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是实证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重要学科。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认为，中国考古学的兴起受三方面影响：中国传统金石学、海外传入的地质学等学科，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影响中国考古田野调查发掘兴起与发展的因素，目前学界主要关注海外科学考古方法，相对忽视中国传统金石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郑德坤认为，中国田野考古有两个不同的起源，“一是金石学家的访古，一是西洋考古学家的发掘”。如将此观点稍作引申，则考古调查受金石访古影响，而考古发掘主要源自海外科学考古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国考古学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学科，其前身金石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考古学不可能是切断一切传统脉络下照搬西方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的建立，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由是，我们有必要梳理与探讨中国学者如何赓续自元代出现的金石访古传统，如何在回应学术挑战中借鉴海外科学考古方法，更新访古为考古调查，又如何推动考古调查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开创中国特色考古调查的新局。
一、中国考古调查实践与理论方法的来源
（一）金石访古传统的自我发展
自元代起，就有学者将著录金石的工作由书斋拓展到田野。元人乃贤依照传世文献指引，系统考察了华北地区的古城、寺观、陵墓、碑刻等地面遗存，著成《河朔访古记》。从现代田野考古的角度来看，其方法与考古调查十分相似。《河朔访古记》不仅是金石学传统的拓展，也受文献学传统与游历传统的影响：宋以后记录地面遗址的方志大量刊行，为深入田野访古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指引；汉魏以来学林一直有对照史籍探访古迹的传统。从旨趣上来看，与乃贤同时期的学者王袆认为，河朔访古并非机械地调查、著录各类古迹，而是为了考察“盛衰兴废之故”；而李好文也将其金石访古联系到“盛衰有数”。可见，元人访古初衷暗合宋人吕大临著录金石的旨趣，即通过“探其制作之原”，来“补经传之阙亡”及“正诸儒之谬误”，以辩证对待历史认识中的“学不知变”与“变而不知止”。
元明清多有标榜“访古”的活动及著述。特别是清人访古，在方法上更为细致，既有调查对象高度聚焦的“访碑”，也有以访古察核文献的实践。但是，与元人在理学影响下以访古考察“盛衰兴废”不同，乾嘉之学下访古的旨趣一变而入考据之途。刘锡信在乾隆年间所做的实地调查，目的是确定安乐故城的位置；黄易在嘉庆年间赴嵩洛访碑，主要是为了获得拓片善本。
20世纪前半叶，金石访古传统仍有旺盛生命力，由旧学出身的学者撰写的访古著述大量涌现。自述承接“元人纳新（即乃贤——引者注）之书”的罗振常，为搜求甲骨实地走访了安阳小屯“出龟甲地”。金石学家顾燮光、范寿铭“遍访境内古迹”，撰成《河朔访古新录》。近代考古学传统取向的代表人物马衡认为，顾燮光的调查在方法上务求精细全面，“凡村落之位置，道里之远近，纤细必书，唯恐脱略”，至于顾、范访古的旨趣，则归于“嗜古”。李根源在苏州城郊探访天平山及灵岩山古迹，其撰写的《吴郡西山访古记》记录山中所有祠、墓、碑、碣。旧学出身的考古学家陈直在题诗中认为，该书的治学风格直追乾嘉。
近代学界在承续金石访古传统的同时，也尝试将其纳入现代考古学的学术体系。1923年成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古迹古物调查会，是为访古活动专门设立的现代学术机构。该会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古城、陵墓等历史时期的地面遗存，以及礼器、雕刻等遗物。1936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开设“古物古迹调查实习”课，将访古方法纳入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同时，一些学术机构与学者开始将其开展的访古活动定名为考古调查。作为“专管计划全国古物古迹保管研究及发掘”的机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派出常惠等学者，以调查而非访古为名，对寺庙、石窟、墓葬等遗存做了考察与著录。
即便有留学经历的中国学者，如非专攻考古学、人类学，其考古调查因无地层学等科学方法支撑，大多属于金石访古。曾在欧美学习生理化学的张星烺，1926年赴泉州开展以“访古”为名的考古调查，以传世文献为指引，考察了寺庙、碑刻等历史时期的地面遗存。曾在德国学习美术史的滕固于20世纪30年代调查了豫陕晋的寺庙、陵墓、石窟等遗存，此调查同样被自定为“访古”。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徐旭生在留法期间主攻哲学，其于全面抗战爆发后所做的古滇文化调查，亦直接以“访古”命名。
金石访古与现代考古调查的区别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象上，金石访古关注历史时期的地面遗存，特别是带有文字的金石，且注重传世文献的指引，本质上仍属金石学“证经补史”的范畴；二是方法上，金石访古只记录碑碣、祠墓等地面遗存，而不能识别陶片、石器以及遗存所处地层包含的历史信息。由是可知，近代中国本土学者的考古调查，基本上是金石访古的延续。
