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而且连续担任中共中央一至五届总书记（委员长）。但是，长期以来，历史的阴霾不仅掩盖了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而且讳言陈独秀，即使在不得不提到陈独秀时也是把他说成是“叛徒”、“坏人”、“反革命”等等。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史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打破禁区，深入研究，对陈独秀在建党时期的功绩及其一生的功过是非才逐步有了较为公正的评价。
陈独秀研究专家陈铁健先生在2016年第6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一篇关于中共创建之初的文章，标题就是《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考诸历史，陈独秀被定位为“中共建党第一人”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党中央主要领导几经变动，直到1934年1月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开始设立书记处，秦邦宪（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陈绍禹（王明）、张国焘、项英、毛泽东8人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才跻身于中共中央领导中枢。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词典》第1185页注①）。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一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任中共中央主席长达31年之久。
陈独秀担任一至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担任七至十届中共中央主席。两位都是中共历史上回避不了的领袖，但是他们两人的关系却经历了一个从亲密接触、彼此信任到关系破裂、分道扬镳的过程。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前期交往
早在建党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就开始与心仪已久的陈独秀有了接触。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以崭新的战斗姿态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无情的批判，为各种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思想的解放。一时间，《新青年》拥有大批青年读者群，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谈到1917年新民学会等“激进团体”纷纷组织起来时说：“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编辑的著名新文化运动杂志——《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占着领导的地位，无疑地，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最灿烂的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自传》第30、35、37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1917年3月，毛泽东满怀着对陈独秀的崇敬和神往，将自己撰写的一篇《体育之研究》投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陈独秀对这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畅快淋漓的文章颇为赞赏，全文发表在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2号上。因“毛泽东”三个字繁体笔画共28画，所以这篇文章署名为“二十八画生”。
1917年9月，毛泽东在同张昆弟、蔡和森闲谈中感慨道：“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张昆弟听了不禁笑言道：“以前润之是言必称康、梁的，陈独秀办了一个《新青年》，又言必称陈、胡了。”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一行24名青年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来到北京。迫于生计，他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一份管理员的工作。在此期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这次晤面虽然非常短促，主要谈了谈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发展情况，但却让毛泽东兴奋不已。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18年后，回想起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交往，毛泽东还对斯诺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列强放弃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的一切权利等要求。消息传来，举国激愤。5月4日，北京学生数千人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军阀政府出动了大批军警并逮捕学生。于是，北京各大学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各地纷纷响应，长辛店等地发起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使五四运动扩大为全民族的反帝爱国运动。北洋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陈独秀不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而且是身先士卒的排头兵。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对日密约、罢免卖国官吏、取消步军统领衙门和京畿卫戍司令部、保障市民集会、言论自由等条件，并要求对北京政权予以“根本之改造”。
6月11日，陈独秀亲自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便衣密探逮捕。当晚，京师警察厅查抄了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寓所《新青年》编辑部，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数百张以及进步杂志、稿件、信札等。
陈独秀被捕后，媒体很快向社会作了披露，社会各界纷纷组织营救，孙中山、章士钊等知名人士采取各种不同形式要求当局对陈独秀“立予释放”。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说：“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表示“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可见此时的毛泽东对陈独秀是何等的拥戴和推崇！
9月16日，陈独秀获释。李大钊在《欢迎独秀出狱》中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有文章说，陈独秀被保释在家养病期间，毛泽东曾前去探望。是否属实，待考。
