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易》之大义，先儒论之甚多。其中最早最全面论述的，当数《易纬》一书。《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者，以言其德也……变易者，其气也……不易也者，其位也”（《易纬·乾凿度》卷上），提出了“易一名三义”说。郑玄在《易赞》和《易论》中，将此三义概括为易简（易）、变易、不易。此说是基于《易传》提出的，《系辞》在论《易》时，曾蕴含着三义说法。孔颖达《周易正义》明确指出：
《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姤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皆言易简之法则也。又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以言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也”，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周易正义》卷首》）
汉以后，许多儒者又多次论到《易》之大义，皆不外“变易”、“不易”、“易简”等义，如宋性理学派程颐论“变易”、“不易”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程氏易传序》）又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程氏易序》，《二程集》第三册）又如朱熹认为：“《易》有两义，一是变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对待底。”（《朱文公易说》卷一）从下文分析可知，“交易”实际讲“不易”，因此，朱熹在这里讲到了《易》的“变易”、“不易”大义。
清易学家李光地在《周易折中》中全面总结了前清历代儒者对《易》之大义的阐发，认为：“清儒言易有四义：不易也，交易也，变易也，易简也”（《周易折中》卷十三）。虽然先儒表述《易》之义存有种种差别，但就其内涵而言，皆不外乎《易》之三义，至少还没有人明确对《易》之三义说提出质疑。
但从哲学看，作为易学两大派的汉易和宋易，他们各自所讲的“变易”，性质有否不同？不同在何处？如何理解“不易”的性质和内涵，“变易”与“不易”是何关系？如何理解“易简”内涵及性质，“易简”、“变易”、“不易”三者是何关系？以上三问题，鲜见其他学者讨论，故从哲学上分析并疏通之，是为本文任务。
1.汉人所说“变易”与宋人所说“变易”，总括看，都是从宇宙论上说的。但仔细分辨则看出，二者又有不同。汉人说“变易”是就宇宙生成论而言，关注的是变易本身，属形而下观照，而宋人言“变易”则着眼于变易之理，侧重于形而上思辨。
汉人言宇宙论，是气化的宇宙论，在《易纬》中可明确看到这点。《易纬·乾凿度》云：
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太初者气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质之始。无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畔。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上为天，浊重下为地。（《易纬·乾凿度》卷上）这里，《乾凿度》建立了一个气化的宇宙论。根据汉经学家郑玄的注释，我们看到：宇宙之原为无形无气的太易，在太易中元气“忽然而自生”（郑注），宇宙由太易过渡到太初，也即变至一（郑注：一，……气渐生之始，太初气之所生也），也即“易（太易）变而为一”。元气变而生太始之气，形开始出现而未形成，宇宙也就由太初变至太始，亦即“一变而为七”（郑注：七，……太始气之所生也）。太始气变而生太素之气，质开始出现而未形成，也即“七变而为九”（郑注：九，……太素气之所生也）。太初气、太始气、太素气三气产生后的宇宙是一个三气合一、形质未具的浑沌状态。在此浑沌中，气氤氲变化，引起形变，清轻之气上升而为天，浊重之气下降而为地，形质具而物成，从而万物得以产生。因此，汉人眼中的这个宇宙完全是一气化的宇宙，从太易到太初，是气的产生过程，它自己产生自己，不依赖任何外在东西，因此，气可以说是宇宙最高主宰。从太初、太始到太素，完全是三气依次相变而产生过程，而变化所成之物实际也是气。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因此，物实为冲气。因此，整个宇宙完全是一团变易之气，也可称为气之变易。
在先秦及两汉哲学史上，“气”指一种细微稀薄之物，是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因此，汉人的气化宇宙论正表明了汉学的特点：侧重于对宇宙的形而下观解。汉易学家认为，《易》之“变易”大义正是彰显了宇宙之气变易的具体情状，形而下之气的变易本身，所以，具体描述气变之情状，研究气之变易本身，就成了他们的重要任务。汉儒所建立的基本易学理论——“卦气说”向我们展示了天气变易的具体细微的情形。
