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日本和韩国的业余围棋水平之前，我觉得，先简单谈一下我对日本人和韩国人的感觉可能有助于增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委派，作为第二批赴日科技管理进修团成员，到日本政府的相关省厅，如通商产业省和科技厅进修过一段时间的科技管理和科技政策。那时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中央政府正拟起草相关的改革文件，亟待了解先进国家的科技体制情况以进行横向的比对和参考。为此，我们那个进修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和研究日本的科技政策、科技立法制度、特许制度以及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等。所以我们经常与日本政府各个省厅的公务员，尤其中下层级的课长和系长们（相当于我国政府内的处长和科长级别——作者注）打交道，或听他们讲课，或与他们研讨，接触较多，受益匪浅。后来在工作中，我也曾与日本的一些株式会社职员和商人有过比较密切的来往。因此，可以说我对日本人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就整体而言，日本这个民族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在日本人的身上有着许多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绝对不可忽视的优点，如勤奋、团结、敬业、尽责、任劳任怨和埋头苦干等。就拿工作责任心这一项来说，日本官员也可谓做到家了。他们那种对本职工作的责任心不能不让人佩服。日本人做事比较认真，很有敬业精神，但是等级观念较重。如果你级别较高，或者在某些他所在意的方面比他强，那么日本人便会对你很尊重；但如果不是如此，或者他不了解你时，你便有可能会从与日本人的接触时感受到对方言行中对你的一种礼貌的蔑视和低看来。对此，你也无须大惊小怪。因为这在日本社会中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低看你的人在你面前能表示出一种优越感，但在那些可能会低看他的人面前则又很自然而然地显现出一种心甘情愿的顺从来。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方式上的双面性是一种文化传统，是自然流露的，也是公开和不加掩饰的。可以说，等级观念是日本人的一种国民性，虽然他们的公民权利在法律上毫无疑问是平等的。
与日本人相比，历史上的韩国人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浸濡应该更深些，不仅在姓氏上多是借用中国的传统姓氏（有部分姓氏也与中国同姓姓氏有血缘关系），在为人处事上似乎也更加接近中国人的习惯。不过，也许中国传统的黑厚学文化涉韩不深，韩国人显得比较豪爽和率真，似乎也少了一些部分中国人所惯有的那种世故和城府。所以，你要想与韩国男人成为朋友并非难事，只要你够朋友就行。当然，我从来没有去过韩国，迄今也没有与韩国的任何公司做过任何生意或合作，我对韩国人的上述这点儿认知经验（可能有片面性）还是我在伊朗时接触并认识那位韩国业余2段——吴敏焕先生之后获得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韩国对国人而言还是一个禁忌词。我国还没有与韩国建交（1992年8月两国才建立外交关系），而国内那场影响深远的政治风波也才刚刚过去，国内的思想解放步履蹒跚，对外开放程度非常有限。何况在国人记忆中，60年前朝鲜半岛上曾经发生过的那场异常惨烈的战争并不很遥远。可以说，那时的韩国在很多国人眼中近乎敌国。所以，别说与韩国人交往了，就是公开说“韩国”这个国名而不是说什么奇怪的“南朝鲜”称呼，似乎都有可能违背上面确定的某种更加奇怪的政治原则。那时在国内，无论何人，即便是从事涉外工作的人，如果遇到韩国人，不管他是官商民学，也不管是洽谈什么业务或仅仅是寒暄什么吃过饭没有之类的事情，你都不能隐瞒，都要及时地将自己与韩国人接触的全过程坦白地、详详细细地写出来并汇报上去。
现在中韩之间早已建交，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很是密切和频繁。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韩就将这一交流推向了最高峰。很多年前就有不少国内的年轻人开始哈韩，以看韩国电视剧、追韩国明星、穿韩国服饰，甚至学韩国话和吃韩国的泡菜为荣。韩国的普通国民也开始大量地到中国来旅游或工作。韩国在中国的的侨民人数可能多得出奇。据我所知，仅在我所居住的深圳七、八年前大约就有不下3万韩国人。中国与韩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十分紧密，2014年中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额已经突破3000亿美元，互相成为对方的最大或第六大贸易伙伴。