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大国无不需要全球化战略，用以指引世界大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妥善应对挑战、恰当利用机遇、合理追求本国国家利益，特别是对于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世界大国来说，能否形成有效的全球化战略和切实推行全球化战略，是决定这个世界大国能否最终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性条件。

“一带一路”倡议可谓是近年来备受热议的话题，国内学术界对于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分析思路和有见地的判断。如果考虑到当今中国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必须统筹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两个大局，那么笔者以为十分有必要将“一带一路”倡议放置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之中考察，特别是要将其同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以及中国推动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联系起来思考。秉持这样的分析框架，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全球化战略。

中国经过60多年的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尤其是经济实力获得了长足发展，可以说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巩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大国无不需要全球化战略，用以指引世界大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妥善应对挑战、恰当利用机遇、合理追求本国国家利益，特别是对于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世界大国来说，能否形成有效的全球化战略和切实推行全球化战略，是决定这个世界大国能否最终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性条件。

所谓全球化战略是世界大国根据自己的综合实力和自己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而制定的有关如何按照一个世界大国行事的系统性思考和全方位布局措施的总和，其要义在于世界大国通过自身的战略性行动有意识地塑造全球化进程，从而能够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发挥关键性影响。全球化战略的形成与推行都是需要条件的，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是不可或缺的:首先，世界大国对于自身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形成了清晰的判断，并且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形成了全面且冷静的分析;其次，世界大国对于本国的基本利益以及其他世界大国的基本利益形成了充分的认知，并且对于世界大国之间不可避免出现的利益冲突以及冲突解决框架进行了理性的分析;最后，世界大国要对自身的实力形成清醒的认识，并且对于推行全球化战略所必需的资源、政策、组织等要有充分的准备。

中国长期以来对于如何融入全球化时代的思考，基本上以国家发展战略的形式出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大约30年时间里，中国推行的是独立自主的赶超型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面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要形成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工业生产能力和军事实力的重工业部门。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对赶超型发展战略进行两个方面的调整，一个方面是改变了单纯依靠国家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转而积极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经济发展，另一个方面是改变了单纯依靠本国力量发展经济的立场，转而在独立自主的同时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国家对赶超型发展战略进行调整的后果是形成了混合型发展战略，具体言之，国家一方面继续集中资源大力支持具有战略意义的支柱型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立足中国资源禀赋和国际市场，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弥补国内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上的不足。由此可见，混合型发展战略将国家与市场都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致力于平衡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共同发展。

国家发展战略从赶超型向混合型的转变所包含的重大意义在于，中国积极融入到了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市场之中。混合型发展战略虽然认识到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它没有形成明确的、系统性的关于中国如何引导全球化进程的思考和政策方案，换句话说，中国对全球化进程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全球化的机遇、防范全球化的风险、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从而为中国发展争取到更好的外部条件等问题上，但是对于如何影响全球化进程以及能够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何种影响等重要问题基本上是适应性的。当然，国家无论对发展战略进行怎样的挑战，发展战略所要实现的国家目标始终没有变化，这就是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并且伴随着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目标越来越接近于实现，中国对于全球化战略的需求也就越来越迫切，这就意味着必须将立足于国内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升级为统筹国际发展和国内发展的全球化战略。

中国的全球化战略是由国家目标、综合实力以及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共同决定的，其中综合实力是决定中国是否需要全球化战略的基础，而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则是决定中国全球化战略的具体布局的关键，而且综合实力对于全球化战略的影响也必须通过它对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的决定作用体现出来。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是中国始终不渝的国家目标，但是今日之中国不是在积贫积弱的基础上追求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而是在综合国力得到了空前增强的基础上追求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位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国家长期支持的战略性产业更是跻身世界前列，这些条件说明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理论的集大成者，提出了著名的“中心－边缘”理论框架。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无非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动态反映，也就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的阶段性特征的集中概括。现代世界体系既是一个建立在全球性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体系，又是一个由欧美国家支配和剥削亚非拉国家的政治等级体系，这就意味着现代世界体系在将全球范围内至少是重要的经济活动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也将当今世界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区分为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核心国家是指欧美的发达工业国家，边缘国家是指广大的亚非拉国家，而半边缘国家则是指工业化取得了一定成就、介入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的新兴工业国家。核心国家凭借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建立和推行了不平等的交换机制，并且借助不平等交换机制的作用不断巩固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进行支配和剥削的地位。不难发现，国家之间政治地位的等级性质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特征，也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属性。正是由于此种等级性质，亚非拉国家很难通过发展来改变自己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或者说现代世界体系具有将特定国家固定在其原来位置上的效果，只不过中国的发展正在改变这种局面。

