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宋代张载留下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千年之后的今天，再度生辉，被最高领导在多次讲话中频繁引用。
2016年5月17日最高领导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最近几年媒体报刊、学术团体以各种方式讨论张载学术，解读横渠四句。
在这样一个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作为张载思想精华的横渠四句，契合了时代的需要，才引起同频共振之效应，使横渠四句成为照亮时代的智慧之光，再度生辉。
02
“横渠四句”是对中华文明模式的高度概括
横渠四句，以最简练语言和高度概括，道出了中华文明模式，是源于天地人三才为起点构建起来的天道文明。
“为天地立心”这一句，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了中华文明源于天地人三才而形成的天道文明。所谓天道文明，就是按照天地运行规律，而构建起来的文明。
“为生民立命”，是从用的角度，提出了按照天道在人世间所构建的这个文明社会，是一个让所有民众实现生命价值崇高、得到尊重并获得幸福最大化的文明。
“为往圣继绝学”，提出了构建这个天道文明，需要的理论与思想指导，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济世治国、开慧传道的圣贤之学。
“为万世开太平”， 提出了源于天道中华文明的终极追求目标，是最终实现天下大同、万世太平的文明。
短短的横渠四句，从体、用、法、果等四个方面，系统地表达了中华文明模式的道之源：即源于天道文明；道之行、即建设符合天道的贵命、贵民的文明社会；道之法，即活化传承圣贤绝学；道之果，即实现天下为公、万世太平的文明世界。
横渠四句所含摄的中华文明模式，源于《易经》、定于道家、成于儒家。
作为诸经之首《易经》是最早对中华文明思想之源的系统总结和回答。
中国民族之所以有敬天遵地的天道观，并不是今天教科书所讲的，是因为古代科技不发达，对天地迷信崇拜所形成。
中华文明的天道思维与智慧，源于满足生计的农耕生产方式。中华民族的先民，之所以要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看人和，并不是为了哲学思考，而是为了满足生计的需要。
如果说满足现代工业经济需要的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大要素，那么满足农耕经济的三大要素，则是天地人。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作为中国诸经之首的《易经》的逻辑起点是三爻，因为这三爻，代表了满足农耕生计方式所必须的天地人三大要素。
《易经》正是按照阴阳交变规律，把三个阳爻与三个阴爻的组合，演化出八卦、六十四卦。成为中华文明大智慧的结晶。
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文明之根源于农耕文明，而农耕文明之根在乡村社会。由此就可以理解，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的使命，不仅仅是解决乡村本身的问题，而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根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个道理，在2020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最高领导提出乡村振兴的使命“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如果说《易经》从源头上系统阐述了中国文明之源，而《道德经》则是认识论的角度，提出能够感通天地、感悟天道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中国智慧。作为中国智慧结晶的《道德经》，告知我们求得能够感悟“天地之心”的智慧之道，就是老子所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道。
中华文明模式，之所以是源于易经，定于道家，成于儒家，就是因为，儒家思想从人如何行天道出发，构建了使每个人都能参加、都能够践行、共建、共享的天地文明模式。这个模式就天下归仁、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践行和建设中华文明路径，就是《大学》提出的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道。单纯从治国、平天下看，好像是少数人的事，但是从平天下、治国之源的修心齐家看，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也能够参加的事。从这个意义上看，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华文明是民本文明，而不是西方的人本文明。民本是每个人都能参与治国的文明，是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明。所以横渠四句中的四个“为”，不是属于几个贤人和知识分子之为和治国精英之为，而是匹夫有责之为。
既然，中华文明模式早在2500年前已经定型，为什么孟子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为什么每隔一端时间，总有贤人出来，要把古圣人所讲的道重复再讲。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古代圣人都已经做了回答了。老子讲：“大道废，仁义出”。每隔一段时间总是有人出来，讲仁义、讲道德，是因为文明的演化已经偏离了道。中华文明遵循的是天道，本来天不变，道亦不变。佛经也讲，道是不增不减。
我们为什么会偏离道，孔子讲了其中的原因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我们偏离道，不是天道出问题了，是人走的道出了偏差。而且这种偏差就像阴晴阳缺、四季循环一样，会周期性的出现。
