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布鲁金斯学会是西方较早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机构，其历史悠久，迄今已发展成为美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智库之一。据目前统计，从1916年成立开始，到1956年受麦卡锡主义余波影响暂停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布鲁金斯学会共出版了9部与中国经济问题相关的著作，另外还有译作1篇、论文2篇。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和分析相关史实，还原布鲁金斯学会早期探索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历程与学术脉络，厘清中西学界之间的交流往来。这将为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提供新的视角。
关 键 词：布鲁金斯学会 中国经济问题 西方学界 中国学界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美国著名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顶级智库，一直以来都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布鲁金斯学会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1916年创建的政府研究所。1927年，政府研究所与1922年成立的经济研究所，以及1924年成立的罗伯特·布鲁金斯经济与政治研究生院正式合并成为布鲁金斯学会。其时，美国的中国研究方兴未艾，一大批从事东亚研究的学术团体和机构相继成立。布鲁金斯学会作为其中“研究实际政治学与实际经济学的一个有名的组织”，①它在1956年之前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涉及了当时中国经济的许多重要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1956年之后，受麦卡锡主义②余波影响，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研究一时陷入沉寂，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有所恢复。
目前，学界对1956年以前布鲁金斯学会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关注甚少，且主要为对单部著作的考察，缺乏整体性的探讨与论述。本文试图通过考察1916-1956年间布鲁金斯学会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梳理相关史实，还原其早期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学术脉络，厘清中西学界之间的交流往来，进而借助他者视角，为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提供新的视角。
一、布鲁金斯学会早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概况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早期即以充当学术界与公共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及公众提供最新的信息和有深度的分析为宗旨，遵循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依靠学术性研究带动政策性研究的研究路线，致力于政府研究和经济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会又增加了外交政策研究，力图积极追踪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发展脉络，最大程度地影响政府决策。这些研究成果起初主要以著作或小册子的形式呈现，至1944年起学会开始发行《布鲁金斯新闻简报》(A Brookings Bulletin，1944-1952)以介绍一些新书、纠正一些预测的失误。1916年至1956年间，布鲁金斯学会共出版著作、小册子近400部，发行新闻简报9卷35期(目前未发现该简报曾涉及中国经济问题)。③就著作而言，经济研究数量最多，约有200余部，政府研究次之，有近150部。
具体到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布鲁金斯学会自成立之时起，就与中国颇有渊源。政府研究所第一届董事会主席弗兰克·古德诺(Frank J.Goodnow)④、第一任所长威廉·韦罗贝(William F.Willoughby)⑤，都曾在北洋政府任法律顾问。布鲁金斯学会亦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地位日益突出，它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且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给美国的政策执行者们提供较为准确的信息，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政治影响，布鲁金斯学会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据笔者目前整理的资料来看，韦罗贝在其《国家预算问题》(The Problem of a National Budget，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 1918)一书中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探讨，是学会最早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1926年，罗伯特·布鲁金斯经济与政治研究生院的博士乔瑟夫·马汀(Joseph G.Maytin)选择了中国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将博士论文的题目定为《中国东北的经济斗争：经济帝国主义研究》，⑥这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知的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开端。该论文题目出现于《美国经济评论》连载的政治经济类博士论文统计目录上，该目录仅统计申请学位者拟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但笔者未见原文，因此尚不能确定该论文是否完成。此后，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经济研究逐渐增多，研究领域也更加宽泛。据目前统计，至1956年，布鲁金斯学会共出版了9部与中国经济问题相关的著作，另外还有译作1篇、论文2篇。详细情况如表1。
