地有声。说来，中国的“民主党派”中，最有实际能力和操作才干的就数这章、罗二人，共产党让他们当学非所用的“交通部部长”和“森林工业部部长”，也算是“论功行赏”；而将他们逐出政治殿堂，则是为“防备未然”而“消除隐患”了。
罗隆基两次去章家骂街的鲁莽，与其说是无知，还不如说是暴于其外的忠厚。事实上，无论“内行外行”或“阴险善良”，在“一党专制”的恶劣环境中，一个皇帝式的领袖要与臣民玩“兵不厌诈”的游戏，那天下就没有一人不是“白痴”了。而皇帝的“诈术”玩得所向披靡，其乐无穷时，举国上下就鸦雀无声，饿蜉遍地了。
扫清外围，“邪恶”就开始整肃自家人，莫说心胸坦荡的彭德怀、连造神有功的刘少奇，忠实不过的罗瑞卿，和精明有余的邓小平，统统一起遭殃。邪恶的毛泽东，就是这么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恶、最恶的恶皇帝”。而今天无耻地瓜分着公产的共产党，还高举着“毛泽东思想”这面“大王旗”，无非说明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强盗窝”。
在中国，人得势，别人的面孔是热腾腾的；落难了，就冷冰冰了。那些搞政治的人，又是喜欢热闹的，共产党先把他们在火上烤红了，然后用冷水泼上去，再往角落里一扔，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就很寂寞了。说来，古今都难脱这炎凉俗；而中国共产党却将把它发挥尽致，因为它有一个极端刻薄的领袖，教会了党徒们“站稳立场”的功夫。章氏夫妇高高在上时，未必能交到侠义的朋友；落难后却结识了康同壁、张伯驹这样一些“最后的贵族”。
康同壁女士早年游学世界，在印度大吉岭写下过“我是支那第一人”的名句，连毛泽东也记得清楚。文革前，某日章氏夫妇路便去看康同璧。见一些老人坐在院中。章伯钧只认得其中的载涛。康同璧指那开着白花的树木，对章伯钧说：“这是御赐太平花，是当年皇上（即光绪皇帝）赏赐给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开时节，我都要叫仪凤准备茶点，在这里赏花。来聚会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着，罗仪凤把张之洞、张勋、林则徐的后人，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绍给章氏夫妇。
而在文革的风声鹤泪中，康同壁听说章乃器被红卫兵打得半死，而章伯钧又想见见他，便毅然邀请二章在自己家中会面。她在那场“反革命串联”中，盛装出场，诒和说：“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众里挑一的大美人。”康说：“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为今天是贵客临门啦！”诒和又说：“他们哪里是贵客，分明是右派，而且还是大右派。”老人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这就是她的政治立场。
中国的旧传统是尊重人的，康同壁母女与前清遗老及其后人往还，是人之常情；但她尊重与她没有故旧的，被“邪恶”糟蹋了的“贱人”，才体现一种不畏强暴的“贵族气质”。这两个聚会的故事，也引起了我对历史的反思，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到北京，先就去故宫拜会了前清皇室；袁世凯接任总统，还把他们留在了紫禁城中。这些对“被推翻者”的尊重，与法国大革命处死路易十六相比，我以为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高于西方的理智。而这些文明却被一个湖南村夫牵引的共产革命，扫荡一空。