（二）海外科学考古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传入
近代海外考古学、地质学、人类学学者开展了大量调查活动，中国学者对这一新事物持续跟踪关注。
海外学界对历史时期地面遗存的调查方法，与金石访古的方法颇有相似之处。20世纪初期欧洲的考古调查对遗迹中的各类铭文十分重视，研究古埃及的学者认为关注铭文比关注实物更为科学，而研究南亚的学者在调查发掘中亦颇重视对铭文的搜集。由于关注遗迹中的文字，其调查同样重视拓印、图写等记录方法。日本学者滨田耕作《考古学通论》一书在“调查部分”指出，需通过照相、拓本、制作纸型、图写、测量、文字记录等方法记录遗迹。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西安附近所做的考古调查，极为接近中国本土学者所理解的金石访古，如他在调查古碑时，征引了《关中金石记》等金石访古著述。
调查并分析史前时期的地表暴露遗物及文化层，相对金石访古而言是新生事物。由于新大陆缺乏文献史料，近代北美学者的考古调查主要针对史前时期，同时结合了人类学调查的方法。沃尔德马·乔基尔森（Waldemar Jochelson）《阿留申群岛考古调查报告》介绍了考古调查与发掘过程，分析了出土文物。梁思永在留美期间阅读了《阿留申群岛考古调查报告》，不仅发现乔基尔森注重通过分析采集的陶器、石器推断古人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信仰，还仿绘了书中的石器素描图。
海外学者考古调查理论方法在国内学界传播，为近代中国学者带来了考古调查的概念，特别是采集陶片、石器，观察暴露的地层等全新的调查方法，为中国本土学者进一步调查史前遗迹提供了可能。第一，一批海外学者在华的考古调查把对史前遗迹的调查方法带到了中国。鸟居龙藏曾调查析木城石棚等史前遗迹，并采集了石斧等石器。地质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在甘青地区的调查向中国本土学者展示了分析地层关系、采集陶片等方法。相关实践通过出版的调查报告，引发学界对史前遗迹调查的重视。第二，针对史前遗迹的调查方法，由李济、梁思永等留学生在国内进一步实践。李济1926年赴山西考察新石器时期遗迹，调查方法主要是搜集陶片，行程中还做了人体测量。梁思永1930年赴热河调查新石器时期遗迹，采集了陶片、石器，并对地表可见的土壤情况做了分析。李济和梁思永等留美学者的调查活动，受美国人类学式考古调查的影响，偏重史前遗迹，注重从实物而非文献出发考察古人。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不仅是一整套田野工作方法，更根植于深刻的理论思辨。考古调查资料是马克思论证唯物史观的重要资料。马克思认为，“在太古人的洞穴中”发现的石质工具和石质武器，展现了人类历史初期劳动资料的情况，他进而指出“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欧美考古学的发展，唯物史观与考古学原本就存在的紧密联系开始促使一些西方考古学家和苏联考古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考古调查。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 G. Childe）早年即尝试用经济视角解释考古资料，重视“用内部动力和清晰的唯物主义法则来解释史前史”，“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社会一般特征的理论”。与此同时，柴氏强调不能教条地套用历史发展规律，指出“通则的重要性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才有效”。他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理论方法，使其在考古调查中能够更敏锐地捕捉遗迹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柴尔德的鲁塞岛（Rousay Island）新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体现了其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柴尔德通过对比岛上14座石冢的形式和墓中的陶片，推断14个石冢的主人应属共享同一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族群。调查发现，石冢群的位置与该岛近代的人口定居点基本吻合，可推知石冢建造者与近代岛民所依赖的经济状况大致相同，由于生产力水平更低，新石器时代家庭数势必更少。因此，柴尔德推测，石冢不可能由追随者为其酋长建造，而是相邻亲属群体互助的产物。不难看出，柴尔德的调查已经不只是为了确定发掘地点，更是借此搜集有关古代社会的信息，分析史前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分化情况。
考古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柴尔德的学术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对夏鼐产生了重要影响，夏鼐一度计划师从柴尔德攻读学位，并曾就博士学位论文内容与柴尔德通信。在阅读柴尔德的《历史学》一书时，夏鼐关注到该书对唯物史观的论述与运用。
