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所讨论的“十三五”规划涉及的2016—2020年，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上，虽然只占千分之一，却是具有界标意义的五年。在这五年中，中国将实现2000多年前《礼记•礼运篇》曾朦胧描绘过、而由中共十六大赋予科学内涵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在一篇文章中，曾以“继往者之业绩，开来者之新局”来概括“十三五”规划期这一决胜阶段的特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三五”要“着力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名列第一的“突破性进展”就是“优化结构”。

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十三五”新的阶段，中国的“优化结构”应该确立什么样的发展导向呢？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强调三个“人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经济结构转型也必须把握这样一个根本导向。把人的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需要科学把握“人”的内涵，并结合中国实际展开：

一是横向上的“全体人”，而不是“部分人”、“多数人”或“大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树立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人人”的概念。这就要求，在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时，应把握“全体人”，时时处处想到“人人”二字，一个也不能少。基于此，在消费结构上，既要关注富人，更要关注穷人和中产阶层；在城乡结构上，既要关注城里人，也要关注乡下人；在区域结构上，既要关注东部人，也要关注中西部人。在实施转型过程中，作为执政党，应该有“着眼人人”的博大胸怀。尤其是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更要看看哪些“人”可能掉队，要实施“补短板”方略。从一定意义上说，“十三五”规划是个补齐短板的规划。

二是纵向上的“多代人”，而不仅局限于“当代人”，强调“本代公平”和“代际公平”并重。据此推进结构转型：在产业结构上，不仅要考虑满足“当代人”需要的服务业，还要考虑满足“跨代人”需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资源环境方面，不仅要强化当代的“节能减排”，还要考虑长远的生态建设，以使“多代人”获得生态福祉。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等，都是着眼于“多代人”的。

三是内核上的“多需人”而不是“单需人”。既然我们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就要研究主体的多种需求问题。 “主体化”的“人”有多种需求，包括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需求，以及参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需求等。因此，经济结构大系统的各类结构，必须设法满足“人”的多种需求。这不仅涉及经济结构本身，而且涉及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乃至政治结构。一定要有宽阔的视野，防止把人民的需求狭隘化、简单化、庸俗化。

需求结构优化：“释放新需求”

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是一个大问题。2014年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只有37.7%，比世界平均水平60%差20多个百分点。对此，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释放新需求”。我在新著《人本型结构论》中提出，中国到了创造消费大国的人本基础的时候了。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重要的任务就是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那么，居民消费率提高到多少才合适？基于对“十三五”规划时期投资、出口以及居民收入等因素的综合分析，笔者预测，到2020年总消费率预计为56%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至少应在43%以上。从2014年的37.7%提高到43%,大致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这个目标是扎实的，可完成的。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市场空间广阔”，这是一个科学判断。为什么英国政府曾经隆重欢迎习近平主席？为什么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接踵来访北京？中国的广阔市场是原因之一。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亿万人民的消费潜力变成促进人的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要加快培育消费增长点。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引导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发展”。以健康为例，现在中国有2.1亿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如何促进养老家政健康消费？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健康中国”的口号，这不仅是个新理念，而且能释放新需求。再以智能消费为例，截至2015年2月，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2.9亿户（且更换周期平均为15个月），移动宽带(3G/4G)用户总数达6.24亿户，估计几年后会达到10亿户。如何继续壮大智能消费？这方面大有文章可作。再以旅游消费为例，2014年全年国内游客达36.1亿人次，如何提升旅游休闲消费的档次，在“十三五”末期把中国打造成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此外，如何推动绿色消费？如何稳定住房消费？如何扩大教育文化消费？ 等等，都值得探索。

我认为，根本问题是要建立促进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为此，我提出“十字箴言”：“能消费、敢消费、放心消费。”

欲实现“能消费”，需要正确处理好“国富”和“民富”的关系。既要“国富”,又要“民富”。中国居民消费率低，除了投资率高以外，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有关。多年来，中国以GDP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虽然也在上升，但与GDP相比两者离差很大（以致形成一个“剪刀状差”），且呈现扩大趋势。这是作为一个人本经济学研究者所不愿看到的。基于此，笔者主张适当向“民富”倾斜，在“十三五”期间，尤其如此。这就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在“十三五”期间，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应明显超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为消费提供“民富”支撑。

欲实现“敢消费”，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是养老、医疗、失业等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同时健全社会救济制度，做好扶贫工作。尽快编织好全社会的安全网，让老百姓吃上定心丸，以解除消费的后顾之忧。

欲实现“放心消费”，需要政府加强对消费环境的监管。实行严格的责任清单制度，确保食品、药品等各领域的消费安全。这才是切实的“人道主义”。

供给结构优化：“创造新供给”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创造新供给”，而且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从人的发展角度看，在“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间，人们需要的“新供给”、“新产业”主要是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结构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将是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时期。与此相适应，国家应明确提出“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战略和行动方案。鉴于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仅为48.1%（2014年），比世界服务业平均水平70.2%（2012年）差22个百分点的事实，应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优化结构的战略重点。

