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应从中国“第三波历史大转型”高度把握“十三五”发展走势，注意克服短视病；全面把握“发展”、“发展质量”的内涵，防止把“发展”命题狭隘化；全面把握 “形成新体制机制”的内涵，避免把其仅解释为“经济体制”；全面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纠正某些片面性的误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制定“十三五”规划，应认识到“人民主体”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系统把握“人”的三层内涵；把“人的发展”红线贯穿到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系中，排除两种本位——“物本位”和“官本位”。文章最后按照“人本型结构论”观点就中国的结构转型提出了原创性构思。

［关键词］“十三五”规划建议；整体观；人的发展；“人本型结构论”；结构转型

一、关于“十三五”发展的整体观

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是指导我国新阶段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把握《建议》并用之于实践，须注重其体系的完整性，防止理论和实践的狭隘化。

（一）从中国“第三波历史大转型”高度把握“十三五”发展走势，注意克服“短视病”

研究《建议》应有一种“大历史”视野，即把其放在历史长河中。从中国现代史发展的方位看，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已进入“第三波历史大转型”新阶段［1］(P43-53)。

1. 第一波转型：社会制度转型

第一波转型，中国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在1949年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1956年又转向苏俄模式——斯大林模式。这一转型阶段有经验，也有教训。

请学界注意：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讲到中国共产党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时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2］。这是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讲法，该讲法把“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作为党在1949年以前对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

2. 第二波转型：经济体制转型

第二波转型从1978年开始，从历史长河来看还远未结束，至今改革仍在攻坚过程中。前几年笔者提出第三波转型时，尚未明确划定第二波转向第三波的时间节点（因为作为理论工作者只是理论探讨，至于何时转型则是政治家的事）。今天从中国改革的角度看，这个时间节点的下限大体可划在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中国发展的角度看，大体可划在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3. 第三波转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制度转型

以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改革角度”的标志，特别是以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为改革发展“全方位视野”的标志，中国进入了第三波转型阶段。

六年前，笔者在探讨第三波转型时曾思考：中国进入第三波转型阶段后，我们应该树立哪些新的发展理念？当时笔者提出了五个发展理念：（1）“人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2）“绿色”（由环境启蒙向生态社会发展，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3）“创新”；（4）“协调”；（5）“改革”（笔者强调五环改革，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1］(P43-53)。

与笔者六年前提出的五个发展理念——“人本、绿色、创新、协调、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内容更丰富，层次更高，是带有纲领性的指导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要一体坚持、一体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在理解这“五大发展理念”时，要以中央精神为准。这五大发展理念既是对我们在推进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感性角度的判断）；也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理性角度的判断）。对这五大发展理念，应有如此两方面的定位。

制定“十三五”规划，应坚持用上述新的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破解我国经济发展难题，开创我国经济发展新局面。《建议》中的创新理念是从“广义”上讲的，我们应特别注意从广义上把握五个理念的整体性和包容性。可惜现在被狭隘化了。

在制定“十三五”规划过程中，要防止“就事论事”和“急功近利”的短视化倾向。《建议》把“十三五”规划放在一个大的历史潮流、历史长河来讲，铆定在一个新的阶段即第三波转型的历史新起点。要铆定这个历史的新起点，因为“十三五”规划是进入历史新起点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二）全面把握“发展”、“发展质量”的内涵，防止把“发展”命题狭隘化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到底追求什么样的发展。

纵观“二战”结束后人类发展理念的演变，可以看出一个基本脉络：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各国都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但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实践呼唤人类可持续发展，节能环保、绿色低碳遂成为新的追求。随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凸显，如何使人活得有尊严，如何使人活得幸福，成为时代的主题。

学习《建议》，要在研究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全面把握“发展”和“发展质量”的科学内涵。从目前情况看，有关方面在解释发展、发展质量时，有狭隘化的倾向。

