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这本史学界专门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学术刊物，1991年下半年创刊，到今年，即将迎来25周年。像一个人一样，25岁已经成长为一个青年，已经到了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刊物主编要我写一点纪念性的东西，我作为当年的开创者，似乎无可推脱。

创刊大背景

1972年9月，中日建交，了结了此前百多年中日之间不愉快的历史。中日建交以来的中日关系史，是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以来最好的时期。

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但是，中日之间百多年的历史关系并未得到清算。当然，这种清算主要是在历史认识上进行清算。要在历史认识上进行清算，就是要开展中日之间历史关系的研究。199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60周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日关系历史，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抗日战争历史，中国学术界未有开展深入学术研究。这是《抗日战争研究》创刊以前学术界的基本态势。这是一方面的情况。

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建交，经济交往开展很顺利，中日两国的贸易总额1972年只有10.38亿美元，到1991年迅速增长为228亿美元，差不多增加了20倍。但是，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日复交谈判的第一次首脑会谈中说过：邦交恢复后，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侵华战争虽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中国主张把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分开。为了日本人民的利益，中国主动提出了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在中日恢复邦交《联合声明》中，关于历史认识问题只写了一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里并没有在战争二字前加上“侵略”字样。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结束过去朝前看的精神。事实上，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在日本没有得到友好的响应。日本在历史和现实上否认侵略战争的思想苗头不断有所表露。1978年日本不顾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抗议，把东条英机等14名东京审判中判定的甲级战争罪犯亡灵移到靖国神社供奉。这说明，由于对侵略战争的历史没有彻底忏悔与反省，引起了现实关系的紧张。1982年日本文部省批准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虽然提出了日本处理历史教科书要注意邻国反应的“邻国条款”，毕竟引起了亚洲各国的密切关注。在日本，家永三郎作为历史教科书编者，为了维护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正确表述，不断进行抗告。作为历史教科书审查的政府主管单位，文部省的修改决定为以后教科书的修改开了一个坏头。1985、1986、1989年，日本都有历史教科书审定问题被提出来。

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及18名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战后40年来第一位现职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中国政府表示了抗议。政府首相以正式身份参拜，表明日本政府对发动侵略战争的肯定。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国所不能接受的。

1989年2月14日至18日，日本首相竹下登和内阁法制局局长在回答在野党质询中，接二连三为裕仁天皇开脱战争责任，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进行辩解。2月20日，刘大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就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倒退做了强烈批判。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刘大年义正词严的发言，日本报纸转载了他的发言，苏联、美国、法国的报纸、通讯社也就此发表评论，谴责了日本当局的不当言论。为此，美国华侨和华裔学者发起了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系列活动。

以上说明，中日之间的基本历史问题不弄清楚是不行的，要想把历史认识搁置下去是不现实的。这个问题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这是成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创办《抗日战争研究》学术刊物的基本的历史背景。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筹备

《抗日战争研究》一开始就是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的刊物而筹办的。讲刊物创刊的背景，必须先从中国抗日战争学会的筹办讲起。

1989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胡乔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访问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华裔教授吴天威多次向胡乔木一行提议在中国建立日本侵华暴行研究会。1989年8月30日，胡乔木致函刘大年：

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华裔教授吴天威，多次提议要成立日本侵华暴行研究会，这是一件好事，赞成的人（尤其海外华人）很多，成立的类似组织也不少。今年四月我和赵复三访美时，吴偕齐锡生教授专程到华盛顿商谈此事，希望由国内正式发起组织，作为中心。我曾与赵说此事最好由你出面牵头，请近代史所推出几位热心的同志负责进行，建立一个民间性的团体，以便与海外各方联系，同时在国内选几个重点题目调查分别成书。回国后一直未能与你联系，赵亦匆忙出国。现吴又来信，请考虑可否挑起这个担子，并望与胡绳同志一商。

1989年11月8日，胡乔木再次致函刘大年，信中说：

暴行调查事，请先与介夫同志商议，分别依托社科院近代史所和抗日纪念馆作一些组织上的准备，包括指定专门负责人（将来专职但不脱产）、拟出初步重点调查计划、经费收支匡算、经常参与合作单位人员、基金会日常工作和管理办法（会计账目收据奖状等）等项。秘书长人选正在从抗日名将中物色，不必着急，上设主席团或董事会名称名单亦请商定草案，以便说话时易于作出决定。请酌。

