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之西方模式

“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对一国或地区而言，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具有的在全球配置各种经济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强弱，既反映着一国或地区对全球经济走势和发展的影响力，也反映着一国或地区利用全球资源来优化本国或本地区资源配置的能力，保障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难看出，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是开放型经济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发展中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全球化虽然是一个现代范畴，但受自然资源禀赋有限性（甚至稀缺）的约束，以占有并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活动早已展开。远的不说，至少从15世纪左右开始，拓疆掠地就成为欧洲各主要列强的一个主要战略。600多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欧洲列强通过拓疆开土扩展全球配置经济资源能力的阶段。典型的实例包括：哥伦布从1492-1502年的10年间4次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5世纪开始，葡萄牙对非洲地区的占领和殖民统治；16世纪中叶以后，西班牙不断扩展和加深对南美地区的占领和殖民统治；荷兰借助政府力量于1602年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以贸易为幌子，对印度等亚洲国家进行殖民掠夺；凡此种种，都展示了欧洲列强尽力以他国或地区的资源来支持本国经济发展的追求，大致属于早期的强化本国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范畴。

第二阶段为帝国主义列强以战争为基本机制重新瓜分世界的阶段。16世纪以后，英国和法国加速了殖民主义进程。借助第一次工业革命取得的国力增强，英国运用军事力量一方面征服和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缅甸等），另一方面通过战争从西班牙、荷兰和法国手中夺取了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众多殖民地，通过鸦片战争占领了中国的香港、从中国掠夺了巨量财富和获得了巨额战争赔款，推进了资本原始积累进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帝国主义列强彼此之间的实力发生了变化，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家，面对殖民地已瓜分完毕的世界格局，为了提高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发动战争，通过军事实力的较量重新瓜分世界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这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奠立了经济基础。

第三阶段为发达国家运用国际市场机制来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独立、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去殖民化进程大大加快，由此，继续通过军事机制占领他国或地区来扩大对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已然不合世界潮流；与此同时，亚非拉众多国家在独立后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国际市场规模空前扩大。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的背景下，鉴于二战的惨痛教训，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资源的掠夺从运用军事暴力机制转向主要运用国际市场机制，既通过价格差别机制从发展中国家进出口的产品中攫取超额利润，又通过资本投资机制获得发展中国家中的资源开采和运营的控制权，并运用这些经济机制来影响乃至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

600多年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展示了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中的西方模式有着如下特点：

第一，以军事暴力手段为重要机制。资源配置本属经济范畴之事，应当通过发挥经济机制的力量予以解决，但在历史上，为了扩展可控制的资源数量，在向海外推进中，欧美列强屡屡动用军事暴力机制，通过船坚炮利强制性地打开他国或地区之门，掠夺被侵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资源，因此，600多年历程中大部分“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发展“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军事暴力至少有着三方面的负面效应：其一，在军事战争中，西方列强远渡重洋，不论占有多少武器装备、战术技术和后勤供给等的优势，在被侵略国家或地区人民反抗侵略的种种斗争中总要付出惨重的人力物力代价。不论西方国家在战争中如何取胜，总有着两败俱伤之效应。其二，在占领他国或地区期间，尽管西方列强可以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攫取大量经济资源来支持本国经济发展和改善本国生活水平，但有压迫就有反抗，西方列强抑制这些反抗斗争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一旦各种镇压措施失控，或殖民地国家人民揭竿而起，侵略者被驱逐，对西方国家来说，就将面临得不偿失的严重结果。其三，军事占领可得一时之利（它也许可以延续几百年），但终究不能持久。正所谓“得土地易，得人心难”。对单一西方列强国家而言，全球配置资源能力的扩展将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而减弱乃至丧失。显然，以军事暴力机制为支撑的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状况难以持久，并非最佳选择。这也是引致二战后70年间西方国家调整全球经济资源配置机制的一个基本成因（尽管在某些地区和国家，它们还在屡屡挑起事端，展示军事实力的存在）。