张伯驹是一个文物鉴赏家，热中诗文和戏剧的文士。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项城同里，北洋的名人，当过直隶总督。富贵的家世，使他早早就成了与张学良等齐名的“民国四公子”。解放后，他被“新气象”征服了，把收藏的无价的文物尽数捐给了共产党，换来一张奖状。可是，为了如何在京剧中“推陈出新”这样一件小事情，共产党也要把他打成“右派”，画家夫人潘素还要靠画书签来补贴家用。
张伯驹的行路快捷，处事淡泊，都在诒和女士的笔下栩栩如生。而他的仗义行为却最令人感动。那位鼓动父亲称帝，而在“政治上”犯了大错误的袁克定，后来非常潦倒，靠章士钊在文史馆给他弄了个名义，每月只有五、六十元的工资，当年一念之差的准太子，已是个十足的贫下中农。张伯驹、潘素夫妇无怨地养了他一世，最后终老在他们家中。
最后，张伯驹夫妇可能也是一贫如洗，才到长春去谋生，但又遇上了文革，只因写了两首“金镂曲”，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人世的沉浮，贫富的交替，都令人扼腕。诒和女士听说，张家后人在“皇城根”下开饭馆，重新起头。
这些中国金字塔顶上的人，又是有血有肉的。而罗隆基则是一颗“情种”，若说是一位“lady's man”，也再恰当不过了；特别是对上层美丽女性，他又有特殊的磁力。那些高不可攀的凤凰，都被他的学识风度和情场无碍的辩才，从枝头上诱得下来。
抗战时，罗隆基已经与史良定了情，但见了才女蒲熙修就移了心。我虽没有见过蒲熙修，但见过她的妹妹，彭德怀夫人蒲安修的照片。那是彭德怀与她坐美军飞机到重庆开会，在机场上拍的，蒲安修身著延安大袄，颈缠粗毛围巾，可依然是个绝代佳人。中国“蒲氏三姐妹”很有名气，大姐蒲洁修在“工商界”，二姐蒲熙修是“名记者”，小妹则入了“共产党”。
一日，多情郎与史良女士约会，忽然想起那天是刘王立明女士（早年留美，长期从事妇女福利运动，后来也是一个“右派”）的生日，便匆匆赶到她家。只见她坐在地上流泪，拿着剪刀在剪一块衣料，那是他去年送她的生日礼。他去扶她，拉她，求她。但她不语，也不看他，只是剪，剪，剪，慢慢地把它剪成了一绺一绺的细条。这简直是一出现代的“黛玉葬花”。
而罗隆基又负了高雅的史良，却执意留下了她的情书。文革前，他辞世后，这些书信都“归了公”。一九六六年底，在“民盟”斗争史良的会上，居然有人当众宣读这些缠绵的情话，来羞辱一位六十六岁的上流妇女；更惊人的是，多年追随党的史良竟昂首抗争道：“我爱他！”这又是章伯钧先生的目睹，他感慨“民盟”竟堕落到这般“下作”的程度。
或许罗隆基有不少人性缺陷，然而他又一定是个非常出色可爱的人，否则何至于有此多的高尚仕女倾慕他？即便成了“右派”，他依然风流倜傥，为了情事的挫折，还要找周恩来评理。诒和女士的这些真切记载告诉人们，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除了虚假的“阶级爱”，实在的“斗争痛”，还有被专制捉弄的恋情的尊严。
这些回忆，如一群仙鹤飞过，惊起了健忘的人们的注目；那原本只是一帮文明的信徒，却无端被专横的“邪恶”处罚，于是脱俗成仙。他们早早就在西天净水边栖息；可是东方浊泥上，又长出了绿草和高楼，把他们唤了回来。他们是那么的洁白，那么的飘逸，只瞟了一眼这曾经是非常冷酷，于今又十分淫乱世界，他们不屑一顾，又淡然地归去了。
这些回忆，又如一个女子在一尊巨大丑恶的雕象下，对着无数的听众，诉说着它的邪恶。这没有灵魂的“邪恶”烦透了，恨不得一脚把她踩死，可是无奈，它只是一具水泥制品，只得任人评说。记得过去有一首煽动世界革命的歌词问道：“东风吹，战鼓擂，今天世界上究竟谁怕谁？”那“邪恶”心想：“我是流氓，我怕谁？”而那弱女子则坦然以为：“我是囚徒，我怕谁？”看来，正义和邪恶，在中国还有一场恶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