这两封信，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酝酿成立的起因。收到前信不久，刘大年同志专门找我谈过此事，说乔木在1989年4月访问美国，吴天威、齐锡生等华裔学者敦促国内成立抗日战争研究机构，开展日军暴行调查，发行抗战刊物。乔木意见，此事可办。乔木并且找大年谈过，大年和白介夫也到乔木那里谈过。我这时候担任近代史所副所长，大年同志要我协助他组织抗日战争民间社团办一些具体事情。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大体是晚清历史，对抗战历史没有专门研究。但是，大年同志要我办事，我立即答应了。根据大年同志意见，要准备着手成立一个研究抗日战争民间社团，要有很高的规格，不妨把摊子铺得大一些，加强抗战史研究。那时考虑，这个民间社团以胡乔木担任会长，请老上将吕正操担任秘书长（也考虑过请朱穆之任秘书长），还要成立十人主席团，把聂荣臻、徐向前二帅请出来，还要从大将至少是中将中遴选。除了成立研究会，还要成立基金会，以便有条件支持日军罪行调查工作，各省要成立分会，研究会要公开挂牌，挂靠在近代史所，等。我记得开过几次会，有时候在抗战纪念馆，有时候在白介夫家里或者其他地方，讨论筹备工作如何进行。我记得11月中旬在北京市政协会客室开过一次会议，刘大年、白介夫主谈，大意是：乔木主张搞一个高层机构，已说服吕正操出任秘书长，刘大年、白介夫担任副秘书长。参加会议的开始是很小范围，只有刘大年、白介夫、张春祥（先后任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和抗战纪念馆馆长）和我。分工我做的事情是起草学会章程，起草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起草给中央的报告等。我参照宋庆龄基金会章程（这个基金会的名誉董事长是邓小平）起草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章程，提出学会理事、会长、副会长、主席团成员等人事安排建议草案。基金会章程由白介夫负责，大概是抗战纪念馆起草。张春祥还在抗战纪念馆召开过一次会议，研究布置成立北京市抗战研究会，要求抗战纪念馆起草文件。大年同志曾召我到他家里谈如何给中央起草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分三个部分，关于成立抗战研究会的必要性，关于抗战研究会的性质，关于抗战研究会成立后的工作设想。在谈到必要性时，他强调要突出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大致分成四点：1.可以促进民族觉醒与爱国主义；2.与台港、海外华人能找到共同语言，便于统战工作；3.警惕日本军国主义；4.提高中国国际地位。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工作有了一定进展。12月初，在白介夫家里讨论成立抗战研究会给中央的报告以及两个章程。刘大年在1989年12月12日致胡乔木函说：

最近同白介夫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草拟出了给中央的报告等三个文字稿，并设想了一下主席团、基金会的两个名单草案，一并送上，请予以查阅修改。基金会名单中香港何人参加尚须斟酌。理事会的名单我们想可以广泛一些，不必经中央批准，待下回再提出。

介夫同志精力充沛，情况熟悉，是承担研究会实际工作的最适合人选。因此我有个想法，秘书长不妨有两位，吕老参加主席团兼秘书长，介夫同时也任秘书长，便于活动，开展工作。我作理事会成员就行了，不需要其他名义，实事求是。

研究会明年一月成立，看来太仓促了，预定在二月间比较从容一点。往下的工作，是否等中央批准报告以后，您找有关同志谈一次，然后进行。

信里所说给中央的三个文字稿，包括了我起草的报告、章程和抗战纪念馆起草的基金会章程等文件。但是这些文件送到乔木那里后，很长时间没有下文。那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紧张地开展天安门事件后的思想清查活动，我没有多少时间参与抗战研究会的事情，只好等待。

原来是胡乔木病了，也可能与那时的国内情势有关。1990年2月，刘大年收到了胡乔木写于2月20日的信，这封信中说：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今年二月十九日两信均收到。十二月的信没有回，因为当时正值神经衰弱旧疾复发（主要表现为疲劳），希望过些时好些再面商，不想此次病情近日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见加重，看来不大可能再恢复到去年谈论此事时的健康水平。明天要住院（与此病无关，动个小手术），只好先回此信。

