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通过研究环境传播领域的重要理论文献，追溯环境传播史的整个演变过程，梳理出从19世纪末以来环境传播经历的四大运动思潮：“环境保护主义”与“生态保育主义”、“主流环境运动”、“环境正义运动”，以及“全球环境主义”。在每一波运动思潮向下一波的发展过渡中，借助“对抗主义”解读视角来分析这种过渡的修辞策略和社会实践，可以发现在关注自然向关注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话语变迁中，环境传播作为一门危机学科的伦理责任和目标感，从而为环境传播这门学科在中国的构建及实践提供借鉴和启发。
【关 键 词】环境传播/环境运动思潮/全球环境主义/环境可持续性
从约翰•缪尔(John Muir)在19世纪末对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的美学描绘，到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于1962年发行畅销书《寂静的春天》揭露工业化学制剂对人类健康的惊人毒害，再到今天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森林面积锐减、水污染等一系列愈演愈烈的全球环境危机，环境传播的历史已经跨越两百多年。然而，研究这两百多年环境传播历史的环境传播学，还只是一个仅有短短20多年历史的传播学分支学科。环境传播学源于美国，是一门年轻但是快速发展的学科，它致力于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各类环境议题，其涉及的研究领域宏大、多元且广泛，与众多学科领域相互交叉，研究方法和视角更为多元，因此也难以获得统一的定义。著名传播学者考克斯(Cox)曾对环境传播给出一个标志性定义：“环境传播是我们理解环境本身以及理解我们与自然世界之关系的一种实用性和建构性工具，是我们用来构建环境问题及协商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的不同反应的一种象征性的媒介途径”[1](P12)。这一象征性定义指向环境传播两大核心功能：建构功能和实用功能。建构功能指我们关于环境的意识、理解和行动从来都不是既定的，而是受各种媒体影响而形成的。实用功能指环境传播领域并非以探究理论为中心，而是动员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环境问题进行审视、理解和行动。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讨论环境传播的重要相关文献，勾勒出环境传播的四大运动思潮和话语变迁的历史轨迹，以期对环境传播这门学科在中国的构建及实践应用有所启发与借鉴。
环境传播历史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呈线性的，但并非波澜不惊。在每一阶段及其各个阶段的过渡中充斥着各种声音，尤其表现为价值观和利益的竞争与对抗。这一发展脉络也是一个相互积累和关联的过程，例如“环境正义运动”(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的发展并没有也无法割断与上一阶段“生态保育主义”(conservationism)的关系。这种积累持续到今天，再加上新媒体科技和全球化的介入，造就了我们今天更加复杂而多元的环境传播世界。简言之，美国的环境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对荒野的保护和保育，然后逐步扩展到对于人类健康和环境质量之关系的考虑。自上世纪60年代“主流环境主义”(mainstream environmentalism)逐渐发展起来，人们才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背后的商业、政治与人类行为，并且发现了其间的关联性。20世纪70年代，这种关联在新兴的环境正义运动中得到深入演绎——环境问题与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联系起来，使得“环境”这一词语的内涵得到重新阐释。近年来，环境主义被延伸到全球，全球范围的环境运动蜂拥而至，其共同使命就是保护全球共享资源[1](PP.55-57)。
本文将从环境传播的“第一波思潮”——“环境保护主义”(preservationism)和“生态保育主义”(conservationism)开始阐述，接着对作为“第二波思潮”的“主流环境运动”和之后作为“第三波思潮”的“环境正义运动”进行回顾[2](PP.28-29)，之后聚焦于作为通向全球环境主义过渡的“环境可持续发展”(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在对每一波思潮的讨论中，笔者将简述诱发思潮的主要事件和主导环境话语。考克斯曾提出“对抗主义”(antagonisms)的观点，表示象征新力量的另类声音对现存观念、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挑战[1](P46)。在每一波运动思潮的发展过渡中，笔者将借助“对抗主义”解读视角来分析这种过渡的话语争夺与再造机制。在文章最后一部分，笔者将集中探讨环境主义的“第四波思潮”，也就是在新媒体与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思考环境主义运动是如何从美国延伸到全球的。在“第四波思潮”中，通过分析风险时代环境运动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困境及机遇，试图展望一个全球绿色文化空间。
一、第一波思潮：“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保育主义”
(一)“环境保护主义”与“无节制工具主义”之间的对抗
