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悠久的大学在哪里？是始建于1088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吗？是1167年就已声名鹊起的英国牛津大学吗？都不是。穿过青翠的竹林，循着小桥流水，我们发现，世界最悠久、保存最完好、如今仍在发挥着教育功能的高等学府，其实就在中国的潇湘大地上，它，就是岳麓书院。

坐落于岳麓山清风峡口的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洞在唐末僧人筑舍办学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创建了岳麓书院。到了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著名学者周式成为这间隐匿在山林中的书院的首任山长，当时的宋真宗听说周式在岳麓山脚下开坛讲经，将一座书院办得风生水起，曾特召其入宫，打算任命其为国子监主簿，留在京城讲学，但周式却固辞不受，执意要返回山林。真宗见挽留不住，便赐给了他大量的内府书籍，并手书了“岳麓书院”的金匾送给他。辞别喧嚣的京城，重返静谧的林泉，周式找回的是一份生命的自在与逍遥，在他的主持下，岳麓书院在地方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开始不断拔升，《宋史·尹谷传》载：“初，潭（今长沙）士以居学肆业为重，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号为三学生。”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岳麓书院的地位已相当于今天的大学。

其实，在北宋，书院并不独岳麓一家，由于朝廷和各级官府的重视，北宋书院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书院已经达到了6〇〇余所。在这些星罗棋布的书院中，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和江西九江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一起，并称天下“四大书院”。当然，关于四大书院的构成，众说不一，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无论哪种说法，岳麓书院始终名列其中，而从办学规模和办学水平上，岳麓书院一直处于宋代书院之首。

记得追游故老家。红莲幕府在长沙。放船桥口秋随月，走马春园夜踏花。

思往昔，谩咨磋。几番魂梦转天涯。葵轩老子今何在，岳麓风雩噪暮鸦。

—吕胜己《鹧鸪天》

这首《鹧鸪天》，为南宋孝宗朝官员吕胜己所作。历经靖康之难的兵燹（xiǎn）火劫，一度诗书鼎盛的岳麓书院也遭受重创，成为一片废墟。干道二年（1166），时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的刘珙开始重建岳麓书院，身为理学家刘子翚（huī）的侄子和学生，刘珙赶上了孝宗朝对理学政策宽松的好时机，他在平定了郴州爆发的农民起义之后，就将恢复和建立书院作为自己的一项使命。岳麓书院的重建工作进展得很快，不到半年的时间便宣告竣工，为了强化和恢复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刘珙聘请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记得追游故老家。红莲幕府在长沙。放船桥口秋随月，走马春园夜踏花”，正是在张栻主教岳麓的这段时期，吕胜己得以成为其门下弟子，当数年后吕胜己在《鹧鸪天》的韵律中，回望自己当年在岳麓书院的求学生活，相信这座掩映于茂林修竹中的学府已经成为他心中永恒的精神家园。

提到张栻，我们必须对这位岳麓书院的第四任山长投去深深的敬意，因为正是他，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放的治学理念将岳麓书院带入全盛期。身为南宋初年抗金名相张浚之子，张栻自幼便从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汲取到儒学的养分，而他最终能在儒家学脉上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还是缘于传承了胡宏之学。绍兴三十一年（1161）春，张浚任职湖南路，张栻随父来到长沙，学术开明的张浚没有让自己的儿子只承袭自己的家学，而是让张栻向湖湘学派的创建者胡宏拜师学艺。胡宏之父胡安国乃北宋末期著名经学家，胡宏作为其少子，“卒传其父之学”，这位深居衡山的传道者对于张栻的“涕泣求见”深有好感，在正式收其为徒后，更是对其格外器重，他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这位名臣之后不吝其词地说道：“敬夫（张栻字）特访陋居，一见真如故交，言气契合，天下之英也。见其胸中甚正且大，日进不息，不可以浅局量也。河南之门，有人继起，幸甚！幸甚！”山风浩荡，云霭四合，一座衡山碧泉书院，就这样印证下这对理学师徒的背影。当张栻在承继了父亲的蜀学之后，又以自己的勤学笃行尽得胡氏之学，从而成为继胡宏之后湖湘学派的领袖，我们看到，南宋理学的气脉之所以形成并得以延宕开来，领军者的转益多师、兼容并包，无疑是关键一环。

至此，我们可以将视线拉回到岳麓书院了。如果说岳麓书院的复建得益于湖南安抚使刘珙的行政高效，那么，岳麓书院的复兴则仰赖于理学大师张栻的治学方略。主教岳麓书院后，张栻并未固守胡氏父子的湖湘之学，而是在此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在办学理念上，这位湖湘学派的继承者和开拓者，力主“明理居敬”，倡导“学义、明理、修身、养性”，认为教育不应只为“科举利禄”服务，应“传道而济斯民”，只传道而不济民便是虚妄之学，而只济民不传道又会无根无本，缺乏依托。更为难得的是，在张栻主教的岳麓书院，学生是可以向老师发出质疑的，而所谓的教与学常常是在一次次论辩中完成，翻开张栻的《南轩集》，我们看到的正是一次次充满了知识含量的论辩现场，而正是这样活跃的教学氛围，让教与学成为一种双向的流动，让看似僵硬的“道”变得更为实用。千年以后，当我们走进岳麓书院，走进这片溢满书香之地，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在清风竹影中，一位儒雅的学者面对着聚精会神的弟子们，轻摇羽扇，纵横捭阖，而他的弟子们在其经世致用的教学思想感召下，陆续从这座宁静的山中院落走出，走向传道济民的仕途，走向浴血杀敌的战场……

