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孟森先生说：“以国统而言，自康熙元年以后，始为真正统一中国。在述清史者可认为主体，不复以清与明为分别之词矣。”（孟森著《在北大讲清史》，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如此，从1616年努尔哈赤宣布建立后金，创国，到满清真正执掌华夏，共计用去了45年的时间，经过了整整三代人的野蛮打拼。言其“野蛮打拼”，是因为这正是清人得天下的特点。朱元璋也靠武力得江山，但武力所施的对象，主要是元朝的军队，以及与其一样也想谋大位的同伙。而清人则不同。假如有一个得帝王大位的“血腥指数”来考量，满清得国的“血腥指数”，要远远高于朱明王朝。之所以如此，与满清从无到有、从有到大的出身与过程有关。
一
明朝时，满族为居于现今东北地区的边民。十五世纪时主要有四大部落，即叶赫、乌拉、辉发与浑河。当时，努尔哈赤家族居住于鸭绿江西岸的建州，故称建州女真。后来，努尔哈赤一部用了攻掠、婚姻等诸样手段，并哈达、败辉发、败乌拉、灭叶赫，一步一步地统一了东北大部的女真部落，于1616年，由明朝长城之外的边民而独立成国。立国两年之后的1618年，努尔哈赤即开始进攻明朝管辖之下的抚顺。明朝守将李永芳不敌，降满。李永芳投降满清后，受到了努尔哈赤的优抚与重用，并把自己的一个孙女嫁给了他。此次攻取抚顺，满人还得到了一位重要人物，即当时居住于城内的儒士范文程。后来，此人成为满人重要的汉人谋士之一。
满人立国之后进攻明朝，目的不在于谋取朱家的权力，而是为了劫掠财物与人口。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东北，地广人稀，起初以狩猎为主。待后来有汉人进入东北之后，农业才开始兴起，但所产不足以支撑“国家”扩张所需。所以，满人依靠军事力量，对富庶地区进行劫掠，则是取得经济收入最快、成本最低的方式。所以，从1618年始，到1644年满人入关进京，满清攻击明朝的目的，均为劫掠财物。
但在此期间，满人从明朝属下的地区，劫走了多少财物与人口，除了史书有载的几次大的劫掠外，没有准确的统计。但可以确定的是，伴随着满人的每一次劫掠，则是无数的士绅、百姓被杀，有的则是被攻陷的城市，整城的军民被屠掠净尽。1630年，皇太极率兵攻占了迁安、永平等四座明朝的城市。为防备明军的攻城，守城的满人阿敏退守迁安、永平后，下令屠城。城内居民，除妇女以外，其余全部被杀。之后，满人将所留妇女，及整城的家畜、财物等，全部掠走。
据阎崇年先生在《百家讲坛》所述，1638年，皇太极派多尔滚帅军绕道蒙古，突破长城，一路南下，一直打到济南，一路连克一府、三州、五十五县。攻陷济南后，全城男女老幼军民，共13万人被杀。撤退时，清人所获人、畜，以及搬运财宝、金银的队伍，络绎几十里。就在这次进攻中（崇祯十一年），兵部右侍郞孙传庭率部抗击满人。孙部曾长期围剿李自成，个个身经百战，但遇到清兵，却普遍胆怯。“偶一日，与北兵隔河相望，我兵詈曰：‘吾淫汝妻女！’北兵大笑，驱营中妇女百数十出，皆红紫成群，指与我兵曰：‘此若辈妇女，尽为人淫，反欲淫人耶？’”（《三垣笔记·崇祯》）以此可见满人之有恃无恐及残暴。
1642年3月，清兵破松山后，除留下投降将领及家属外，其他官100多人，兵3000余人，皆就地屠杀。被杀者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魏斐德著《洪业——清朝开国史》，新星出版社2017年2月第二版。下引此书者，不注）同年4月，攻占锦州后，除投降守军及家属未杀外，“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同上）
满人最后一次对明朝的劫掠，是在1642年11月至1643年1月，清兵奉皇太极之命，在阿巴泰、图尔格率领下，沿着几乎与多尔滚当年南下相同的路线，一路向南攻至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向东攻至山东潍县，60天内共劫走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其他财物无算。
二
满清军队为何有着如此战力，尤其是后期，两次侵兵南下，孤军深入，如入无人之境。表面的原因，与其军队的特点有关。满人为狩猎民族，策马射箭，为其族人必备的功课。以此为生的民族，组成军队，借助畜力，冲杀起来，威力自然巨大。满人两次大规模南侵，均走河北、山东一线，皆因这条线为平原，有利于骑兵展开，其特长得以发挥。
再一个原因，满清军队以鼓动士兵劫掠财物、虏侵妇女为诱饵。1645年8月，多铎所辖的李成栋部，攻下嘉定后，无论官兵，遇见城内居民，即高喊“蛮子献宝”，掠得财物后，即将其杀掉。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军主力均开赴西南平藩，不料内蒙布尔尼等乘机叛乱。清廷任命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将。可图海手中无兵，只好请在籍八旗家奴中骁健者为兵，“在路骚掠一不问，至下令曰：‘察哈尔，元裔，多珍宝，破之富且倍。’于是士卒奋勇，无不一当百，大破……”（孟森《在北大讲清史》）也就是说，满清在兴兵时，是以满足人性之中最恶的本能欲望，即张扬人性之恶为驱动力的。
