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几度厕身斯坦福那35平方公里的广袤校园，感受异域的阳光与学术尊严，遥望家国，回首往事，都不难想起某些助我成长与旅行的前辈，其中就离不开杭州大学老校长沈善洪教授（1931—2013）的身影。沈公谢世已逾两秋，有的师友建议我为他写点什么，几回动笔，却总是停停打打，不得要领。即将重返斯坦福，姑且翻出旧题，奋力再试。
一、当代奇观
60多年前，神州大地以“教育革命”的名义大革教育命，纷纷拆散与肢解老牌高等学府，鲜血淋漓，各校师生或怀革命的激情乐此不疲，或在原罪感的催发中逆来顺受，素有“东方剑桥”之誉的浙江大学就被拆成四校，其中浙大的师范、文、理学院从母体中含泪分离，还与别的学校搭伙生烟，自立门户，名曰浙江师范学院，稍后改称杭州大学。近半个世纪之后，“教育革命”的口号换成“教育改革”，改拆为并，并校之风就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语中疯狂肆虐，重起销烟，卓然自立的杭州四校同唱“求是”之歌，于1998年回归一体，杭州大学不复存在，天目山路34号的营业招牌换成“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拆也罢，并也罢，都是权力意志的红头文件说了算，不是本校师生说了算，个中恩怨，至今未了。其差别仅仅在于，杭城四校原本就是一锅开饭，较之近邻杭州师范学院那种人民公社化的合并，或远处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校的拉郎配与抢婚式，不可同日而语。
旁人不解的是，省级院校杭州大学并入教育部的重点院校浙大之后，地方粮票换成全国通货，多数杭大师生并不想占这个便宜，也不卖什么乖，并没有跟着北方歌手去唱什么“今儿真高兴”。这也难怪，杭州大学的师生经过46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1986-1996年的黄金十年，已把杭大打造出西子湖畔的老字号，教育部强加的那顶地方院校帽子亦不曾压倒它的自信与自立。在与浙大合并之前，姑且不说文、史、哲与教育学等文科强项，即便是理科中的二级学科如有机化学，一级学科如数学、心理学与生物学，天目山路34号的实力与声望还明显高于理工见长的玉泉浙大，直逼某些部属重点综合性大学。而1986-1996年的黄金十年，正是中国哲学史专家沈善洪教授擎旗杭大的十年。
一般来说，任命制之下的各类首脑权力很大，前呼后拥，一旦退休，那就人走茶凉，判若两人。党政机关是如此，高等学府也大致如此，原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先生的离岗息影却乃异数。至少有两道风景可以编入杭州年鉴与浙大校史：一是杭城四校闹并时，沈公已退职两年，杭大师生的反并之声，竟然引发出对沈公治校业绩的追忆热潮；二是前年5月22日沈公遽归道山，杭城为之震动，万千杭大师友对老校长的哀思，迅疾催发对并没已达15年的杭大之恋，乃至对合并绩效的审视与中国校长角色的追问，由西湖蔓延之江，波及京沪。人已逝，茶未凉。此类人文奇观，恐怕也值得大江南北光鲜在位的校长、书记们思考片刻：一样的月光，一样的体制，沈善洪的校长之任为何就能做得如此让人刻骨铭心，即便是在他退岗多年之后，还能渔歌潮起？
二、同道品评
我对杭大与沈校长的了解，最先来自校科研处副处长（稍后改称文科处处长）郑云山教授的白描。郑君乃史学巨擘陈旭麓先生的大弟子，也是把我推荐给沈公的引路人，比我年长20岁，浙江萧山人，他在1973年拜别陈先生，离沪返杭，仅比沈校长年小6岁，然对此公端肃有加，有仪如师，背后惟称“沈校长”，对其他校领导则直呼名讳。我曾为之不解，郑君毕竟在陈先生身边伺奉多年，穿梭于京沪宁杭，阅人无数，大可不必如此。当然，我也毫不怀疑他的质朴与正派，他还深藏傲骨，能让他如此敬重者其实寥寥。