“十三五”规划指导思想的逻辑有四层：（1）开端即讲“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2）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3）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5+1）目标；（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把四层连贯起来思考，此处的“发展”不能解读为单向度的经济发展，尤其不能把它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应理解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在内的全方位发展。因此，“发展质量和效益”也不能解读为单向度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尤其不能把它等同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应理解为“五位一体”的发展质量和效益。要避免上述解读普遍存在的狭隘化倾向，就要扣住“全方位发展”这五个字。

当然，在这个地方要找平衡点。一方面我们要否定狭隘化，另一方面又不能否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两个都要兼顾。虽然发展是全方位的，但全方位里确实有一个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这一个命题，不能因否定狭隘化就否定经济增长，那是不可取的。

由此，笔者提出一个三层逻辑图。第一层（母概念）：发展，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是五位一体的全方位的发展；第二层（子概念）：经济发展，只是发展内容之一，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经济效益等；第三层（孙概念）：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内容之一，包括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运行等。

经济增长虽然是第三层的概念，但不等于第三层不重要。特别是在未来国家经济“爬坡”的条件下，经济增长更不能忽视。近几年来，中国人均GDP相继达到5740美元（2012年）、6787美元（2014年）和7660美元左右（2014年）。关键是2020年是什么样子？这是“十三五”规划绕不开的问题。因为“十三五”规划的底线就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什么样子？按笔者此前6.5%增长率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GDP可能超过90万亿到95万亿人民币，按2013年汇率，合14万亿到15万亿美元，人均10300美元～11000美元。按世界银行2012年标准，中上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为4086美元到12615美元，中国那时可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但还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①。

按世界银行2012年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为4086美元～12615美元为中上等收入国家；12615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国家。2012年同一指标美国为50120美元，中国为5740美元，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11.45％。

笔者此前对“十三五”期间增长率的预测一直是6.5%［3］。国家规划是多少？不知道。一直到2015年11月4日《建议》发表，还没有说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有多高。只是到了习近平对《建议》做说明时，才指出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底线是6.5%。6.5%的经济增长率是对未来一个大的判断。

（三）全面把握“形成新体制机制”的内涵，避免把其仅解释为经济体制

关于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解读，认为就是指经济体制和机制，因为前面有“经济发展新常态”字样。笔者认为，这个地方不能解读为单向度的经济体制，而是指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在内的全面的体制，亦即笔者在2008年《人本体制论》中讲的“五环式”改革［4］(P1)。对此，笔者不赞成解释成一个环，尽管这个命题里有“经济发展新常态”，但不能简单理解为经济体制。如果看到经济发展新常态就解释为经济体制，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引领新常态中的“引领”内涵很丰富，是五个火车头引领，是一个全方位的体制。

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上指出，我国发展走到今天，发展和改革已经高度融合，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5］。在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要发挥改革的突破性和先导性作用，增强改革创新精神，提高改革行动能力，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推进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依靠改革为科学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笔者提出“五环改革论”以来，一直坚持发展应是“五位一体”的发展，改革也应该是“五位一体”的改革，而不仅是单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以，有关材料说这个地方只指经济体制改革，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特别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已经启动的大规模的军队改革就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尽管里边与经济有关系，但已远远超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域了。

（四）全面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纠正某些片面性的解读

1.创新发展不只是科技创新，还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

现在讲的创新发展是升级版的创新，是2.0版的创新。原来讲的创新多是科技创新，虽然有时也讲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但更多的是技术创新。这次提出创新的定位是“四创加一等”，“四加N”模型，即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加一个“等”字。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强调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创新是一个全面的创新，应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不仅贯穿国家的工作，而且贯穿党的工作，党也要创新。