孟喜“卦气说”以坎震离兑四正卦依次主一年冬春夏秋四时，每一爻值一节气，四卦二十四爻值二十四节气，其余六十卦中每五卦配一月，分配到十二月中，主七十二候。（参见孟喜《孟氏章句》，《新唐书》卷二十七上）。从四正卦主四时看，随着坎震离兑所表征的阴阳二气的由静而动、由微而达、由通而穷的变化，春夏秋冬四季依次相变而产生。从每一卦六爻所主的六个节气看，随着阴阳二气的细微变化，各个节气也应时出现。如坎卦，从卦象看，其每一经卦二阴一阳，上下二阴包一阳，表示阳气萌动而未通达，到二月坎凝固之气消失，随着这种气变，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六个节气交替产生。每个月又分为两个节气，每个节气又分三候。从物候上来观察气的变易，就更细微、更具体了。如随着惊蛰之中气的变化，依次出现三候：初候桃树开始开花，次候仓庚鸟（布谷）鸣啼，末候鹰变化为鸠鸟。又如，随着春分中气的变化，三候渐次出现：初候燕子到来，次候雷声发出，末候闪电开始出现。
从“卦气说”我们看出，从四时到二十四节气，再到七十二候，从年到月再到日，汉儒对天气变化的描述越来越细微，越来越具体，他们的心灵完全拘限于天气的具体交易上，他们所关心的是哪一月哪一天的具体变易情状，至于这种具体变易的所以然之故，则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因此，我们说，汉儒言“变易”是直接从形而下的层面上，从气上对宇宙作观照，他们所关注的是具体的变易本身。
宋儒讲“变易”则与汉人不同。宋儒擅长纯哲理思辨，理学的产生和建立，表明哲学上形而上学之建立。宋儒正是从形而上层面上，从理上来阐发和肯认《易》之大义——变易的。
《易传》认为，世界只存在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形而上之道，一种为形而下之器，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上）。这两种存在形式在性质上不同。道是形而上的存在，无形无象，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得，对他人只能通过“圆而神”的慧思来把握，但它又是真实之存在，是具体器物和动变之所以然之理，是普遍法则。器则是形而下的存在，有形有象，具体生动，人们可通过视听闻触直接感知。宋儒正是紧紧抓住《易传》的“道器之辨”，严格区分形而上之道（理）与形而下之器（气），从而在思想原则和方法上与汉儒鲜明地区分开。在宋儒看来，汉儒对“变易”的理解，仅仅拘限于形而下的气之变易本身，执着于琐碎繁杂的细节，这是完全不够的。对《易》之“变易”的理解，应从形而上的道（理）高度上来把握。“变易”不是指具体的变易本身，而是指具体变易的所以然之故，所以然之理。这种变易之理弥纶于万事万物，天下无一物不含变易之理，无一事不含变易之理。因此，变易之理是宇宙的普遍法则，是形而上之常道。变易之理是体，而具体变易为用，是普遍的变易之理的发显，变易之理与变易是本与末、一与多、简与繁的关系。抓住变易之理这个易简之道，一切具体变易就都在话下。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理解了《易》之“变易”的大义，显然，与汉儒相比，宋儒的理解视野大大开阔，思辨水平大大提高。
宋儒程颐、朱熹论变易，正鲜明地体现了形而上思辨之特点。程颐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阴阳者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遗书》卷三，《二程集》）他指出：“《易》者，阴阳之道也”。（《程氏易传序》）程颐认为，《易》书所彰显的就是阴阳之道，也即阴阳二气变化之理。这个理“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之微，无一而不合”（《遗书》）。因此，变易是普遍的，上至天地之大，下至昆虫之微，甚至在幽明的鬼神两界，无一物不变，无一时不变。
朱熹论《易》变易之理，比程颐更详细。他说：“《易》是阴阳屈伸，随时变易，大抵古今有大阖辟，小阖辟，今人说《易》都无著摸，圣人便于六十四卦，只以阴阳奇偶写出来，至于所以为阴阳，为古今，乃是此道理。”（引自《周易折中》卷首）朱熹认为，《易》书所反映的是阴阳二气屈伸变易之道理。古往今来有大大小小无穷的阳辟阴阖的变易，这种变易之理是形而上的，普遍的，人们看不见、摸不着，古圣人便写出阴阳爻来表示阴阳二气，以六十四卦来指射阴阳变易之理。“变易”之理是“假托”、“包含”，“足以包无穷之事”（同上），因此，这个理一定是普遍的。
宋人郑樵论及变易之理时说：“《易》不可以形拘，不可以迹求。”（郑樵《易经奥论》）这里，郑樵实际提出两对范畴：形上与形下、迹与所以迹。他认为《易》之理只能从形而上和所以迹的层面去把握，从普遍的法则性上去理解，而不可拘泥于迹而不可自拔。
2.“变易”与“不易”同为《易》之大义，似乎是矛盾的。但正是在这种表面的矛盾下，隐含着微妙的思想。
首先，从文字学上看，“变易”和“不易”这两个相反的意义包括于“易”一字中，为“对训”。此点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论易之三名》中剖析甚详。单从“对训”本身所透显的思想看，“变易”与“不易”是一体之两面：一个存在，另一个必然同时存在；一个不存在，另一个必然同时消失。