十月革命后，苏联考古学界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考古调查，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成为苏联考古学的重要特征。一批青年学者在考古工作中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理论，在调查与研究时重视生产力变化的决定性作用，并吸收摩尔根的史前社会研究成果。苏联考古学界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全面的考古调查，系统梳理各类遗址情况，如对安加拉河流域的考古调查新发现130处遗址，在乔尔纳（Chernaya）河谷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克罗马农人（Cro-Magnon）骨骼。
新中国成立初期，尹达指出应学习苏联考古学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探求当时当地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形态，探求其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考古所”）王伯洪、王仲殊，注意到苏联考古学界在国家支持下系统性开展调查的工作方法。
回溯中国考古调查实践与理论方法的来源，可知金石访古自元代以来的赓续发展，为中国本土学者奠定了深厚的田野实践传统。在此基础上，这些学者主动关注海外传入的科学方法。最终，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传入，使中国考古调查得以有机会作理论提升，从社会发展史角度审视各类遗存。
二、借鉴科学考古方法以回应挑战：中国考古调查的初步发展
（一）金石访古借鉴科学考古方法的缘起
中国本土学者的金石访古实践在近代面临重大学术挑战，即金石访古无法调查史前遗迹，导致学者难以借其回应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由是，中国本土学者为回应学术挑战，主动借鉴海外科学考古方法。
晚清以降，西方学者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在国内甚嚣尘上。到20世纪20年代，地质学家安特生再次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相较此前西方学者主要依据传世文献的立论，其基于田野考古的论证更具杀伤力。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结合仰韶调查发掘和内蒙古调查资料，指出中国所见石器时代陶器，“当由西东来”。在《甘肃考古记》中，安特生更是对比调查所见甘肃齐家坪单色陶器和仰韶彩陶，认为齐家期早于仰韶期，利用对考古调查资料的解读建构了中华文明自西向东的传播路线。安特生基于考古调查所得之“中国文化西来说”对国内学界的冲击，不仅在于其观点，更在于其方法。有考古发掘经历的尹达甚至直接怀疑安特生考古调查的可靠性，认为相关研究不能引证“地面调查以及不可凭借的发掘材料”。
然而，除李济等几位留学生外，中国本土学者绝大多数并不熟悉考古发掘。更重要的是，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外，绝大多数学术机构并无足够经费开展考古发掘。即便是史语所，面对田野发掘的高昂支出也难以长期负担。因而，开展比安特生更为科学的发掘，以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对于大多数中国本土学者而言并不现实。当考古发掘无力开展，而有关上古的传世文献在古史辨运动影响下被视作神话传说，为回应安特生通过考古调查得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本土学者不得不针锋相对地开展面向史前遗迹的考古调查。
面对地下的史前遗迹，中国本土学者熟悉的金石访古方法显得难敷应用。马衡最初希望研究贯穿史前与历史时期的“人类进化之过程”。然而，因缺乏考古学专业训练，马衡金石访古式的调查仍主要针对历史时期的新郑青铜器等遗物，未涉及采集分析陶片和石器，观察暴露的文化层等方法，割裂了文物与其所处的地层环境。因此，其调查无法触及史前遗迹的分布、分期等史前考古的关键问题，亦无力参与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
故此，为借助考古调查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本土学者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在其所熟悉的金石访古中，吸收借鉴海外科学考古方法。
（二）金石访古借鉴科学考古方法的途径
在中国本土学者吸收借鉴科学考古方法的过程中，留学生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夏鼐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前“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几乎都是从地质学或人类学方面过来的”，其训练“几乎都是史前考古学方面的”。留学生所带回的史前考古调查方法正合中国本土学者所需。
史语所李济、梁思永、夏鼐等留学归国的考古学家，对所内本土学者学习科学考古方法起到了重要作用。吴金鼎在1933年赴英留学前，先后在清华国学院和史语所师从李济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受史语所学术氛围影响，吴金鼎多次开展运用科学考古方法的考古调查，对地形灰土、路沟等“了如指掌”。在其作于1930年的龙山遗址调查报告中，吴金鼎认为，考古调查更多承袭“好古”之风，偏向“访古”脉络，而“考古”则与“大规模之科学的发掘”相联系。不难看出，吴金鼎早期存在视考古调查接近访古，而考古发掘源于海外科学方法的学术史观点。
