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末，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在官网公布央行数字货币互联解决方案的第二阶段沙盒测试成果，同时透露有意推出“央行数字货币互联平台”，从而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与热议。众所周知，近年来全球央行都在积极推动法定数字货币（CBDC）的研究与测试，各方也寄希望于CBDC能够缓解现有全球货币体系或跨境支付存在的矛盾与挑战。作为全球支付清算底层“信息流”传输的核心机构，SWIFT积极介入这一领域，或许给CBDC的改革探索带来更多希望。对此，本文从三个方面理性分析其影响，并且探讨CBDC的发展前景。
从SWIFT视角看其基于CBDC的创新探索
SWIFT为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家银行、证券机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企业用户提供报文传送平台和通信标准，并在身份识别、数据分析和合规等领域提供相关服务，其每年处理金融报文数量超过84亿条。应该说，在全球跨境支付的“复杂网络”中，SWIFT系统占据了最底层的信息服务功能，与全球主要货币的跨境账户服务体系一起，共同搭建了跨境支付的“基础架构”。
与此同时，SWIFT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几方面。一是自2001年“9·11事件”爆发之后，美国依据反恐法案全面强化了从SWIFT调取涉恐金融交易和资金流通信息的权利，自此SWIFT开始逐渐打开了受政治和法律压力而弱化中立性的“潘多拉盒子”。尤其是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日益复杂，虽然SWIFT强调自己是具有系统性全球特征的公用事业公司，但事实上受欧盟或美国法律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不得不落实相关制裁措施，也影响到自身中立性。二是数字化与新技术开始给全球支付体系带来深远影响，早期基于各类跨境电子钱包的冲击实际有限，但无论是基于算法信用的私人加密数字货币，还是各国央行积极探索的CBDC逐渐涌现，其都在某种程度上绕开了原有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结算模式，也使得底层的报文传送产生了被替代的可能性。三是在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全球跨境支付体系中，能够承担信息传递功能的金融基础设施或准金融基础设施越来越多，除了如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等都具有该功能之外，各类银行卡组织、汇款公司、交易结算直通处理设施、跨国区域实时支付系统等也给SWIFT带来冲击。
由此，为了保障SWIFT广泛连接全球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市场参与者的不可替代性，近年来其积极适应各种外部挑战而着力推动创新，尤其是在拥抱前沿数字技术方面。例如在基础服务方面，SWIFT于2017年推动设立全球支付创新项目（GlobalPaymentsInnovation,GPI），并加快ISO20022报文标准格式转换；在增值服务方面，SWIFT通过连接电子提单平台和提高交互性，正在加速推动贸易数字化进程。面对CBDC的蓬勃发展，SWIFT自2021年正式开展CBDC专项工作，聚焦于CBDC跨境网络与服务研发，并且自2022年开始与多家机构联合测试了CBDC连接器的沙盒实验。
就其第二阶段沙盒项目特点看：一是有38家金融机构参与，且包括了欧元CBDC、新加坡元CBDC、港币CBDC等在内的7种CBDC；二是涵盖了数字贸易、外汇交易与结算、付款交收（DvP）、流动性节约机制（LSM）等多领域，共计超过125位用户在沙盒环境中测试了750多笔交易；三是环境复杂，包括7个模拟CBDC网络，以及外汇网络、数字贸易网络、数字资产网络、模拟CLS应用程序各1个，代表了数字网络和传统网络的混合。应该说，这为“央行数字货币互联平台”的加快落地奠定了基础，并且也有助于缓解全球CBDC测试中的“碎片化”矛盾。当然，这一创新探索或许能使SWIFT更好地面对数字货币时代的潜在冲击，测试SWIFT面对新技术的扩展性和连接能力，短期内对其原有业务与功能的“增量影响”还难以快速展现出来。
从全球CBDC视角看其互联互通的前景
自上世纪末期以来，伴随数字化与新技术的演讲，各国央行较早开始关注法定货币的电子化。上世纪90年代芬兰银行（BankofFinland）尝试推动了Avant智能卡系统，通常被认为是CBDC的萌芽。随着加密数字货币的兴起，央行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应对挑战也成为各国研究重点。例如，面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2019年时任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Carney）就提出，全球央行应联合起来创建多极化的储备货币系统，可以用一种全球数字货币来结束美元主导。
2023年7月国际清算银行（BIS）发表工作论文，分析了其2022年末对86家中央银行进行的一项调查。其中，参与各种类型CBDC工作的央行比例进一步上升，达到93%；超过80%的央行认为同时拥有零售CBDC和快速支付系统具有潜在价值，因为零售CBDC可能提供额外的功能。同时，调查显示到2030年可能会有15个零售和9个批发CBDC公开发行使用；超过90%的央行在设计概念验证、试点或推广CBDC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
当然，随着越来越多的CBDC进入研究、开放、测试乃至于实践阶段，其在“百花齐放”的同时，也体现出了“各自为战”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有国际货币与支付体系的“互联互通”矛盾。由此，部分央行开始着手探索这一改革。例如，2019年5月中国香港与泰国基于双方CBDC推出了Inthanon-LionRock项目；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及阿联酋央行加入，同时国际清算银行创新枢纽辖下香港中心也参与其中，项目正式更名为“多种央行数字货币跨境网络”（m-CBDCBridge），亦即“多边货币桥”。“多边货币桥”是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建立的多边跨境支付平台，所有参与者使用一个同步、实时更新的账本；平台采用单一系统架构，参与国家或地区的央行与商业银行都可直接接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在2020年就提出CBDC跨境安排应遵守“无损”“合规”“互通”三原则，目前已由BIS提议成为“多边货币桥”项目的基本原则。其中，互通就是强调CBDC能够充分利用现有金融基础设施，运用新技术手段努力实现不同CBDC系统之间、CBDC系统与传统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之间的互联互通。