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会上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几大理论创新。第一个理论创新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二个理论创新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这实际上包括两个创新。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习近平把其列为八大创新第二个的前半段，后边还有一句叫“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这是另一个。笔者建议写成两个，因为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是另一个理论。现在打成一个包可能是为了把它浓缩、整合。第三个理论创新是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这是给五大发展定位，在当今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把它定位为第三大理论创新。第四个理论创新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决定论。这又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正式定位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基础上提出的。因为在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即后来我们说的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格格不入的。21年后，即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升，第一次提出“市场决定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2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后，第一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②。但伴随“决定论”，有学者提出“驾驭论”观点，认为虽然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但在市场上有一股政府的力量在驾驭着。这就又回去了，是思想界的一种反复。笔者2015年给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建议时，有一个关于理念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市决政用”，就是市场决定、政府发挥作用。政府作用确实不能忽略，但“作用就是作用”，把其升格为“政府驾驭市场”，市场决定就被扭曲了。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拍板市场决定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一大理论创新。

接下来还有几个理论。例如，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新常态。如果“新常态”成为理论创新的话，那么其内涵是什么、如何界定，是否构成与“市场决定论”同辈的理论？这里边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除此之外，还有关于推动“五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

可见，中国现在第一位的还不是科技创新，而是理论创新。党中央把理论创新放在了第一位，因为理论搞清楚了才有生命力。要把创新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就是在中国要崛起，要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时候，你拿什么理论让全世界70亿人信服？我们有些理论具有世界性，如绿色理念。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就提出“天人合一”思想，这样的思想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老子《道德经》里有一些“道”的思想，也是能够使其他国家信服的思想。现代中国人创造了什么世界性的理论？今天我们研究创新这个命题，需要深为思之。

总之，创新问题要全面地讲，理论创新是第一，制度创新是第二，科技创新是第三，文化创新是第四，以上顺序不能颠倒。

笔者主张对于创新驱动不能做单向度的理解，要有全面的把握，称之为“双驱动”。一是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二是通过创新驱动人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不仅驱动经济的发展，还要驱动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就是改变人自身的结构，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价值，特别是年轻人的价值［6］。

2.协调发展不只是城乡和区域协调，应从中国总体布局角度把握“全面协调”

要把握中国总体格局，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种重大关系，笔者认为要把握六个要点。

第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笔者曾在1988年提出一个“四沿战略”（沿海、沿江、沿线、沿边）［7］。2015年，笔者进一步提出了“新四沿战略”。一是升级版的“沿海”战略：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重点。二是升级版的“沿江”战略：以长江经济带拉动大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三是升级版的“沿线”战略：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拉动中国和沿线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四是升级版的“沿边”战略：实施边境或跨境经济合作等多种沿边发展项目。

第二，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目前中国的“毛城镇化率”是55%。这个城镇化率是指只要你在城镇

住了半年，有没有户口不看，享受怎样的福利不管，只要住了半年就算城镇化。实际上，中国的城镇化率应该看人的城镇化率，看人是不是有尊严，有没有跟城市市民一样。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人的城镇化率”数据应是37.9%，人的城镇化率和“毛城镇化率”差了17个到18个百分点，约两亿四千万到两亿五千万人，这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四，促进四化同步发展，即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上述“新四化”是对现阶段中国突出矛盾的一次求解，新型工业化要求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意味着创新驱动，属于要素投入结构问题；中国目前最大的内需、最大的潜力在城镇化，要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既包括农业技术创新、农业结构的升级，也包括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创新［1］(P100-101)。

第五，提升国家硬实力与国家软实力，特别强调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国目前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人的素质不高，这个问题对外交往增加以后更加显现。物质文明发展了，下一步就要着力解决精神文明问题，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8］(P306-319)。

第六，实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3. 绿色发展：注意把握“一策、两型、三生、四线”

“一策”就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两型”就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三生”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四线”推进：技术线、结构线、政府线、市场线，即向技术要绿色，向结构要绿色，向规制和政策要绿色，向产权要绿色［1］(P182-184)。

