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林艶王秀中)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创院院长、蕉岭县“抗日三英杰”学术研究会名誉会长徐博东昨日出席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的《蕉岭县“抗日三英杰”(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传记丛书》首发式。作为丛书《丘逢甲传》和《罗福星传》的作者，徐博东在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这三位抗日英杰的爱国英雄事迹，分别呈现在甲午战后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和大陆抗击日本入侵，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弘扬他们的爱国事迹，引导教育今天的青少年继承他们的爱国精神，为国家民族的统一富强贡献力量，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创院院长徐博东21日出席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的《蕉岭县“抗日三英杰”(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传记丛书》首发式。

徐博东说，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70周年的纪念日。今天，大家聚集在这里——在当年进京赶考的台湾举人集会反对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地方——台湾会馆，举行《蕉岭县“抗日三英杰”传记丛书》首发式。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特殊的地点，举行这样的“首发式”，显得格外意义重大。

徐博东表示，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这三位抗日英杰的爱国英雄事迹，分别呈现在甲午战后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和大陆抗击日本入侵，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弘扬他们的爱国事迹，引导教育今天的青少年继承他们的爱国精神，为国家民族的统一富强贡献力量，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1987年，他和黄志平教授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丘逢甲传》终于出版问世，填补了大陆学术界丘逢甲研究的空白。至今，《丘逢甲传》已经在海峡两岸出版了五种版本;2001年由谢达彬撰写的《谢晋元将军传》、2004年由谢晋元的哲嗣谢继民撰写的《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2014年由戴胜德、谭元亨合撰的《挥剑四行——谢晋元传》，亦先后出版;在蕉岭“抗日三英杰”中，唯独罗福星烈士的传记一直付之阙如。现在，经过他和黄志平教授的再次合作，在海峡两岸众多亲友的鼎力支持之下，《抗日英烈——罗福星传》也终于出版面世了，填补了三杰传记的最后一个空白。于是，今天我们才能够在这里隆重举行《蕉岭县“抗日三英杰”传记丛书》的首发式。

徐博东说，掐指算来，如果从2011年春黄志平专程到台湾搜集资料算起，为撰写《罗福星传》，我们整整花了四年半的时间!其实，早在1987年《丘逢甲传》在京首版后，我们就已萌生了给罗福星烈士立传的心愿。但那时我们能够看到的相关史料实在太少，故迟迟不敢动笔。

徐博东回忆道，2011年春，黄志平在台北有幸见到罗烈士的孙女罗秋昭女士及夫婿覃怡辉先生，他们得知我们有志为罗福星写传，慨然提供了不少他们收藏的资料和台湾文史界的研究成果，这大大增添了我们撰写罗传的信心。不过，那时黄志平已年过七旬，精力日退，眼睛白内障日益严重，腰椎病疼痛也时时发作，又不会使用电脑，而徐博东则正忙于撰写自己的家族史，无暇它顾，仅靠黄志平一人独自撰写罗传，实在是力不从心。

然而，随着年事日高，黄志平想为罗福星立传的夙愿反而愈加强烈。他不时回想起自己童年时代的往事——黄志平清楚地记得，抗战末期他正在读小学。1945年秋的一个晚上，传来了日本投降的喜讯，全县城乡顿时欢声雷动。蕉岭中学的师生，把河里拉船用的竹编大缆索截成一节一节的，当作火把点燃起来，领头上街游行，庆祝八年抗战的胜利。队伍从蕉中操场出发，沿着南门大街出城，向湖沟坝和榕子渡两个码头前进，从城郊小山上望去，这支夜间游行队伍，犹如两条火蛇，分别向西南和西北方向逶迤前行，不断延伸壮大。午夜时分，青年人收拾烧残的火把，集中到蕉中操场上焚烧，大家围着火堆尽情欢跳……

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当年台湾反割台抗日志士丘逢甲的长子、时任民国政府监察委员的丘念台先生，奉命出任接管台湾的“粤东工作团团长”，他急需从大陆带两种人才赴台——中小学教师和地方治安管理人员。定居台湾的乡亲们纷纷来信，催促在蕉中当教师的黄志平父亲赴台任教。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包括黄志平的父母在内，许多乡亲纷纷漂洋过海，东渡台湾谋生。从此，少年黄志平便与自己的父母分离，“台湾情结”的胚芽，也在黄志平幼小的心田里开始孕育。