从数量上看，上述成果在学会整体的研究中占比是比较低的。但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布鲁金斯学会早期的经济研究已颇具国际化视野，它在重点关注美国国内经济问题的同时，也将研究的范围扩展至其它多个国家。据目前统计，布鲁金斯学会在1916-1956年间出版的经济研究著作中，约有50余部研究了包括德国、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墨西哥、加拿大、保加利亚、古巴、日本等在内的十多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其中，中国受关注的程度位居第二，仅次于约有15部相关著作的德国。德国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发动者，布鲁金斯学会对德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源于两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战争债务赔偿问题，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显然范围更为宽广。其二，这一时期，尽管美国学界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但在西方中心观的限制下，许多研究机构仍将目光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地，不太注重对太平洋沿岸国家的研究。而少数对中国感兴趣的机构和学者，则受欧洲传统汉学的影响，以研究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为主，不重视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因此，与同一时期成立的其他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相比，布鲁金斯学会早期探索中国经济问题的成果还是比较丰硕的。以1918年成立且同样擅长政策性研究的美国外交政策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Foreign Policy)为例，它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仅有零星新闻简报和评论。再如1921年成立、与布鲁金斯学会发展路径极为相似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1956年之前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是少之又少。就此而言，称布鲁金斯学会是当时美国学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主力军并不为过。
另外，美国当时还有一家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太平洋国际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也比较重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并专门下设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布鲁金斯学会早期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时，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多有合作，曾共同完成了外人在华投资状况考察、中国东北地区农业经济情况调查等多个项目，一些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也曾先后或同时在这两家机构任职，学术往来十分密切。应当说，两家机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水准在当时的美国学界都是一流的。但是，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显然更具有持续性。太平洋国际学会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兴起后遭遇了毁灭性打击，被迫解散，而布鲁金斯学会虽一度不得不暂停其中国研究，但却得以生存下来，在60年代中后期又重启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并一直延续至今。
二、布鲁金斯学会早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变迁
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问题的早期探究大体经历了起步、发展、萧条三个阶段。囿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学会在不同阶段的研究有着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符合美国学界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基本规律，是美国中国研究跌宕起伏的真实写照。
(一)注重合作研究，参与学术交往
20世纪20年代是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起步阶段。在此阶段，一方面，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海外扩张的需要，加强远东特别是中国问题研究，成为美国的内在需求。而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缺乏对中国的了解，缺少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验，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整体都处于不成熟的状态。费正清(John K.Fairbank)后来回忆当时的研究状况时曾说：“我们普遍缺乏抓住当前中国人在想什么的能力。”⑦为扭转这种状况，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在内的多家研究机构遂纷纷走上合作道路。
这一时期，布鲁金斯学会共参与了三个与中国经济问题相关的项目：一是1928年夏，在纽约社会科学研究院召集的委员会会议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姆斯·萧特维尔(James T.Shotwell)首次提议合作开展统计外人对华投资状况、了解中国国际金融地位的专门研究。不久，布鲁金斯学会接受邀请，派遣会长哈罗德·莫尔顿(Harold G.Moulton)⑧和克莱奥娜·刘易斯(Cleona Lewis)、罗伯特·库钦斯基(Robert R.Kuczynski)两位研究员组成顾问委员会，负责该研究的指导工作。在委员会指导下，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查尔斯·雷麦(Charles F.Remer)牵头，联合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美国及日本分会，以及纽约社会科学研究院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于当年10月在中、美、英、法、德、日六国分别展开调查。其中，对华调查部分由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刘大钧主持。1929年11月，这些调查所取得的成果一起以进度报告的形式，⑨提交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年会进行了讨论，被指出研究中所存在的诸如调查结果存在极大差异、缺乏外人在华商业投资资料等问题，并被提出进一步证实、整合相关材料的研究方向。⑩二是1928年，时任太平洋国际学会会长的井上准之助(Junnosuke Inouye)向布鲁金斯学会提议，要对日本整体的经济金融状况展开全面科学的考察，弄清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因，澄清外界所认为的日本人口众多、土地稀少、自然资源匮乏等因素会制约其未来经济发展的误解。为使调查顺利开展，井上准之助向学会推荐了日本银行家洪纯一(Junichi Ko)协助收集相关资料。(11)在多位日本官员、经济学家的帮助和建议下，莫尔顿最终完成了对日本经济的调查，并出版了《日本：一个经济和金融的评估》。当时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的东北和台湾，也在考察范围之列。三是1929年，为向西方学界提供更多有关中国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状况的信息，布鲁金斯学会的常驻研究员刘易斯·洛温(Lewis L.Lorwin)(12)又将雅什诺夫(E.E.Yashnov)的《中国东北北部的农业》一书以摘录的方式翻译、整理为一篇学术论文。(13)同年末，洛温携此文参加了太平洋国际学会日本京都会议为中国东北地区人口及粮食问题研究专设的圆桌会议，探讨了中国东北的粮食和人口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14)