一般来说，环境主义思潮的标志并非某个独立事件，而是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然而，研究某一环境主义思潮，不能不提到某些里程碑式的历史时刻和历史人物，约翰•缪尔便是这样一位书写美国环境传播史开端的重要人物。
18世纪末，在欧洲与美洲大陆的早期移民者那里，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人们普遍存在一种“拒斥自然”(repugnance for wild nature)的思想。对于他们而言，在上帝的旨意下，自然应该被人类驯服和开发。这种观念认为自然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人类的需求，因而被称作“无节制的工具主义”(unrestrained instrumentalism)[3](P28)。然而，一些新兴的社会思潮对这一主导观念进行了挑战——新浪漫主义文艺赋予了自然以尤为崇高的美学意义，前卫思想家在美国独具魅力的自然景观中编织新兴民族的身份属性，先验主义哲学将自然之美与超验性生命体验关联在一起[1](P47)。
在众多新思想话语中，苏格兰移民约翰•缪尔跃身成为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典范，并在后来获得了“环境保护主义之父”的称谓[4]。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缪尔深入约塞米蒂(Yosemite)荒野，用自然史的语言撰写了一系列散文，发表在《世纪》(Century)和《加州如画》(Picturesque California)杂志上。缪尔在撰写自然史散文时运用了两种技巧。首先，他借助一定的修辞学策略将加州群山描绘成一种“崇高的馈赠”[4]。他有意识地通过淡化人类活动，削弱人类对自然景观的影响，从而突出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其次，他塑造出一个充满魅力的登山者的文学形象，鼓励人们在体验过自然的崇高庄严之后积极投身于对自然的保护之中。同时，他在文章中巧妙地插入人类亵渎自然的影像证据，谴责人类企图征服自然的妄念，以此鼓励读者行动起来[4]。缪尔不仅将原始自然的美丽展现在公众眼前，唤起了人们对自然奇景的热情，而且还成功地将读者对自然的想象式体验转化成了一场保护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运动，并呼吁对自然保护立法。实际上，他在19世纪90年代发表了两篇极其重要的文章，呼吁读者通过集体努力来感化政府保护约塞米蒂盆地。这两篇分别题为《约塞米蒂的宝藏》(Treasures of the Yosemite)和《建立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提议》(Features of the Proposed Yosemite National Park)的文章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功能。在无数信件、电报和请愿的压力下，华盛顿当局最终在1890年通过了建立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法案[4]。
关于缪尔和他的荒野保护运动，值得铭记的是他所用来鼓励自然保护的修辞论证技巧。他既没有在文末呼吁直接的行动，也没有鼓吹一种“爱国狂热”(patriotic excesses)，相反，他竭力强调一种“力量之源”(basis of strength)，运用大量的溢美之词描述自然奇观，从而激起读者的感同身受[4]。某种程度上讲，缪尔的技巧可以为现代的环保人士树立一个榜样：他并非简单地宣传，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文学话语来为自然代言，以此对抗当时的主流话语，呼吁人们行动起来。这种技巧通过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将自然“带回家”，促使人类重新思考在主流社会体系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畸形关系，从而有助于实现环境观念转型深处的社会变革。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建立标志着荒野保护运动的诞生，这一运动反对对于荒野地区的商业开发，而强调其存在的美学和精神价值。19世纪80年代末，其他类似的荒野保护运动也相继出现，其中劳拉•怀特(Laura White)和加州女性俱乐部(California Women's Club)也成功地发起了保护红杉树的运动。这些运动产生了诸如“约翰•缪尔山峦协会”(1892)(John Muir's Sierra Club)、“奥杜邦协会”(1905)(Audubon Society)、“拯救红树林联盟”(1918)(Save the Redwood League)、“国家公园保育协会”(1919)(National Parks and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等荒野保护组织[1](P49)。
(二)“赫奇赫奇山谷争议”、“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保育主义”之间的冲突
20世纪初，环境保护主义很快遭遇了新兴的生态保育主义运动的挑战。生态保育主义有时也被称作“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实用主义”(pragmatism)或“肤浅生态主义”(shallow ecology)等，强调广泛而明智地利用美国自然资源。生态保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为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林业部部长吉福•平肖(Gifford Pinchot)。平肖创立了当时的“保产政策”(sustained yield policy)——“在被砍伐的森林中进行再种植以保证未来的供应”[1](P49)。环境保育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是对自然资源进行巧妙谨慎的利用和管理，以免使其耗竭或带来永久性损害[3](P32)。
