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底线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对重大风险与挑战的重要法宝。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带领中国人民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使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外交思想在继承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传统的基础上，从思想、战略和方法层面对底线思维进行了创新性阐释，将其提升到应对百年变局和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为底线思维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当前，世界动荡不安叠加全球治理失灵，放大了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风险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从根本上影响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发展的战略布局。为此，中国应坚持底线思维，筑牢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底线，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底线思维 中国共产党 外部风险 战略应对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面临更多现实和潜在的外部风险与挑战。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冠疫情、逆全球化、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交叠发生，世界已进入动荡变革期。在全球性领导缺失的时代，大国之间更易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致使世界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局势，如果和平发展赤字持续扩大、霸凌行径与霸权主义继续大行其道，世界可能由动荡变革期进入战乱冲突期，增加了中国国家利益受损的可能性。随着外部环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负面影响增多，坚持和发展底线思维变得更加紧迫。面对波诡云谲的全球局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中国亟须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变化规律，坚持底线思维，准确判断和应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面临的重大外部风险。
面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世界百年变局，习近平在2013年首次提出底线思维的问题。他指出，前进道路从来不会是一片坦途，必然会面对各种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牢牢把握“国之大者”，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他还强调，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切实加强重大风险预测预警能力，有切实管用的应对预案及具体可操作的举措，有效防范和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与挑战。
底线思维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对矛盾转化规律的科学认识，包含底线的确立、排序、突破、坚守等内容，为风险社会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实践指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同时，中国学界从思想、实践和哲学三个方面以及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底线思维的内涵，强调利用底线思维提升治国理政能力，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发展与安全，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概言之，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底线思维的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但关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底线思维的研究还比较欠缺。未来，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外部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底线思维的对外运用将变得更加必要和紧迫。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阐释中国共产党的底线思维的基本内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和实践引领；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的历史传统，分析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底线思维的继承与创新；评估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挑战，探讨对外坚持底线思维的原因和必要性；提出以底线思维防范和化解外部风险，不断丰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为中国和平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共产党的底线思维的基本内涵
底线思维是行为体从最坏处思考和准备，以争取最好结果的重要思维与科学实践方法。底线思维的本质是强烈的忧患意识，逻辑起点是确定事物或形势出现最坏结果的情况，着力点是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与挑战，目标是在确保核心利益不受损失的基础上实现利益最大化。中国共产党的底线思维是对中国居安思危传统的继承、发扬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发展，强调要统筹把握风险与机遇、量与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整体与部分等的辩证关系；底线思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用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思想韬略，还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和“强起来”的科学实践方法。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一直坚持和发展底线思维，引领中国不断应对重大风险与挑战，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阔步前行。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底线思维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其一，底线思维蕴含着唯物辩证法关于量与质转化的原理。