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充满着动荡和变迁，它是一个古老文明浴火重生的战场，也是各种各样的革命运动活最活跃的舞台。近年来，在一度经历“告别革命”思潮席卷的中国史学界，“革命”又悄悄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引入社会史、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法、视野研究中国革命的论著层出不穷，“新革命史”研究已蔚然成风。与传统革命史研究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变迁的核心动力和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同，“新革命史”力图摆脱阶级斗争的解释模式，注重从政治结构、社会动员、革命党的组织、文化、精神、群体心态、日常生活等角度，切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社会变迁。它淡化了历史目的论与革命必然性的论述，重视还原历史情境，追溯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再现过程当中的动力结构关系。“新革命史”不再将历史的主体理解为向着某种终极历史目标前进的阶级主体及其先锋队，而试图将人民群众与革命党从“阶级”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个体与人群，在揭示历史动力的多样性与历史变迁的偶然性同时，也将人的精神、情感、意志、心灵等中国传统史学十分重视的主题，重新纳入了现代实证主义史学研究。

在众多给予“新革命史”灵感与方法论启发的理论和学科视野中，笔者特别重视情感史视野对于研究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意义。这里所讨论的情感史视野与中国革命，可以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第一个是关于情感本身的“历史性”问题，——它可以转化为研究悲伤、愤怒、恐惧、狂热、喜悦等各种情感在革命中的表达，革命过程中情感的特殊性，情感与政治的关系等等问题。对于情感之“历史性”的探讨，将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中国现代的文化转型、中国人的精神结构等更深远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革命史研究的问题，——从情感史视角看革命，将为中国革命的研究打开一些新的空间和维度。这将是本文所探讨的重点。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因素。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甚至认为，中共对于情感的成功调动是它最终能战胜国民党并实现其革命宏图的关键性因素。她认为国共两党之间一个显著的差异，就在于中共在其领导人和追随者身上，“实施了大量的情感工作”。带着农民朴实气息的毛泽东“感动”了他的同胞，“人们先是流泪和发泄心中的愤怒，接下来就是诉诸革命行动”。裴宜理指出，无论是在抗日战争、土地革命、整风与思想改造运动，还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中共都有一套“提高情绪”（emotion-raising）的办法，让人们“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事业中去”。除了情感动员，她还提醒人们，去理解中共的意识形态、组织形式、符号体系、甚至阶级划分受到情感影响的方式。一些学者在对于中共诉苦运动的机制与动员技术的研究中，也展现出情感动员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笔者则通过研究国民革命时期广东国民党围绕“沙基惨案”所进行的群众动员，指出情感动员是现代群众运动中所普遍采用的方式，国民党并非不知道情感的力量。广东群众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情感动员，使国民党成功实现了以运动联系群众、扩大社会基础、打击帝国主义的目标，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但是，广东的群众运动处于中国革命的幼年时期，此时革命的社会性群众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维系运动中各个阶层与团体之联系的纽带——团结的持久动力还没有被发现，国民意识和阶级意识都未得到确立，乡谊、族群、行会等传统认同和人际关系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被动员起来的群众很快就脱离了国民革命的方向，陷入了分裂、混乱和各自为政的局面，甚至爆发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剧烈冲突，及工人内部不同工会之间的械斗和残杀。群众运动破坏了广东的社会政治秩序、从革命政权的基础变成了对它的威胁。这一事例说明，当我们讨论情感动员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时，需要建立一个结构性的观察视角。情感要真正发挥作用，变成一个能与革命党政治目标相配合的可控力量，需要具备一整套创造性安排、组织、转化与再造情感的能力，及与之相配合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条件。而这事实上对革命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既要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还要对人性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有深刻的体会。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因素，也不能仅仅在政治技术的层面上去讨论。

情感动员的有效性，说明人们诉诸革命的动机，不仅来自于理性的物质利益算计，也来自于同情、义愤、尊严感等情感因素的驱动。政治所面对的人，不是单纯的经济理性人，而是有着不稳定的情感与复杂内心世界的人。回顾晚清以来 中国革命的历程，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每个时代都有一些典型的革命者。他们所身处的历史环境、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各不相同，但其投身革命的动力，都很难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原因。相反，一些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还是相当好的。但国家的衰弱，政治的腐败，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公、个人的精神苦闷，种种因素，都在激荡着他们的心灵，使他们迫切地追求变革。

革命者的精神苦闷，既来自于强烈的社会同情心、正义感、忧国忧民的情怀，也来自于身处传统社会文化秩序全面崩解的时代、对于自身生命意义的追问。清末著名革命党人汪精卫尝言，其“革命之决心”所由起，在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目睹芸芸众生辛苦憔悴，为人践踏，无异于牛马草芥，由此而陷入沉忧之中不能自拔，“忧愤郁结，以成革命之决心”。黄花岗烈士林觉民在其绝笔《与妻书》中说：身处今日之中国，“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这是革命者的家国情怀。而深入清末烈士的精神世界，还会发现，在他们内心深处，常常潜藏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毁灭愿望，在愿望的背后，是对人生意义至深的焦虑。

