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井同志与世长辞，我心伤悲，自得悉这一噩耗，便沉浸于对他的回忆。从1973年中至1987年初，中间虽曾两度中断，在他领导下，毕竟有十余年的工作和接触，对他的离去，心中怎能平静如水。
大约5—6月间，在《文学故事报》上，还看到他以书简形式评论韩少功一部作品，以为他还健康，7月21日早晨，当我的一位学生告诉我文井同志去世时，我深感意外。不过，当说到他享年90时，我又有些欣慰。我觉得我知道他晚年的某种心情，曾隐隐疑虑他能不能享此天年。如此高龄，平静而去，说明他很好地把握着自己的精神和心灵。
记住文井的形象，比熟悉他的姓名更早。
那是1956年3月，在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上，东交民巷当时的团中央礼堂，于主席台就坐的人中，只有他那苏格拉底式的谢顶，最引人注目。当时，22岁坐在会场里的我，还没能把严文井同这个过早谢顶的人联在一起。何曾料到，十几年后，1973年，我从中宣部五七干校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一名编辑，成为他的部下。
文井住在东总布胡同64号，我1979年春搬到红星胡同14号，相距不足半公里，这成为我同他谈工作和私人交往的地缘优势。
这个64号，不是标准四合院，更非清朝王爷府，毋宁说是大杂院，但中国作家协会几个主要领导人曾住在这里，而到我进出这个院子时，老资格的老作家只剩了严文井一人。
他住向阳的北房，其中有一间实际是坐南面北的铺面房，只不过封闭起来无人做生意了。
如我记忆无误，上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编辑部，也在这个64号。
文井写过一篇关于赵树理的回忆，大意是赵因无力使自己一个孩子上比较好的中学而喟叹自己“没有面子”，自己掌自己脸面的情景。这个不无辛酸和咸辣的故事，应该就发生在这个院落。那时，赵树理是否在编《说说唱唱》？
这里没有暖气。我看到，冬天，文井会熟练地生火炉；夏天，他穿短裤，打赤膊，自称“僧”、“佛”。他身体胖一些。
公事之外闲谈时，从未听到文井讲自己有过什么过关斩将的美事，倒是听他讲过自己的“弱项”。
他没有讲过1938年如何到延安、如何进“抗大”、如何在“鲁艺”任教、在延安写过什么东西、在《东北日报》怎样做副总编辑等等，倒是坦率地说过，在中宣部任文艺处副处长时，在中南海，他不擅起草文件，手慢。他说，胡乔木经常让写文件，有时深夜一个电话让写，很急。我写文件慢，不如林默涵，默涵来得快。所以，后来，我就离开中宣部到作协了。
他是中国作协早期的或最早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没有听他讲过他经历的作协的情况。也许，上世纪50年代和“文革”期间，政治风暴和运动太过复杂和激烈，他涉身其中，是是非非，一言难尽，不好讲，不愿讲，讲出来倒不好。只有一两次，他拿出他画的邵荃麟等人的小像让我看过。是用钢笔在小纸片和笔记本上随意画的，风趣幽默。
以文井的经历，认识的、共过事的文艺界人物、政界人物当然较多，他却极少谈起。他提起过周扬，不过不是文艺界领导的周扬，不是政治的周扬，而是人性的周扬，隐隐约约说周扬对他吐露过自己的什么秘密情怀。这种话题，他讲得含蓄，我听得糊涂，到此为止。
有一次，我到木樨地那里去看丁玲和陈明，那是丁玲访问美国归来一段时间之后。在他家谈起这次拜访，他兴趣异常地问起一些细节，我一一如实相告。这次探访并非文井的安排，是我作为编辑自主行事。当说到丁玲夫妇请我在政协俱乐部吃饭时，他作结论道，这说明丁玲对你很是礼待了。我的直觉是，他了解丁玲的脾气性格，如果丁玲厌烦我，便不会邀我共餐。