1920年夏天，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胜利后，毛泽东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毛泽东拜访了陈独秀。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酝酿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事情。毛泽东虚心地向陈独秀请教，并与他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湖南自治的计划。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这次与陈独秀的晤谈时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最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还说，他最早是听陈独秀“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的。在十多年后同斯诺谈话时还提到了此次谈话对他一生的深刻影响：“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多次称“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的晤面交谈中，陈独秀还委托给毛泽东一个重要任务——回湖南组建该地区的共产主义小组，并给予了具体指导。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前期交往，充满了他对陈独秀的推崇、敬重和拥戴，陈独秀对毛泽东也心存好感，认为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青年才俊，可以委以在湖南创建中共的重任。
毛泽东最早肯定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功劳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的途中,两人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即出于此。
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他们又前往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首先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深入到工人群众中调查研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号召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4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中华工业协会等7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他在筹备会上发表了《劳工要旨》的演讲，并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5000多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又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起草了党的纲领。
1920年7月19日，陈独秀等人再次召集筹备会，提出“现在最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第2集，第156页,）
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并推举陈独秀为书记。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公开理论刊物。11月7日,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公开打出了“共产党”旗号。同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党组织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关,消灭阶级等主张。
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据李达回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后，“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党的早期组织首先在上海创立，接着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建立党的组织。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张申府等人在法国正式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施存统等人在日本东京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组织。陈独秀在前往广州途中曾逗留香港，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3人特意上船拜望。不久，根据陈独秀的意见，他们在香港创立了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
以陈独秀为核心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
长期以来，党内和社会上曾流行一种说法：由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代的声名，以及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使他得以成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 甚至还有人说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成了“中国的孟什维克”，云云。
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陈独秀虽然未能出席党的一大，但是仍被大会选举为中央局书记，这绝不是偶然的。除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无人能比的声望和影响之外，他创办的《新青年》，推进思想解放、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培养干部，他亲自参与了党的创建。由于他在北京大学任过文科学长，所以，在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中绝大多数都是陈独秀的学生或追随者，不少人都是他介绍入党或由他批准入党的；全国各省党组织和香港支部、留日支部、旅欧支部几乎都是陈独秀直接指导下或经他批准成立的。在当时，没有任何人的威望能够超过陈独秀。
考诸历史，最早肯定陈独秀创建中共首功的是毛泽东，早在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就说：“党一层，陈仲甫（陈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在谈到创建党问题时，毛泽东没有提其他任何人，只说陈仲甫 “在进行组织”，突出了陈独秀对建党的独特贡献。毛泽东还多次谈到陈独秀“创造了党”，“由他集合起来，才成立了党”，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谈到陈独秀时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人准备了干部。”毛泽东把陈独秀称为“总司令”，其余则是他“周围的人”，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袖们仅仅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可见当时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地位、声望和影响之大。陈独秀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当时的影响力是无人可以比拟的。