可以想象，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保育主义在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上存在微妙差异，双方就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中的赫奇赫奇山谷的争议使得矛盾集中爆发。生态保育者希望在赫奇赫奇山谷建一座水坝，为旧金山市提供水源供应；而环境保护主义者则坚持强调保留山谷的美丽风光及其美学价值。在持续了长达12年的斗争中，双方虽然都强调“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然而在其界定上却出现分歧——环境保护主义者强调其美学价值，而生态保育主义者坚持其实用价值[5]。这场斗争共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以约翰•缪尔为代表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支持保护山谷的自然风光，这与美国主流的民族主义思想一脉相承。以当时正在兴起的“进步主义”政治哲学为基础，由平肖带领的生态保育主义者们则通过提升山谷的实用价值、降低其美学价值来重新定义“公共利益”，支持大坝修建。双方斗争的结果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发起全民动员，包括写请愿信、公众参与听证会等；生态保育主义者则运用个人游说的方式，劝说华盛顿政客、加州地区工程师和官员支持他们竭力强调的“公共利益”。1909年起，对抗进入第二阶段，生态保育主义者的影响力激增，他们将实际的利益相关群体(旧金山居民)与环境保护主义者所代表的理想化的少数精英群体进行区分，继续争夺“公共利益”的含义。作为回应，环境保护主义者不得不参与到生态保育主义者所建构的这场对他们并不利的功利主义争论之中。最终，生态保育主义者因其翔实的论据和切实可行的方案而占据了上风，而环境保护主义者却被视为异端和过于理想化。1913年，“贝克法案”(Baker Bill)通过，建坝正式列入日程[5]。
环境保护主义者也许可以在他们的论证技巧上避免一些错误，但他们的失败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生态保育主义所强调的“进步主义”观念与当时普遍流行的社会心理不谋而合。环境保护主义者倡导自然的内在价值等同于反对当时美国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失败在所难免。从修辞学的视角来看，这次辩论也说明，一个关于环境议题的修辞论争(例如“公共利益”)不仅由议题被讨论的历史语境所塑造，而且还受到来自于主流社会的体制合法力量的影响[5]。
自赫奇赫奇山谷争议平息后，生态保育主义获得了广泛支持。平肖的生态保育主义，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强烈地影响了主要部门机构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然而，环境保护主义在这期间也并非一无所获，他们争取了如1916年制定的“国家公园法案”(National Parks Act)和1964年颁布的“荒野法案”(The Wilderness Act of 1964)等[1](P46)。环境保护主义与生态保育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渗透到当今美国环境政策的辩论中[6]。近年来，由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失效，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地球和人类生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显突出，沉寂了数十年的环境保护主义再度袭来[5]。
二、第二波思潮：美国主流环境运动
受“进步的”(progressive)生态保育主义影响，同时又继承了环境保护主义的遗产，主流环境主义于20世纪60年代诞生，并被视为美国环境运动的真正开端。后二战时代催生了新行动主义文化，与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同步行进的，是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剧[6](PP.2-3)。1962年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将“环境运动”(environmental movement)首次带入人们的视野[1](P265)。在书中，卡森用触目惊心的事实，将大规模农药喷洒的潜在健康危害暴露在公众眼前：
这些喷雾药、粉剂和气雾剂现在几乎已普遍地被农场、果园、森林和家庭所采用，这些未加选择的化学药品具有杀死每一种“好的”和“坏的”昆虫的力量，它们使得鸟儿的歌唱和鱼儿在河水里的欢跃静息下来，使树叶披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里——造成这一切的本来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消除少数杂草和昆虫。谁能相信在地球表面上施放有毒的烟幕弹，怎么可能不给所有生命带来危害呢？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7](PP.7-8)
