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表述。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此后，党中央国务院在一系列会议和文件中，都对于构建双循环格局明确地给出重要指导方针。2020年10月29日，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要求“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并作出了一系列相关要领的指导意见。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
认知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
回溯到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我国面对“强起来”的新时代而确立了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后“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党中央在已形成的这些重要指导方针基础上，于我国“扩大内需”、追求“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进一步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自上世纪7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的解放促使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化世界大舞台上的超常规发展，更是令世人瞩目，直到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二，贸易量超越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制造业在规模和产能上领先所有的经济体，被称为“世界工厂”。我国成长为这样的大规模经济体后，继续通过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确立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但又合乎发展逻辑地发生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运行告别年度两位数增长的高速特征，在“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过程中，转为降低一些速度而追求“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在地方、企业经受“阵痛”而侧重于优化结构以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与后劲的过程中，2015年下半年后，出现了长达12个季度、在6.7%-6.9%很窄的增速区间内波动的平台状态，其后本来很有希望乘势确认“L”型转换成功，但由于2018年开始，叠加上了美中贸易战影响因素，使原来引领新常态中已初具形态的中高速平台状况未能得到稳固而经济继续下行。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又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由此，我国面临了“三重压力叠加”的经济下行形势，必须力求更多掌握主动权，调动一切潜力对冲下行压力，更好应对种种不确定性，在继续推进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调整原本较高的经济对外依存度，将支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撑重点，更多地转移到已经雄厚起来的本土市场，处理好国际关系的调整，优化我国发展战略和相关策略的组合，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新的两步走”目标。在双循环框架下，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中央提出。
对于“内循环”的更为倚重顺理成章
中国作为开放的经济体，早已是国内、国际供需互动“双循环”的，而现阶段面对“三因素叠加”等中长期问题造成的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必须努力加以对冲，而面对来自国际方面更加明显的种种不确定性，我们别无选择，要在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中，更加注重扩大内需的指导方针，把握“做好自己的事情”相对明显的一些确定性因素。这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了对于“内循环”的更为倚重，将其作为扩张需求使经济升温的主体因素。这种双循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而其中内循环更多充当主体角色的新格局，也将体现出其长期性，因为中国当下面临的最大的外部压力与不确定性，是来自美国意欲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这是构成中国需消解的巨大外部不确定性的主要成因，而与这一因素打交道，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新发展格局的伴随特征。我们对此必须充分认识，形成足够长期的思想准备，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和可能难以预料的惊涛骇浪的思路准备，把握好内循环与双循环中内生潜力的释放，及其对外部不确定性和不利因素的抗御。
自2010年以来我国的发展阶段转换与引领新常态，其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中央决策层的分析认识十分明显：在“黄金发展期”特征还未消退的情况下，“矛盾凸显期”特征却已到来，我们必须抓住不放、有效解决的“矛盾主要方面”，是供给侧的结构问题；于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推进“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所需正确处理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不平衡的结构问题带出来的，所以追求高质量的“升级版”的发展，关键在于坚持好结构优化调整的战略方向。基于这个重要认识判断，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党的十九大把这一由制度结构优化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提高的改革，明确表述为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与水平的主线，这显然是覆盖“新的两步走”战略实施全时段的，是一个跨越若干经济周期的长期、超长期概念。在当前复杂严峻形势下，中央明确表述的“掌握好跨周期调节”，正是把我们调控任务的前瞻视界，放在风云变幻、来潮去潮的“跨周期”战略高度，以指导我们的全局部署、总体协调和各项工作，以求能够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有备无患，处变不惊，在掌握好跨周期调节之中，适当降低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而以内部供需循环为主体，去稳步实现中国和平发展中达于伟大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
新在“内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必须结合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外循环
可知中央的战略思维，在立足中长期、跨周期推动“稳中求进”的现代化进程考虑中，顺理成章地强调了“持久战”的认识角度和“双循环”的全局视野，要保持战略耐心、前进定力而持久地应对全球竞争中的挑战与风险的历史考验，完成中国“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现代化冲关。这一思想要领，合乎逻辑地落在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和“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上。
中国的经济成长性是我们在长时期中追求稳定增长的客观基础。我国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而成为全球经济总量居第二位的经济体，但仍处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上，一方面要认识我国的“发展中”特征，另一方面要认识我国的“发展潜力”特征。中国的工业化就全国而言，还处在中期向中后期、后期的转变中，与工业化伴随的城镇化真实水平可以基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019年末为44.38%）再适当靠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9年末为60.6%）来认识——大体上可取50%左右的量值，那么完成工业化、走过城镇化高速发展期，至少还要向前再走过15年以上的时间段，伴之以坚定不移的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即信息化）与法治化、民主化，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性还极为可观一一经济增速近年虽下行，但未来我国经济完成L型转换、实现较长期中高速稳增长状况，是有弥合二元经济进程中客观的潜力释放空间、回旋余地和强大韧性作为客观条件的。我国推进现代化战略实施指导方针主观视角上为提升主动权而合乎逻辑地强调的“内循环为主体”，正是对应于客观上已经成的本土雄厚的统一市场巨大发展支撑力和成长潜力基本盘的。若问中央所表述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在哪里？可一言以蔽之：就是新在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中，我们要以“内循环为主体”。
但是亟应强调，注重扩大内需、更依靠内循环，绝不意味着重返闭关锁国，而是在决不放弃维系与发展外循环努力的同时，更多依靠内循环来控制和收敛不确定性，以求在内外循环合成的新发展格局中，形成国内国际供需循环升级版式的相互促进。中国长期稳增长的实现，与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正确处理防风险而紧密相联，是必须把握好的主观因素。复杂严峻局面中风险因素的来源，可说是内部如何在深水区攻坚克难以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挑战，与外部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国际竞争挑战，两方面所形成的矛盾与压力的交织。但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更抓实”，并继续坚定不移地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推进全面开放，在自身稳增长的同时拥抱全球化，处理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合作竞争，我们将有望在跨周期的“持久战”中，掌握好升级版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的稳增长与防范、化解内外风险因素之间的长期均衡，并在宏观调控中以财政金融改革创新和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优化结合，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稳中求进地争取“中国制造”的世界工厂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高端水平的上升，使中国的现代化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人类文明进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中央已明确强调了“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基本认识，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方略，反映着最高决策层对于全球化进程不可逆与中国开放要以更高水平全面推进的战略思维。高水平的开放所形成的外循环，也必将在与内循环相互促进的互动中，催化和倒逼中国自身于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和以“高质量”为鲜明阶段特征的升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