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对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做了比较客观和公允的评述,在“党的早期组织”部分开宗明义地写道:“最早在中国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1995年，肖克将军提出：“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但陈独秀应属首位。”所以，中共一大选举党中央书记，可以说非陈独秀莫属，不是什么“错误的选择”，而是众望所归，是全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选择。
陈独秀赏识、提携毛泽东
陈独秀通过与毛泽东的接触，从他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等一系列活动中，看到了毛泽东非凡的革命精神、领导才华和组织能力，对毛泽东十分赞赏。1920年1月5日，陈独秀写了《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在赞颂了历史上一些湖南志士的奋斗精神后说：“我曾坐在黑暗室中（指1919年6-9月被捕坐牢），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息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后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复活底消息，但是我盼望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他们真实的复活，不仅仅是一个复活底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空梦。”(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167页)文中虽然没有提毛泽东的名字，但是，他指的“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显然是指与他有过接触的毛泽东等一批新民学会的青年才俊。陈独秀不仅赞赏他们的革命精神，还对他们寄予殷切的期望，所以才把湖南建党的重任放在了毛泽东的肩上。
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晤面深谈，回到湖南后，毛泽东按照陈独秀的嘱咐，开始在湖南筹建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1921年12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通过湖南劳工会、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发动一万多名工人和群众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太平洋会议的示威游行，在当地影响很大。毛泽东的才干以及领导的湖南党组织所取得的工作成绩深受总书记陈独秀的欣赏。在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惟独表扬湖南，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
1923年1月，陈独秀忙于着手筹备中共“三大”的工作，决定调毛泽东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4月，毛泽东抵沪。6月下旬，中共“三大”在广州结束。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责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从此，毛泽东作为陈独秀的重要助手，与之共同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可见当时陈独秀对毛泽东的赏识、信赖和器重。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分歧和决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同时在中共党内，主要负责农民工作。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说：“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叫《中国社会各阶层（级）的分析》，另一本叫《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在第一本小册中，我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积极地组织农民，陈独秀反对这个意见，并拒绝以共产党中央机关的名义出版。后来，它在广州的《农民月刊》和《中国青年》上发表。至于第二本书则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湖南出版的。这时我开始不满意陈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渐渐远离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年才达到最高峰。”在中共第五次大会上，“我的意见，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竟不加以讨论，因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为陈独秀所把持，拒绝将它提出考虑。大会将‘地主’定为拥有五百亩以上的人——要在这种基础上发展阶级斗争，是全然不适合和不切实际的，而且忽视了中国土地经济的特质——这样就撇开了土地问题。”“陈独秀将我调开湖南，因为那里发生了几桩事件（什么事件未讲，待考），他要我负责，并且猛烈反对我的观念。”“八月七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罢免陈独秀书记之职。自一九二四年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大会起，我一直是党的政治局中的人员，并促成了这次会议（罢免陈独秀）。党采取了一个新路线，放弃所有合作的希望，开始了长久的争夺政权的斗争。”（《毛泽东自传》第41—44页）
关于毛泽东与陈独秀分歧和决裂的前因后果，我没有过多地援引其它资料，因为毛泽东在自传中已经说了很多陈独秀“右倾”的话。当然，陈独秀也有辩驳，1942年1月6日，陈独秀在《致郑学稼信八封》之六中说：“当日反对我者以瞿秋白为首，由第三国际代表来公开主持，何只暗中指令，开除党籍在此后一年余。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在广暴前，是否成立苏维埃，在中国党内无此问题发生，毛自传所云不实，此书弟未阅过，尊作《评传》亦尚未看，看后如见到所引自该自传所云有不实处，再行奉告。”（《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第289—290页）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分歧主要是思想观点、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其决裂当然也是思想观点和政治路线上的决裂。有人说，恐怕与两人的性格也有关系。此说也是颇有道理的，因为，陈独秀的性情火爆，脾气倔强，认准的死理九牛都拉不回；毛泽东的性格也很刚强，脾气也不小，认定的东西也是很难轻易改变的。这样，两人产生分歧和决裂就在所难免了。
毛泽东对陈独秀的不同评价
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有不同的评价，可谓大褒大贬。
建党前后
