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就像是一次盲目而有趣的旅行，总是一次次被推置到新起点上重新开始，但距离目的地仍相当的遥远。近年，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框架、研究范式问题被人们屡度提起，以至于有人把这一问题视为将来国内哲学界的一个流行性“热点”。根据哲学研究多年来一哄而起、一起就乱、一乱就散的历史惯性，如何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问题的研究健康发展，以避免讨论的虎头蛇尾，笔者根据讨论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以及对以“功能”引导范式研究等谈点看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两个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在实践基础上，围绕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个重大现实性问题出场的。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及其发展，包括对哲学范式的选择，必须在现实实践和理论本性两个维度中得以理解。
哲学不是幻想。哲学的生存和发展，都与所活跃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哲学依托于它所存在的社会“现实”并由此出发“建立自己的现实”，使自己“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1](P2)。对于哲学和现实的关系，马克思的理解是这样的简捷：“哲学不仅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P121)。社会实践是推动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现实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是促使哲学范式转换的根源。忽略了历史发展、社会实践状况的新变化而侈谈理论范式的转换，自然成为无根性的浪漫式幻想。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研究范式在现实基础上不断变换的过程。回眸、总结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理路可以发现，这位伟大的思想导师在其一生的哲学探索中，经历了从“绝对观念”到“现实”、从“道德认识”到“政治经济批判”、从“唯物辩证法”到“社会历史规律”等诸多研究范式的转换，并在这一次次转换、一次次探索、一次次升华中，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论到唯物论、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从客观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马克思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结合时代变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阶级状况、生产力发展等所呈现出的特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阐释，出现了“文化批判”、“文本阐释”、“政治经济批判”等范式。对于这种范式变换的原因，作为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拉克劳、莫菲是这样理解的：“如今，赖以设计社会主义方案的历史性的现实已远远不同于几十年前了，因此，除非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些变化并坚持不懈地竭力从这些变化中引申出理论上的结论，否则我们就不能尽到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作为知识分子应尽的义务。”[3](P102) 尽管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存有看法，但其着眼于时代对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探索，立足于“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寻求，这一方向是有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由于“时代”和“中国”这两大因素的制约，也是一个范式不断变换的过程。因此，立足于社会现实和时代特点寻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式发展，既是现实的客观规定，也是肩负着认识、改造世界重大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逻辑要求。从历时性角度分析，马克思哲学文本的产生终归与当代相隔了一百几十年的时间，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解读”出中国的实践性意义，我们先后形成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几种研究“范式”，形成了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从空间角度理解，马克思思想本文所涉指的空间对象，由于已向“中国”这一具体对象转化，而发生在中国当代的许多具体问题和矛盾，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欧洲语境，到强调其指导性价值的中国语境的转换，从适应革命和斗争的需要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需要的历史方位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围绕着“中国化”的方向，经历了从普遍性到中国实际，从理论阐释到活跃实践，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等研究范式的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中国现实、结合时代特点在范式的探索和变化中而进步，这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成功经验。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的本质上得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构成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内涵着理解和把握中国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满足了“思想力求成为现实”和“现实本身”“力求趋向思维”的双重条件[1](P11)。当马克思以自己的哲学本文这种经典形式出现时，已经以其所内蕴的科学性而占据世界的思想高地和智慧高峰。马克思哲学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批判和超越二重性质，蕴涵着许多恒久的，对今天、未来发展具有长期指导性价值的内容。