在这些形象生动的文字背后，卡森试图追问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偷走了美国曾经和谐的小镇春天的“盗贼”？她的著作让人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工业活动和商业实践对我们周遭的环境、人类健康和自然界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这本书不仅大受欢迎，且极具影响力。它掷地有声的言辞还引起了针对农药喷洒危害的国会听证会和科研活动[1](P228)。
主流环境主义通常聚焦于商业和制造业活动对人类健康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许多城市的空气污染和加州沿岸的石油泄漏等环境问题日益暴露在大众面前，这引起了来自媒体、学生、公共卫生人员及新环保行动者的公开呼吁。20世纪70年代的运动立足于受工业污染危害的人类健康、水和空气质量，赢得了诸如《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NEPA，1970，1，1)、《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和《清洁水法案》(Clean Water Act)等多个保护水、空气以及规范有毒化学物生产和处置的法案的通过。1970年末，尼克松总统设立了环保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来负责环境法案的落实和监督[1](PP.92-95)。自1969年第一个地球日起，众多环保团体相继建立起来，包括环境防护基金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1967)、环境行动(Environmental Action)(1970)、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1970)等等。虽然延续了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的社会变革使命，但第二波环境主义思潮后来逐渐脱离了其公共参与的传统，热衷于游说、诉讼、技术评估和环境立法[2](P29)。主流环境主义将工作重点转向联邦政府和机构层面，下一波环境主义思潮——环境正义运动(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正在新的话语维度上迅速崛起。
三、第三波思潮：环境正义运动
从保护荒野和自然景观的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主流环境运动开始关注人类健康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早期的美国环境主义更倾向于关注生态领域，对社会领域关注较少。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主流环境运动忽视了有色人种和低收入人群，即忽视了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议题[2](P60)。包括“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和“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在内的被称为“环保十重组”①(group of ten)的美国主要环境组织经常会因为他们对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有色人种群体的无视和矛盾态度而受到批判[1](P269)。佩苏略(Phaedra C. Pezzullo)和桑德勒(Ronald Sandler)观察到，“环保十重组”的所有领导人都是白人并且多数为男性[8]。这就意味着主流环保运动聚焦于白人，因而往往忽视了有色人种、低收入人群、土著人和女性等边缘群体。
20世纪70年代末，来自饱受工业污染之苦的社区住民开始自己赋予“环境”以新的定义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他们认为“环境”除了指荒野，还应该包括人们居住、工作、学习和娱乐的地方。来自这些群体的活动家们针对“自然是人类居住以外的地方”[1](P264)的观点发起了新的抗争。
科尔(Cole)和福斯特(Foster)追溯了早期的环境正义运动，他们认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民权运动②是最重要的源头，而70年代因拉夫运河事件③(Love Canal accident)而兴起的“反毒害运动”(anti-toxics movement)[2](P22)“真正成为全美对化学文化意识的隐喻”[1](P265)。许多学者同样参与到环境正义运动的浪潮中。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罗伯特•布拉德(Robert Bullard)和班扬•布莱恩特(Bunyan Bryant)为首的几位研究者发现，有色人种和低收入群体承担了更多环境危害的后果，从而协助地方社群进行诉讼和辩护。同时，被认为是环境种族主义的头号受害者的美国原住民开始抗争，工人运动、农场工人运动、职业健康安全运动等在全社会范围内普遍兴起。这些运动的先行者们致力于在新兴的环境正义运动中建立联盟、发起诉讼、倡导行动、鼓励民众的直接政治参与。
(一)沃伦县事件
