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源于社会学，但此方法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则面临合理性和应用范围等方面的质疑。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与实证史学常常难以进行对话。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可重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平台。微观比较历史分析的应用有助于推进中国革命史研究。
关键词：宏观比较历史分析 微观比较历史分析 中国革命史 跨学科研究
作者简介：应星，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一、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源起及变异
比较方法是社会学的一种基本工具。社会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涂尔干甚至认为比较社会学就是社会学本身，而非社会学的分支学科[1]。由于社会学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奠基时期与历史研究有着紧密的关联，所以，比较社会学的方法也广泛用于比较历史的分析。无论是托克维尔，还是马克思， 都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历史形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经典社会学理论大师中运用比较方法最典型的当数韦伯，其一生的基本思考线索就是对世界诸文明史的比较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世纪的贸易公司史，博士毕业后随即研究罗马帝国农业制度史，这表明他在史学上有极高的造诣[2]。尽管韦伯后来逐渐转向社会学领域的开拓，但他的问题意识始终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张力，他对社会的因果关系、历史的偶然性有着极为独特的理解。
韦伯思想在20 世纪初经帕森斯之手传入美国及英语世界后，开始产生世界性影响，但同时也发生了令人遗憾的变异。帕森斯对韦伯思想进行了“去历史化”的改造，韦伯对现代性问题的复杂理解也被化约为工具理性色彩更重的现代化问题。在帕森斯式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历史问题丧失了重要性，变成了现实的一个注脚[1]。比较方法仍是社会学基本的研究方法，但比较历史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了。比如，我们在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斯梅尔塞的《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中，就看不到对比较历史的专门探讨，即使是在谈到韦伯时，他强调的也是韦伯所用的“间接差异法”和“理想类型”[2]。
20 世纪60 年代中叶以后，美国社会学思想发生了激进化的转向，结构功能主义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在这个背景下，一些社会学家试图重新把历史的视野带回来。他们关心的仍然是现代化问题，但不再像帕森斯那样把美国模式当作“终结历史”的唯一的现代化道路，而是将研究焦点放在各国不同 的现代化道路的比较上。这种分析路数的开创者是1966 年出版《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的摩尔[3]。摩尔的这本名著开启了对以国别为基础的革命及现代化道路的研究。摩尔不同时期两位杰出的学生蒂利和斯考切波把宏观比较历史分析进一步推向高峰[4]。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学者自称他们做的是“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而非“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但是，他们的研究都是针对现代社会变革和政治转型的宏大历史问题（诸如社会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的诞生、资本主义的 阶级结构等等）的因果关系探寻，正如蒂利一本著作——《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的书名所昭示的[5]。为了与我后文的说法区分开来，我将他们的这种分析方法称为“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宏观比较历史 分析，一方面强调使用“过程追踪方法”，重视事件、时机分析，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比较研究的方法， 他们也热切地参与了社会学试图证明自己作为科学的热潮”[6]，因此，其比较方法与历史方法对这些学者来说是同等重要的。
二、历史学对比较方法的慎用
与社会学家对比较方法的垂青相较，很多历史学家对比较方法一直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些史家甚至根本拒绝比较方法。这是因为历史学所关注的往往是特殊的、唯一的、不可重复的、具有复杂因果关联或偶然性的东西，是梁启超所谓的“历史不共相”。有些史家因此断言“史学不宜归纳，而要贯通”[7]。
即使是同样使用比较，历史学与社会学也表现出相当的差异。首先，在空间的处理上，史家研究的范围更小，而社会学家往往更关心文明或国家的整体性。其次，在时间的处理上，史家研究的时段划分更细，精确性要求更高，而社会学家研究的时间跨度更大。再次，在概念的使用上，史家更倾向于使用当时的语言，而社会学家更多使用理论概念。前者可称之为“概念的发现”，后者可称之为“概念的发明或援用”。最后，史家更强调复杂的历史背景，强调多重的因果关联，而社会学家更强调某一两个因素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8]。我们以海外研究近代中国民众运动的两本名著来举例。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裴宜理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尽管在问题意识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也都在书中用到了比较方法，但在时间、空间和概念的处理上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1]。而这种差别与作者的 学术背景直接相关：周锡瑞的研究更多体现出历史学的素养，而裴宜理的研究则更多体现出政治学、社会学的训练。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历史学与社会学对比较研究的不同态度。陈寅恪在研究佛经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时曾总结了佛经比较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夫‘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合本’之比较，乃以同本异译之经典相参校。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结果迥异。故一则成为傅会中西之学说，如心无义即其一例。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余也。