4. 全面把握“开放发展”的丰富内涵：不仅实行对外经济开放，还要参与全球治理

如果前些年的经济开放重在发展开放型经济，那么，未来的开放重点恐怕要争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要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还要特别注意对外开放中的“文明包容”问题［9］。

5. 全面把握“共享发展”的内涵，不仅采取相关政策，更重要的是制度安排

要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获得感”的实质，就是全体人民在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过程中实现共享或者称分享。

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

（一）“人民主体”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

人民主体的“人民”和“人”之间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人民主体”和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是一致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个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并称这是“新社会的本质”［10］(P273)。恩格斯晚年在致卡内帕的信中强调，“除了摘出这句话之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11］(P189)。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是人类共同文明的最高价值。

今天讲的人民主体与马克思“人的发展”之间可以并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提出了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笔者自1986年提出“人本经济学”课题申请后一直在思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位置在哪里”？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是见物还是见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多年来中国以GDP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人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却不同步（见图1）。图1中上面这条线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线，也可称其为GDP，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陡然上升；底线原本是两条，一条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线，一条是农村居民增长线，之后城乡增长指数趋同，合成一条居民收入线。虽然城乡居民收入线也在上升，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线”与“城乡居民收入线”两者离差很大，而且呈现逐步扩大趋势，以致形成了一个“剪刀差”。图1中上面这条线可称为“国富线”，下面这条线可称为“民富线”，反映了中国目前深刻的矛盾。

利益分配格局涉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各方面对此颇为关注。笔者曾提出要包容国富与民富的思想。具体讲，就是要实现由“国富”到“国民共富”的转型。但在民富一时相对短腿的情况下，根据“十三五”期间着力“补短板”的精神，应强调“民富优先”。一方面，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同步”；另一方面，在社会各群体之间，通过“提低、调高、扩中（未来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达到总人口的60%以上）”以及采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使穷者不能再穷、富者可以合法致富并予以调节，同时扩大中产阶层，最后达到社会共生、共存和共富。

图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指数的对比

注：GDP指数和居民指数均以1978年为100。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

（二）准确把握“人”的三层内涵，特别是在共享发展时防止把人的内涵狭隘化

在“十三五”期间，如何实现共享发展，涉及八个方面的民生问题：公共服务供给、脱贫、教育、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健康中国及人口等。在探讨共享发展时，笔者建议把握“人”的真谛，准确把握“人”的内涵，防止把人的内涵狭隘化。对此，笔者在《人本体制论》中提出要从三个维度把握人的含义。

——横向上“全体人”，而不是“部分人”或“多数人”或“大多数人”，强调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社会共生（关于社会共生，笔者有三条建议：“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8］(P1)。要补短板，一个也不能少，特别是脱贫工作。

——纵向上“多代人”，而不仅局限于当代人。注重代际公平，下代公平，给草根阶层提供上升通道。

——内核上“多需人”，而不是“单需之人”。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特别强调包括人的尊严在内的“高端人本”［4］(P1)。

（三）把“人的发展”红线贯穿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系中，防止“物本位”和“官本位”

传统经济学存在两大问题：权力本位——政府主导型，根本问题是把人看成执行上级意志的工具；物本位——GDP崇拜。在GDP崇拜——投资驱动型——政府主导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长期以来，我们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这促生了“投资驱动型”模式，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政府主导型”在作怪。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红楼梦》中四大家族一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物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抛弃传统的“物本”和“官本”思维，用“人本”思想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一，“人本型”针对的是“官本型”，即权力本位，或者叫“权本型”；第二，“人本型”针对的是“物本型”。只有克服“物本位”和“官本位”，人的发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三、以“人本型结构论”探索结构转型与优化

从社会舆论看，五大发展理念基本上已被人知，但《建议》提出的“四个突破性进展”的则不被重视，这很令人遗憾。未来中国需要着力取得的四个突破性进展是：（1）结构优化；（2）增强动力；（3）化解矛盾；（4）补齐短板。