几个月前，中韩自贸区协定也已经签署，几天前韩国会刚批准了这一协定。中韩也早已将两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经贸文化上如此，围棋也是一样。近十年来，我国围棋界与韩国围棋交流的规模和深度早已远超前些年与日本围棋界的交流。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中韩围棋团体对抗赛和中韩围棋擂台赛。这两者都是中国和韩国棋手之间的围棋团体赛事。前者包括乐天杯中韩围棋团体对抗赛、日月星杯中韩围棋团体对抗赛、招商地产杯中韩围棋团体对抗赛以及中韩新锐对抗赛和农心辛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等。
韩国围棋20年来在国际棋坛上的快速崛起和独领风骚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围棋，使得中国的职业围棋界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被浓浓的危机感所笼罩。这种压力态势也逼迫中国围棋加快了围棋体制改革和学习和赶超韩国围棋的步伐。前两年，中国棋手包干了几乎全部世界围棋比赛的冠军，从而全面压倒了韩国围棋。但在上世纪的1990年，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韩国不仅职业围棋开始崭露头角，其业余围棋水准也着实不低。
我在伊朗期间参加的中日韩三国业余围棋比赛是比较计较业余段位的，自己也与日韩两国一共11位业余3段以上的棋手都过了招。所以，我在比赛中比较留意对手的段位与其棋力是否对称这种一般人不太注意的小问题。这里我将自己的当时形成的一些感觉和印象写出来，也可能以偏概全，那就权当作参考吧。
首先，我觉得就同一段位而言，韩国的棋手要比日本的强。比如，虽然那次比赛中我对日韩两国的所有4段和5段棋手是全胜，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我“升任”5段后与日本佐藤那一局下得很苦之外，其余几盘与日本棋手的对局下得都不是那么艰难（由于时间过去已久，记得不那么准确，这仅是印象而已）。我那时的棋风在稳健厚实和算路精细基础上已经有了一些韩流的味道，中盘搏杀比较凶悍，可能是日本棋手对我的这种着法似乎不很适应而造成的吧？倘如此，那么日本棋手与韩国人对弈时更可能遇到同样的问题，即他们显然不适应喜欢贴身搏斗的顽强的韩流。我这个印象估计是对的。因为我还记得，在那次比赛最后公布的名次表上显示，前六名中大约只有一个日本人的名字，但好像不是佐藤5段（据说，佐藤5段自最后一个回合输给我后，可能心情大坏，又连输给韩国的金6段和另一位韩国棋友——作者注）。也就是说，除了我和吴博士之外，韩国人有3人进入了前六名，而日本却只有1人。
其次，日韩同段位棋手中，棋力高者大多是职位或身份较低的人。如日本丸红社社长只有3段，而金6段却只是韩国大宇建设株式会社的一名年轻的普通工程师等。因年代已久，加上曾经交换的名片基本散失，很难一一核实，所以，我说这话也是根据印象，并无特别的依据。为此，只将此印象写出，仅供参考。
再次，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而言，如果将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业余3-4段棋手的棋力由高到低做一排序，我更倾向于排出韩国、日本和中国的顺序（虽然我曾与好几位日韩业余5-6段高手厮杀过，但由于缺乏与中国的业余5-6段棋手对弈的经验，所以，这里我只能拎出业余3-4段段位来说事了。望谅——作者注）。也就是说，业余3-4段的中坚棋手中，韩国的最强，日本居中，中国的最弱。当然，这一顺序只是我当时的观点，并不代表现在及将来三国业余围棋的实际情况。
当年，中国的业余围棋似乎还未成气候。尽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各地都陆续举办业余升段公开赛，并根据成绩颁发业余段位，但由于过度商业化（很多地方只要交纳足够的费用就可以获得一定段位）以及随机分组等原因，获得相同业余段位的棋手水平差距很大，导致业余段位证书颁发太滥。许多业余3段4段的棋力很差，名不副实。比如，赴伊前夕，我就曾经让两子与国内的一位业余3段对弈并轻松地战胜了他。不过，中国业余围棋最大的腐败还体现在将获得业余段位与高考加分挂钩的制度上。业余段位的水分就更大了。这也是对高考的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的严重践踏。前几年新的业余段位制度虽然从技术上对其进行了一些约束，但只要这种制度还存在，围棋腐败是不可避免的。(据说，国家教育部从今年起取消了体育特长生和艺术特长生的加分项。)