（一）成立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和基金会的建议不能由我个人提出，似只能由社会科学院党组提出。此事原则上是否可行，请先与郁文、胡绳同志一商。（由于目前国内外形势，研究会、基金会这类组织，中央现在能否同意亦是问题。）如获同意，再考虑报告如何写法。现在的稿子似觉冗长了一些。调查日军暴行一事在国际上已有多人进行，中国自应积极进行。而为了调查所以需要征集基金，这个道理似乎看不清楚。

（二）我由于健康状况对有关事项现已积极不起来，谈话写信现都很感吃力，故坚决不想再在研究会尤其基金会中列名或实际参与。我希望胡绳同志能任会长并在实际上起牵头作用，他以社科院院长和政协副主席身份发起名正言顺。此外，我现在认为基金会名单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如果实际上能成立的话。这里说的都是大实话。自己提出倡议自己打退堂鼓确实很难堪，但实际如此，别无良策。万望鉴原。

有关抗战史学会等机构的组成，乔木这封信是一个转变的关键。收到这封信后，大年同志当天就给我打了电话，说乔木住院，要推脱抗战研究会事，但是没有给我看这封信。随后，刘大年分别给胡绳、郁文和吕正操写了信。给胡绳、郁文的信上说：“送上乔木同志倡议组建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的来信，和我同白介夫同志原拟的给中央的《报告》稿。乔木同志对他原来的设想有了修改，主张由社会科学院来出面组织推动。我觉得他的意见可行，具体办法要重新研究，请考虑决定。我给乔木、冯至同志的信各一件，一并附去。如果约人先谈谈，需要的话，我可以参加。又，白介夫同志对此热心，也有一些想法。”给吕正操的信是这样写的：“乔木同志信一件，转上请一阅。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推动，我对此确信不疑。乔木同志现在略为修改了他的主意，要按照上次谈话的设想去做，显已碍难行通。我在找有关同志商量，俟有头绪，当即奉闻。”以上两封信都写于1990年3月10日，同时附上了胡乔木的原信。给胡绳、郁文的信很清楚，是希望中国社科院党组批准成立抗战史研究的民间社团。给吕正操的信是做一番解释，原来安排请吕正操担任高规格的抗战研究会秘书长，现在因乔木主意改变，抗战研究会的筹备应如何操作，也要随之改变，这里含有秘书长另选他人的意思。乔木信里提到刘大年2月19日给胡乔木的信，现在没有看到，我估计是询问工作进展事。

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与白介夫交换意见，刘大年又到胡乔木府上当面交换意见，形成了一些新的想法。1990年10月中，大年来所找我，告我胡乔木已同意担任名誉会长，乔木还建议办一个刊物。大年希望由近代史所承办这个刊物。大年希望，研究会事、办刊物事，都需要所里通过，列入工作计划，也提出所里要培养抗战研究方面的人才，同时还通报了他与社科院党委书记郁文的谈话情况。郁文说：社科院主管的学术社团已经上百，已决定不再接受新办社团。但你这个抗战史研究会是例外，可以批准，但是社科院没有经费支持，所有经费要你们自己想法解决。郁文还提到，最近《真理的追求》创刊，从财政部得到了几十万拨款，你们可以向中央要一点。大年要我以他和白介夫名义给胡乔木写一封信，提出办研究会、办刊物都需要钱，这封信要请乔木转给李鹏总理，请李鹏拨点经费。我根据大年的谈话精神，重新起草给中央的报告，重新起草学会章程，重新提出学会各项人事安排建议，以及写给胡乔木转李鹏总理要求拨付经费的信。

过了几天，在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开会，白介夫、刘大年主讲，正式宣布成立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会，胡乔木名誉会长，刘大年会长，白介夫执行会长（白介夫自任副会长，刘大年坚持执行会长）兼基金会会长，成立顾问组、理事会，各省研究会负责人担任理事，成立学术委员会等。我提出建议，仿照中国史学会名称，中国抗战史研究会改称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这个意见被采纳。抗战史学会成立后，首先办两件事，一件是以学会名义办刊物，刊物定名《抗日战争研究》，刊物由近代史所承办；第二件事是1991年九一八事变60周年时，在沈阳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淇、中央党校马齐彬、军事科学院罗焕章，近代史所科研处处长徐辉琪，以及抗战纪念馆馆长、副馆长等都出席了会议。