作为“四个突破性进展”的第一条，“十三五”期间，应着力探讨结构转型与优化问题。笔者在《人本型结构论》中以“人本”思想为主线，系统探索了新阶段中国六大结构的转型问题，下面结合新的实际做些阐述。

（一）需求结构：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

投资、出口和消费历来被认为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但近几年来居民消费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呈下滑趋势，2013年居民消费率只有36%，而投资率居高不下，严重挤压了消费率，出口这驾“马车”也长期挤压消费。《建议》提出要“释放新需求”，其中包括要“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横向看，尽管中国的“居民消费增长率（指数）”增长并不慢，但 “居民消费率（比重数）”是低的（2014年为37.7%），不仅低于处在较高阶段的发达国家（美国为68%），也落后于处在相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比世界平均水平60.4％（2012年）落后20多个百分点。

——纵向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居民消费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2年的36%，降低了10个百分点③。

可见，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居民消费率处于低迷状态。因此，笔者主张，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重要的任务是在“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中拉高居民消费率，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第一位的问题。

鉴于此，笔者首先锁定需求结构，并且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这一关键指标，经综合分析提出，2020年总消费率（包括政府消费率，也称“最终消费率”）应在56%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至少应在43%以上。从2014的37.7%（调整后的最新数据）到43%，大体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

目前有学者主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与需求相关的收入分配改革）同样不可忽视。

笔者曾提出“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1］(P5)，今天依然主张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侧结合，称为“供需发力，两侧齐飞”④。

（二）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与需求侧释放新需求相对应，在供给侧要创造新供给，尤其是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供给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应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服务业比重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现代化的标志之一。2012年美国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8.6%，德国和日本也接近70%，中等偏上国家的平均数在60%以上，全世界服务业平均水平为70.2%。2014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为48.1%，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22个百分点；特别是服务业就业指标，2013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仅为38.5%，而美国2010年是81.2%，虽有阶段不同的客观因素，但可见中国服务业落后之一斑。

未来服务业将成为中国最大的产业。2015年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超过50%。从“十三五”规划期开始，中国将成为服务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据估算，“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消费总规模有可能从2014年的30.7万亿元扩张到2020年的45万亿～50万亿元。保守估计，“十三五”期间服务业占比每年约提升1个百分点，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将达到55%以上，从而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这将是中国经济结构历史性的变迁。传统政治经济学把“工业为主导”阐述为一条“规律”，从一个阶段来看是可以的，从新阶段看则是不可以的。近来，在讨论政治经济学创新时，仍有人把“工业为主导”阐述为政治经济学的一条“规律”，这值得商榷。

如何实现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的目标，从而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按照“人本型结构论”的观点，下一段服务业发展要坚持“双线推进”：一条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另一条是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根据“补短板”的要求，尤其要加快发展以金融、物流、研发、设计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2015年笔者深入产业调查，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相当滞后，其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德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45%～50%）。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最近有些工业企业已经将物流、研发、设计等剥离出来，有的提出要把企业打造成“装备服务商”。新兴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要特别关注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1］ (P155-156)。在“十三五”期间，争取把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从15%提高到30%～40%。至于生活型服务业，笔者更看好“大健康产业”等。总之，通过加快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协同并进，可以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打造新引擎。

（三）要素投入结构：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

前些年，中国在迈向加工大国的过程中，要素投入方面存在明显的“物本主义”倾向。正是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物本主义倾向，导致严重的结构性扭曲，主要表现为“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同时，劳动力价格被低估，也是中国作为加工大国内在的一个深层矛盾。尤其在一个寻求“以人为本”的国家，必须看到这一点。