第二，以国际市场价格差异为重要机制。二战后，在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独立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转而选择了通过控制或垄断国际市场的机制来扩展它们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即以低廉价格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获取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同时，以高昂价格向这些国家或地区输出工业品或高端产品，由此，获得巨量超额利润，盘剥发展中国家。与军事暴力机制相比，这种价格方式较容易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运作成本较低且收益颇丰。仅仅依靠国际贸易机制，虽然可能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供求和经济走势，但它不容易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控制格局，因此，这一机制虽然为西方跨国公司等国际机构广泛采用，但西方国家政府的举措常常超出这一范畴。

第三，以资本输出为重要机制。资本主义以资本为基础和本质。对西方国家来说，资本输出早已有之。在19世纪后期，就有着通过借贷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本输出，“从一头牛上剥下两张皮”之说。但近70年，借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经济发展中资本严重短缺的现实，西方国家大大加速了资本输出的步伐。直接资本输出的一般方式包括直接投资和资本借贷等，但在具体操作中它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股权投资、专利折股投资、商誉折股投资等方式，也有项目融资、BOT、PPP等方式，还有三来一补、金融市场投资、股权投资与借款相结合、资本合作等方式。与贸易方式相比，运用资本输出方式，在客观上，既有利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高被投资国家或地区的就业水平（从而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又有利于绕开贸易壁垒的限制、扩展在被投资国或地区的市场份额，还有利于贯彻投资国影响或控制被投资国家或地区相关经济运作的意愿。在通过股权、专利和合作等方式控制了被投资国家的重要工业和科技产业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可以利用这些机制，使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社会发展乃至政治倾向受到它们意图的影响和控制。在这些投资过程中，西方国家不仅通过与国际贸易上的优势相结合，获得了在其本国难以得到的高额利润，而且通过附加一系列非经济要求作为投资的先决条件，获得了仅以国际贸易方式所得不到的政治、文化、外交和社会方面的特殊权利和地位。

第四，以金融市场运作为重要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金融市场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快速提高，汇价、利率、股价和大宗商品价格等成为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机制，由此，通过金融市场投资运作进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并由此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西方国家国际经济战略的一个主要选择。在国际金融市场投资运作中，西方国家既可以通过影响国际汇价走势来影响他国或地区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外政策等，也可以通过影响各种金融产品的国际价格来影响他国或地区金融市场走势和金融政策选择，还可以通过国际的公司并购、资产重组等路径展开股权投资和债权输出。几个突出的实例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机制，以救助为导向，迫使东南亚国家中的受援国和韩国等接受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和开放股权投资及资本市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国际金融的救援机制，西方国家又将其价值理念深入到了匈牙利、乌克兰等国。

从这些特点中不难看出，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西方模式有着多种多样的机制，是一个复合的系统。将二战前后的机制进行对比，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通过军事战争来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机制减弱了，而通过经济机制来增强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选择。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曾经指出，世界领土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为了根据实力对比的变化重新瓜分领土，动用军事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一个必然选择。时过境迁，通过二战，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已经认识到，通过军事战争占领他国或地区领土的机制来瓜分全球经济资源配置权利，是一个经济社会代价和人类生命代价都极为高昂的选项，因此，它们虽然不时地还在挑起局部范围内的小规模战争，但主要选项已转向经济机制方面。在此背景下，各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领土的争斗就转变为运用经济机制争夺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争斗。

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之中国面对的挑战

从经济学角度看，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主要有三个理论：一是自然资源禀赋学说。由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拥有满足其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全部自然资源（包括品种、品位、数量和开采成本等），这在客观上就要求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但这种互通自然资源的有无受到主权关系之间的和谐程度、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大小、经济发展水平高低、资源价格机制和货币支付能力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二是国际分工协作学说。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自然资源禀赋相对优势、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特点、拥有的知识产权特点和数量、经济社会需求特点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别，所以，在发挥各自经济相对优势的基础上，可以使得参加国际分工协作的国家和地区获得较高的比较利益。但是，这种国际的分工协作建立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大致接近、不侵害主权利益、市场平等竞争等一系列假定基础上，在现实中，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关系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中，这些假定条件并不充分成立。三是资本竞争学说。其中，“资本”强调的是资本的力量、规模、流动和效应；“竞争”强调的是市场机制、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和胜者为王；将二者结合，就是强调各种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在资本关系基础上，由国际市场竞争中胜者决定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和拥有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但这种资本竞争的平等性建立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实力相当且与资本对应的生产能力、劳动力技能和科学技术水平大致相同等一系列假设条件基础上，显然，它忽视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主权要求、发展水平差别以及文化、历史等差异性；另一方面，这种资本竞争强调“效率”决定一切，忽视了经济社会发展中“公平”也是不可轻视的决定性因素。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这种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资本竞争学说由于符合西方国家价值理念和发展要求而成为它们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主要理论依据，与此对应，它也成为西方国家大肆宣传和尽力推行的国际经济理念。