中国共产党的底线思维强调任何事物或形势皆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主要体现为“度”的不同。社会事物可能通过量的积累向高层次的质态“飞跃”，也可能通过量变向低层次的质态“坠落”或“蜕变”。底线不能逾越的原因就在于其是事物或形势向坏的方向质变的重要临界点和安全线，若突破了这个临界点，事物或形势的性质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导致坏的结果且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其二，底线思维强调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底线思维体现了矛盾的相互转化关系，强调要看到事物或形势有利和不利的方面，关注其中的危机和孕育的新机。因此，我们要始终从最坏处着想和准备，根据形势演变对底线进行动态调整，积极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与挑战，力求实现从危机向新机的转化，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三，底线思维坚持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另外，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人类需要通过不断探索来掌握贯穿于其中的客观规律。因此，在设定、坚持、发展底线思维时，我们既要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有效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风险与挑战。其四，底线思维强调整体与部分的有机统一。底线思维坚持用联系的观点分析问题，系统看待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准确掌握相关事物或形势的发展细节与全貌，全面防范和化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显性和隐性风险。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底线思维根本上是一种忧患意识指导下的前瞻性、主动性、全局性思维方式。首先，底线思维是中国传统忧患意识在现代思维方法中的自然延伸与逻辑发展，是以退为进、避免最坏情况的防范性思维，强调要准确地预测风险、积极防范潜在的危机并尽量减少损失。其次，底线思维是坚持根本立场不变的原则性思维。底线主要指不能逾越的边界和不允许触碰的红线，底线思维强调在原则面前要坚守本国的根本立场、设定战略威慑红线，不做无原则的妥协与退让。再次，底线思维是一种前瞻性思维。底线思维强调对事物或形势发展变化的趋势和潜在可能性要提前作出判断，把困难考虑和估计充分，以便沉着应对风险挑战，有效战胜困难，减轻危机突然爆发时的心理恐慌和所造成的损失。又次，底线思维是主动性思维。底线思维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思维方式，致力于把握主动权，要求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根据客观条件来划清并坚守底线，进行积极防御，将被动不利局面转变为主动有利局面。最后，底线思维是统揽全局的战略思维。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共产党要以全局视野、战略思维来研判国内外形势，深入思考和科学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系统性、全局性、频发性风险。另外，中国要强化短板意识，不断补齐短板，提升国家整体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
第三，底线思维是一种从最坏处准备并争取最好结果的思想和科学实践方法。首先，底线思维要求做好出现最坏结果的心理准备。在心理上、思想上保持警惕、加强防范，不可因重大风险与危机的突然爆发而惊慌失措，为寻找最好的应对之策提供足够的思考时间。其次，底线思维要求做好风险预测。底线思维要求人们认识各种风险发生、发展的规律，有效预判各种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害程度，掌握各种风险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以便运用多种手段来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再次，底线思维要求做好周全准备。底线思维作为行为准则，不仅强调要尽可能将各种可能的情况想全想透，更要将各项措施制定得周详完善。底线思维强调用大概率思维来应对小概率事件，筑牢应对任何风险挑战的强大思想屏障，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底线思维注重补齐短板、提升功能和堵上漏洞的协调统一，强调统筹防范各种内部与外部、短期与长期风险，着力化解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重大风险。最后，底线思维要求争取最好的结果。底线思维强调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于最低点，争取最大的期望值。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风险，要抓住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百年变局中抓住新的战略发展机遇，并要敢于和善于亮剑，用高超的斗争技能应对各种逾越底线的挑战，从而克服困难、应对风险、争取最好的结果。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底线思维的继承与创新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始终怀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运用底线思维实现了国家独立并维护了国家政权安全。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尽管遭受了多次挫折，但是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开启伟大复兴进程创造了条件。20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实现了底线思维从政治和安全领域向经济领域的拓展。面对冷战结束初期国内外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排除万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稳定了国内政局并有效应对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在此期间，底线思维成为中国大胆进行改革开放与防范两极分化问题的重要思想和实践方法，维护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底线思维思想。当时，在国际敌对势力分化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进入了加速期，人们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一时难以跟上社会发展的速度，加之原有的各种利益关系又处于急剧变动中，使得各种社会矛盾更加突出。这一时期，底线思维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领导、深化改革开放、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等的重要思想和实践方法，较好地防范和化解了各种国内外矛盾与风险，实现了国家的较快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底线思维运用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生态等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出现重大风险和危机的可能性大增。这一时期，底线思维成为中国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等风险与挑战的重要思想和实践方法，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得诸多成就。
