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青年朋友要我谈谈自学、读书和写作的经验。我说不出什么系统的东西，只好来一次漫谈。
正规教育与自学
既然是讲经验，不能不说到我的学习经历。我在一九二五年七岁半时开始上小学。由于在上学以前，曾读过师范学校的父亲已经教会了我和比我长两岁的姐姐识字，并且教我们读了唐诗的一些绝句和《论语》，也教了一点新的语文和算术课本，所以我一进小学就读五年级，初中时因为功课赶不上和生病，多读了一年.高中先后进了两个学校，读满了三年。中学毕业后，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但在大学里只学了一年就离开了。所以我先后共受了十年正规学校的救育，这以后就靠自学了。在大学的一年中，我不满足于学校里的几门课程，用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看书。这时我已经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我之所以自动离开夫学，是因为感到那时大学里上的课没有什么意思。现在回顾起来，这种怪法含有幼稚的成分，旧社会的大学哲学系，教师讲的自然是唯心论，其实学点这类课程还是有用的，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基本知识。比如，在那一年我听了郑昕教援讲的《逻辑》，学到了些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形式逻辑要求使用的概念必须前后一致，进行推理应当有必要的严密性。形式逻辑的有些内容看起来好像繁琐，但对锻炼正确的思维能力还是有益处的。那时我也听了汤用彤教授讲的《哲学概论》，选修了张颐教授讲的《西洋哲学史》，这使我多少懂得了唯心论哲学的基本概念，对我后来进一步自学哲学有不少好处。总之，在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五年的十年的正规学校教育中，我学了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包括语文、史地以及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在中学里的几位语文救员(那时叫国文教员)应该说是很优秀的教员，我现在还能记得在初中三年级时一位姓诸的教员充满感情地向孩子们讲《离骚》的情景。这段学校教育为我后来自学打下了基础。正规的基本的文化知识教育确实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党要求干部必须具备专业知识，但是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化知识，是很难学好专业知识的。所以，青年朋友们应该继绩努力学习语文、数学、史地、理化、哲学、外语等等，把基础打好。
一九三五年，我离开北大到上海后，一边学写文章，以维持生活，一边自己继续学习。当时我主要是自学哲学，从古古希腊哲学学起，尽可能地把当时我能找到的各家著作的译本都读一下。在两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地从古希腊哲学读到17世纪培根、霍布斯的著作。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我中断了这种比较系统的学习。我除自学哲学外，也看历史、经济学等方面的各种书籍，小说是从小就看的，看的第一本小说大概是《小五义》。十岁以前家里可看的书不多，《水浒》3反复看了好几遍。到中学时可以从图书馆借书了，从读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礼拜六派文人用文言翻译的《福尔摩斯倪探案》，逐渐地过渡到读新文学，先看冰心和郭沫若的作品，然后接触到鲁迅的著作，接触到19世纪俄国和法国的小说。一本《欧洲文艺思潮概论》使我知道了文学原来有这么多流派。漆树芬著、郭沫若作序的《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也许是我看到的第一本理论书，这本书使我知道什么叫帝国主义以及对帝国主义的种种不同的解释。
关于读书
人们常说，专和博要结合，这话是对的。在比较集中地攻一门知识的同时，应该尽可能广泛地把各种门类的各种书都读一些。我对有些方面的书没有读过，没有能力读，至今引为憾事。最近胡耀邦同志向中青年干部提出了一个要求，即需要阅读两亿字的书.有的同志估算了一下，认为一个人要用五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个要求。这就是说，每年读四百万字，每天读一万多字。我认为，年轻的同志应该努力在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这是可以做到的.两亿字的书当然包括小说，包括可以使人增长见闻、丰富知识的人物传记、旅游记、记述历史史实的著作等，这些并不都是需要正襟危坐，逐句细读的。我认为，应该养成快读的能力和习惯。有许多小说，一小时可以看四五万字，读理论著作当然不能像看小说那样快，但我认为平均一小时读两万字左右是能够做到的。即使是马恩全集里的文章，有的需要精读，但有的可以较快地浏览，在两亿字的书中，四分之一的书要精读，四分之三的书可以浏览。那久，每天抽出两小时来读书，在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完成这个任务是可能的。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席卷到苏州这个城市。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的上海战争，对于苏州的学生更是起了强烈的影响。这时我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书.最早对我影响较大的是翟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郭沫若的《中国故代社会研究》、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这最后一本书是被严禁的书，一个旧书店老板悄悄地从书堆中取出来卖给我的。我也开始读当时已有译本的《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等等。