我与郑君同住宝善桥的宿舍区，茶余饭后时常会面，漫步运河之滨，听他叙往事，评人物，谈得最多的除了陈先生，就是沈公。他说：沈校长既是一位有学问、有思想的学者，也是一个懂教育、有胆识的校长。他有历史学与哲学两个学科的底子，思维敏捷，看问题就比旁人深刻，文革时期就曾为此付出代价，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斗，在王阳明与黄宗羲思想、中国伦理思想史等领域居于国内领先地位；他做校长是以削弱自己的研究为代价，既不谋私，也不为上，为了杭大的发展，他既能当面批评某个教师或系主任，也可以顶撞某个省委领导，宁愿辞职不干，也要尽力把杭大的事情办起来，唯唯诺诺就不是他的校长风格；他以学术立校，倡导学术研究，鼓励发表论著，切实呵护青年教师的成长，还大胆提拔一批品学兼优的青年教师，改良管理队伍。郑君的切身体会是，正是沈公主政的十年，杭大才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以前，既不重视也不懂得什么叫学术研究的教师比比皆是，后来却不一样，只靠耍嘴皮混日子的教师也会有危机感。
郑云山先生不愧是治学严谨的史家，他的叙述没有什么泛泛而谈的价值评判，几乎都是事实描述，都是干货。他还不止一次提到，沈校长深知学科建设与提升师资水准、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学校的学术竞争力与知名度的重要性，为全校的学科建设与硕士点、博士点的规划反复思考，呕心沥血，却不曾为自己的学科谋求博士点。配置研究经费与师资时，他不但没给自己所在的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史方向开一点方便之门，反而有意回避或冷处理。哲学系的同事对他很有意见，他的回答是：“我做校长的如果对自己的专业搞特殊化，我能说服谁？学校将怎样办下去呢？”他没有子女，就把弟子当子女，但在不遗余力地提拔青年教师时，就把入室弟子排除在外。
每当听到这些养耳的故事，我都能感受天地之间人与人的差别之大，杭大何其幸也。不知有多少研究阳明心学的读书人都能如此知行合一，但我知道，像沈公这样连自家专业都不罩着一点的一校之长，在全国恐怕还找不出几个来，除非他或她没有专业。当今之世，能不刻意谋私的校长已经很不错了，装聋作哑或顺水推舟者比比皆是，然以良知践行，律己之苛敢追龙场者，举国难寻矣。看来，校长这个位置真有些难为沈公和他的哲学同事了，他在用笨拙的方式诠释孔子的格言：“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倘若仰望傍晚的天空，可知每颗星的亮度原来也是参差不齐，有的暗淡得可以忽略不计，有的明亮得神采飞扬。当月亮躲起来时，后者就在勉为其难地照射行人的前方。
郑君对沈校长的礼赞并非独此一家，旅德归来的楼下邻居严建强对沈公的推崇如出一辙，毕业之后留在校办的本科弟子陈健、劳俊华等也是异口同声，历史系的徐规、毛昭淅、金普森、仓修良、黄时鉴、孙达人等前辈对校长的印象也大致如此。我还发现，在渊源有自的历史系，无论是沈公的同辈与晚辈，还是比他年长者，都像郑云山教授一样，当面与背后咸称“沈校长”，很少有人在背后直呼其名。不用说，就凭这一点，也能让我管住顽童心态，在沈公面前入乡随俗，先敬三分。
前年沈公病逝时，我在第一时间收到好几个讣告。时当全国博士论文答辩之高峰，也是我即将赴美的行前准备之际，我无法分身赶回再见仪容，遥望钱塘，辄藉手机短信，向沈公弟子、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何俊教授发出十六字挽辞，聊寄哀思：
天目云吞，口碑犹在；
平湖月坠，柳浪何闻？
上联属于实描，下联以景拟人。孤山南侧的“平湖秋月”与对岸的“柳浪闻莺”，既是西子湖畔的两扇胜景，也是我昔日授课之余，骑着凤凰28留步观天之处，而“平湖”一词，寓意双关，既指湖面，亦对家籍嘉兴平湖的沈公以郡望称之，旨在彰显我的第二故乡武林的巨星坠失之殇。据说，拙辞被挂在吊唁大厅的醒目位置，颇受文史前辈之谬赞，也许是高明诸君一眼就看出了此联的实在与真诚，并无煽情。永诀一个能把省属综合性高校办成全国同类之最的人【注释：在教育部遴选的“211”高校中，杭大名列省属高校之首。曾听郑云山教授等说，西北大学的校长们在争取“211”时说，在省级综合性院校中，除了杭州大学，他们应该位居第二】，杭大的遗老遗少们能不为之痛悼180秒吗？