在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马克思哲学在解释世界中的话语力量，切身体会到它在对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历史规律洞察中所体现出的深刻和敏锐，体悟到它对人类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理想引领的博大情怀，震撼于它以建设和批判二重视角交织起来的“改造世界”主张和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点和现实性本质，不是游离于“实践”之外的抽象存在，而是在改造世界的功能中被塑造和丰富。脱离开马克思哲学特有功能所理解的“阐释结构”或“范式”，都是一些“不结果实的花朵”而已。马克思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以至于被世人以“大民主”方式评为“千年思想家”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有着对新实践经验的吸纳机制，有在与历史同步推进中自我修正、自我丰富的成长特性，有随实践的展开而不断调整研究范式的理性自觉，有着引导人类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以马克思哲学本文为出发点，沿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逻辑，调整研究范式进而展开自身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确立，是以马克思哲学本性、现实实践特点为复合坐标，以功能实现形式为引领的创新过程。如此的范式确立才可以导引哲学发展并使哲学理性与现实之间达到互融互动的良性状态；才可以开创、引领哲学新的研究领域，拓展新的研究视野，使哲学在认识、改变现实时具有足够的话语权和解释力；才可以通过哲学功能的迸发使人们在社会的发展中触摸到哲学的真实力量并感受到哲学描绘的前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后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社会现实的基点上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探索，但由于其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精神出现偏移，因此，在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文本思想时所暴露出的碎片性、肢解性、任意性等相对主义做法令人生厌，因此，对其属于“马克思主义”一直遭到人们的非议和诘难。这是中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时应吸取的深刻教训。
确立现实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本性两个基点，对于规范哲学研究范式的探索具有基础性、方向性意义。忽视了前者，也就消解了哲学范式创新的前提和价值；忽略了后者，也就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和基础。这提醒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理解，不是随意性的，而是一个在现实基础上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性或当代性的严肃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不是随意性、碎片性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围绕功能的实现而展开的整体逻辑的推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时代需求的全面创新。
二、对几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分析
“范式”概念是科学哲学家库恩首先提出的。他认为：“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是科学成就，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4](P4) 在库恩的理解中，范式作为共同体成员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决定着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规定着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哲学研究中的所谓“范式”，即是对库恩理解的借鉴。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前流行的主要是“教科书”范式，其特点是以哲学教科书体系为概念框架、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研究、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范式的影响甚至波及到中外哲学史、伦理学、美学等在内的全部哲学学科。在改革开放时代潮流的洗礼中，经过“实践”范式、“问题意识”范式的选择、转换，当前活跃在哲学舞台上的，主要有“以马解马”、“以西解马”、“以中解马”、“以新解马”、“综合式阐释”等解释框架或范式。
首先看“以马解马”研究范式。毋庸讳言，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确实存在着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误读、对马克思哲学精神不能通盘理解的现象。有人认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及其发展，其前提即是回到马克思哲学本文，通过返回文本重新解释，才能开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以马解马”的倡导者认为：“以马”是途径，“解马”是目的，“解马”的真实含义即是解读马克思哲学。“以马解马”，首先依据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本文，把马克思的每一个重要论述、重要思想、重要原理放置到其固有的语言环境、话语系统、范畴体系中，努力作到实事求是、原汁原味的理解，而不是脱离上下文语境的断章取义。对马克思哲学文本，要尽可能地考察马克思当时身处的重要历史背景，通过背景还原，按照历史面目理解马克思哲学。只有读懂马克思才能发展马克思，只有在起点上对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得以澄明，才能按照文本内蕴的逻辑历史性展开。追溯理论根源，把握来龙去脉，确认理论起点，观照内在逻辑，忠于精神实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和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地走进21世纪人类的现实生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们的当代环境中焕发出价值异彩。这个研究范式，对于马克思哲学文本在源头上的正本清源，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其消极意义也是明显的：其一，“以马解马”，把读懂马克思作为了解马克思的途径和发展马克思的起点，实际上，读懂马克思也就了解了马克思，二者究其实质属于一个过程。其二，以马克思哲学本文为起点出发，按照理论逻辑运行推进马克思哲学的思路，完全忽略了实践逻辑演进对哲学的决定作用，这种脱离马克思哲学“现实性”规定，脱离马克思哲学“改造世界”目的的“纯解释学”立场，究竟是符合还是脱离了马克思哲学？实质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发展过程是在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契合中而展开的，其科学性、价值性相统一的特点是在其功能实现中而体现的，脱离了现实及其功能，无论怎样解释，都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嘲弄和背离。“以马解马”的研究范式，由于不能从理论解释中突围，其作为和价值难以被人看好。
