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我以一个19岁的中学毕业生，半自觉地考入武大当时号称“冷门”的哲学系。解放前大学的哲学系，被公认为“冷门”。所谓“冷”，意指报考哲学系的人特少（当时报考经济系、外文系、工科各系的人数较多，被称为“热门”），在哲学系坚持读到毕业的人更少（毕业后无业可就，故二年级后即纷纷转系），因而全系师生人数最少（师生合计经常不到30人），冷冷清清。
抗日时期，流亡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条件十分艰苦。文学院设在乐山月洱塘旁破蔽的文庙内。文科各系课程全都是在这所破文庙内临时改装的大小教室里完成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好像并未影响当时师生的教学情绪和学习钻研精神；相反的，似乎国事的蜩螗、民族的苦难反而激发起师生们内心深处的屈原式的忧患意识和费希特式的哲学热忱。
哲学系大一的学生，必须选修一门自然科学。我选了生物学，由当时留美博士、刚回国的青年教授高尚荫先生讲授。他从生命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最新进展（他当时就讲到“病毒”的发现及其对研究生命起源的意义等），讲到他对大渡河中淡水水母的研究成果等，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并受到多方启发。
大一的文科生，还必修“国文”课，由周大璞先生主讲一些范文，间两三周一次课堂习作交周先生评改。有一次，周先生命题作文，题为《春游》，一大张试卷我只写了三行约五十字（临时就题意填了一首《浣溪沙》词），竟得了高分和赞扬。此事多年难忘，故1993年悲悼周先生时，我又作了首《浣溪沙》：
沫水苍茫画梦痴，月塘课业谱新词，先生眉笑许心知。
彤管殷殷传朴学，幽兰默默塑人师。凄其暮雨不胜悲。
“月塘课业”，即忆及50年前旧事。
大一时必修“哲学英语”一课，由胡稼胎先生精心编选一厚本英文哲学名篇，并逐篇导读。胡先生读的英国音极准，对学生要求极严（常点名要学生起立朗读、口译或答问）。这门课把专业知识与外文训练相结合，效果很好，经一年学习，同学们英文阅读能力大大提高。胡先生同时另开一门“中国哲学”课，主要选读一些中国古代哲学文献，同学们一翻教材，大都早看过，也就不愿听讲，只好轮流缺课。大一、二文法科还有其他公共课，如“哲学概论”“形式逻辑”等，内容陈旧，落后于同学要求；而“三民主义”之类，更引起同学反感，大多数同学都逃课，抽出时间去图书馆（或去小茶馆）抓紧自学。在茶馆自学及社团活动中同学之间交流的知识，更是别有天地。古、今、中、外、左、中、右派的各种书刊都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也在同学中流传。
当时武大的学术自由风气与学分制，允许同学选修外系课程，或自由旁听。我曾选修过朱光潜先生的“英诗选读”。朱先生讲英诗而常引中国诗词对照，对中外诗篇作精彩的美学分析；他朗吟英诗，特别是深情朗诵湖畔诗人华兹华斯诗的神态，至今令人难忘。我还选修过缪朗山先生的“俄国文学”，彭迪先先生的“西方经济学说史”，旁听过刘永济、梁园东、叶石荪、王恩洋诸先生的课。这样自由选听，虽仅浅尝，但已足以扩大眼界，从多方面获取精神养料。
二、三年级，渐渐进入专业领域。好几位同学转系走了，我们留下来的几位同学，却对哲学愈来愈着迷了。使我在思想上学业上深受教益、终身难忘的，是几位传道、授业的严师。
首先，当时哲学系系主任万卓恒老师，是同学们最为敬畏的严师之一。因为他特有的孤僻性格，平时不苟言笑，经常是一个人背着手，曳着一根手杖，孤独地散步在大渡河边，始终处于一种深不可测的沉思神态之中。同学们碰见向他行礼，他也只是点点头，不说一句话。万先生为我们开了“伦理学原理”、“西方伦理学史”和“数理逻辑”三门课程。前两门是万先生综合大量研究成果而独立建构的一个伦理学的历史和逻辑体系，课前指定许多参考书，讲课时不用教材，上课时只带一支粉笔，以最条理化的板书和最清晰的论证，剖析一个个原理及一个个学派，全课讲完，逻辑井然，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准时下课。“数理逻辑”一课，万先生指定的教材是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而每次上课仍是拿一支粉笔，从原理、公式到逻辑演算，边写板书边讲解，清清楚楚，天衣无缝。那时同学们把上万先生“数理逻辑”课，视为强迫自己接受严格的逻辑思维的训练。万先生所开课，正好涵摄了当时中国南北两大哲学学脉，即南方东南大学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与北方清华大学为代表的新实在论。四年级时，我从万先生所讲“西方伦理学史”中得到启发，选定“康德之道德形而上学”作为毕业论文题目，求得万先生指导。从定题到立纲，几次去见万先生。他住半山庐，独身居一斗室，1946年冬他病了，有时斜躺在床上，我就坐在床前听他用低沉的声音讲说，话不多，但总是那么凝重。至今还记得他的主要叮咛：一定要根据康德的原著，第二、三手的解说材料，不足为据，只能作为参考；直接把握原意、切实弄懂以后，确有心得，才可发挥。论文初稿本应在1947年5月前交导师审阅，可是，当时在武大的反美蒋学生运动，由抗议沈崇事件正逐渐走向红五月高潮，我由于投身学运，不免荒废学业，虽也在间隙中赶写完论文草稿，而未能按时抄正交卷，不得已，最后去见万先生，请求缓交。万先生在半山庐宿舍，正重病卧床，我深感内疚，立在床前简述了论文草完情况，最后小心地就“结论”中观点请问了一个问题：康德“目的国”思想中实现个人自由（自律）的道德理想，太抽象，可否发挥一下，理解为一个人应为实现“目的国”中人人自由的伟大理想而具体奋斗？