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惩于明末士风的浇漓，亭林毕生坚持不讲学，不设书院，不收门生。焚香跪拜，三呼恩主，乃至群相攀援，党同伐异，此类江湖习气，有道如亭林者向所不齿。
亭林之学以儒学经典所塑造的理想人格和理想政治为本，检讨历代种种制度、人事方面的利弊得失，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开出救世济民、正心淳俗、除害祛邪的药方。
三百多年过去了，到现在，后生小子检读顾炎武的书已经不难，但欲深窥先生文字寓意，读懂先生的心思，窃仍以为非属易事。返观历来前贤对亭林先生的理解与认识，约略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记得昆山开纪念会，有领导谨慎地询问与会学者：称顾炎武为“清学第一人”，根据充足否？其时我叨陪末座，自知于经学史未曾入门，不敢吱声。印象之中，梁启超似乎说过顾氏为“清学开山祖师”，近年则有“清代经学第一人”、“清代朴学第一人”等种种提法。
我想，亭林先生自己是决不会在乎别人如何排座次的。凡是亲见过亭林先生的，都说他“耿介绝俗，不与人苟同”。全祖望在《神道表》里更是率言“先生虽世籍江南，顾其姿禀，颇不类吴会人，以是不为乡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厌群屐浮华之习，尝言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脃，了不足恃”。如是观之，先生既看不起当时“行伪而脃”的这类江浙文人，当然也不会在乎怎么看待自己。但若以此而推论先生狂傲得莫名所以，自负天下无敌手，则又大谬不然。试读先生《广师》一文，自言“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接着一口气历数相识的十位学者，云“吾不如”其如何如何，对自己的不足与别人的长处了然于胸，丝毫不走眼神。但对自己平生著述，自信有传世待后的价值，“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初刻日知录自序》）有种种根据可以推定先生颇怀疑世俗能否真正理解自己的著述，除了前“序”结尾有含蓄的流露外，也曾与友人信中写道：“吾辈学术，世人多所不达，一二稍知文字者，则又自媿其不如。不达则疑，不如则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传之人间。”（《与人书》十二）
天不假年，亭林欲将《日知录》续写杀青（“绝笔”）之志未能遂其愿。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先生上马失足坠地，迅即撒手而去，实足年龄不及七十。挚友王弘撰在江东惊闻先生之歾，十分意外，深以不获抚棺一哭为憾。兹后两度赴千墩镇，拜谒顾亭林之墓，泣云“独拜荒丘淒宿草，更挥老泪问遗书”（详参王山史《山志》），为先生殁后的孤寂伤感。生前，至友、信从者固不少，亭林名声亦卓然在外，但死后，清廷对顾氏的肯定只集中于经学考据，而对其经世致用则有严厉的批评：“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香港大学何冠彪博士有专文考证，认为在清初不管是三大儒还是四大儒的名号，都不包括顾炎武。先生世俗地位的“时来运转”，则是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京师何绍基等建祠、公祭揭开绪端，离先生逝世已161年矣。故乡昆山县级的建祠、公祭则还要晚一些。
找到台北王汎森先生的大文（《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史语所集刊第79本，2008），读后大有收益。经王氏缜密的考证，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清学第一”之类的影子，最早或可追溯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也只是在经学考据工夫上做文章，谓先生“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底者，以炎武为最”（《左传杜解补正》，请注意，只是指“国初”！）。而后，阮元在嘉庆中期抓住了这个官方性的话头，将“国初”改成“国朝”，靠一字之易，转动大门把手，“一大群人便冲开大门蜂涌而入”，打开新局面。汎森先生认为从这个公案中，可以看出道光中期两种顾炎武形象之间的推移，一种是纯粹的经史考证，一种是结合经济以明道救世，后一派逐渐胜过了前一派，恰恰反映了“道咸年间时代思潮的变化”。