杭州的师友估计我很熟悉沈校长，彼此交往一定密切，还期待我再为老校长写出专悼之章。我自量与沈公之间就是简单的清水之交，连买条烟、送束花的举动都没有过，小气得很，回首旅杭凡十载，面谈之缘不过区区三四次，通信阙如，应该不算交往密切。不过，正是因为我也时常受益于沈公视青年教师若钱塘朝阳的主校意志，彼此之间并不陌生，倒是事实。
三、往事如昨
1993年11月康有为梁启超国际研讨会，与李时岳先生合影
22年前，杭州大学正在申报近代史学科的博士点，承蒙郑云山教授力荐，我被作为“梯队人才”，引入“天堂”。如果按照今日高校先看学历的招聘标准，绝无调入之可能，遑论举家迁杭，因为我的学历浅，学位低，只有湖南师范学院历史学的本科与学士身份，即便是在当时，我的调入也不是毫无争议，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毕竟已有十余年了。
在校方讨论我的引进资格时，据说也有人对我的低学历提出异议，沈校长只说了两句话：“郭世佑在本科时代就发表过近代史的专业论文，他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与英文版的作者，这在杭大的文科教师中还没几个；再说，湖南师范学院的文科在湖南是最好的。”经此一说，其他校领导不再插话。当时，沪、穗等地的史学前辈也在动员我调出湖南，但杭大的动作最快。
挤进“天堂”之后，过了好几个月，还有历史系的老、小同事像盘问一样找我打听：你跟沈校长是什么关系？跟薛艳庄、郑造桓有什么关系？你在省里有什么人？问起这些来，他们都特别耐心，我也尽力配合。这也难怪，英雄可以不问来路，学府却认出身，讲师门，咱们中国就摆关系，只信“我爸是李刚”那一套。由此亦可见当时调入杭大与杭州之难。
虽然在上海前辈丁日初先生看来，杭州只有一个西湖，但诚如广州前辈李时岳先生所言，杭州毕竟也是省会城市，而且人文荟萃，我对沈校长心存知遇之恩，只因我不太喜欢主动打扰领导，他忙他的校长公务，我看我的资料，授我的课。好在关注青年教师就是他的职业喜好，可能仅次于嗜烟，这就决定了一校之长与插队后学之间并不疏远。前不久，曾见某系的老主任撰文坦言，沈校长比系主任更了解某些青年教师的潜质与动向，此话一点也不假。种种迹象表明，沈校长对我的关注就多于系领导的关注。
当时，沈公正在杭大创建人文学院，他想打破单科培养模式，把文史哲打通，招综合班，还让学士与硕士衔接，用今天的话说，就叫“本硕连读”，从招生到培养，并不同于平时的专业设置，近乎哈佛、哥大的通识教育模式，他发动校内相对优长的师资同台授课，培养“通才”，能出一个算一个。我有幸也在动员之列，主讲近代史。
“本硕连读”在今天已很流行，连“硕博连读”都来了，我不知道这与沈校长当年的奔走与尝试有无直接关系，但我知道，当年的沈校长就干得很辛苦，教育部管得太多，体制的瓶颈无法解决杭大综合班的硕士学位，连招3年之后就被迫停止，沈公的“通才”之梦功败垂成，近乎容闳当年率领4批幼童渡海深造却半途而废的结局。不过，还得感谢沈校长创办的那三个年级的综合班，让我受益良多。不说别的，在我有限的教职生涯里，它的教学质量与整体素质堪称最优，师生之间的情感认同亦最盛。
德国哲学家F.W.尼采说:“所有高尚教育的课程表里都不能没有各种形式的跳舞：用脚跳舞，用思想跳舞，用言语跳舞，不用说，还需用笔跳舞。”尼采所说的课堂跳舞的奥秘，恐怕不是我国多数校长、书记与教职者所能明白的，但我坚信杭州大学的校长沈善洪很懂，虽然他一路摸到黑也不过一个厅局级的校长，无论怎么卖力，也混不到“副部级”，但他怀抱教育家的素养与品位，习习生风。我至今还记得，他在一个报告中说过一句恐怕只有教育家才能说出的原创之语：“教师教学生，如果只教知识，不教方法，顶多能给学生一本词典，或者一本《辞海》，但没有发明和创造，那怎么行呢？”