这一时期，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尝试阶段。他们已经认识到了中国经济研究的重要性，故而踊跃参加合作，积极进行学术交流。但对研究什么、如何研究，学会却尚不十分清楚，只能被动地受邀，听从外界的提议，迎合学界的研究需求。
(二)重视中国学者，彰显现实关怀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是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发展阶段。自30年代起，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数量开始逐步增加。此外，中国学者开始成为学会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主力。这是因为，在这一阶段，鉴于20年代末的研究历程，尤其是在考察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种种阻碍，布鲁金斯学会开始意识到，由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困难颇多。首先，多数美国经济学家不懂中文，即使是美国汉学学者，汉语语言能力也相当薄弱，由此所带来的最大问题便是资料收集的困难。如费正清很早就发现，要想超越他的老师马士(Hosea B.Morse)，就必须在中文方面下功夫，就要“调查中国人的看法，去突破马士那种只依靠西方原始资料搞研究的局限”。(15)其次，对一国经济问题的深刻研究，离不开设身处地的感受和生活经历。为求真正理解和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布鲁金斯学会开始将目光投向留美中国学者。张忠绂应当是最早进入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学者。他在1928年底以博士论文《英日同盟》获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博士学位，同期被选入布鲁金斯学会任初级研究员，1929年9月离美回国任教。这一短暂的任职经历，显然给张忠绂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34年，张忠绂在《布鲁金斯行政研究社》一文中向国内学界介绍了布鲁金斯学会成立初期的研究宗旨、组织架构与奖学金制度等情况。(16)张忠绂之后，梁友生(17)、林霖(18)、刘大中(19)等中国学者相继进入布鲁金斯学会，就中国经济问题展开研究。(20)
相较于西方学者，中国学者的研究更多体现了他们想要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家国情怀。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银价大幅跌落，美国白银集团损失惨重。为提升白银价格、提高美国白银工业的地位，白银集团不断游说罗斯福政府实施购银政策，鼓吹提高银价能够增加中国的对外购买力，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危机。1933年末，梁友生在《白银：影响其价格因素的分析》一书中剖析了影响白银价格的一般因素，并着重探讨了中国的白银问题，否定了白银价格与中国购买力之间的关系。1933年伦敦白银协定后，美国政府接连实施了一系列白银收购政策，以提升银价、转嫁美国国内经济危机。然而，作为彼时世界上唯一重要的银本位制国家，世界白银商品价格的变动直接决定着中国白银货币的走向，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剧烈波动。内外交困的经济环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宣布废止银本位制，实施法币改革。1936年，时任布鲁金斯研究员林霖在《新中国货币制度》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中国法币改革成功的原因及其未来前景和制约因素。
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和日伪金融势力的扰乱，新的外汇制度屡屡受到冲击。无奈之下，国民政府暂停了无限制抛售外汇的政策。但这一外汇管控措施，却给上海金融市场的日常运作带来了不便之处，外汇黑市兴起，外汇问题成为中国当时紧迫的现实金融问题。适逢刘大中在布鲁金斯学会任研究员，他深感中国的外汇形势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中国外汇问题的解决具备重大意义。1941年，刘大中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个建议性解决方案》，为解决中国的外汇问题提出了建议。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随着战争逐步走向尾声，美国国内对有关战后经济走向、庞大的公共债务和国民收入等问题的争议越来越大。受此影响，刘大中再次投身中国的国民收入研究。1946年，刘大中在《中国的国民收入(1931-1936)：一个探索性研究》一书中切实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为战后中国经济重建提供了事实背景。由此可见，面对民族的危机和局势的巨变，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学者表现出了一种学术报国的急切情绪和责任感，他们在求真致用的现实观照下，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寻求解救时弊的良方。
总体来看，布鲁金斯学会这一阶段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是西方学界的学术诉求与中国学者学术报国现实旨趣共同影响的结果，也是一个动态、持续发展的过程，随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成熟。
(三)麦卡锡主义兴起，转向传统研究
20世纪50年代是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萧条阶段。1949年后，伴随着中国问题争论的日趋激烈，美国国内掀起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狂潮。麦卡锡主义的出现，导致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学术理事会、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积极推动中国研究的机构和组织倍受打击，美国的中国现实问题研究逐渐走向沉寂。
但在中国问题研究受到压制之时，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传统研究却受到了欢迎。1951年，郑友揆(21)受聘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任研究员，研究中国近百年经济史。在这里，他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用英文撰写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该书1956年出版后，布鲁金斯学会暂时中断了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有所恢复。
三、布鲁金斯学会早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脉络