毕业于河南大学的史语所学者石璋如熟悉金石访古，其《陕西耀县的碑林与石窟》等调查报告承续了访古传统。他在访古传统的影响下，对考古调查亦颇为看重，其从事考古调查的次数在史语所乃至民国学界都是最多的。在调查报告的修改中，石璋如受到留英归国的夏鼐的影响。例如，夏鼐在审校石璋如的《关中考古调查报告》时针对他的调查整理方法提出多条改进意见，包括在设计调查记录表时不必追求将遗址描述得面面俱到，“各遗址无地层上之证据，不可强分为二个时期”，器物图、地图尚须精进等，进一步规范了石璋如的调查方法。
参加中外合作开展的考古调查是中国本土学者吸收海外调查方法的又一重要途径。在此方面，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徐旭生的经历最具代表性。徐旭生长期参与北大国学门考古方面学术事务，曾受派赴北京西郊调查大宫山明代古迹。他还与《河朔访古新录》的作者顾燮光保持学术交流，并对《河朔访古新录》有所借鉴。可以说，徐旭生的考古调查更多受以马衡为代表的北大国学门金石访古学风的影响。在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中方团员袁复礼系地质学家，曾与李济共同赴山西做史前考古调查，丁道衡为地质及古生物学家，外方团员中有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满（Folke Bergmen）、地质学家艾利克·那林（Erik Norin），中方技工白万玉也曾跟随安特生学习科学考古技术。在考察期间，徐旭生亲历了袁复礼等人所做的地质调查及考古调查，观摩了绘制地图、采集石斧及陶片等科学考古方法。斯文·赫定（Sven Hedin）还向徐旭生展示了其在古楼兰所发现古物的照片。在考察行程中，徐旭生初步实践了针对史前时期的考古调查方法。有学者指出，该团的考察活动正是“金石访古的传统与西方多学科学术考察的首度合作”。
此外，大量出版的海外学者调查报告也是中国本土学者接触海外调查方法的重要途径。例如，河南博物馆孙文青在宛东访古期间参考了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在鄂尔多斯的旧石器时代调查文献，并推测宛东地区砾石层中包含旧石器时期遗迹。
（三）金石访古借鉴科学考古方法的实践与特点
中国本土学者立足金石访古传统，吸收借鉴科学考古方法，突出体现在其考古调查实践中。
首先，从问题意识上来看，中国本土学者的考古调查大多致力于与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进行对话，运用科学考古方法调查史前遗迹，重审中华文明起源。吴金鼎的平陵访古原本关注历史时期的平陵城，然而，科学考古方法的训练使其在调查时发现一处包含陶片、石器、贝骨等遗物的文化层，且同地层中未见金属、瓷器等历史时期的遗物。自此，吴金鼎的研究方向“不知不觉亦为之转移……余暇所思念者，亦多为石器时人之生活状况”。吴金鼎将兴趣重点由平陵城转移到新石器时代遗迹，源于其意识到此次调查所发现的“龙山遗址”（即城子崖遗址），“自成一文化系统，和中原及西北的史前的彩陶文化不同（即安特生‘中国文化西来说’论据——引者注）”。换言之，吴金鼎一直在追踪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动态。石璋如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展的关中调查，同样有对标安特生史前研究的痕迹。石璋如在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时期就计划调查安特生的“史前六期”遗址，即安特生“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考古调查资料论据之一，此后转入关中调查时，延续了其对史前遗迹的关注。在整理关中调查资料时，石璋如还专门模仿安特生，将关中所见遗迹按照典型遗址的年代做了分期，并特别指出邠县期与安特生的仰韶期年代相近。徐旭生1933年的关中考古调查关注“周民族与秦民族初期的文化”及其新石器时代的渊源。在调查次年，徐旭生主持了斗鸡台发掘。根据所发掘瓦鬲墓中没有彩陶，且瓦鬲墓年代晚于仰韶期，徐旭生对安特生视齐家期早于仰韶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可见，徐旭生开展考古调查，寻找周秦民族初期文化的问题意识，有与安特生“史前六期”开展对话与商榷，反驳“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成分。
其次，从调查对象上来看，基于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认识，中国本土学者虽然重视调查史前遗迹，但同时也注意考察所见的历史时期遗迹。史语所李景聃对商丘、永城的调查，除了关注造律台等龙山文化遗址，也调查记录了梁孝王洞等汉代遗址。石璋如的关中调查虽然将目标设定为史前遗址，但在长武县看到出土的各类造像时，同样对之做了详细记录，且出于体例关系，未将此造像记入《关中考古调查报告》，而是另撰《陕西长武县出土造像记》记之。徐旭生在关中做考古调查虽然将范围限定为周秦民族文化，但仍花费了很大精力调查汉唐及以后的地面遗址。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由于将研究方向瞄准古史问题，出现了“考古不下三代”的认识，导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一般指向三代及史前时期。在考古调查方面，由于金石访古原本即旨在考察历史时期遗存，受此影响，中国考古调查始终在对象上兼顾史前与历史时期。