此外，满清军队在战场上所用的战法，较其祖宗——蒙元人——又有很大不同。《明实录》载：“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熊廷弼疏有云：‘奴贼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而后乃复前，莫敢退，退则锐兵从后杀之。待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与西北虏精锐在前，老弱居后者不同。此必非我之弓矢决骤所能抵敌也。”所谓“死兵”，皆非精锐，在冷兵器时代，目的是消耗对手的弓箭及体力，待耗得对手弓箭用尽、大刀卷刃、身疲力尽时，他们的精锐骑兵才冲上前来，屠杀对手。满清人所用的“死兵”，开始还有满人，后来明朝军队中降清者渐多，便多以汉人充任了。这种阵法，在实际战斗中，常常使得明朝军队杀得手软，而这也是许多明军归降满清的原因：一面是不敌其锐，一面也有汉人的恻隐之心在潜意识中作怪所致。
探究满人发明出此种战法的根本原因，是因其用原始的野蛮意识为其立人、行事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他们的这一思想，则是由其生存环境与方式所塑成。他们以狩猎为生，大约视自己以外的人，与猎物无异。所以，杀起人来，视同围杀猎物，毫无慈悯之心。他们攻陷明朝城池，劫掠城中财物之后，却还要屠掉城中军民，既为全部地抢走财物，杀为灭口，也为杀人立威。而对所占之城，屠尽男人老幼，还有为节约食物之意。以这种原始野蛮之性，欲使其有人命宝贵的文明意识，实在是颇为艰难。而以此种意识掌权治国，幻想其“爱民如子”，则更是一种奢求。
三
1644年，满清看准时机，举大军进入关内，赶走了李自成，占据京城，有了执掌中国的大志之后，其杀掠成性的作派，非但仍未收敛，相反，却在一统中国的一些地域时，肆意发作，明目张胆之杀人，令人发指。
史有所载者，如扬州屠城。1645年5月13日，摄政王多尔滚之弟多铎率部攻破扬州后，于5月21日下令屠城，到25日，多铎下令封刀，命周围寺庙的和尚入城收集和焚烧尸体，在城内连续屠杀了整整5天。清兵在城内把居民自藏身之处搜赶出来，“分成50—60人一堆，用绳子捆起来，然后用长矛一阵猛刺。”（引自《洪业》）“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扬州十日》）如此暴行，在清人所留的资料中，是不会有记载的。所以，多铎的“扬州屠城”，到底杀死了多少人，便没有准确的数目。后人据民间所记的史料估算，有说30万人者，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综合多种材料，估计有80万人死于多铎的屠城，并说，清人如此，“目的是给其他抵抗者一个榜样看。”但我却觉得，满人如此兽性发作，对抵抗者给予报复的成分，要大于政治上的考量。此外，还有劫掠扬州财物，杀人灭口的因素。因为，当时的扬州为明朝的富庶之地， 聚居着许多地主士绅及商人。这也可从后来的嘉定屠城中，得以佐证。
在收服江南的过程中，整座城市被屠掠的，还有浙江的嘉定。1645年8月24日，多铎麾下的李成栋部，攻陷嘉定。李成栋便仿照多铎的做法，下令屠城。屠杀与抢掠，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天之内，嘉定有20000人被杀，妇女尽被奸淫。后因嘉定民间仍有反清者，清人又于9月13日、10月5日，对嘉定进行了二次、三次杀掠，此即史书所称的“嘉定三屠”。史载，屠城之后，嘉定富人穷人已无分别，意即人被杀完，财物被劫掠一空。
清人大规模地杀人，另外一处是在四川，即史之所说的屠蜀。清初整个四川人烟全无，经考证，其实是清军屠杀的结果，张献忠也杀了一部分，但不全是他的功劳。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康熙命人写了文章，载赃张献忠。（朱正《史料与史料学》，载《随笔》2016年第三期）至于清人在一统华夏过程中，零星载于纷繁的其他史料之中，不成规模的杀掠，更是难以尽述。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依靠血腥之气，也就是孟森所说的“全赖武力”而得国的满清政权，却在进入京城之时，向全国军民发布公告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把自己标榜为“有德者”。而这，也正是中国历代王朝修饰自己的铁律：不论以何样的身份或手段，一旦国柄在手，无不把自己修饰成“抚御万邦，法天行健”“功德显著”者（嘉庆赞誉其父乾隆的《上谕》）。而这，也更是历朝帝王家族，一旦得国，不被后起者以武力赶下宝座，至死紧握奴役百姓的权柄不放的原因所在——他们是以武力拼杀而得了神器大宝的。
读明清交接之际的历史，真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更苦。而中国的百姓，何以有如此命运，又何以才能走出这凄苦的命运呢？这也许才是今人读史的着重之处。
2017年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