那时我才十四五岁，这些马列著作不能全读懂，只能有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不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读书生活》杂志发表了，这时我已上了大学。这本书是很受欢迎的。艾思奇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是他的《大众哲学》给我的印象较深，它使我从那些艰深的译著中得到的模糊印象有了比较明确的概念。早期的译本往往很难懂，要一字一句去抠是很难办到的。所以，我读马列著作养成了一种习惯，观其大意，不去抠其中个别词句，这可能不是个好习|惯。但不从总体上、基本精神上去了解，而死死地抓住一两句话甚至几个字，好像到处是微言大义，恐怕也不是好办法。一九四O年、一九四一年我住在重庆，认真地通读了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三卷，这比以前的几种不完全的译本好读多了。我读《资本论》比较仔细，但当时也不能完全读懂，对马列主义著作，要反复学习。有好些书，不能只读一遍，需要多读几遍。但不是说读完一遍后很快又再读第二遍，而是说隔若干年后再来重新学习，在一九五六年左右，我把许多读过的马列主义著作重新读了一遍，收获很不一样。正像有人所说，年轻人也可以欣赏一句格言，但他对格言的理解和一个年纪大一点、有了一些经历的人理解大不相同。所以，马列主义的一些著作必须反复学习，要结合实际工作的需要，有计划地反复阅读。
关于写文章
下面再谈一谈写文章。在中学时代，我开始写一些小文章。一九三五年以后，我以写作为主要工作。我的一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经验是，写文章不要写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总要尽力使自己所了解的东西比写出来的东西多一些，不过不能说我总是这样做的。我的第一本书是一九三六年生活书店出版的《新哲学的人生观》。我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写这本书虽然超过了自己的力量，但我还是读了不少有关的书和收集了一些有关材料以后才着手写的，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间，我在《新华日报》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在一九四六年出版了《二千年间》这本书不是从横剖面按朝代写的，而是从纵剖面写两千年封建时代的一些问题，比如官僚制度、军队制度的变迁，等等。这是我比较认真地学习了中国历史，把笔记整理出来以后才写成的。
写文章，特别是写批判性的文章，要注意分析和说理，我最初写的文章，可以说相当多的是带有批判性的，当时是批判旧社会，抓到一点就批判。一九三五年，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很大的锻炼。既要保持独立的立场，又要讲团结，那就不能对一些人物简单地说好就好得不得了，说坏就坏透了，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的分析。比如我在一九三六年写了篇《胡适论》，虽然简陋，但最近有机会重看了一遍，似乎也还是说得比较周全。文中说他在五四运动中是右翼，但也承认他还有一定的功劳；在抗日问题上，说他有过错误的言论，但也不抹煞他当时有爱国的表现；并且指出对胡适这祥的自由主义者，应试在抗日中同他联合起来。如果没有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那时是不可能写出这祥的文章的。对人和事要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我们写文章也一定要遵循这种方法，不能简单化。
在国民党统治区写批判性的文章，特别是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写这类文章，不能不注意到充分地讲道理。盛气凌人地骂人固然是不行的(鲁迅提出“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这对我们一代人起了很好的影响)，单纯依靠引用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也是不行的.比如，我在一九四四年左右写文章批判历史记家钱穆的错误时，就没有光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这样，他会觉得可笑，因为他本来就宣称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对唯心论哲学家的批判也同样如此。人家本来就是唯心论者，你说他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不一样，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必须认真地讲出一些道理来，说明为什么从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只引用一些马列著作的词句，不但根本不可能驳倒被批判者，也不能说服读者。所以，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写批判文章，时刻都注意到要充分地讲道理，这种训练对我是有好处的。去年我在国外遇到从台湾去的几位学者，他们是民主主义者，被台湾当局赶出来过。他们说我过去批判钱穆的文章写得好，他们在台湾时把它复制了送给朋发。我说这篇文章可能育个好处，那赖是我没有摆出一副左派的架子，而是以说理的方法，具体地指出钱穆历史观的错误。在那篇文章中，我虽然没有引用马列主义的词句，但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来说话的。
我们现在还是要写批判性的文章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放弃批判这个武踹，当然，我们不能搞“文化大革命“时的“大批判“，任意上纲上线，随便给别人戴帽子，丝毫不讲道理，那不是马克斯主义的批判.现在写批判性的文章，有的可以而且必须用一些马列著作的词句，但是我们不能光靠引用几句马列著作中的话就算把对方驳倒了，还是要认真地进行分析说理。
写文章，无论是叙事或发议论，都要写得简练。现在提倡文章要写得短，短就要求简练。把比较复杂的意思用最短的篇幅写出来，这不是很容易的事。但如果把文章中的废话、可以删节的词句、不必要的形容词都省略掉，文章是可以缩短的。