由此可以理解，当年的横渠四句，为什么几乎是以呐喊方式告诫、提醒世人，回到天地之心上来，就是因为张载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发现人道开始偏离天道。
同理也可以解读，为什么一千年后的今天，横渠四句在这个时代出现了回响之声，就是因为我们又处在一个人道偏离、天道迷失的时代。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最高领导告诫全党和全社会，要不忘初衷，牢记使命。要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又一次新旧交替的时代转型与变革时代，需要我们再度觉醒、再度纠偏，重新回到天道上来。
源自西方工业文明，是基于天人对立的人道文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人道文明越来越成为脱离天道。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提出基于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战略，恰恰是对西方严重走偏的人道文明矫正。
03
为天地立心：从本体论回答了中华天道文明之源
为天地立心，是从本体论的高度回答了中华天道文明的之源。中国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与现代西方科学家观察自然不同。现代科学主义，对自然观察是基于人与自然分立，将人与自然分为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前提下，去认识自然。
这种两元对立的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甚至把自然看成一个被动的，被人认识与改造的对象世界。正是基于这种两元分立的自然观和认识论，以及过分夸大人的作用，而忽视自然作用，导致当代人类陷入一系列危机之中。
而中国古人在观天地中，形成的自然观，恰恰是天人合一的自然。中国古人发现自然与人是一种同类、同性、同感、相互含摄的关系。天地有的，人也有。人是一个生命体，天地自然也是一个生生不息生命体。按照这种天人合一自然观，自然就推出了人有心，天地也有心。
《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程氏遗书》云：“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人之心，即天地之心。”这也是朱熹所讲的“人人一太极”之理。
人的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从人与宇宙是一个整体看，如果说宇宙是一棵大树，那么人就是这颗宇宙大树结出的一个种子。种子虽小，但包含了这颗大树的全部信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讲，人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与自然是同一、相互含摄的关系。
中国古人也发现，人作为宇宙信息的含摄者，携带者，不是人的肉身，而是人心。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华文明是如此高度关注心法的文明。
中国古圣贤，从心出发感悟到的宇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系统，是一个没有任何外在力推动、也就是没有任何神主宰的自组织运行系统。老子所讲的“无为”之道，正是对宇宙生生不息自组织系统的表述。
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也同样是对宇宙自组织特性的阐述。这种无主宰的自组织的宇宙观，与西方认为宇宙是有主宰、有第一推动力的宇宙观根本不同。英国伟大物理学家牛顿，竭尽其全部智慧，一生一直寻找宇宙的第一推动力。
老子站在宇宙本体论角度，认为无主宰的自组织自然是一个无为自然，但老子同时也认为，人虽然不能主宰自然，但人能够认识自然。从这个角度看，人是可以有作为的。所以，老子的无为论，不是绝对的无为，而是包含着有为的无为。人只要按照自然无为之道，去认识与顺应自然，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境界。
而孔子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的入世之道，主张的有为哲学。但儒家有为之道，与道家无为之道并不矛盾。因为孔子是站在人的角度，从有为的人出发看世界。所以发现，人的生命价值使命是要要有作为的。
但是孔子又讲了，人的作为和有为必须在尊重天道规律下进行。在儒家心目中的男女之人，不是现代西方科学所认为的孤立的人，而是与天地有密切关系的人，是天地之化生之人。《易经》讲，乾为天、为男、为父亲、为君等。坤为地，为女、为母亲、为臣等。儒家所讲仁义礼智信的仁爱之道，是符合天地之心的仁爱之道。
孔子是有为中的无为，而老子是无为中的有为。而佛家，则是超越了有为与无为，即不站在宇宙看人，也不站在人看宇宙。而是认为人与宇宙本来一体，人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人，这个境界就是《心经》所讲的：“色即是空，空既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综上所述，张载所讲的为天地立心的这个“为”，是一个包含着有为与无为合一的“为”。只能有这样为才能担当起为天地立心的使命。为天地立心，不是天地没有心，而是要立与天地相通的人心。而是让倒下的人心立起来，就是要让躺下的人站起来。
西方的现代工业化文明，基于主客体对立、心物对立的哲学，用科技+市场+资本的力量创造了庞大的物质财富。现代科技的力量虽然可以把卫星送到天，但无法解决人心空心化，污染化导致环境危机问题。人类之心的污染，使天地之心在为人类的悲哀而流泪。在这样一个人类文明陷入危机的时代，需要人类的再觉悟，需要顶天立地，再度为天地立心。
04
为生民立命：提出建设源于天道的尊命、民本的理想社会