1978年末，中国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在此背景下，国民经济取得了令国际社会瞩目的高速发展。2010年，中国的名义GDP达到58786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54742亿美元，进入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第二位；2014年，中国的名义GDP总量达到636463亿元，按当期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折算，越过10万亿美元大关。但要保障经济增长率在中高位区间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还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第一，人均自然资源匮乏。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占有数量与世界平均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中国人均占有资源与世界人均水平相比，在煤炭方面为60%、耕地为39.5%、淡水为25%、原油为11%、天然气为4.5%、森林储积量为13%；在45种重要战略性资源中，中国有10种短缺，9种严重短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自然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如果仅仅囿于境内自然资源约束来发展国民经济，中国经济增速势必将呈持续下行之势。

第二，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资料显示，2005-2008年的4年间，经常项下的货物贸易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率的贡献度呈正数之势，其中，2005-2007年的3年间这一贡献率均在10%以上；在2009-2014年的6年间，虽然2012和2014年的两年间经常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依然呈正数，但贡献率仅为1.3%，与此相比，2009年的贡献率大幅下滑到-44.8%、2010年贡献率为-12.9%，由此决定了这一期间经常项下的货物贸易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率的贡献呈负数之势。2015年前7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22244.47亿美元，同比增长率为-7.2%。这既反映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引致的全球经济疲软从而各国和地区需求增长乏力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反映了全球贸易和服务竞争加剧从而国际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给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的新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得益于2001年底加入了世贸组织所带来的改革开放红利。但鉴于对世贸组织的操控已越来越难，近年来，美国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即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即TTIP）为抓手，试图建立新的国际贸易、服务和投资的规则，抑制中国的相关对外经济活动进一步展开。这些协议涵盖的内容包括农业、劳工、环境、政府采购、金融服务、投资、知识产权保护、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原产地标准、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降低关税和简化通关手续、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透明度和文本整合等众多方面，将打破已有的世贸组织模式，形成无例外的综合性自由贸易新格局。TPP和TTIP已明显成为美国主导国际经济合作（尤其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新模式，其中的制度安排、规则制定和机制建设等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取向和对应政策选择。几年来，尽管TPP和TTIP的谈判并不顺利，由于相关国家各自利益要求和具体国情差别甚大，所以，相关条款的形成还存有争议（甚至是实质性争议），但是，一方面这些谈判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相关条款正在完善进程中；另一方面，这些协议的谈判都将中国置于对象国之外，既有着孤立中国的色彩，也有着抑制中国崛起的效应。这实际上意味着，一旦这些协议形成，中国将处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合作主流之外，被边缘化了，由此，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将更加恶化。

与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相左，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与各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已与东盟、巴基斯坦、新加坡、智利、新西兰、秘鲁、瑞士、韩国和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正在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印度、冰岛、挪威、斯里兰卡、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自贸区谈判。这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推进，有利于形成互利互惠的共赢效应，同时又不影响第三方利益，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贸易冲突。但在规则的统一性、协议涵盖内容、协议各方的经济实力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等方面，与TPP和TTIP相比，中国推动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还有不小的差距。如果缺乏足够的配套机制相支持，一旦TPP和TTIP成气候，中国推动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效应就可能处于减弱走势。

第三，国际投资严重不足。数据表明，1995-2014年的20年间，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余额的变化有着三方面特点：其一，外汇储备资产快速增加。从1995年的735.97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38430.18亿美元，增加了51.22倍。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同期对比中，属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成就。其二，每年外汇储备资产的增加额经历了从少到多再从多到少的转变过程。2003年之前，每年外汇储备资产的增加额在百亿美元范围内，其中最多的是2002年的742.42亿美元；2003-2013年的11年间，每年外汇储备资产的增加额突破了千亿美元，其中最多的是2013年的5097.26亿美元；2014年，每年新增外汇储备资产的数额又减少到了百亿美元，即217.03亿美元。其三，外汇储备资产增长率波动较大。1995-2013的19年间，外汇储备资产增长率大致在2位数区间运行（其中最高的是2004年的51.25%），但2014年这一增长率急速降低到了0.56%，它标志着中国将告别外汇储备资产快速增长的历史。