最后，在调查史前及原史（夏、商）时期遗迹时，中国本土学者承接了金石访古重视传世文献的传统。史前及原史时期即无史料记载或史料记载难以足征的时段，经过古史辨运动的整理，有关商周以前的记载往往被视作传说。然而，访古实践呈现的遗址与文献记载间的关系，使学者在史前和原史时期遗迹调查中往往注意参考传世文献。一方面，传世文献有助于理解所调查史前遗迹。徐旭生在陕西调查时发现，石器时代遗迹往往距河流较近，结合传世文献有关伯益作井的记述，形成了对史前聚落与水源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另一方面，参考传世文献有助于寻找原史时期遗迹。石璋如发现，中国历史上的都城往往有更早的渊源，“很少是在荒僻的原野上新建楼阁”，因而可以由传世文献中有关历史时期遗址的记载，探寻原史时期遗迹。
综上，金石访古在赓续创新中发展为考古调查，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本土学者回应“中国文化西来说”挑战。在这一过程中，金石访古注重文献的优良传统得以保留，并得到海外科学考古方法的支持。
三、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中国考古调查走向成熟
（一）考古调查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以回答时代之问
金石访古传统借鉴海外技术方法回答了中华文明从哪里来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近代进步学者更希望通过研究回答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时代之问。由此，金石访古赓续创新为考古调查后，又自然而然地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只关注文明的起源，更要求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阶段：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伴随唯物史观的传播接受与近代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一些考古学者开始思考将考古学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立足学术研究回答中国革命前途何在的时代之问。夏鼐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左派的史学家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和改写中国历史”，郭沫若更以唯物史观研究考古资料，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不仅梳理了几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演进，更从古史研究的角度抨击了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言论。此后的社会史论战中，学者的学术研究更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此背景下，考古调查如果仍只单纯罗列某一区域的遗迹，鉴别遗迹年代、判明遗物用途及制作方法，显然不足以回应社会史论战所提出的一系列核心问题，包括古代社会的社会性质和发展规律。因而，一些进步的考古学家意识到调查发掘研究应“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
考古调查为何要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在受过考古学专业训练的尹达的治学经历中有突出体现。在河南大学就读时，尹达阅读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高了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增强了革命思想和信念”。在史语所参与考古调查发掘期间，尹达阅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开始“考虑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引导”，“在考古和古史研究领域建立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体系”。尹达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夜撰写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除了介绍相关发掘成果，还专门提到“这十几年来各处的调查工作，也获得了不少可供参考的材料”。然而，通过学习唯物史观，尹达认识到，如果只关注“个别孤立的事实”，而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只会阻碍研究的深入。尹达写于1939年至1940年的《中国原始社会》一文，突出体现了其结合考古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初衷，即“告诉广大的劳苦群众”中国社会必然根据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唯物史观结合考古调查的贡献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要深入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就必须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考古资料，而考古工作“要取得丰富的感性认识的材料，先要从事调查”。尹达注意到，广泛开展考古调查、民族考古学调查，有助于克服“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辞句出发，凭自己的主观想象臆造出某种理论，然后东拼西凑，片面地摘引某些史料，以证实其早已安排好的结论”。当然，1949年前马克思主义史家囿于客观条件限制，其田野考古实践也只能是考古调查。