习近平外交思想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传统。一方面，习近平始终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从最坏的情况来思考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繁重；强调中国正处于百年变局、动荡不安的世界，随时可能发生“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科学指出中国参与塑造国际环境的紧迫性、艰巨性。例如，习近平指出，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这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的门槛。另一方面，习近平始终坚持底线思维，站在世界百年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高度，强调我们党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斗争意识和斗争本领，进行前瞻性、创造性探索，提升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和成效；他还强调中国要紧绷居安思危这根弦，统筹好国内与国际这两个大局，兼顾好发展与安全这两件大事，科学运用好战略与策略两种手段，以便更有效应对国内外新变局、培育新机遇和塑造新形势。例如，习近平强调要“注重堵漏洞、强弱项，提高防控能力，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第一，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底线思维的思想创新。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最为关键的时期，中国“强起来”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风险挑战，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思考和科学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从国家发展与安全大局着眼，统筹局部与全局利益、平衡眼前与长远利益、兼顾具体与根本利益，提出底线思维这一重大时代命题；从哲学、理论和实践三个维度阐释了底线思维的内涵，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维，从最坏处着想和准备，积极防范化解各种风险与挑战，全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例如，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对各种风险见之于未萌、化之于未发，坚决防范各种风险失控蔓延，坚决防范系统性风险”。 可见，底线思维坚持历史性、主体性、能动性原则，是一种辩证、积极、灵活的思维方式，这已经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各种重大风险、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法宝。
第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底线思维的战略创新。习近平提出的底线思维以防范和化解国家各种风险为主要目标，以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中断为核心指向，都是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全局统筹、长远发展和根本命脉的一些重大问题和顶层设计，关涉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多次强调全党要坚持底线思维，时刻牢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
第三，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底线思维的方法创新。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为此，在经济工作上，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在安全工作上，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处理国家安全风险，造良好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在外事工作上，要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维护好中国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只有如此，我们党才能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做好应对各种最坏情况的准备，更加及时有效地防范化解持续增多的重大风险挑战，以确保中国走好和平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胜利。总体而言，习近平外交思想率先对底线思维进行系统化、理论化阐释，实现了新时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实践方法创新。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带领中国人民应对重重风险和危机，实现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在继承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底线思维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创造性地从思想、战略和方法层面对底线思维进行系统化阐释，并将该思维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各领域与全过程，为底线思维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将底线思维方法的运用提升到了战略层面和新的境界。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与挑战
在中国持续发展的同时，世界百年变局深入发展，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国际形势和中国外部环境加速演变。在此背景下，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面临日益增多且更加复杂的外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风险，严重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这既是习近平提出底线思维的时代背景，也反映了底线思维应用的现实需求。
第一，严峻的外部政治风险威胁中国政治大局稳定。首先，美国试图打造遏华联盟。近年来，美国通过同盟体系促进政府性力量的横向耦合，发挥借盟强伴、化伴为盟、以伴带盟的功能；同时，美国借助复合阵营实现社会性力量的纵向耦合，促使多元主体在认知和应对“中国威胁”方面增强一致性、协调性和联动性。美国打造遏华联盟的一系列举措，短期来看挤压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并造成大国治理模式竞争、东西方对抗和世界分裂等风险。其次，美西方鼓动对华政治“脱钩”。一般来讲，政治上的“脱钩”将会直接导致规则层面以及功能层面的“脱钩”，最终可能会使得观念层面发生“脱钩”。美西方渲染冷战思维，制造东西方对抗，试图通过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推动各国与中国进行深度政治“脱钩”，以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再次，美西方大肆抹黑、污名化中国。美西方近年来不遗余力地制造反华舆论，使很多西方国家的民众对华印象变差、厌华情绪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这些国家对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最后，美西方频繁干涉中国内政。其以“民主”和“人权”为幌子，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南海等问题上频繁发难、制造事端，以话语权优势压制中国声音，意图迟滞中国的发展进程、分裂并彻底削弱中国。