我是晚辈，涉足文艺界时间不长，对资格、经历、年龄和文井不相上下又共过事的老一辈作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全然无知。作为编辑，我们要与广大作家建立关系、保持友谊、组约稿件。在这方面，严文井，包括韦君宜、秦兆阳，没有对我们作过任何暗示，没有对我们施加过任何个人影响，我们是完全自主自由的。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优秀传统。对这一点，我非常满意。以我的感受，有的社、报、刊、人并不是这样。
我去看过刘白羽同志，自然不能不谈到出版社的情况，不能不提及社长严文井。文井同志得知后似乎有点儿敏感。我不明究竟。当我向他叙说了同白羽同志见面的经过，他说，你做些沟通也好，有利于团结。
文井不是事必躬亲的人，他的领导方法相当超脱、放手。
1977年末，我写完《昨天的战争》第二部回社履职，仍为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而这时，他竟授予我终审权。终审，按惯例，副总编以上的人才可行使。不讳言，这样器重，使我对工作责任心更强，积极性更高。1978年底或1979年初，我向文井诉说我的住房如何困难，是他亲自关心说话，我才搬进红星胡同。这房子由纸库改建，是简易型，冬冷夏热，毕竟宽敞了些。
社里有二十来名工农兵大学学员，难适应工作要求。文井社长不是采取推出去的态度，而是予以脱产培训。这自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但如果他对这些青年人不理解、不爱护，培训决定恐也未必能形成。
文井让我担任这个培训班班主任。我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让每个学员写一篇作文，由我讲评算开班第一课。
我不讲客气话，不回避我认为的每篇作文的缺点和毛病，有意地坦诚相告每位作者，希望给他们留下较深印象，激发他们认真学习。结果，我讲评后，不少人受不了，反应强烈。无奈之下，我将全部作文送文井社长审阅。他看过后，同意我的讲评，更坚定了培训决心。
这个培训班，整整脱产两年，重学了文学史、文艺理论等大学本科多门课程。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受培训的同志，现在，有的成为知名评论家，有的成为得力编辑，有的成为行政管理骨干或其他出版业务内行。
现在讲人文关怀，这些同志如果抚今思昔，该理解当年培训的人文价值有多么大了。我想说的是，文井同志若没有进过延安“抗大”和“鲁艺”，可能是另一种思路。看看当今企事业单位如何招聘，这个培训班可称为延安模式了。
“文革”动乱中断了中国作协的工作。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含戏剧、音乐)先行恢复业务。从1973年到1979年第三次作代会前，人文社成为全国作家注目的中心和园地。为复苏文学生机，人文社于1979年4月在友谊宾馆召开全国中长篇小说座谈会。
会前，文井找了我们两三个人酝酿他在会上讲些什么。经过交流，他准备了一篇主旨发言，在开幕时讲，让大家展开了讨论。会议结束时，请茅盾先生到场，并将女作家竹林长篇小说《生活的路》(由我缩写)、冯骥才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由李景峰缩写)的故事梗概，提供茅公。茅公肯定了两部作品，说《生活的路》“希望更大些”。
文艺的思想解放有个过程。没有这样聚会的促进，《生活的路》不会及时问世，而此前，由于在人文社意见不一致，《铺花的歧路》由我推荐给李小林在《收获》刊出。
友谊宾馆这个座谈会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