《易》之大义——不易，首先是在宇宙论上讲的，是“变易”应含之义。宇宙之变易，流动不居，在这种至动中秩序又不乱，可以说，“不易”首先指“至动不乱秩序义”（牟宗三语，见《心体与性体》第一册）。汉人“卦气说”指出，昭示每年变化的十二辟卦阴阳消息，周而复始，秩序是不变的。从每年十一月《复》卦的一阳来复，阳气渐次息长到《临》、《泰》、《大壮》、的二阳、三阳、四阳、五阳，息长至六阳为《乾》，阳气已极尽，必然消退转生阴气。从《姤》卦的一阴，阴气逐渐生长到《遁》、《否》、《观》、《剥》卦的二阴、三阴、四阴、五阴，至六阴而为《坤》，阴气己穷极，必然消退而转生阳气，从而开始新一轮循环。通行本《周易》卦序以《乾》卦开始，按序而相变，进入下一卦，至《未济》卦结束，表示一个“变易”的完成，但并不表示“变易”的结束。《序卦》曰：“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从而转生《乾》卦，按照卦序开始新一轮循环变化。这种变易的秩序性，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元亨利贞”（乾卦辞）。程颐注曰：“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程氏易传》）万物之变易从元开始，亨通而盛长，利遂而贞成，完成一个循环，又无一毫之间断，继续流变，从“贞”直接转生“元”，所谓“贞下起元”，继续以“元亨利贞”之秩序变易不穷。因此，“变易”的行程中有恒常之秩序，这种秩序的恒常性就是“不易”。“变易”和“不易”是宇宙自身的实现形式。“变易”保证宇宙永不滞留的流动活泼。“不易”保证宇宙变而不乱变而有常的神妙韵律。变中有常，常而又变，二者互显互用，密而为一，昭显了一个“生生”的宇宙。
因此，这种“不易”是从“变易”中直接透显出来的，是“易”相反而又相成的两义所直接昭示出来的，它反映了宇宙秩序的恒常性，是从宇宙论层面上讲的。
但“不易”还指示着更深刻的内涵，这种内涵只有在价值论的层面才能得到充分豁显。因此，我们必须转换视角，从宇宙论转向价值论。
价值论是中国古代哲人运思的核心。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家几乎将全幅心神放在了对人、社会的思考上，人之价值及其实现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不论是道家的自然价值观，还是儒家的道德价值论，二者都昭示人们：必须也只有从价值切入，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哲学，才能深刻理解原典所彰显的大义。因此，对六经之首的《易》书也必须放在价值论的框架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不易”的大义。
这首先涉及到伏羲为何画八卦，也即《易》书的实质。在帛书《周易·要》中，孔子指出：“《易》我后亓（其）祝卜矣！我观亓（其）德义耳也。”（见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孔子把《易》书原始卜筮性质放在次后地位，把其中所蕴藏的“德义”放在第一位而“观”之。汉易学家指出：伏羲作八卦，是为理人伦，明王道，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的，是为道德教化的。如京房认为：“《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伦，而明王道。”（《京氏易传》卷下）《易纬·乾凿度》曰：“《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易纬·乾凿度》卷上）当代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先生指出：《易传》不能离开道德意识来了解，尽管它形上学的意味很重，其实它背后的底于还是moral （道德的）。（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第四讲）《易传》是揭示《易经》精蕴的，《易经》也是不能离开道德意识来了解的。因此，《易》书从实质上看，是讲道德义理的，它包含着价值论层面，讲道德价值。
从价值论的层面上，“不易”就是《乾凿度》所指出的：“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乾凿度》卷上）。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出“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不易”，实际指人伦之常，也即三纲六纪的恒常不变；二是指出“天在上，地在下”之“不易”，也即天地之常。“天地”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特定涵义。庄子曰：“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庄子·逍遥篇》）“天地”是最大的“名”，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宇宙”。“天地”又是至大无外的，具有最广的普遍性和最久的永恒性。在中国哲学中，“天地”有宇宙论意义和价值论意义。在这段话中，“天地”侧重于价值论意义，可称为“价值之天地”，有其不易之常。