第二，急剧增多的外部经济风险威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全球经济发展环境持续恶化。随着高通胀的持续、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以及全球产业链的加速重构，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逆全球化浪潮不断加剧造成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为世界经济复苏与中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也使超越国界的制度协调变得更加困难。同时，美西方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加速全球化的调整与重构，本土化、地区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全球化，导致中国在短期内必须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重组或断裂的挑战。其次，美国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试图通过重新制定世界经贸和科技规则，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规锁”在全球产业分工的中低端。2020年特朗普政府抛出“清洁网络”计划，采取“技术限制协同下的市场压缩”策略，试图在长时段内持续压缩华为的市场空间，使其无法跟上全球产业技术迭代的大潮而最终掉队。拜登政府则更关注关键核心技术和供应链安全，对华实施“小院高墙”战略，利用不对称优势，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采取“卡脖子”或“脱钩”策略来对华施压。例如，2023年美国将半导体作为打压中国的核心领域，试图联合日本、荷兰、韩国等盟友共同遏制中国半导体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最后，中国与一些国家的经济合作受到干扰。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美国的盟国若要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就会加强对美安全合作，以便两面下注。同时，面对美国对华全面围堵和遏制，一些国家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更加谨慎，并在合作过程中时常出现中止或反复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
第三，复杂多变的外部安全风险威胁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首先，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面临挑战。例如，近年来一些周边国家不断制造事端，导致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中菲在南海的对峙等，这些国家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频繁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与之相呼应，“台独”势力“倚美谋独”的动作频频。其次，全球安全环境不断恶化。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加剧了世界的动荡，由此衍生出大量全球性安全风险。同时，大国权力竞争的加剧、国际组织权威的下降、国际机制运转的频繁失灵，都加剧了全球安全治理需求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再次，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进入冷战后最为激烈的调整期。中国和平发展的意愿及其表达与某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高威胁认知相背离，导致周边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上升。同时，中美关系的持续“冷化”，加剧了亚太地缘政治竞争，一些国家的泛安全化倾向更加明显，进而破坏了周边安全环境。最后，非传统安全风险持续威胁中国国家安全。气候变化、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卫生安全和网络安全等全球性安全问题更加尖锐复杂，加之周边国家的恐怖主义势力仍然十分活跃、恐怖主义袭击威胁较高，这些都严重威胁着中国国家安全。同时，国内外的极端势力与分裂势力关联密切，形成跨界民族问题、国内民族冲突以及“三股势力”合流等一系列安全问题，加剧了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动荡。
第四，日益增多的外部文化风险威胁中国的发展与安全。首先，中国持续遭受着美西方的文化冲击。美西方利用物质和话语优势，以宣扬“普世价值”为口号，扩大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试图支配他国意志、护持国际优势地位。在此背景下，中国仍然面临着美西方的文化入侵和思想渗透的风险。其次，美西方强化价值观外交以孤立中国。美国持续渲染中西方意识形态矛盾，凸显中西方价值观对立。受此影响，英、法、德、日、澳等国纷纷跟随美国，试图以价值观为纽带强化对美合作和对华遏制，此举加剧了中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与冲突。最后，人类文明多样性遭受威胁。当今世界的文明格局与发展模式，不可逆转地由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模式转变为多元文明共存与多种发展模式相互竞争的新时代。与此同时，美西方的冷战思维、单边主义持续作祟，加剧了文明的冲突、对抗和世界的大分裂，人类文明面临着是追求革新进步还是放任停滞、倒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抉择。各国一旦掉入文明冲突的逻辑陷阱，世界将陷入无休止的冲突和战争之中，人类也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综上所述，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风险持续增多，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和文化利益受损的可能性大幅上升。在此背景下，中国更需要坚持底线思维，持续塑造、改善外部环境。
坚持底线思维，推动中国外部环境的优化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日益增多的重大外部风险与挑战。中国外交必须统筹规划对外战略目标，确定先后顺序，综合运用外交、经济与军事等多种手段，全力做好风险的预防和有效应对工作。