早在1917年9月，毛泽东在同张昆弟、蔡和森闲谈中就盛赞陈独秀“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1918年8月，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见到陈独秀后，曾赞颂陈独秀“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中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乃至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就最早地肯定陈独秀创建中共的功劳，说：“党一层，陈仲甫（陈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宣言即仲甫所为。”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对陈独秀极为赞佩，高度评价，乃至高呼“万岁”，可谓大褒到了极点。
“五大”前后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毛泽东写了一篇《中国社会各阶层（级）的分析》，主张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武装农民，陈独秀反对这个意见，并拒绝以共产党中央机关的名义出版，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于是开始批评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直到“一九二七年年才达到最高峰。”
所谓“达到最高峰”。一是在中共第五次大会上，毛泽东主张“迅速加强土地斗争”，陈独秀“竟不加以讨论”，“拒绝将它提出考虑”。大会认定只有拥有五百亩土地以上的人才能定为“地主”，毛泽东大为不满，认为这样打击的敌人太少，怎么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加之当时湖南发生了几桩事件，陈独秀要毛泽东负责。这样，毛泽东对陈独秀的不满进一步加剧。二是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7日，在中共中央秘密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批评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听下级和群众意见、 抑制农民革命、 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的右倾错误；在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等等。毛泽东公开说他“促成了这次会议（罢免陈独秀）。”
这个阶段，毛泽东与陈独秀产生分歧，从对陈独秀提出一般性的批评发展到在党中央的会议上公开批评并“促成”陈独秀的下台。
延安时期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在延安站稳脚跟后，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提起陈独秀。
1936年美国作家斯诺问毛泽东“谁应对1927年共产党失败和南京当局的胜利承担主要责任”，毛泽东回答说：“罪魁祸首是陈独秀，他的‘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使党丧失了果断的领导，他的指导路线显然是在一个时期之内造成很大灾难。”毛泽东还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
在延安时期根据毛泽东与斯诺谈话记录整理的《毛泽东自传》多处提到陈独秀，谈到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时，毛泽东说：“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几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赞誉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知识界最灿烂的领袖。”“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毛泽东还对斯诺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所作的题为《“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又说：“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毛泽东还说：“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
毛泽东还说：“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走出了国民党南京老虎桥监狱，广大公众和社会各界都在密切地关注着：陈独秀向何处去？
他拒绝了国民党中统局要员丁默村奉命前来接他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住下的建议，拒绝了“一家美国图书公司，想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的邀请，拒绝了胡适、张伯苓、周佛海等人请陈独秀参加国防参政会的建议，拒绝了蒋介石派朱家骅以提供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5个名额的条件，要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党”的提议，拒绝了蒋介石派人要陈独秀当“劳动部长“的劝诱，拒绝了托派要陈独秀回上海重整托派组织的邀请，陈独秀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表示要与他们“各奔前程。”（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130页）
有人要他去香港，他也不作考虑，他认为既然“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4页）
陈独秀出狱后，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问他：“陈先生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陈独秀明确地回答说：“不对！不对！……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404页）
陈独秀对国民党当局的诱惑、托派方面的拉拢和亲朋好友的建议统统拒绝，却在出狱不久即与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等人会了面。应该说，这是陈独秀向中国共产党靠拢的表示。 “陈独秀向何处去”的问题显然已是不言自明。
陈独秀与叶剑英等人谈得较为投契，但是鉴于陈独秀毕竟不是一般人物，兹事体大，没有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叶剑英等人当然是作不了主的。就在这个时候，罗汉来到南京。罗汉在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参谋长，与叶剑英是老熟人。罗汉是早期共产党员，与陈独秀也很熟悉。罗汉后来加入托派，不久便与托派脱离。他这次到南京见叶剑英、李克农等人，主要是希望中共中央对他曾经提过的合作抗日问题重新考虑，并写了一页简信，嘱其转送中共中央。“剑英兄接此信时，还答应以电报拍往延安，……他劝我最好到延安去一次。”于是，罗汉8月底持中国共产党南京办事处开出的介绍信和支付的旅费作了赴陕之行。
9月2日，罗汉到达西安。3日，罗汉见了中共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林伯渠是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对于陈独秀出狱及回党工作当然是欢迎的。但因彼时山洪毁路，汽车不通，一时无法前往，只好采用电报的方法向延安请示。