再看“以西解马”研究范式。历史新时期，随着文化多元化特点的明朗以及交流条件的开放，西方哲学文化思潮涌入中国。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奇异致思方式和哲学表达，使中国哲学界大开眼界。自此，对西方哲学研究构成我国理论界一股主要思潮。从尼采到海德格尔，从现代哲学到后现代哲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视角，几乎涉及每一个人物、事件、流派。在此思潮的裹挟下，“以西解马”的哲学研究范式应运而生。“以西解马”的思想主旨即是：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属于同源同流。立足于人类文明高地的现代西方哲学，在对时代的理解上，在对人类文明成果及对时代精神的概括上，处于领先位置。因此，以西方哲学的研究思路和致思范式解读马克思哲学，才能使马克思哲学更具时代性、现代性，从而与历史、世界同行。最近，在“以西解马”范式的理解中，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渐成趋向。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立足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状况，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从唯物辩证法到历史唯物主义，无不加以重新解释和理解。这对于一直困究于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者，具有视野开阔、视角开放、观念更新的启发意义。通过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中介以理解马克思哲学，寻求中国马克思哲学发展的路径，构成“以西解马”论者的追求目标。但是，这种“以西解马”范式的可疑之处在于：首先，“以西解马”范式一方面强调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历史”视角，强调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交流，强调这种对话应该和西方哲学保持在同一理论平台上；另一方面，又以西方历史实践发展的领先性为由，把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推于更高位置，这种对话双方的位置错位和“主体性”丧失，有失公平。其次，马克思哲学正是因为对哲学以及现实性问题的理解而与西方哲学产生分歧，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前景探索有赖于对西方哲学的求助，其合理性、合法性何在？换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语境和研究对象上的差异，决定了其不可能具有什么同质性。“以西解马”很可能把马克思哲学曲解为“非马”。第三，“以西解马”的研究范式，对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语境中推进服务于现实发展的哲学研究，属于不合时宜的盲目照搬，是另一种教条主义的泛滥。实际上，“以西解马”范式已经在哲学界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马克思哲学操着西方社会思潮的“方言”说话，“马克思哲学”成为西方哲学进入中国的工具和“外套”。正因为如此，“以西解马”范式所蕴涵的新教条迷信，在理论界遭受到相当程度的抵制和批判。
再看“以中解马”研究范式。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必然的价值取向。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铸中国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就是二者互化的过程。“以中解马”研究范式认为：哲学不仅是哲学观念、原理的集合，更是一个民族思维方式的积淀，因此，只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方式和中国人思想框架，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转化为民族的东西。二是指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的现实实践相结合，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和分析中国社会实践，从中提升出具有时代性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创造性回答指导中国当前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以中解马”的研究范式，倡导在中国现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背景中，通过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当代语境而推进哲学发展。这一研究范式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一研究范式的解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有着类似的缺陷：首先，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经历现代化的洗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界中能否使马克思主义不致发生消极意义上的变形，仍是一个存疑的问题。其次，“以中解马”的哲学研究范式，如何面对当代世界哲学文化的多样化态势？如何使马克思哲学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并经受洗礼和锤炼？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马克思哲学本文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而无视其与世界文化、实践的互动，这种狭隘视野中的封闭性研究范式，不可能解读、催生出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忽略从功能意义上理解马克思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吸收和对现实实践经验的提炼，其合理性难以得到保证，马克思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必会弱化。
