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是国际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体现，呈现出不断演变和调整的态势。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格局经历了海上商贸驱动的1.0版、工业化驱动的2.0版、去工业化驱动的3.0版后，正在向再工业化驱动的4.0版深度调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主动应对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深度调整挑战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巩固和提升我国制造业优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国际经济循环格局 制造业优势 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新冠肺炎疫情也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内顾倾向上升。”“现在的形势已经很不一样了，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深度调整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深刻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和科学内涵指明了方向。本文拟对经济全球化逆转和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深度调整的动因、国际经济循环格局调整的实质及其对我国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以便为深刻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和科学内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指导。
一、国际经济循环格局的演变和调整
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是指世界各国基于国际分工和交换而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关系的总体情况。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生产高度社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是时代潮流，具有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它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体现居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要求。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是国际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体现，呈现出不断演变和调整的态势。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国际经济循环格局的演变和调整经历了四个版本。
1.国际经济循环格局的1.0版（15世纪初—18世纪60年代）
国际经济循环格局的1.0版是伴随地理大发现，由海上商贸活动驱动的国际经济循环。在15世纪初，为了满足封建国家和统治阶级“寻找资源、开辟商路、传播宗教和掠夺金银”的需要，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王室支持探险家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道，推动了一系列地理大发现，给予商业、航海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刺激，推动形成了最早的1.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
1.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有三个特点：一是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三大海洋贸易圈。欧洲基于先进的工场手工业和航海业，向海外主要输出纺织品、金属制品，从海外主要输入咖啡、蔗糖、烟草、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和日常消费品以及棉花、染料、木材、皮革、亚麻等原材料，构成国际分工的初级形态。二是形成了英国—非洲—美洲奴隶贸易圈。新航路的开辟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范围和规模，也催生了罪恶的奴隶贸易。为了满足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建立的种植园和矿场对劳动力的需求，英国商人将廉价的纺织品和小手工制品、枪支运到非洲换取黑人，然后运到美洲卖为奴隶。这种贸易方式为西方殖民者聚敛了巨额财富，成为其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三是白银贸易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发现并把美洲作为殖民地后，欧洲殖民者使用奴隶劳动开采美洲丰富的白银矿藏，获得大量廉价白银，白银成为重要贸易对象，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白银流入欧洲造成物价上涨，严重削弱了封建地主的实力；白银流入推动资本原始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事白银贸易积累的巨额财富催生了大国崛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成为海上强国；白银流入亚洲市场，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发展，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拓展。
2.国际经济循环格局的2.0版（18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
2.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是由机器和大工业生产驱动的经济大循环。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1765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织机，在棉纺织业引发了发明机器、进行技术革新的连锁反应，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1785年，瓦特制成的改良型蒸汽机投入使用，随着蒸汽机的普及，机器和大工业生产体系形成并取代工场手工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制成了发电机，随后内燃机开始代替蒸汽机成为新动力。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钢铁、石化、汽车、飞机、造船等一系列新兴产业，它们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派生的棉纺织业、煤炭产业等共同奠定了2.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的工业化基础，换句话说，2.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是在工业化驱动下形成的。
2.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是在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通过垂直分工实现的。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下，以本土制造业生产体系为基础，一方面将大量工业制成品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倾销，并不断拓展国际市场，以帮助庞大数量的商品实现价值；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和地区获得原材料（煤、木材、矿石等）和农产品，以保证国内生产体系正常运转，由此形成了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国和以自然条件为基础的农业国之间的分工和经济循环，由于这一分工是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进行的，故又叫垂直型分工。垂直型国际分工具有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但是这种全球化建立在产业体系本土化运行基础上，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约束型贸易全球化，市场范围和规模制约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2.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是在工业化国家主导下形成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2.0版国际经济循环是资本主义工业国主导的经济大循环。众所周知，工业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工业革命催生的机器和大工业生产体系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为机器大生产体系的有效利用创造了有力的制度支撑，推动了大工业生产体系不断扩张和发展，有力地释放了社会生产力，在很短时间里生产出庞大的社会财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物质生产力比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是以少数人占有巨额财富和多数人的赤贫为条件的，在国内，表现为少数私人垄断资本占有生产资料和拥有巨额社会财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雇佣劳动者则处于被剥削和被支配的地位，在国外，则表现为少数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强大的生产能力，主导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形成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依附，难以走上独立实现工业化和摆脱经济落后状态的道路。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2.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在本质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剥削和掠夺非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循环体系，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
