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1—2月宏观数据表现“靓丽”，3月部分指标有所回落。总体看，一季度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有利因素增多，回升向好势头不断增强。主要经济指标呈现“三快”“两稳”态势，“三快”就是工业、出口、投资增长较快，“两稳”就是物价、就业保持稳定。

取得这样的成绩，超出预期。究其原因，主要有“四大效应”带动作用。一是“基数效应”，如工业1—2月两年平均增长4.7%；二是“政策效应”，主要是去年扩大投资和消费的一些政策持续显现；三是“转型效应”，重要原因是新质生产力发挥了有力的带动作用；四是“出口效应”，主要是外部需求改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带动了轻工、纺织、电子等制造业增长。

也要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内生动力和持续性有待增强。一是有效需求不足、预期偏弱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房地产市场仍然处于深度调整，出口需求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企业投资意愿不强，需求不足导致物价持续低位运行。二是部分企业生存困难。一些房地产企业资金链较为紧张，部分行业价格战加剧导致企业利润有所下滑。三是就业压力较大。据了解，目前一些大企业由于预期不好，裁员10%以上。另外，由于智能化水平提高，一些企业也减少招人，人工智能带来的阶段性、结构性失业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四是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受土地出让收入减少等影响，一些地方政府“三保”压力较大，个别地方不得不向企业借款，亟需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对此，建议以“改政府、改企业、改要素、改收入分配、加强社会保障、加强法治”（“四改两加强”）为重点，着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开放，切实激发经济回升向好的内在动力。

“改政府”，就是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宏观政策效力。一是要推进宏观调控政策转型。针对供大于求、物价持续低位运行等新的情况，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从投资拉动转向提振收入和消费，把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更强健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变，既扩大消费，又实现社会稳定、政治安全目标。扩大有效投资要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与物并重”转变，加大对教育、家庭生育、就业等领域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本。二是要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适应需求结构升级的需要，有序放开金融、电信、教育、医疗、文化、养老、托育等领域市场准入，增加优质服务供给。三是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在守住安全“红线”的前提下，在人工智能、基因治疗、生物制造等领域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机制。对标《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规则，在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开展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构建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改企业”，就是推进企业改革，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动力，增加经济转型“发动机”作用。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弘扬企业家精神，增强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一方面，要增强国有企业在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守土尽责”的政治意识与竞争能力，深化国企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切实提升国企运行效率。另一方面，要围绕“立法、松绑、清障、纾困、正名”，采取一系列标志性重大举措，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大力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进一步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改要素”，就是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经济转型升级“添油助力”。目前，我国生产环节市场化程度高，但重要生产要素市场化不够，导致招人难、融资难和人才缺乏、资本缺乏、重大技术缺乏等问题，不适应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一是要围绕建设人才强国，解决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问题，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户籍体制改革。二是围绕做好“五篇”文章，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深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三是围绕建设科技强国，加强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深入推进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创新创业等关键环节的改革，让科技创新主体各归其位。四是要围绕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以宅基地改革为突破口，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改分配”，就是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助力扩大消费。目前，我国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大，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要按照“提低、扩中、调高”的总体思路，切实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二是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扩大房地产税征收试点范围（或开征空置税），研究开征遗产税、离境资产税等。稳妥推进农村耕地、宅基地的市场化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三是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大力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充分挖掘第三次分配对分配格局的补充调节作用。

“加强社会保障”，就是要建立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保障水平。一是建立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政策，实行除缴费率外与企业职工相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工可选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其中一项参保。二是适度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养老金水平。要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优化提升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改善农村老年人福祉。比如，将60岁以上农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每月养老金由目前的150元左右提升至500元以上。三是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筹资机制。推动落实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并进一步提高比例至15%。发行社会保障长期债券，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承担偿债责任。增发定向用于养老保险的福利彩票，所筹资金全部用于养老保险基金补贴。扩大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

“加强法治”，就是要加强法治和信用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还有可完善的空间。一是要研究制定民营经济保护法，加大力度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二是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快速响应机制和惩罚性赔偿制度，切实解决“侵权易、维权难”等问题，为创新之火加上“利益的燃料”。三是要加强政府诚信建设，强化企业和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健全社会信用激励约束和信用修复机制，进一步发挥信用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本文刊登于《企业改革与发展》杂志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