就在那时，沈公看到了杭大的竞争需求，制订“青年教师博士化”的在职培养计划，雷厉风行，我就守不住自己的低学历，通过外语与专业的正规考试，成为这个计划的受益者。我一边指导硕士生，一边以本科学历攻读本校博士学位，两年半之后提前申请毕业，沈公还挤出时间，出任我的答辩委员。最近回到浙大弄斧时，有位师友还记得当年的一个答辩细节：另一位校内答辩委员在评论中，对我的批评特别严肃，还把拙稿的某个优点说成了缺点，云：“你的文章提到梁启超给老师康有为的一封信，你说《梁启超年谱长编》把其中的一段话删掉了，人家删掉它肯定是有原因的，你为什么要指出来？”当时，现场的气氛有点紧张，沈公却问他：“为什么不能指出来？”这位委员就碍于沈校长的权威，迅速转向【注释：包括被《梁启超年谱长编》删掉的那五百字在内，博士论文中的两万字发表在《历史研究》（北京）1998年第5期，另一部分刊在《历史研究》（北京）2002年第2期】。
博士答辩之后，杭大不愿转出档案与户口，我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后研究的计划搁浅，改为补报本校的教授职称。按照学校的规定，40岁以下的教师申请教授职称，可以不占名额，但需要经过答辩程序。没想到，我的答辩程序既简单，又轻松。先是沈校长开场发问：“你的专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新在哪里？”此言貌似尖锐，单刀直入，符合沈公的语言风格，实则给我一个面向全校学术精英的自我表达之机，其呵护青年教师的战略之高与策略之圆，我就不难心领神会。第二位评委挺年轻，问：“在表格中，《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文章与中文版的文章是不是同一篇”，他无异于提醒在场评委，我的有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的中文版与英文版同时采用，不太容易；第三位是头发花白的前辈，说：“认真看了郭先生的材料，听了你的答辩，我感觉到你的研究很深，请问你下一步有何打算？”他以嘉勉后学取代提问。事后才有人告诉我，第二位提问者是主攻比较教育学的副校长徐辉教授，第三位乃工于西方哲学史的哲学系主任陈村富教授。答辩之后的投票结果，是27名评委全票通过，校园竟以佳话传之。教务长说：在杭大的校史上，全票通过职称评定者很少，毕竟文理各科的衡量标准不同，评委又多，彼此要达成共识，不太容易，外来的年轻教师更难，所以，特别值得祝贺。他们越是这样说，我就越能明白，这个全票通过的荣誉首先离不开沈校长的厚爱，我没有任何自傲的理由。
1998年是新浙大的重组之年，郑云山教授以董建华文史哲基金会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建议我提交一册拙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申报成果奖励。成果评审以杭州大学的名义召集，授奖仪式辄在新浙大的旗帜之下开场，沈善洪先生的主任委员之身份不变。拙著由沈公提议，被评为一等奖，奖金多达一万元人民币，比浙江省人民政府给的一等学术奖金还多近一倍。那时候，浙大的教授分等设岗之方案还没开始，工资待遇甚低，对我这个支撑三代五口之家者而言，那个万元奖金倒是很值钱，很管用。授奖仪式开始之前，郑君找我说：“以往的授奖仪式可以不安排获奖代表发言，这次沈校长点名了，要你说几句，他说你的课讲得很好，还挺潇洒，连讲稿都不要，除了文字表达的能力很强，口头表达也很强。沈校长还说，自从把你引进杭大，除了去年的职称答辩，你还没有在别的公开场合露过面，很多人还不熟悉你。”我感到有点压力，说：“沈校长过奖了，那该讲些什么呢？”郑君曰：“沈校长要你说点获奖感想，再谈一下个人打算就行了。”我就遵循校长的建议，坦诚告白8分钟，还被录音和整理，刊于《演讲与口才》1999年第10期。就在那个举世瞩目的杭州四校合并之季节，新浙大的教务处在20位左右的院士与900多名教授中遴选12位，组成新浙大五个校区（西溪、玉泉、华家池、湖滨、之江）的校园巡回演讲团，我被同事提名，名列其中，据说也与沈校长的首肯有关。
四、嶙嶙风骨