最后看“综合性”的研究范式。有感于上述哲学研究范式囿于一隅，罔顾其他，总体上偏而不全的特点，有人在综合性角度提出“以新解马”的哲学研究范式。“以新解马”要求站在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的高度，即以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为参照，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所谓“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是指以全人类为主体的、涉及各个学科领域的、具有进步性特别是时代性的思想理论之总和，其中渗透包含当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但其中大部分则来自于那些工业化、现代化国家。倡导“以新解马”研究范式的论者认为，这一研究范式的价值在于，只有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高度，才能看到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科学理性，才能发现马克思哲学本文中的某些历史局限性，比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计划经济等论断以及某些过于简化、浪漫的空想因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的人类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发挥其为人类导航的功能。表面看来，“以新解马”思路确实是对上述研究范式的辨证综合，但是，华丽的表面难以遮掩内在“破绽”：所谓“站在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高度”，意指对所有学科成果的概括，这与传统哲学“关于自然、社会、思维运动发展一般规律”的解说，毫无二致，其中所飘荡着的“科学之科学”的幽灵清晰可见。同时，“以新解马”除了在口号意义上显示新颖之外，实际上是从狭隘理解走向大而化之、空洞抽象的另一极端，在具体操作意义上毫无可取之处。可能感觉到各种范式的不尽如人意，有人又提出了一个大综合的“阐释结构”。这种理解，把改革30年所讨论的问题，把几次马克思哲学论坛所探讨的主题一网打尽，都归拢到这个阐释结构之中，用构成阐释结构的四个坐标点，即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为箭头、文本解读为箭羽、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作为弓弦交接的两端，作成了一个弓箭图。[5] 作为一种解释结构，且不说四个坐标原点的设置摆布过于随意，以及作者要求所有理论工作者对这一阐释结构形成自觉和持之以恒的坚持，即让所有哲学家都来“扯这个弓”是否适宜，突出的问题在于：首先，这个阐释结构太难以操作。这一范式要求，哲学研究既要解释文本，还要进行具体的历史解读、研究宗教学说史、宗教史、其他科学史、文化史、文明史、道德演化史和伦理学说史、现实的历史和思想史、哲学史等等，其庞大的计划使哲学家陷进故纸堆里难以脱身，遑论什么创新？其次，更重要的，在以四个坐标原点构成的哲学阐释结构“弓箭”图中，缺少的是“靶子”，这种没有目的、功能的哲学“阐释”，很难让人把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起来。这种阐释结构不过是引导哲学“放空箭”而已。脱离现实和功能理解哲学，是这个阐释结构的根本性弊端，也是所有哲学范式研究中的通病。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探索，可以见仁见智，不必要求“统一”。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语境的研究和发展，终归是以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为旨归的哲学建树，通过哲学功能的实现以促进、引领中国的社会发展，这一点是确定的。那么，以此为前提加以追问：我们所追求的合理范式究竟是什么呢？
三、功能引领理论的哲学研究范式
哲学研究范式的确立，是一个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丰富的内容，有着广阔的语境及其思想资源，因此，对其理解或探索，决不会只有一种范式、一种阐释结构；但我们的探索，是作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因而应该有着确定的功能指向。哲学的解读范式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多样性，其确定性表现为功能对范式的导向和引领。
自20世纪初至今，哲学一直处于由对象决定到功能引领的转化路途中。[6] 传统哲学的演化路径，完全是“对象”决定哲学的模式，它力图从一种“终极存在”、“初始本原”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为了寻求世界统一性这一终极性存在，形成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寻求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传统哲学总体上把世界、社会、思维作为笼统的整体对象。传统哲学是以“对象”为轴心而加以旋转、运行的。现代哲学通过对传统哲学包括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实现了“功能”代替“对象”并使其在哲学的发展中起着主导性作用的转向。现代哲学相较于传统哲学，属于“现世的智慧”而不是“思辨的智慧”，是属人的哲学而非仅仅是“哲学家”的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审视当代世界哲学文化舞台，“功能”引领着哲学飞舞，“对象”逐步成为四分五裂的“碎片”。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以其尖刻的语言和偏激的思想在文化舞台出现，它以犀利的锋芒、颠覆传统的姿态而掀起了思想界的“腥风血雨”。从后现代哲学的批判意向看，它不满足于传统与现代哲学在对象和功能上的宏大叙事方式，而追求哲学对象的“碎片”、“断裂”、“卑微”。后现代哲学在功能意向的追求上是毫不含糊的。按照德里达的理解：“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7](P21) 其所对“功能”的偏爱倾向引导着后现代哲学至今仍在世界思想文化领域制造着思想“旋涡”。面对现代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实践，现代哲学重新思考哲学的本性和功能，哲学的功能在不同哲学家的自我把握、自我体悟和自我操作下而日益多样化，把哲学或是理解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是视作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或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超越在人文研究及其文化学角度以突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哲学功能的丰富，既为哲学提供了向实践敞开的逻辑特征，又推动了哲学与生活不同层面的良性互动。
马克思哲学创立的着眼点，不是首先确定一个笼统的对象并以此作为构建自身的平台，而是围绕实践基础这一哲学功能的落脚点而反观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超越，是在哲学由“对象”决定到“功能”引领的转化中而实现的。马克思兼具哲学家、革命家等多重品格。马克思的哲学研究，决不是传统哲学家那种书斋内的咬文嚼字，由于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的彻底解放这一庄严使命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负有指导革命实践的“政治”意义和功能。在谈到这一功能时，马克思认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1](P16) 马克思哲学的功能表现，即在于“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P15)。由于哲学的根本功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在工人阶级的实践中激发了活力，它才能站在历史的高处把握着社会发展的真谛，开掘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未来前景的全新认识，在人类历史的展开中凸显出自身的理性价值，既点亮了人类心智的明灯，又照耀着社会历史前进的道路。