上述“顾学”的变迁，说明作为历史人物，顾炎武的形象，不只是由自身炼铸成的，而且还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被时代和被他人所塑造。在我当助教的年代，陈守实先生在史学会作过有关蔡著《王荆公年谱考略》的学术报告。听后，先生有个巧妙的比喻存留于我脑海里，一直未被时间消磨掉。犹记得大意是：历史人物评价的高低变化，有如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价格始终有变动，或涨或跌，但它永远只是在价值中轴线的上下波动而已。我当时的意会，这“价格波动”是因为供求规律，由学者、包含时代的“需求”在其中起作用。
由此可知，像顾炎武这样一类的著名历史人物，自身的“价值”是既定的，是一条稳定的中轴线，本于其整体的人格表现与终生志业的成败得失，所以对他们的评价，终究要以还原价值“本真”为准绳。与此同时，也必须随时关注那些上下错落的“价格”浮动，探究背后的供求关系，弄清其所以然。且不说抹黑或妖魔化之类负面性的评价，即就推崇宣扬而言，对被推崇者的思想与人格，读懂读不懂，解说正与歪，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严重偏离其价值本身胡言乱语者亦有之，不能不加以辨识。须记住，越是拉高调门，气势汹汹，越是需要提高警觉，冷静处之。
我以为，思想家的历史命运，思想、学说的传播流行，似有一种娇嫩的体格，过冷也不是，过热也不是，极难伺候。过热，则全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明中叶李卓吾就提出过抗议，非自“五四”始有反省。过冷，竟至“打倒孔老二”，连带传统的纲常伦理尽数踩踏，是时有识者预感社会将可能失序，至今体味也确非杞人忧天。暂按下这种当下颇讨人嫌的大话，只说他们都有一种通病，就是对主人公不是真正的恭敬，放着原著不屑遍读，不求甚解，更不愿意遵循知人论世的起码规则，深刻认识主人公的角色命运，认真对话覆勘。他们往往无限放大自我，以一己之臆断排挤学术诠释的应然。行为不端者，甚且挟古人以自重，兜售自己的私货；或将古人当其敌对者的替身，大战风车，指鹿为马。如此崇贤或诛贤，均不免以闹剧作结。
对亭林的学以致用，《四库总目提要》作者当年的判语是“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这班人，实与亭林近乎同一时代，清楚亭林所受的“时事刺激”是什么，却忽而说他的主张迂腐，忽而又说过于激进。他们太明白朝廷的立场了，深知人臣横议时政兴革，有似“轿子里打拳”，必不受待见。于是对亭林所说的“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不敢正面直视，装作看不懂，学得皇帝御批样，居然以“不合用”三字压服天下，御用得实在猥琐可怜。
有惩于明末士风的浇漓，亭林毕生坚持不讲学，不设书院，不收门生（潘次耕属晚年特例，对先生遗著有搜藏编次之功）；晚则侨卜华山，喜与一二好学之士，“白石青泉，共谈中愫”。先生平素最看不惯江南士子“游走权要之门”，稍具声势开口闭口便称“门生遍天下”，斥之为“世风日下，人心是谄”（《与潘次耕札》）。诚如先生所笃信者，学术的继承发扬，不纯靠家学师授，全有赖于后人心心相印，灵犀相通，秉其本志，衷心膺服，真诚推而广之。焚香跪拜，三呼恩主，乃至群相攀援，党同伐异，此类江湖习气，有道如亭林者向所不齿。
平直地说，先生死后，并没有如王山史所忧虑的那样，完全落入冷寂境地。四库馆诸臣对亭林的学问（所谓“博极群书，精于考证”）还是十分钦佩的。大略地说，亭林之学包含经义（含小学）、史地（博闻）与治道三大类（相互有交叉重叠）。四库馆的处置策略，对前二类仍酌情收入，但对太多涉及治道的书则讳莫如深，如《日知录》存而不收，将潘次耕整理的《亭林遗书》（诗文合集）归于“时事违碍”，列入禁毁（有“应行销毁”之令），恐其有传布误国之害。先生在泉下必备感阴冷，郁闷惨痛无以言语。
亭林之学在康乾“盛世”年代难于大红。随着王朝逐渐由盛转衰，慢慢加热之势则显然有迹可寻。据道光十四年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所写的叙言，从亭林手订初刻本（八卷）到潘次耕新刻重刊本（三十二卷）问世之后，历五朝160年间，至少有90余位学者（间有名公巨卿）做过版本互校、文字订讹、考据注释的工作，影响深远波及五六代人。由人物名单分析，前有乾嘉考据学派重要人物，后渐参入经世学派早期人士，见证了“顾学”从一头单热（经学考据）到两头并热（经世致用），正好同清学由第二波演进到第三波的学派变革同步相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术史案情，再次说明中国文化的近世变迁（至1840年前后），向是“有渐无顿”，并无大动作，姗姗而前行，有变有不变，总以不大伤精气神根本为戒。