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在运用唯物史观开展研究时，强调考古调查实践的重要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唯物史观为何、如何结合考古调查的思考。
郭沫若与吕振羽在史学研究中注意到，仅利用传世文献无法解决史前社会发展史的问题，因而将搜集史料的目光投向考古调查发掘。郭沫若在留日期间注意到传世文献的可靠性问题，认为只利用传世文献“所建筑出的古代观，便不免有点仅是蜃气楼的危险”，故而要讨论中华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史，必须开展田野调查发掘。吕振羽认为，“仅凭文字记载的史料，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特别对于无文字记载的远古，以及文字记载简略的古代”，故此，运用唯物史观开展史学研究时，必须重视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民族考古学调查。
在中国史前史的研究中，翦伯赞对如何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开展考古调查做了思考与实践。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运用考古资料贯穿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讨论中国人种与文化起源，二是分析史前时期的社会发展史。翦伯赞认为中国人种来源包括蒙古高原系与南太平洋系，并尝试通过考古调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1948年，翦伯赞参加香港舶寮岛史前遗迹调查，参观了此前发掘的坑井，观察了坑壁的地层，采集了石斧和陶片，从质料、色泽、纹饰、制作技术、形制五个方面对陶片做了分析，证实了南太平洋系文化与北中国史前文化不同的假设。同年，翦伯赞指出，台湾发现的石环与香港舶寮岛上的石环十分相近，有助于研究“台湾的史前文化乃至台湾番族（高山族）的人种来源问题”。他进而认为，要完全解决台湾高山族人种来源问题并认识其社会发展历程，还要做进一步的民族考古学调查，“从经济结构中，从民族组织中，从婚姻形态中，从财产关系中……找出一些残余的痕迹来”。
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对考古调查的认识重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以及社会发展历程，鲜明的问题意识使其没有止步于搜集文物或分析地层关系，而是注重综合运用各种考古调查方式，更好地分析中华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历程问题。此外，马克思主义史家继承金石访古贯通古今的取向，也注重在访古活动中考察社会实情，并借历史遗迹阐发坚定民族自信的时代声音。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新中国考古调查走向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永、夏鼐、徐旭生、尹达等学者先后调任考古所。研究力量的整合在实践中推动中国考古调查在理论和方法上走向成熟。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十年中，考古所展开了多次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考古所在成立次年，就组织了夏鼐率队的河南调查、苏秉琦率队的陕西调查，发现了大量史前及历史时期遗址。徐旭生1959年的夏墟调查在学界普遍怀疑夏代存在的环境下，结合传世文献发现了二里头遗址。1955年开始的黄河水库考古调查更涉及豫陕晋等多省，共发现遗址数百处，涵盖自新石器时代至秦汉及以后各个时期。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成员中，很多文物干部或多或少受到金石访古式考古调查方法的影响。
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实践积累，尹达、夏鼐于1958年和1960年先后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也开始思考总结中国特色考古调查的理论方法。
第一，考古调查的目的是开展综合研究。尹达指出，开展考古调查必须带着综合研究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从丰富的资料中“综合、概括、提炼”出关键问题并加以分析讨论，而非片面纠缠于具体现象。夏鼐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求考古学家“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并且可以由科学来认识它的规律”。由于重视综合研究，考古调查应与民族考古学调查紧密配合，且考古调查与发掘两者不可偏废。尹达在相关论述中，将考古调查与考古发掘视作同等重要的田野考古工作，兼重调查与发掘，为此后的聚落考古预留了研究思路。