张栻能够让岳麓书院声名显赫，除了其积极用世的办学思想，还有其海纳百川不存门户之见的办学胸怀，因为正是他开放的胸襟，让一代理学宗师朱熹走进了这座“潇湘洙泗”。南宋干道三年（1167），这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师应张栻之邀，不远千里专程从福建崇安来到潇湘大地，来到书声琅琅的岳麓书院。岳麓书院的千年历史，从此铭刻下这个特别的年份，因为就在这一年，朱熹和张栻两位大师“聚处同游岳麓”，“昼而燕坐，夜而栖宿”，在岳麓书院共处了两个多月。事实上，岳麓之会并不是朱张二人的初识，他们的初识是在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当时孝宗在临安召见张浚张栻父子，恰好朱熹也在临安等着召见，二人由此结交。时间转过干道三年，此时的张栻35岁，朱熹38岁，一位已是湖湘学泰斗，一位已是闽学宗师，当他们携手走进清风峡口，一起登上赫曦台看旭日东升，一起品茗百泉轩，听溪泉铮淙，一座山中书院，便更加厚重，更加丰盈起来。那么，这两位年龄相仿、学养相近的大师，在这次岳麓之会中，又会交流出哪些更深层次的学术话题呢？

《朱子年谱》载，张朱二人“往复而深相契者，太极之旨也”，钱穆先生则认为，“朱子赴南岳前，于延平遗教仍未能坚定信守，而湖南一派则正与延平相反，故特往求教于南轩”。尽管关于张朱二人在岳麓所论内容学界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二人都因此番岳麓之会受益颇深，他们之间没有学术派别的芥蒂与隔膜，有的只是双向的交流与包容。

更令人感动的是二人在岳麓书院别开生面的开坛“会讲”。伴着山中的鸟鸣，这两位理学宗师面对络绎而来的学子，讲述奥妙精深的太极、心性、仁爱等诸多哲学命题，他们各自阐述着自己的观点，讲到兴处，甚至可以连续三昼夜不休息，而听讲的学生则可以根据二人的会讲，随意转换自己的阵营，站到自己所支持的大师一方。这样开放的授课方式着实吸引了当时的众多学子，他们纷至沓来，生怕错过了这场发生在岳麓山下的学术激辩，以至于出现了“来学者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的盛况。一座绿树环围的庭院，因为有了自由活跃的空气和严谨务实的学风，而成为万千学子争相朝拜的圣地，这不仅是岳麓书院之幸，更是中华文化之幸。

忆昔秋风里，寻盟湘水傍。

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

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

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

—朱熹《有怀南轩老兄呈伯崇择之二友二首·其一》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岳麓书院驻留两个多月后，朱熹最终踏上了归程。“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两个多月的相处，朱熹与张栻已然成为心声互答的至交，他们一起看过岳麓书院的日落月升，一起聆听岳麓书院的啁啁鸟鸣。当张栻于48岁英年早逝，浸润过岳麓之风的朱熹并没有让这座山中庭院断了文脉、荒了书声，绍熙四年（1193），赴任潭州的朱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修复岁久倾圮的岳麓书院，“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彼时的朱熹在政务与学术之间往来穿梭，乐而不疲，而我们看到的，则是作为“东南三贤”之“二贤”的张栻、朱熹在学术上的生命接力，是湖湘之学慢慢沁入的朱张传统，是岳麓书院亢然奏响的高山流水之声。

此后，尽管岳麓书院曾遭遇多次兵燹火劫，但浩荡的人文精神始终是这里不息的气脉。在婆娑的树影中，我们可以隔着历史的窗棂，看到思想家王夫之潜心著述的身影；在皎洁的月光下，一张平摊在太湖石上的《海国图志》大纲，让我们知道，魏源心中的那片海，其实发端于一片山中的院落;在曾国藩、左宗棠南征北战的生涯中，我们能于萧森的铁器之外，嗅到一股来自书院的墨香；而作为从这座千年学府走出的最优秀的“旁听生”，毛泽东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翻天覆地的伟业，谁又能说不和这座静谧的书院发生着联系？在岳麓书院，有一眼清澈见底的泉水，名曰“文泉”，据说，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书院大修，人们在挖地基时，发现了这个泉眼，遂被人们命名为“文泉”，意为文思如泉。如今，历经240多年的“文泉”依然在汩汩流淌，如果你到岳麓书院，喝上一口“文泉”水，相信会从清冽甘甜的泉水中，品出这座千年书院的悠悠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