当代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也隐蕴着对哲学的吁求。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科学发展观实践中的矛盾及其解决；和谐社会建设中如何从不和谐走向和谐；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需求、发展的错位问题如何矫正；如何克服社会现实发展以感觉和经验所牵导的强烈的非理性特征；对于改革，甚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被摆在不同的时空平台上而进行着差异化理解以及不休止的争论；社会管理者对于事物难以形成综合而辩证的判断，以至于在解决一个问题时引发出更激烈的矛盾，时时处处在犯着同样错误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大量存在，说明现实本身已形成了哲学的“空场”。马克思曾说过：“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维。”[1](P11) 社会需要哲学负责任的关注现实，需要哲学通过进入社会主体的意识框架，转化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哲学价值与意义的体现，哲学功能的彰显，应该是哲学与社会现实的双重吁求。哲学功能如何实现，哲学如何掌握群众，在当前来说，这些问题甚至比研究哲学内容、范式的创新，更具有前提意义。解决哲学功能的实现问题，才能摆脱当前哲学的尴尬地位，才能通过哲学与现实的碰撞，寻求到哲学创新的起点以及方向，进而反过来促进哲学的发展和繁荣。当前，哲学界提出了“解读马克思”的多种研究范式，我们并不否认其所内蕴的积极意义，但必须牢记，马克思哲学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在马克思哲学的文本中，如果只是停留于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说”，而忽略了其所具有的向实践敞开的逻辑特征，忽略了其在与实践结合中的功能价值，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也不可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哲学首先在其功能的实现中彰显着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并在推进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展示着自身的合理性。哲学合法性构成合理性的前提，二者的统一，只有在功能引领哲学研究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中才能得以实现。
那么，“功能引领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如何贯彻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应该是一个多样化的形态体现。这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本身涵盖着广泛的对象、丰富的内容、多色调的思想资源和时代相一致的多样化功能。由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理解，不可能是一种模式、单一范式。在文化多元化时代，只有研究范式的多样化，才能对应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丰富性，应对社会生活的绚丽多彩。
其次，任何哲学范式的探索，应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实现加以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了追求自我满足、自我陶醉，而是以改变世界作为自身的宏大使命。哲学探索之所以在我国面临困境，原因之一，即是违背了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和社会发展现实对哲学发展方向的规定和诉求，从不考虑现实对哲学的需要和依赖，不考虑哲学发展和现实功能的紧密联系，这种排斥功能和社会的哲学遭到社会的拒斥是必然的。因此，任何哲学研究范式，必须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肩负的历史功能角度加以考量：这种范式对于推进马克思哲学沿着实践逻辑展开是否有价值？是否具有在改造主体世界的同时更具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力量”？哲学范式应通过对实践问题的研究，为在相对化世界中茫然失措的人类提供行进路径的可能性选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在理性上“劈山开路”。哲学研究范式的功能化，决非当代“实践唯物主义”的“纸上谈兵”，而是使哲学通过功能的发挥直接进入社会主体的思想世界和现实生活，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实现提升哲学境界和解决实践问题的双重目的。
第三，哲学范式的研究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的要求。哲学功能具有直接性特点，它是在人与世界的“转化性”立场上审视人与世界的关系。当前哲学范式的研究，恰恰表现为对“现实世界”和哲学功能的遗忘，催生出不结“果实”的“理性花朵”。当代哲学对哲学功能的关注，必然促使哲学的现实化。而哲学的现实化、功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恰恰是一个重叠的过程。当前的范式研究所以存在弊病，关键在于脱离了“哲学中国化”的功能要求。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概念，这对于马克思文本解释可能有启发意义，但西方马克思主义担忧、探讨的问题，许多已被中国的现实所感觉、把握到了。相对于我党关于四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关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协调的阐述，马尔库塞的“单面人”观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等，并不具有什么前沿价值。他们所探讨的问题，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中已初步解决。不围绕哲学功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进行思考，哲学范式的探索有可能跌入西式教条、经院倾向、抽象思辨等陷阱。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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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荣海．哲学：由对象决定到功能引领[J].广东社会科学，2004,(2).
[7] ［法］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