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学术界尤其是考古学界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热情越来越高，很多关键性遗址被发现、发掘和解读，已经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应该承认，目前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存在许多不足，尤其是在文明探源理论建设和中外文明比较研究方面有明显差距，集中体现在对一些关键概念的认识比较模糊，有必要加以深入讨论。
一、文明和国家
《周易》传中的“文明”一词，如“其德刚健而文明”(《周易·大有·彖》)，“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周易·乾·文言》)，指的是人在道德修养、社会在礼仪制度方面所达到的很高的一种程度。现代所说“文明”(civilization)则有多种含义：第一种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文明时代；第二种是指一套长久传承的伟大文化传统，或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第三种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的总合。“国家”一词在周代指诸侯国等，现代所说“国家”也有不同含义，恩格斯认为政治学上的“国家”(state)是阶级对立的产物，“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
可见只有“文明”的第一种含义才和政治学上的“国家”相近。这个意义上的“文明”，更确切的称谓其实应该是“文明社会”。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将“国家”基本对等于“文明社会”(civilized society)而非“文明”。中华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等语境下的“文明”，指的都是长期延续的高级文化实体，并非三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或者“文明社会”。当然，这样的高级文化实体总有一个起源形成的过程，一般认为只有进入国家阶段以后才能被称为“文明”，因此，有学者将“文明”定义为“在国家管理下创造出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们也可称其为进入国家阶段的包含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高级文化实体。
在近半个世纪的探源研究中，多数中国学者将“中华文明”或“中国文明”中的“文明”基本对等于国家，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基本当成了现代中国境内早期国家的起源研究，而未对“文明”和“国家”在不同语境下的差异给予必要的关注，未对“中华文明”的概念进行深究。中华文明是指中华民族所拥有的进入国家阶段的包含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高级文化实体。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不仅指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的研究，理应还包括对各阶段中华文明体的范围、结构、特质，以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创造等的研究。
如果我们承认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伟大文化实体，承认中华文明只有一个，那么以地域或者遗址命名的形形色色的所谓“文明”，如“红山文明”、“良渚文明”、“三星堆文明”等，就都显得很是随意和经不起推敲了。那些只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可称其为某文化，或某“古国”，或某早期国家，或某区域文明，但绝不应该直接称其为“文明”。即便是城邦制的希腊文明下面也没有雅典文明、斯巴达文明一类的称谓，何况是有着“一体”格局的中华文明。
二、酋邦和古国
“酋邦”(chiefdom)是埃尔曼·塞维斯提出的概念，他将历史上人类社会组织分为由简单到复杂的四种类型，即游团—部落—酋邦—国家，“酋邦”比部落人口更多，组织更为复杂严密，存在经济、社会和祭祀活动中心，有着贵族统治性质的集权趋势和世袭的等级地位排序，但没有武力压迫的正式法定机构。“古国”是苏秉琦提出的概念，他说“古国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将辽西地区古代国家社会演进分为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认为红山文化后期的5000年前进入“古国”阶段，完成了由氏族向国家的转变；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发展为可与夏王国为伍的“方国”。后来严文明着眼于全国，将这个三阶段修正为古国—王国—帝国，张忠培称之为神王之国(方国)—王国—帝国，王震中称之为邦国—王国—帝国。
1983年，张光直就将“酋邦”概念介绍到中国，认为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也经历了“酋邦”阶段，龙山时代不少区域属于酋邦社会。谢维扬、陈淳、沈长云等都有类似观点。谢维扬认为中国传说时代的黄、炎、尧、舜、禹时期和夏代之前的牛河梁、良渚、陶寺等都属于酋邦。陈淳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存在很多酋邦，甚至商代的“方国”仍是酋邦。沈长云认为酋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的补充与完善，中国前国家社会即夏以前的社会状况可以用酋邦理论加以说明。王震中则认为中心聚落、原始宗邑和酋邦三者在外在特征和内在功能上具有一致性。但总体来说，“酋邦”理论在中国尤其是考古学界并未得到很好推广，不少学者认为这一理论不太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且西方学者对“酋邦”概念本身存在争议，该概念并未充分融汇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材料及成果，在考古学实践中难以具体落实。
“古国”概念则正好相反，自提出以后在中国考古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但大量考古学论著中频繁使用这个概念，而且很多学者还结合考古发现，对这个概念进行了专门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形成了至少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认为“古国”对应早期国家的初期，第二种认为“古国”指前国家阶段，第三种认为“古国”可同时涵盖前国家和早期国家，并将其细分为三段。这些分歧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古国”概念本身内涵不够明确、外延不够清晰有关。
