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共和、民主两党竞争激烈程度强于以往。尤其是美国政治暴戾氛围弥漫，选举暴力化倾向抬升。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发表电视讲话，呼吁美国人“降低政治言论的温度”，避免选举政治“暴力常态化”。当下，美国政治高涨的极端化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对其国际影响予以持续观察和较准确评估，确实有其必要性。

首先，美国政治分裂带来的民粹主义泛滥和极端民族主义盛行，已在西方许多国家产生了“发酵效应”。前者根植于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后者则来源于自由主义至上的“普世主义”。两种主义难以调和，已使美国政治呈现出明显的高危性。

在政治理念和实践普遍带有“感染性”特征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西方越来越多国家的政治出现了典型两极化的不良倾向，构建国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标准更为混乱，民粹和民族两种主义叠加性相互竞逐，国家政治和社会深刻对立及动荡，这几乎成为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例如，法国的极右翼势力不断增强，德国的“普世主义”势力同样见涨，不仅削弱着各自国内秩序的稳定，更使外交安全政策原有的连贯性出现了摇摆不定的“脆弱性”。欧洲越来越多国家的政治呈现出的明显撕裂化，已使欧洲自诩的“团结性”基础更为薄弱，协调性越来越稀缺。

环顾世界那些效仿美国与西方的国家，政治大致处于激烈内部缠斗的困局之中，这不能不说是美国现有政治“中间性”缺失而引发出的普遍外溢效应所带来的重要恶果。各国政治稳定的关键前提，必须是摒弃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如不吸取当前美国政治极化和暴力化的教训，国际政治必然遭受长期对立与混乱之苦。

其次，美国政治处于难以解决“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的关键时刻，两党关于国家内政外交构建的理念，总体是相互对立难以妥协的。这已导致美国人对美国政治普遍感到困惑迷茫，更导致国际秩序和形势的巨大不确定性。

二战后国际秩序构建的架构“绑定美国”的格局，被冷战后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是不合乎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和利益的。民主党要打造一个自由国际秩序，特朗普化的共和党要构建一个民粹色彩浓厚的国际秩序，两者间差异如此明显，以至于他国逐渐发现，很难与一个价值观和行为都紊乱且难以预测的美国，进行富有建设性的交往。

美国未来是拥抱全球主义还是大搞壁垒式的保护主义，他国实则难以找到明确答案。美国自身对国际秩序规则的理解都如此地南辕北辙，它又如何使他国相信其在国际上反复宣扬的要建立以“规则”为基础国际秩序的内涵呢？美国自身政治的分裂和部分失能，已使美国国际信誉无从谈起，其已成为当今国际格局积极演变的主要阻碍因素。人们希望美国的政治能够恢复健康和理性，这对其自身和世界而言都有其紧迫性。

第三，美国政治中民主精神已经淡薄，妥协意识已经缺失，其政治僵硬化导致国际政治中面临诸多挑战，难有建设性解决的前景。

美国决策精英有着以国内政治逻辑理解国际政治的传统。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的僵硬化，必然导致美国深刻卷入的国际纷争议题不可能会妥协性化解，而只会推动升级、愈演愈烈。俄乌危机、巴以冲突始终难以缓解，恰恰源自于美国当前盛行的冲突一定要有赢家和输家的黑白两分观。其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煽动纷争，制造危机的背后逻辑也是如此。一个综合国力雄厚的美国，在国内搞党同伐异，在国外贬压或破坏其臆想对手政治稳定之举，最终会使整个世界更为动荡和纷争不断。一个健康和具可持续性的国际关系，必须建立在重要国际事务各国共同协商和互谅互让基础之上，美国政治逻辑的国际应用的历史与现实记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人们希望美国能够真正践行民主和妥协精神，这是美国为世界发展和稳定作出贡献的重大前提。

当前世界处于变乱交织之中，美国政治之乱成为国际秩序沿稳定与繁荣之路前行过程中的严重障碍，我们希望世界各国能够更为紧密合作，以更有效提升共同福祉的方式，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蓝图。

作者：李海东（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转载自《环球时报》2024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