叙事要写得简练也不容易。中学生作文时，首先学写叙事文，这是作文的基础。写历史要叙事，把一件事情用比较简练的话交代清楚，是需要下功夫的。有时候，我觉得叙事甚至比发议论还难，叙述一件复杂的事情，既要使人知道它的前后经过，又不能写得太啰嗦，令人看了讨厌，而且，还要说得生动、不枯燥，要突出重要的情节，这都要下功夫。
发议论当然也有难处。虽然说的是某一点意性，但牵涉到各个方面，有时会感到层次太多，正面反面都要讲，用了许多“虽然“，“但是“、“这一方面“ 、“那一方面“，讲得很复杂，还是没有能够把道理说透。其实从很复杂的道理中总可以找到一个比较简明的逻辑程序，先抓到最要害的一点，然后把其他必须说到的各点各得其所地安排好，这样就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所发的议论也就比较充分了。当然，要找到这种巡辑程序不是很容易的事。说不清楚往往是因为还没有想清楚的缘故。
写文章要有重点。文章着重点的地方要认真地写一下，把次要的东西撇开。如果没有重点，平铺直叙，就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我举《木兰辞》说一下。讲花木兰女扮男装从军，诗的重点应摆在计么地方呢？花木兰从军应该是个重点吧？但诗中用“万里赴成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六句就把木兰从征打仗说完了，作者着力写什么呢？作者写道：“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于是木兰就决定从征了。
然后就写：“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作者写到这里还觉得不够，接着又写：“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祥就把一个女孩儿从征的特点描写得淋漓尽致了。接着就是前边六句诗交代她十年从征的经过。然后作者用一大段写木兰回来后的情景：她的爸娘和阿姐小弟如何迎接她，她如何脱去战袍，重着女儿妆，等等。这是首叙事诗，什么地方细致地写，什么地方简略地带过，安排得很恰当。议论和叙事也一样，都得有重点。重点突出了，才能吸引读者，引起读者的共鸣。
写理论文章也要形象化。理论文章虽然不是文学描写，不是讲究形象化的，但有时需要有形像化的描写，比如毛泽永的《论联合政府》中，只用很概括的话叙述了我党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经过，但是这里面他用了富于感情的形象化语言。在讲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他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写得多么简明，生动！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概括地叙述多少年的历史时，写得非常简练、突出而又形象化，这种功力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搞理论工作的人需要多读点文学的书，否则，文宇的枯燥和八股气味就很难消灭。
关于继承和创新
最后讲一点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以上讲的写作方面，有不少是涉及技巧的问题，而写作主要的还是思想观点的问题，现在有些人常讲理论上要有什么突破，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断发展的，总要有新的突破，但我们应注意把继承和创新联系起来。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9卷，332页)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文化不能任意排斥，更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已有的一切成就，所以，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前人说过什么，有些什么正确的观点.随便做翻案文章，并不见得就能创造出新的东西。如果不能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一切优秀的东西继承下来，那么我们就谈不上创造。学术界、理论界应该有创新的作品，但是，不把前人许多正确的东西好好总结，就随便发表一个自以为有突破的东西，这不能叫做创新。如果过去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有错误的认识，作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是应该用新的认识、新的结论来代替它。对于通过历史的实践，经过前人刻苦地研究取得的正确的观点，联系今天的实际，作出一点新的、超过前人的发挥，这也应该说是一种创造性。我写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历史界有人问我，你这本书有哪些新的突破。我说没有什么突破。我主要是把几十年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些基本论点作了发挥。这些基本论点的正确性，不但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的历史实践所证明，而且被这以后的历史实跌所证明，我不能脱离这些论点。但我不是简单地复述这些论点的正确性，而是用比较细致的分析来充实这些论点，把这概括的论点中所包含着的丰富内容，尽可能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当然，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不对，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青年人的潜力是很大的。充分发挥这些潜力，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都可以取得很大的成效，你们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一句老话。我们要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不要在可以做很多工作、读很多书、写很多东西的时候，把光阴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