外汇储备资产的增加，在外汇来源角度看，既是货物贸易顺差增加和引进外资增加的结果，又是中国境内企业在海外发行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的结果，它反映了中国货物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国内投资环境改善和中国企业股权国际化程度提高等。但从外汇资产的使用角度看，则反映了中国的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并没有随着外汇资产流入的增加而对应地提高。

一个需要特别引起关注的现象是，从“中国国际投资头寸”看，2004-2013年的10年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处于快速增加进程中，数额从2764亿美元增加到了19960亿美元，增长了6.22倍；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额仅从527亿美元增加到了6605亿美元，远小于国际投资净头寸的增加量。海外直接投资是一国或地区在全球配置经济资源能力高低的一个主要指标，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缓慢，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发挥国际作用是很不对称的。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资产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交付给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增强了它们的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形成了中国出口产品→获得贸易顺差→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等证券→美国等发达国家获得资金→美国等发达国家增大对外直接投资（即提高在全球配置经济资源的能力）→中国获得外商投资→由外商引致的中国出口能力增强。2004-2014年的11年间，负债方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从3690亿美元增加到了26799亿美元（增长了6.26倍），新增数额大大高于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在货币电子化的国际经济中，外汇储备资产已不可能再以黄金等方式存放于央行库内，中国38993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能以各种方式购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金融产品为基本载体，由此形成了一个有利于提高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配置经济资源能力的循环。在这种循环中，美国等发达国家既获得了货物贸易的各种产品，又通过出售国债等金融产品获得了资金，还通过将这些外汇资金直接投资于中国实体产业获得了资源配置的支配权和利润水平的提高。与此对比，中国只获得了一个名义上的“外汇储备资产”数额，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实惠。

数据表明，1998-2013的16年间，尽管美国的国际投资头寸长期为负，且数额从1998年的-8583.63亿美元增加到了2013年的-45775.04亿美元，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形成的海外资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直快速增加。1998年美国海外投资资产为50955.46亿美元，到2013年已达219637.63亿美元，增加了3.31倍。按理说，在国际投资净头寸长期为负数的条件下，由于缺乏对外投资的资金，美国的海外投资资产难以增加。在国际投资净头寸为负的条件下，美国海外资产得以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成因就在于，中国等诸多国家的外汇储备资产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及其他证券。美国海外资产的持续增加，表明了美国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处于持续增强的态势。

从1976-2013年的38年间美国对外投资中在股权（或股票，下同）和公司债券等方面投资的走势情况可以看到两个主要特点：其一，2000年之前，美国海外投资中股权投资和公司债券投资的增加相对平稳，其中，“持有外国企业的债券”数额从1976年的119.64亿美元增加到了1999年的8251.75亿美元，“持有外国公司的股票”数额从1976年的429.49亿美元增加到了1999年的15261.16亿美元，但2000年以后，这二者的数额都快速增加，到2013年分别已达30595.90亿美元和49753.30亿美元。其二，在二者对比中，美国的海外投资更侧重于持有外国公司的股权。一个内在机理是，股权是持久的，在长期运作中股权收益高于公司债券收益。但更重要的是，持有股权就持有了相关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源配置权利，也就在对应程度上拥有了股权所在国内的经济资源配置权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海外投资中的股权投资急速增加，从2008年的18505.55亿美元增加到了2013年的49753.30亿美元，短短5年左右时间内增加了31247.75亿美元，增长了1.69倍。与美国相比，中国在2008-2013年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仅从1857亿美元增加到6605亿美元，仅增加了4748亿美元，由此，中国配置全球经济资源能力处于相对地位降低的趋势之中。