补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短板。发展服务业，应采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双线推进的方略。从经济角度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技术附加值高、技术高度密集、耗能低、经济产值高等特征。而从人本角度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需求弹性大、有助于提升就业率的特征。目前，生产性服务业是我国整个服务业的重点和短板。“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间应侧重发展以下八个产业：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交通运输业、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设计咨询服务业、人力资源服务业和节能环保服务业，尤其要突破金融、物流和人力资源服务业等重点短板。

开拓“大健康产业”等生活性服务业新领域。生活性服务业是直接为人的生活服务的行业。在“十三五”期间，应研究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对现代服务业有什么新需求。2014年年底习近平同志在江苏视察时明确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美国，健康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17%—18%，但中国只有5%左右。如何把民生健康或“健康中国”作为未来服务业发展的旗舰？其中大有文章可作。

除着力发展“大健康产业”外，还要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特别是电子商务）、旅游业、居民服务业、文化产业（演艺、网络文化产品、影视、出版）、体育产业、住房产业和市场化培训教育服务业等。从现在起，就应瞄准上述产业，开拓新领域，发展新业态，打造新热点。同时针对服务业发展中的体制障碍，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克服该领域开放度低、限制多、国际竞争力弱等问题。

立足于“多代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为基础、对人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且成长潜力大的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脆弱，又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的国家来说，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要在未来国际竞争中自立于民族之林，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十三五”期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及“互联网+”、 节能环保、生物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及“互联网+”，它不仅会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且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重塑人自身。

要素投入结构优化：实施“创新双驱动”

要素投入结构主要揭示经济发展靠什么“要素”投入的问题。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拼劳动力、拼资源、拼环境。如今劳动力、资源和环境成本已经拼够老本，加之新一轮世界信息革命浪潮兴起，“云”（云计算）、“物”（物联网）、“移”（移动互联）、“大”（大数据）、“智”（智能化）迅猛发展，土地等物质要素趋紧、人口老龄化严重、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过去那条老路不可持续下去了。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发展放在五大发展之首，并强调“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就要素投入结构转型而言，核心应是“创新驱动”。但“驱动”什么？是单驱动，还是双驱动？笔者主张两个“驱动”，一则“驱动”经济发展，二则“驱动”人的发展。要把两个驱动结合起来，应突出把握四个问题：

加强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品牌的研发。2014年欧洲专利局收到27.4万项专利申请,其中，中国2.65万项,占近10%；总获批6.46万项，其中，中国获批1200多项，仅占2%。在品牌方面，据世界品牌实验室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世界品牌500强中，美国拥有227项，几乎占总数的一半，而中国仅29项。《福布斯》杂志2014年发布的全球品牌100强，美国占54项，中国品牌为0项。这两则消息既令人忧虑，也让我们找到了关键：未来应更注意提高专利的质量和效应，打造自主品牌，尤其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品牌。

推进万众创新。创新必须要有创新型人才。出于兴趣与爱好，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创客”（Maker）是主要力量。中国当前有大量科技人力资源，这是中国最宝贵的“创客”。首先要发挥这些人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同时，培育和造就千千万万个“创客”，使之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也促进创新者自身的发展。

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关制度。这次五中全会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结合在一起。制度比技术更值得关注，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科技人员的产权激励制度等较为关键。此外,还应着力推进相关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市场体制的创新，为万众创新提供体制支撑。

创新的根本在于创新者的“心灵放飞”。如何开掘创新之源？最根本的是思想的自由和开放。当前知识分子心灵并未完全放飞，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压制着。要认真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冒险精神，把创新者打造成一代“无限制的新人”。

真刀真枪搞改革：为优化结构提供制度支撑

结构转型“转到深处是体制”。在形成“物本型”经济结构的诸种传统因素——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逐步消退之际，制度红利成为“人本型”结构的重要动力。

中国改革的画卷正徐徐展开。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明确提出了“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特别重申了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市场决定”和“政府作用”的思想，十分不易。《建议》中这些关于制度创新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和可操作性的方略。

习近平同志提出“真刀真枪搞改革”，点破了当前改革的要害所在。为什么人本型经济结构难以建立？流行于各级政府的GDP挂帅（“物本位”）以及因政府职能没有取得实质性转变而依然存在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官本位”）是重要原因，并成为结构转型的制约因素。

要克服“物本位”，必须改变GDP在官员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确立“人类发展指数”等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的约束作用。要克服“官本位”，转变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既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近来出现一种把“政府的重要作用”解释为“政府驾驭市场”的观点，且颇为流行，应该予以澄清和纠正。同时，要实施“三张清单”：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干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的责任，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从更深层考虑，还要推进政府自身的“结构性改革”，建立政府权力体系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机制，使政府“有权而不能任性”。

（原载于《群言》 2015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