从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来看，布鲁金斯学会早期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人在华投资、中国货币金融、中国地区经济、中国国民收入及中国对外贸易五个领域。其中，对于中国的国民收入问题和对外贸易问题，当前学界已有较多研究，在此不再赘述。(22)以下仅就学界涉猎较少的前三个领域展开探讨，对学会早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脉络做一简要介绍。
(一)外人在华投资问题研究
布鲁金斯学会对外人在华投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刘大钧的《外人在华投资》和雷麦的《美国在华投资》《外人在华投资》3部著作。(23)作为学会早期参与同一合作研究项目下的不同产物，此二人的研究展现出了中、西方学者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的差异。
其一，研究目的不同。刘大钧的研究出发点在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充满了对家国命运的关怀，他指出：“吾人因此须由国家利益的立场，根据我国特殊的状况，研究我国经济发展问题及其展望”。(24)雷麦的目的在于以国际化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经济问题，是为了满足美国学界及美国政府的学术需求和利益诉求。其二，研究方法与内容不同。刘大钧仅从中国政府的对外借款史、外国对华商业投资、各国在华投资总额、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各行业投资对比四个方面直接考察了外国在华投资状况。而雷麦则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从中国当时的自然环境、社会关系、政治制度和经济组织出发，分析了中国的贸易状况和国际收支情况，考察了中国近代的经济关系，进而分别论述了美国、日本、俄国及北欧诸国在华的投资状况，架构更为精妙，内容也更充实。其三，研究结论不同。刘大钧认为，治外法权的存在，阻碍了外资向中国内陆地区的流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坚决主张废除治外法权。而雷麦虽认为治外法权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相违背，将来必定要被消灭，但他同时却又为治外法权辩护，将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归因于中国自身的不开放和天然富源不足。
不过，刘大钧与雷麦对待外资的态度却是相同的。前者认为，尽管外国资本已然在中国经济活动中取得了压倒性的地位，但中国的经济要想进一步发展，还是应当充分引进和利用外资。刘大钧实际上一直都支持利用外资。在其《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中，刘大钧再次否认了，外国人在我国设立工场“于我国工业有损无益”的说法，重申了引进外资能够有效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的主张。(25)雷麦也认为，“中国是一个东方国家，从现代资本主义的意义来说，是比较不发达的”，中国的经济要想发展，必须要以大量的剩余资本为前提，“但这种资本，中国本身可不能供给”，“须由外国大量流入”。(26)雷麦还指出，中国不仅仅需要外资，更需要学会管理和引导外国资本，使外资在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发挥最大的效用。
客观来看，刘大钧和雷麦的研究都是极具开创性的，包含了大量前人曾试图收集但未能收集到的信息。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两部著作也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因为缺乏资金和商界的支持，刘大钧对外国在华投资的具体状况无法进行直接调查，因而其部分数据引用了1925年北洋政府的统计资料。潘光旦在《中国评论》发表评论称，虽然刘大钧对外国在华投资的分析，是目前已知的所有相关研究中最好的，但他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完整。(27)雷麦的研究亦存在一定疏漏。褚葆彝指出，雷麦对在外华侨每年汇款额的统计“完全是根据于香港、厦门、汕头三地每年所收华侨汇款的总数而来”，“可是除闽粤以外，浙江的青田人，山东人，在朝鲜经营商业，在欧洲作小贩营生，或是在中亚以及西伯利亚垦荒，人数并不少，每人每年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款项汇回中国”，因而其数据并非完全可靠。(28)对此，两位著者应当是有所认识的，他们之后也都继续了对外人在华投资领域的研究。刘大钧后来通过发放调查表的方式对英、日、美、法等13个国家在华投资的类别、数量、数额等重新进行了登记，并在1932年由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出版为《外人在华投资统计》，新的统计虽篇幅略短，阐述部分极少，但数据翔实，“是非常难得的历史资料”。(29)
(二)对中国货币问题的研究成为潮流
中国的货币问题是布鲁金斯学会20世纪30年代关注的焦点。这与学会当时极为重视对大萧条的研究是分不开的。自1929年大萧条爆发以后，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了系列专著、发表了多篇论文，试图从国际货币问题入手，解释大萧条的原因，为美国的经济复苏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其中，研究中国货币问题的相关成果有2部著作、1篇论文，分别是梁友生的《白银：影响其价格的因素分析》、林霖的《新中国货币制度》，以及查尔斯·哈迪(Charles O.Hardy)(30)和埃德温·拉姆克(Edwin Lamke)(31)的《“繁荣的白银”之主张的谬误》。概括而言，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一般白银问题的探究。20世纪30年代初，中、西方学界关于中国货币问题的研究集中在白银问题上。据方显廷统计，自1929-1935年间，国内外“对于银价问题刊物之较有价值者……包括专著二十二种，杂志特刊七种，杂志及日报论文五十九篇，共八十八种”。(32)这其中就包括了梁友生对白银问题的研究。与国内经济学家大多以白银问题与中国币制改革为研究对象不同，梁氏的研究更多继承了西方学者的研究理路，侧重于探究一般性的白银问题。他借鉴了蕾·库珀(R.L.Cooper)、毕匿克(A.W.Pinnick)等人的研究思路，更为详尽地从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分析了影响白银价格的因素。他将白银需求分为货币需求、工业消费及印度和中国的需求三类，认为除“中国对银之需要显已增加，且最近之将来或似当续增”外，世界白银的需求量和生产量总体均呈下降趋势。关于白银未来的前景，梁友生乐观地认为，中国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其货币制度，如果“全世界之衰落能回至复兴之时”，“吾人可谓银将来之希望实甚光明”。梁友生还从实际出发审查相关数据，驳斥了当时所谓的白银价格大幅下跌导致中国购买力下降是引发世界经济危机主要因素的说法。这一结论，与雷文斯(D.H.Leavens)早期的观点不谋而合。雷文斯曾在长沙雅礼大学任职，他此前力证了中国购买力的高低与银价之涨跌无关。(33)针对美国政府1933年5月通过的旨在提升世界银价的农业救济法，以及同年7月八国缔结的伦敦白银协定，梁友生又特地在附录中明确指出了美国白银收购政策是行不通的。(34)
