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史啸虎先生最近出版了《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书中除了介绍他在伊朗与中日韩三国棋手下围棋并连获两届三国业余围棋比赛冠军的经历之外，还叙述了不少他对围棋这个人类最伟大智力竞技游戏及其知识的认知和悟道，个中不乏独特的见解，对围棋爱好者甚至一般读者均会有所启迪。史先生将书中这些内容汇编成《史啸虎谈围棋》（1-8）。我们将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下围棋真的需要用段位来证明吗？我的这个感慨不是没来由的。因为我的经历就表明，下围棋是无需段位证明的。以前，也就是我学围棋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业余段位（日本和韩国早就有了），专业段位也是一定多少年不变，比赛还少，商业化赛事可能连概念都没有。当然，那时也没有什么职业围棋概念，只有所谓的专业围棋，就是指那些人数很少的、在专业上从事围棋事业并从体育管理部门拿一份薪水或津贴的棋手。那个时期，由于下棋机会不多，商业化比赛机会更是难得，专业棋手也从不自端身家。只要你找上门，看你棋力尚可，他也有时间，也大多愿意与你杀上一局。所以，那时候你想下围棋就去找人下，不必忌讳自己或他人有无段位或段位几何？你的围棋水平的高低主要在于你用什么方式（分先、让子还是被让子）赢过或输给过什么人，而不是取决于什么段位。
对我这个说法，可能有人会不以为然，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围棋就分等级制的。你可以清高，不管这点，但实际上你却行不通。因为棋界那些等级观念强烈的人也可能根本就不屑和你这个没有段位的人下。在现实面前，这话不能说不对。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谈及围棋史的文章都认为，在中国古时候，下围棋的人就已经被分成三六九等不同品级，遑论现在了！坚持这个观点的人还往往喜欢列举三国时代魏国的一个叫邯郸淳的人所写的《艺经》中的内容，作为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围棋九品制度的证据。其实这都是误解。中国古代有这个围棋九品的说法，但并非在围棋上形成一种品级制度。
我查找了一下邯郸淳的《艺经》，发现该书本为邯郸淳这位大才子的闲逸之作且早已失传，而被广泛引用的那句有关围棋分九品的话其实最早是宋代《太平御览》中记载的。那句话是这么说的：“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复云。”对于这句话，自古而今，几乎所有注释或点评的人都认为是对不同围棋水平的一种描述，但不知为何，近年来却被人认为是我国在魏晋时期就实行了围棋九品制度的依据了。
比如，明代的民间棋谱《石室仙机》就对认为是《艺经》所说的上述“围棋之品”分别进行了描述，并认为最高品级（一品入神）可让某某品级半子到几个子。但这里的描述也只是该棋谱的记录者——许仲冶先生个人对他认为的不同层次围棋水平的一种主观分析，而不是根据任何公认的标准确定的。
南北朝时期的确有些论及棋品的文章问世，包括失传的东晋人范汪所著的《棋品》以及《南史》中记载的梁朝柳恽所著的《棋品》等。这类书籍或文章也记载了当事人认为某人围棋水平属于几品之类的说法。为此，有人认为历史上的梁武帝曾颁发过一个校定棋品的诏书。但是，如果稍微认真一点你就会发现，这些历史记载都不过是那些作者自己或当事人对当时某些人围棋水平的一种个人评价而已，并非依据某种既成的围棋品级制度的一种合规则的认定。
就拿《南史》中的《柳元景传》所附的《柳恽传》记载的一段常被引用的话来说吧。该史料中说：“梁武帝好弈棋，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这里“登格者”中的“格”意同品，也是规格的意思。这句话似乎是说，柳恽其人把当时围棋水平较高的人分成了三个品级（即指“为《棋品》三卷”一句），而且还说该传记人物将自己列到了第二品级中（即指“恽为卷二焉”一句）。表面上看，由皇帝授意某人撰写《棋品》似乎具有一定的官方规范的意义，但仅凭一个下围棋只有中等水平的人的个人判断就将如此众多的同时代的会下围棋的人笼统地罗列成三卷分别加以介绍，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规范的做法，所以，也很难被认可是一种围棋品级制度的吧？
其实，即便这位传记当事人柳恽是按照皇帝的旨意将当时会下棋的士大夫分列《棋品》三卷，但这也只代表柳恽这个人对他人围棋水平的一种看法而已。你看，这位品定棋谱的柳恽自己的棋艺也不过是中等档次（“恽为卷二焉”），而他这么一个水平一般的人又如何能有资格去评判他人，特别是评判那些他觉得水平比他高的人的水平呢？仅仅是靠皇帝的授意吗？还有，他又是依据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区分某某人是否可以“登格”或分卷的呢？
我估计，这位柳恽先生恐怕并无什么确定的标准，而只是根据他自己以前与其他人下棋的经验来确定的。比如，他可能把那些凡是曾经输给他或输给他手下败将的人均列入了“三卷”，而把那些与他对弈曾胜负相当或与和他胜负相当的人对弈也胜负相当的人都划入了“卷二”。当然，他可能把自己没有赢过的，或者他认为不能得罪而必须拍马屁的人，是当时可以位忝“卷一”的围棋高手了。所以说，这个史料虽然记载了当时官方对发展和推广围棋所做的促进工作，弥足珍贵，但这并不能作为我国古代就有一个成熟的围棋品级制度的依据。
不过说句老实话，日本的围棋九段制度最初形成却很有可能是参考了南宋《太平御览》中棋分九品之说建立起来的。只是于中国的九品顺序相反罢了。有说日本的围棋段位制度最早是日本四世本因坊、棋圣道策粗定的，后由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日本棋院据此建立了日本现代围棋段位制度。有意思的是，与《太平御览》以一品入神为最高级别的说法相反，日本围棋段位以九段为最高级别。