一个好的教师可以影响一批学生，一个好的校长却能影响一批好的教师与校风，一个好的教育体制则不仅可以影响一代又一代学生，还能持续地规范一批又一批好的教师和校长，尤为根本。至于好的教育体制从何而来，恐怕既不能靠等待和施舍，也难指望人云亦云与见风使舵，而是需要一大批像沈善洪先生那样的校长与教育家怀抱振兴家国的使命感，站着思考，大胆尝试，持续呼吁和突破，少说废话。
近20年来，不知什么原因，不少高校的校长、书记都以奢谈大学精神为时髦，还打校训牌，说得头头是道，行动起来却很粗糙，不是装傻，就是冷漠，或者只说“没办法”，大搞悲情演出，只把校训当道具，却很少能像沈善洪那样，躬身实践本校的“求是”校训，一步一个脚印地打造淳朴向学的校风，托起学术的尊严。
大概因为历史学的务实与哲学的睿智之和具有某种天然的视角优势，沈公熟谙苏联模式对中国高校与意识形态的浸淫之害，从主校开始，他就把引领浙江社会科学院的战略带进杭大，将避左与防左作为扬旗树风的重要任务，排除干扰，倡导学术立校与学术自由，这在全国高校中，即便是在人才相对集中的部属重点院校，恐怕也难多见。他除了尽力保护在学潮中受到冲击的青年教师与学生，还克服地方院校的资金困难，尽量选派略有实力的青年教师出洋深造，推进国际学术交流，走在全国高校之前列。
由于我国实行党、政两套班子平行管理的制度，杭大与其他高校一样，在系总支书记与系主任之间，究竟谁是一把手，难免发生分歧，或者暗中摩擦。沈校长所在的哲学系就曾发生这样的权力争执，还闹到学校，沈公却毫不含糊地回答：系是教学与研究的基层单位，系主任当负首要责任。
近年来，举足轻重的名牌学府北大等校也在曝出学生告密的信息，学生的诉求同师德堕落与否和校园党政权力的贪腐与否无关，却只求维护教科书的权威性，拒绝不同的学术之声，匪夷所思。此类告密之风其实由来已久，却难见像沈善洪那样的校长严辞抵挡，遏制此类残害和污染学府的不良之风。
当年，杭大的个别学子对我试图打破教科书体系与革命史观的课堂讲授不太适应，尤其是很难接受我说的“我对爱国主义教育不太感兴趣”那一句，他们既不管列宁与叔本华、萧伯纳、罗素、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等人之间对爱国主义的抨击有何实质性的不同，也不管我的另一句“爱国不爱国，不是真问题，如何改造中国，才是问题”，也是层层告状，最终告到校长那里。沈公答曰：“郭世佑是我引进的，我了解他，他的治学严谨，不会随便说。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后来在我即将离杭时，两位前辈师长提起沈校长对我的信任与呵护，才让我知道的这个校园片段，也是我最近相继在浙大、华中科大、北师大与武大等校的讲座开头时，鼓励听众告密之实言。环视万里神州，如果多数校长能像沈善洪那样，以学术为本，尊重教师，此类告密行为恐怕就很难登堂入室，为数更多的就是把校长的乌纱帽看得比校训与大学的使命还重要，怕这怕那。我也常怀杞人之忧，如果举国上下只讲利益，不讲是非，何来学府、学术与师道的尊严？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还能滑向何处？
就在拙著获奖不久，沈公托郑云山教授传话，约我到他的杭大新村寓所面谈，这是我俩之间唯一的单独面谈，我才知道，他和郑君一样，都认真审读过那本多达42万字的冗长拙著，对每一章的内容都很熟悉，令我感动。对话就从拙著的撰述开始，从近代到现代，他要我继续写下去，写出一本完整的近代史来；从历史到现实，他要我别管来自北京的学术杂音，还说，个别所谓学术机构就像在搞特务活动，专门捣乱，别理他们。这位老校长其实就是政治理论课教师出身，竟以智者的清醒与果敢，卓见纷呈，时常抖出势不可挡的钱塘气象，其思想解放之程度，多少让我吃惊。
毋庸讳言，在我们国家，从意识形态领域到高等学府与党政机关，宁左勿右，以左谋生的专业户至今不减，这也是当时我俩讨论到的最后一个问题，后生听他通报内幕，分析根源，洋洋洒洒，入木三分。此时此刻，他能让我想起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慕尼黑演讲所言：“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名正直的教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教会他的学生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我是指相当于他们的党派而言不舒服的事实。”我曾几次起身，表示告退，以免影响长者的工作与休息，他却总是说“不急，不急”，让会谈持续达3个小时。