1934年，布鲁金斯学会的另外两位金融专家哈迪、拉姆克又进一步痛批了美国国内赞成抬高银价派的论调。他们指出，伦敦白银协定后不久，美国白银派即以提升银价能够援助白银矿主、促进中美贸易、帮助中国走出经济困境为由，在美国众议院通过戴氏白银法案，以期向国外倾销国内过剩农产品，提高白银价格。两位金融专家一致认为，这样的说辞是相当荒谬的。中国作为银本位制国家，本身并不产银，完全依靠出口换取白银。1919-1932年的十多年里，世界银价暴跌，这意味着，中国出口货物能够换回更多的白银。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工业生产成本变动极小。因此，中国经济在大萧条期间反倒势态良好。白银价格一旦上升，这种局面很快将不复存在。据此，两人谴责道：美国不应只为自身利益提升银价，更不应一边以中国的经济为代价，一边还幻想着是在帮助中国。(35)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学者对于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这一研究主题仍然非常关注，相关的商榷讨论也一直在持续。如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安娜·施瓦茨(Anna J.Schwartz)与劳伦·布朗特(Loren Brandt)、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等的争论聚焦于美国白银政策是否严重打击了中国经济，是否迫使中国实行了法币改革。(36)中国学者钟祥财、刘佛丁、王利华、王玉茹、赵留彦、隋福民等则明确指出美国白银政策引发了一系列经济恶果，最终迫使中国放弃了银本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是短暂的，而是长期的。(37)
二是对中国新货币制度的评价。1936年11月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一周年之际，林霖在《新中国货币制度》一书中对这一新的货币制度给予了充分的、积极的肯定。林霖回击了外界有关中国货币依赖英镑、美元的质疑，强调它不仅独立于白银，而且独立于任何外币。他认为，中国的币制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既在中国自身，也有外部刺激。从内部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已然混乱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境地。外部因素则包括美国白银政策的刺激、英美两国的微弱支持等。针对外界所说的白银价格下降、对外贸易不均衡等因素会影响中国货币制度的稳定，林霖逐一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中国货币已经脱离白银，未来的世界银价下降将不会再波及中国。而且，尽管中国的对外贸易极不均衡，但在新货币制度下已有所改善。至于庞大的政府债务，中国当局正在采取措施进行改善和消除。当然，林霖也承认，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会影响中国的金融状况。但总体来说，这一货币体系是较为完善、稳定的。(38)
林霖其实一直以来都极为关注中国的经济状况和货币动态。1935年8月，林霖进入布鲁金斯学会不久，就曾写下《谨拟高价购银根本救济经济金融恐慌意见书》，“油印寄呈中央当局，后又另撰说明书一册……于十一月，在南京印成单行本，分赠中央各首长”。(39)这份意见书的原稿已经遗失，目前仅有纲要存世。林霖认为，当时引起我国金融恐慌的根本原因，是汇价腾贵，应恢复往日汇价低平状态。至于如何恢复，林霖提出要发挥大无畏精神迎头赶上去，实行高价购银政策，集中全国现银，巩固信用基础，统制对外汇价，从而阻止外货倾销，复兴国民经济。很难说林霖的这份意见书对后来的币制改革是否起到了作用，但林霖自己认为，“此建议各节，与后来我国财政当局，根据外籍专家建议所采行之法币制度，不谋而合”。(40)因此，1935年末国民政府刚宣布实施法币改革，林霖就立即力排众议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专论，宣讲这一新货币制度成功的可能性。该专论后经美国大学研究生院文摘出版社整理更新后出版，即《新中国货币制度》，后收录在中国留学生周益湘1937年在美国创办的《中国季刊》(The Chinese Mercury)第1期中。(41)
但林霖对中国新货币制度的前景，确实有些过于乐观了。在林霖之前，林维英亦从对外贸易、预算平衡、货币发行与准备、国内外政治环境四个方面指出了影响中国法币改革的制约因素。相比之下，林维英则要理性得多，他这样看待新货币政策的前景：“瞻望将来，既不宜过分乐观，同时亦不能过抱悲观。此次改革之成果，成败二方，均属可能。”(42)的确，币制改制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大进步措施，在运行初期收到了良好效果。但它本身是外部冲击的结果，是在内外都十分不利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背负着巨大的风险，难逃失败的命运。
(三)兼顾对中国地区经济问题的研究
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地区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2部著作、1篇译作，分别为莫尔顿的《日本：一个经济和金融的分析》、乔瑟夫·包兰亭(43)的《台湾：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难题》，以及洛温译自雅什诺夫的《中国东北北部的农业》。它们或在研究日本经济的基础上，或以美国的对华政策为出发点，兼顾考察了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的农业经济状况，研究了中国的东北南部地区及台湾的自然资源、工农业发展、对外贸易和金融状况。
不难看出，中国的东北和台湾是学会研究的重点地区。这主要是由于两地的地缘价值突出。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就十分看重中国东北等边疆地区的地缘意义及价值。他认为，东北作为北太平洋的门户，对当时的亚洲格局乃至世界格局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44)布鲁金斯学会的国际事务专家里奥·帕斯沃尔斯基(Leo Pasvolsky)(45)1952年在为《台湾：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难题》一书作序时也称，台湾的局势关系着整个远东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未来走向。(46)
但也正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台湾和东北两地在近代一直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略的重心。透过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地区经济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其对日本侵华行为的认知，随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化发生了较大的转变。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甚至在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美国政府始终以它的在华利益为轴心，遵循孤立主义的外交传统，避免与日本产生正面摩擦，对日本的侵略扩张采取观望的态度。相应地，学会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也较为冷漠。如1931年，莫尔顿在《日本：一个经济和金融的分析》中将台湾农业、畜牧业和制糖业等产业的发展归功于日本政府的系统性鼓励。他还认为，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等地大肆修建铁路是其在对殖民地进行经济援助和投资，有利于促进殖民地经济和贸易的发展。(47)随着日本要吞并整个中国的意图愈发明显，严重危及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和利益时，美国政府开始支援中国抗战，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同时，布鲁金斯学会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看法也发生了明显改变。如1944年，莫尔顿在《德国和日本的控制》一书中斥责了日本的侵略行为，敦促其将所占领土还给中国。(48)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随着美苏冷战的展开，美、日逐渐由对立走向缓和，日本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关键部分。此种情形下，包兰亭于1952年再次论及了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他对比分析了台湾在清政府时期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强调了清政府时期的动荡不安。(49)