当然，中国古代不存在所谓围棋品级制度并不表示你那时候想找什么人下棋都能够如愿以偿。因为在中国古代，棋手没有品级也并不表示当时的官场或社会没有等级。比如，中国古代凡是说到等级，总是喜欢用“九”字形容。这可能是因为以“九”为大这个习俗的缘故吧？如记载西周历史的《国语·周语中》曰：“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再如，三教九流。三教是指儒释道，而九流则是一种身份的分野。九流还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上九流当然不是大小官员就是财主仙贤，下九流则显然是底层社会的各种人们意识中下贱的职业，如媒婆、娼妓、小偷、修脚、剃头、戏子和吹鼓手等。有意思的是，不管哪种分法，包括会下围棋在内的懂得琴棋书画的人，也就是知识分子吧，都被置于中九流之内。古时候，不仅官员等级分为九品，士人，也即知识分子，就是不当官，也要根据其保举或考取的功名分为孝廉、进士、举人、秀才、贡生、生员等各个时代表示不同身份的称呼。后来，连当时的神仙也要被分成九品了。比如，唐人杜光庭的《墉城集仙录》中记载：“世之升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第二次仙，第三号太上真人，第四号飞天真人，第五号灵仙，第六号真人，第七号灵人，第八号飞仙，第九号仙人。凡此品次，不可差越。”可见，这股九品等级风气早已有之，它早已渗入我们这个社会的几乎所有方面，作为四艺之一的围棋当然也就不能免俗了。
现代中国社会，体现各种特权的等级制度仍然无处不在。所以，中共十八大推出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说要坚持“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因此话说回来，我在上文中所说的那句只管下棋、不论段位的话，虽然在理论上说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你真要这么做也是很难很难的啊！
众所周知，现代围棋的段位制产生于日本。但当初日本每个时期也只有一个九段，而所有九段也都是当时日本围棋的第一高手，也叫作名人。从算砂到秀哉，粗略一算，一共有十位。后来，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第二十一世本因坊秀哉先生将带有世袭性质的“名人”头衔连同九段一起出让给了具有现代财团法人资格的日本棋院。日本棋院据此最终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围棋段位制度——段位赛制度（大手合）。这时，围棋棋手们才第一次能够通过公开的也是公平、公正的竞争方式获得能体现自己实际水平的职业段位。后来到20世纪60年代，韩国和中国学习日本，也分别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段位制度。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断恶化以及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颁行于1956年的曾给予中国围棋以极大促进作用的《中国围棋棋手段位制条例（草案）》在后来的20年时间里一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行。
围棋段位制度的优点是公开竞争，体现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但它也是不完善的，或者说它是有弊端的。这个弊端就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淘汰或退出机制，正好与当年“名人棋所”只有一个最强九段的规则相反，造成拥有职业（专业）九段头衔的棋手越来越多，甚至大大多于比他们阶位低的中高段位人数。而且，由于实行段位终身制，七段以上高段棋手的棋艺水平却变得越来越低
于他们的段位，输给低段棋手似乎已成常态。围棋段位从一种实力的褒奖和象征转化成为了一种对过去曾有荣耀的固定沿袭。从人情角度看，这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不过，当一直是终身制的
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都已形成退出制度的当下，我们的段位制度改革是否也应该做些什么呢？
时光进入了21世纪，权威头上的神圣光环日益黯淡，暴力围棋和战斗围棋成为棋坛主流。年高的九段输给年轻初段已不再是棋坛笑料，而早已是家常便饭、普遍现象了。原先人们设想的那种高几段让几子的围棋等级制度也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现在，任何一个职业九段都不敢说，他可以分先笃定赢一个按照这个等级制度他应该起码饶人家两个子的初段，或者，他可以让二子笃定赢一个业余六段。由此可见，才问世不过几十年的围棋段位制度已开始显露出它当初设计上的问题来了。在中、日、韩三国，质疑和取消段位制度的呼声开始高涨。森严的围棋等级制度开始出现裂缝。
所以，我还想再重复一遍前面所说过的话：你想下围棋就去找人下，不必忌讳自己或他人的段位。你的水平高低主要在于你在实战中赢过或输给过什么人，而不是取决于你有什么段位。
(此文摘自作者《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华文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