烈士的内心，往往对现实有着强烈的愤恨，同时又深刻体悟到形骸的易朽，人生的须臾，因而对灵魂的升脱、精神的不灭，有着至深的渴望。汪精卫在狱中写过一首《述怀》诗，开篇即问道：“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乐。此生何所为，此情何所讬？”这是一种对于人生意义的存在主义式追问。汪在进京行刺前，先去易水凭吊了荆轲，“驱车易水傍，呜咽声如昨。渐离不可见，燕市成荒寞。”为什么繁华的燕市在他看来是一片荒寞，因为没有人的精神和气血。他在诗中说：“恨如九鼎压，命似一毛擢”；又说“初心虽不遂，死所亦已获。此时神明静，萧然临汤镬。九死诚不辞，所失但躯壳”。庸庸碌碌的人生好像死亡，死亡反而是真生命的开始，这是清末许多烈士共同的信仰。烈士王汉在生前曾说过：“正义千古不灭，肉体决不永存，果以身殉国，躯壳即暂时受苦，灵魂必永久享福”。烈士吴樾生前也在其《与妻书》中说：“内顾藐躬，素非强壮，且多愁善病，焉能久活人间？与其悔之他日，不如图之此日。抑或苍天有报，偿我以名誉于千秋，则我身之可以腐灭者，自归于腐灭，而不可以腐灭者，自不腐灭耳。……当捐现在之有限岁月，而求将来之无限尊荣。”这是清末烈士一种典型的精神状态。

二十年代投身国民革命的知识青年，有着同样炽热的情感，郁积的苦闷，但他们的思想中则增添了更多现代个人主义的色彩。这一代知识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旧式家族制度与礼教的叛徒。他们自幼脱离了乡村社会，在城市中又找不到出路，其精神苦闷与革命冲动，既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压迫，也来自于个人主义思想本身的困境。郭沫若在他的诗中说：“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吸收了全宇宙的能量，散发着日月星辰的光芒，“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这是个人主体意识最激越的迸发，全宇宙黑暗的苍穹上，只有一个大写的“我”熠熠生辉。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了“我”，一方面，“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另一方面，唯我独尊，我便是世界的根源。但同时，“我”也成了苦恼的根源。“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与世界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启蒙”之后的人们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国民革命中最勇猛的青年，也像清末烈士一样，讴歌鲜血，拥抱死亡，认为一个人没有生气的活在世上是“活的死尸”，与其这样，“那不如葬身在血与光的波涛中，死在奴隶咆哮的呼声里！”但在他们舍生忘死的行动中，已很少看到清末烈士那种对于青史留名、灵魂不灭的信念，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压抑、愤懑、感伤和空虚的情绪。革命作家顾仲起，黄埔军校一期学生，茅盾小说《幻灭》中那位信奉“未来主义”、既英勇又冷漠的“强连长”的原型。他参加过东征和北伐，作战异常英勇。在东征陈炯明的战役中，多处负伤，仍然持枪冲杀，几成血人。他曾亲口对茅盾说：“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个刺激，一仗打下来，死了的就算了，不死的就能升官，我究竟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对于时局如何，不曾想过。”许多像顾仲起一样青年构成了国民革命的主体。他们被瞿秋白称为“薄海民”，——“小资产阶级流浪人的知识青年”。瞿秋白说：他们是城市里的波西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他们的主体状态与国民革命的成败息息相关。

共产革命的主体，是一个更加深邃复杂的世界。他们坚强的意志、真诚无畏的牺牲精神，常常让人联想到宗教中的使徒形象。延安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中国共产革命的过程中，国民革命青年身上的个人主义思想，悲苦、孤独、感伤的情绪，疲惫、散漫的心灵，统统被改造了。艰苦、残酷的斗争，与工农相结合的诉求，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政治实践，塑造着新的革命主体，呼唤着坚贞、健康、乐观、朴素的新型人格。无数“小资产阶级流浪人的知识青年”，变成了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这个过程是赤裸裸的组织对于个人的收编？还是亦有主体超越个人主义苦闷、重塑自我的内在要求？共产革命中最基本的张力关系——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对于革命党、对于个人，分别意味着什么？这是理解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情感史视野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独特意义。迄今已有学者对于抗战期间加入中共的“三八干部”群体的情爱与婚姻进行了研究，深刻而饶有意趣的呈现出在延安整风过程中，年轻的中共党员个体情感与体制化思想改造运动的碰撞与交融。既揭示出革命者的理性选择与牺牲精神，又展露出潜存于人的灵魂深处、不可压抑的感性力量。相信随着情感史研究视野的推进，对于共产革命的主体会有更多精彩的呈现。

情感史研究关注人的心灵与情绪，关注人的主体状态和时代的精神结构。这一问题意识将革命史研究的视角从社会、政治转到了革命者自身，从政治技术转到了革命主体。情感史视野让我们认识到人的精神、情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认识到人既可能是合乎理性的“经济人”，也可能是有情有义的、会基于“感动”而行动的人。良好的政治设计对于社会的想象，应包含对于人之复杂性的充分理解，让各种各样的人都能感到精神的抒发与身心的安适。而一种强调细致入微的关心、体察人之情感的史学研究，将有助于培养宽厚的人格和富于同情的心灵。历史学归根到底是一门人文科学，应关注人类的命运，贡献于人的心灵成长。深入理解人的精神、情感的丰富性，理解中国革命在它最成功的时刻、在它遭遇失败的时刻，如何面对人的情感，将有助于我们学习如何理解人、尊重人，并在这一基础上，推进对于何为良好政治、何为良好人类生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