四、余论
布鲁金斯学会早期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探索，由美国社会发展的新需求而产生，随国际政治经济潮流的变迁而发展，因麦卡锡主义的兴起而沉寂。其内容涵盖了货币金融、国民收入、对外贸易等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现实经济问题，反映出了当时美国学术界探索中国经济问题的客观趋势，也彰显了中国学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寻求自强之路的研究指向，具有高超的学术性和鲜明的实用性。
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早期研究，开拓了中、西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新领域，多角度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外经济关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以布鲁金斯学会早期对外人在华投资问题的调查为例，当时由于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极其复杂，且牵涉各方利益，想要对外人在华投资的整体状况做一个全面的调查相当困难。布鲁金斯学会对外人在华投资的调查则弥补了这一缺憾，中外学者共同研究，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的外资状况。格尔(E.M.Gull)1933年在评论雷麦的《外人在华投资》时称，雷麦首次完整地整合了有关外人在华投资领域的所有资料，对美国了解远东地区的经济状况做出了重要贡献。(50)金天锡也认为，“雷麦氏所著外人在华投资论……是研究外人在华投资的唯一完备的书，在目前朝野欢迎外人战后到华投资的高潮中，尤其值得一读。”(51)另外一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郑友揆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一书，该书1956年在美国出版后，曾蜚声国际书林。“美、英、加、日等国的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相继发表介绍和评论文章，确认这是一部出色的学术著作。”(52)由于学界反应良好，1978年美国绿林书店重新出版了该书，1984年程麟荪等人又将其译为中文，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当然，这两部著作只是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缩影，其他如刘大中对中国国民收入问题的研究及外汇问题的研究、包兰亭对中国台湾地区经济问题的研究等，也都拓宽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在国内外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同时，布鲁金斯学会早期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始终以维护和促进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以向美国政府与公众提供新建议与新思想为目标，具有鲜明的实用性。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布鲁金斯学会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应对中美国内与国际事件的持续发展，如30年代美国政府白银政策的实施与中国货币制度的改革，40年代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的盛行等等。学会也始终坚信，国家政策的制定需要学术研究来探明方向，学术研究应当具有实用性，以满足现实的需要为前提。因此，学会的责任不但在于学术研究，还在于影响政策。(53)这种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关怀，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及时应对战略，正是布鲁金斯学会百余年来持续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动力。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专门成立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明确提出要不断聚焦日益崛起的中国，网罗了杜大伟(David Dollar)、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等多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资深专家，致力于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研究。(54)
注释：
①张忠绂：《布鲁金斯行政研究社》，《行政效率》1934年第1期。
②麦卡锡主义指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现的极端反共意识形态浪潮和政治镇压运动。它从1950年初开始泛滥，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
③1941年之前的出版物数量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出版物清单；1941年之后学会不再另列出版物清单，1942-1956年的数据由笔者检索Google学术、Jstor电子书及西文过刊全文库等数据库统计得来。
④弗兰克·古德诺，美国公共行政与市政学的重要的奠基人。1882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学位。1884-191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讲授历史学和行政法学等课程。1913-1914年，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法律顾问，期间协助拟定了民国宪法草案。1914-1929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同时先后兼任政府研究所董事会主席、副主席等职。
⑤威廉·韦罗贝，美国经济学家、行政学家。1885年毕业于霍普金斯大学，1912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法学教授，后在美国塔夫脱政府设立的经济与效率委员会工作。1914年到访中国，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代理法律顾问。1916-1932年任政府研究所所长，是美国1921年《预算与会计法》的主要起草人。
⑥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Twenty-third List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in Progres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6,No.3,1926,pp.556-582.