第二，考古调查在处理对象和方法上，吸收了金石访古与科学考古的优长。受金石访古影响，中国考古调查特别是文物普查对历史时期与史前时期的遗存同等重视。夏鼐认为，“必须把史前与史后联系起来看问题”，而非“欧洲有些考古学家将考古学认成为史前学，或将史前学孤立起来，与历史考古学切断”。承接金石访古重视文献的传统，考古调查前应当参考传世文献，以便熟悉调查对象。对史前与原史时期的调查，也应当从历史发展的连贯性出发，重视传世文献的指引作用。借鉴海外科学考古方法，在考古调查中应特别注意记录文化层深度、地表暴露遗迹与遗物，采集标本，并做科学记录。
第三，在撰写调查报告时，必须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夏鼐指出，研究整理、撰写报告要详细介绍工作经过和发现的遗迹遗物，并以“恢复古代社会情况和社会发展史”为最后目标。有学者认为，考古调查报告的整理与撰写，“应该把材料按古人的用途和报告所要说明的问题的需要，加以客观的组织，把材料作为报告中所要解决问题的实物例证”，通过调查所得材料“探索社会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
如果说吸收借鉴海外科学考古方法，使访古能够科学地分析遗迹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考古调查；那么，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进一步明确了考古调查为何分析、分析何种历史信息。由此，考古调查从一项偏重技术性的工作，成为探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综合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中国考古调查由访古到考古的兴起与发展历程，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何能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何能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契合到结合。
首先，金石访古传统具体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金石访古最初的旨趣不仅是遍访文物，更是借此考察“盛衰兴废”，体现了“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金石访古“襥被裹粮……不问远近，不问寒暑”的实践取向，则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基于深厚的文化底蕴，金石访古自元代出现，历经明、清到近代赓续不断，保持旺盛生命力，成为中国史学家的田野实践传统。
其次，由金石访古到考古调查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创新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是以创新为支撑的进步过程”，近代中国学者回应“中国文化西来说”，推动金石访古更新为现代意义上的考古调查，正是中华文明不断回应挑战、赓续创新的生动体现。进言之，中华文明的创新需立足“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能照搬外国理论，而要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近代中国学者赓续创新考古调查，注重吸收海外史前考古调查的科学方法，但没有照搬海外割裂史前与历史时期的做法，而是立足中国历史绵延不断的特点，形成了打通史前与历史时期的调查思路。
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的鲜明实践性和历史关怀，是两者结合的重要契合点，也是两者相互成就的文化基础。在实践性方面，金石访古注重实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同样重视“实地调查研究”。在历史关怀方面，金石访古的旨趣最初是考察“盛衰兴废之故”，乾嘉后一度走向琐碎考据，直到近代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升华为思考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探寻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关怀，以其“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使金石访古在近代摆脱琐碎考据而恢复宏大视野。金石访古赓续创新并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由此，金石访古获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引，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的考古调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通过考古调查的丰富资料再次得到检验。
（作者李小东，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