1979年第三次作代会，严文井作为中国作协老领导是当然代表。这次会议的选举，给若干方面留下遗憾和不愉快。我对文井留下的印象一向是：他言语谨慎，凡全社开会，尤其是政治性会议，他总是写在纸上，宣读一遍。给人的感觉，他对“文革”心有余悸。三次作代会后的某一天，是在办公室还是在他家，极为罕见地他说出这样的话：“想不到他们会这样对待我。我以为他们至少会安排我成为一个书记处成员，想不到是这样……”我对文艺界情况了解太少，对那次会议也懵里懵懂，不能应对他的慨叹，只觉得他可能真是憋不住了。转而谈了什么，至今毫无记忆。也就是从这时起，我觉得他精神上多了些郁闷。
是这之后还是其他时间其他事由，他告诉我，贺敬之同志来看过他，只这一句话，未讲内容。我自然也不能问。
印象中，文井不爱串门，似乎从不串门，下班之后只要去他家，他准在。有一次，他出访归来，拿着两件纸尺类小玩具，来到红星胡同我家给我的孩子。我让孩子们称他爷爷。现在得知，他比我父亲早生一年。他这次串门，我十分稀罕。
1980年前后，记不起什么背景何种原因，文井在社里很忙很累。好像是1982年吧，他竟劳累得有了脑中风迹象——舌头不灵便，嘴唇闭不拢，说话有些困难。大家劝他休息，他还撑着。终于，有几天，他反复说：“不干了，我不干了!”之后，好像是由韦君宜与北京市联系，他住进了宣武医院。
我去医院看过他，交谈之间产生某种灵感，不久写出一个短篇小说——《舌头》。
文井以写童话著名。但在同他接触中，我从不记得他讲过哪一个举世皆知的童话作家。好像是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在他家，他很郑重地说他重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赞叹写得真好。受他感染，我也重读了《老人与海》，并在想，文井赞叹《老人与海》是什么意思?莫非因为童话是幻想世界，《老人与海》才更像他必须面对的现实人生?
一次，在东总布他的家，谈起我的家乡，他说，我的《小溪流之歌》就是在你的家乡孕育出来的。这令我深感荣幸。
我的家乡的确河渠纵横，犹似小江南，只不知文井同志于抗日战争的哪一年在那里活动。
文井离休后，很多时间用来听音乐，与贝多芬、莫扎特等等大师为伴，在他们的乐曲里作精神漫游。此种境界和况味，难以捉摸。
1987年炎夏时节，我身陷逆境。一天，打电话到文井家，想同他聊聊，真的只是想聊聊，并无什么事求他麻烦他。接电话的他的家属，明白拒绝我的拜访。这当然也是文井的意思。这件事，曾令我伤心，过后想想，也属正常。文井曾同我讲过“生存”，我若身负“罪名”，会影响他的安全。当时，只有秦兆阳同志给我写过一句话的一封信：“请你给《当代》写作品。”这封信令我感动至极，但我对文井同志仍心怀尊敬。我不能对别人要求得太多，我应该对自己多一些自知之明，对别人多一些理解。不过，因为遭到这次拒绝，给他写过信、通过电话、寄过书，在公共场所也见过面，却再没有去过他家。
这是一点儿遗憾。
文井说他是沈从文的学生。上世纪离休前的某一天，他兴致勃勃地谈起此事，并约我一同去看望沈从文。沈从文住在前三门某个楼里，我们到时，他正在写字，桌子上地下放着许多写就的条幅。我不知道文井与沈老究竟是怎样的师生之谊，看到他言语举止对沈老都很谦恭。文井提出求字，沈老让随便挑。文井选了一幅，我也选了一幅，至今珍存。
刘真的儿童文学小说《我和小荣》，在上世纪50年代很红过一阵，我曾羡慕刘真写得真好。1982年一起访问朝鲜，刘真对我说这篇作品是严文井帮她修改的。当我把刘真的话反馈文井时，他只是满意地笑笑。
我想，在数十年的文学历程中，在《人民文学》杂志、在《当代》杂志、在文学讲习所、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受文井同志点拨、指导、启发、扶植的人，绝不止一个刘真，这些人都会记住文井的善意和恩德。
在人文社，大家都习惯称“文井同志”，我这里还真改不过来。
八宝山告别时有几个大字：“他还在路上”，很有意思。
文井同志还在路上，在他的作品里，在读者的心灵里。
2005年7月30日
原载《当代》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