⑦费正清：《费正清自传》，黎鸣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⑧哈罗德·莫尔顿，美国经济学家。1907年毕业于密歇根州阿尔比昂学院，任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师。1922-1927年任经济研究所所长，致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问题和国际经济复兴问题。1927年布鲁金斯学会正式成立后，任布鲁金斯学会会长，1952年因病离任。
⑨调查共形成了5部报告，分别为：霍华德·埃利斯(Howard S.Ellis)的《德、法在华投资》、刘大钧的《外人在华投资》、小田切万寿之助(Masunosuke Odagiri)的《日本在华投资》、雷麦的《美国在华投资》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R.I.I.A)的《英国在华投资》。太平洋国际学会原本计划不单独出版这些报告，后又选择将刘大钧的《外人在华投资》和雷麦的《美国在华投资》出版发行。
⑩J.B.Condliffe and D.Sc.,Problems of the Pacific,1929,Chicago,Illinoi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pp.142-152.
(11)Harold G.Moulton,Japan：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Appraisal,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44,preface，p.7.该书原版于1931年，但笔者目前仅找到1944年版。
(12)刘易斯·洛温(Lewis L.Lorwin)是美国研究国际劳工领域的专家，曾在20世纪30年代同时出任布鲁金斯学会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常驻研究员。
(13)W.L.Holland,"Conference Literature in Review," Pacific Affairs,Vol.3,No.1,1930,pp.108-125.
(14)J.B.Condliffe and D.Sc.,Problems of the Pacific,1929,pp.40-41.
(15)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16)张忠绂：《布鲁金斯行政研究社》，《行政效率》1934年第1期。
(17)梁友生，著名经济学家。1925-192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塞利格曼教授。1929年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后，在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联邦政府等机构任职，并完成了《白银：影响其价格因素的分析》一文。该文于1933年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资助下出版。同年，梁友生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35年，杨先垿将梁友生的博士论文译为《银价研究》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18)林霖，著名经济学家。1926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商学系，1930年考取公费中山奖学金，留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1934年底，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35-1937年，在布鲁金斯学会任研究员。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赴美就任纽约中国经济社会咨询委员会研究员。1944-1947年，任驻墨西哥中国新闻社社长。1947年回国，任中国国民党宣传部秘书。1949年移居台湾，历任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法学院院长，1970年在任内逝世。
(19)刘大中，著名经济学家。1940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清华大学。1948年，任职于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58年，任康奈尔大学教授直至逝世。刘大中在计量经济学、国民收入估算、宏观经济方法等领域卓有成就，是最早被纳入美国主流的华裔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的唯一一位华裔学者。
(20)除这些中国学者外.中国法学家张汇文1933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后，也曾在布鲁金斯学会从事过研究工作。但他同张忠绂一样，任职时间极短，据目前考察，期间并无学术成果。
(21)郑友揆，中国经济学家。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学系，进入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1940年进入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1948年赴美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商务副赞事。1951年，进入布鲁金斯学会任特邀研究员。1959年返回中国，其后虽几经波折，但仍坚定不移地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22)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国民收入问题的研究主要指刘大中的《中国的国民收入(1931-1936)：一个探索性研究》。相关研究可参考宋丽智：《刘大中经济思想研究——以〈美国经济评论〉的5篇论文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邹进文：《民国时期的中国国民收入研究——以刘大中、巫宝三为中心的考察》，《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等。学会对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主要指郑友揆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相关研究可参考毛求识：《喜读〈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984年下半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等。另外，学界对刘大中的《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个建议性解决方案》也已有较多研究，参考邹进文：《中国近代货币思想的发展：以留学生英文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求索》2017年第9期。
(23)本文主要讨论雷麦的《外人在华投资》一书。原因是，除个别统计资料上的差异，《美国在华投资》与《外人在华投资》中的第1至8章、第15章基本相同。两者都以历史研究为出发点，论述了旧中国的人口、资源、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指出了中国自然资源不足、中国的旧社会组织和传统文化是外资流动的障碍等，介绍了美国在华投资的具体情况。而且，后者的阐述要更为详细。
(24)刘大钧：《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页。
(25)刘大钧：《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第51页。
(26)雷麦：《外人在华投资》，蒋学楷、赵康节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9、172页。
(27)Quentin Pan,"Book Review," The China Critic,Vol.2,No.44,1929,p.878.