第一，维护政治大局稳定，筑牢中国的对外政治底线。首先，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与初心使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确保方向不改变、道路不偏移。同时，积极展现大国气度与自信，避免对国际社会的一些批评过于敏感，不应因周边国家主动挑起的争端与局部摩擦而反应过度。其次，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代表着中国核心利益的特殊性。着眼于底线思维，要坚决同各类分裂颠覆、政治渗透等破坏活动进行斗争，严厉打击“三股势力”，采取一切有效手段维护好中国的核心利益。再次，审慎应对意识形态冲突与对抗。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既要反对西方所倡导的“普世价值”，又要避免以意识形态来划分阵营，错失潜在的国际支持者。最后，主动塑造国际政治环境。坚决反对美西方对中国的蓄意抹黑，以斗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同时，提升中俄战略合作水平，支持欧洲战略自主与对欧国际协调，加强中印、中日的相互理解与政治互信，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分化美国领导的遏华力量。
第二，拓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空间，守住中国的对外发展底线。首先，夯实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着力补短板、锻长板、固底板，强化经济韧性、挖掘发展潜力，增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其次，谨慎处理对美经济关系。准确研判未来国际形势走向，防止中美在经济领域的全面“脱钩断链”，避免使中美竞争演变为全面的零和博弈。再次，积极扩大国际经济合作。以“一带一路”为合作平台，参与和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不断提升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水平，加强与沿线中小国家的经济联系，积极与发达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同时，共同维护既有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正常运作，防止出现严重的逆全球化或保护主义回潮，避免主要国际经济机构陷入功能退化或失范等不利境地。最后，共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行动导向，增强绿色、健康、平衡、包容的全球发展能力，形成全球共同发展的强大合力，共同应对经济增长乏力、气候变化、贫困问题、债务问题等全球性挑战。
第三，加强安全互信与合作，筑牢中国的对外安全底线。首先，坚决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周边安全。中国要大力加强国防能力和现代化建设，反对美西方的军事干预和“亚太版北约”的建设，防范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和失控。同时，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保持战略定力与韧性，在坚持不结盟政策和避免集团化的基础上，加强地区安全战略对话与沟通，积极消除分歧，避免战略误判。其次，积极防范重大非传统安全风险。重点打击国内外恐怖主义势力，加强气候治理、卫生治理、网络安全治理等国际合作，积极塑造良好的安全环境。最后，构建安全共同体。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培育共同安全价值，强化安全共同体意识。同时，尊重联合国在处理全球安全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积极供给国际安全公共产品，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有效应对大国零和博弈、地区冲突、集团对抗以及代理人战争等一系列安全挑战。
第四，推动文化共同繁荣发展，构筑中国的对外文化底线。首先，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性发展，加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其次，坚决反对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建立一套基于中国优秀传统与当代文化、满足现实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牢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再次，继承、创新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要制定文化对外传播战略、搭建文化对外传播平台、完善文化对外传播机制，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最后，积极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同时，倡导不同文明平等交流，通过人文交流合作而非文化入侵来促进世界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共同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结 论
面对百年变局下日益复杂多变的世情与国情，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在逐渐强起来的过程中的一系列战略部署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重大的风险与挑战。习近平提出底线思维这一重大时代命题，极大创新和丰富了底线思维的时代内涵。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百年变局下的世界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为此，中国要统筹规划对外战略目标，确定先后顺序，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种手段，筑牢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底线，做好风险预防和应对工作，坚决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利益。
底线思维是一项重要的战略研究议题。坚持底线思维与忧患意识，从坏处思考与准备，积极争取最好结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各种风险、危机的重要思想韬略。对外底线思维以防范国际风险、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为直接目标，以争取最好结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最终目标，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发展注入了新内涵，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提供了新思维、新方法。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对外底线思维涉及的领域还在不断扩展和细化，对中国外交提出了很多新要求，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中国外交在坚持底线思维的同时，要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站在战略的高度审视国内国际局势，实现维护本国利益和拓展各国共同利益的统一，更好地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合力。
门洪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教授、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092）；宋国新，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上海 邮编：200092）
来源：本文载于《国际展望》2024年第3期第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