3.国际经济循环格局的3.0版（20世纪70年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3.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和开展跨国经营为基本特征，推动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得以迅速发展。跨国公司是一种综合了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等众多要素的全球性经济组织，随着跨国公司投资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它们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地的优势组织生产，极大地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商品、资本、技术在全球的流动，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在国际间的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3.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建立在拥有高端制造业的发达经济体与拥有传统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分工和交换的基础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陷入严重滞胀的背景下，西方工业国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动私人资本将成熟的传统制造业大规模往海外转移，以谋求高额利润，只保留和发展高端制造业并向新兴经济体出口高端制造业技术和产品，而输入发达经济体转移的传统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则向发达经济体提供消费品和中间产品，这种高端制造业与传统制造业之间的分工属于升级版的垂直型分工。与2.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以制造业完全在本土运行不同，3.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建立在制造业对外转移和跨国运行的基础上，发达经济体的高端制造业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制造业的分工和交换成为国际经济循环格局的重要内容。
3.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推动发达经济体步入“去工业化”轨道。去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业已形成的制造业优势走向萎缩和衰落的态势，最显著特点是传统产业优势完全丧失，高技术产业面临严峻挑战。西方发达经济体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制造业转移本意是抢占国外有利投资场所，利用东道国廉价生产要素，保持既有技术优势，通过就地生产与就地销售降低流通费用，以便获得高额利润，但是客观上却产生了去工业化的效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步伐的加快，西方国家去工业化程度日益深化，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如棉纺织、煤炭、钢铁、石化、造船、家电、基础设施等产业或者消失，或者严重萎缩。竞争优势尚存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如飞机和汽车制造的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如中国C919大飞机的问世打破“波音”和“空客”双寡头格局，以比亚迪为代表的电动车超越西方燃油车引领世界汽车工业潮流。在高科技产业如超级计算机、半导体、机器人、5G、大数据、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西方的领先地位受到挑战，如中国在5G技术、光伏技术、移动支付等领域已经处于领跑地位。去工业化程度深化导致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降到20%以下，而包括金融、保险、咨询、信息、广告、批发、旅游、餐饮、酒店、家政等在内的服务业占比则高达80%以上。日益严重的去工业化导致西方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如制造业严重萎缩，产业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速持续低迷，多数国家在1%—2%左右徘徊；经济高度金融化，金融危机频发；失业率不断上升，贫富悬殊加剧；财政赤字攀升，国家和个人债台高筑；货物出口能力衰竭，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等等。
4.国际经济循环格局的4.0版（2008年至今）
4.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以制造业重新本土化运行为主，目标是实现再工业化。4.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表现为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以非经济手段推动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近岸化、友岸化，特别是本土化，企图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型国际经济循环格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西方经济，在反思去工业化教训的基础上，西方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和政策，企图重振制造业，以便恢复经济活力，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经济竞争力。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作为振兴经济和维护霸权的重要手段，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再工业化的政策，包括《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09)、《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2010)、《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2011)、《电网现代化计划》(2011)、《美国清洁能源制造计划》(2013)、《从互联网到机器人——美国机器人路线图》(2013)、《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2016)等。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标志着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格局从去工业化驱动的3.0版向再工业化驱动的4.0版转变。
4.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具有逆全球化倾向，严重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美国推行再工业化战略的根本动机是重塑科技和制造业竞争优势，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在这一动机驱使下，美国不惜撕去自由主义卫道士的外衣，转而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浓厚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色彩的政策和措施，这就使再工业化驱动的4.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具有了突出的逆全球化倾向。为了扶持本国企业，保护本国市场，美国发布《购买美国产品法案》《农业、农村发展、食品和药品管理及相关机构拨款法案》等法律，限制美国企业和居民购买其他国家商品，要求政府采购只购买美国产品。为了保护本国企业的投资，美国频繁利用“国家安全审查”阻碍外国企业的正常投资活动。在2008年发布《外国人合并、收购和接管规则：最终规则》的前3年，468起审查外国投资交易案例中只有8%需要进入调查阶段，但2009—2015年之间审查的770起案例中进入调查阶段的比重达40%，而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的颁布代表着外资安全审查的进一步加强。为了增强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美国政府为企业提供大规模补贴，2000—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至少向企业补贴了680亿美元，联邦机构向私人部门提供了数千亿美元补助，涉及航空、汽车、计算机和半导体制造、军工、农业等多个领域。为了维护美国产业的竞争优势，美国违背世贸组织规则，使用了大量的非关税壁垒，包括卫生和植物检疫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分别有3004项和1574项，占全球比重达18%和6.6%。为了缩小贸易逆差，美国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不断增长。4.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以美西方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为核心，将贸易政策政治化，以所谓价值观和盟友划线，将产业链供应链的边界收缩到盟友，非盟友国家则被排除在产业链供应链之外，此举严重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严重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和稳定。
4.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具有明显的“去中国化”倾向。新中国建立以来，逐步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强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重要地位，被誉为世界工厂，我国的快速发展为世界做出重要贡献，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却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敌视和挑衅，他们为了维护霸权，妖魔化中国的发展成就，宣扬中国威胁论，鼓吹去风险化，推动脱钩断链，企图将中国排挤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例如，利用贸易限制、征收关税等手段制约我国出口；限制关键技术（如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技术）出口，削弱我国的科技实力；对我国金融机构或个人实施制裁，限制其国际金融活动；限制关键技术的供应，阻止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发动网络攻击，破坏我国网络安全；通过媒体、社交平台等散布虚假信息，损毁我国国际声誉，严重破坏了国际经贸关系秩序。
二、国际经济循环格局调整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优势及面临的问题
西方国家从3.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向4.0版国际经济循环格局转变的目的是重塑制造业优势，在这一背景下，深刻认识我国制造业的优势和面临的风险，对于主动应对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深度调整，积极维护和提升制造业优势，意义十分重大。
1.我国制造业的优势
概括起来讲，我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制造业占GDP比重在主要经济体中居首位。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33.5万亿元，超过美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增加值总和，占GDP比重为27.7%，对GDP的增长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同时期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为10.25%，德国为18.44%，英国为8.39%，日本为19.23%。1990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为2.7%，居世界第9位；2000年上升到6.0%，位居世界第4；2007年达到13.2%，居世界第2；2010年上升至19.8%，跃居世界第一；截至2023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14年位居世界首位。