(28)褚葆彝：《中国国际收支的均衡问题——兼评Prof.Remer的数字研究》，《东方杂志》第32卷第8期(1935年)。
(29)郭振乾等主编：《金融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6页。
(30)查尔斯·哈迪，美国经济学家。曾就读于美国渥太华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与经济学教授。1916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在该校担任商业与管理学教授。1922年，担任爱荷华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1924年起，进入布鲁金斯学会任研究员，直至1943年才离开。
(31)埃德温·拉姆克，美国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进入布鲁金斯学会，一直致力于研究世界金融问题。
(32)《方显廷文集》第5卷(下)，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73-474页。
(33)D.H.Leavens,"Silver and Business Depress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Vol.12,1931,pp.330-338.
(34)梁友生：《银价研究》，杨先垿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58-163页。
(35)Charles O.Hardy and Edwin Lamke,"'Sliver-for-Prosperity" Claims Held Fallacious," The Washington Post(1923-1954),Apr.1,1934.
(36)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New Yor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Sargent,"Interpreting New Evidence about China and U.S.Silver Purchas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23,No.1,1989,pp.31-51; Milton Friedman,"Franklin D.Roosevelt,Silver,and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0,No.1,1992,pp.62-83.
(37)参见钟祥财：《试析美国白银政策及其对于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刘佛丁、王利华、王玉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经济——评美国学者近年来关于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讨论》，《南开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赵留彦、隋福民：《美国白银政策与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
(38)Lin Lin,The New Chinese Monetary System,Washington D.C.：The Digest Press,1936,pp.1-6.
(39)《林霖先生文集》，长河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40)《林霖先生文集》，第776页。
(41)《英文〈中国季刊〉周益湘在美创办》，《申报》1937年3月8日，第13页。该《中国季刊》是由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办于1935年，1941年停刊。与由伦敦文化自由协会创办于1960年的当代中国研究权威杂志《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没有关系。
(42)林维英：《中国之新货币制度》，转引自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2页。
(43)乔瑟夫·包兰亭，美国外交官。1909年自安默斯特学院毕业后，成为外交官。1911年起，历任美国驻神户副领事、驻横滨副总领事、驻台北副领事、驻大连领事、驻东京领事等职。1931年再次来到中国，出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1934年调任美国驻沈阳总领事，1937年离任。1944年后，历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美国国务卿特别助理等职。退休后，任职于布鲁金斯学会，并在纽约大学任客座教授。
(44)Owen Lattimore,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2,pp.3-7.
(45)里奥·帕斯沃尔斯基，美国经济学家、国务院官员。1916年毕业于纽约市立学院，随后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和日内瓦大学学习政治学。1922年，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并获得博士学位。1935-1946年间，离开布鲁金斯学会前往国务院任职，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筹建工作，并领导了联合国宪章起草小组。1946年重返布鲁金斯学会后，直至1953年逝世前一直在布鲁金斯学会从事对外政策研究，曾参与了马歇尔计划的制定。
(46)Joseph W.Ballantine,Formosa：A Problem for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52,preface,p.7.
(47)Harold G.Moulton,Japan：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ppraisal,pp.230-235.
(48)Harold G.Moulton and Louis Marlio,The Control of Germany and Japan,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44,p.1.
(49)Joseph W.Ballantine,Formosa：A Problem for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pp.11-16,47-52.
(50)E.M.Gull,"Review,"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2,No.6,1933,pp.826-828.
(51)金天锡：《书评：雷麦氏的外人在华投资论》，《新经济》第11卷第2期(1944年)。
(52)毛求识：《喜读〈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53)Charles B.Saunder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A Fifty-Year History,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66,p.3.
(54)吴田：《美国智库中国问题的研究现状评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