可以看出，“酋邦”和“古国”都是关于古代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都有一套理论。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的理论，对国家之前诸阶段有更为清晰的划分，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应用；而古国—王国—帝国理论对进入国家后的阶段划分更细，对国家之前的讨论比较笼统，且到目前为止仅考虑了中国的情况。有人认为前者是客位视角，后者是主位视角，两种理论所代表的研究路径可以相互补充，但不能相互替代。不过既然都是对古代社会发展阶段的概括，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将二者进行比较对应的问题。
在“酋邦”理论中，不管是将“酋邦”整体看待，还是划分为早、晚期，它都是早于国家而又最接近国家的一个概念。而“古国”则不然，它理当比“酋邦”更进一步，对应早期国家的初期。从现代语义上，将“古国”解释为“早期国家”比解释为前国家更加容易理解。如果非要从“古国”的古意上论，那么《史记·五帝本纪》提到的最早的“万国”(古国)当在距今4700多年的轩辕黄帝时期，而距今5000年左右早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左传·哀公七年》所记载的禹会诸侯于涂山的“天下万国”，是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朝建立前夕，进入夏朝已是“王国”时代了。
至于“古国”前最接近国家的阶段在中国叫什么合适，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距今5800年左右，中国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出现了一些数十万平方米以上的中心聚落，灵宝西坡遗址已有宫殿式房屋，牛河梁遗址已开始建“女神庙”，泰安大汶口遗址和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已有大墓。稍后的距今5500年左右，含山凌家滩遗址已有随葬大量玉器的豪华大墓，京山屈家岭遗址已有水坝和轮制黑陶。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急剧复杂化，但每个中心聚落所能控制的空间还很有限，尚未有王权和地缘关系出现的证据，所以用“酋邦”来概括这个阶段未尝不可。其实，酋邦也好，国家也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有多种多样的表现，中国的酋邦有自身特点也合乎情理。如果想用其他概念来指称中国古代早于国家而又最接近国家的这个阶段也没有问题，但用“古国”的不同时段来涵盖酋邦和早期国家两个大的阶段的做法却值得商榷。
此外，考古发现的一些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性遗址，如牛河梁、大地湾、南佐、西坡—北阳平、双槐树、屈家岭、石家河、良渚等，都延续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到底哪个时段属于前国家或者“酋邦”阶段，哪个时段已进入早期国家或者“古国”阶段，这是需要更多聚落遗址的发现、需要做更扎实深入的论证才有可能回答的，不能笼统说某个遗址就是某“古国”或“古国”的某个阶段。
三、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
要弄清楚中国的源头或者最早的中国问题，首先得弄清“中国”一词的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语境下的“中国”，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中国(中华)文明、中国(中华)民族这个语境下的“中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政治中国指自古以来囊括现在中国全部或大部疆域在内的统一国家，文化中国则是涵盖中国全部或大部地域的文化共同体，也可称之为“中国文化圈”或“中华文化圈”。
关于最早的文化中国的研究，至少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严文明提出中国史前时期就存在一个“重瓣花朵式”的文化格局，张光直提出距今6000年后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苏秉琦提出“共识的中国”，都明确将文化中国追溯到史前时期。后来我提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概念，考古界还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关于最早的政治中国，有西周、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早于夏代的陶寺等各种不同观点，有人还提出最早中国须从轩辕黄帝算起。
就考古材料看，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各区域文化交流加速，在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纽带作用下，四个文化系统初步联结为一个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从而有了文化中国或者中国文化圈的起源。距今6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核心区的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晋南—豫西—关中东部核心区向外强力影响，由此造成黄河上中游地区仰韶文化面貌空前一致的现象，而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则流播至中国大部地区，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成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三层次的超级文化圈，最早的文化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正式形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原核心区的对外强烈影响开始于距今6000年的东庄类型时期，当时东庄类型往北已向晋中北、内蒙古中南部等广大地区移民，往南影响到湖北北部，往东影响到海岱地区，往西影响到陇山以西；庙底沟类型早期的约距今6000—5800年继续扩大其影响的程度和范围。周围各地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加剧很可能与来自东庄—庙底沟类型的激励有关。约距今5800年以后，周围各地社会的实力都有所增强并出现多个中心聚落，中原核心区的对外影响自当显著减弱；约距今5500年以后中原核心区和周围各地酋邦社会大概已经是分庭抗礼的局面。