为生民立命，是张载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追求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社会，用这句给予了准确、大道至简的表达。中国古圣贤，从自身的生命出发，对天地关系的感悟，发现了生命是天地万物共有的特性。由此形成中国特有的万物有灵的生命观。
从这种生命观出发，中华民族发现了世界最高的价值是生命，最大最高的平等是生命平等。对生命的尊敬和敬畏就是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和伦理观。如果说现代西方科技文明认为资本、物质、财富是最高价值，那么中华文明几千来一种遵循的价值观，就是生命最高的价值观。
从这种生命观出发，就可以理解横渠所讲的“为生民立命”的内涵。中华文明所追求的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就是基于这样的生命观构建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礼仪大同所讲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
正是基于生命崇高、生命平等的价值观，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为什么是一个“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由此也可以理解横渠在《西铭》所讲的：“凡天下之疲癃、残疾、孤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的社会，正是他所追求的为生民立命、高度遵循生命平等的社会。
同时，我们也发现，基于生命崇高、平等的价值观所追求的天下为公的古代社会，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高度契合。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人从这种生命观出发去看人，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人，而是“生民”之人。民字从尸从氏。“尸”意为“身体不动弹”，引申为“不迁徙”，“氏”意为“国族”、“族”。“尸”与“氏”联合起来表示“本地常住人口”、“土著”。
总之，中国古代的民，是一个群体，不是指孤立个人。这个群体的人最高的价值就是其拥有共同的生命。所以，中国古代将民，称为生民的内涵是，将人看成是秉承天地生命之性的人。
生命是社会所有人的最高价值，由此决定了这个理想的社会最高目标，就是要为生民立命。横渠这里的立命，蕴含的横渠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为生命立命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所有人的生命价值都能公平地实现崇高的社会。横渠不仅有如此巨大的愿力，在当时条件下，他也知行统一尝试去做。
在横渠的心目中，这个理想的社会就是夏商周的三代的曾经出现的社会。这个理想的社会，就是当年张载辞官回到横渠后，亲自带领学生曾想恢复古礼和井田制的实践。当时横渠按照《周礼》的模式，划分为公田，私田等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疏通东西二渠“验之一乡”以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日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仍保持着遗迹，并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今人来看，好像横渠向往的是一个往回走，尚古的社会，其实不是如此。在当时，张载之所以发出这样近乎于呐喊的主张和理想，恰恰是在当时南宋出现的工商业经济的繁荣，用今天标准看，在当时出现类似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
工商业和城市的繁荣，使人民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中，开始迷失自性，迷失了对生命价值的关注。为生民立命，正是横渠针对那个时代，对偏离生命价值追求，偏离天道的担忧而发出的呐喊。
特别是在今天，为生民立命的呐喊，更显得迫切。生民之命陷入迷茫、陷入痛苦和危机已经成为一种当代文明病。过度追求物化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一个满足资本逐利最大化文明，是一个漠视生命价值、让生命成为经济增长、成为资本逐利的牺牲品的文明。
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人本主义，从中世纪神的束缚中诞生的西方人本主义，是一次人性的解放，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在文化上的一次革命和进步。但是西方的人本主义是一个有缺陷的思想。因为西方人本主义是与神对立的人本。在古代社会的神，都包含了对天的敬畏和敬重。从人与神对立形成的西方的人本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化为当今的人与自然对立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又演化为全球的生态环境危机。
此外，西方的人本主义，对人的生命关注，对人性的解放，主要集中在人的本能欲望释放上，趋向于人的自利性、自我自由和自我权利的人性层面上。从中国古代身心灵一体的生命观，看今天的人性论，主要是局限在关注生理解放上的人性。对生理层面上的人性释放，则演化为今天无限制物欲与性的解放、演化自利主义盛行、公德缺失、利他理论缺位的人性解放。
要医治与矫正这种有缺陷的西方人本主义、人性伦理的生命观，人类需要一种全新的生命观，这个全新生命观，就是中国古代从人的精神、文化、心灵层面上所关注的身心灵一体的全生命观。