中国虽然处在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却非沃勒斯坦所说的半边缘国家，而是“半核心国家”。“半核心国家”是现代世界体系中比较少见的一类国家，具体而言，就是指已经具备成为核心国家的综合实力，但是被现有的核心国家排斥在核心国家集团之外，因此国际地位并未获得国际社会完全承认的国家。“半核心国家”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必须经过的历史阶段，它既表明中国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又表明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可以说“半核心国家”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不进则退的矛盾状态。

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半核心国家”位置最初并不为世人所知，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沉重的打击了欧美核心国家之后才令世界各国清醒的认识到。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导致了欧美核心国家出现了经济衰退，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与经济问题，虽然欧美核心国家的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但是至今仍然受困于很多治理难题，很多敏锐的观察家发出了西方国家走向衰落的警告。与欧美核心国家相对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景象则是以中国代表的金砖国家的兴起，金砖国家不仅在综合实力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相互之间的互惠、协商、合作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可以说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的兴起已经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且正在改变欧美核心国家支配亚非拉国家的局面。

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提升受惠于全球化进程，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赢家之一。中国的快速崛起及其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出乎西方核心国家的意料之外，居然西方核心国家的支配和剥削没有发挥将中国限制在半边缘国家位置之上的效果，尤其是当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价值同西方核心国家存在重大的差别时，西方核心国家难以接受中国崛起和西方衰落的趋势。为此西方核心国家开始调整战略以达到限制中国崛起的目的，集中体现在美国推行亚洲军事再平衡战略和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上面，而西方核心国家对中国进行的战略围堵自然导致中国承受更为严峻的经济竞争压力和地缘政治压力，中国发展招致的战略压力以及这种战略压力背后的利益冲突，实际上就是“半核心国家”的困境。这就需要中国紧紧抓住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重要契机，根据自身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制定恰当的全球化战略，借助自身的综合实力有意识地塑造全球化进程，并且努力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进而实现突破“半核心国家”的困境以顺利完成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国家目标的目的。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中国的“半核心国家”地位及其困境已然明显的背景下提出的，它是中国对西方核心国家所施加的战略压力的战略性应对，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的全球化战略。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作为全球化战略的“一带一路”倡议:第一，中国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动以及自身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半核心位置的冷静判断，是形成“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其中的关键在于将国内发展和国际发展两个大局统筹起来考虑以拓展中国发展的战略空间。具体来看，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在推动国内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积极向国外转移优质过剩产能，而且需要在中国沿海遭到战略围堵的情况下，逐步将西南和西北边疆建设成为向亚欧大陆开放合作的前沿。在此过程中，中国的资金、交通运输装备、通信技术、核电技术共同走出国门，既能为中国制造打开国际市场、增强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又能以高质量的产品惠及亚非欧国家，从而进一步提升亚非欧大陆之间的互联互通，从长远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为中国带来广阔的战略机动空间。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对于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有着充分的认知，而且对于由于中国发展而导致的同西方核心国家产生的利益冲突也有着清醒的判断，因此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包含着妥善解决中国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基本主张和行动框架。“一带一路”倡议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中国要以自身的发展带动世界的发展，于是中国不仅向世界输出资金、高端设备和先进技术，而且主导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投资融资机构以及一系列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要言之，“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亚非欧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意味着中国与西方核心国家彼此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并且要以协商合作的方式解决利益冲突，从而在不断增强相互依赖性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华夏文明悠久的历史传统，向世界传播着中国文化和价值，不仅能够发展中国的软实力，而且能够构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按照乔万尼′阿瑞吉的思想，任何发挥领导作用的世界大国都必须行使文化领导权，否则不足以在主要国家之间达成妥协性共识，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利益。“一带一路”倡议贯穿着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它将影响国家重新理解世界秩序和全球化进程，重新界定自身的国家利益，重新判断全球治理中的问题，重新制定国际交往与协作的规则。由此可以预见，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进一步发生深层次的变革，以平等、互惠、多元、包容、相互依赖为基本特性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现实基础将逐渐巩固，其实现的可能性也会大大提高。

总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指引中国突破“半核心国家”的困境，从而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全球化战略。或许中国全球化战略的具体提法会发生改变，但是“一带一路”倡议所设定的战略意图、基本内容、行动框架和组织准备，都是中国全球化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