经过初步计算，我们提出请财政部拨付70万元，20万用于1991年在沈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50万元留给《抗日战争研究》作办刊经费。

1990年10月15日，刘大年致函胡乔木：

办刊物的费用社会科学院无法解决。我和介夫同志给您和李鹏同志写了一封信，现送上。如无不妥，请加几句话转给李鹏同志，多少有一点钱以后，酝酿了两年的研究会就终于可以活动起来了。

由您担任名誉会长，我们觉得同时也设名誉理事，这样，学会可以更有影响些。名单草案见另纸，请考虑，加以增减。已与介夫同志达成协议，我遵命暂居会长名义，介夫担任执行会长兼基金会会长。理事待与学术界协商产生。学会名叫“抗日战争研究学会”，刊物就叫《抗日战争研究》，明年下半年发刊。争取今年十二月把研究会成立起来，并筹备明年的讨论会。

同一天，刘大年、白介夫致函胡乔木并转李鹏：

关于成立一个民间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学会来推动抗日战争研究的事，我们和有关同志讨论了几次。大家认为现在应该赶紧行动起来，实在不可以再拖延下去了。乔木同志答应担任研究会名誉会长，大家很受鼓舞。我们争取在今年年底建立学会组织，开始工作。明年计划做两件事：一、开一个“九一八”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二、出一个刊物，发表成果，推动研究。学会开办和经常费用我们去设法募集，明年开讨论会与办刊物，马上需要一笔钱，想提请李鹏总理批准，由财政部拨人民币七十万元，给予补助（不久前许立群同志主持的《真理的追求》就是由财政部拨给三十万元得以办成的）。二十万元开讨论会，五十万元维持刊物出版。

抗日战争的研究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也是我党历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它的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加速了中国走进社会主义。抗日战争体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爱国觉醒。我们要弘扬爱国主义，那段历史是极为宝贵的教材。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开展这项研究，对于做好台湾和海外华人的工作，增强向心力，十分有利。历史的教训更需要牢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日本国内的旧势力仍然坚持军国主义思想，企图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翻案。日本由经济大国走向军事大国，步伐在明显地加紧。我们主张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不能忘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台湾和海外学术界也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海外华人出有专门刊物，开展日军侵华罪行调查。他们多次来信，对我们没有组织起来与他们联系协作，表示不满。今年八月在香港举行的一次中日关系国际讨论会中，台湾学者提出，一九九二年两岸共同召开卢沟桥事变五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经费由他们申请蒋经国交流基金解决。这是对我们的挑战。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把抗战史的研究认真开展起来，愈快愈好。我们这些当初投身抗日战场的青年，今已白发苍苍。回顾那段历史，深感自己应该抓紧时间，尽一分责任。

目前国家财政很紧，大家充分理解。在推动抗日战争研究这样的事情上少量花一点钱，支持一下，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一经得到批准拨款补助的通知，便可着手筹备明年的讨论会和安排刊物出版的具体工作。学会理事会章程、名单将尽快提出，向乔木同志汇报，并办理登记手续等事宜。

李鹏总理很快就收到了这封信。11月2日，国务院副秘书长刘仲藜在国务院假山会议室召开会议讨论这封信的落实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宣部宣传局副局长、民政部社团司司长、财政部文教司副司长、国务院秘书局一位处长，以及社科院科研局学术秘书高德和我。讨论中，民政部、财政部出席会议的负责同志对成立抗战史学会很不以为然，说中国不仅有抗日战争，还有抗美援朝，是否都要成立学会？简直是“叠床架屋”！一个个大事件都要成立研究会，还有完吗？我在会上陈述了成立抗战史学会、创办《抗日战争研究》刊物，以及召开九一八事变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理由，也说了办研究会、办刊物是胡乔木同志的主意。我说抗日战争是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大事，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大事，如果需要都可以成立学会，这怎么能叫“叠床架屋”？这样的学术需要就是国家的需要，国家理应支持。经过说明，论证会有所转圜。结论是，研究会先申办社团登记，刊物先办理刊号，再办理财政拨款。刘仲藜没有正面表态，只是要求秘书局向李鹏总理写出报告。事后李鹏总理还是批了这70万元的预算。用这笔钱，我们创办了《抗日战争研究》学术刊物，并且于1991年9月在沈阳举办了“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这个会议后，筹备工作小组积极准备如下事项：社团登记、刊物登记、各种报告、学会成立大会筹备、沈阳国际学术讨论会筹备等。