这个全新的生命观，是符合天道的生命观。中国古圣贤所追求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生命价值，恰恰是横渠所讲的为生民立命的生命价值。
为生民立命的生命，也是儒家所讲的能够从修心出发达到的心含天下的至善生命；
这个生命就是老子所讲的大地不为自生而永生，能够与天地合德的道德生命；
这个生命就是佛家所讲的超越身心束缚的生死轮回，实现无生法忍的无量寿的生命。
当代人类，面临着又一次生命观大转变，需要从狭隘的人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命观，向命本、民本的生命观转变。
所谓命本，就是从人心与天地之心的相通中，让生命成为价值最高的生命观。生命不是人的专有，生命是宇宙之性，万物皆有生命，万物同一生命。这就是佛教所讲的众生平等的生命。
所谓民本，就是走出把生命矮化为个人主义、自利、自我的生命观，迈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众生平等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民本社会。
从新时代的高度看这个生命观，正是最高领导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的生命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观，是一个所有生命共生、平等的生命观，在这样基础上，所构建的现代理想社会，就是一个摆脱资本束缚，物质束缚、资本为人本服务的人民为本的社会主义社会。
总之，一千年前，横渠所讲的为生民立命的大胸怀，与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境界，与最高领导所讲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命共同的大格局，同频共振，都闪烁这对生命崇高价值、为生民之命价值的关怀与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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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往圣继绝学：继承与探索源于心法的中华智慧之学
当今人类陷入一个误区，在盛行科学主义的背景下，形成的科学主义的崇拜，误认为人类遇到的诸多危机，都可以通过科技创新来解决。其实当代人类遇到的诸多问题，恰恰不是缺少科学，而是缺少人类精神与文化层面的东西造成的。
技术可以创造物质，但技术解决不了人类的精神世界问题。物质与精神失衡，文化与技术分离、唯物与唯心对立是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深层根源。
要化解人类文明遇到的诸多危机，恰恰最需要解决的是人类精神空虚、文化失传、信仰缺失的问题。而要满足当代人类精神、文化与信仰重建的需求，在西方文化体系中无法解决。因为今天面临的诸多问题，恰恰是源自西方的天人对立、物质排斥精神、技术替代文化、唯物与唯心对立的文化模式造成的。
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预言，解决21世纪人类社会问题唯有中国孔孟学术和大乘佛法，中国传统文化肩负着给世界带来一个统一与和平的使命。
为什么汤因比如此坚定地认为，21世纪需要中国传统文化，这是由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模式。早在2500年前，当中国老子仰望天空，对浩瀚宇宙的感悟提出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太极模式的同时，而西方古希腊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却从微观探索世界的本源，提出原子理论。由此形成了中西两种不同的宇宙观与认识论，即太极与原子。
近代以来西方，沿着古希腊的这种思维模式走下去，为了探究原子世界的秘密，由此形成了近代以来西方式的科学主义思维体系，以及用这个体构建了西方的数学化知识体系。
在西方原子思维模式中，原子世界是一个脱离人的纯物质的、客观的世界，那么在中国古人提出的太极模式中，源于天地人的思维模式，却是一个把人包含在其中的世界模式。面对不包含人的客观、无情、非精神的客体化的原子世界，最需要的不是人悟性思维，而是没有情感干扰的理性思维。
由此形成了西方特有的基于理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西方原子模式：即原子世界——理性思维——逻辑思维——数理化知识体系——形成改造世界的科技和工具——创造出一个庞大的人造物质体系。
于此相对应，中国则走向了另一条文明与文化演化之路，即太极模式——悟性思维——类比思维——天地人和合文化体系——形成认识世界文化智慧体系——创造一个涵盖儒道释一体的东方文化体系。
化解当代人类危机，需要启动中华太极智慧，儒道释文化体系、天地人和合的中国哲学。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需要的不是单纯科技革命，而是文化复兴、智慧启迪、哲学与思维方式的革命。
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习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正是是契合当代人类文明发展大趋势而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从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我们再回到横渠“为往圣继绝学”时，却没有千年时空的隔离感，好像这句话就是为今天所讲。中华民族要完成为天地立心的时代使命，要建设为生民立命的理想社会，需要一次大思想解放，需要一次大理论创新，需要一次人类的再觉醒和智慧的再启蒙。
世界需要中国文化、世界需要中国儒道释文化的复兴，但不是简单地回归过去，而是迈向未来需要一次伟大的创新。而这个创新必须是基于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与中国智慧的创新。尊重往圣、又不拘泥往圣，以智慧来传承智慧的传承，正是横渠所讲的“为往圣继绝学”。