我在想，直到道光初叶，经学考据的皇皇业绩，不会令亭林感到兴奋异常。从纯学术成果的累积来说，“砖头”叠压，硬梆梆，乓乓响，确实已经远远超过前代，但毕竟不是亭林他毕生志业追求和期待的目标。在文集、特别是诸多书信和自序里，亭林一再申明他治学的根本动力乃是以拨乱反正为主旨，欲探求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思起而有以救之（《与潘次耕札》）。他心中有个梦，念兹在兹，是希望他的著述，特别是集萃平生志业所思的《日知录》和“七论”，身后能为“后王”或“抚世宰物者”所用，以期复治古之隆（有“复兴中华”之意）。依稀觉得在这一个半世纪里，除《日知录》外，认真对待《亭林遗书》（诗文集）的人不多，欣赏《郡县论》等“七论”的更未曾有见。后一断不敢完全自信，尚盼多识者有以教之。
亭林经世之学未能幸遇纳用其说的“后王”，但确有一些“抚世宰物者”逐渐为之心动。令先生稍感慰藉的，假如说嘉定黄汝成是雅善知音，那么泾县包世臣则可谓体贴的知己。包氏自十八岁于南京初见书贾新雕的《日知录》（八卷本），始知先生大名，便“爱其书”，惜力不能购。随后用三十余年的时间，历乾、嘉、道三朝，四处寻觅借阅，终于遍读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亭林遗书（除《肇域志》外），反复玩味，钦服之心跃然纸上，入知天命之年，由衷叹曰：“窃以为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详参氏著《艺舟双楫·读亭林遗书》，成书于道光九年）包氏《读亭林遗书》近1500言，诵读再三，愈益觉得可作为如何读懂顾炎武，扩而充之，如何宣传弘扬传统文化者作为楷范。古人有云：问道有正，有不正。何谓有正？出于真心诚服。包氏在书店初读亭林书，翻阅首页，即起爱慕之意，神似心有灵犀一点通，不是因随众而影从，“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也没有因一见钟情，便“情人眼里出西施”，滥秀恩爱，放弃独立思考，而是经历长期搜寻，遍读全书，反复咀嚼，体味其长，亦不讳其短，坦言：“尽读《日知录》三十卷，叹为经国硕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而大为之防。唯摘章句以说经，及畸零证据，犹未免经生射策之习。欲删移其半，别为外篇，以重其书而未果。”最后又把自己放进去，与亭林的家世、经历、学问进路乃至诗文特点一一“对话”，确认互为知己，遂严肃而郑重地推出他独特的“顾学认知”：“要之，亭林之学成于责实，予之学出于导虚，使得周旋几席，以上下其论议，则予可免凭臆之讥，而亭林亦少术疏之诮矣。”
包氏“顾学认知”之中，“凭臆之讥”、“术疏之诮”八个字，机巧含蓄，形似说顾包两人事，实有所指，随感而发，只是不明揭人事而已。我们如若把它置于“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乃至儒学近世传播的长过程里，就能发现此语非常吃紧，关系到如何准确认知和正确应用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些基本规则，“非属细故”！
仍不离本题扯远。如前所述，亭林之学乃由经义、史地（博闻）与治道三大类组成，糅合为整体，形散而神不散。全部讨论均以治道为中心，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进路，以儒学经典所塑造的理想人格和理想政治为本，检讨历代种种制度、人事方面的利弊得失，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开出救世济民、正心淳俗、除害祛邪的药方。先生确有许多对策性的建议，但不同于朝廷“策士”。他立足于“天下”（社会），以苍生百姓为念，注重考察民间经济与士民生计，痛恨苛政暴敛，力主改善吏治，与民休息。所以，包世臣认为，崇尚亭林之学者，务必遵守责实导虚、虚实相符的通则。首先必须自身心正，立其大格局，以民生为本，考经证史意在守圣贤之教，通古今之变；同时，必须走到民间去，重视社会实地调查，详究生民之利病，寻觅济救疏通、移风易俗的方略（可详参氏著《齐民四术》）。如此，方能做到身心沟通，获得亭林所信亦即自己所信的契合体验，然后敢引亭林为知己，以传承发扬亭林之学为旨归，问心而无愧。反之，凡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不屑体会亭林之学从何而来、因何而发，借名妄发己论，必不免沦入“臆断”。若以“术疏”为由，轻嫚“经世之务”，拒斥其济时拯世的精神，则知与亭林心境有隔，读书无有真收获不足为怪。呜呼，别说宣传承继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这样宏大的课题，仅读懂亭林，亦岂可视之为易事哉？！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