政治中国则不一样，它的形成不但必须进入国家阶段，而且必须以出现统治中国大部地区的国家政权为前提。距今51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出现良渚和南佐两处6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都邑及其大规模宫殿建筑、水利设施等，表明当时中国已经诞生早期国家，但这些早期国家还限制在黄土高原和太湖周围这样的局部地区，只是拥有区域王权的“古国”或“邦国”。距今4700多年黄土高原文化向以东地区强烈辐射，至少黄河流域可能一度实现以黄土高原为中心的最初的“一统”，很可能对应传说中轩辕黄帝击杀蚩尤的“涿鹿之战”，因此，政治中国的起源当在距今4700多年的庙底沟二期之初或者传说中的轩辕黄帝之时。约距今4100年进入龙山后期，中原龙山文化大规模南下豫南和江汉两湖地区，对应“禹征三苗”事件，由此长江流域就被纳入夏朝版图，《尚书·禹贡》的“九州”很可能有真实历史背景。可见夏朝初年夏王已经初步具有“王天下”的“一统”政治王权，最早的政治中国正式形成。此后的商、周王朝之时，早期政治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需要强调的是，“一体”和“一统”两个概念，前者指文化上的共同体，对应文化中国、中华文明或中华民族；后者指对中国大部地区的政治统治，对应政治中国。二者不应混同。
四、一元和多元
“元”本意为人首，引申为肇始本原，因此“一元”抑或“多元”，实际上是早期文化中国、早期中华文明或者早期中华民族有一个根本还是多个根本的问题。
古史传说中的中华历史的开端是“三皇五帝”，这基本属于“一元”观念体系。近代的疑古运动则致力于打破“一元”，顾颉刚1923年就号召“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相对比较信古的学者也多放弃了“一元”说，如蒙文通和徐旭生的“三大民族”或“三大集团”说。不过1935年傅斯年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39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似乎又是“一元”论。考古学上，20世纪前期有仰韶、龙山西东“二元”说，五六十年代有“中原中心”的“一元”说。七八十年代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说，后又提倡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又都属于“多元”说。1989年费孝通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影响巨大。他以旧石器时代多地发现古人类遗存、新石器时代有多个文化区为由，认定中华民族在源头上就是“多元”的。1995年石兴邦则提出“中国文化是一元而非多元，是一元多支或一元多系”。
如果将“元”理解为族群或者考古学文化，“多元”说自然是成立的。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由多个族群组成，史前的考古学文化有多个样貌，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元”的本意既然是根本，最根本的就应当是能够长久传承的核心思想观念以及文化基因，而非易变的物质文化和族群等。从思想观念和文化基因的角度看，早期文化中国、早期中华文明或早期中华民族实际上是“一元”的。因为根据考古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在中国大部地区已经有了共同的以“敬天法祖”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已形成共有的文化基因。
正因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就有“一元”观念，才决定了后世中国文化上趋于“一体”、政治上趋于“一统”。这是中华文明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最本质差异，是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续发展至今的根本原因。仅以交流交往难以彻底解释文化中国、中华文明或者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因为文化交流和族群交往是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但唯独中国有着强烈的“一体”、“一统”观念和历史实践。
余 论
还有其他很多概念也是需要深究的。比如“考古学文化”和“族群”、“社会”、“国家”等的关系就很复杂，它们往往彼此有密切关系但并不是一回事。一个考古学文化可能大致对应一个早期国家，也可能包含多个；一个国家也可能涵盖多个考古学文化的范围。考古学上对考古学文化和早期国家的研究方法有根本区别，对早期国家的研究需要从聚落形态入手，辅之以政治礼仪象征物和文献记载(古史传说)，而不能以考古学文化范围简单去界定早期国家的边界。再比如恩格斯提出的国家的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就是主要根据地缘关系而非血缘关系来组织社会；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集中体现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王权”方面。不少人认为中国和西方不一样，中国的早期国家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但实际上，无论是距今5000年以前的良渚古国、南佐古国，还是距今4000年以后的夏商周王国，都是存在地缘关系的，只不过这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地缘关系组织。还有就是古国君主或王国天子都是兼有“王权”和“神权”的，“神权”强化“王权”，“王权”保障“神权”。在考古学上强行区分“王权”和“神权”其实有很大难度。
总之，弄清概念是学术研究的前提，何况上述概念基本上都不属于考古学范畴，只是在考古学研究中被借用。对这些源自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概念的理解，以及相关的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必须以考古学和各人文社会科学的密切结合作为前提。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吴玉章学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考古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兴趣在中国新石器夏商周考古学、中国上古史、环境考古与人地关系、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比较等领域，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等，主持开启了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发掘工作，出版《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的起源》《彩陶之路——考古所见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和亚欧世界体系》等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200多篇。
*本文为“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笔谈)之四。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