其二，制造业门类齐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制造大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其中，制造业部门包含了609个小类，门类丰富齐全，产业链、供应链完整，产业配套能力强大。产业规模优势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制造业韧性，增强了抗风险能力，为未来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空间，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
其三，制造业生产能力强大。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四成以上的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中高端供给能力显著提高，计算机、智能手机、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23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3016.1万辆和3009.4万辆，连续15年位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958.7万辆和949.5万辆，继续领跑全球，汽车出口491万辆，有望首次跃居全球第一。“新三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大关，造船市场份额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一，工业母机、关键软件等领域创新实现新突破，大飞机、高端医疗装备等攻关成果纷纷投入应用。
其四，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强大。我国出口总值由1980年全球排名第26位跃升至2009年全球第1位。2023年我国出口额达23.77万亿元，占国际市场份额的14.2%，连续15年稳居世界货物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地位。1980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值不足总出口值的一半，2000年以后上升到90%以上，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逐渐超过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品成为出口主力。2023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为13.92万亿元，占我国货物出口总额的58.6%，高于同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17.3%的比重，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强大的制造业有力地支撑了我国世界货物贸易大国地位。
其五，制造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制造业规模的扩大，技术水平继续向中高端迈进，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快速增长，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2023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2.7%、6.8%，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和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62.2%、79.6%，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制造业智能主导的特征日趋明显。
其六，制造业成为创新基石。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技术创新的水平与制造业发展水平成正比。2023年，我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排名前5的城市分别为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南京，这些城市显示出了强劲的创新势头。截至2023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有效量为401.5万件，其中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共占65.6%。2023年，我国拥有的全球顶级科技集群增加至24个，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位居世界第12位，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北京、上海—苏州三个科技集群位列全球前5位。制造业构成了技术创新的根基，为技术研发提供了物质条件，推动了科技进步和技术革新。
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立了具有显著优势的制造业体系，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不仅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使我国经济具备了强大的韧性来抵御各种风险和挑战，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彰显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效。
2.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我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但是，我国制造业发展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第一，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2023年我国制造业整体的产能利用率为75.3%，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低于79%这个标准水平；从具体行业来看，煤炭、食品制造、非金属制品、汽车制造业产能过剩较为严重，产能利用率均在75%以下；纺织、化学制造、医药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均在79%以下，存在着产能过剩。从发展趋势上来看，我国采矿业以及部分传统制造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去产能”，煤炭等部门产能利用率出现了提升，但是多个部门的产能利用率仍在下降，产能过剩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第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首先，我国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提高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劳动力供给也呈现下降趋势，2023年末，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1.3%，比2010年下降了8.8个百分点，劳动力成本低的竞争优势逐渐减弱。其次，金融产品、服务机制不完善，融资难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我国企业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3年12月底，社会融资总规模存量中，企业债券与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之和的直接融资比例为11.9%，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等）占比约达70%，远低于美国八成以上的股权融资比重。截至2020年末，先进制造业公司流动负债占比超过70%，远高于美、日、德同类企业，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此外，地缘政治事件加剧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推动了制造业原材料价格上升。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升抑制了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
第三，制造业企业投资意愿降低。近些年，我国制造业投资进入到下行通道，2000—2011年，制造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率高达31.3%，始终高于行业总体水平。2012年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断下降，2015年降至10%以下，2020年受疫情影响出现了负增长，2021、2022年和2023年投资增速分别为13.5%、9.1%和6.5%。虽在疫情后有所恢复，但是投资增速下降的趋势没有改善，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分别为11.6%、10.3%和9%，制造业投资增长率逐渐低于第二行业总体水平。在2023年，第三产业投资占总投资额的65.8%，第二产业仅占32.2%，产业投资流向的转变反映出我国制造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
第四，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我国制造业总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在高新技术领域仍然较为落后。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卡脖子”问题愈发突出，在2019年，中国工程院对26类制造业产业链安全性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产业链60%安全可控，其中有8类产业对外依赖度极高，占比达30.8%。人工智能芯片、工业控制芯片等多数高端芯片依赖国外进口，航天产业所使用元器件的10%—15%依赖进口，但成本却高达85%，高档数控机床零部件的90%仍依赖进口，镍基材料、焊接材料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设计分析软件均为国外工业软件，在关键零部件与关键环节的短板制约着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第五，制造业就业质量欠缺。在当前先进制造业生产活动中，工程与制造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消失，制造业企业不仅要求工程师具有一定的生产活动操作经验，而且还希望劳动者可以应用数学、工程方面的技能来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先进制造业对高素质的劳动力需求迅速增长。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具备多学科技术能力的人才和高素质人才储备短缺问题愈发明显，成为我国推进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软肋。为此，应该做好人才培养端的改革，尊重人才成长和科研活动的自身规律，避免急功近利，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培养的教育和竞争机制，优化评价体系和激励制度，释放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科研环境。