《系辞》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先儒认为，这段话就是讲“不易”的（如郑玄在《易赞》、《易论》中指出这段话即为“不易”，李光地认为这段话言“不易”）。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注此段曰：“‘天地’者，阴阳形气之实体；‘乾坤’者，《易》中纯阴纯阳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万物上下之位；‘贵贱”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动’者，阳之常；‘静’者，阴之常；‘刚柔’者，《易》中卦爻阴阳之称也。”（朱熹《周易本义》卷七）这段话是以“阴阳”为关键词来分疏乾坤卦、爻位及天地的尊卑贵贱的。古人从自然中阳气主生、阴气主杀体认出阳善阴恶、阳尊阴卑的人文意蕴，因此“阴阳”在古人那里有两义：一是自然义，即阴气、阳气；二是价值意义。朱熹认为，天为阳气之实体，故圣人效法之画纯阳之卦，即为《乾》；地为阴气之实体，圣人效法之画纯阴之卦，即为《坤》；天地万物有上下之位，故卦爻位也分上下；阳常动，阴常静，故有阴阳爻之名称。显然，朱熹只是从阴阳的自然意义上来说明圣人作《易》的根据，但“尊”、“卑”、“贵贱”这些价值词语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只有着重从阴阳的价值意义上才能更好地疏解这段话所彰显的“不易”之大义。阳善阴恶，故纯阳之天为善为尊，纯阴之地为恶为卑；《乾》卦纯阳故为善，《坤》卦纯阴故为恶；天尊高地卑贱上下相陈，故卦爻也按贵贱之位相列；阳常性为动、为善，阴常性为静、为恶，故阴爻、阳爻判然不相混淆。所谓“天尊地卑”正表明了“天地”的道德价值意义，而“天尊地卑”之不易，正昭示了道德价值之天地有其不易之“常”。
“常”之内涵即为“五常”。先儒认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德是天地之大经，是恒常不易的。“五常”昭示：仁、义、礼、智、信是形而上的道德价值本体，是价值天地之本性，具有普遍性和恒久性，它为人之所以为人提供了终极根据，为人“安身立命”提供了永恒之“位”。因此，只有在这里，“不易”的深刻内涵才得到充分说明。
朱熹认为“交易”是《易》之大义之一。实际上，“交易”就是“不易”。他说：“‘交易’是阳交于阴，阴交于阳，是卦图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泽通气，云云者是也。”（《朱子语类》）这里“卦图”指伏羲先天卦图。在伏羲先天卦图上，乾坤震巽坎离兑艮八卦两两相对待，虽有相交之趋势，但本身是静止而定位的，而从天地定位看，即指乾坤天地的定位而不易。而且，朱熹提出“交易”的目的就是为论证君臣之位是不可移易的，因此，应该说，朱熹也已揭示了“不易”的实质。
汉儒董仲舒也明确指出了“不易”的道德价值恒常性的涵义。他在《对策》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
总之，“不易”是在宇宙论和价值论两层面上讲的，而其更深刻的内涵是在道德价值论方面。
3.关于“易简”，首先，我们弄清它的内涵。《系辞下》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这里，“易”与“险”对反，“简”与“阻”对反。《说文》：“险，阻难也。阻，险也。”因此，不难则“易简”。孔颖达认为：“《易》者，易也，音为难易之音，义为简易之义。”（《周易正义》卷首）因此，笔者认为，这里的“易”当训为容易，“简”当训为简单，“易简”不是一般所讲的容易、简单，而是至易、至简。
从《易》书本身讲，易简是就乾坤之道而言的，亦即乾易坤简，因为乾健坤顺，乾行健故易，坤顺巽故简而不繁。而从哲学上看，就《易》书昭示义理上看，“易简”是就道体而言。这一点，张载和王夫之分析的最精辟。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说：“太和所谓道，……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者坤乎！”王夫之注曰：“易简者，唯阳健阴顺而已。太和之本体，未有知也，未有能，易简而已。”（王夫之《张子正蒙注》）显然，“易简”是就太和之体说的。“太和”即宇宙本体，也是道体，宇宙本体、道体具有至易至简的本性，也即宇宙本体是易简的。
那么，宇宙本体为何是易简的呢？
《系辞》曰：“生生之谓易。”就《易》书本身，《易传》认为，乾以“大生”，坤以“广生”，正是在乾坤之大生、广生中，六十四卦相继而产生。从《易》书昭示义理看，先儒在这里揭示了关于宇宙最深刻的哲理：生而又生，生生不已，这就是宇宙之本然，宇宙之本体。宇宙本身就是生生，排除生生，宇宙即不存在。宇宙本体并不是说有一个实体存在那里，而是说“生生”这种神妙的创造本身就是宇宙本体。如果说宇宙本体有本性的话，它的本性也只是生生，因此，对于宇宙本体而言，生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是再容易不过的了，是再简单不过的了，换言之，生生对宇宙本体来说是至易、至简的，是“易简”的。所以，“易简”的根据在于宇宙本体生生的本性。
宇宙本体的生生不已，造成了大化流行的宇宙，在这流行中又动而不乱，有其恒常，也即说，“易简”之生生导致至动的“变易”和有秩而不乱的“不易”，因此，在“易简”、“变易”、“不易”关系上，三者是互显互用的。“易简”生生的宇宙靠“变易”和“不易”来发显，而没有前者，后二者也无从显现。“变易”和“不易”又是“变”与“常”的关系，二者也是互显互用的，不可或缺。因此，三者密而为一体，互相显发，为我们示显了一个圆满的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