9月10日，林伯渠收到洛甫（张闻天）、毛泽东签发的复电——《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
伯渠：请告罗汉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
（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系，而且竭诚欢迎你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
洛、毛
这个由洛甫（张闻天）和毛泽东署名签发的《指示》，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陈独秀等人与中共“联合抗日”的愿望，但是，内容所要表达的意思却是非常清楚的。全文仅200字左右，光“托派”和“托派分子”等字眼就用了5处。措辞和口气都很严厉，而且点名道姓地把陈独秀与托派分子等同起来，表述为“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
其实，陈独秀在出狱不久与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会面时就已表示“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469页）他对包惠僧说他“不是托派，想发表个声明。”（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在武昌他对王凡西说，他今后“再不属于任何党派，陈独秀只代表陈独秀个人”。在《给陈其昌等的信》中更明确表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432-433页）不仅如此，延安《解放》杂志发表的评论《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中也明确指出陈独秀的言论“与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派的主张已有区别。”现在为什么仍把他与托派捆绑在一起呢？不仅如此，单就《指示》采用的那种措辞和口气而言，也是陈独秀难以接受的。
满怀希望等待喜讯的罗汉看到这份复电，大感惊异和失望，觉得自己这次西安之行“未代表任何组织或个人，……自无资格替人接受‘招降’条件。”对于《指示》，他表示“除勉效传递微劳之外，个人不愿更赞一词。”（《罗汉致周恩来等的一封公开信》）
此时的陈独秀未等罗汉回来便离开南京去了武汉。罗汉从西安回到南京，当他准备赴武汉见陈独秀时，博古对他说：“独秀的意见，很少有和托洛茨基相同之点，故近来中央刊物上已不把托陈并为一派”，并说：“至于中央的电文还恐词句上会引起独秀的反感。”所以再三嘱咐罗汉“不妨口头传达，原电暂时不必交给独秀看。”可见，博古担心陈独秀接受不了。
10月15日，罗汉到汉口，见了陈独秀。次日，“至独秀寓所，将由南京至西安的一切情形告诉了他。”
果然不出博古所料，陈独秀见到《指示》中写的“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的词语时，气愤地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至于他看到《指示》中的“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等字眼时，他的“反感”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如此，陈独秀仍然对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作出了回应，他写了“一封亲笔信和亲手写定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到南京转交给博古、叶剑英。博古后来对罗汉说：“他们认为独秀起草的抗战（七条）纲领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他还说“他本想到武汉去和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以前与独秀没有个人接触，恐怕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无论直接间接的谈，都有闹翻的危险。最好候恩来南下后，约他一道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且不久必武会回到武汉，他自然能和独秀先行交换意见。”（罗汉的公开信）博古细致入微的考虑，体现了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希望落实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陈独秀携起手来合作抗日的良好愿望。
10月16日，罗汉偕同中共元老董必武从南京乘船溯江而上，到武汉会见了陈独秀。谈话中，“更使他（陈独秀）愤懑的是中共提出的‘三项条件’，不必说没有合作的愿望，即使有，第一项条件也是任何党派都不能接受的，国共合作能否做到让南京政府脱离国民党？哪里有归顺式的合作？！而第二、三项，只不过‘画蛇添足’的措辞！”（张宝明、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第211页）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说：“董老（董必武）衔中共中央之命，曾去访问他一次，多年未晤，谈得很长。董老劝他，应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他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陈木辛：陈独秀印象》第155页）
多年来，有人认为陈独秀想去延安，回党工作，也有人认为陈独秀没有去延安回党工作的想法，如郑超麟说：“陈独秀出狱后并无回共产党内之意”（《怀旧集》第239页）也有人说中央不同意陈独秀去延安是受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拿日本津贴的“汉奸”的影响，当时王明、康生甚至公然宣称“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从1937年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签发《指示》后，过了22年，即1959年8月16日的庐山会议上，当年签发《指示》两人署名之一的毛泽东在严厉批判彭德怀和另一位当年与自己同时署名的张闻天（洛甫）之后，由于刘少奇的插话，毛泽东在大会上揭开了当年陈独秀未能去延安之谜。
当时，毛泽东正在兴致勃勃地引经据典，高谈阔论。刘少奇插话说：“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来，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3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第31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毛泽东的这段话揭开了当年陈独秀未能去延安的谜底。当时，已在党中央掌握实际权力的毛泽东知道陈独秀多次表白自己已与托派没有联系的态度，但在代表中共中央给林伯渠的复电即《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中仍称其为“陈独秀等托派分子”。毛泽东早年即与陈独秀有所交往，深知其人刚直倔强、不会轻易认错和公开检讨的秉性，仍特别强调必须“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然后才能考虑“与之联合抗日”的问题。
陈独秀早已多次表白自己与托派已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洛、毛仍然把他称之为“托陈派分子”和“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这当然是他无法接受的。他在流落江津时，老友朱蕴山又一次劝他去延安。陈独秀说，“李大钊已作古，延年、乔年也死了，自己的思想与延安已大不相同，想到在那样的环境中，自己会陷于政治上的孤独，他便凄然地说：‘他们开会，我怎么办？’他还表示，自己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最终将弄得无结果而散。”（张宝明、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第279-280页）