徐博东说，说到“台湾情结”，他本人的“台湾情结”同样强烈——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后，他的父母也和黄志平的父母一样，为了重建台湾的需要，抛家别子，背井离乡，追随丘念台双双赴台。那时我尚在襁褓之中，等到长大稍稍懂得人事的时候，看到别人都有爸妈在身边，大人们却告诉我：你的爸爸妈妈在台湾。而台湾在哪里?有多远?爸妈长什么样?只能看照片，凭想象……回忆童年时代的亲身经历，无非是想说明：大陆同胞同样有“台湾情结”，台湾不光是台湾同胞的台湾，也是十三亿大陆人民的台湾，是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台湾。

徐博东说，他和黄志平的祖籍广东省蕉岭县(旧称镇平)，这个地处粤、闽、赣三省之交的偏僻山区客家小县，面积只有九百六十平方公里，恰好是中国领土面积的万分之一，现有人口仅二十三万，但祖籍蕉岭的台湾同胞却有四十六万，整整多出一倍。蕉岭虽是个偏僻山区小县，却是人杰地灵，英雄辈出，别的不必多说，蜚声中外的“抗日三英杰”——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祖籍都在蕉岭。(最近经过我和黄教授的多方考证，甲午战后，在台湾武装反割台斗争中壮烈殉国的著名义军统领吴汤兴、徐骧，祖籍也都在广东蕉岭。)我们从小就经常听大人们讲述他们的英雄事迹，不免心生景仰之情，更何况丘、黄两家还多少“沾亲带故”——黄志平的大姑是丘逢甲的弟弟丘树甲的儿媳。而我的父亲，中学时代还与丘逢甲的嫡孙女谈过恋爱，抗战期间，我的父母曾参加丘念台领导的“东区服务队”，在粤东北一带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徐博东表示，正是因为这种难以割舍的“台湾情结”和家世渊源，了解台湾、研究台湾，也就成了我俩毕生共同的志业与僻好——直至晚年而不改。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黄志平知难而上。资料缺乏，跑台湾、跑罗故居、跑广州图书馆、档案馆、走访乡间耆老……，千万百计搜集资料;没有经费，自掏腰包;不会电脑，花钱请人打印稿件;眼睛看不见了，腰椎疼得受不了了，先后三次住院手术治疗，出了院接着再干!……就这样，时断时续，黄志平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几万字的初稿终于写出来了。电子稿发给远在北京的我，不料我看后却很不满意，提了一大堆修改意见。还要不要再继续写下去?已经精疲力竭的黄志平犹豫了……

徐博东回忆说，难道就此前功尽弃了吗?这时已是2015年3月，计划要在2015年中国抗战胜利、台湾光复70周年出版《罗福星传》的夙愿就此泡汤了吗?值此关键时刻，我考虑再三，决定暂时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家史写作，接手罗传的修改工作。不料世事难料，人生无常，4月中旬，正当修改罗传接近尾声时，我却突患心肌梗塞急诊住进了医院，安装了两个心脏支架。鉴于时间紧迫，未等病体康复，我便重新上路，着手罗传的修改。不料出院仅十来天，又因术后服用抗凝药阿司匹林引起消化道大出血，再次急诊住院……

《罗福星传》的写作真可谓一波三折，其间的甜酸苦辣实不足向外人道!然而俗话说得好：功夫不负有心人，有耕耘就会有收获，如今《罗福星传》终于出版问世，而且有今天如此隆重的“首发式”，我们倍感欣慰和激动。

《罗福星传》的写作难度还在于：一是史料缺乏;二是已有的史料真伪难辨。其主要原因，诚如台湾学者王晓波所说：“一方面由于他殉难后，日本统治台湾又继续了三十一年之久，有关事迹多已湮灭。二方面，他十八岁来台，二十二岁又离台，从一九○八年到一九一二年，在大陆及南洋各地的活动资料，现已搜集不易。再者，当年与其交往之革命先进，在台湾光复之前多已作古。日本当局所编列之数据，又多歪曲之词，且无其它数据得以校正。”因此，罗传的写作让我们整整花了四年半的时间，除了生病住院等耽搁的时间之外，史料问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也正因为史料缺乏，真伪难辨，所以，大陆和台湾一直都没能出版过一部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罗福星传》。今天摆在各位面前的《罗福星传》，也只能算得上是“抛砖引玉”之作，实在不敢说有多大学术价值。尽管如此，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罗福星传》中所记载的台湾人民极为悲壮的抗日事迹，足以驳斥李登辉之流所谓“台湾人欢迎日本统治”、“台湾人没有抗日”的无耻谰言!

徐博东最后表示，蕉岭县“抗日三英杰”——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