1991年1月23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成立大会。周谷城、胡绳、萧克、杨成武、侯镜如、程思远、邓力群、王忍之、高存信、张震、姜思毅、段苏权、刘大年、白介夫等在主席台就座。沙健孙、郑惠、金冲及、江流、刘启林、李志坚、刘述礼、戴逸、丁守和，以及来自全国各省的有关社科研究的负责人出席了大会。胡乔木因病未出席。事前，刘大年请乔木给大会发一个贺信，乔木同意了。我起草了贺信稿，乔木做了个别文字修改，用钢笔抄了一遍，传真给了抗战纪念馆。我在开幕式上宣读了胡乔木的贺信。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忍之同志出席了这个成立大会，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宣部支持抗战史学会。刘大年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做什么，怎么做？》的主题演讲。这个演讲的头一部分，刘大年批驳了所谓“叠床架屋”等种种奇谈怪论。这次代表大会开了两天，通过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名誉顾问13人：萧克、杨成武、吕正操、杨得志、郭化若、张震、邓力群、胡绳、周谷城、程思远、郑洞国、侯镜如、张国基，名誉会长胡乔木，会长刘大年，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白介夫，副秘书长张春祥、张海鹏、张承钧、王淇、王明哲、王桧林、罗焕章、徐辉琪，还通过了以刘大年为召集人的学术委员会（成员14人：丁守和、马齐彬、王淇、王庆成、白介夫、刘建业、齐世荣、李侃、张海鹏、何理、罗焕章、金冲及、戴逸）和理事81人。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推动了一系列抗战史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但是，拟议中的抗战研究基金会，始终未能成立起来，胡乔木最初提到的日本暴行调查未能进行。

《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的筹办和创刊

抗战史学会正式成立，作为学会刊物《抗日战争研究》的筹办便正式提上日程。刘大年曾考虑由他和戴逸任主编，我任副主编。过了几天在正式会议上，刘大年宣布我是刊物主编。这样，申请刊号、组织编辑部、所里行政部门拨出刊物办公房间、考虑创刊号文章，几乎同时进行。那时候，近代史所有一个正式学术刊物《近代史研究》，主编是夏良才。《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有编辑人员六七人，经与夏良才商量，决定调曾景忠出任《抗日战争研究》副主编；同时，荣维木刚从中央党校调入近代史所，也请他来担任《抗日战争研究》编辑，又从图书馆调来一位做编务。这就把编辑班子搭起来了。我们还组织了刊物编委会，以刘大年为召集人，以抗战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为编委。编委会做出决定，刊物为季刊，创刊号在1991年9月出版。

鉴于刊物是学会主办的刊物，胡乔木是学会名誉会长，我向刘大年建议请胡乔木写一篇发刊词，请邓小平、聂荣臻为刊物题辞。大年接受这个建议，随即便给胡乔木写了信：

《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的信》在成立大会上宣读过，现送上，请再过目。

两个办法：（一）不用信的形式，以中间三段为基础，略加充实，成一简短发刊词；（二）即用原信，注明代发刊词。当然希望您选择前一办法。但决不要太费事，以免劳累，几百字就可以了。刊物本月中旬发稿，祈酌定示复。