1982年的沃伦县抗议揭开了环境正义运动的序幕[1](P54)。1982年，北卡罗来纳州沃伦县的一个主要的非裔美国人社区开始抗议州政府打算将多氯联苯(PCB)有毒废料掩埋场建在他们的乡村社区的计划。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当地居民和民权组织发起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环境抗争，他们卧倒在道路中间，用身体阻拦满载PCB污染物的6000辆卡车。结果500名抗议者被逮捕。虽然沃伦县事件经常被视为环境正义运动的起源，但沃伦抗议者并没有一次性成功，而是运用了各种修辞策略进行博弈，并经历了长达10年的持续抗争而迫使北卡罗来纳州政府最终妥协低头[9]。
自沃伦县事故后，环境正义运动以其真正的草根性特点于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积极突破，尤其是在社区和市民群体那里获得了普遍认同。1983年，非裔美国民权领袖本杰明•查韦斯首次提出“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 Racism)[1](P268)，这一概念指出有色人种和低收入群体通常会过多地承担环境污染的不良后果，来自有害废物填埋池和污染工厂的污染往往使他们遭受更多的健康问题[1]。布莱恩特和保罗•莫海发表了一系列量化研究证实了环境种族主义现象的存在，他们还共同发起首届全国环境学术会议，以探究种族、阶级和环境危害之间的联系。美国环保局也在1992年创立了“环境正义办公室”(environmental justice office)，开始主办科研教育活动，资助社区项目，并为倡议者、学者和政府官员提供经济资助。另一个标志着环境正义运动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里程碑式事件是“1991年峰会”——首届“国家有色人种环境领导人峰会”(First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这次会议将民权、反毒害、学术、劳工、土著等一贯分离的议题联系在了一起，由300余名代表和400名观察员在华盛顿特区组成联盟，最终通过了“环境正义17条原则”(Seventeen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2](P32)。随后，如“土著环境网”(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Network)等环境正义网络也相继开通[2](P134)。环境正义运动最终获得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它将人们居住、生活、娱乐和学习的环境的安全和质量与社会和经济公平联系在一起”，它宣扬“所有人都应具有免于毒物和其他危害的基本权利”，因而拓展了民主的涵义[1](P49)。
环境正义运动的价值不仅在于科学地揭露了弱势群体在环境危机中的“弱势”角色，更重要的是成功挑战了既定的政府决策形式，即通过为弱势边缘群体争取更多决策机会而推动民主制决策过程。换言之，环境正义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促使改善了政治参与的局面和形式，弱势群体得以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参与公共决策。正如科尔与福斯特所评价的，环境正义运动的革命性意义在于重新发明、重新定义和重新建构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和文化实践；环境正义运动促进形成了全新的草根性政治组织，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包括政府结构在内的现行社会机构和结构[2](P14)。
(二)对环境正义运动的批判
与早期将自然视作“审美客体”的环境运动相比，环境正义运动的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或许也因此而面临大量来自现实世界的对抗力量。在现今美国的资本主义秩序中，经济利益经常胜过人类正义，同时种族问题又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历史问题。此外，自环境正义主义重新将环境定义为人类社群和自然空间起，传统环境主义者和环境正义运动者便形成了无形的冲突[1]。毕竟，环境正义运动首要关注的是人，而非自然界。
德卢卡(Deluca)认为，环境正义运动将环境主义的中心意义从荒野转向了人类居住环境，一定意义上淡化甚至去除了“荒野保护”这层含义。他提醒人们“总将人类摆在首位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环境危机的重要原因……民主并不是环境正义的首要条件……全球性社会正义和人权也不是环保的首要条件”[10]。他认为荒野要和人类联系起来，甚至有时要列于人类之上。用朱丽叶•巴特弗莱(Julie Butterfly)“树坐”(tree hugging)的例子来讲，她既拥抱着树，也拥抱着人，因为她想向人们展示：一方面，不保护荒野，人类将失去家园；另一方面，荒野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德卢卡还用“野生救助”(Wild Aid)——一个坚持将保护野生动物放在人类需求之上的环保组织——的例子讲解了另一个新模型：“不要坚持人类第一，而应该抱着‘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态度坚持自然第一。”[10]。