如何构建中国的创新体系？笔者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架，即三个层次、五个体制。三个层次：以千千万万个“创客”和企业创新为基础，以产业创新为栋梁，以国家创新为制高点；五个体制包括作为创新体系基础的创新型科技人才体制，作为创新型人才摇篮的创新型教育体制，作为真正的创意之源的人的“心灵放飞”体制，作为创新制度保障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以及相应的配套型资金体制，其中作为创意之源提出的“心灵放飞”观点受到学界的首肯①。唯如此才能使中国由“加工大国”跃升为“创新大国”［1］(P160-168)⑤。

（四）资源环境：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

发展绿色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协调配套。为此，笔者提出四条线路。其一，技术线路——通过低碳技术创新来控制和减少工业、建筑、交通和农业等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其二，结构线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其三，规制线路——通过法令、税收（如环境税）等政府管制或社会强制手段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其四，产权线路——通过建立包括碳排放在内的环境产权机制等手段，用市场的办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1］(P175-208)。以上四条线路中，特别要注意从制度角度，即从产权角度来研究和推进绿色发展［1］(P188-208)。环境产权实则涉及“环境人权”问题，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五）城乡结构：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鸿沟

新型城镇化是人本城镇化，实质和精髓是促进人的发展。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加快，未来5年“人的城镇化”有望每年增加1.7个到2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46.5%～48%，将有1亿多农村转移人口解决户籍问题而成为新市民。这将为他们在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方面带来明显进步，作为新市民将获得同样的尊严，获得新的城市文明。这是人的一次新的解放。

为此，应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双二元结构”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城内融合”。首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以“城乡共荣”为前提，实现乡村与城市一体化。其次，着力解决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重点是加快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1］(P209-222)。

（六）区域结构：瞄准区域人际协调，避免“板块群体碰撞”

探讨区域结构，不仅要着眼于国内的发展格局（寻求区域协调以避免“板块碰撞”），而且要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格局，在开放中确立区域发展战略。

针对当前世界新形势，结合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实际，笔者建议实施“新四沿”发展战略［1］(P237-253)，旨在落实国家“一带一路”、“京津冀协调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战略。除大陆外，还要关注中国特殊的区域关系，即“两岸区域协调”问题。在2016年后，这个问题对中华民族更为关键。两岸之间如何“合赢天下”？《人本型结构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希望能与各界人士共同探讨［1］(P282-299)。

作者简介：常修泽（1945－），男，山东惠民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改院学术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系作者2015年12月6日在北京大学高级研修班所做的学术报告整理稿。

注解：

①按世界银行2012年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为4086美元～12615美元为中上等收入国家；12615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国家。2012年同一指标美国为50120美元，中国为5740美元，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11.45％。

②参见《习近平改革这三年》。里边引用了张卓元的回忆。张卓元是中国社科院的学部委员，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他参加了文件的起草，他讲到在市场决定论产生的过程中，起草组内部产生讨论。有人说这个跨度太大了，一下子从市场基础论到市场决定论，所以不赞成写这个。还是习近平最后拍板，就写成市场决定论。《南方周末》2015年12月3日。

③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3》。

④参见常修泽：我还是坚持“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凤凰网“凤凰国际智库”，2015年12月3日。

⑤参见张卓元：《围绕人调整经济结构——〈人本型结构论〉简评》，《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7日；高尚全：《主线独特 立意新颖——评常修泽教授的新著〈人本型结构论〉》，《经济参考报》2015年12月1日。

参考文献：

［1］常修泽.人本型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

［2］习近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11?25.

［3］常修泽.关于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的四点建议［N］.经济参考报,2015?10?27.

［4］常修泽.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5］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依靠改革为科学发展提供持续动力［N］.人民日报，2015?11?10.

［6］常修泽.关于十三五发展的若干“理念”的思考之三——“创新双驱动”理念［N］.经济参考报，2015-?10-16.

［7］常修泽，戈晓宇.论“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J］. 改革与战略，1988，（4）.

［8］常修泽.包容性改革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9］常修泽.关于十三五发展的若干“理念”的思考之四——“文明包容”理念［N］.经济参考报，2015-?10-16.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原载于《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