5年之后，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偏偏选择了沈校长说的那个“学术杂音”之渊薮，举家北移。某日，即将离杭时，我在校园里碰上他，他已听说我要调走，曰：“到北京去也行，他们占有的学术资源太多了。到了以后，要保持联系，你把邮件寄给韩国研究所就行。”
五、瑕不掩瑜
近年来，随着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蠕动，盛夏的高校毕业典礼与初秋的迎新舞台竞相披上节日的盛装，除了个别确有才情与境界的校长，准能摊出一批晒秘书文稿、练自家口才的校长秀，有的好像就为这两个典礼致辞而存在，道具与流光多了，就难免自贬身价，影响斯文。有时我也担心，彼等出场过多，好学多思的年轻学子们恐怕容易把他们同底气十足的民国校长蔡元培、罗家伦、蒋梦麟、竺可桢拿出来比一比，只会彰显“与时俱进”的尴尬，下次再让学子们慷慨鼓掌就难了。倘若舍远求近，把现在的校长群与共坐体制之舟的沈善洪稍加对照，那也没趣，既有思想、又不跟风、还没废话、更懂幽默的沈善洪竟然也像蔡元培、罗家伦等民国乡贤一样，做的很多，说的很少，他就不好典礼致辞这一口，个中差距亦难以道里计。
包括我所熟知的郑云山教授在内，凡是在沈善洪校长身边工作过的杭大人，都不难感受其出乎其类的品行与主校能力，旁人还没有多少可以挑剔的。不过，沈校长毕竟也是人，而不是神，人无完人。如果只顾称赞他的伟业与功绩，未免过于单调和油腻，还容易影响称赞本身的可信度，我还得设法说点别的。再说，如果只来歌德，我们也别想蒙过泉下有知的沈校长，他已经有空审视各种关于他的言说了。即便在世时，他虽近视，还整天埋头为校政操心，却目光如注，他对谁在读书思考，谁是混混，还有谁是“伪君子”，谁是“真小人”，心里都有一本账，“伪君子”与“真小人”这一对词组就出自他的原创，还不影响他以校长的名义，驱使真、伪两兄弟，奔跑在同一辆战车之前，显然，他还很懂御术。
曾听师友说，如果当年在沈公的身边多一些装糊涂者，少赞美他，或者改扮“谏臣”或诤友，多一些挑刺者，也许他的才情还可高飙一层。周扬曾说，全国的“两古”（古代文学与古籍文献）有两家，北大是“地主”，杭大是“富农”，不知此言在全国同行中有无争议，但在我看来，自古杭州就富，鱼米连仓，也不缺文星，当个“富农”未必很难，若让沈校长对中文系多加一点投入，督率该系师生再加一把劲，把“富农”升格为“地主”，岂不更好？
如今看来，生日蛋糕不宜太甜，以免得糖尿病，影响健康；盛赞首脑们的正能量也不宜太足，以免挤压来自底层的心声，减少前行的动力。当年，如果我不是看到沈校长的周围不缺轿夫，外来后生即使想泼凉水，恐怕也难淋进去，而且沈公在我入杭三年之后就退岗了，自不必妄议多言，不然，真想找个机会，给他提一些锦上添花的改进意见，以谏为报，我就不信他会把我放到“伪君子”或“真小人”的框子里。
就拿他对青年教师的关心与提拔来说，此举属于其校长角色的亮点之一，很多口碑都在传诵着，愚意以为，若用多元的视角细察，不难发现，沈校长的进步空间其实还不小。
比如，对于外来的青年教师，教学与研究的角色责任固然重要，住房安排与子女的上学也是关键，毕竟初来乍到，近乎举目无亲。如果校方不能扭转行政部门的衙门作风，让服务意识制度化，那也不应给后勤部门留下捉迷藏、踢皮球的空间，刁难外来之户。我还记得，虽然我的住房通知单上写着“校长特批房”，房产科却给我楼层最高、面积最小、结构最糟的房子，尤其还是杭州市内小学学区很差的地段，倍添后顾之忧。我携小女到体育场小学申请插班时，该校校长还叫小女下个学期再来，毫无协商的余地，刚刚获得“全国小学生看图作文大奖赛一等奖”的女儿当即流泪，连喊“回湘潭去！”情急之下，我曾写过短文《初到杭州》，先后寄给《杭州日报》与《钱江晚报》，追问“天堂意识”，讵料两报既不刊用，又不退稿，一定要让我的挫败与失望构成刻板印象。结果，小女就在杭州休学两个月。
