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当前国际形势的特性，需要讨论四个概念:冷战、格局、数字时代和数字时代特征。

(一)冷战是特殊的历史大国竞争，两极格局并不等于冷战。有些报道认为新冷战正在来临。事实上当前中美战略竞争跟美苏战略竞争的特性是不一样的。冷战并非是大国战略竞争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状态，因此一战和二战之前的相对和平时期都不是冷战。冷战是指大国以代理人战争方式在全球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战略竞争。冷战是两极格局，但两极格局并不必然是冷战，历史上两极格局是常见现象，而冷战只有过一次。比如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是两极格局但不是冷战。

冷战开启于 1946 年 3 月 5 日丘吉尔的铁幕演讲，而两极格局则形成于 1949 年成立的北约和1955 年成立的华约。1988 年美苏交换《中导条约》批准书，里根宣布冷战结束;而苏联解体后 1992 年两极格局才走向终结。冷战与两极格局时间上有重叠，但两极格局并不必然形成冷战。形成新冷战看法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大国的权力掌握在冷战一代手中。青少年的生活经历对所有人长大后的思维都有影响，冷战中长大的这代人在决策时难免受冷战思维影响，于是冷战思维导致冷战政策也就难免。第二，冷战中长大的大众，对冷战印象最深，很容易用冷战观念套用当前的国际政治。

(二)两极格局是指大国的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当前世界进入两极格局已受广泛瞩目。2019年是两极化结束的一年，即世界两极格局形成的一年。冷战结束后，人们长期认为两极化和两极格局的观念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美国和西方大国、以及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都持相同立场。美国之外的国家都说要推动多极化。多极化是多数国家的理想，因此说两极化和两极格局就属于政治上不正确了。

然而，这种政治正确正在被打破。2019 年 8 月27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的外交使节会议上说:“我必须承认，西方霸权或许已近终结。……最终，世界将围绕两个极点运转:即美国和中国，欧洲将必须在这两个统治者之间做出选择。”随后，9 月18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 74 届联大开幕式上讲:“这个世界正在一分为二，地球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创造了两个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世界，这两个经济体分别有自己主导的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自己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能力以及自己的零和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尽管多极化是欧洲政治家们的政治正确原则，这两位欧洲政治家还是坦然承认了世界两极格局的到来。世界到底是多极化还是两极格局，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客观存在能否认定的问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副总统彭斯的讲话都将中国视为和当年苏联实力相等的挑战国了。

(三)数字时代是指数字技术主导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特殊历史时期。孟晚舟事件是数字时代两极格局战略竞争开始的政治标志。美国以封锁华为 5G 技术为切入口与中国竞争数字时代的技术标准主导权，原因在于世界已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直接关系到国家财富的增长和国家战略安全保障。联合国贸发会议组织的《2019 年数字经济报告》明确表示，在数字经济领域已经形成中美两极格局。两国的区块链占世界的 75%，物联网占50%，云计算占75%。世界最大的 70 家数字平台中，中美两国占了90%，其中美国占 68%，中国占22%。在全球物联网支出的比重中，美国占 46%，中国占 24%，第三名日本只有 9%。在 2018 年世界专利申请最多的前十名企业中，中国有三家企业，华为、中兴和京东方，三家总和接近50%。2018 年世界十大互联网企业只有美中两国的企业，谷歌、微软、亚马逊、百度、阿里巴巴、缤客、腾讯、脸书、雅虎、京东。

数字时代的两极格局有可能改变国家身份，国家不再按发达和不发达区分，而是按高数字化和低数字化区分。高数字化国家占据世界财富的比重，将从目前的 70%左右向 90%发展，而广大低数字化国家只能分享其余 10%。中美两国所占全球比重将越来越大，其他国家所占比重的总和会越来越小。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历史的倒退，但是没人能阻止这种趋势。在全球化加剧世界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两极格局的到来将进一步加剧世界两极分化，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冷战。不仅中国面临着数字时代国际身份的认定问题，很多国家都面临着相似的身份问题。

(四)数字时代特征是指与冷战不同的时代特性。冷战的三个基本特征是核威慑、意识形态之争和代理人战争。当下时代与冷战的两个共同点是两极格局和核威慑，因此这两点不是数字时代的特性。数字时代与冷战在特性上有多种不同。

第一，意识形态作用大为降低。冷战结束后，“东方国家”这个概念不适用了，目前“西方国家”这概念开始面临相似挑战。西方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已出现，它们面临自由主义和反建制主义或民粹主义何者在国内占主导的问题。这种分歧导致意识形态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上升但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下降。对外决策不按意识形态划界已成为普遍现象。例如，美国暗杀苏莱曼尼不但欧洲盟友不支持，甚至以色列也不表示支持。