万先生默不表态，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从他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他对我们当时闹罢课、游行而未按时完成学业，显然能谅解，但又很惋惜，最后只低声说了一句：“按你自己的心得写吧！”从此，我再未去看过万先生。接着，在武大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六一”屠杀大惨案。当时万先生以武大教授会主席的身份，病中带头签名，发表抗议声明。武大学运蓬勃高涨，组织抗议，扩大宣传，设立灵堂，发动抬棺游行等，奔忙到七月底。最后，我为逃避国民党特务追捕而匆匆离校，只将论文草稿交好友余正名等抄整齐替我呈送万先生，那已是1947年9、10月的事了。以后得知，万先生宽容了，审阅后还给了75分，评为乙等。可是不久，万先生就以贫病交加，在珞珈山凄然去世。去世前，为偿还医药欠债，不得已卖去了全部藏书……师德师恩，思之泫然！
张真如先生，是同学们衷心敬重的另一位严师。由于张先生是饮誉海内外的东方黑格尔专家，知名度很高。三年级时张先生新开“德国哲学”课，第一、二次上课，慕名来旁听的外系同学把教室和窗外走廊挤得爆满，但听到了一半就走了不少，到第三次以后，课堂上就只剩下哲学系少数几个同学了。有次我向张先生谈到这一情况，他朗朗大笑说：“这是好事情，人多了，无法讲。”他同时开出的“西方哲学史”和“德国哲学”两门重头课，受到专业同学的极大重视。张先生的“西方哲学史”课，指定文德尔班的《近代哲学史》（英译本）作教材，讲课时逐章讲解，对重点、难点加补充（授引其他著名哲学史家的论述作比较，或补证以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极丰厚。至“德国哲学”一课，则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四家为主要内容。每一家先讲一引论，然后解读重要原著。上课时，以德、英两种文本对照，逐句译解，一字不苟；常举出英译本不确切之处。我记得讲解黑格尔《小逻辑》一书时，他几次提到：“此处英译本有问题……那年我在牛津见W.Wallace，已告诉了他。”当时，同学们对于他这样爽直而不夸张、又毫无自炫之意的平常口吻，对他的研究如此深细，论断如此权威，真是钦佩之至。张先生在课堂上非常严肃，取下常用眼镜、换上老花镜后就再不看下面的听众，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深密的玄思逻辑之中，也把听众引入这一智慧境界。课后的张先生，则平易近人，至性率真。在乐山，生活枯寂，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常欢迎青年学生到他家（师母李碧芸也热情接待）去谈天、论学，甚至留饭。这时，张先生的爽朗笑声，常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正如他的精湛学识和凝专学风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样，不可抗拒，乐山三年，因我常去张先生家求教，对此感受特深。
金克木先生是1946年武大迁返珞珈山后才来武大的。作为新来的年轻教授，又特为哲学系四年级开出几门新课：“梵文”、“印度哲学史”、“印度文学史”，很快就把同学们吸引住了。而金先生特有的渊博、睿智和风趣，以及他曾是“五四”诗人和长期游学印度等的不平凡经历，特别是他同情学运的政治倾向与时代敏感，更使他与同学们之间毫无隔阂。不仅课堂上讲课，他的思想活泼新颖，如原以为很枯燥的“梵文”课，也讲得妙趣横生，而且在课堂外的无拘束交谈，更是中外古今，谈到中、西、印文化精神各个方面的异同比较，谈及他在印度游学时的特殊见闻（如甘地、泰戈尔的光辉业绩和感人故事；又如森林中一些修行、讲道的老婆罗门的茅棚里，不仅有大量经书，还有康德、黑格尔的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等），谈及苏联科学院院士Th.Stecherbatsry的学术成就及所主编的《佛教文库》的重大贡献等，诸如此类，对我来说，都是闻所未闻，激发起广阔的研究兴趣。金先生多次公开支持当时的学运，“六一”惨案中又是被捕五教授之一，与同学们的感情更接近一层。我在八月秘密离校时，曾去金先生家告辞，他送我三本甘地著的书，依依握别；我回到成都后主编《西方日报?稷下副刊》，曾发表过《甘地论万剑主义》等文，与金先生通过信，还得到他寄赐一篇关于梵文学的文章，发表于《稷下》。直到今天，每从《读书》等刊物上读到一篇金先生的近作，都会又一次唤起这些美好的记忆，并深深感激当年老师对学生的“润物细无声”的教诲和爱心。
我曾在一本书的《后记》中说到：“抚念生平，之所以走上学术道路，勉力驰骋古今，全赖从中学时起就受到几位启蒙老师言传身教的智慧哺育和人格熏陶。至于大学时代传道授业诸师，冷峻清晰如万卓恒师，朴厚凝专如张真如师，渊博崟崎如金克木师，诲教谆谆，终身不忘。”这所说的，都是实情。
回顾1943-1947年间在武大哲学系所受到的思想熏陶，我感到最难忘的是：在学风上提倡笃实专深，博约兼济；进而在哲思理路上注意综合南北两系学脉之长，兼容理论理性与价值理性、科学思潮与人文思潮；而更根本的在人品陶冶上强调以美身、治学与做人不二。这一切，是老哲学系许多师友留下的精神遗产，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熔铸和重新整合，事实上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其“承先以显其富有、启后以见其日新”的重要历史作用。
神州慧命，薪尽火传，于穆不已！
（本文原载台湾《珞珈》第14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