与中国一样，日本业余段位的商业化倾向也很严重，因此业余段位证书的发放也比较宽松。据了解，除了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之外，日本的“大三冠”（即棋圣、名人和本因坊）得主，甚至包括一些名誉头衔获得者也都有业余段位的授予权（藤泽秀行老先生生前就曾与日本棋院因业余段位证书发放标准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拗）。不仅如此，日本棋院的杂志，如《围棋》和《碁》等，经常刊登一些业余段位测定题（与我国某些期刊上刊登的棋力测试题的娱乐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围棋爱好者如果文字答题超过一定分数，在缴纳一定费用后便可从出题者处（似乎只有所谓大三冠得主还有这个出题资格）获颁相应的业余段位。由于是文字答题，请人代答作弊的事情就难以避免。
业余段位证书的发放一直是日本棋院最主要收入来源，而且段位越高，升段费用收的也也越高。近年来，由于日本棋院财政危机，更是大量发放业余段位证书，以至于有时到了只要给足够的钱就可以升段的地步。据说，日本业余初段升上2段需交纳4.2万日元；而5段升6段则需交纳21万日元；从业余6段升上业余7段则翻番，交纳费用高达51万日元；如果跳级，收费更高。比如，从业余5段直升至业余7段的话，就需要交纳最少70万日元的升段费。
本世纪初，日本《棋周刊》曾撰文称，日本围棋不仅职业棋手面临危机，而且业余棋手的段位和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也显得名不符实。该刊认为，韩国的业余2段倘若和日本业余棋手对弈，不仅能使日本业余3、4段疲于奔命，而且可能与日本的6段势均力敌。日本的业余3段仅和美国的初段、欧洲的1级、中国的2级水平相当，这个结果令所有日本棋迷感到十分可悲。该杂志还认为，日本的业余棋手段位和国际上相比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距，原因就是日本棋院近年来陷入了财政危机，不得不贱卖段位证书来增加收入。但是，为何日本棋院财政会出现危机呢？该杂志没有说。我想，其根子还在于日本围棋抱残守旧、不思进取，不愿改革其过时的围棋管理和竞技制度而导致围棋竞技水平一落千丈的吧？
不过，二十多年前的日本业余围棋还不是这样，商业化程度还不算过分，还在适度范围内。当年给我的感觉虽然要比韩国业余围棋水准低些，但棋手们的段位与其实力相比还是相适应的，并不显得多怂。但是当下的日本业余围棋现状也足以给我国敲响警钟：过度商业化必然会毁掉围棋。
与中日两国相比，韩国的做法就不同，或者说最为严格。比如，全国仅有韩国棋院有权授予业余段位。即使是某些私人道场可以授段，但也必须经过韩国棋院的授权，或经韩国棋院批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业余段位下所设立的业余级位并不像中国和日本那样形同虚设，而是围棋爱好者获得业余段位前必须跨越的门槛。这就是说，韩国所有的围棋爱好者，倘想获得业余段位，都必须先从业余定级开始，然后逐步升级（据说与我国一样也分1级、2级、5级、10级、15级、20级、25级等共七个等级，1级最高。只是我国的围棋商业化太急功近利，一开始就搞升段赛，颁发段位证书，结果使得我国的业余围棋级别制度的设置完全形同虚设——作者注）。只有当一位业余棋手具有1级级位后，才有资格通过业余段位定段赛的残酷淘汰最后获得业余初段的段位。因此，韩国的业余段位就比较货真价实。相对中日而言，韩国的业余段位水平也最高。
前文已说了不少我和韩国的吴敏焕2段下棋时的情形，也给读者描述了韩国业余2段的棋力。其实，在与吴先生交往过程中，我还曾与他的一位姓李的韩国朋友下过一盘棋。那位棋友据说只有业余2级级位，但是他在那盘棋中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却令人十分惊讶，因为那天在分先的情况下我竟然差一点就输给了他。到今天写这本书的时候，说实话，我还依然怀疑这位李姓韩国棋友是否真的就是业余2级？
需要声明的是，我在此处对比分析中日韩三国业余棋手的棋力只是基于自己的一种印象，出于一种好奇，想写出来与读者们分享，并无任何厚此薄彼之意。最近五年，中国和韩国在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上平分秋色，各获得两届冠军，中华台北则获得最近一届冠军。（不知今年原拟于6月份开打的第三十六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何时能够举办？——作者住）至于本书中对现有不合理的围棋段位制度的批评，我的目的也别无其他，不过是希望她更加完善而已。因为只有一个完善而先进的制度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围棋，包括职业和业余在内，更好地发展。
(此文摘自于作者《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华文出版社2015年10月份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