当德卢卡强烈主张荒野保护的价值时，他的“自然第一”的建议或许很难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从环境意识形态的角度讲，他提到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两者互相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10]。德卢卡坚持认为，一个民主的西方社会结构对于环境保护并非必要条件，但为什么不能将这些看似相互冲突的元素视为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系统来讨论。难道不是自然创造了人类，而人类也是自然环境中的关键角色吗？相比坚持让人类为自然去承受痛苦，我们为何不能倡导人类采取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方式？正如许多古代文明所展现的那样，自然应该是人类的母亲和家园，而失去这些，人类便无法生存。因此，争论的焦点应该是：我们该如何改造我们的世界，让她回归人性和自然，回到互相依赖、良性循环的本来状态？
四、过渡期话语：环境可持续性
环境可持续性(或可持续发展)通常不被视为一种环境运动，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的环境话语和范式。在1992年联合国召开的里约峰会(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和2002年约翰内斯堡“世纪可持续发展峰会”(the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之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发展政策开始被全世界广泛接受。可以说，与其他环境概念相比，它是唯一一个享有广泛的公众接受度和合法性的环保概念[11]。这是什么原因呢？当“可持续发展”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1987年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报告中时，它被定义为“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2](P43)。这样一个倡导经济发展和环境政策可以互相协调共同发展的新观点被广泛接受。可持续发展主张将人类利益和生物圈结合为一种“生态整合”(ecological integrity)[13]，从而既突破了过去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又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主张牺牲人类需求来拯救环境)与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只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前提下重视环境)的争论。彼得森(Peterson)等学者认为可持续发展为传统环境运动和环境正义运动提供了一个对话框架和结合思路，使得二者的“运动融合”[14](movement fusion)成为可能。
然而，自环境可持续性这一概念诞生不久，多方批评也接踵而来。例如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关于环境可持续性语言，彼得森发现其中关于这一概念的27个原则和两大主题(“平等”与“合作”)会给其带来很多歧义，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比较模糊。许多商业集团开始对“可持续性发展”的概念意义进行争夺，其目的是服务于高端商品的营销需求。虽然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常会被各种群体所挪用，但它的最初目的是通过哲学道德观对现代主义进行重建。可持续性发展推动了环境、商业和科学之间的跨学科对话；让我们意识到科学与商业既是引起环境问题的原因之一，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之一；这也帮助主流环境主义和环境正义主义愈发融入到当今主流文化与社会中。没有秉承环境可持续性理念的发展，诸如“绿色职业”(green jobs)、“绿色投资”(green investment)、“绿色建筑”(green buildings)、“绿色科技”(green technologies)和“绿色行动者”(green activists)等等为我们带来新希望的事物也不会出现，而最重要的是，环境可持续性发展也成为了将美国环境主义推向全球和数字化领域的核心因素，并直接催生了第四波环境思潮。
五、第四波思潮：全球绿色文化和变革性环境主义
在科比特(Corbett)看来，美国主流的环境意识形态由人类中心主义所主导，而有关环境的社会范式、法律和规制也以此为基础，因而美国环境运动只获得了部分成功：它虽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发展平稳且并未取得重要胜利，其传播具有官僚性、专业性、法律性和妥协性。她认为美国的环境运动需要一个全球化的新视野，并且采纳一批新的“发声者”(articulators)[3](P310)来传播人与自然的广泛联系，以此激活人们的环境行动。因此，有必要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环境实践，实现美国与其他国家在环境传播实践中的积极对话。接下来我们将提供一个全球视野框架，探究环境运动最新的一波思潮——全球绿色文化(global green culture)的兴起。