第六，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下降。2006年，工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分别为47.6%和41.8%，其中制造业占比达到32.5%，从2011年开始，制造业占GDP比重持续走低，截至2020年，工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分别为38.6%和54.5%，其中制造业下降至26.3%，我国制造业在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倾向。2021和2022年，我国制造业占比开始回升，分别升至27.5%和27.7%，但是前景尚不明确。与美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仍具有优势，但是如果任由制造业占比下降，我国极有可能逐步丧失国民财富的生产基础，高质量发展便无从谈起。
三、深刻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和科学内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新变化，及时作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抉择，深刻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维护和提升我国制造业优势，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的是强身健体应对惊涛骇浪的挑战。根据国际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变化，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和政策重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这一经验被实践反复证明是非常科学、非常正确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对我国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猖獗。国际环境的变化使我国多年实施的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要求我们必须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及时调整发展战略，确保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前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重大战略抉择，提出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炼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没有任何人能打倒我们、卡死我们！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为推动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着力建立以扩大内需为主导的国内大循环。西方主导的4.0版国际经济大循环具有鲜明的内卷和保护主义倾向。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适应外部经济环境和条件的重大变化，将扩大内需作为基本立足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市场支撑。为此，要着力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持续推进重点领域补短板投资，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生态、物流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完善社会民生基础设施，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实施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行动，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加快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要着力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全面促进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扩大服务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着力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
第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实现自立自强。西方国家实施4.0版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目的是重新恢复西方制造业的优势，为此，西方国家在科技、投资、贸易、人员等诸多方面对我国进行限制和封锁，企图将我国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排挤出去。面对西方国家的极限打压和遏制，坚持独立自主、实现自立自强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立足国内加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为此，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着力建立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要发挥好党的领导、政府、企业、科技人员各自在形成自主创新能力中的独特作用，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要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着力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推动传统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造新兴产业链，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要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支持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要力争制造业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切实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
第四，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加强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上。在西方推动实施重塑制造业优势的4.0版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背景下，大力加强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切实维护和提升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以应对国际经济大循环转型对我国形成的巨大压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把发展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上升到战略高度，强调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在自己手里，“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脊梁，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作为应对国际经济大循环转型挑战的重大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加强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上，为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此，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应用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要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供给结构，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提升我国产业水平和实力，推动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制造强国转变。要着力发挥科技创新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引导金融机构把更多资源投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满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维护和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
第五，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西方国家推动的4.0版国际经济大循环带有浓厚的去全球化色彩，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既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也不符合国际社会谋合作求发展的共同愿望。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要搞闭关锁国，而是要顺应经济全球化时代潮流，开展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前进。为此，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我国要以自身开放来促进世界各国相互开放、共同开放，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要推动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要主动扩大进口，通过举办世界进口博览会形式扩大进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我国经济的竞争力；要支持我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促进形成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格局；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要主导并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享方向发展，助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共赢共享崇高目标做出伟大贡献。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