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5年过去了。就名义GDP而言，2014年日本不足5万亿美元，仅为中国的一半不到。但就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而言，中国与日本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到2015年3月，日本的海外各项投资已达7487880亿日元，如果按照120日元兑1美元计算，则日本的海外投资数额达到62399亿美元，远大于中国对外投资数额。另一方面，日本的对外投资有着快速增长的势头。2003年日本的海外投资数额仅为3129300亿日元（其中，“直接投资”为359320亿日元，“证券投资”为1843530亿日元，“其他投资”为926450亿日元），但到2015年3月就新增了4358580亿日元，增长了近1.4倍。在这些类型的海外投资中，增长最快的是“直接投资”。到2015年3月，“直接投资”数额已达1439910亿日元（远大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和2003-2014年间的增加数），与2003年底相比，增长了3倍以上。这反映了在这段时间内，日本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与在全球其他地区的直接投资相比，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更多集中于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借助于投资项目多、数额大和投资历史长等优势，日本成为中国在亚洲展开海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据美国迪罗基公司的数据，2005年以来的10年间，日本公司并购的海外企业达到了5000多家，仅2014年就花费了534亿美元；在这10年间，日本公司用于并购美国公司的资金超过了并购排在美国之后的19个国家所有公司的资金总和。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虽然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债权国，但海外投资数额与美国、日本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这决定了中国的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如果这种状况在发展中难以充分调整，则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将受到严重挑战。

第四，破解特里芬难题缺乏有效机制。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1960年在《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在美元成为国际主要结算与储备货币的条件下，美国经济将处于两难选择之中，即美元要作为主要的国际货币流出美国，美国就必然出现长期贸易逆差，但长期贸易逆差必然引致美元贬值，而长期贬值的货币是不适宜作为国际货币的。换句话说，国际货币的币值稳定在客观上要求国际货币发行国处于长期贸易顺差，但长期贸易顺差则意味着该国货币难以流入国际市场，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这两个内在机理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形成了悖论。在贸易项破解不了特里芬难题的背景下，一些人试图通过资本项来破解这一难题。从资本项看大致有三个路径：即私人资本输出、政府资本输出和金融投资，但这三个路径的结果与贸易项相差无几。

其一，从私人资本输出来看，它是国际货币流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路径。私人资本输出带动着货币流入国际市场，由此，即便在贸易顺差条件下，由于流出的私人资本数额大于贸易顺差数额，依然可以发生国际收支表中的赤字（这表明该国货币净流出）。就此而言，私人资本输出是破解特里芬难题的一个机制。但这一机制效应在时间上是有限的。从长期看，私人资本输出引致了资本输入国的生产能力提高（即便暂不考虑它降低了资本输出国的生产能力和产品出口能力），不仅使得后者对资本输出国的产品需求减少，而且可能提高它对资本输出国的产品出口能力；随着私人资本输出的增加，这种情形持续加重，在引致资本输出国的贸易顺差减少的基础上可能出现贸易逆差。这又回到了特里芬难题之中。

其二，从政府资本输出看，通过政府间的贷款、购买他国政府债券和无偿援助等方式，可以将一国的货币输出到另一国家。如果政府资本输出用于直接的商业性投资，它的后期效应与私人资本输出相仿，因此，需要假定政府资本输出不是用于商业性投资以扩展资本输入国的生产能力，而是用于增加资本输入国的公共项目投资和公共福利。在此背景下，的确有助于破解特里芬难题中的货币供给问题，但依然存在三个有待破解的难题：一是由政府资本输出所供给的国际货币在各国的配置、数量和时间连续性等方面能否满足各种国际经济活动的需要，这种货币供给方式是否可持续？二是资本输入国在生产能力不提高的条件下，如何保障资本输入国的债务清偿？一旦不能如期清偿，是否将引致资本输入国的主权债务危机，而资本输出国政府又用什么机制来化解此类危机？三是通过无偿援助方式提供的国际货币在各国配置、规模、连续性等方面是否具有可持续？2010年以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对此已做出了实践的回答。

其三，从金融项看，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各类经营性机构通过购买资本输入国的各类金融产品（如公司债券、政府债券、股票及其他金融产品）可以通过金融交易将货币输到需要国际货币的国家和地区，但其后期效应与私人资本输出大致相同。