第二，网络战略概念开始形成。直到二战之前，空军没有实质应用，所以仍然是二维的地缘战略概念。到了二战空军开始发挥重大实质作用，到冷战有了卫星，国际政治开始进入三维竞争。如今，网络使得人类进入了四维世界，青少年花在网络上的时间已经超过了睡眠之外其他事务所占用时间。大国战略竞争正在向网络领域集中，这种变化正在促使人们从地缘战略思维转向网络战略思维。网络战略思维是年轻人的主要思维方式，而冷战一代还停留在地缘战略思维。这种代差导致意识形态主导的对外战略得不到本国年轻人支持。美国暗杀苏莱曼尼后，国内许多城市发生反战游行，多数是年轻人参加。

第三，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将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之争。具有强于对方的科技创新能力意味着可以提供性价比占优的产品和服务，其他国家无论意识形态是否相同都会选择使用该国产品或服务。例如，印度和一些欧洲的美国盟友不愿与美国共同抵制华为的 5G 技术，是因为美方产品和服务价格太高。科技创新能力竞争也是争夺制定技术标准，而不是争夺外国政府与本国政治制度的一致性。技术竞争中有路径依赖问题，形成技术依赖后要改变成本极大，限制了决策者的战略选择。美国全面遏制华为 5G，主要是因为数字时代的技术标准具有全球性，一旦多数国家使用了华为的 5G 标准，就会成为世界标准。冷战后，国际竞争从控制资源转向制定规则之争，现在规则之争正在向制定技术标准之争聚焦，当下集中体现在电子通讯技术标准上。

第四，美国目前采取的是与中国选择性“脱钩”战略，这不同于冷战时全面遏制苏联的战略。对中国采取全面遏制美国做不到，采取全面“脱钩”也做不到，但是选择性“脱钩”将是美国的既定对华战略。在技术领域与中国有选择地“脱钩”可以给中国科技进步制造困难，特别是数字技术领域。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之一，因此美国在这领域不与中国“脱钩”是不可能的。即使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谈判的协议，也不可能改变美国对华选择性“脱钩”的基本战略。

第五，美国在数字时代对同盟的依赖将减少，因为美国将主要进行网络战争，对军事基地的需求下降。冷战时期扩大军事同盟的目的是争夺自然资源和战略地理位置，而数字时代的财富和安全主要依赖于数字技术，因此美国不会重复冷战时期的策略。美国长期依靠美元霸权地位进行战略竞争，这一点暂时不会变，但其他大国则可能通过建立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与美国进行竞争，因此有可能出现其他大国通过金融平权策略颠覆美国世界金融霸权的作法。

第六，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小国家将采取对冲为主的战略，而非一边倒的结盟策略。冷战时期，很多国家为了政权生存，选择一边倒的结盟战略，如今中美不进行意识形态竞争，因此政权生存与大国竞争无关。选择对冲战略是指在中美之间同时选边，但在不同问题上的选择国家不同。对冲战略不同于中立战略或不结盟战略，中立或不结盟是指不选边，而对冲则是选边，是同时在不同问题上选择不同国家。

第七，数字时代使得决策灵活性比原则性更重要。数字技术创新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创新过程，因此会出现大量的独角兽企业。由于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因此自下而上的决策在这一时代可能会优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基层单位和企业需要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技术变化，这就要求政府能较快进行政策调整。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技术进步都改变不了国际关系的本质。数字技术对于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和铁器及核武器的发明一样，都只是改变国际关系竞争的内容、形式和策略，而没有改变国际关系权力之争的本质。最近，有人认为，数字技术将使国家消失，因此所有关于国家的理论都将过时。当年也曾有人说国家将随着物质极大丰富而消失，后来又有人说全球化将使主权国家消亡。如今的现象与上述论断正好相反，数字技术的兴起正在强化国家主权。联合国大会刚以多数票支持少数票反对通过了保护弱小国家数字主权的倡议。高技术国家有无偿使用技术落后国家数据的能力，而后者没有对等能力进行竞争，于是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一些国家提出，要对数字技术强国收数据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强调要维护美国的国家主权。国家主权不但没有消失的可能，而且正在得到强化。大国相互制裁，特别相互对于科技人员的封锁体现的都是主权强化趋势，技术和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将变得更不自由。国家和大国战略竞争已存在了几千年，今后还会长期存在，大国竞争关系的零和性质不变，变成共赢关系仍难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