一则与今日语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如明代员珂之楞伽经会译者，可称独得‘合本’之遗意，大藏此方撰述中罕见之作也。”[2]陈寅恪在同一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对比较语言学的精义作了更深入的阐发：“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小异之语言。盖不如此，则不独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因同系之语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绎递变隔离分化之关系，乃各自成为大同而小异之言语。故分析之，综合之，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方面，比较其差异。……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3]陈寅恪虽然并不完全否定格义式的比较，但他显然非常警惕这种比较研究可能带来的穿凿附会之弊，更倡导合本式的“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的比较。格义比较与合本比较之别，犹如美国比较文学中流行的平行比较与欧洲比较文学中流行的影响比较之别[4]，也正如社会学和历史学对比较的不同偏好。
三、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与实证史学：“聋子的对话”
在20 世纪以前，并无严格的学科划分，理论大师对重要问题的思考都不受学科界限的影响。20 世纪初，学科专业化程度大大强化，社会学与历史学渐行渐远。而随着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社会学与历史学重新开始了对话。但因为对各自学科边界的坚守，这种对话显得异乎寻常地吃力，布罗代尔甚至将此称为“聋子的对话”[5]。虽然今天史学常常自觉不自觉在使用社会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社会学也开始将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纳入主流，但这种对话的困难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一方面，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不仅在进化论色彩、西方中心论偏向以及可比性问题上屡受质疑[6]，而且，其在社会学中所标榜的时间感也遭到严厉批评。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在研究中暴露出来的对时间的不敏感、在叙事上的裂痕、在理论解释上的空疏，不仅历史学家不买账，就连一些历史社会学家也难以认同[7]。从实证史学的眼光来看，时间感不仅不是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长项，恰恰是其短板；而其在比较方法上的运用也多有穿凿附会之嫌。
另一方面，随着学术的专业化分工和科际界限的强化，随着实证史学占据史学研究的主流位置及微观史取向的倡导，随着史料的不断涌现及史料利用的便捷化，史学研究的碎片化趋势日益明显。实证史学和微观史学固然敏感于对时间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往往因为学养和视野的不足而显得零碎不堪。他们常常不屑于做格义研究和平行研究，就连合本研究和影响研究也少见精品。我们在社会学质性研究中常常批评说：千村万户式的个案研究加总起来并不足以认识中国。从微观研究通向宏观理解，需要在研究个案的复杂性上多加反思，悉心体会，仔细比对[1]。然而，今天老一代的实证史学家常常埋首在史料中，醉心于微观事实真相的还原，无心他顾。年轻一代的史学从业者虽然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多有涉猎，但常常止步于浏览或对社会科学新名词的生硬搬用，缺乏对社会学经典作品的精读细品。
陈寅恪曾经批评史学“新派失之诬”“旧派失之滞”[2]。这种批评在今天面对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和实证史学的对峙局面时也不失针对性。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跨越这种二难的困境呢？
四、微观比较历史分析：重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平台如前所述，宏观比较历史分析长于通过比较研究展现结构性的想象力，短于叙事的粗疏、时间感的缺失；而实证史学尤其是微观史取向的实证史学长于细节的叙事、个案的挖掘、复杂性的展示，短于结构性的眼光。要搭建两者有效对话的平台，我们可以着力推进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关于“微观比较历史分析”，需要作几点说明。
首先，这个概念不同于斯奈德所谓的“次国家的比较方法”[3]。后者是对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技术改进版本，其把比较历史分析的单位从国别降低到国别以下的单位，只是出于增加可观察的数量、降低比较的可控性难度的考虑，但其基本分析的逻辑仍是结构性方法。而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则是要把结构性分析方法与事件性分析方法真正融合在一起，以休厄尔所谓“事件性时间性（eventfultemporality）”[4]的思维，打破社会学与史学的藩篱，同时赢得这两个学科的认同和尊重。
其次，“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并非一个解释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它是针对“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提出来的，主要用来勾勒早已存在、但易被忽略或淹没在其他问题中的分析线索。“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在中外的研究著述中早有诸多经典的范例。
我们先举一个社会学的例子。蒂利的博士论文虽然是由摩尔指导的，但蒂利1958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并于1964 年出版他的博士论文《旺代省》时[5]，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尚未出版。因此，在蒂利一生众多的著述中，他的第一本著作《旺代省》在学术上的价值是非常特别的。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该书当作微观比较历史分析的源起。蒂利通过系统比较法国旧省安茹（Anjou） 境内两个对法国大革命持截然相反态度的毗邻地区，探究了法国大革命后期旺代的农民叛乱是如何发生的。虽然这本书在具体的分析上尚存在一些不太成熟的地方，但它却采取配对比较的策略，将精细的历史叙事与宏观的态势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蒂利在比较中对史料的运用及其解读是符合史学传统的，而其问题入手点又是典型的社会学式的：两地城市化的程度和时间差异如何影响了政治主张和政治行动的差异。该书同时赢得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称道。著名历史学家亨特就认为该书表明社会学家能够在历史档案中进行严谨的、细致的研究，同时也能维持他们对于一般性问题的掌握[1]。但令人遗憾的是，蒂利自出版该书后就转向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旺代省》所蕴藏的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被他本人弃之不用。休厄尔批评蒂利在《旺代省》以后持续开展的对法国集体暴力的研究，既延 续了《旺代省》中“沉迷于潜在主要进程的目的论视角，同时却失去了它不完整却不失为优秀的事件性分析”[2]。今天，我们应该从蒂利手中将他始用之、终弃之的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拯救出来。