原来，乔木是答应写发刊词的，我们感到很受鼓舞。随后乔木以身体原因，表示写不出来，可以把刘大年在成立大会上做的主题报告作为发刊词。大年谦让，坚持要乔木写发刊词，实在写不出来，就以成立大会的贺信为基础，加以修改。乔木同意了。我在贺信基础上稍加调整，送乔木审核，得到通过。刘大年又分别给邓小平和聂荣臻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为创刊号题辞。这两封信是托胡乔木转交的。信是这样写的：“学术界在胡乔木同志倡导下，成立了一个民间的抗日战争史学会，并决定出版名为《抗日战争研究》的刊物，推动学术研究。大家非常希望您能够给《抗日战争研究》题辞，以鼓舞学术界和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刊物六月上旬发稿，题辞要在五月间收到。至祈俯允，勉我后人。”编辑部不久就收到了聂帅身边工作人员寄来的聂帅题辞。题辞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签了聂帅大名：“研究抗日战争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但是，照我看来，除了签名是聂帅笔迹，题辞本身似乎是聂帅秘书代笔的。那时候，聂帅身体已大不如前了。邓小平处没有回音。

为了办好创刊号，办好刊物，请刘大年主持召开了一次《抗日战争研究》编委会，全体编委出席，对办好这份刊物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经过紧张忙碌，编辑部从原来《近代史研究》来稿和从参加沈阳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章中选取部分稿件形成了创刊号目录，经过讨论确定下来。那时候刊物出版还是排铅字，与《近代史研究》一起送河北卢龙印刷厂印制。编辑经过校对，还要到卢龙印刷厂去核红。当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9月18日在沈阳开幕的时候，《抗日战争研究》创刊号运到沈阳会场，与出席大会的所有学者见面了。

我们在创刊号上的处理是：1.内封为聂荣臻元帅题辞；2.胡乔木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的信——代发刊词；3.刘大年的《做什么，怎么做？——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以上是开篇，以下是论文和其他栏目。论文第一栏是关于九一八事变研究，有沈予《从华盛顿会议到九一八事变》，俞辛焞《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余子道《中国局部抗战综论》，佟冬、解学诗《华北事变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张劲松、马依弘《九一八事变研究综述》。论文第二栏的文章，有魏宏运《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述评》、许乃波《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宋庆龄》、刘存宽《1942年关于香港新界问题的中英交涉》、牛军《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演变》。其他栏目还有外刊介绍、读史札记、学术信息等。这个栏目安排大体上体现了刊物的方向。最后，我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写了一篇《致读者》，说明本刊的基本宗旨。《致读者》写道：

本刊创办，就是要致力于推动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我们所说抗日战争史，并非单指中日双方的军事行动、战争过程。抗日战争史，换一句话说，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断代史，举凡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方面，都在我们研究讨论之列……

尊重历史，遵循科学，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办会宗旨，也是本刊的办刊宗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我们主张历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样地，我们提倡一切实事求是的富有科学精神的研究。不看标签如何，而以尊重历史为准绳。

《致读者》最后还说：“抗日战争史是一个新近的为大家所重视的领域。研究者中青年居多。从根本上来说，提高我国抗战史研究的水平，希望在于大批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的顺利成长。本刊将乐于为我国抗战史研究方面的青年学者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合适的园地。”

《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行组代理总发行，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作为出版单位。1991年创刊到1993年各期的主要稿件我都是看的，1994年我担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实在无力多看稿件，就委托曾景忠全权处理。1994年第一期起，刊物封底改署执行主编曾景忠，曾景忠退休后由荣维木担任执行主编。

那时候一年出版经费大约8万元（其实许多工作经费都算在近代史所账上了），不几年，财政部拨付的50万就用完了。因为是学会主办，社科院不管经费支持。我求助于抗战史学会执行会长白介夫，他也无法，只得从北京市网球协会得到的捐款里拨来了几万元，还是无济于事，我又向香港热心抗战研究的杜学魁先生求助，又得到了几万元资助，后来还从抗战纪念馆拿到一点钱，勉强维持刊物的出刊。直到2004年步平接手主编后，办刊经费才有改观。

回忆《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已经过去了25年。这篇回忆大多是有资料根据的，有些是根据当时的工作笔记，细节已经不能全部复原了。我深感创业难，所谓事不经过不知难。当年创业简陋，今天成就巨大，令人感慨系之。有一点可以说，在成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创办《抗日战争研究》上，胡乔木和刘大年两位先人厥功至伟！他们已经擘画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为后人清楚地指示了做好这一工作的前景。后人取得的成绩，不可忘了有他们一份功劳！

我以为，一会一刊，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大踏步前进。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