不难看出，在已有的国际收支表范围内和已有的国际经济活动范畴内，要破解特里芬难题是几乎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如果将国际收支表中反映的开放型经济中内外经济交互运行的机理和美国国际收支表中反映出的趋势性变化，运用到中国开放型经济推进中的人民币国际化效应分析，那么，对中国境内经济发展而言，至少将发生三方面情形的严重逆转：其一，对外贸易由长期顺差转为长期逆差。贸易顺差是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但如果人民币要进入国际市场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货币，贸易逆差就成为一个必须考虑的选项。在贸易逆差之下，中国国内将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职工下岗和居民收入降低等趋势，由此，可能形成中国经济发展与贸易逆差之间的矛盾。其二，储蓄率由长期高位运行逆转为长期低位运行。中国储蓄率长期位于40%以上，2014年更是达到了48.8%。根据GDP的恒等式“消费+储蓄=消费+投资+贸易顺差”的原理，既然贸易逆差转为常态现象发生，那么，恒等式就将由原先的“消费+储蓄=消费+投资+贸易顺差”转变为“消费+储蓄+贸易逆差=消费+投资”。随着不断扩大国际贸易额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增大，中国的储蓄缺口将长期延续，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自给能力的持续降低，由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严重挑战。其三，中国将从长期债权国逆转为长期债务国。流出国门的人民币直接意味着中国对他国和地区的负债。为了对冲长期贸易逆差，不仅国内居民的负债消费需要扩大，而且政府部门的负债消费也需扩大，由此，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看，中国将转变为高负债国。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海外人民币资金投资于中国金融市场的需求（建立人民币回流的一个主要通道），各种金融产品的超规模发行和交易也是必然的，但由于实体经济部门有着空心化的趋势，难以有效支撑这些金融产品的长期发展，所以，中国在高负债的条件下很容易步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已展示的情景。

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上述各种挑战绝非无破解之策。“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破解这些难题方面有着超出已有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效应。

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之中国新突破

基础设施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它不仅包括交通运输（如铁路、公路、桥梁、海路和航空等）中的一系列条件，也不仅包括油气管道、输电线路、通讯网络、水利、城市供排水供气、城市绿化、环境保护等设施，而且包含医院、学校、文化和体育等设施；从功能上讲，它是保障一国或地区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主体活动的公共服务系统，是社会各项活动和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毋庸赘述，基础设施的规模、水平和功能状况直接制约着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质量、运作效率和发展水平。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越发展、居民生活水平越提高，对基础设施状况的要求也就越高。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有着投资大、工期长和经济收益低等特点，在财政资金吃紧的条件下，要持续性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件困难之举，因此，亚洲乃至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既苦于基础设施落后、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又苦于缺乏足够的建设资金来推进基础设施完善，还苦于由此引致的经济社会生活（甚至政局）不稳定。在此条件下，它们有着改善基础设施状况、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满足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这些内在要求，因此，容易得到它们的积极响应和有效支持。

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相比，“一带一路”所展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着三方面特点：第一，基础设施投资带有既固定资产投资的特点又有着带动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功能。“一带一路”在相关国家和地区范围内展开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由于投资建设地区常常不能提供建设所需的全部建材、设备和工程建设团队，为了保障工期推进和工程质量，需要从海外进口和引入建设条件，由此，使得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带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效能。第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不动产投资的功能。与生产性投资建设工业企业相比，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一方面根据工程特性需要各种复杂的建材、技术、设备和其他物资，另一方面，建设完毕后并不直接形成工业品的生产能力、提高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后，提高的是公共服务能力，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提高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能力。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既具有经济建设的性质又具有民生工程建设的性质，它在提高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提高了它们的社会福祉水平，增强了它们的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和文化发展的能力，因此，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国际经济中一般的货物贸易。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将突破传统的国际贸易框架和生产性投资机制，既有利于推进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展，改善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摆脱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围堵，提高中国通过外贸机制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率，也有利于形成投资与贸易相连的国际经济发展新机制，还有利于提高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福祉。