从陈独秀未能去延安这件事，充分说明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关系已经是彻底决裂了。这样，陈独秀走出国民党监狱之后到延安去的设想便化为了泡影。
陈独秀出狱后，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拒绝出国写回忆录，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拒绝组建新共党，最后又拒绝了必须公开检讨后方可去延安的条件，于是流落江津山村鹤山坪，艰难度日，1942年暮春，贫病交加的陈独秀病情加重，一卧不起。5月27日9时40分，陈独秀与世长辞，享年63岁。
关于陈独秀的丧葬料理，现有两种记载：一说由江津乡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出资，为陈独秀置办了一具四川香楠木的棺材，另有同乡、同学、朋友的捐助，临时厝于西门外邓氏赠予的田地。另一说是加拿大华裔学者桑宜川博士为研究陈独秀的生平，专程回国，去江津实地考察陈独秀晚年生活情状，在江津市档案馆查阅到了有关陈独秀葬殇的日志记载：由江津县政府出面操办陈独秀的葬礼，时任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委段锡鹏代表民国政府出席，并且带来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帛金。《陈独秀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原始记录非常详细：“蒋介石一万元，朱家骅五千元，段锡鹏、王星拱、陈立夫各两千元，许静仁一万五千元”。此外，“胡小石、欧阳竟吾、高语罕等学界名流也有捐款。收支相抵之后，尚欠五千零三元，由邓氏叔侄承担”。
陈独秀曾表示蒋介石是他“不共戴天”的死敌，在陈独秀去世安葬时，蒋介石竟然出手一万元帛金，表达悼念之意，这是朝野上下都颇感意外的。
除此之外，没有听说过去他曾经帮助、器重、提携过的人对他的去世有一分钱、一个字、一句话的表示了。
建国之后
1949年建国之后，毛泽东在多种场合提到陈独秀。他是如何评价陈独秀的呢？
有人说，建国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与日俱退”；有人说，“建国以后，毛泽东对陈独秀没有任何肯定，而是全面否定”，他们都举出了不少例子。
的确，建国之后，毛泽东对陈独秀多是贬评，基本上没有看到什么正面的好评。
1955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一段话，其中写道：“我们党内曾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批判高岗、饶漱石时说：“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1页）
1955年10月毛泽东说：“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本人也有不愿革命的，比如陈独秀不愿继续了，张国焘不愿继续了，高岗、饶漱石不愿继续了，那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是愿意继续革命的。”
毛泽东又说：“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7—208页）
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两位拉丁美洲人士的谈话中说：“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向这些反面教员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0—291页）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陈独秀也有政治纲领，但他搞托派，搞分裂，在党外搞反党活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02页）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时说：“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象托洛茨基那种人，象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象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97页）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讲话中说：“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
“文革”期间，毛泽东曾讲过：“我看对我们党危害最大的是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文史天地》第10页）
毛泽东还历数所谓中共五十年历史上的十次“大的路线斗争”：“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纵观几十年间风云变幻，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既有褒，也有贬，但真正的大褒大贬在两头，即建党前后初交时期赞颂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 “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创造了党”、 是他的“学生”、是“最灿烂的领袖”、 “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乃至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是为大褒；建国之后毛泽东对陈独秀则基本上都是否定的评价，甚至说他是“坏人”、“大叛徒”、“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反革命分子”、“不可救药”的“反面教员”……等等，是为大贬。中间各阶段则有褒有贬，时褒时贬，有时褒贬杂糅在一起。
长江岸边的询问和关照
尽管建国后毛泽东对陈独秀几乎都是负面的评价，而且说得非常严重和严厉，但也有例外，也曾表示过对陈氏的关注和关怀，如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市委书记赵瑾山登上“洛阳号”晋见主席。毛泽东站在船头，凝视长江岸边的安庆城，好像忽然想起了出生在这里的陈独秀。于是他问傅大章：陈独秀的家在安庆什么地方？傅大章说：“在怀宁独秀山下。”毛泽东又问：独秀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还是陈独秀因独秀山而得名？傅大章回答说是陈独秀因独秀山而得名。
谈话间，毛泽东又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傅大章说：“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当得知陈松年在此地生活窘迫曾卖房以维持生计时，毛泽东说：“陈独秀后人生活有困难，可以照顾嘛！”有最高领袖的这句话，当地立即确认了陈独秀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开始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人民币作生活补助金，且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去世。
毛泽东在长江岸边安庆城下对陈独秀有关情况的询问，特别是在得知陈独秀三子陈松年生活窘迫后，慨然指示当地官员“可以照顾”，从而使陈氏后人的生活、工作、政治待遇等都相应得到很大的改观，体现了毛泽东没有完全忘却当年与陈独秀的那番情义，这无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写于2016年5月27日陈独秀忌辰74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