可以看到与“多边货币桥”相比，SWIFT的创新探索期望覆盖更广范围的CBDC，并试图在底层打通互联互通的基础条件与规则，如果真正能落地且被多数国家央行接受，其前景值得期待。但是也要正视的是，这一努力仍然存在诸多障碍。一是各国央行的CBDC探索尚未形成稳定的模式与技术路径，表现形式也千差万别，其自身的功能定位仍呈现不稳定性，这使得互联互通也缺乏可持续、稳定的参与者保障。二是要真正优化CBDC互操作性并不容易，尤其是使得不同CBDC系统能够高效、实时、无摩擦、低成本地进行数据交换与价值转移。这既需要保障系统“软规则”的兼容性，还需要在系统链路与硬件设施层面探讨跨境互联问题。三是CBDC在各国都面临差异化的法律与监管环境，其自身在许多国家的探索存在着法律挑战，由此CBDC的互联互通必然面临监管摩擦与协调的困难。四是多数CBDC在各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布局中仍处于补充地位，而非“另起炉灶”，考虑到原有各国金融基础设施在内部和对外条件下的链接已经非常复杂，各国CBDC在互联同时还要畅通对于各类传统支付系统的互联与兼容，显然面临更多的难题。
从跨境支付体系视角看SWIFT的探索
受到全球经贸往来、供应链布局、人员流动、金融国际化的影响，日益重要的跨境支付成为各国日益关心的焦点问题。根据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的要求，2020年4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FinancialStabilityBoard）完成了报告《增强跨境支付》（《EnhancingCross-borderPayments》），指出跨境支付面临的问题包括：价格高、到账慢、覆盖面窄、透明度差。2020年7月BIS的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又发布了《增强跨境支付：构建全球路线图的基石》（《EnhancingCross-BorderPayments:BuildingBlocksofAGlobalRoadmap》），指出导致跨境支付存在问题的根源，包括数据标准化差、合规流程复杂、运营时间不足、基础设施老旧、交易链条过长、资金成本太高等，进而从5个方面总共提出了19条对策建议，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应该加强合作、加强监管协调、改良现有的支付基础设施、提升数据质量、探索新的支付基础设施和安排。之后在2020年10月，在FSB提交报告的基础上，G20财长和央行行长通过了《G20关于加强跨境支付的路线图》。此后，FSB的工作重点成为构建路线图的基础要素，参与各方也积极推动研究、咨询和实践探索。到2022年10月，FSB公布了推进“路线图”的优先计划和参与模式，并把工作聚焦到三方面：支付系统的互操作性和扩展；法律、监管和监督框架；跨境数据交换和信息标准。
事实上，就现有支付基础设施来看，虽然近年来各国都致力于落实《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但各国在实践中的建设类型、功能、质量、标准都差异较大，这使得全球跨境支付体系已经成为一个极其复杂、僵化的网络体系，实现互联互通成为改良现有各国清算系统扩展性的重点。同时，包括CBDC、稳定币在内的新型支付技术与设施，不仅短期内难以对原有系统进行改良增进，而且自身也存在更复杂的互联互通挑战。
由此，SWIFT的努力为缓解这些多重矛盾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尝试，但其前景仍然有待观察。因为，跨境支付存在的问题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除了技术与专业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支付的交易、清算、结算等环节在跨境条件下变成了更为复杂的链式结构，链条多层嵌套导致了利益相关方越来越多，因此改良和优化必然面临更多的壁垒、阻碍乃至消极行为，更需要匹配基于复杂网络结构下的多元利益主体的“激励相容”机制建设。
结论与展望：CBDC的价值与局限性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提出，依靠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必然会陷入困境而走向崩溃。虽然迄今为止美元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地位，但“新特里芬难题”的矛盾一直存在，因为全球美元流动性往往无法保障国际市场需求，而如美元在美国国内“供过于求”，则可能弱化对美元的信心。有鉴于此，所谓超主权货币曾被寄予厚望，但却难以跨越现实障碍。此后，随着更多主权货币的兴起，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呈现多极化、碎片化倾向，部分缓解了美元主导的困境，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原有的内在脆弱性。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加速演进，从一般加密数字货币到稳定币，虽然其货币属性仍然不稳定，但各方都看到了补充乃至替代原有法定货币的某些可能性。当然，由于信用保障与结算最终性的差异，在现有经济、政治与法律格局下，私人数字货币尚不可能真正发挥基本货币功能。由此，各国央行开始积极探索CBDC，既是为了顺应和应对私人数字货币的挑战，也是为了某种促进货币体系完善、缓解“新特里芬难题”的期望，当然还有规避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但在事实上，CBDC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仍然有诸多不确定性，因为在现有主权货币体系下，一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关键不仅在于是否进行数字化改造，而是取决于背后的经济规模、市场需求、安全性预期、国家信用、国际政治规则与涉外法律约束能力等。
总的来看，SWIFT促进CBDC互联互通的努力，可能进一步使得CBDC的潜在价值有所提升。但在CBDC仍然保持央行中心化主导的模式下，现有各种技术路线的改革尝试，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包括金融制裁在内的、现实世界的地缘政治与法律影响。
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中国外汇》202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