横渠在这里所讲的绝学，是人类最高智慧与文化之学。这个绝学不是改变物质世界的科学、而是能够改变人心的智慧之学。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源于脑创造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圣人则是用心创造了中国智慧体系。21世纪是从技术为王转向文化为王的时代，从西方转向东方的时代，是从知识转向智慧的时代，是从开发脑力转向启动心法的时代，而横渠所谓 “为往圣继绝学”，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要做的，即基于心法活化传承中国智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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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万世开太平： 实现永续太平天下大同的文明世界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终极追求目标，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中华民族的终极追求目标最具有高度和远大。和平、公平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源于天道的中华文明，对公平、和平的追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个公平的最高目标，就是2500年前的《礼仪大同》提出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公平标准。而中国古人对和平的追求更高远，这个和平不是“大平”，而比“大”更高的“太平”。中国古人对无限大宇宙认识形成的模式，叫“太极”，所谓太就是无限大，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大。中国古人对追求的世界和平也用了这个“太”字。《吕氏春秋·大乐》所讲的太平就是“天下太平，万物安寧。”的太平。从太极到太平，这说明中华文明对和平追求的标准来自天道。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横渠所讲的“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胸怀与高远目标。其背后正是中华文明几千以来的追求，正是这种立志高远宏大目标，才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享受和平时间最长的民族，才使中华民族是为世界和平贡献最大的民族。
自秦统一中国以来，每个朝代的平均寿命是300年。夏商周的时间更长，周是800年、夏是471年，商是646年。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从汉唐到宋元明，中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的持续时间达千年之久。以中国为轴线的千年经久不衰的丝绸之路，正是中华民族鼎盛时代，协和万邦、和通天下的最好例证。
几千年来，横贯在中国西北部的游牧部落周期性的一次又一次入侵中原，中华文明不仅没有被这种入侵干扰所中断，恰恰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冲突中，中华民族以柔克刚之力，使横布在西北部的游牧世界纳入中华文明圈，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相反西方世界崛起的过程，则是一个不断殖民世界、征服世界、称霸世界的过程。近代以来，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中，先后崛起的大国，所引发的世界战争就有两次。
在这样的背景下，21世纪中国崛起本来是世界迈向和平的福音，但在西方文明观的视野内，却看成是导致世界不安定的威胁，由此出现了中国威胁论。西方发达国家认为，崛起中国将会以牙还牙报复西方，成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
针对西方的这种担忧,早在2014年1月，最高领导曾在美国《赫芬顿邮报》旗下《世界邮报》创刊号上撰文回应。最高领导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这里所讲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最高领导多次在国际场合讲，中华文明没有称霸世界的文化基因，而且还向全世界提出基于中国智慧的让天下太平的大格局构想，这就是最高领导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同体的思想。
而一千年前的横渠所讲为万世开太平，恰恰是对最高领导所讲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思想最好、最有力的历史助证，恰恰是中国古圣贤的千年之声在现代时空回响，告知当今世界，什么是中国人智慧、什么是中国古人格局和天下观。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可以启智慧。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面对人类文明处在大转型、大变局的背景下 ，我们发现横渠四句所浓缩的基于天道的中华文明模式，所关注的民生为天、众生平等的生命观、所含摄的儒道释三位一体的中华绝学的大智慧、所追求的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的天下文明观，是照亮这个时代的光，是唤醒中华民族再度觉醒的钟。
文/张孝德
2021年1月23日于北京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