我们再举一个史学的例子。陈寅恪是一个虽然慎用比较，但同时又非常重视比较方法的史学大 师。他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用社会群体比较的方式勾勒了中国中古政治演化的基本线索：“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臣。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官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则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臣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臣则重智术。盖渊源已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3]而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寅恪在这条基本比较线索下更精细的比较个案分析。他在文中既洞悉了“西晋一朝之乱亡，乃综合儒家大族及法家寒族之劣点所造成者也”，又敏察了崔浩与寇谦之的关系实质在于：“浩之思想行为纯自社会阶级之点出发，其所以特重谦之者，以寇氏本为大族，不同于琅琊孙氏。又谦之所清整之新道教中，种民礼度之义深合于儒家大族之传统学说故也。”[4]陈寅恪在分析魏晋南北朝史时，将“社会阶级”作为一个基本分析概念，将社会阶级的对比分析作为基本的分析线索[5]。显然，这种概念的使用及比较分析具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陈寅恪所用的“社会阶级”概念与韦伯所用的“身份群体”（status group）概念颇为接近。不过，陈寅恪在具体撰述中并不直接引用社会学文献，而是将得之社会学、比较语言学等各门西学的启示内化在第一手史料的爬梳和探微中。他以深厚的学养、独特的眼光和精细的分析，给我们展示了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所可能达到的至高境界本文当然不是要把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和方法都装在微观比较历史分析的套子里，仅仅是从这个特
有的角度对其博大精妙的思想世界窥探一二而已。
五、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在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应用：初步的探索
既有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着宏观史与微观史、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分割等问题[7]。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可以作为我们推进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推手。近年来，作者以中共政治文化和政治支配结构的历史渊源为基本问题，以江西早期中共组织及中央苏区的组织形态的流变为入手点，以微观比较历史分析为基本方法，作了一些初步探索。
作者通过研究江西中共党团早期组织发展中两个关键的制度环境——学校与地缘，展现了江西共产主义革命者所形成的最早的组织网络。由此研究可以发现，中共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是嵌入在民国政治和教育格局中的，另一方面是嵌入在传统社会关系中的。作者在这个研究中，对南昌第二中学的同心圆式的革命网络与南昌第一师范学校的网格状革命网络进行了仔细的比较。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乡村社会组织暴动时，其组织原则和组织能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组织江西万安暴动的领袖曾天宇，代表了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的一种基本类型，其领导万安暴动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党内组织矛盾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作者通过对曾天宇的生活史与精神气质的勾勒以及对万安暴动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在这个研究中，作者把曾天宇与万安暴动的另一领导人张世熙进行了全面对照。
作者而后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吉安地区两个革命根据地——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截然相反的组织形态的比较，分析了影响红色地方武装与根据地的组织形态差异的各种内外因素，并重新认识了“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在中共早期党史中的内涵。
作者接着又对江西境内的主力红军部队的组织形态进行了研究。作者展示了朱毛红四军将前敌委员会确立为最高领导机构的曲折过程，由此过程一方面探究了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军队与地方党组织不同的体现形式和运作特点，另一方面分析了主力红军与从省委到特委的各级地方党组织之间复杂的关系。而在这个研究中，作者是把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的组织形态作为与红四军进行对照的一个背景。
作者新近还对1930—1931 年主力红军的整编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主力红军的整编是在授权、理想、纪律、实力和人脉之间互动的结果。在这个研究中，作者是把中央苏区的红军与其他两个主要 苏区的红军的整编形态进行对比研究的，由此发现中央苏区的红军整编受到朱毛红军的强烈辐射，毛泽东提出的“伴着发展”战略思想是产生这种辐射力的一个重要源头；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整编几乎同 步地反映了中央的政策变迁；湘鄂西苏区的红军整编则体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中共组织“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关系，在红军的整编实践中初见端倪[1]。
人们常说“史无定法”，拓展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当然不限于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本文主要是应对史学同行的一个疑问：社会学者在进入革命史研究后在方法上可能带来什么不同的东西。但必须承认，无论是本文对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思考，还是作者近年对这一方法在研究实践中的运用，都远未成熟，有待方家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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