与传统的国际生产资本输出相比，“一带一路”所展开的基础设施投资有着三方面特点：第一，投资项目是一般国际资本所不选择的但对受援国又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工程。为投资特点所决定，在一般的国际资本投资中，各种铁路、公路、桥梁、海路和航空等交通运输条件通常不作为主要选项；但在“一带一路”投资中，它们却作为投资的主要对象，由此，改变了特里芬难题中生产性投资引致受援国生产能力增强和出口能力扩大从而进一步引致投资输出国贸易逆差的逻辑结论。第二，运用多边投资机制替代单边投资机制。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额投资。未来10年左右时间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总规模可能达到数万亿美元之巨。如此大的投资规模，仅靠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来承担是远远不够的，为此，运用多边机制，动员亚洲地区乃至全球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参加到“一带一路”的投资活动中就成为必然选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设立和运作中贯彻的就是这种机制。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人文和历史等方面的差别甚大，仅靠投资国与被投资国之间的双边机制，在相当多场合下，有着诸多不便和风险。例如，被投资国政局一旦发生动荡，投资国的前期投资就可能面临严重损失的风险。运用多边机制展开投资，不仅可能更加充分公平地评估这些风险，而且有利于被投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人文等方面更加充分地考虑国际影响程度从而尽力维护多边投资的权益。第三，在双边机制条件下，借助被投资国对引进投资的热望，投资国很容易将自己各种经济和非经济的意图强加于被投资国，形成不平等的合约，同时，也给后期的运作留下隐患。在多边机制条件下，由于各种投资条件是经过多边磨合而形成的，反映着多边各方的共识和权益，所以，它更具有国际共识和国际规则方面的代表性，易于为被投资国所接受，后期隐患也较少。

与前些年中国企业单兵出海相比，“一带一路”所展开的“走出去”战略有着三方面特点：第一，中国企业的单兵出海缺乏对被投资国的法律、财务、人文、政治和语言等方面综合系统的共享平台，仅靠自己的力量，不仅成本过高，而且旷日持久。“一带一路”以众多企业抱团出海为架构，又借助多边机制，能够在这些方面形成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群体效应。第二，中国企业的单兵出海在相当长时间内只能形成各种“点状”效应，很难有外部经济相支撑，由此，必然影响到内部经济的效率。“一带一路”在抱团出海的背景下，可以形成抱团取暖效应，不仅有利于相互形成外部经济以促进内部经济效率提高，而且在互联互通机制的推进下，有利于相互协调相互推进市场开拓。第三，中国企业的单兵出海，在多数场合容易形成单兵独斗格局，不容易形成与被投资国企业之间的利益共享和合作共赢机制。但“一带一路”通过多边机制，使被投资国自身纳入了投资者范畴之内，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向沿线各国和地区的延伸，这种利益共同体也将扩展到他国和地区，形成长久的合作共赢前景。

与传统资本输出中的金融运作相比，“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的金融支持有着三方面特点：第一，在以往的资本输出中，实体企业的资本“走出去”主要运用自有资金和位于本国的金融机构借贷等金融服务，有着投资规模较小、金融机制较少和金融服务不充分等缺陷。与此不同，“一带一路”借助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制，能够同时为众多“走出去”的实体企业提供具有国际水准的综合金融服务，从而，使得实体企业得到的金融支持更加及时充分。第二，在以往的资本输出中，“走出去”的实体企业可以争取被投资国的金融服务，但这种金融服务大多是“一对一”的“点式”格局，各家实体企业之间互不相连，很难形成金融服务的群体效应。与此相比，“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面对抱团出海的众多实体企业，不仅可以形成“线式”格局，而且可以形成“面式”格局，使各家实体企业连成一片；不仅服务于中资企业，而且可以服务于外商企业，由此，容易形成片状立体的综合金融服务格局，有效支持各家相关企业的总体金融服务态势。第三，在以往的资本输出中实体企业所能得到的金融服务局限于金融机构已有的产品、机制和项目等，很难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带个性化的创新服务。与此不同，“一带一路”的金融机制是一个创新过程，根据实体企业的发展要求，创新金融产品、金融机制和金融项目是其中应有的内容，由此，在服务于众多实体企业过程中金融服务创新也将持续展开，使得实体企业的各种特殊要求能够得到尽可能的满足（这同时也是创新国际金融市场机制的过程）。

上述各项特点，决定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既有利于打破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对中国进入国际贸易、国际服务和国际投资等市场的围堵，在合作共赢、创造和谐世界等方面形成与霸权主义不同的国际经济新规则新秩序，也有利于突破特里芬难题中资本输出国的悖论循环，使中国借助多边投资机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有效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闯出一条新的适合中国（也适合发展中国家）扩展对外经济活动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