相比之下，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的做法则不然。对于外地引进者，他就委托人事处长，专人负责，随时沟通，还选定北京市区的名牌中学，落实子女的插班事宜，无需吾辈操心。有一次，当显明校长得知我跑遍昌平，都找不到向国外发送传真的地方，他还“小题大做”，除了吩咐秘书张伟先生与我联系，还在校长办公会议上，就“郭世佑教授在昌平找不到发传真的地方”一事提出讨论。
再如，对青年教师的评价，特别是引进者，首在准确，爱幼护弱值得提倡，溢美之辞则应适可而止，不能只图言语痛快，隐患无穷。某日，沈校长在与人文学科各系的主任协商人文学院的工作时，提到我已报考本校某先生的博士生，就过于夸张地说：“郭世佑的水平不在乃师之下”，在场的历史系主任闻之大笑，以为这就能把自己的宿敌贬低下去，沈公却再补一句：“更不在你之下”，逼得此君脸色大变。这是沈公的弟子后来作为佳讯私下通报的，我却吓出一身冷汗，然后若有所思，原来如此……。沈公对后学的错爱竟然如此生猛，却属添乱，不啻害我，除非他还嫌历史系的内斗不够。
还有，沈校长以提拔的名义，把许多业务上相对看好的青年教师推向党政岗位，备受称道，我看未必。《礼记》有云：“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对于既不乏相应的学术基础、亦拥有出色的行政才能如庞学铨、费君清、徐辉、罗卫东等年轻教授，理当大胆启用，展其所长。不过，党政才能亦需因人而异，并非朝夕之功。沈校长等让厚积待发的明清文学史之翘楚廖可斌教授做中文系的总支书记，好像要把他引向“职业革命家”的红火大道，过早地分散其学术精力，我作为可斌教授的乡党与近邻，当年就曾上门示忧。如果谁来提拔我的另一乡党姚先国教授，我却毫无意见，多多益善，先国吾兄毕竟连魔鬼都不怕，敢做敢当，还不乏十足的顽童心态，经得起折腾，可斌则未必。我还听郑云山教授披露，沈校长有位弟子本想应聘校内的中层岗位，沈公却要他专心读书思考，专心做学术，他的理由是，“行政干部到处有，学术专家不常有”。听到这里，我却忽然发现，沈校长原来也会搞双重标准，内外有别。他教自家弟子去做“不常有”的学术专家，却要徐步奎先生的弟子可斌教授去干那个“到处有”的系总支书记，何公之有？
无独有偶，在我即将调离杭州时，还听金普森教授追述一个细节，也让我差点冒汗：沈校长在筹备人文学院时，希望我做院长助理，要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显然，沈公又在推行他的双重标准，多亏历史系某主任当即直言：“他干得了吗？”沈公才打消此念，真是谢天谢地。不瞒说，我也略有自知之明，自量学识平平，组织能力尤缺，耽搁个人的阅读与思考或不足惜，跻身行政尤非所长，不敢尸位素餐，何况，我还畏惧只会不议的各种会议。惟其如此，无论在沈校长接纳我来杭之前，还是在他离岗之后，我都辞谢过一些善意的委任。如果沈校长找我谈话，估计我也会随手拈出一些理由，予以婉拒，但我知道他的性格比较刚硬，容易惹他不快。
话说回来，沈善洪先生以地方院校的校长之卑，干出许多连部属院校的校长也未必能做之事，他的主校理念与境界尤非多数同行可以企及，已经很不容易，他还是一手把我引进杭大的主人，是有恩于我的逝者，我却在他身后，鸡蛋里挑骨头，扒寻他的不足，我都快要怀疑自己的人品了。是不是一定要以损害厚道为代价，方可体现话语的公正性与精益求精，我已毫无把握，但无论怎么挑刺，都无损于一代“校霸”的光辉，瑕不掩瑜矣。
行将收笔时，还想补充我的一个发现，好校长与坏校长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周围就不缺专唱赞美诗的轿夫和吆喝者，是为任命制的权力万能与世故的风气使然。就此而言，睿智明达如沈公又何尝不是其中的受害者，惟其程度稍轻，浙人的媚权亦非最烈而已。
2015年7月9日清晨完稿于沪上郁江巷
7月11日午夜完稿于京畿牡丹园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