当环境运动扩展到全球时，我们可以把这个复杂的竞技场想象成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全球绿色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全球化和新媒体科技在促进国际贸易的同时，也增加了废弃物、污染和疾病在全球传播的机会。由于经济地位不平衡，许多欠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环境废弃物的倾销地[15]。在全球化和新媒体科技的推动下，世界跨国企业成为了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同时也成为地球最大的污染源之一。通过调查遍及四大洲九个国家的20个跨国公司的“漂绿”(green washing) 言辞，格里尔和布鲁诺(Jed Greer & Kenny Bruno)证实了跨国公司是如何通过修辞让自己化身为环境和穷人的“救世主”的，而事实上，它们“是肮脏，危险和不可持续的科技的主要制造者和不法商贩”[16](P12)。更糟糕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公关策略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控制了联合国系统的环保决策。在1992年的联合国地球峰会以及随后的联合国会议和国际贸易谈判中，跨国公司通过他们自己对环境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而操纵了会议议程[16](P12)。从另一个角度讲，伴随这群“漂绿者”一起壮大的还有来自地区、国家和国际的环境非政府组织(ENGO)，他们正通过跨国合作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对这些跨国公司的“漂绿”活动进行抵抗，从而推动国际环境主义和可持续性概念的良性推进。考德威尔(Caldwell)认为，人类开发掠夺全球自然资源的经验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因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发展国际联盟来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15]。因而可以说全球环境主义的形成是对国际事务的及时回应。而1992年和2002年的联合国会议虽已结束很久，但其遗产还在呼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来协调彼此的利益。可见全球环境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某种程度上正在酝酿着可持续性发展作为全球新秩序的合法性。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诸如环境正义等环境运动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演绎途径。当今，地方居民发现自己的敌人不仅局限于当地范围内，而其背后通常有全球化和新传播技术支持下的国际公司及其大型项目。例如尼日利亚奥格尼(Ogoni)人民极力反对壳牌石油及其雄心勃勃的大型项目[17]就是一个例子。幸运的是，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借助跨国环境网络，许多地方居民可以向这些国际“黑暗势力”进行反击。奥格尼人在“绿色和平”(Green Peace)及其他美国正义联盟运动者的帮助下成功阻止了壳牌石油。环境正义构架的全球化不仅帮助第三世界饱经环境灾害的居民追踪并声讨跨国企业的生态破坏行径，同时也积极酝酿着主流环境运动和环境正义运动合作的可能性。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就致力于联合贫穷国家来保护区域生态的完整性和多样性。
在第四波全球环境运动思潮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特定的环境主义定义，而一个新的环境主义范式仍在持续成长，有待转变当前多元的环境话语。这种全球环境主义不仅强调“保护全球生态系统与地球种群免于全球化的伤害”[1](P51)，同时强调继续拓展已有的修辞传统和社会实践，并且将危机学科的使命摆在中心地位。今天，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和生态系统，考克斯提出了新的议题——将环境传播领域视为有明确伦理责任和目标感的危机学科。考克斯的观点得到施瓦策(Schwarze)、卡尔鲍(Carbaugh)、希斯(Heath)等几个同仁的有力支持。卡尔鲍认为环境传播应该回归到一门由伦理和价值驱动的学科[18]。当我们继续推动环境传播全球化的时候，应该坚持这一信念。
[收稿日期]2015-02-16
注释：
①1990年1月和3月，两封分别来自“墨西哥湾居民领导发展组织”(Gulf Coast Tenant Leadership Development)和“西南组织计划”(Southwest Organizing Project)的信件寄往美国十个主要的环境组织，批评他们忽视美国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有色人种，并要求他们严肃对待环境种族歧视问题和决策过程中的非民主性。“环保十重组”由此得名。
②马丁•路德•金于1968年参与的非裔美国环卫工人大罢工，被视为最早关注环境安全的民权运动。
③纽约市住在有毒废料堆附近的居民最终被疏散。
【参考文献】
[1]Cox 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M].Sage Publications, 2006.
[2]Cole L W, Foster S R. From the ground up: Environmental racism and the rise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M].NYU Press, 2001.
[3]Corbett J B. Communicating nature: How we create and understand environmental messages[M].Island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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